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韩寒，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对革命、民主、自由有一点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从公认的政治学宪政理论观念出发，是可以找到许多有待商榷、明显错误甚至错得离谱的地方的。但是如果从现实政治角度看，从文章在当下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看，韩寒的认识看法代表了相当多国人对所论问题的看法理解。由于韩寒论述问题角度选择的特殊性，考虑官方、百姓、知识分子等多方诉求愿望的论述方式，使得韩三篇这一组谈论现实政治问题的文章，成为一段时间以来公开发表的传播最广、也应该说是影响最大的正面论述政治改革的文章。 　　争取民主自由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 　　韩寒政改文章最显著的特征是他的实用主义，他是从革命、民主、自由这几个概念在现实中国实践与操作的含义出发谈论相关问题的。因此他的革命、民主、自由不具有经典作家的意义，也不具有国际意义和公认的政治学理论观念的含义，只具有当下中国的意义、中国草根阶层理解的含义，韩寒及其群体感觉认同与期望的含义。这种理解，对于民主政治专家、资深民主理论研究者、宪政学大师而言，不仅是谬误，甚至是反动。韩寒说的讲的完全不是现代政治学理论、宪政理论观念所定义的民主自由革命。在一些人看来，用他的这一套土的错误百出的理论指导改革实践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争取民主自由活动是一种现代政治实践，它同民主自由革命的经典理论、专家观念是不同的东西，就像企业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活动是不同的东西一样。千千万万的创业者、企业所有者、职业经理人、事实上的企业管理者，从事的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企业管理活动，他们持有的企业管理理念、认识同企业管理经典理论、企业管理大师宣传的观念不尽一致甚至截然不同，是经常见得到的。企业管理理论的集大成者、企业管理理论专家学者、公认的企业管理思想大家，当然可以批评持有不同管理理念的企业管理实践者，但是把那些实际支配着企业运行、被千千万万企业管理者实际应用的理论观念，称之为“非企业管理理论”或者“反企业管理理论”，非要批倒批臭，则有点过了。 　　我们许许多多民主宪政理论观念研究者，因为研究的题目较为专业生僻，因为文章的读者面狭窄，影响力有限，因此只能成为民主理论的谈论者而非实践者。韩寒因为其文章的特点和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他呼吁具体制度改革的实践追求，使他成为一名民主政治活动强有力的实践者与追求者。他没有多少现代政治学理论的训练，甚至不懂得宪政民主的真正含义，像有的批评者说的那样：“他连直选和普选的区别都搞不清”。但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践与经验使得韩寒本能的追求他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反对他所认识理解的革命。 　　作为民主政治理想的实践者追求者，看到像韩寒这样的走在民主自由活动前列有着巨大社会影响的民主自由实践者，应该感到欣慰而不是苦闷，应该理解和宽容而不是嫉妒和恼羞成怒。应该认识到，同样作为文字写手、作为民主自由理想的追求者，自己与韩寒的巨大差别，以及自己在实际的政治文化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渺小，作为政治实践者我们不如他。看不到完美的理论与实际的操作的巨大差别，硬要用自己的“经典理论”“现代理论”“公认的宪政观念”去指责批评韩寒们的理论不对不纯，这是一种书生意气，是民主清谈，其对民主政治活动的发展有害无益。 　　素质论观点的是与非 　　素质论是韩三篇中最受诟病，也最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观念。其实，这是一个根深蒂固被相当多国人认同的传统观念，如萧翰先生所说是一种事实判断。从贤人假设到修齐治平的儒学观念，再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文革期间改造思想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直到今天的强化党性修养、提高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质等等，本质上都是一种从改变人的素质入手进而改变社会、消除弊端的素质论思维。即使坚定地自由主义信奉者也常常痛感数千年封建统治塑造了国民的奴隶性格，也常常认为避免文革灾难的发生需要文革积极参与者和有责任者真诚忏悔，这实际体现的也是一种素质论观点。 　　用这一观点指导实践，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比如斗私批修、运动干部的做法，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民公社体制、高度集权的单位管理体制的正常运行；经常进行“忆苦思甜”确实可以提高人们对新社会的幸福感，可以提高人们节约粮食与关心理解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 　　不过，要真正防止文革之类历史悲剧再度发生，不建立权力分立的宪政体制，没有强有力的宪法权威保证国人基本人权不受侵犯，仅靠文革参与者的忏悔这样一类面向人的价值观念与道德素质的手段，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此次重庆左倾政治思潮行为一度泛滥就是例证，尽管薄及其父母深受文革之苦，但在现行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体制下，如果他持有左倾观念并在一个地方拥有绝对权威，在他的领导下掀起一场文革式政治运动并非天方夜谭。德国乃至欧洲各国人民不把防止和避免侵略战争频繁发生的历史悲剧，寄托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和对人们对战争的忏悔之上，而是寄希望于建立欧洲统一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及其运行规则，也是因为人们明白仅靠提高人的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个道理。 　　虽然人的素质决定某种制度能否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依据的，但是人的素质影响和制约着既定体制运行的质量，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在大多数民众依旧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要求投票者不受候选人金钱贿赂影响难以做到；在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镇长民主选举之前，一步进入到国家主席的选举，同样也存在素质问题的制约。韩寒的素质论作为政治改革应该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论据，可以理解，应当支持。“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这个比喻并不贴切，但可以理解。 　　韩三篇的实用主义观点还在于：韩寒首度站在官民两方博弈和相互理解的角度谈论民主与自由等政治改革问题，他在这里说了一些实话，也是很多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比如“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又比如“以前总是指责政府，现在则表现为理解政府”。“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知识分子兜里拢共300块钱，还以为政府手中也只有这么多”；“别看你们在微博上力大无比，网络一关马上没戏”。这些不都是事实吗？现行体制造成的正是这样的格局，此难道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么？一些理想主义者不过是装着看不到这一现实罢了。 　　韩寒的妥协意识，考虑双方或几方可接受性的思想观念，在我看来不仅是客观的，也是有价值的。虽然革命的理想鼓舞着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但是有领导有秩序的政治改革还是更值得期待。无序的不稳定的社会改革运动，造成的后果难以预知；革命往往造成巨大牺牲，心狠手辣者往往最有可能获得权力；而新一轮社会秩序整顿必定首先强化旧的体制，人们业已获得的民主自由权利会再次丧失；这一系列观点是听起来很不舒服，实际有着众多历史经验证明的观点。

李少军：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 进入专题 ： 国际体系 双重身份    ● 李少军       【内容提要】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在国际互动中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事实上，中国被赋予的“大国”形象和外部世界针对中国所开始的权力政治互动，已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凸显了消极的影响。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既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与条件。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对外政策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要谋求的利益和实现利益的途径，都决定于中国对身份的定位。在参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当下的中国日益表现出了双重身份，既自我坚持是“发展中国家”，又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大国”。由于这两种身份在国际互动中有不同的机制和结果，因此中国实际上面对着一种身份的困境。破解这种身份的困境，是中国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中国的身份困境是基于自身定位参与国际体系互动所发生的问题，因此要破解这种困境，除了需要认识这种困境的症结所在之外，还特别需要基于对国际体系影响机制的分析寻求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 中国的身份与利益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把自己的身份明确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基于这种身份，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经过30多年的积累，中国的国力显著增强，到2010年GDP上升到世界第2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的差距不断缩小。1978年时美国GDP是中国的15倍，2000年时是中国的8倍，到2010年时这一数字已缩小到2.5倍。1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大，中国身份中的多项大国要素也日益受到关注。例如，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大国地位使人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大国的复兴，而中国在领土、人口、贸易、外汇储备等方面的量级，以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器国家、世界银行和IMF的主要股东等身份，都使人们更倾向于把中国视为“大国”而不是“发展中国家”。     对于中国的“大国”地位，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以“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居首位的超级大国（world‘sleadingsuperpower）”为题对22个国家进行了民调。从所得数据来看，有8个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中国，超过半数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其他14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持肯定意见者多于持否定意见者。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持肯定意见者也多于持否定意见者。2这样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大国”身份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国际舆论所肯定。甚至，中国人自己也有了明显的大国感觉。显然，由舆论所定位的中国的“大国”身份，已成为一个事实。     然而，如果从人均而不是从整体看待中国的发展，就会发现，中国发展的程度其实并不高。按照世界银行的排名，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居世界第100位，略低于安哥拉，在列入统计的190个国家中居中游偏下，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3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2010）的排名中，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列第89位，在该报告所列的169个国家中，也属于中等水平。这两个报告所反映的事实表明，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很大，集国家之力可以办成很多大事（比如在航天事业上），但中国以人为本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中国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一个事实。     中国的这种双重身份（dualidentity），一方面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大国”的一面日益引人关注，另一方面“贫穷”依旧的现实也常常让人感到困惑。有评论认为中国未来发展成第一大经济体时会成为一个“奇特的超级大国”，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最大的经济体就应该是最富裕的国家，但相比西方国家，中国是既富有又贫穷。4     中国的双重身份作为一个问题，学界其实多年来一直在关注。例如，2001年吴心伯在论述中国外交时就阐述了中国面对的“双重身份综合征”问题。他指出，作为大国，中国希望拥有更大的国际影响，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但作为一个穷国，中国却没有那样的物质力量，也没有真正的利益扮演与自我想像之大国形象相对等的角色。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外交行为的困境。5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力的显著提升，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讨论。例如，郭凯6、古斯塔夫·格拉茨7等论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主要世界强国”这两种身份的反差，论述了中国是作为国际秩序挑战者还是作为维护者的矛盾，以及在维护发展权利和承担大国责任之间如何求平衡的困惑。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的是中国进行外交选择的为难。实际上，如果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两种身份所指涉的行为逻辑和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相容的。在两种身份的影响下，中国不但面对着为难的选择，而且面对可能对国家利益有害的结果，而这后一点才是“困境”的症结所在。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根本利益在于谋发展。实现这样的利益，中国就需要始终把力量集中于国内的建设，就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做的那样。用邓小平的话来讲就是：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是长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只好停一停。否则就要专心致志地做下去。即使发生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这一点必须扭住不放，毫不动摇。8这样一种发展的理念，直至今日中国仍在坚持。按照胡锦涛多次重申的说法，我们要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9这种发展的逻辑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相对应的。     然而，如果中国按照“大国”的身份行事，那情况就会不同。在国际关系中，“大国”（greatpower）总是与“权力”（power）相联系的，需要用权力来界定利益，而权力的含义是指让别国做原本不会做之事的能力。10作为大国进行互动，行为体就需要发挥权力因素的作用，无论以明示还是隐含的方式，都会涉及支配力与影响力的竞争。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大国进行权力竞争就需要尽可能地增大权力并抑制对手的权力，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相互冲突。对于霸权国家来说，要维护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不受威胁，需要时刻警惕“修正主义国家”的挑战，尤其不能容忍具有对等实力的竞争对手的存在。从这样的逻辑和导致的结果讲，大国政治不可避免地会演变为冲突乃至战争的“悲剧”。11     从“专心发展”和“大国政治竞争”这两种迥异的逻辑看，其差异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军力建设上。作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军力建设是以确保发展为目标，对国防的资源投入具有防御性与有限性的特点，在总体上是一种内向模式；而进行大国竞争，发展军力则要以保持在一定区域内的支配力和影响为标准，在国防建设上不可避免地会卷入与相关国家的军备竞赛，在权力运用上也会体现出外向特点。     对于中国来说，身份具有两重性，在对外互动中就必然会受到这两种不同机制的影响。由于这两种机制所导向的是不相容的互动模式，因而中国面对着一种难以兼顾的困境：中国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必须避免卷入大国权力竞争，而要做一个真正的大国，就必须在权力政治中保持和发展的自己的影响力，并且在军备上进行相应的建设。由于“专心发展”是一种可以自我控制的进程，而“大国政治竞争”则会形成“行动—反行动”互动，因此在两种机制同时起作用的情况下，大国竞争就会成为起主导作用的机制。说得确切些，当中国被视为“大国”，而其他国家主动与中国进行“大国游戏”时，中国面对权力政治压力，就不得不进行具有权力政治意义的回应，而这种回应必然会导致他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样一来，不论中国主观意愿如何，大国政治进程都不可避免地会启动。从互动结果看，中国一旦被卷入大国政治竞争，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战略重心。如果权力竞争的程度加剧，那就有可能使经济建设和解决国内需求失去首要地位，而且可能因卷入日益增多的冲突而失去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所面对的双重身份困境显然是一个必须正视并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中国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对互动机制有清醒的选择，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应对和解决在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中国人均发展偏低的现状决定中国必须以发展为本，必须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中心的原则。然而，由于中国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政治互动，因而日益增长的国力会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习惯于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来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在互动中也不可能再像一个纯粹的发展中国家那样行事了。大国互动机制会使中国面对着不断增大的权力政治的消极影响。     由于中国面对的身份困境所反映的是与外世界的关系，确切说是参与国际体系互动的结果，因此要分析这些困境的作用机制并找出应对途径，就需要讨论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对外互动行为有怎样的影响。          二 国际环境的影响机制          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从理论上讲就是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是指行为体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由于行为体为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需要在对外关系中参与涉及不同问题的多方面的互动，因而会构成具有多元层次和属性的体系结构。这样的结构，对于中国来说有着复杂的和系统的影响。对这种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根据国关学界已有的研究，需要讨论三种主要的影响机制，即权力政治、制度规范与观念建构。12     1.权力政治的影响机制     权力政治是指主权国家作为权力行为体进行互动所形成的结构与机制。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都需要以权力确保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相互间形成的权力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以外向性的权力互动改变现状通常会引发高度的冲突，而以内向性的权力互动维持现状则通常可以保持常态的国家关系。中国作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尽管需要在对外互动中运用自己的权力影响，但宗旨和行为模式乃是内向性的自卫。进行这种模式的互动，从理论上讲，所受到的权力机制的影响和所导致的冲突应该都是有限的。     然而，考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现实权力互动可以看到，有三方面的原因决定中国可能面对着日益严峻的权力政治的挑战。一是中国已被视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而崛起的大国通常被认为是要改变现状。尤其是超级大国，对于这一点极为敏感。虽然中国并没挑战现状的意图，也没有做出挑战现状的举动，但仍然受到了外部权力的日益增大的遏制性压力。二是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统一，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涉及权力互动关系。中国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利益，就必然会与相关国家形成矛盾与冲突的关系。中国主权利益受侵害的情况加剧，中国维护主权的力度加大，这种冲突就会升级。三是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中国自卫的范围也在扩展。特别是中国海上行动范围的扩大，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别国猜忌。     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下，尽管中国坚持内向与自卫原则，希望使矛盾最小化，例如强调自己的发展利益和防御宗旨，把领土争端限制在双边范围，但凸显的“大国”身份却使得外部世界更倾向于把中国的这些行为解读为外向的扩张。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同盟，频繁举行各种联合演习，干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台湾问题，都是具有权力政治意义的互动。对于中国周边所形成的具有遏制中国意义的地区权力结构，中国不可能不做出反应，因为不介入这种互动，国家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但进行这样的互动，就难免要卷入权力竞争的“安全困境”。用戴维·兰普顿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一种“行动—反行动循环”，一方构筑自己单方面安全的尝试会刺激另一方采取行动来抵消这种尝试，从而会导致一种不断加剧的竞争和不信任的循环。13对于中国来说，要维护国家利益，就不能免于这种权力政治互动，而卷入这种权力政治的程度越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所受干扰就越大。因此，权力政治是中国不得不参与其中并面对消极影响的一种国际结构。     2.国际制度的影响机制     国际制度体系是指行为体在互动中通过合作所建立的以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为体现的一种结构。由于这种结构是参与互动的行为体的“同意”的产物，因此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环境。参与这种结构的行为体，其行为会受到约束，一方面需要履行遵约的义务，同时也能够享有相应的权利。由于这种结构具有制度规范下的秩序，因而行为体的互动会呈现出一种“国际社会”的特点。行为体在这种结构中互动，在原则上是一种合作与互利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确定性，因为各方在这种结构都有遵约的预期。从当今行为体互动的情形看，国际制度作为环境已具有了无处不在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参与国际制度的互动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谋求国家利益具有了合法性。与权力政治中谋求利益的“自利”与“自助”不同，在国际制度框架内成员都享有合法谋求利益的权利。中国参与这种互动，就有了相应的权利，可以利用国际制度的资源，得到国际制度的保护。二是需要承担相关的义务与责任。中国在国际制度的互动中，不但有遵约的义务，而且还要担负为共同利益作贡献的责任。事实上，由于中国基于国家利益需要参与日益增多的国际合作，基于自己的份量与地位在全球治理中（诸如解决贸易、金融、反恐、核不扩散、保护环境等问题）有了日益增大的利害关系，因此在国际制度互动中具有了不同一般中小国家的责任，包括推动制度建设和提供公共产品。三是中国的身份与角色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参与任何一个制度领域的互动，成为其成员，就意味着在这个领域的行为取得了合法性。从制度外国家变成制度内成员，从一般成员变成主导性成员，都是身份的变化。国际社会把中国视为大国，要求中国做“负责任的大国”，可以说正是与这种结构相对应的。     当然，国际制度对中国的影响肯定是有利也有弊的。如果说只有加入其中才能享有其利，那么也只有加入其中才有可能变革其弊。为适应国际制度，中国的国内利益肯定会受损，但加入制度后亦可以获得在制度外所不能享有的利益。以国际贸易制度为例，中国加入WTO后，为履约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降低到了2010年的9.8%，全面放开了外贸经营权，并且进一步开放了服务市场。这些都体现出了WTO的制度对中国的约束性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入世1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了4.8倍，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这又体现了国际贸易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利益。14从这个角度讲，国际制度构成了中国可以利用的战略资源。     3.观念建构的影响机制     不同于权力与制度在物质层面所形成的影响，观念建构是指行为体在“主体间世界”互动所形成的体系。这种结构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际舆论方面。由于行为体的国际互动作为社会行为总是伴随着观念的表达，因此对于互动问题，对于特定国家的行为乃至对于这些国家本身，在互动的群体中都会形成一定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总和，即共有观念，会构成行为体实施对外政策的观念或舆论背景，或者说是文化环境。     在国际关系中，文化环境作为深植于人们心理的东西，一方面会形成规范限制或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另一方面能够塑造行为体的观念，改变行为体的行为，并进而改变国际关系。文化环境对行为体对外政策的影响，可能有正面的作用，也可能有负面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或国家本身在互动中得到的是国际舆论的正面评价，其行为就容易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同意与支持，其战略就比较容易达到目标，反之则会困难重重。     在国际互动中，中国所面对的国际文化环境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类结构：一类与具体的互动问题相关，另一类与身份认同相关。前一种文化结构，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有关具体问题的共有认识上，影响中国特定的外交政策；后一种文化结构，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他国的关系上，涉及身份认同与立场。无论是前一种环境还是后一种环境，都包含体系中他者对于中国的评价与看法，这些评价与看法的总和，就构成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决定于中国怎样说和怎样做，但归根结底是决定于他者怎样看。对中国来说，国家形象对于实施对外政策是有重要影响的。中国如果能够在国际关系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那就能够与各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在互动中就能更顺利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反之，如果形象被妖魔化，就会面对认同的敌意，就会使互动遇到更多困难。     对于中国来说，构成国家形象的要素实际上包括两部分：针对具体问题的政策选择所形成的形象和基于身份认同所形成的形象。这两个方面的要素，具有根本性影响的是后一部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世界各国怎样看待中国的身份，这是一个关乎中国面对着着怎样的观念环境的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和平发展和负责任的国家，在建设和谐世界，还是会在强大以后威胁别国乃至地区安全，甚至会挑战霸权并改变国际秩序，世界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和共有知识，决定着它们的对华政策。          三 中国的外交应对          由于中国面对的国际体系具有多元的特点与属性，每一种体系都有特定的影响机制，而中国基于不同的政策需求会参与不同的国际体系的互动，因此要破解双重身份的困境，就需要根据不同体系的不同机理确定自己的政策选择，并且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协调自己的外交行为。在原则上，中国可以利用参与体系互动的积极影响，消解可能发生的麻烦和消极后果。由于中国所面对环境影响主要体现在权力、制度与观念三个方面，因此在参与国际互动时需要相应地开展三类不同的外交，即实力外交、制度外交与公共外交。     1.实力外交     实力外交是指与权力互动对应的外交。实行这种外交，就是以实力为后盾参与国际互动。作为一个经济总量的大国，尽管中国在权力政治中已有相当的份量，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决定中国进行权力互动要以自卫为基点，以确保和平的发展环境为宗旨。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一直被表述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其意是主张中国在对外关系中要保持低调，不当头，不称霸，不搞对抗，要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一心一意谋求和平发展。用邓小平的话来表述就是：“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15提出这样的指导思想，尽管是以当时的国际环境为背景，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着眼于中国“国内”。他强调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6正因为中国坚持了这一战略，因此抓住机遇，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于中国的“韬光养晦”战略，在国际关系中是存在误读与曲解的。例如，美国国防部在多次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都把“韬光养晦”翻译为“hideourcapabilitiesandbideourtime”，意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17按照这样的理解，中国现阶段的对外战略是为向霸权国发起挑战做准备。这样的理解把中国内向的发展曲解为了潜在的外向权力竞争。从中国的国情与国家利益来讲，是不可能做这样的选择的。     就中国开展的实力外交而言，军力建设是一个敏感问题。对中国来说，坚持内向与防御型的国防战略，同样是需要谋求军力的相应发展的。在当今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军力不与时俱进，国家就没有安全保证。由于中国实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地区甚至世界的权力结构，因此出现某种程度的紧张是必然的。如果不能消解这种紧张的互动关系，中国就会为权力竞争的逻辑所左右。由于这种紧张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心态，因此中国要消除与外部世界在军事互动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发展或不发展某种军事装备，而在于能否与相关国家建立起互信关系，使它们理解中国实力发展的适度性与防御性，从而使得军事互动能够保持在相互不感到威胁的框架之内。     以权力手段维护国家利益，捍卫领土主权是最基本的自卫模式。中国面对的领土争端，鉴于自身的实力，如果是在双边的范围，是可以把问题局限于外交层面的。然而，如果争端的另一方使问题国际化，引入外部势力对中国的进行牵制与权力制衡，那这种权力互动就会在更大的程度上映射到地区权力的层面。一旦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演变成地区权力体系层面的紧张关系，那就会破坏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所以，中国处理领土问题，特别需要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同时，避免使争端演变成地区层面的权力竞争结构。     中国解决领土争端的关键，是在捍卫主权和维护周边和平环境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运用权力手段必须与说服和制度性手段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消极影响。说得确切些，中国使用权力手段，主旨不是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通过威慑为问题的双边外交解决创造条件。     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中国也应该以和平解决为首要手段。为了应付台独和美国可能的干预，中国必须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这种准备的目的，是为了把两岸关系保持在和平解决问题的框架之内，并使得外部干预不能破坏两岸统一的和平进程。     总之，中国运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首要目标应是起威慑作用，以便把问题控制在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程度之内。鉴于中国的份量和实力的发展，中国从这样的视角考虑和处理问题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以促和为目的发展和使用权力手段，这与中国有限度地发展军事力量的目标是相符的，与中国内向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是相符的，与中国谋求和平的发展环境的根本要求也是相符的。     2.制度外交     制度外交是指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对外政策行为。鉴于国际关系的演进日益呈现出秩序化与制度化的特点，国际制度已成为无处不在的互动结构，而且中国事实上已身在其中，因此中国面对的选择不是要不要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参与的问题。     中国实行制度外交，就总体趋势而言，是一个参与和融入的过程。不过，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参与任何制度。实际上，由于国际制度存在复杂的情形，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加入全部国际制度。有些国际制度是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愿意加入，也有些制度是国家限于条件不能加入。所以，在讨论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对外政策选择时，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中国会碰到两类情况：一种情况是参与互动的领域已有现成的规范，要加入这些体系的互动，就需要接受并遵守这些规范，例如加入WTO。另一种情况是参与互动的领域还没有得到一致认可的现成规范，但行为体正通过互动建立规范，加入这些体系的互动，就意味着参与建立规范的过程，例如参与气候变化谈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都具有制度化的特点，最终都会成为制度内的成员。     根据《国际组织年鉴》提供的2008年的数据，在全球247个国际政府间组织中，中国参与了52个，其中国际组织联盟(A类)1个，全球普遍性国际组织(B类)29个，洲际性国际组织(C类)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D类)9个。从历史过程来看，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就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而言，1998年中国参与2055个，2008年参与2841个，增加38.2%。不过，与其他国家做横向比较，中国的参与率仍然较低。就上述A至D4类国际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而言，2008年德国参与4365个，法国参与4342个，英国参与4148个，美国参与3310个，日本参与2652个，俄罗斯参与2396，巴西参与2325个，印度参与2176个，南非参与1944个，中国参与的只有1793个。18     从国际制度体系的互动来看，中国显然还有很多未涉足的领域。开展制度外交，宗旨就是要推进融入国际制度的过程。在原则上，中国应加入所有反映国际共同利益的国际制度。对于普适性的、开放性的国际制度，特别是有关全球治理的制度，中国早晚都得加入，主动加入比被动加入要好。这类制度如果不加入，不但损害中国的形象，而且也不利于中国谋求相关利益。对于区域性的制度，与中国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都要积极加入或与之进行密切互动，诸如已加入的APEC、ARF、东盟10+3、中日韩合作等。这类制度不参与，会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国际环境，经济、安全利益都会受损。与中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制度，例如其他地区的组织，中国则要加强联系与对话，因为在全球互动的过程中，跨区域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不断扩展和加强。     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中国不但要做遵约者，而且要做为创制者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鉴于国际制度过去大多是西方大国主导下的产物，存在很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因此中国加入后需要通过新议程的提出和推进改革进程，实现不同国家间利益的平衡。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中国需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要求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呼声在增大。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就需要在国际互动中提供适度的公共产品。在这里，提供公共产品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在国际合作中为实现国际共同利益做贡献。在国际制度的运作中，是需要参与国付出代价的，例如，联合国推动全球发展，解决国际冲突，都需要经费，需要各国做贡献。对于承担这样的责任，中国不能比照西方大国，但也不能比照中小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大国，中国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中国随着自身的发展，在某些领域需要逐步承担起更大责任；但另一方面，中国不能忽视自己尚处于很低的社会发展水平的现实，对自己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始终要有适宜的度。     3.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指与观念建构对应的外交。在概念上，公共外交是通过善意的行为、话语赢取别国民心的一种外交形式。这种外交的宗旨是通过塑造本国的良好形象和改变他国政府与公众的看法的方式来推动本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为了改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消除在一些领域的误解与偏见，中国必须进一步增加投入，巧用自己的软实力，做好说服工作，加强与各种行为体（包括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对话沟通，运用各种形式解释自己的政策目的，消除敌意，建构和谐的关系。在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中，中国需要改变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同时也需要改变世界，推动国际规范的进步，建构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环境。     与政府对政府的传统外交不同，公共外交的作用对象是他国民众。由于包括公众之间的沟通，因而也被称为人民外交（people’sdiplomacy）。这种互动被称为一种“外交”，是因其最终目的是要影响他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但其途径却并非直接针对政府，而是经由该国公众影响政府。所以，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改变他国民众的观念与态度。民众的观念改变了，国家的对外政策就可能发生改变。     以公共外交改变他国公众的观念，基本的运用机制就是说服。在传统外交中，国家间的互动是以实力为背景的，而且常常伴以某种强制。在公共外交中，行为体所依靠的则是对话。这种对话与传统外交的“宣传”手段是不同的。宣传倚重的是“说”，而对话则不但要“说”，还特别要“听”。从这一点来讲，公共外交是一种双向的沟通，而且是多层次、多主体和多形式的沟通。     在国际互动中，公共外交的实施与国家形象的维护是密切相关的。国家形象是在社会公众中所形成的对一个国家的印象、认知、认同与评价的总和。这种社会共有观念是一个国家的内在要素的外显形态作用于人的意识的产物。人们对一个国家产生了怎样的意识，会决定舆论走向和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决策。     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的形成，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该国内在要素的实在，包括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价值取向等；二是各国公众对这些内在要素的外在表现的主观感受与评价。通常，公众形成主观感受是根据所得到的各种相关信息。他们得到的积极信息多，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就会对一个国家形成积极的印象，反之，则会形成消极的印象。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印象的好坏，决定于所得信息的好坏；而所得信息的好坏，决定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国家内在要素本身有问题，消极的信息乃是这种“坏现实”的真实反映；另一种情况是国家内在要素本身没有问题，而信息传递过程存在问题，要么是因为信息传递不完全造成了误解，要么是因为传递信息者故意进行了歪曲和妖魔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将竞争对手的形象“妖魔化”，使之处于道德上的“不义”境地，形成更不容易为他人所接受的“负面形象”，是某些国家常用的斗争手段。把一个国家的形象妖魔化之后，一方面可使之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则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其他打击手段，包括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在国际政治中是一种常见的互动方式，在很多情况下它并不是国家内在要素的真实反映而是人为建构的东西，因此以公共外交的途径改变或改善国家形象就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对外政策内容。     从理论上讲，进行公共外交，在本质上就是要向公众传递有利于树立国家正面形象的信息。不过，这里也要分别不同的情况。对于国家内在要素存在问题所导致的负面形象，进行公共外交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改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国家形象因被妖魔化而导致的公众误解，则有可能通过公共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正因为公共外交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发挥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因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取得了与传统外交同等重要的地位。     中国实施公共外交，就是要消除国家形象中负面的东西，树立正面的东西。作为在公众（包括本国公众）中形成的整体看法，中国的国家形象涉及的方面很多，既包括对外关系行为所导致的评价，也包括国家发展、社会治理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导致的舆论。这些看法总和起来，就会使人们形成好感（favorable）或没有好感（unfavorable）。     从中国实施公共外交的角度讲，分析国际舆论环境的重点应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形象问题。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当下的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所体现的权力的增长。世界各国公众对这样的发展所形成的舆论，作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会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     参考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2011年7月公布的数据，可以观察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favorability）的情形。在该中心所调查的22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过半数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其中包括美、英、法、俄等。对中国没有好感者过半数的国家有4个，包括日、德。从总体情况判断，应该说中国的形象是正面和积极的。     不过，在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军力增长的问题上，皮尤的调查则揭示了非常消极的舆论倾向。在2011年所调查的21个国家中，对中国军力增长持否定意见者占多数的国家有17个。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有13个国家持肯定意见者超过持否定意见者，但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这几个大国都是持否定意见者居多。对于中国在军事上像美国一样强大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在被调查的22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认为是坏事者居多，其中13个国家过半数。认为是好事者居多的有7个国家，其中有4个国家过半数，包括中国（84%）和巴基斯坦（73%）。欧洲国家的被访问者多数都认为是坏事。在美国、法国、日本和德国，认为是坏事的受访者比例都超过了80%。19     皮尤中心的数据，不管准确度如何，都是值得注意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军力发展的消极舆论，无疑构成了“中国威胁论”滋生的土壤。在这些问题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舆论倾向。在中国的发展程度只有世界中等偏下水平的情况下就认为可以取美国而代之，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应该像美国一样强大，这种心态，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建构的，都会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政策产生影响。由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中国只能遵循发展的逻辑而不是权力竞争的逻辑，因此中国自身的大国心态和国际舆论所塑造的中国的“超级大国”形象是与中国要走和能走的发展道路完全不相符的。这种观念环境的存在与蔓延，是有害于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对于中国来说，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就要改变公众观念中的这些误解与曲解，而实行公共外交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进行公共外交，不是用宣传或外交辞令包装中国，而是要通过沟通使各国公众了解或理解真实的中国。这样的工作能否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关键在于能否以事实说服人。进行这样的工作，沟通的形式很重要，但沟通的内容则更重要。知道公共外交要解决的问题，在沟通中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让公众（包括本国公众）真正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才有可能消除误解和曲解，从而造就一个适宜中国发展的舆论环境。     鉴于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中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中国进行公共外交所要涉及的内容，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第一，不论中国取得怎样的成就，中国人均发展在世界上只有中等偏下的水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国情，决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实现惠及全中国人民的高水平发展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将始终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国家的最重要的利益。要实现这样的利益，中国就必须把战略的中心和重心始终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而不可能把资源用于对外谋求霸权。     第二，以发展为中心，决定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根本目标是确保和平的发展环境。这样的环境应当是一种以国际制度为架构的秩序。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建立以自己为霸权国的体系，也不接受别国建立的霸权体系。中国也不愿意通过军备竞赛谋求权力政治意义上的均势。最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模式是在国际制度基础上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谋求共赢。对于中国来说，对外关系无序，就无法安心地进行经济建设。为了确保有序的和平环境，中国需要把和平手段作为解决领土争端和国家统一问题的首选途径。     第三，中国谋求以和平手段解决对外关系中的争端，不单决定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决定于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在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的互动中，古代中国的政治家是倾向于和；在不得不战的时候，采取的是以战促和；在实现了和以后，则特别强调“恩”与“德”的教育和影响作用。这样的模式所体现的“和合文化”传统，在当代仍然有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的思想，60年代周恩来阐述基于民族传统的中国外交哲学，20都体现了这样的战略理念。     第四，以发展利益为中心，不以争霸为目标，决定中国军力的发展具有防御属性，是内向的。中国进行军力建设的宗旨是为国家的发展服务。这样的宗旨决定中国军力的发展是有限的，即以能够胜任防御任务为限度。中国的GDP即使在未来超过美国，中国也不会在军备上达到美国的水平。虽然伴随着世界军备发展潮流中国的军力会不断发展，包括更新旧装备并发展一些先进武器，但不会卷入军备竞赛。对于中国来讲，一旦军备建设超出自卫的限度，就会对国家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不但在国内会占用不必要的资源，而且在对外互动中会导致不必要的紧张关系。     第五，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全球经济互动关系的发展。中国固然会消耗更多的资源，但同样会生产出更多各国需要的商品。中国的商品固然要对外出口，但中国亦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也需要各国商品的进口。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与份量，日益成为了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推动力。由于中国会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并且不会把经济发展成果同步地转变为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权力，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利益的。     第六，随着地位与影响的提升，中国已被推到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央。在这种以国际制度为框架的合作中，中国基于自己的份量，会承担起不断增大的责任，其中包括维护国际和平，提供国际救援，稳定世界经济，推动全球治理议程等。     以上这些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崛起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成为威胁别国的“老大”。由于现在认为中国会取代美国的舆论已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人在准备做“老大”，越来越倾向于象“老大”那样行事，认为中国在外交与军事上都应该更加强硬，因此要改变别国公众的观念，首先需要改变本国公众的观念，要让别国淡化视中国为超级大国的心态，首先自己要淡化大国心态。尽管这样的改变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但要真正消除“中国威胁论”，消除带有猜忌甚至敌意的国际舆论环境，就必须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沟通工作。进行这样的工作，当然不能仅靠公共外交，但公共外交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与影响。     总之，在参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中国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避免大国政治竞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才可能破解双重身份的困境。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一方面需要适宜地运用权力手段，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的积极影响消解权力政治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如果中国能够在对外关系中利用国际体系的系统效应安排好各种具体事务，那么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国”身份的困扰，从而更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总体战略目标。          注释：     1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Step=12&id=4&CNO=2。     2PewResearchCenter，“U.S.StatusasWorld‘sSuperpowerChallengedbyRiseofChina，U.S.FavorabilityRatingsRemainPositive，”July13，2011，http：//pewresearch.org/pubs/2059/-superpower-china-us-image-abroad-afghanistan-terrorism.     3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Step=12&id=4&CNO=2。     4GideonRachman，“WhenChinabecomesnumberone，”FinancialTimes，June6，2011.     5WuXinbo，“FourContradictionsConstrainingChina’sForeignPolicyBehavior，”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10(27)，2001，pp.293-294.     6郭凯：《中国的双重身份》，《?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6期。     7比利时古斯塔夫·格拉茨：《中国的身份窘境》，《财经》杂志2011年第12期。     8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9新华网斯里巴加湾市2005年4月21日电。     10可参阅WalterCarlsnaes，ThomasRisse，andBethSimmonseds.，TheHandbookofInternationalRelations，London：SAGEPress，2002，p.177。     11可参阅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关于“国际体系”的概念，参阅李少军：《怎样认识国际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     13姚莉等：《专访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环球时报》2012年2月10日。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2011年12月。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9页。     17OfficeoftheSecretaryofDefense，ANNUALREPORTTOCONGRESS：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2011.

“勿忘反ACTA”- 在这类半幽默式的标语中，反ACTA的抗议者们结束了2012年6月9日在柏林的抗议。在这个 欧洲反ACTA行动日 中，大约有500人走上柏林街头游行，反对此极具争议性的 反仿冒贸易协定 。这个协定被 认为 会新增许多的法律制裁，监视及审查網絡上的言行。 目前已经有 30个国家 签署了ACTA，但仍要看欧洲议会的 最终决定 。在7月初的全体会议中将投票表决。 ACTA已死 约有500人在柏林抗议ACTA。Kasia Odrozek摄 乍看之下，和二月时 几千人 上街抗议比起来，这次人数令人有点失望。难道人们已经忘记ACTA了吗？ 找出可能的原因并不难。除了最近的 欧洲杯足球赛 抢走了不少注意力以外，大多人相信ACTA已经胎死腹中，而最大的危险已然过去。在 欧洲数位权利组织 的网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篇6月9日的文章写道： 在许多通告都说ACTA已死后，怎么会有人觉得应该去参加今天的反ACTA示威。四月时，一个负责ACTA档案的欧洲议会议员说 ACTA已死 。在五月，欧洲资讯社群委员会委员Neelie Kroes 也说 ACTA已死。而现在，在六月，四个不同的欧洲议会委员会都 拒绝 了ACTA。是不是只有滚草（tumbleweed）会去参加这个抗议啊？ 在欧洲反ACTA行动日中，行动者走过柏林街头。Kasia Odrozek摄 但更正面的是，事实上全欧洲有数千人，以及德国有数百人走上街头，为的是向政治人物传达另一个讯息，也向社会大众传达另一个提醒。mspr0，一个德国的社会运动人士及博客，6月8日在他的博客 写道 德文： 我知道这一切看起来都已尘埃落定。但其实不是。他们在背后仍想要救回能救的部分，而我们需要传达出一个明确的讯息。 为什么ACTA是个好主意？ 除了mspr0，其他社会运动人士也提及了这场抗议。 Peter Sunde ， the Pirate Bay 和 Flattr 的共同创办人介绍了来自丹麦一个数位权利组织 Bitbureauet 的Henrik Chulu。 在下面这个由本文作者于6月10日在YouTube上传的影片中，你可以看到Henrik谈到保持警戒有多么重要，因为ACTA不会是我们 最终要面对的法案。但他也指出了这个协定对欧洲也有一些好处，因为它提醒了我们網絡自由有多么脆弱，而且它促成了人们涉入政治，为他们的数位权利站出来。 在 这里 你可以找到由德国非营利组织 Digiale Gesellschaft 所上传的抗议相片报导。这个组织是这个抗议活动的支持者，也是在德国的反ACTA运动的主要提倡者。 “还我们的網絡清净，不然我们就拿走你们的传真机”- 在2012年6月6日的行动主义者。Kasia Odrozek摄。 欧洲反ACTA运动日已经结束，但在欧洲议会的议程中仍排有对ACTA的投票。知道还有许多網絡公民在盯着这些议员是件好事，即使他们“只有”几百人。 但我们已看到，在必要时，他们将可以动员几千人！ 校对： Soup 作者 Kasia Odrozek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高纪凡坐在写字台前，身后是一幅巨大的银河系全景图——对一个努力探索新领域的人来说，这个醒目的背景可谓恰如其分。高纪凡是全球第五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商天合光能(Trina Solar)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愉快地说道：“我的愿景是用科技领域的新理念改善人们的生活。” 高纪凡是在自己位于常州的办公室里讲这番话的。今年47岁的他是中国工业“带头人”之一，而中国无疑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制造业国家。常州位于上海以西，距上海170公里。 2011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按产量计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夺回了19世纪时失去的“世界第一”宝座。但中国制造业仍需改变它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在世人看来，中国制造业只是一个生产劣质山寨产品的低成本工厂。 在天合光能的总部（旁边就是该公司可容纳1.4万名工人的大型厂房）里，高纪凡表达了对中国工业创造力的一贯的乐观情绪。他提到了天合光能生产的新一代“Honey”太阳能电池，以此作为中国本土创新力的例证。这款产品实现了创纪录的能效水平。 他说：“公司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已经取得了进步，当然，我们对产品质量和服务的追求对此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拥有化工背景的高纪凡，是在1997年创建天合光能的。 人们不难理解高纪凡的乐观态度。过去15年间，中国已飞速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之一，几乎所有大型外国公司都已在中国建立业务。中国制造业不再仅限于生产用于出口的廉价基础部件，而是将主要精力投在生产精密产品和满足快速增长的国内需求上。 中国制造业崛起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开始收购西方竞争对手。近期中国企业甚至收购了数家德国企业，而德国是欧洲制造业的堡垒。被收购的企业包括建筑设备公司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和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凯毅德(Kiekert)。 中国政府的规划者们希望，有更多像天合光能一样的“工业龙头企业”涌现出来，以实现可持续的财富创造。目前，日趋上涨的工资成本使得中国不能再倚赖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引擎。 可能看似有些悖理的是，天合光能等中国企业通过开发新技术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努力，同样符合西方和日本大型制造商的利益。后两者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在中国设立厂房和研发部门。 中国越向“标准工业国”迈进——制造业水平接近或比肩于德国或美国等国——外国制造商越有可能将中国作为其全球业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以福伊特(Voith)为例，这家德国工程集团在水电设备和造纸机械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该集团首席执行官胡贝特•林哈德(Hermut Lienhard)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该集团国际业务的首要目标是“融入中国制造业”。 福伊特的业务发展还清晰地展现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后经营重点的变迁。十年至十五年前，绝大多数外国企业在中国建立的是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而现在，林哈德和其他很多高管一样信奉“中国产、中国销”的理念。他重点关注的是，用在华产能生产面向中国本地市场销售的产品。 福伊特去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达到10亿欧元，其中一半来自该公司设在中国的工厂，另一半来自该公司从国外（主要是从德国）进口到中国的产品。林哈德表示：“我的计划是到2015年时将公司在华年销售额提升至15亿欧元，并使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公司在华工厂。”他还计划在这段时间里将福伊特在华员工规模扩充两倍，至1万人。 有人认为，向中国输出技术可能会使福伊特丧失部分相对于中国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林哈德不认同这一观点。 其他外国企业的老板则有些担心自己公司会受到中国时不时发生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伤害。苹果(Apple)、爱马仕(Hermès)和辉瑞(Pfizer)等西方大公司近期提起的多宗令人瞩目的诉讼都涉及侵犯知识产权问题。 卢森堡企业Element Six的首席执行官赛勒斯•吉拉(Cyrus Jilla)表示，Element Six对在公司位于中国苏州的大型工厂启用新技术持谨慎态度。Element Six是全球最大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商，人造金刚石可用于金属切割。吉拉表示：“如果我们调整在华工厂的工艺，那么不出三四个月，我们就能看到竞争对手或多或少进行了模仿。（人造金刚石行业在）中国的经营环境就如同一个布满了洞的筛子。” Element Six对工艺问题刻意抱有的这种谨慎态度，削弱了其在华工厂相对于在他国工厂的竞争力。吉拉称：“五年前，我们苏州工厂的生产成本为我们在欧洲和南非的工厂的一半。现在，前者已相当于后者的85%左右。” 吉拉称，由于生产顶级人造金刚石所需的化工技术原本就非常复杂，因此Element Six的中国竞争对手仍被它远远甩在后面。他表示：“我们中国竞争对手目前的技术水平低于我们四年前的预期。事实上，他们仍在低端领域停滞不前。” 不过，也有一些西方企业坚信中国正在向高端制造领域快速推进。瑞士-瑞典电机工程集团ABB的中国区总裁克劳迪奥•法金(Claudio Facchin)表示，中国制造能力的整体水平——按照本地供应商素质以及获得顶级设计专业服务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度量——目前约为德国的75%，而五年前则仅为德国的50%。法金称：“我们正在将自身的工程研发技能与中国工厂的制造能力相结合，并开始在中国市场开发新产品，这种模式在几年前我们是无法做到的。” 在有关在华生产之成本效益的讨论中，中国日渐上涨的工资成本不可避免地成为核心话题。德国IFO经济研究所(IFO economics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显示，2008年至2010年间，中国工程领域的劳动力成本年均涨幅达到11.6%，而欧洲的年均涨幅为1.9%，美国和日本则分别出现了8.5%和3%的年均降幅。 这种工资上涨令人们纷纷猜测，部分外国制造商可能会把更多产能撤出中国，转而在东南亚寻找更廉价的生产基地。不过，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仍有明显的优势，在基础设施、技术以及国内消费市场方面就更是如此。 目前中国工厂的劳动力相对许多西方国家仍然便宜80%至90%。随着这些工厂逐步提高技术含量——尤其是中国打算扶持的电子等行业的工厂——劳动力在运营成本中所占比重正不断下降，在很多行业中仅占总成本的10%至15%。 日本主要电容器生产商尼吉康(Nichicon)在华一家工厂的主管森永芳孝(Yoshitaka Morinaga)表示，至少对于他所在的行业来说，工资上涨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制造能力的日渐发达相对来说意义要重要得多，这表现为供应商素质更高、质量问题更少以及物流网络更为优化。森永芳孝说：“目前我们在中国有50家至60家供应商，由于它们（在质量和可靠性方面）较以往有所提高，我们现在在华生产电容器的成本仅为日本的70%至75%，而五年前为80%至85%。” 以上言论可视为对中国发展制造业之努力做出的积极评价。另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是，因其技术水平而赢得国际认可的一些中国企业，正在加速发展。较为知名的龙头企业包括：中国两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通讯(ZTE)；化工集团中石化(Sinopec)和中国蓝星(China National Bluestar)；建筑机械生产商三一重工(Sany)；以及国有航空航天企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作为中国第一大、全球第六大平板电视显示屏生产商，总部位于北京的京东方科技集团(BOE Technology)也渴望跻身上述企业行列。京东方总裁陈炎顺表示，未来五年公司将把研发工程师队伍扩充一倍至6000人。该公司现拥有6000项专利。陈炎顺指出：“虽然一些外国人不这么看，但很多中国企业确实很善于创新。” 即使上述几方面的情况较为积极，多位西方制造企业高管得出的总体结论仍是：中国距成为真正的科技创新型国家仍有一段路要走——特别是中国欠缺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或融合表面材料、电子产品设计以及软件等不同类型技术的突破性产品。 下面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制造业水平上的差距。中国大多数“国家龙头企业”——华为和中兴或为例外——擅长的是在西方大公司为它们搭建好的技术平台上进行生产，而且它们取得的大多数进步都不是突破性的。中国企业尚未展现出它们在复杂程度更高的行业的制造能力，例如激光切割机、重型汽车液压机、核压力容器等所用的特等钢材以及绝大部分先进医疗设备。 美国医疗植入体主要生产商美敦力(Medtronic)的首席执行官奥马尔•伊什拉克(Omar Ishrak)也表示，中国实现重大技术飞跃的能力“目前还比较有限”。德国机械工程集团西门子(Simens)在华医用扫描设备业务总裁夏风华(James Xia)表示，自己行业内的中国公司到目前为止“尚未”取得任何能让他眼前一亮的技术进步。 总的来说，过去20年中，中国一直致力于提升自身在制造领域的国际地位，并在基础制造领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在重大技术创新方面，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就一个处在工业化转型初期的国家而言，这种情况完全符合外界的预期。 安徽天大石油管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渠承认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指出：“多年来，我们用来实现工业进步的绝大部分技术都输自国外。在我看来，我们目前所做的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得出自己的技术思想。” 译者/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