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东方的后威权政权的接班困局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1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9 11:39:38 阅读量：188次 　　非民主政体最大的困惑，是政权难以和平移交，这是政治学公认的常识。但在古代，帝制国家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十分凸显。以中国为例，储君的确立，首先必须在皇室血缘范围之内选择，然后是君主的认可(如果君主没有来得及认可，由皇太后出面也可)。等于第一道先是血缘认证，然后再权威认证。经过两道认证的接班，虽然依然不稳定，但远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大的动荡。除非皇室中出现强有力的集团，像李唐初年的李世民，北宋初年的赵匡义和明朝的朱棣集团，才可能翻盘。即使翻盘，新的君主也大体上得是皇室内部的人，在形式上，也得走血缘和权威认证的过场。 　　进入近代之后，东方国家先后发生了政体变革，君主制不是被废除，就是退居幕后(泰国)，或者全然虚位(马来亚)，或者成为无用的孑遗(印度的土邦)。只有日本还保留了君主制，但它的二元君主政体，在二战以后，也彻底虚位化。新崛起的统治者，仍然可能是家族专制的色彩。几乎每个新生的共和国，都出现过强人家族。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更是不能免俗。尽管如此，对于东方这种家族本位的国家而言，强人家族内部的权力继承，依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只要继承者大体过得去，就可以得到国内相当多权贵乃至民众的认可。台湾的蒋氏家族，朝鲜的金氏家族，新加坡的李氏家族，甚至印度的尼赫鲁家族，都有这样的权力家族嬗递色彩。 　　但是，在共和政体的招牌底下，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肆无忌惮地实行权力家族继承，障碍还是相当大的。因为现代国家的政体，从形式上是排斥家族世袭的。强行世袭，道理上说不过去。这样的强人家族，要想使政权在家族内部传递，无论自身怎样强，还是有政体上和舆论上的困难，难免会遭致“封建残余”的抨击，进而在国际上影响不佳。所以，传统的血缘认证，很可能被废置。不过，这样的威权政权，又不大可能实行选举，因此，政权的传递和接班，只能靠权威的指定或者元老之间的协商。不消说，没有了血缘认证的继承，不稳定性增加了。从中国的经验看，在毛时代，即使毛这样的卡里斯马型的权威，他指定的接班人也相当不稳定，一直动荡不已。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的发生，也跟这种接班人难局，有一定的关系。 　　在今天，台湾已经实现了从家族传承到民主化的转型，而新加坡的政权，由于第一代权威尚在，家族传递还可以维系，但转型的苗头已经出现。越南已经在共产党内部，进行选举的变革。在中国，毛死后，邓已经是次一等的权威，接班人的指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靠元老的协商。由于权威不再，元老家族的权威也在递减，接班人的争夺，势必加剧。前阶段所谓重庆模式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最高权力争夺与卡位白热化的体现。 　　中共政权走到今天，即使没有外部压力和内部民主的呼声，即使统治层内部的争权纷扰，也会逼得他们走一条继承程序化的道路，否则，他们内部的争夺，将会越来越激烈，甚至有可能破局。有人说，现在的权贵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内部一定要团结，这样才能争取利益最大化。当然，如果有这样的共识，理论上一定有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但是问题是，权贵集团即使形成这样的共识，事实上也无法贯彻。历朝历代，统治阶层的团结一致，从来都可以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但哪朝哪代都没有实现过。统治阶层的分裂和争夺，是永恒的，但团结却总是难以实现。这里，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囚徒困境，团结是需要大家都让步的，但你让步了，怎么能估量别人也一定会让步?你不坏别人，怎么知道别人不坏你?在黑箱政治的环境下，囚徒困境永远克服不了。导致统治层团结的因素只有一个，但导致不和和猜忌的因素，却有成千上万。更何况，中国从一个残酷斗争的历史中走过来，权贵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使得他们的父辈已经势同水火，你死我活，到了子一辈又怎么可能真正团结一心?因此，权贵的争夺与争斗，是绝对的。在接班问题上，若要不破局，最大的可能性，就只能是元老家族之间的协商，如果元老家族的权威不再，那么就只能走党内选举的程序。就目前而言，这是一条唯一可以大体服众，避免破局的出路。这一步，就是目前越南已经开始的选择。如果走到这一步，应该说，从理论上讲，离民主改革就不远了。

核心提示：罢免薄熙来并不会自动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更加开明的人物走向党内最高层铺平道路。薄熙来的职位由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关系密切的张德江接任说明这一派别的势力仍然强大。 原文： China Purge Sets Up Scramble at Top 作者：JEREMY PAGE 发表：2012年3月15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在3月5日开不的人大会上，薄熙来（左）坐在徐才厚（政治局委员之一的将军）的旁边，周四，张德江（右）接任了薄熙来的职务。本文配有 英文视频 ：薄熙来被免职，华尔街日报的Li Yuan 和 Andrew Browne讨论这位引起争议的领导人的未来会如何】 在共产党内两派对立的精英争夺控制权之时，领导了”毛主义”的复苏的薄熙来的下马可能导致日益公开的党内高层斗争加剧。 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前，他还被视为最有希望被提拔至政治局常委的人选。这无疑是党内自由改革派的胜利。 但罢免薄熙来并不会自动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更加开明的人物走向党内最高层铺平道路。汪洋最近因和平处理乌坎村民抗议强占土地事件而赢得称赞。 这实际上会促使与薄熙来有关联的人物采取行动确保自己在新政治局常委（由九人构成）中的席位。习近平预计将在今年秋天进行的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中成为党的总书记。 领导层的斗争表明共产党正处于十字路口，两派之间的分裂日益严重。一派以薄熙来为代表，他们主张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发挥更有力的作用，另一派以汪洋为代表，他们支持私有部门、公民社会以及法治。 在温家宝总理周三罕见地公开批评之后，就发布了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温家宝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重庆市领导”要反思并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周四就宣布了薄熙来的职位被接替的新闻。 分析人士说，尽管自由派不喜欢薄熙来的政策，但分析人士说，薄熙来真正的错误在于，他傲慢的个性、民粹主义行事风格和公开挑战上层的做法破坏了党内敌对权力中心之间微妙的平衡以及通过达成共识来作决策的文化。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中国政治方面的专家，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助理谢淑丽（Susan Shirk）说”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领导层就一直努力保持着暗箱操作。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打黑唱红活动就是他必须下台的原因，而不是他所作的一切。”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他的下台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是平衡迅速得到恢复还是对立阵营继续斗争，破坏党内团结。在共产但面临缓慢增长的经济和日益苛求的民众之时，团结对共产党掌权至关重要。 上一次出现领导层的严重分裂是在1989年，数百万中国人在街头，在北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举行支持民主的抗议，最后以军队镇压收场，死亡数百人，也许高达数千人。同情抗议者的改革派领导人后来被清洗。 2006年，一次有限得多的权力斗争导致政治局委员、上海党委书记陈良宇因腐败指控而被定罪。接替他的是习近平，几个月后，习被提升为常委。 薄熙来看来可能已经逃过类似的命运。分析者们说他有可能会保留（25个）政治局委员的一席。只要他同意不干涉政治事务，他可能会得到一个虚职，比如政协机构里的一个副职。 如果他不合作的话，他可能会面临基于王立军提供的有损于他的材料的调查。王曾是薄熙来的公安局长，上个月他在成都的美国领事馆滞留一夜后被中国的安全人员拘押。 除了说这是由中组部的李源潮正式宣布的之外，国营媒体对薄熙来周四被免职一事，没有提供更多详情。李也是有可能入常的领跑候选人之一。 对于出于个人和意识形态原因支持薄熙来的党内领导人以及支持他振兴毛泽东主义做法的下级官员和学者（统称为”新左派”）而言，薄熙来被免职是一记重创。 但接替薄熙来的张德江在朝鲜学习过经济，是负责工业和能源的副总理，而且被认为与国有工业巨头关系密切。这表明与薄熙来有关的派别势力仍然强大。 人民大学精英政治问题专家张鸣说：”他们皮很厚。他们可以找新的领导人来依靠。” 党内派系和利益集团是流动的，往往相互重叠，但分析人士认为，张德江显然不属于自由改革派阵营。 2003年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张德江因企图隐瞒非典疫情而受到普遍批评。 张德江也是常委候选人之一，虽然未具明文的党内惯例暗示他只能任满一届，因为他已经65岁了。 和薄熙来一样，张德江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关系密切。与江泽民关系紧密的其他领导层候选人包括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和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政治专家李成认为，最大的赢家将来自薄熙来的同一派别。他说：”这就像共和党初选——如果一个共和党人失败，另外的共和党人会获利。” Brian Spegele 和 Tom Orlik对本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 更多相关译文 及外媒报道综合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只有在不自由的体验与对自由的历史经验的对比中，自由作为心理需求方才凸显出来。而在这一状态下，与其说不自由者有对自由的渴望，不如说，他们在害怕不自由，他们意欲摆脱不自由的困境。他们也和那个可能有妄想症强迫症的我一样，患有对特定对象的不自由恐惧症。     不自由恐惧症   文/魏皮囊（暨南大学）     我从来都不喜欢高中。 对于部分大学生，大学生活的重要主题之一即是怀念高中，好像一个光阴虚掷历尽沧桑颓废萎靡的烂醉鬼在濒死一刻追忆似水流年，怀念高中——以老酒鬼对懵懂儿子的临终嘱咐口吻——狭窄单纯的交际、整齐规划三点一线的日常、用翻阅不尽的参考书打印纸课件PPT堆砌而成好像垃圾焚化炉一样烈焰激昂的学习生活，以及课余偷摸到球场上玩乐一番好像偷情男女，或者干脆就是男男女女到暗地角落里拥吻偷情……上述云云，他们称之为充实，充实的人生，好像塞满一嘴菜肉混杂不辨其味的充实。 我始终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对高中的欣羡之情，好像革命时期人对乌托邦，甚至愿意死掉投胎重来，如果可以的话。对我而言，高中纵有种种青春荷尔蒙纠结汇聚的强烈体液气味也掩盖不了它形同监狱的事实。尤其住宿制的高中，每天像困难时期限定供应的粮食衣物一样供给的有限时间——我指自由时间，除此之外只有无尽的发条上紧的在课室寝室食堂间的匆忙奔走，以及与课本教辅纸料堆一同膨胀溢满的在课室里自蹇的燥郁时间，不能上网不能走动不能闲聊胡侃，甚至不能读课外书——至少我们那是不能。在住宿制校区呆了一个学期，我得了慢性胃炎，得了过敏症，还得了恐惧症，对高中住宿生活的恐惧症，迟至今时大学，我偶尔还会在梦境里迁回高中校区，然后就开始到处流蹿徘徊不知如何逃脱此修罗殿场的狗血情节——要知道当初我也是颇费了些功夫才转校成功逃离的。 我管这叫不自由恐惧症，对不自由以及造成不自由的一切事态、环境、时光之恐惧。估计有人觉得我这应该叫妄想症强迫症。别急，这不是传染病，不用这么着急框意定性打入隔离区。我只能说这是由于每个人心中自由的尺度都不尽相同，好像每个女优接拍的AV尺度也不同。而对于我，仅对于我个人言，高中并不值得这般矫情的怀念与羡艳，因为它不自由。因而对大学也不必太过贬损讽抑，毕竟它怎么都要比高中，自由。 前段时间网络沸扬如滚汤的革命改革之讨论里，韩寒谈到了一个关于自由的议题。韩意见领袖认为，国人渴望之自由无非逾规越矩之自由类似随地吐痰大小便，或者让我等草民深恶痛绝之走关系胡作非为。故而韩领袖抽出一个素质的疑局，试图把民斗公知美分们绕进去，承认改良优于个人革命只因符合中国实际。在韩的逻辑里，公民对自由之渴望及运用自由之能力，是公民素质的一个侧面，一个决定性侧面。而中国实际是，公民对自由之渴望程度不一，对自由之控制运用能力亦不一，在参差不齐之条件上硬欲以革命破坏并重建国家机器，恐怕会如在碎地上筑房，势必地基不牢，容易引起更大动荡。因而韩认为在现有国家机器上缓进改筑才是稳妥过度渐进满足各方对自由之需要的正确途径。 韩认为现有之国人对自由的渴望不足以支撑革命。他再次抓起了一个大比例人口，按其说法叫“穷人”，并认为穷人对面包的渴望甚于自由。穷人能否整合为一个意见群体且勿论，必须先明确一点：何谓对自由的渴望？或者说，当我们渴望自由时我们在渴望什么？听起来是个宽广无羁适合于咖啡厅靠窗雅座两杯清咖面对面漫谈的小资文艺话题。自由？自由是素年锦时。自由是沿铁轨白裙子布挎包流浪的孤寂与空旷心情。自由是娴静依偎在他怀里小甜蜜的岁月静好。你在说自由？噢不，自由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堆碎乱绵絮状的唬烂玩意了。《人权宣言》讲，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事情。其余解释繁复不一，但大体都不离得太远。而照此理解，自由应当是一种权利类的事物，即进行某种有限行为的权利。定义的问题解决了，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一个人如何能感觉到自由？ 正如上文所讲，每个人的自由尺度是不一的。假设你每天都有正常睡眠，睡眠也是你的一种自由，但你有对这种自由的体验吗？亦即躺进被窝或发春梦的那一刻，你有觉得啊特别自由自由到爆了吗？没有，严谨讲对于大部分人没有。因为作为你习以为常的自由，你根本察觉不到。除非你有一天失去这种自由了，比如被隔壁孩童吵到了被异地女友夜煲电话拖到了被失眠症困住了，当你终于摆脱这一切而入眠的一刻，你再试着描述你的感觉。我想自由作为一种心理你应该可以体验得到了。对，这只是作为心理的自由，但我只想讲作为心理的自由。毕竟，作为学术概念高深苦燥只在论辩与论文陈述中出现的自由，你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有意义吗？ 大多数情况下，自由是作为理论自由和前经验里无知无觉得一种状态而存在的。这样的自由固然存在，但并不为多数主体获知。公众真正能触碰到的，是作为心理的自由，是在对束缚与剥削的反制中出现的自由，亦即，作为不自由的镜面反射而存在的自由。只有在不自由的体验与对自由的历史经验的对比中，自由作为心理需求方才凸显出来。而在这一状态下，与其说不自由者有对自由的渴望，不如说，他们在害怕不自由，他们意欲摆脱不自由的困境。他们也和那个可能有妄想症强迫症的我一样，患有对特定对象的不自由恐惧症。 韩在其文章中，试图把对自由的需求分类计量化来瓦解民斗们臆想中的革命者阵营。在韩的描述里，中国人有的要自由，有的要面包；有的要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有的只要乱来的自由性自由。简单粗暴的革命没法一概满足之。其实，国人的需求何止如何，金钱权力美女哪一个不是我等心中所求？但这些有与改革革命有何实际关联？可能有人指斥我混淆概念——我们谈的是最迫切的需求。穷人的迫切需求是面包不假，但政治言论自由，难道也是知识精英的迫切所需？未必，至少大部分知识精英正安然卧躺在国家豢养机制的安乐椅上自得其乐呢，什么自由什么变革，不过是他们茶余饭后消闲遣情的呻吟词句吧。可见，变革与满足需求绝不可划等号，韩把需求但蓄力值计算数值不到就不能开启必杀技的运算方法并不成立。而韩的根本错误在于把人们对变革的盼望当成某种特定需求的变体。我要面包，政府不让，我要变革政府。因而韩寒认为“我要面包”是变革思想产生的物质的根源。而他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四字——政府不让。正是政府让我产生了无有面包的恐惧，我才不得不扯起布条抗起锄头，去抗议或者干脆反了他娘的。 事实上，对不自由乃至不得活的恐惧比之对自由与生存渴望，更逼迫和催促着人们起来捍卫与争取。自古以来农民战争都是在触及农民生存之底线时爆发的，而辛亥革命更是在一片逮捕传言风声鹤唳中以恐惧之洪流溃坝而出的形式发动的。对更大自由之欲望固然可以推动某些个体带头反抗，但大面积抗争的出现终要依靠掌权者加压触发之被动技能式的对不自由及其它的恐惧症。 中国现今积蓄的恐惧达到革命之临界值了吗？我不清楚。孙中山知道武昌新军已经达到首义的爆发点了吗？估计也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也不会把运动中心放在长江下游和粤地区。但可以肯定，社会各阶层的恐惧值是不一的。正如韩所言，中国存在一个以政府豢养之公务员群体为轴心向外扩散比重极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恐惧料想应该并不强烈。但也不能看成零。毕竟在一个民主法制有缺陷而结构不稳的社会，任何利益本身都不牢靠，害怕利益建筑垮塌的忧惧是永远存在的。当然，作为情绪的恐惧永远比渴望一类的要隐性和抑郁得多，除非深入彻底之考察调研，否则绝不可在纸上三言两语判定一个社会学量值。而我也并不妄想用纸上演绎来推定中国之前途命运。而更关键的，在“制与反制”的博弈语境下，我们作为群众实际并不掌握触发改革或革命的主动权。我们是恐惧症患者，而施予恐惧的却是政府。这意味着，真正操纵着“改革”和“革命”中间摇杆的人，其实是政府。 正如张鸣在《摇晃的中国》中所述，清政府的立宪之举曾在国内博得一片喝彩，一度让革命党人市场丧失前途灰暗。只可惜清政府在渐进立宪中诚意不足，仍不忘借机集权于中央与满族亲贵，直至抛出失尽人心之皇族内阁，标志着原本前景广阔之清末新政的最终夭亡。在改良到革命的这一巨大转变里，穿插着清政府与中国民众间时进时退如双人舞般漫长的试探、进逼、忍让、回击。也正是清政府的一步不慎，才逼迫中国民众在不堪重负的专制恐惧症下抛弃改良投向革命。至少在中国，革命改革就是社会机理应对政府专制刺激不同程度的反应，刺激愈强，反应愈烈。历史如是，现在亦复如是。依照社会大众的主观来讨论革命与改革之选择其实毫无意义。 无论革命与改革，其本意都可以统一于一点——变革，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对国家机器的改造，只不过革命与改革的执行主体与手段强度略有差异。革命的主体在于人民，而改革往往自上而下发端于政府及统治者。但不可由此断定，革命专属人民，改革专属政府。正如国人津津乐道之台湾蒋经国的改革，将台湾之民主转轨的功绩系于蒋氏一人，惘顾蒋氏一纸公文之前台湾民众经历了如何坎坷残酷之民主斗争。诚如上文所言，无论革命与改革，皆是一场政府与民众绞缠在历史进程里的一场巨大博弈，皆是双向的互动的。两者故有其特殊性，但其追逐的目的却始终一致，改革派与革命派在争论之余其实已经默认了同一前提，即变革，即承认当今社会正需要且正在变革当中。而忽略变革之本质而执著于其数量差异，恐怕并不能对变革之进程有多少促进。 我是否在暗示某种干你何事别瞎掺和的政治犬儒呢？非也。实际上，耽溺于改革与革命的辩析仿佛中世纪经院神学纠结于天使有无鸟毛的论辩而不问世事，更像是某种政治犬儒的变体。理论令变革思想玄虚化而渐渐脱离实际变成知识分子四人一桌的麻将标语，结果不过是在拖后变革的实践，甚至让变革沦为知识精英们坐困书斋自娱自慰的学术游戏。转不出改革革命革命改革颠倒变幻的理论迷宫，变革本身都难以成局，暹论改革与革命之选择？ 既然变革在于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动，那末在这场巨大双人舞剧里，我们应当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最实用主义之心态，着眼于权利可见可触实在的争取，并尽己之力敦促政府改革，根据政府之具体态度与措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且不排除诉诸革命的可能。我们或可怀有理想，但绝不抱乌托邦式的政治空想，更不妄想一蹴而就的政权洗牌与国家机器重组。历史稳固至今的民主政府，皆是实用而功利的政府。也只有这样的政府才专注于公民之实际福祉，而不耽迷于政治海妖的歌喉，常常不顾旁人死活的发疯撒癔症，严重有甚于我这种深度妄想强迫症患者。 诚然，借助需求或恐惧这类感性词汇来建构一篇社会分析文章，总避免不了蒙昧偏颇之失。只不过我更倾向于把自由作一种人之本性来理解，自由之于天性则仿佛吃喝拉撒性交等需求，应致力争取与捍卫；不自由之于天性则仿佛猪禽怕阉一样的恐惧，应极力提防与避免。而我也希望人们珍惜现有之自由，珍惜自由之空间及自由行动与自由选择的权力，即使现在的人更习惯于奴役好像热衷于某种SM性质的游戏，对自由失去念想甚至转变成惧怕，宁可在统治者的皮鞭蜡烛施虐下充实且享受的苟活。自由固然根植于本性深处，但无人敢断言，它是否也有冺灭丧失的一天？ 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又复何去从焉？   （采编：黄理罡；责编：黄理罡）     您可能也喜欢： ＜摇光＞自由的代价：走向虚无 言论自由与“小报告” ＜天璇＞自由感 劝君慎谈“自由平等” 自由华夏，铁骨灵岩——悼念林昭 无觅

核心提示：不管这其中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反正这一事件已经在中国引起了多年不见的政治风暴。而且也揭开了2012年中国政治过渡的涡旋。中国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选运动”。在不同集团、不同的阵线之间，人们已经开始拔刀相向了。 原文： Grandes manœuvres au cœur du pouvoir chinois 发表：2012年3月15日 作者：Arnaud de La Grange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未经校对；译者招募法文校对 一切始于一个寒冷的冬夜，气氛有点像冷战时代。情节有点像好莱坞的电影，但演员们却是真实的：他们是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领导人们。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前往美国在成都的领事馆，要求避难。重庆这座3000万人口的城市距成都大约有3个小时的车程。作为”打黑”英雄的王立军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臂膀。而薄熙来是中国的政治明星，很有希望成为下一届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然而，他的前进步伐却在周四（15日）停止了。 那天晚上，成都发生的事情很不妙。据中国的网民们在微博上说，当天有数十辆武警的车包围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王立军在里面呆了大约24小时。这期间他都说了些什么？又究竟发生了什么？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人说他是想申请政治避难。美国方面则表示，王立军的确到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在事后”自愿”离开了。 可以想像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为此展开了多少忙碌的行动。据香港媒体报道，王立军手里掌握着不少对薄熙来不利的证据。而且就在他出走美国领事馆之前，他还亲自写信到中纪委，揭露了薄熙来的一些不法行为。不管这其中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反正这一事件已经在中国引起了多年不见的政治风暴。而且也揭开了2012年中国政治过渡的涡旋。中国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选运动”。在不同集团、不同的阵线之间，人们已经开始拔刀相向了。 在这场暗中较量中，人们只能偶然能见到某些刀光剑影。不透明仍是其中的规则。就像在前苏联时代一样，人们只能靠猜测来作出判断。仔细观看官方公布的照片，从中发现谁不见了，谁还在，并且按照排位的座次来判断一个人的地位。在此前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薄熙来缺席了一次政治局委员们都要出席的全会。第二天，他在重庆代表团举行的记者会上用”感冒”来解释自己的缺席。不过，他在此次记者会上承认自己用人失察。 薄熙来事件可以用多种角度来解读。一位外交官认为，”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对的，也可以说都是错的。”有人说这是团派与”太子党”之间的争斗。也有人说是象征保守的”重庆模式”与代表改革的”乌坎模式”之间的争斗。如果是第一种争斗，那么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如果是第二种争斗，那么这将是中国未来两种模式之间的争斗。 对中国问题很有研究的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林和立认为，在政治局9名常委的分配问题上，中国此前已经达成了”三三制的原则”：即3名常委来自团派、3名常委来自太子党（其中包括薄熙来），另个3名常委则来自其他阵营。在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中，林和立认为重庆的这一”意外事件”是由高层人为制造的，目的是让薄熙来下台。接下来的事情便是找到一位能够接替他的人。 从根本上说，这其中还存在着一个模式之争的问题。薄熙来希望”重庆模式”能够在全国得到推广。这是一种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与经济在国家控制下开放的结合体。另外一种则是人称的”乌坎模式”：这里刚刚举行了村民的自由选举。负责处理这场危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也是有望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他主张实行更多的自由，减少党的作用，而是要让公民社会更多地发挥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认为，薄熙来的解职预示着”‘重庆模式’的破灭，中国将向更加现代的开放之路迈进”。 另外一些人则注意到：在这一爆炸性事件发生的同时，官方媒体上比平时出现了更多强调”改革”——包括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文章。人们纷纷指责一些”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国有企业，在阻挠改革。由此能够推断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吗？用中国的尺子来衡量的话，这其中还有一定的距离。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不和谐声音的压制并没有放松。林和立认为，”在政治权谋中，中国一向有把激进的改革者和自由派作为棋子的传统，一旦夺权的斗争结束后，这些人又会被抛在一边”。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