张鸣

2012年09月30日 11:40:02                                                           形势比人强                                                                 张鸣 做主子的，要给下面的人赏赐，上下关系才维持的牢。西周末年，天子穷了，原本该给的赏赐，比如青铜祭器，都是臣子自己花钱买的铜，自己出工钱，让天子的工匠铸造了，假装赏下来。这样，诸侯就不会那么卖力拱卫京师。不管烽火戏诸侯的事是不是真的，诸侯眼睁睁看着狄人打过来，不救天子，肯定是载入史册的真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充其量也就是给诸侯找了一个借口。所以，春秋时期的君主，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用得着臣子了，赏赐很大方，多少双白璧，多少黄金，外加采邑。做臣子的，收入一方面固然可以靠官俸，但相当部分的收入，还是来自上面的赏赐。但是，到了帝制时代，这种情形有点变化。总的来说，赏赐部分越来越少，成为象征性的，而作为臣子的主要收入，则来自于职务。俸银俸米之外，捞多捞少，都跟职务有关。从某种意义上，皇帝给了官职，就等于给了一个弄钱的机会，所以，赏赐就可以免了，如果有的话，也是额外的恩典。 得了这样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当然没有不高兴的道理。即使只是象征性的，也代表着某种难得的荣耀。皇帝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赏赐除了物品之外，还有字画，所谓的秀才人情，皇帝亲笔的字画。如果能得到皇帝赐的匾，挂在家里的大堂之上，出来进去让人看着，那可多有牛。正因为如此，连西太后这样的不怎么识字的人，也经常要给人赐“福”字，赐梅花，自己写不过来，就找代笔的代劳。但是，即便在晚清君权已经衰落的时节，有心笼络人的西太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赐人之所欲，臣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无论赏什么，都是按规矩来，接受的人，大抵也只能感激涕零，在日记里怎么的，也会记上一笔。 一个王朝，在盛期的时候，皇帝是绝对不喜欢臣子们结成朋党的，更不喜欢某个权臣拥有一大堆党羽。但是，这样的事，从来都免不了。中国人但凡出了家乡，没有朋党，就没法子活了。如果说，在王朝的盛期，皇帝的禁令还有人理会，那么到了王朝的末期，人人都在找出路，朝廷里的“党”或者说集团，就愈发兴盛了。 袁世凯就是晚清最大的一个党，北洋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北洋团体。这个集团，有文有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每个成员，都跟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慧眼识人，当年曾国藩派遣幼童留美，半途而废，那么稀缺的人才，回国之后，让人家从水兵干起。朝廷不用，袁世凯用，好些人都归到了他的帐下。新政之初，开经济特科，有人进了谗言，特科取了士，朝廷居然不用。朝廷不用，袁世凯用，特科的前三甲，梁士诒、杨度和张一麐，都成了袁世凯的人。 西太后死后，上台的满人亲贵曾经刻意铲平北洋集团，可是，即使赶走了袁世凯，也没法弄散北洋。袁世凯的影响力，不是像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对北洋六镇的精神教育，供袁世凯的长生牌位，教育北洋军人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皇帝。这种授人以柄的事，袁世凯其实根本就没干过。士兵念袁宫保的好，是他从不克扣军饷，而军官和其他人念他的好，则是他出手大方，肯赏人，而且赏到点子上。只要袁世凯有心笼络谁，谁都会动心的。 阮忠枢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文案，笔头功夫了得。一次，他跟袁世凯说，他看上了天津一家妓院的妓女小玉，想要纳她为妾。袁世凯没有说什么，阮忠枢觉得他的这个东家看来是不会帮他了，也就死了心。过了几天，袁世凯拉阮到天津办事，将他引到一个小院，一进门，只见红烛高照，分明是座新房，里面一个丽人端坐里面，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小玉姑娘。原来，袁世凯听了阮忠枢的话，马上暗中派人给小玉赎身，并买了这个小院送给阮忠枢做新房。 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一次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前来见他。这个张作霖，手下的队伍挺能打，东北的新军都怕他。袁世凯破例把张作霖迎入里间的办公室，两人聊的时候，他发现张作霖的眼睛一直盯着多宝阁上的四块打黄金表，待到张作霖告辞，回到住所的时候，这四块金表就已经在房间里了。从此之后，张作霖在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从未有心反叛过。张伯驹是袁世凯至亲，也是亲信张镇芳的儿子，才情很高，眼高于顶，谁都看不上。但第一次见了袁世凯之后，回家看到袁世凯的赏赐，居然有他想了多年没得到的白狐皮坎肩，不禁心里大受感动。 晚清能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袁世凯这样，对部下或者他想笼络的人，能如此体贴入微，挠到人的痒处。北洋集团能够做大，一统天下，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即便如此，袁世凯称帝之后，昔日服服帖帖的部下，却一个个都不完活了，眼睁睁看着讨袁军一天天势力壮大，一个省份，接一个省份独立，二陈汤（指相继独立的四川督军陈宧，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活活毒死了袁世凯。 个人关系再好，也抵不过天下大势，抵不过个人小圈子的利害。一个个当日的忠诚部下，在袁世凯做了总统，尤其是打败国民党之后，都成了一个个的地方诸侯，自己都有了自己的小圈子，自己的小集团。如果袁世凯皇帝做的好，当然他们会跟着，如果做的不好，天下大乱，自然没人乐意跟着一起殉葬。到什么时候，都是形势比人强，形势比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强。辛亥革命之后，皇帝没有了，基于皇帝的纲常伦理，也跟着摇晃，单凭赏赐收买建立的忠诚，没有大道理作为基础，怎么说，也是不稳的。

2012年09月27日 15:10:07                                                   卖国的罪名和太后的面子                                                                   张鸣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拉着皇帝西狩，一溜烟跑到了西安，派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跟洋人谈判。西太后深知这回拳乱之祸，惹大发了，十分担心联军会扶奕劻称帝，干脆丢开她们娘儿俩，另立政府。所以，把奕劻的家眷，全给扣下，作为人质。 当然，当日的谈判，说了算的是李鸿章，洋人也只乐意跟他一个人打交道，奕劻只是一个配角，而且他自己断没这个胆儿，想要自立为帝，当然洋人也没这个意思，是老太婆自己心虚，过虑了。原本，列强们是打算把西太后给解决掉的，最初祸首名单，第一位就是这个老太婆。但是发现这个老太婆到了西安之后，各地督抚依然买她的账，逃亡政府也是政府。列强一时半会儿，又没有吃下中国自己来管的意思，所以，为保留中国政府计，西太后这个祸首，就只好放弃了。 辛丑议和的难度在于，谈判的对手太多，对方胃口又大。不仅有十一个国家的政府，还有各自的军方，教会。众口难调，直把个李鸿章累得心力憔悴，奄奄一息。如果说对方有点让步的话，也绝非谈判的中国代表所能左右，压力仅仅来自西方列强的国内。毕竟， 20 世纪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对列强落后国家过于放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辛丑条约的最后文本，最终电告西安的西太后时，还是引起了这位老太婆的强烈不满。赔款数目太大，惩办罪魁波及太广，给事变中被打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碑，太丢脸面，扩大使馆区，外国驻兵，将六部的一部分，翰林院甚至满人的堂子（萨满祭祀用的）都划了进去，也实在过分，等等，等等。荣禄在旁边劝，西太后依然发飙不止，一个劲儿地骂谈判的人，只知道让她让步，不知道跟列强据理力争。最后居然说，你们让皇上定吧，我不管了。当然，光绪是不敢接茬的。西太后又说，我不管，皇上也不管，你们自己管吧，将电报稿掷之于地，不说话了，任凭荣禄磕头如同鸡啄米。 事情僵了，但北京这边是不能再谈的，时至今日，断然没有可能让洋人让步的可能，如果再议，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李鸿章、奕劻知道，这边主持军机处的荣禄也知道。想来想去，荣禄感觉，西太后其实跟自己一样，也知道这事非答应不可。当日她老公只不过逃到热河，就人家说什么，答应什么了。这回祸是她自己惹下的，没追究她的责任，就已经便宜了，这么精明的老太婆，焉能不知里面的利害？眼下不肯，无非是“答允”两字，说不出口，或者不便说出口而已。甚至不惜甘冒风险，让光绪说，自己也不肯说。此时的中国，也已经进入 20 世纪，尽管愚民可以被顽固派利用，闹起义和团，但 60 年的开放，毕竟有了一批明白人。上海租界里的报纸，冷嘲热讽，矛头直指老太婆。老太婆也知道这回北京被占，北方大乱，就是自己的过错。已经错了，和约就是因错而造成损失，不止看了肉痛，而且好像就是在骂她。所以，一个“允”字，无论如何，不好说出口。退而言之，就是卖国，罪名也得臣子来担。 说不出口，和约也得签。没办法，过两天议事，荣禄假装先说别的事，然后轻轻提了一句议和电稿之事，说是这事已经请示过了，奴才下去再改改如何？西太后当然明白什么意思，沉默半晌说，如此也好。荣禄下去之后，根本就没改，把电稿文本交给内奏事处的太监，呈西太后和光绪，不久，上面传旨下来：知道了。荣禄心领神会，再发电给北京谈判的人，就算上面通过了。于是，辛丑议和告成。中国不仅背了 4 亿两白银的赔款，而且北京核心区外国驻兵，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外国驻兵，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基本的象征，剩不了多少了。西太后的面子，仍然没有保住，舆论还是一个劲儿地嘲骂。 1903 年回銮之后，为了讨各国公使的好，西太后经常把公使夫人请到宫里或者颐和园玩，吃请而且送好些古玩。但是公使夫人往往不懂得给太后留面子，说着说着，就扯到义和团上去。太后只好装聋作哑，装不过去了就说假话，说她当时也身不由己，义和团已经控制了北京，控制了紫禁城。言外之意，她这个霸气冲天的太后，当时已经做了义和团的俘虏。 再牛的人，哪怕是皇太后，犯了错，丢了人，想不担责任，恐怕没戏。当年西太后对于辛丑议和，实际上是不乐意签约，但报纸上却传她急于议和，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还说她说过，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再后来，人们都信报纸的。

2012年09月25日 12:40:03                                                         太后的麻将                                                               张鸣 中国人其实是有创造力的，这种创造力，在国将不国的时候，表现得相当充分。麻将这玩意，就是晚清国势最微之际发明出来的，属于完全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一旦发明出来，就像有魔力似的，风靡全国上下。从皇宫到陋巷，一片搓麻之声。 据说，麻将的前身叫马吊，是一种叶子牌，有点类似于扑克的东西，最早出现在明朝中叶。就像扑克在西方是赌局一样，马吊在中国也是赌局，不沾钱没有人玩。然而，南方人有口音，把马吊叫成了麻雀，打牌叫叉麻雀。转回北方，麻雀就成了麻将。不过，麻雀也好，麻将也罢，开始还都是叶子牌，长长的一种纸牌，打的时候，抓在手里，都要摆成叉字形，也许，这就是为何南方人管打麻将叫叉麻将的原因了。 但凡叫个赌具，就需要加强保密性。抓在手里容易被人偷看，所以，人们就将之改良成竹牌和骨牌，扣在桌子上，随打随抓，又方便，又省力，还保险。到了这个阶段，叉麻将就变成了打麻将，一片噼啪之声，无论碰还是和，都要用力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玩意不发明则已，一旦发明，迅速风靡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官场最盛。时人咏京官生活有云：“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京官们，个个麻将玩得精熟，外地官员进京，第一项任务，就是陪京官老乡打麻将，在桌上输些银两给他们。自然，大家平时谈天，还不就是牌桌上那点事儿，中，发，白而已。即使进了胡同——八大胡同，吃花酒，逛窑子，大部分时间，也是打打麻将。只不过，此时的麻将，有美人陪着。晚清和民国还有一个传说，说是牌桌上运气不好，嫖个雏妓，就可以转运。进入民国之后，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麻将之痴迷，已经迹近疯狂。袁世凯做大总统，开最高国务会议，几乎每次参加人都迟到——因为他们通宵聚赌打麻将。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话说在皇帝还在的时候，满朝文武，就已经这样了，只不过，大臣们在见皇帝之前，还不敢放肆。但是，麻将肯定是要打的，大小官员，哪个都好这口。一个听戏，一个麻将，当年是官员的两大爱好，有些人，还要加上吸一口（鸦片）。晚清推行新政，财政状况好转。京官经手的事情多，能捞的好处也多，腰包渐次鼓了起来，所以，打打麻将，也输得起了。朝中的王公亲贵，像肃亲王善耆，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振贝子，在新政时期都身居高位，都是麻坛高手，赌风甚佳，一夜输上万把两银子，眉头都不皱的。大官带头，小官中官自然要跟上。那时候，借打麻将拍马屁，已经流行。大官跟小官一桌麻将，小官多半是像红楼梦里的凤姐跟贾母玩一样，要给人喂牌的，好歹也得让领导赢个痛快。只有碰上平级官员打麻将，才会真的不讲情面，厮杀起来。 麻将里头有政治，明白人打开始就知道这个道理。晚清最后几年，向以贪渎闻名的庆亲王奕劻，一直受到政敌的猛烈攻击，但他却大旗不倒，始终是一人之下的第一号人物，首席军机大臣。善于知人的西太后当然知道奕劻很贪，但跟人一谈起来，借口总是在宗室亲贵之中，还就是这个老庆比较明白事理，办事放心。满人亲贵，无可用之人，倒也不假，但另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她老人家不说，其实是老庆会做人。跟王公们一样，西太后也喜欢打麻将，瘾大得很。老庆派他两个女儿，有事没事就进宫跟西太后打麻将，当然，这俩宝贝闺女，都是凤姐一样的水晶人，玲珑剔透，一天玩下来，把老佛爷哄得高兴，连伺候牌局的宫女太监，也给赏赐得高兴。上上下下都高兴，老庆的地位也就任谁也参不倒了。任凭御史弹劾，长得像同治深得老佛爷喜爱的瞿鸿禨说坏话，都无济于事。一个恨奕劻恨之入骨的官场恶少岑春煊，仗着庚子逃难护驾有功，几次当面跟老佛爷挤兑奕劻，老庆巍然不动，岑春煊却着了老庆的道，给排挤出了京师。这种事，后来的岑春煊回忆起来，都恨恨连声，但一直到大清倒台，老庆都没倒。这里面的奥秘，跟太后的麻将，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玩具，麻将也是一种玩具，可以做赌具的玩具。但是，麻将这种玩具，却集中了中国文化最恶心的成分，勾心斗角，桃代李僵，互相拆台，见风使舵。玩精了，就不像是在玩游戏，而是在玩阴谋，玩诡计。难怪阴谋文化盛行的中国，会盛行这玩意，听说，这玩意也传到过外国，但人家发现这玩意的魅力在于勾起人们心里的阴暗，而且上瘾，就自动将之排斥掉了。

2012年09月23日 09:10:04                                                         严修与袁世凯                                                                 张鸣 当今之世，知道严修的人不多。但提起南开，大概无人不知。而南开的起点，就是严修家的一个家塾，后来的南开中学和大学，多少都跟严修有点关系。让南开很得意的校友周恩来，当年也深受严修的赏识。 严修跟袁世凯的关系很深，如果说，袁世凯这一生，有什么知交的话，严修绝对要算一个。 1908 年，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了，当家的摄政王载沣立即罢免了袁世凯，让他回老家养莫须有的足疾。袁世凯离开北京，只有两个朝臣前来送他，一个是杨度，一个就是严修。而且，严修还上了一道奏折，严词抗议朝廷无理罢免大臣，摄政王留中不发，随后，严修挂冠而去。放下是非勿论，就朋友道义而言，在一个王朝时代，敢于冒朝廷震怒之威，公开吊抚朝廷的弃臣，严修的为人，没的可说。 严修和袁世凯订交之时，正好是在戊戌维新进行时期，两人严格地说，都是维新派，主张变法。也多少都跟康梁打过些许的交道。袁世凯小站练兵，开深化军事变革的先河。而严修，则在贵州学政任上，上了一道请开经济特科的奏折，名震天下。但是，随后戊戌政变，严修从此被打入冷宫，差点丢了官帽子，而袁世凯则原封不动，官运看好。只是，人人啧有烦言的袁世凯戊戌告密，却没有影响两人的交情。显然，在朋友交往中似有洁癖的严修，并没有认为袁世凯做错了什么。袁世凯不是康党中人，跟谭嗣同也没有深交，谭嗣同冷不丁要袁世凯用他那七千新建陆军，兵围颐和园，抓了西太后。漫说这就是一个杀头造反的事，就事件本身而论，也超级不靠谱，就算袁世凯乐意，也没有成功的可能。袁世凯要想活命，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事情向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汇报。这件事，对于两个没有深交的人而言，谭嗣同莽撞在先，无理在先，既然两个并非同党，也谈不上什么告密。严格地讲，袁世凯此事，做的于君臣大义无亏，于朋友道义也无亏。亏理的，其实是孤注一掷的谭嗣同。当然，此事一出，西太后抓住大做文章，发动政变，毁了变法大业，的确是可惜。但在当时，你让袁世凯怎么选择呢？他虽然同情变法，但毕竟还是一个半新不旧的官僚。 朝廷的政变，以及朝政的急剧倒退，并没有让袁世凯和严修从此转向保守。在庚子拳乱中，两人都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补救工作。接下来的清廷新政，两人合作愉快。袁世凯总览全局，而严修则在教育改革，尤其是废科举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当袁世凯再度出山，大权在握之际，挂冠而去的严修，却不肯出来帮忙了。鼎革前的度支大臣不肯做，鼎革后的财政部长，教育部长都不做。无论袁世凯怎么劝，他就是不出来。严修是盐商家庭出身，钱不愁，一旦厌倦了官场，就冯妇不再，在民间办教育了。在袁世凯做总统期间，他帮袁世凯的办的事，就是部分地承担了袁家子弟的教育，包括带袁世凯几个年幼的儿子出国留学。 但是，在袁世凯称帝期间，他却是少数几个唱反调的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他看得很清楚，虽然他不赞成共和，但已经共和的中国，退回去，将有大麻烦，而且，袁世凯本人，如果不称帝，还不失为一个英雄，称帝之后，很可能遗臭万年。一度，有传说袁世凯曾经被他说服了。害得热衷帝制的袁大公子袁克定很紧张，千方百计不让严修跟他父亲见面。但是，根据严修的日记和另外一个袁家的朋友的日记看，其实是袁世凯没有听进去严修的忠言，而且也不大想听。 后来，果不出严修所料，帝制一出台，蔡锷义旗一举，不旋踵，袁氏帝国既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在众叛亲离中，袁世凯一病不起。临死前，他对曾经担任过他的机要局局长的张一麐说，帝制一事，他的周围人人赞成，只有严修和张一麐反对。而这两个人，从来不要官，不要权，属于真正的国士，有国士在前，他却没有听他们的话，深感羞愧。 袁世凯死后，严修赶到北京，见了尚未殓葬的袁世凯，看到环跪于尸体前的袁家子弟，感到万分的凄凉。随后严修留在了北京为袁世凯送葬，并一直把袁的灵柩，送到河南的彰德，是袁世凯灵位的题主者之一。此后，严修对袁世凯，无半字的褒贬。 严修和袁世凯之交，有始有终，别的不讲，就朋友之道而言，他们的确堪称一对真的朋友。

2012年09月20日 19:10:02 　　现在，人们似乎喜欢幸福指数，报章动辄开列城市间和国家间的幸福指数，加以比较。似乎幸福指数高的民族，就真的比较幸福。也许是学者们太闲了，或者太喜欢跟媒体配合了，所以居然能够制造出若干办法，把原本人们的主观感受，活生生变成可以测量的指标。   　　当然，人的幸福跟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关系，一般说来，生活比较好的人们，要比生活差的人感觉幸福一些。但是，这样的事，必须有真切的比较才能显出来。在信息封闭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反倒是生活条件很差的人们，自我感觉很好。改革前的我们，一直都以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受苦，而就我们生活在幸福中，时刻惦记着解放别人。眼下的朝鲜，在我们眼里饥寒交迫，但在他们自己，则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如果说，有些特别的幸福或者不幸福的感受，跟政治有关，那么，在跟政治无关条件中，也一样会出现幸福感跟物质生活条件无关的现象。一个没有见过大都市的农民，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与世无争，可以过得很幸福。反过来，一个大城市里的高级白领，年薪过百万，有房有车，浑身名牌，反到可能不怎么幸福。两者的物质享受，可能会相差到天壤之别，但反倒可能是物质生活条件差的，感觉更幸福些。   　　但是，在人们一般的印象里，幸福是跟物质生活条件成正比的。多少年来，人们拼命地追求财富，内心深处，为的就是追求幸福。宋朝的皇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不是书里会有金钱美女，而是通过读书攫取功名，做官为宦能得到这些。换言之，皇帝的意思是，权力和金钱，能给人们带来物质的享受。显然，物质的享受，是可能给人带来快感。人活在世界上，有谁没有口福之欲，谁没有性欲呢？即使同性恋，也不过性欲的方向有所改变而已。欲望的满足，的确可以产生快感。但是，快感不等于幸福感。而且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就吃而言，温饱不得者，粗茶淡饭能吃饱，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顿顿鱼肉的人，就希望有海参鲍鱼了，到了海参鲍鱼都吃腻了的时候，你肯定还会有新的欲求。天天吃海参鲍鱼的人，跟那些饿久了，得到一顿平常饭菜而得饱者，哪个更幸福，有谁说得清楚？   　　更何况，人到了某种物质极大丰盈的境地，其他的烦恼就会接踵而至。竞争加剧，争斗也多了。越是身处高层，需要应付的人和事越是复杂，勾心斗角，你争我斗，尔虞我诈，无时或无。大家都往上爬，爬到上面的，都是人精，争斗肯定在升级。为了应付竞争，人们不得不殚精竭虑，每日每时都处于紧张状态，一不留神，就被人算计了。权力带来满足，也带来烦恼，甚至灾祸。在这种情况下，爬到高层得到的那些物质上的好处，很容易被精神上的紧张和疲惫所抵消。有的时候，当竞争特别激烈之时，身处漩涡中的人们，即使日日美食，也会食之无味的。   　　所以，从本质上讲，人的幸福感，是不能测量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幸福不幸福，全看感觉。   　　  上一篇： 妈妈的忌日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