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没有阳光的“阳光法案”

没有阳光的“阳光法案” 张鸣 国内最有权势的两个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规定凡是有行政级别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国企的副处级以上的官员,每年申报本人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的财产。这个消息传出,一些廉政专家很是兴奋,认为这个规定,迈出了国内反腐败斗争的一大步,从打击腐迈向到防止腐败阶段。( 7 月 12 日,新京报) 当然,这个规定,的确从条文上要比 1995 年开始实行的官员收入申报制度要好得多,比较详尽地规定了申报范围,而且规定申报材料可以作为升迁的依据,甚至还规定了申报不实的惩罚办法。但是,这个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因为,规定跟官员财产公开相比,不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距离,而且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财产的申报,是报给组织人事部门,报给管干部的部门的,而公开,则是告之公众。内容上的差距,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践加以完善,但向上申报和对大众公开,则是根本方向性的问题。美国在 1978 年颁布的《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中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行政、司法、立法系统的政府工作人员,不仅必须在任职前申报财产状况,而且还需按月申报,申报范围,包括配偶和抚养的子女财产状态。最关键的是,受理申报的机构,必须将官员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社会大众随时查阅复制。欧洲各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基本大同小异,都强调的是对大众公开。甚至台湾于 1993 年制定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也规定申报材料必须装订成册,供大众查阅。可见,所谓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关键就在于把官员的财产状况放在阳光下,放在大众的视线里,所以,这类法案,又被称为阳光法案。 然而,官员只对上申报财产,不公开,实际上就是上级掌握官员情况的一种方式。而掌握官员的情况,即使在古代的帝制时代,也是管官的应有之义。孔飞力先生的著作《叫魂》,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上级总是力图掌握最多的下级的情况,而下级则尽可能不让上级知道的太多。政治的控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的掌控问题。因此,朝廷对官员有定期的考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有监察制度,有皇帝直接派出的监听耳目,甚至还有特务机构。这么多的手和耳朵伸到下面,就是为了多了解一点下面的情况。不一定非得反腐败,关键是掌握情况,至于拿谁开刀,什么时候开刀,全凭皇帝的意志。皇帝最怕的是,根本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即使想开刀,都不知道冲谁开刀,以什么借口开刀。 所以说,尽管古代没有规定,要官员定期申报财产,但官员大体的财产状况,皇帝其实是知道的。乾隆时纪晓岚的亲家做着盐务的官,皇帝要查他,纪晓岚由于总在皇帝身边“上行走”,事先得知消息,通风报信,给亲家捎去一封信,里面装了一点盐和茶(寓意“严查”),亲家得以转移财产,皇帝没有查到预期的财产,知道有人走漏风声,很快纪晓岚就败露,被发配到了新疆。他的亲家,最后也逃不过追逼,该交出来的,都得交出来。 所以说,上级掌握官员财产状况,这还是一个古代政治的制度逻辑。而现代政治,则是财产公开。财产公开,不仅仅是让大众监督,也包含对大众知情权的尊重。古代政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仅仅上面知道官员的财产状况,是反不了腐败的。最大的作用是帮助皇帝加强了控制,能防止官员的离心离德,防止反叛。掌握了官员的情况,特别是多吃多占的情况,就等于你的短处被上面拿住了,什么时候整你,整不整你,全看上面高兴不高兴了。有的时候,特别聪明的皇帝往往还会有意无意透一点风声给这个官员。暗示他,他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不用说,这样话,这个官员对皇帝自然死心塌地,死忠到底。只有在这样情况下,才会出现王亚南先生《中国官僚政治》那本书所说的现象,皇帝以腐败换取忠诚。 显然,在 21 世纪,在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时代,现在中国的网民已经有三亿,而且还在迅速增加中。新一代的网民,个体意识的觉醒,权利意识的萌发,都是前几代所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务的公开,官员财产的公开,已经成为普遍而强烈的呼声。一段时间内几乎城乡都可以见到底“脱衫”,一种讽刺官员财产不公开的文化衫,就是这种呼声的体现。现在的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现代政治的变革,而非古代政治的重复,无论这种重复有多么的精致,都无非是古代权术的翻版。而尽管各级官员都热心古代权术,用于官场恶斗,也许有用,但放在公共领域,只会弄巧成拙。但愿,此番官员财产的申报,是一个台阶,一个通向官员财产公开的台阶,一个过渡到现代政治的中间阶段,否则,反腐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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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一些重要原因(转)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当前 , 中国 , 社会冲突 , 重要原因 引发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一些重要原因 —-在犯罪学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10年7月10日 下午 北京大军网站文章传阅 网址:www.dajunzk.com, 大家好!我的文章已经印在会议材料里了,第44页,数字都在这个文章里。我主要是搞经济方面研究的,我和大家的专业角度有所不同,但关注的目标是相同的。我也听了大家从各个角度寻找当前社会冲突的原因,刚才有从人性方面讲的,原因非常多,文化、人性、情感、政治等等都会引起冲突,但我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冲突,是劳资矛盾引发的冲突。大家翻开我的文章也可以看到有多少案例,只不过因为新闻媒体不报道,使国内所产生的如此众多的劳资冲突、罢工、抗议等事件都被隐藏着,被遮盖起来了。但这不表明社会生活中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劳资冲突将成为社会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样的冲突甚至比起到幼儿园杀儿童事件来得更要激烈,影响面会更大。 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冲突?当然是经济因素引发的,如罢工、抗议等等,但经济因素的背后是政治因素。说到底是权力失衡、劳动权利的缺失、政治制度的缺失,导致了经济上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所以,我今天的发言首先是把一种表象当做原因来叙说,不过这个表象很重要,它告诉我们: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均衡,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问题,政治权利缺失。工人缺少罢工权,结社权,缺少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手段。 当今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巨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出自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中国的经济方面的收入差距差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文章里的几个图表,一目了然,非常清晰。 第46页的两张图表,我们国家的人均GDP在全球排第90几位,可是最低工资排158位,全球180个国家,排到几乎是最后的。我们国家最低工资标准,这表明了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要素的价格是多么低廉,排在非洲小国家之后。这个指数说明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尽管我们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但是人民群众的收入分配拉开巨大的差距,并且最底层的收入已经被压到了世界的最低点。 第二张图表,这是中国与世界工资状况对比,世界工资有一定规律的,有一些共同的指标,各国的收入,经过研究下来,一般来讲,最低工资一般是占人均GDP比重的58%,比如说现在某个地方人均GDP是1万元,那么这个地方的最低工资就要是5800元,如果人均GDP是2万元,就是11600元。世界上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最低工资占人均GDP平均占58%,大家首先看左边的柱,中国最低工资占人均GDP的比重只占25%。这就说明我们国家的最低工资是非常低的,低于整个世界平均标准的一半以下。 再来看第二个很重要的指标,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较,像北京市,平均工资每个月是3600元,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平均起来,最低工资往往是平均工资的50%,也就是一半,1800元,北京市最低工资应该是在1800元,可是现在北京市最低工资去年还是900元,今年上调到1000零几块钱,距离1800元还差800元。这说明我国的最低工资压得太低,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拉得很大。我国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较,只占21%,距离世界的平均50%的标准还低得多。 但是,当我们国家劳动群体的收入被压到最低端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收入在世界上横向比较却是最高的。第三个柱状图,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倍数,世界上只有2倍,我们国家是6倍,这个指标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数。 再来看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倍数,一般在西方国家,在发达国家,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是普通员工工资的5倍,距离并不大。可是我们国家是98倍。我们国家这几年来变革最大的变化就是国企老总的工资收入,急剧提高,不是十倍八倍,而是一百倍、两百倍。大国有企业老总收入一下就是几百万,从原来的几千块钱,就坐飞机上去了。我有很多国企老总的朋友,原来收入五六千块钱,突然就坐飞机上去了,几十万、上百万。这是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结果。 再来看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在其他国家这个差距并不大,好的行业和坏的行业差距平均也就是70%,比如电力行业比纺织行业高的话,也不过高70%,可是我们国家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距达到了3000%。这个数字不是我统计的,是我们那儿的一个学者统计的。好的行业和坏的行业就无法比了,比如银行,前年的数字,平均一些银行职员的年收入是四五十万、三四十万,最低的一二十万,而我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一年不过才一两万或两三万。这个差距是多少?不就是百分之三千吗?大家请看右边这个柱子,相差这么大。 所以我们国家改革三十年来,国民收入差距太大了。我们不从数字来看,仅靠感觉还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只有当我们把图表很鲜明地显示出来,大家才能清晰地认识问题。在座有很多是公务员身份,有人是大学教授,但是你们在过去也都属于公务员系列的,公务员系列的都是既得利益者。这就要问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普通劳动群体的工资压得这么低?而公务员群体收入拉这么高,高过全球的普遍的水平。这个问题就是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没有任何干预,没有任何牵制,这个问题只能从政治原因来追究。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要经过全民同意才能提高,可是我们国家,从朱镕基时代,工资一涨就是先涨公务员工资,连续几次,公务员本来和企业、事业差距不大,在90年代初的时候没有多大差距,90年代以后,政府的工作人员,从工资到福利待遇,比普通的公司职员拉开了巨大差距。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改成了这个状态?说到底是权力没有制约!政治制度的问题。 政府收入和社会收入拉开了差距。有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差距之后,占人口70%的劳动人口的工资被压到这个程度,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先不要看房价这么暴涨,富人几十套、上百套地买,为什么有钱人如此疯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普洱茶,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在这样的体制下,没有权力制衡的体制下,中国这样的收入分配发展,不可遏制地产生两极分化。 我从经济角度先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通过这个现象,大家就可以了解由这个现象所引发的整个社会心理上巨大的不平衡,以致愤怒和怨恨。当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后,处在这样一个不公平、非正义的状况下,便会产生观念冲突和心理冲突。所以,经济因素是影响社会冲突、影响人们心理的最重要的因素。有钱人一顿饭,是穷人一年的粮。当出现这样的状况时,中国的劳动群体还能坐得住吗?中国的劳动群体还能不出现各种各样的抗议吗?所以说,请大家看,中国的劳动群体终于行动了,并且这个行动,西方有人形容是中国的罢工潮出现,倒不一定出现罢工潮,但是引发的林林总总的矛盾,必然在未来展示出来,特别是当80后青年一代的劳工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们会改变他们前辈默默奉献的状态,会来抗议这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的格局。 我今天发言的时间不多,仅仅从经济角度来阐发一下引发当前我们社会矛盾冲突的原因。我认为,到幼儿园杀害幼童泄愤这样的事情还不是社会最危险的事情,它可以产生恶性事件,但不至于产生社会动荡。真正引起社会动荡的是巨大的劳资冲突,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对于中国社会未来可能就存在更大的危险性。 谢谢! 再论中国的民派和官派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7月 当今的中国仍然被两个传统的符号纠缠着,这两个符号一个是左,一个是右,它们成了描述和划分人们政治特点和思想倾向的标志。多少年来,人们都逃脱不了这两个符咒的纠缠,一直囿于传统语言的捆缚之中,社会的矛盾争论仍然沉浸在这两符号的划分体系中,不是左,就是右。这种状况令人苦恼。 用左派和右派来划分人们的身份特点,很不科学,很不清楚。左右影响挥之不去,说明当前的中国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政治上没有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 ,当社会已经清晰地出现了多元化利益格局的时候,话语却被肤浅的政治符号扭曲着。之所以仍然运用两个陈旧的词语,主要是思想方法陈旧,跳不出语言工具的束缚,不能清晰地分析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寻求一种认识的突围,理念的突围,语言符号的突围。 我们提出一个民派的词语,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当前社会 已经有了庞大的民间基础,却难以梳理出清晰的民间思想,或民派思想。这种状态或许是出于左右之争的干扰。左和右是旧思维和旧政治的产物。左右之争,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它既分裂着中国社会,又羁绊着社会的前进,误导着人们沉湎于旧的历史图形。如果不甩掉这些历史陈迹,当今社会就不能轻装上阵,特别是不能认清当今中国的真问题。所以,不愿被传统语言、被左右符号紧箍的人,一定要打出一个新的符号(旗号),那就是民派! 我认为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主要是官派和民派!左派和右派不能清楚地说明当今中国问题的实质。左派与右派之争,更多地沉湎于历史的范畴,而民派与官派的分界,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利益之争,官派和民派的区分在今后将日益明晰起来。 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划分不应由左和右来描述,而应由官和民来描述。这是因为当今的官民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左和右两个词语并非不能沿用,但必须进行重新矫正和定位。那就是左派代表革新的民众意愿,右派代表保守的官僚意愿。左具有改革的倾向,大众利益的倾向,即改革特权和不平等的现状。右派的传统意义是保守,因此,今天的中国只有那些顽固地坚守既得利益而置民众意愿于不顾的群体才属于右派。 如此分析后可以看出民派与左派的联系,官派与右派的联系。也就是说真正的左派应该是民派,真正的右派应该是官派。而今天中国社会的左派右派之分基本上扭曲了这一意义。譬如,某些被称为左派的人,实际维护的却是官派的利益。官派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绑架社会,这些左派也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维护官派。而某些被称为右派的人,奉行的却是民派思想,主要倾向是反对特权专政。在这种情况下,如其长期混淆下去,不如改用民派与官派的概念,引用两个新的术语,事情便可一目了然。 今天的民派,其意义应涵盖宪法中所称谓的人民这个主体,它的诉求和主张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之所以用民派这个新概念来描述传统的人民,主要是因为当今的中国,官民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今天必须解决官与民的矛盾。 任何社会派别的思想和主张离不开社会基础。首先我们需要来清晰地界定什么是民派。民派包含的是权力之外的一切社会群体,凡是非政府、非国有垄断、非特权之外的一切群体,都属于民派范围。 即使是体制内的成员,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学者,只要他们具有民众的思想意识,具有正义感,倾向于关心平民大众的发展,都属于民派的范畴。民派是一个以思想观念而不是以身份来区别的一个群体。 三十年的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清晰地显现出官营垄断经济和民营市场经济两大轮廓。中国虽然从计划经济迈入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如其说改出了一个权力平衡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改出了一个官营垄断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中国经济躯体中的附庸和从属,庞大的经济资源、政策资源和经济动力依然掌握在政府和国家垄断企业之中。 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经济利润少得可怜。目前,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人数约为3亿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为3亿人,而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人数只有大约3000万人,但这3000万人的收入,足可以比得上民营企业中3亿人的收入。 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 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证券公司拥有着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 这种以权力为中心的改革已经使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倾斜,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收入分配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只能是民间力量薄弱的原因。这些年里,民间学者日益被边缘化,倍受歧视和冷落,民间力量正在发生毁灭性的坍塌,代表民营和市场的民间智库几乎荡然无存。 政府垄断着思想、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权力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和不可抗拒性。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民间力量如此薄弱,才会出现改革利益向一端严重倾斜的局面。因此,中国必须有民派利益代表的出现。 目前中小企业艰难拮据,步履维艰,官营垄断企业形势大好。官派学者垄断着主流话语霸权,垄断着媒体,垄断着舆论。这种状态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因此,民派力量要联合起来,形成共识,反对官僚特权,反对垄断,反对不公平竞争,反对 强权资本,反对崇洋媚外,仰人鼻息,反对官僚和资本结合起来挤压大众,反对国际资本在国内的超国民待遇,反对外资挤压民资,纠正多年来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政策。 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切实关注以上所叙述的基本事实,我们建议政府部门改变历来排斥和边缘化民间学者的做法,转而听取民间学者的意见。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国99%的学者都是政府学者,体制内学者,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代表着中国99%的思想和愿望。中国庞大的思想资源很多储存于民间,来自民间。中国政府必须改变多年来形成的一贯做法,由屏蔽改为聆听,由排斥改为合作。并且,中国的民间学者并非不具备合作性,中国政府必须把民间学者看成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只有建立科学的官民沟通机制,才会避免社会发展的畸形,才会避免越来越多的矛盾冲突。 中国社会必须有承载社会利益诉求的知识群体,民派学者就是一种形式。中国社会要更多地求同存异,适当放弃彼此的个性,寻求共性。共识要有高度和水平,要让官民、左右都能接受。只有形成这样一种舆论格局,中国各阶层的利益群体才能得到均衡发展。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道听途说:60年前的国之保喝茶记录 / 2010-07-19 23:20 / 评论数( 4 ) 张耀杰在搜狐读书会批评张鸣的发言记录 / 2010-07-19 10:23 / 评论数( 4 ) 文人的蛮横与武人的温柔 / 2010-07-19 10:23 / 评论数( 1 ) 抄袭者汪晖的前世今生 / 2010-07-13 23:19 / 评论数( 6 ) 新华社的“正确理性” / 2010-07-12 10:08 / 评论数(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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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豪出名了,其他人的头缩回去了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李红豪 , 出名 , 其他人的 , 头缩回去 ——张耀杰节选《南方周末》及相关材料 史哲:自毁前程,还是被毁前程?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292 不是我出头,是其他人的头缩回去了 “我在班上属于激进派,对学校一些比较迂腐的规定,很多人敢怒不敢言,私下抱怨,但事到临头还是乖乖听话。最典型的事情就是买校服。” 从2007年9月1日到2009年4月27日,李红豪在华师一附中一年半时间,已经买了4套校服,而他的大多数同学已经买了5套。最后这一套冬季校服,他坚决没有买。全年级一千六百多个学生,只有4个人没买这套冬季校服,都是李红豪班上的。“你可别以为是我带动的啊。”他笑着说,“我觉得这是教育商业化一个很不好的例子。我一个同学拿校服到江汉路服装批发市场一个做衣服的那儿,让他照着样子做,说是56块一套,可我们学校卖256元。这事全年级都知道,但还是要买。”“学校不让我上课,与校服的事肯定有关系。唉,说这种事,一天也说不完。”李红豪说。 他把校服事件写进了小说。主人公陆谦在拒买校服这件事上,和班主任“飙哥”当着全班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论战,飙哥最终无奈退场。论战中飙哥表示要“枪打出头鸟”,而陆谦柔声应对道:“不是我出头,而是其他人的头都缩回去了,我的头没有动。” 这也是李红豪对自己的看法。 《逃花园记》里,有陆谦跟老师们多次的舌战,有对宿舍管理、主课老师“霸占”副课时、考试牛人不知中国在哪一大洲等等各种现象的讽刺,有寝室好友分别的伤感,也有一段朦胧的校园初恋。 李红豪离校约一个月后,开始动手写书。他翻看旧日记,发现“只要把主语一改就是很好的小说”。 小说还写到主人公有次作文里抄了鲁迅的文章,结果被老师批得一无是处,这同样“来自生活”。“抄鲁迅的是一个同学,我抄的是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的几段话。”李红豪现在特别后悔没把那篇批改过的作文保存下来:“改得面目全非:用词不当,搭配不当,语句不通顺……还有个错别字,那是我自己抄错的——就这一个是我自己的问题,其他都是林语堂的问题。” 李红豪对语文考试的不满从中考开始。他的中考成绩很不错,除了语文,其他科目都得到武汉所用“位置值”评分制度里的最高等级。但语文恰是他最擅长的科目。“中考一完,武汉报纸就会登出试题和标准答案。我看阅读题,发现我的答案比标准答案好多了,但跟它不一样。难道只有这一种答案?我又从阅读题想到作文,问题更大,同一篇文章,这个老师打60分那个老师打20分,这很正常……慢慢思考下去,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语文。” 李红豪在网上认识了几个台湾网友,交流过语文试题。他认为台湾中学的语文考试才算得上“真正考语文修养”。在《逃花园记》的后记,他抄录了这样的题目为例: 请名人代言是提高广告说服力的好方法。下列四则广告标题,如单就文字意义,寻找背景相契合的古代名人来代言,则最不恰当的组合是: A.请庄子代言“自然就是美”。 B.请子路代言“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C.请苏秦、张仪代言“做个不可思议的沟通高手”。 D.请司马光、王安石代言“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不是反击学校,而是整个教育现状 2009年11月书稿完成,李红豪找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到总服务台问了,编辑室在9楼,上去看见有两个编辑,我挑了年轻点的那个,估计比较好沟通。” 小说的责任编辑杜东辉经常见到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既有李红豪这样的学生,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对一个高中学生,我觉得写得算不错了。引人发笑,可读性之外也还有一些思想。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定读者。”杜东辉也找了另外一些编辑商量,但多数人并不看好这部书稿,“因为市场上青春文学太多,很难冒出来。出版社也不可能花多大力气去宣传。” 李红豪把这本小说当成对学校做法的一种反击,“也不是反击学校,而是整个教育现状。”他希望能尽快出版,甚至愿意自己分担部分成本。杜东辉说他也劝过这个孩子,“工薪阶层,这可不是小数目,未必都能收回来。我们也没少见作者自己投入出书,结果石沉大海。他妈妈也说过担心,她是希望儿子满足了这个心愿,回去继续读书,免得再去折腾。”他只好尽量为他们介绍了价格便宜的印刷厂。 《逃花园记》首印5000册,零售价22元,总码洋11万。杜东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一本不剩全部卖掉,李红豪的妈妈还可能稍有盈余。据他了解,这本书在武汉卖得还不错,尤其是华师一附中旁边有家书店,“第一次进了几十本,后来又进了百把本。其他地方像北京、上海,反响不怎么样。” 在小说里,李红豪把中学生的作文比喻成大英博物馆,“里面有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他出了书,但也并非就能把自己的东西尽数亮出来。最终的成书与原稿相比,还是被“和谐”掉了几千字,他全文附在后记中的那篇惹事作文《草见人命》,编辑觉得有点敏感,还是拿掉了。 父亲对儿子出书还是支持和赞赏的:“要不说现在的小孩思路相当开阔,知道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他看了小说,认为“语言幽默、流畅,很真实”。他也关心儿子书里描写的那段初恋,究竟是否真有其事。李红豪说,恋爱情节是虚构的,“从来没碰到过蛮喜欢的。假如有的话,我想都不会想就会回学校了”。 你知道我多想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吗 李红豪从小很自由。上幼儿园时社会上已兴起“培优”风气,但父母从不强迫他上任何兴趣班。上学之后,他们也很少干预儿子。儿子离校在家一年多,没有主动表示想回去上学,父母也并不强迫催促。 “我们过去的中学也是这样。”父亲说,“只不过我在这个年龄,就是赶快上学,高中也好大学也好出来之后赶快养家,没别的什么想法。他们现在接触的事情又多,世界上发生的,几分钟就可以知道,看书也多。” 但李红豪和学校之间的纠葛,到底还没有一个解决。校方对他的事情三缄其口,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班主任胡老师电话,或者迅速挂断,或者无人接听。《武汉晨报》记者史强从半年前就多次联系校方采访,但颇为艰难。 “我去了六七次学校,一开始没联系校长、高层,老师的顾虑比较多。反复找老师、各级领导核实细节,花了大量时间。”史强说。今年3月,他跟学校协商一致,陪着李红豪及其父母,与校方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开始气氛还好,谈到还原事件本身,李红豪情绪上来,局势失控。李红豪觉得委屈,激动,老师也觉得自己没问题。”最后还是僵局。 学校也曾表示,不反对李红豪回校上学,但李红豪的家长觉得,得有个说法才能回去,否则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我觉得学校太武断。如果他违法,公安局会找他;如果他违反校规,那你就拿个白纸黑字的东西出来,违反了什么,怎样处罚;现在是完全没有说法。”李父宽厚温和,即使说到这个话题也并不显得激动,“写作文本身就要鼓励学生有独立的思考独到的见解,这才是个好学校,才是育人的地方。实际上我后来看了作文,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现在的情况是耽误了他的青春,做家长的非常惋惜,我认为他是一个人才。” 校方起初一直不愿把那份作文试卷提供给媒体,史强第五次去学校,才终于拿到一份复印件。这倒是间接地替李红豪撑了腰。“假如这篇作文,问题真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应该巴不得马上拿出来给全世界的人看——你们看这个孩子问题多大。”李红豪说。 今年4月,李红豪虽已离校一年,同学还是把他叫回学校一起拍毕业照。现在除了出门参加同学们奔赴大学之前的各种聚会,在家看书、看世界杯,李红豪并没有固定的日常生活作息表,对于未来,也还没有明确的方向。 如果他想再写这样的小说,很明显的难题是没有了生活素材。所以他也有点想回去“把高中生活完整地体验完”。也有老师建议他出国,并且可以提供帮助。“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直接到大学。韩愈不也是科举考了几次,考公务员又一直考不上,索性直接给当朝宰相写信……所以才有《杂说》,写伯乐和千里马。”李红豪非常擅长从历史典故中为自己找到榜样。“你知道我有多想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吗?我又觉得不可能。” 父亲也希望他能正常地上大学:“大学的资源毕竟不一样,有好的老师,图书馆那些书,也不是你自己想买就能买到的。你要写书,读大学也不耽误写书。” 但有心接收李红豪的大学,恐怕需要有足够的气度与自信,因为他可能像李敖那样不正经上课,也可能再度批评大学的体制。 李红豪还有个朦胧的想法,也许会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在时代上,他尤其钟情魏晋,最崇拜的人物是“竹林七贤”里的嵇康。“你有时间也该看看。”他郑重地向父亲推荐。“我没那个时间,”父亲说,“我还得挣钱养你。”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608 附录: 华中师大一附中学生李红豪因在自己的一篇《草见人命》的文章激烈的抨击中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制度等,在网络上而迅速走红,并在各大媒体上被头条报道。在此,我们提供了李红豪因《草见人命》的全文,以飨感兴趣的网友。   【题目】材料作文:非洲草原上长着一种草,叫尖毛草,这种草很不争气,别的草都长得很快,就它慢慢悠悠地长。而风雨一来,其他草都倒了,惟独尖毛草依然巍然挺立。原来是其他草在疯狂向上生长发育的时候,尖毛草一直在长根,他的根要长到地下二十八米,后来当它们长得一样高时,风雨一来,命运自然就不相同了。请根据以上材料作文。   李红豪的作文《草见人命》原文:   草见人命   我想,在中国,能像尖毛草如此根深蒂固的,也只有此物。   《左传》中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共上,上所以共神也”,此话正合司马光“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之意,其实质便是专制主义。千年历史中无论朝代怎样兴衰更替,专制主义都在封建皇权的呵护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后来再加上苏联模式的入侵,专制主义更是如日中天,直至今天这样名亡实存。   鲁迅先生在《青年必读书》中明确表态,希望青少年多读外国书,少读或不读中国古籍。他怕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文化传统,是儒家的那张纲纪伦常的大网。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让鲁迅感慨,“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案,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想的方案,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如今一个青年想读书,西方人会建议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读起,而中国人则会语重心长的力荐道:“孩子,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去读读四书五经吧,那里有你为人处世的准则。”这样读过几千年之后,中国人都变乖了。“博大精深”配合着“源远流长”,组团忽悠了无数中国人,看样子还要接着忽悠。   在我们的教育上,专制主义更是被演绎得登峰造极。老师中心老师主宰,老师说的话无论对错你都不能反驳,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如今各学校都修炼出了将一张圣旨变成一张剩纸的必杀技,这一点从放假、收费等事便可看出,而老师们耳濡目染之后终于将前辈们拍在沙滩上了。所以现在何为校规?当然是校长的规定啊,那班规自然是班主任的规定了。这样一来老师们独裁起来便都名正言顺,于是所谓的副课们均纷纷以闪电般的速度败下阵来,古德里安将军见状定会慨叹后生可畏。希望体育课不要也像萨达姆一样,悲情地死在霸权之下。   专制主义弥漫在各个角落,大到政权,小到试卷。比如语文卷子上的古诗文阅读,你知道千百年前这些人写诗词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感情?教育者们首先不允许古人有七情六欲,然后说,我知道,这句话表达了李白的放荡不羁,这句话表达了杜甫的忧国忧民,答别的不给分。现代文阅读也一样,毫无意义的题目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所以,现在的语文课其实是数学课,现在的母语课其实是英语课。这不是我不做前面题的原因,而是前面题根本不屑做的原因。   以上是行动的专制,其实任何行动的专制都是思想的专制。罗素很早就发现,“从上学时间看,中国儿童应该最有思想。”后来他失望了,他意识道,“一部分儿童具有爱思考的习惯,教育的目的就在于铲除他们这种习惯。”前段时间在内蒙古发生了小学生背领导名字一事,我想,原来等级专制观念也要从娃娃抓起。但有些人就是要思考,反帝反封建反专制,为之奈何?高考作文规定告诉你,讽刺我们就是零分。可见这讳疾忌医之态颇有日本历史界的风范。这霸王条款的规定加上黑格尔的理论又为教育专制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因为黑格尔告诉我们,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说到黑格尔,我又想起了我们的哲学教育。我们不重视哲学教育本身已是大错特错,而把哲学这样教育更是错上加错。其实哲学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对错,只有喜欢与不喜欢。而我们的哲学教育一意崇尚马克思同时排挤其他学派,批唯心批宗教批有神论。其实,即使说我们崇尚辩证,也没有做到真正的辩证,因为很多知识的教育都是形而上的理论灌输加形而下的机械训练,犹太人自豪地称之为“生吞之功”。这里便涉及到功利主义的问题,我们的哲学太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老师们总喜欢警戒我们,学习不能太功利。听到这话我笑了,我记得布什好像也曾经说过,世界应该和平。   马基雅维利若是活在今天,我保证他睡着都能笑醒,他思想的火花在欧洲大陆已经熄灭,没想到在中国春风吹又生。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引发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一些重要原因(转) / 2010-07-20 11:31 / 评论数( 4 ) 道听途说:60年前的国之保喝茶记录 / 2010-07-19 23:20 / 评论数( 4 ) 张耀杰在搜狐读书会批评张鸣的发言记录 / 2010-07-19 10:23 / 评论数( 4 ) 文人的蛮横与武人的温柔 / 2010-07-19 10:23 / 评论数( 1 ) 抄袭者汪晖的前世今生 / 2010-07-13 23:19 / 评论数(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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