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大学教育的公共性何在？ 徐 贲   古希腊和罗马人有高等教育，在法律、修辞、哲学方面都有很好的教学成果，但他们并没有大学。像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导师，他是不发文凭的，到他那里求学的人是去求智慧而不是求文凭的。查尔斯 · 霍默 · 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写道， “ 今天，一个学生假如在 ( 苏格拉底 ) 那里学习了三个月，他肯定会要求一个证书，一个能够证明这段学习经历的有形的，外在的东西。 ” 大学教育的公共性不在于为学生提供文凭并把他们打发到劳动市场上去自生自灭。大学教育有“育人”的责任，让他们不仅变得比较有知识，而且还知道在社会中成为一个怎样有用和有益的知识者。   一   有用的知识不是唯一有益的知识   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为自己提出的辩词中有这么一条 , 那就是 , 他与雅典人一起求智慧不是为了钱 , 他不是雅典人所不喜欢的那种以出卖知识为营生的 “ 智者 ” 。古希腊的 “ 智者 ” 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 “ 教学 ” 从业者之一 , 他们从事的是向社会出售 “ 有用知识 ” 的营生。智者原指那些在占卜和预言方面才能卓越的人 , 后泛指那些因通晓神意而技艺出众的人 , 再后来指那些以传授政治技能 ( 主要为演说术和论辩术 ) 为生的职业教师。智者学派教师的出现与城邦政治民主有关。城邦政治活动以公民在共同场所的竞说 — 法庭上的辩论、广场中的演说 — 为主要手段。每一个公民都有说的权利 , 问题在于如何说 , 以及说什么。智者们关注前者 , 即说的技艺 ; 哲学家关注后者 , 即说的内容是否符合真理。 “ 技艺 ” 和 “ 真理 ” 的区别 , 可以说是形成了最早的知识分子的 “ 职业 ” 和 “ 志业 ” 的区别 , 前者从事的是作为 “ 术 ” 的学问 , 后者从事的是作为 “ 智慧 ” 的学问。人文社科的 “ 职业化 ” 是在作为现代社会一部分的大学体制中发展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包含现代社会的知识市场（知识职业）因素。 在对现代职业结构的研究中，萨森（ M. S. Sarson ）发现， “ 知识 ” 或 “ 学问 ” 的 “ 职业化过程 ” 包含两个因素 , 一个是相对抽象、可以实际运用的知识 , 另一个是市场。其中市场不只是受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 , 而且还受权力意识形态的控制。 [i] 也就是说 , 教育和学术市场化涉及的不只是金钱利益 , 而且还是由某种意识形态权力结构所主导的金钱利益。萨森指出 , 在对知识市场分额的争夺中会出现 “ 新的领域 ”, 也就是新的专业 ,“ 产生新的领域或亚领域可以解决领域拥挤的问题 , 拥挤的领域由保守的年长者控制 , 使新来者难以进入。 ”                                                              二   知识与劳动市场   学术职业化的两个要素是 “ 垄断 ” 和 “ 标准化 ” 。职业化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体制化的 “ 人才 ” 训练 , 集中而标准化地生产 “ 专门职业者 ”(“ 专业人员 ”) 。大学这个学术、教育体制垄断了劳动市场中那些经济回报高、较为体面的 “ 专业 ”, 并对这个扩展而竞争的市场进行组织和统治。大学专业越分越细 , 劳动力市场的 “ 人才 ” 也越来越专门。例如 , 以前中文系毕业的可以轻松进入新闻、报刊行业 , 但自从有了 “ 新闻 ” 、 “ 传媒 ” 专业 , 中文系的文凭相比之下不那么专业了。以前，当记者的能力是通过在报馆当 “ 学徒 ” 或自学习的。现在，无论一个人的文字功夫有多好，对现实事件的观察有多敏锐，他都很难与拥有 “ 专业文凭 ” 者竞争新闻职业的工作机会。就连以前不需要文凭的 “ 干部 ” 职业，现在也和文凭、学位（不少是真的假文凭和真的假学位）挂起钩来。 由于大学拥有 “ 专业职业者的垄断和标准化生产 ” 的特别许可 , 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单纯的学术场所 , 学校是知识的衙门。试想，现在还有哪些职业是学校不能发文凭的呢？就连传统社会中的 “ 五行八作 ” （五行：车、船、店、脚、衙；八作：金匠、银匠、铜匠、铁匠、锡匠、木匠、瓦匠、石匠），只要一个行业还没有完全消失，哪一行，哪一作在现今的大学里是没有专门科系的呢？ 但是，人们普遍追求的是“好工作”。那些经济回报特别丰厚、稳定的职业（如当官、当公务员，中国竟然有一半拥有博士学位者是公务员），不仅要有文凭，还要有 “ 组织 ” 、 “ 人事 ” 部门的 “ 安排 ”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这个知识衙门更是与权力体制的衙门合作 , 一起有效地控制着社会中最有利可图的职业机会。学校越开越多 , 公务员越来越多 , 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三 大学教授是职业，更是志业   由于大学对知识市场的垄断，大学教授本身就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大学教师自己也从 80 、 90 年代初的 “ 清贫从业者 ” 变化到今天收入丰厚的 “ 中产阶级 ”, 更不要说那些高收入的明星教授、学术大腕和学术富人。 90 年代初的大学教师舍学术 “ 下海 ” 似乎还是眼前的事 , 但现在的大学教职却已经成为年轻学子向往的 “ 好收入 ” 工作 , 非有高学历 ( 博士 ) 而不可得之。从 “ 知识分子 ” 到 “ 专业人员 ” （专家、学者、教授）的身份转变便是在这样一个经济背景下发生的。 当今中国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 “ 专业 ” 生产者 , 也就是所谓的专门职业者 , 许多本来属于职业训练的学习由于进入了大学而变成了 “ 高等教育 ”, 这使得高等教育的含义发生了异变。 “ 职业教育 ” 原本是一种中等教育 , 由于职业的积累和高科技化，职业教育向大学转移，本未尝不可。但问题是 , 大学里的职业教育与一般中等的职业教育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区别 , 才能成为一种比较而言的 “ 高等教育 ” （ higher education ）呢 ? “ 高等教育 ” 的特征应该是在职业知识传授之外的人文教育，即那种可以被称作为 “ 人的自由教育 ” 的人文教育。远在 11 世纪出现大学这个体制之前 , 人类已经有了高等教育的原初概念。在高等教育中 , 人接受的是 “ 成人 ” 教育 , 不仅是年龄上的成人 , 而且是个人与群体关系意义上的成 “ 人 ”, 其中涉及的关于什么是人的德性 , 什么是人的幸福 , 什么是人的真实等等的知识。人的自由的、有意义的存在取决于 , 也体现在对人文知识的探求之中。这种人文知识是未成年者难以把握的 , 需要等到一定的年龄和其它知识准备后方能习得。延续到今天 ,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原义至今仍然是 , 也必须是人的自由教育。   四   人文教育是人的自由教育   古希腊人相信 ,7 这个数字具有特别的意义。人 7 岁以后 , 开始换齿 ,14 岁进入青春期 ,21 岁身体就已经完全成熟。人的教育是和人的这种 7 基数成长联系在一起的 ,7 岁时开始学习 ,14 岁和 21 岁则也是一个人教育中的两个提升年龄 , 至少亚里斯多德是这么认为的。亚里斯多德没有解释 21 岁的特别意义 , 但他把 14 岁确定为从初等到中等教育的转折年龄。 14 岁前 , 一个人学习了读写 , 还有一些文学 ,14 岁以后 , 用 3 年来进行 “ 其它学习 ” 。亚里斯多德所说的 “ 其它学习 ” 是指普通教育 , 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 enkuklios paideia 或 enkuklia mathemata 。 罗马人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希腊人的概念 , 称这种教育为 liberales artes,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liberal arts 。一直到今天 , 美国的许多大学的核心部分仍然是 “ 人文学院 ”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人文教育提供的是一个适合于自由人的课目 , 按照启蒙时代的说法 , 则是适合 “ 绅士 ” （有教养者）的教育。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的人文教育论述中一直都是用 “ 绅士 ” 这个说法 ( 与中国人熟悉的 “ 士 ” 有些相似 ) 。人文学课的数目也是 7: 语言、修辞、辩证 ( 逻辑 ) 、算术、音乐、几何和星象。 在古代 , 除了普适教育或人文教育 , 只有三种职业教育（ professional education ） , 那就是医学、建筑和施教。其它的都是 “ 手艺 ”(trades) 。手艺是通过 “ 学徒 ” 而不是 “ 教育 ” 习得的。制皮革的、修船的、修帐篷的、木匠、酿酒的、做买卖的 , 都是 “ 手艺人 ”, 在雅典 , 他们可能有机会担任重要的公共职务 , 但却是在 “ 教育 ” 上有欠缺的人。苏格拉底对话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的阿尼图斯 (Anytus ，审判苏格拉底时的起诉官之一 ), 就是一个皮革师傅 , 苏格拉底 , 至少是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显然看不起他。   五 知识和知识的善用   现代社会中的 “ 职业 ” 和职业结构与古代已经完全不相同了。好的皮革师傅、酿酒师是 “ 轻工业学院 ” 的毕业生 , 好的造船匠和专业打鱼人是航海学院毕业的 , 做买卖的更是拥有 MBA 的学位。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乔姆斯基所说的 “ 以知识为基础 ” 的社会 (knowledge-based society) 。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累积 , 使得 “ 学徒 ” 这种从师学徒的方式被到大学学习代替了。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 尽管上大学的学生可能接受了丰富的专门职业知识 , 但却可能因为 “ 人文教育 ” 的缺失而并未真正受到 “ 高等教育 ” 。 现代社会仅仅以知识为基础是不够的。乔姆斯基 (N.

政府有权改变人民的决定吗？ 徐 贲   2011 年选举临近，最受旧金山选民关注的是被称作是 E 和 F 的两个提案。 9 月 25 日星期日的《旧金山纪事报》还特别为此刊登了题为《 E 和 F 提案引发激烈辩论》的长篇文章。这两个提案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涉及选民决议与政府权力的关系，而这又是民主的核心问题之一。 现有的法律规定，凡是由选民投票决定的法律、法规，政府一律无权做任何改动，“哪怕是一个逗号都不行”。任何改动或改变都必须经过全体选民重新投票决定。这次 E 提案要求对这一法律作出修改并重新规定，允许那些由选民公投决定的法律在公投 3 年后，可以由市政府机构的“ 城市监督委员会 ” (Board of Supervisors) 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进行修改或取消，而在 7 年后，则可由简单多数通过修改或取消的决定，并提交市长批准。 E 提案的发起人威尔勒（ Scott Wiener ）担任过旧金山市的副检察官，现任“ 城市监督委员会 ”委员。他提出议案的理由是，“现在，民众一旦通过一项立法，便在时间中凝固了”， E 提案是为了改变这种缺乏变通的不合理状态。曾经担任“旧金山道德委员会”（ Ethics commission, 相当于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汉森 (Eileen Hansen) 女士反驳道，选民立法本该如此，“只要人民发言了，政府对人民决议的任何动作都必须回到人民中去，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她更强调，“允许政府更改选民决议，那是打民主的脸。” F 提案是为了修正 1997 年由旧金山选民通过的另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规定，旧金山地区所有的政治咨询人员，如果年收入超过 1 千美元，就必须申报。 F 提案要求修改这项法律，将收入金额的限度从 1 千美元提高到 5 千美元。这个改变不会影响目前“旧金山道德委员会”对政治咨询人员的监督，对他们都会建立电子档案，并对公众公开信息。 F 提案倡导者的理由是，将限额提高到 5 千美元仍然包括了所有以政治咨询为职业的人员，因为他们的收入肯定超过 5 千美元，但是，对那些偶尔提供这种服务的人员，市政府就不必投入太多的精力来管理了，这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 F 提案其实是附属于 E 提案的，如果 E 提案通过， F 提案也就自然成立。否则就需要重新公投。 在这两个提案的争论中，不同性质的组织显然有不同的立场。与政府和商业有关系的组织基本上都是赞成的，其中包括旧金山城市规划与研究协会、贸易和计划商会。持反对立场的则是民间组织，如著名的 环境组织塞拉俱乐部 ( Sierra Club 也叫“山岳协会” ) 、旧金山街坊联合会、旧金山民主党。 美国公民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对政府任何可能的权力扩张都抱有深深的怀疑和警惕。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就有许多这样的民间组织在共和制度中起着捍卫民主的作用。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些被称作为“民主 – 共和协会”（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的组织。 从 1793 至 1800 年，像这样的公民团体在美国东海岸至少有 40 多个，它们推动公民责任观念、公民教育、政治平等和民主。这些普通的美国公民有知识、有行动地坚持民主理念。这构成了他们积极扮演公民角色的那种民主共和精神，也使美国革命和独立宣言的思想观念在美国社会的社群层次上普及开来。 这样的民主公民传统在加州有很强的民众基础。由于许多民众团体的强烈反对，提出 E 和 F 提案的一方已经做了让步。例如，他们同意，如果 E 提案通过，将不影响在这之前通过的公民投票决议，政府的修改权只限于今后通过的选民决议。但是，反对的一方至今一点也不肯让步。他们坚持认为，“ E 提案将为政客提供机会，让他们可以推翻选民制定的法律，……而选民决不应该给政客们这样的机会。” 主张提案一方最有说服力的一条理由是，每次修改法律就要公投，这样太花钱，经济成本太高。反对的一方反驳道，正是因为改变人民决议需要花钱，而政府又偏偏没有钱，这才会老老实实，安分守己，不至于手里有了钱，就老惦记着修改选民已经制定的那些让政府觉得不爽的法律。看来双方都有道理，争论的最终结果如何，还得由公民投票来决定。   《南方都市报》

摘要： 能够怎样从情感、文化纽带的民族群体走向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石的公民共同体，则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可取，但偏激的、虚无的反民族主义也未必值得振臂高呼。这种调和与妥协，要求身在其中的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媒体人）具备更为复杂、健全、理性的头脑，放下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的整全性幻想以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形塑向未来敞开的包容心态和制度建设的想象力。 当插科打诨遭遇民族主义 彭晓芸 上周的专栏刚刚谈过大陆新浪微博日益成为一个充满硝烟的地方，这周的「战火」又烧到了媒体人身上，而且罕见地将南北媒体之间的价值差异和对话鸿沟赤裸裸呈现于公众注目之下。 化约地将这种分歧称之为「南北差异」或许不甚确切，但指向市场化媒体与党媒的分歧，似乎也不那么尽如人意，严格来说，当前的媒体，只要有刊号有采访权均属体制内媒体。大陆并不存在台湾威权时代的所谓党外报刊。 无论以什么命名，这几起事关民族主义情绪的争论，倒是呈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多元面向及背后的复杂逻辑，颇为值得观察。 过度解构将适得其反 事情缘起于南方报业旗下媒体《南都周刊》主编西门不暗（微博ID）在微博针对「九•一八」发表了一番不当言论，大抵是想解构官方意识形态垄断下的宣传话语，但由于习惯性地将类似饭局黄段子的风格搬上了微博，一时激起千层浪，招致网络上民族主义者的猛烈炮轰，有网友发起要求其辞职的网络运动，有声称要自费刊登广告抵制这一伤害公众民族感情的言论，甚至要求广告商不要再在这个刊物投放广告。当然，这种抗议由于匿名性、随机性而导致程序上的非制度化和混乱，往往演变成对人的上纲上线攻击，如果大陆有诸如台湾的媒体改造学社、媒体观察基金会这样的合法组织，公民实践对媒体及媒体人言论的监督或抗议，就有了制度化的合理性、合法性。 借着公众群情激奋之「东风」，北京的党媒《环球时报》官方网站刊登了两篇对西门不暗言论进行严厉批评的文章，正式拉开了一场媒体人之间公开对峙的舆论战。 其中一篇题为《主张去民族化思想的自由主义者不要过于迷恋自己》的文章，由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梅雨堂所写，这篇文章语气温和，区别于网民的非理性谩骂，作者称：「我也不认为西门不暗是‘汉奸’。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不会聊天’，在错误的时间说了一句‘冷笑话’，不仅没能起到调侃的作用，还给自己弄得一身臭。」文章同时批评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走向了极端和傲慢，「成为自由派中的迂腐分子，丧失了先进性。」针对网民对西门不暗的讨伐，梅雨堂认为：「如果一个人狭隘的对待不同思想，他自己的言论空间也会被挤压。」 这番言论倒也体现了对话的意愿，立场虽不同，但击中了近些年来将自由主义简单化理解的自由派媒体人遭遇的困境：一味地插科打诨和解构，在言论不自由的高压下，的确起到了消解威权的作用，却并不能更好地达致社会共识，恐将导致更为剧烈的族群撕裂或干脆转向犬儒主义。 为什么这样说？从大陆持续至今的韩寒热可见端倪。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韩寒不该成为偶像，而是指，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学者、媒体人如此热切地赞美着韩寒，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的一种逃避，一些知识分子鼓吹一个韩寒胜过千百个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无奈的说辞。 韩寒自身是清醒的，他曾经坦诚自己十年来几乎不读书了，严格来说，韩寒承担不了公共知识分子解剖社会的责任，但他有着极好的批判性思维，这倒恰恰缘于他的不读书——早早退学，远离应试教育的戮害。过去这些年，韩式话语风靡互联网，韩寒的每一篇透着机智的博客文章被网民大量传播，其幽默调侃的风格让网民们兴奋，甚至让很多媒体人也极为推崇，不少媒体以刊登此类风格的文章为荣。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有韩寒的睿智或幸运，插科打诨是一种冒险，一不小心将堕入滑稽的境地。 2010年4月，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的文章，并策划了一期关于「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的专题，表达了对这样一种时代风潮的忧虑。这不是预测，而是身在其中的尴尬，在夹缝中生存的媒体人，很容易感受到语言上的浮华可能导致的思想枯竭。美国人尼尔•波兹曼曾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而当今的中国，似乎对这两种趋势均抵抗力不足，一方面是因言获罪的案例仍然不能消除，另一方面是插科打诨式的集体话语正在吞噬力透纸背的直接言说。 又如奥威尔曾经精辟指出的，「‘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尽管「新话」概念指向的是统治话语，但民间话语的枯竭与此是同构互生的。当人们都以戏谑的话语来面对威权的时候，威权倒是可以以你在开玩笑为由而轻松藐视，不予搭理，最终仍然是「新话」的胜利。 审慎应对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这一回，这位主编的无心之过「不幸」遇到了不把玩笑当玩笑的民族主义者，遭遇了一个话语权高度扁平化的微博时代，落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实，岂止这位媒体主编，紧接着「九一八」言论事件卷入舆论漩涡的，恰恰就是批评西门不暗的环球网所属报纸——《环球时报》。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希望骆家辉好好做「驻华大使」》的社论，文章提出：「当美国大使成为中国舆论的‘政治明星’时，他自己不强化它，或者做一些‘去明星化’的努力，在外交上是恰当的。中国积极炒作骆家辉‘廉洁秀’的媒体也应当自重。批评中国官场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尽可以找其他的场合和角度，过度美化一个外国驻华大使，尤其是当他在中国的使命‘十分复杂’时，是非常不恰当的。」  这番言论引起了微博上一片哗然，知识分子和网民对《环球时报》阴谋论的思维、僭越的主张及傲慢的标题，猛烈批评，历史学者张鸣在微博上说：「拜托，别说人家骆家辉作秀。让咱们的官员也做一回，交通管制取消，航空管制没有，真的排队买一回东西，别前呼后拥的。一回就行，让我们这些屁民开开眼。我从小到大，50多年了，还没看到过官民平等是怎么回事呢？」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甚至连反对过西门不暗「不当言论」的网民，这回转向反对环球时报了，批评的声音一点也不客气，有些甚至开始对环球时报的总编进行谩骂、人身攻击，这不是倒戈，而恰恰呈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复杂性。这里不能不提起由台湾学者吴叡人翻译的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这本被翻译成三十几种语言的著作，跨越时空地成为了全球学术界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想象的共同体」 。大陆也出版了同为吴睿人翻译的简体版，可惜的是，简体字版删除了整个第九章，于是《想象的共同体》变成了不完整的「开放文本」。 恐怕连安德森也不敢想象此书在中国大陆的流行程度，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学里的每个学生或老师，即便没看过此书，也一定能将「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娴熟地用在各种学术谈资中，甚至被望文生义地简单化理解为这是对民族主义的完全解构和嘲讽。 不得不说，对学术自由的禁锢导致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理解和传播，恰如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总有人粗鄙地将道德与自由的关系简化为道德相对主义或绝对自由，民族主义问题也面临着被极化为「民族情感是可耻的」的去民族化倾向。 其实，安德森恰在第九章《历史的天使》深刻地区别了「官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一般的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安德森对弱国民族主义较为同情。安德森在一次演讲中谈道：「如果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我们在日本看到对旧日本帝国的某些面向越来越公开的赞美，我也不会感到太惊讶。」可见，安德森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持警惕态度的，在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上，安德森也认为日本「极端愚蠢」。因此，在「九一八」事件上，自由派媒体人应当充分理解民间的朴素民族主义，没有必要对公众的这种情绪存在过虑和敌意。 但「官方民族主义」是值得警惕的。「官方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王朝为了巩固政权而诞生的，它将官方的意识形态强加在王朝疆域内人民，官方民族主义的极度扩大便是「帝国主义」。此外，官方民族主义很容易与民粹民族主义合流，它们共同的特质即是，以弱者的自卑心理建构假想敌——从而将「敌人」化约为一个普遍性的殖民主义象征符号，作为他们共同反抗的主体。 这一点，很容易从《环球时报》这篇遭致批判的社评以及一位曾经作为反抗者姿态的作家摩罗的微博言论获得直接的观感。摩罗曾以反抗者自诩，如今却在微博发出驱逐骆家辉的极端言论，此论一出，学界和网民诧异不已，直呼摩罗「疯了」！ 对峙、对话与融合 如果说摩罗的狭隘民族主义带有几分心理创伤知识化的痕迹，那么，环球时报的民族主义倾向则更大程度体现为国家主义，至于那个对骆家辉提出愚蠢问题的央视记者芮成钢更多的则是年轻世代轻狂的自负。摩罗式的民族主义可能是不太具有代表性的偏执，但环球时报代表的「官方民族主义」则是威权时代权力的典型特质，而芮成钢这类曾经留学西方的年轻人试图代表中国价值观与西方对话甚至对峙，则更具普遍性，一味地讥讽、谩骂，只会激起双方更强烈的对立感和社会分裂。 8月8日，《联合早报》曾发出社论文章《中国需防民族主义失控》，社评指出：「最近十多二十年，民族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愈演愈烈，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国家日益富强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当局在马列官方意识形态日趋衰落后乞灵于民族主义所致。可是，民族主义却是一把双刃剑，…若中国民族主义不受控制的发展下去，既然今天可以‘骑劫’县政府，明天就有可能‘骑劫’省政府，后天也有可能‘骑劫’中央政府，其影响范围也会越来越大，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  《联合早报》所指涉的这种民族主义，当指民粹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民族主义，此类极端力量毁灭性极大，就是深谙维稳之道的官方，对其恐怕也是忌惮排斥多于默许利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极端的、暴戾的民族主义值得举社会之合力使其破坏性最小化。然而，这需要的是诉求自由民主之士也努力避免自身的极端化或虚无主义，以宽容和同情之理解去应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复兴。 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一个危机四伏、信仰缺失的社会，才会激发起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民族主义情感是在社会矛盾当中谋求安全感和共同体认同的本能反应，苛责于这种情绪本身无助于深切理解中国问题的艰涩与困顿。 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聚合中，人们甚至说不出它们确切的方向。 一方面，可以看见媒体各自所代表的价值观日益公开论辩，除「九一八」言论的微博论战及媒体舆论，还有9月19日的南方周末官方网站刊登了读者来信，以极大的尺度戏仿骆家辉答芮成钢问（读者在该文留言中说「果然，南方亲西方，北方信政治」）；另一方面，南方报业旗下的杂志《南方人物周刊》曾经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为封面人物进行深度访谈，而「九一八」言论风波的当事人西门不暗任主编的《南都周刊》此前恰恰采访了被称为「高级五毛」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阮次山，这些报道意味着一种颇值得玩味的互动，持不同立场的媒体人之间既对峙又对话，甚至不排除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当然，整个国家真正的「融合」需要痛定思痛的社会变革作为制度上的承载物，需要基本的底线共识作为民族认同，谁也不知道达致这样的社会共识需要多少年或几代人的时间。 学者徐贲曾经指出，「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在经过了法西斯的劫难后，以彻底更新德国的政治文化为目的，超前于当时的德国政治文化水平，这恰恰是中国在文革以后没能做到的。 」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指出，德国人对德国的认同(爱国主义)是以认同基本法的规范价值为基础的：「我们的爱国主义不能否定这个事实，那就是直到奥斯维茨之后，也可以说只是在这一道德灾难的震撼之后，民主才在德国公民，至少是那些年轻一代的德国公民的思想和心灵中扎下根来。」  对于中国来说，能够怎样从情感、文化纽带的民族群体走向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石的公民共同体，则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可取，但偏激的、虚无的反民族主义也未必值得振臂高呼。这种调和与妥协，要求身在其中的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媒体人）具备更为复杂、健全、理性的头脑，放下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的整全性幻想以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形塑向未来敞开的包容心态和制度建设的想象力。                                                      2011/09/27 | 《旺报》（全文完）

笔记产生不了学问 徐 贲     如果说美国大学课堂的特点是讨论多，那么中国课堂的普遍景象便是记笔记。在 21 世纪的今天，学生先记后背，以此道来求学问，其实是基于一种过时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观。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说，文艺复兴后期处在一个 “知识观”从“注释”向“评说”转型的时代。“注释”的任务主要是搜集，然后才是添加，对任何一种对象或话题，不管是由谁写的，只要把前人写过的所有东西尽量收集起来，就能合为一个知识整体。“评说”则不同，它需要求知者从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出发，就前人或别人说过的话或积累的知识作评价性的甄别，在其中选择那些与自己求知目的相一致的部分。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学 以分析和记诵古典文本为主，用“记笔记”的方法来积累“注释”型的知识。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夫斯（ Juan Luis Vives, 1493-1540 ）曾这样介绍这个学习方法：“用适当大小的空白页钉一个本子，将这个本子分成一些标题（ topics ），形成一组一组要记录的内容。例如一组可以用来记下日常说话的‘话题名称’，如心灵、身体、职业、游戏、衣服、时间区分、住所、食物。另一组可以用来记下‘惯用法’；再一组可以记下句子；另一组记‘成语’；又一组记‘作家所写的较难的段落’；再一组记‘你自己或你的教师认为值得记住的东西’。”   将“笔记本和标题”推向极致并产生极大影响的是基督教人文学者伊拉斯谟（ Erasmus, 1466-1536 ）。他在 《论词语的丰富》中 运用这个方法要比维夫斯有系统得多，而且也更体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知识观念。 这部著作在伊拉斯谟活着的时候就至少发行了 85 版。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把知识的积累当作知识的主要目的，至于积累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则不太为知识人所在意。因此，确实的知识和道听途说的“知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如果一个人能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 ( 不必是他自己的意思 ) ，那他就是一个知识丰富、学问渊博的人。 《论词语的丰富》 就是一部这样的知识渊博之书。书的题目 De Copia 的意思是“丰饶”、“丰富”。知识丰富的人才会“能说会道”，能说会道不只是口齿伶俐，而且是对什么都有话可说，对任何话题都可滔滔不绝。人文主义者把知识全面当作渊博，同时还要求善于用文字言辞表达知识，因此，写作的能力也就格外重要。   在伊拉斯谟那里，知识的丰富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丰富的词汇（ Copia Verborum ），如果用了一个字或词以后，还能用其他不同的说法来代替它，那就算是词汇丰富、表述多样。但是，伊拉斯谟认为，只有词汇还不足以使一个人雄辩，所以还要具有第二种丰富：丰富的修辞手段（ Copia Rerum ）。他列举了各种可以用来说明一个意思的手段，如隐喻、提喻、类比、寓言、虚构故事、警句、格言、箴言，就是说，为了增加说服力，需要使用多种说明手段。第三种丰富是话题和题材。他举例道，同一件事情可以用来说明不同的道理，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一个写作者应当小心使用自己的例子。例如，苏格拉底在受审时被人以不真的指控害死。这个事情可以用来说明“真理招人憎恨”；但它也可以用来说明“不凡的美德招人嫉妒”或者“法官裁判不考虑受审者是否优秀”。   《论词语的丰富》 的那种人文教育其实只适用于极少数的人文学者，作为一种普遍的教学方法，它在一般学校里的效果与原来的设计有很大的距离。学生往往只是机械模仿，学到一点皮毛而已。但它却为我们揭示了人文主义教育复兴古典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它采用的是“分析”的方法，也就是把“整体”（阅读的文本）化为“部分”（用标题和小标题的办法记下阅读到的东西）。这种分析取决于阅读者自己的“分类”意识和方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消化的结果。  第二，仅仅分类或分析还不够，那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记忆，在脑子里记住自己记在笔记本里的东西。记忆一直是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把希腊和罗马文学拆散成为“笔记”，为的是使这些古典化为许多便于记忆或在运用中可以重复的现成材料。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工程（令人想起钱钟书的《管锥篇》，而尤其令我们赞叹的是他们的记忆功夫。当时有专门传授记忆技能的，例如。教学生在头脑里想象面前有一道长墙，墙顺次分成 8 段，每一段都写着需要记住的东西。学生每天早晨一醒过来，就要设想自己站在这长墙前，一段一段地依次在读墙上写着的东西。   记忆的要诀是记住许多孤立的东西，然后再按照自己的需要，把它们重新组合，这曾经是高等教育所追求的聪明才智。今天，这种聪明才智的重要性已经被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所代替。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已经离我们今天的知识观和人才观非常遥远。在欧洲，这种知识观的影响只延续到 17 、 18 世纪，到启蒙时代后便已彻底改变。   刊《中国新闻周刊》    

9.11 十周年之际的“美国问题” 徐 贲   9.11 十周年之际，美国许多媒体除了纪念在这个事件中失去生命的亡者和回顾往事之外，同时也对美国目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有不少公共讨论。这些讨论许多是在 9.11 纪念日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的。 美国媒体报道和讨论的特点是负面批评多于正面报道，因此，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唱衰”，也就是让人觉得难题丛生，前景黯淡。但是，也有不少比较持平的“不唱衰”看法，认为美国虽然面临不少问题，但民主传统、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并没有因 9.11 事件而有所改变，而正是这些使得美国人在今天仍然能够对未来保持信心。这种信心不难从“唱衰”和“不唱衰”双方的一些争论中看出，在此举八个例子。   第一是“美国破产”。不久前，国会在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几乎导致关闭政府。参、众二院中都有政治人物以“美国破产论”诉诸民众的危机感。但反驳者说，就是这个在叫嚷破产的国会，去年的开支等于世界上 45 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空间探索经费是每年 180 亿，还在生产造价为每枚 150 万的导弹（ 1500 英里内的精确度误差不超过数英寸），这样的国家能算破产吗？   第二是美国“严重分裂”。无论是关于债务上限、纳税、公立教育、犯罪管理，还是关于英语字典该不该收“ innit ”和“ thang ”这样的词条，美国人都意见分歧。这是个明显的事实，但是，反对者说，“严重分歧”只是指固执己见的程度，不是指对立意见者人数相当。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费欧里那（ Morris Fiorina ）的研究证明，美国人在最大的事情上并不分歧，例如，他们都主张民主，没有认为专制比民主好的。   第三是“今不如昔”。面对目前两党政治的缺乏合作，有人怀念美国政坛传奇人物，前众议院议长欧尼尔（ Tip O’Neill ，民主党）和前总统里根（共和党）时代的两党合作精神。不同意这种怀念“过去的好日子”的人提醒道，欧尼尔 1950 年代进入国会时，美国一共才 10 为女议员和 2 位黑人议员。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国会不足以成为今天更多元民主代表政治的楷模。 第四是“政党恶斗”。批评者说，两党不妥协是恶斗的根源。不同意者说，政治人物是选民的代表，执政时坚持竞选时的承诺是一种政治勇气。没有选择便没有民主，事事要一致，只有一党专制才有可能。 第五是“政客腐败”，例证是，前副总统候选人的爱德华兹（ John Edwards ）和前加州州长 施瓦辛格都爆出丑闻，有婚外生的子女。不同意者说，这种腐败损害腐败者的家庭远甚于公众和国家，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够防止政治人物更为严重的腐败，那就是贪污和滥权。 第六是“报刊死了”。报纸、刊物在电子媒体的冲击下，已经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但还是有人认为，不必悲观，《纽约时报》每天有 6 千万的网上阅读者，报刊难以存活，但自由、开放的新闻还在。还有人说，“新闻越来越耸人听闻”，对此有人提醒道，比起 19 世纪的“黄色新闻”，现在的新闻虽然追求轰动效应，但还不算太“黄色”。 第七是“媒体太自由化”。在美国，“自由化”是相对于“保守”而言的。自由化因此有“太激进”的意思。自由化往往对现有的体制、规范、制度持批评或批判的态度。不同意这一指责的人士指出，自由是美国媒体的传统，今天， 90% 的媒体人是倾向于民主党的观点。但是，他们当中的 99% 又都坚持自由、平等的信念和支持民主宪政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都是美国的“保守派”。 第八是“人民最聪明”，这是“一切都糟糕”的自然推演，因为 “末日论”者总是以人民代言人的口吻在唱衰。不同意的人士认为，美国人并不那么聪明。每 3 个美国人中就有 1 个不相信奥巴马是基督徒，共和党人中有一半相信奥巴马出生在外国，这么难以消除偏见的人民还能算是聪明？ 在美国，没有能逃避“唱衰”的人和事，政府、政党、媒体，还有美国人自己，都在被唱衰之列。“唱衰”是美国人的习惯，但美国人并不只是会唱衰，“唱衰”的意义在于提出问题，而对问题的讨论则促进了社会的共同思考。 刊《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