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整个世界都在变老，而亚洲更是如此，韩国，新加坡已经开始进入老龄阶段，中国很快也将全面进入这个时期，但是如果政治决策的自由空间被老龄社会所侵占的话，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伤。 　　去年夏天，当伦敦等多个英国城市发生暴发恶性暴动，年轻人用暴力宣泄他们不满的时候，英国的很多老人绅士们却在国外优雅地度假。希腊和西班牙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50%以上，但是那里的老人们的福利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击。发达国家社会正在逐步分化为富裕的老人上层阶层和贫穷的青年下层阶层（underclass），而被引以为豪的西方民主制度却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原因是发达国家的民主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了老人的民主主义，本文以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日本为例考察发达经济体的老人政治问题。 　 　老年人与年轻人利益对立 　　这是一个相当富裕的群体，大约日本全国的家庭收入中的三分之一掌握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手中，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建立起来的优厚的养老制度保障着近4000万日本老人的优雅生活。这本来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问题是这种老年人的厚待正在呈现出不可持续性，更为严重的是同年轻人的利益逐渐对立。 　　首先，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财政的矛盾突出。 　　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0年度日本老年人“三大经费”（养老、医疗、护理）支出为16兆6000亿日元，日本社会保障相关总支出为27兆8000亿日元，也就是说老年人社会保障相关支出占了日本社会保障总支出的60%，同年日本社会保障总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比重近30%，依此换算日本老年人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20%。2008年，日本高龄者（75岁以上）平均医疗费为85.2万日元，国家负担为90%。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建立起来的优厚的养老制度已经成为财政的重大负担。日本政府债务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在1999年超过意大利成为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国家后，这一状况不断恶化恶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显示，2008至2011年该比例美国从71.1%将上升到98.5%，德国从69.4%上升到81.3%，日本则从173.9%上升到204.2%，比发生财政危机的希腊的136.8%，爱尔兰的112.7%还要严重。日本政府公布的2011财政年度新发行的国债金额为44兆3000亿元，而预计总税收约为40兆9270亿日元，日本将连续三年出现新发行国债额超过税收的异常情况。而这些债务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特别是用于老年人。 　　第二，年轻人对现行制度的不满，不信任突出。 　　目前日本的养老金制度是必须交满25年才能够在退职后享受养老金，在职者缴纳养老金用来支付退职者的养老金，也就是说现役职员供养退职者。50年前，日本人口中老年人（65岁以上）与生产人口（15至64岁）的比例为1：10，也就是10个人养一个老人，现在该比例为1：3，到2055年该比列将会持平，也就是一个劳动人口养一个老人。随着日本老龄化日益严重，老年人口增加，少子化也严重造成提供养老金财源的人数减少，日本国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将来自己成为老人后是否能够享受到目前的养老金待遇高度怀疑，因此那些私营业主和临时职员中有40%不缴纳养老金保险金（国家公务员和大企业则因为强制性地从每月工资中被扣除而无法自由选择）。日本国内讨论是否将保险金用消费税的发式来替换，以减少年轻人认为不公平的程度，但是老年人对于提高消费税或者任何减少目前福利的政治决定持排斥态度。 　　老年人群体成为最大利益集团 　　谈及利益集团，人们往往会想到企业联合会、农业协会、军工部门等等，事实上在日本老年人正是一个隐形的巨大利益集团，成为阻碍很多改革进行的主要障碍。目前日本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近4000万，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在选举中成为“利益集团”左右日本政治。 　　《日本经济新闻》舆论调查显示选民最关心的内容，排在首位的始终是“养老金与福利问题”。日本总务省对2009年日本众议院选举调查显示，65至69岁选民的投票率为85.04%在各年龄层中占首位，第二位是60－64岁选民为83.36%，70至74岁选民为83.84%，55至69岁的选民为80.38。与此相对应，投票率最低的年龄层为20至24岁的46.66%，倒数排名第二位是25至29岁选民为52.13%，80岁以上为56.10%，30至34岁为61.15%。 　　与此同时，该调查还显示投票者数中60岁以上的选民的比例为41.9%，而日本总人口中60岁以上的人口的比例大约为30%，这说明日本老年选民不仅人数多，而且积极。为此，法务省审议会提出的建议书中就主张将选举权获得年龄降至18岁以对应这个问题（目前为20岁），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很难扭转“老人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日本民主党政府在消费税、财政改革上没有大的举动的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老人选票”的流向。老年人和年轻人在日本国内政治中有逐渐“极化”的趋势，如果两大群体的诉求不能得到很好地平衡和协调，日本将可能会出现“社会总不满”的情况和政治的分裂。 　　老人民主主义削弱国际竞争力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调查显示，世界各国和地区竞争力的世界排名中新加坡第1位，香港第2位，台湾第8位，中国18位，韩国23位，日本仅为27位。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加大移民政策开放力度以增强竞争力，日本生产人口（15至64岁）目前为8128万，预计2050年将会减少3200万左右至4929万，尽管如此，日本在吸收外国劳动者方面在发达国家中最不积极。OECD数据显示日本劳动力人口中外国劳动者比例为0.3%，比德国的9.4%，英国的7.8%，法国的5.6%和韩国的2.2%都要低得多。日本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也相当滞后，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大企业中外国人职员的平均比例仅为0.26%（2008年厚生劳动省统计）。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对高端人才吸引度国家排名显示日本为42位，低于中国的19位和韩国的33位。麻省理工学院迈克尔·库斯马诺教授还特别指出日本企业有一个固有问题挫伤了竞争力的提高，即老年人控制企业的结构性问题，重视共识的经营方式，因而年轻人获得的权限极其有限。 　　整个世界都在变老，而亚洲更是如此，韩国，新加坡已经开始进入老龄阶段，中国很快也将全面进入这个时期，但是如果政治决策的自由空间被老龄社会所侵占的话，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伤，日本的经验值得各国警觉。  

　　在现代化过程中，后发国家都会有一种恋外情结，视发达国家为自己的学习和模仿榜样，18世纪俄罗斯彼得大帝甚至到荷兰打工学习先进技术。同样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恋美情结，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那么为何是恋美呢？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事实上中国崛起离不开美国，中国崛起是一个不断学习美国的过程，而不是与美国零和博弈与对抗的过程，如果是后者，就不会有中国的崛起。 　　中国崛起是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现有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成为中国崛起的第一推动力。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2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中国成为它们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成为它们全球利润的主要来源，它们不仅避免了规模缩小或破产的厄运，而且得以扩大和发展。如果中国不存在，许多美国公司将倒闭，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现。根据统计，美国公司海外盈利大大超过其国内盈利，2008年美国海外企业盈利是9560亿美元，国内企业盈利是5320亿美元，海外企业盈利是国内企业盈利的1.8倍，美国庞大的跨国公司在海外，主要在中国再造了一个美国。另外，中国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事实上是中国人在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打工，以换取低廉的工资。最后，欧美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可以更加专注于高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那么原本双赢的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互动关系为什么会转变为政治与战略互疑与不信任的呢？首先，是由于美国将中低端产业和加工搬到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后，国内自身产业升级迟缓，导致产业空洞化。产业空洞导致美国和西方失业率急剧上升，大批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机会，生活每况愈下。由于美欧跨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而产品的终极目的地依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由此导致美欧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贸易逆差加剧，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欧国家消费越来越依然于从中国的进口。最后，美国和西方国家陷入消费型国家的困境，更多的消费和更少的生产，导致目前债务危机的爆发。其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在所获得利润分配上是不平等的，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而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形成了所谓1%与99%对抗的社会结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资本贪婪的怨恨与无望的反抗。其三，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因为这样可以转嫁国内矛盾，将美国的问题归咎于中国是方便省力，同时可以掩盖跨国公司和华盛顿精英们的所作所为。于是他们编制了一个致命的谎言，首先，认为大量跨国公司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移至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致使欧美本土就业市场的萎缩，失业率高居不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抢走了发达国家的工作机会，事实上这些企业若继续留在欧美本土，迟早也会被淘汰。其次，认为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逆差上升，致使欧美国家贸易赤字，财政收入锐减，失业率剧增。事实上，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于跨国公司在海外加工生产而产生的加工贸易，但在实际中，这种流向被夸大成来自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威胁，因为贸易逆差，美国丧失了100万个制造业工作，进口产品把美国工人挤出了高工资工作岗位，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侵蚀了美国制造业的根基，来自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已成为对第一世界经济体的一种威胁，或许是最大的威胁。其三，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被西方国家渲染为是一些骗子在靠不公平贸易牟利，他们偷走了我们的设计，我们的专利，还操纵汇率以压低价格。 　　美国总统奥巴马问乔布斯为何苹果手机不在美国生产？乔布斯回答道这些工作不可能再回到美国，因为美国已不再具有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应该讲这是一句真话，乔布斯没有回答这是因为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中美关系是零和博弈关系吗？事实上这是一个致命的谎言，首先中国无意与美国博弈，相反中国有一种恋美情结，其次，中国崛起，美国是最大的赢家，否则苹果手机不会如此便宜，苹果公司也不会有如此高的利润，但是问题是这些利润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分配是不平等的，利润主要由跨国公司和政治精英获取，成本和代价由社会和政府承担。其三，美国总是认为别国强大就是与美国零和博弈的结果，事实上这是一种冷战思维。目前中美关系不同于1914年前德国与英国的关系，也不同于二战前纳粹德国与其它欧洲国家的关系，更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双方从事一场零和游戏，目前中美关系不是如此，中美经济紧密相连，一损俱损，事实上美国要遏制中国根本不需要航母和任何军事打击，只需要把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撤回美国即可，或者禁止中国制造出口到美国，显然美国做不到这一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显然与历史上以国家为唯一主体的国际政治是不同的，尽管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但是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中美两国的冲突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之争，但是它更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冲突，中美面临的挑战体现了全球经济要面对的所有挑战，所以中美两国的冲突如何解决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更将取决于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模式的建立，因为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无法理解中美的冲突，也无法解决中美两国的冲突。

陈志武：科研经费：由谁出？如何出？ 进入专题 ： 科研经费 科研体系 创新型国家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谈到教育和学术科研的难评估定价，让我想起十九世纪容闳的经历。他作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于1854年从耶鲁毕业，是洋务运动和西学东渐的先驱，包括说服曾国藩引进现代工业、推动创办中国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银行、开启海外留学。1865年时，他代表清政府到北美耶鲁大学所在地的公司，采购了中国第一批“机器的机器”，成为当时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的基础，亦即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中国今天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显然有容闳的巨大功劳！但是，就在十九世纪中叶，当容闳学成回国时，他的耶鲁教育到底有多大价值，却并不那么清楚。           容闳的学位证值几个钱          跟容闳同一年从耶鲁毕业的只有97名学生，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当属珍贵。1854年暑假毕业后，他先在美国走访几个月，看望一些朋友、道谢和告别，之后于11月13日从纽约港口上船启程回中国。由于那时横跨美国东西部的铁路还没有，他只能从纽约坐船，经过欧洲、非洲到印度洋，最后到达香港，一共在海上航行154天！当他回到老家广东香山（现珠海）见到作别10年的老母亲时，不仅场景非凡，而且其中的具体对话也很有意思。     容闳是这样自述的：“我们见面时都流着眼泪，高兴、感激和感恩，复杂的感情融合在一起。起初，我们都激动得根本说不出话来。……当我们完全平静下来，母亲开始从头到脚地轻轻抚摸着我；……向她解释说，……读的大学是耶鲁——是美国一流大学之一，所学课程需要四年完成，……我毕业了，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与中国的秀才头衔相仿，凡获得这一学位的人可被理解为一流人才；而这一头衔被题写在一个用上等纸即羊皮纸做成的大学毕业证书上；我又进一步说明，毕业于耶鲁大学，即使对于美国本土人也是极为荣幸极感光彩的事，更何况是中国人。”（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第51页）。     可是，对于容闳的描述，母亲觉得太抽象，也无法评估儿子到底取得了什么，不知道耶鲁的学位到底会带来什么未来前景。容闳接着回忆说：“母亲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问这学位能换多少钱？”“我说，它不能马上就换成钱，但它却能使一个人在挣钱方面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要挣得更快更容易，并且它能赋予这个人在众多男人们中间更多影响和势力。……我告诉母亲说，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本身的价值远超过金钱，我相信自己是能挣得很多钱的。……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则比钱财更重要。”     那么，到底如何回答容闳的母亲，确切地评估教育、学位的价值呢？容闳给了一个很好但过于定性的回答，他一生给中国社会的贡献以及其个人和子女的经济收入，都证明了他当时给母亲讲得正确。一个量化的回答，或说更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答案应该是：学位的价值等于容闳自己以及其子孙后代因为耶鲁学位而带来的未来额外收入流的总折现值，其中，“额外”是相对于没有这种学位的普通人的收入而言。当然，之所以要包括其子孙后代，是因为有了容闳进入耶鲁，其子女、孙辈等等各代都更可能与众不同，都受益，就像一个农村孩子今天考进北大清华后，自己能留在北京获得北京的工作和户口，不仅自己收入和地位高了，而且其子孙后辈都能享受北京户口带来的超额上学机会、超额医疗和福利机会，等等。     正因为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个故事从根本上展示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容闳的学位和学问即是他人力资本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位是把教育的无形无色无味变得有形化，变得可见。但，即使理论上能对容闳的学位做定价、具体算出“能换多少钱”，这还可能是专业人士能做的事，对母亲们来说，这些照样是无形无色无味。况且即使是专业人士，需要考虑到的未来收益时间越远、越长久，不确定性就越大，价值评估就越没有底；所从事的事业风险越高，评估也更加艰难，定价就越容易离谱、错位。           教育难定价，科研定价更难          科研特别是学术研究跟容闳的学位一样，也难以定价，所以，科研该如何组织、由谁为其出资、如何出资、出资多少、对科研成果如何做业绩评估，等等，这些都是极为实际的问题，也是建立创新型国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以前可能认为，之所以中国科技创新不够、学术研究赶不上，是因为经费不够，没钱。可是，今天这说法很难站住脚。从相对经费看，1993年时，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占全球总投入的3.3%，到2009年已上升到世界科研总投入的12.8%，仅低于美国的投入，但超越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从绝对金额看，201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7062亿元，同比增长21.7%，占GDP的1.76%。当然，虽然经费全球排第二，可是，科研成果以及对世界科技的贡献却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呢？我们还是从科研的属性谈起。按理说，“科研”比“教育”更加具体可见，比如，你证明一个数学定理、发现一条物理规律或市场经济逻辑、认证人的生命规律，等等，这些成果既具体又可见、可评估，比教育的“质”和“量”好评价得多。但是，数学定理、物理规律、生物现象、市场逻辑，这些发现、发明，虽然让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深化了，知识增加了，可是，其价值需要很多年甚至许多代人才能体现出来，对人类生存的积极影响可能是慢慢地、隐形地发生，因此，其价值比容闳的学位更难评估；另一方面，这些发明属于公共知识，一旦公开发表，谁都可以免费分享，这使得基础学术研究的发明者连容闳还不如，因为容闳有一张学位证书，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证明他是耶鲁教育的拥有者，由这些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都归容闳所有；而数学定理虽然可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但这个定理带来的永久价值并不能专属发明者，基础学术成果是公共财产，不是私产。     因此，基础学术研究面对的经费挑战比教育还严重，从事基础研究的激励比办学还要低，在中国，民办学校已经不少，但民办基础科研机构几乎没有。     当然，应用性研究的定价评估要容易得多，主要在于它们的使用价值不需要几十年、几代人，而是往往能立竿见影，甚至可以有立即的应用市场。比如打印机、电脑、手机、微波炉，或其中任何一个部件的发明或改进，等等。这些发明的功能价值明确具体，其“成就”、“质”与“量”都相对容易评估、测度。应用科研成果的容易测度和定价，就有了较好的市场交易基础，能缩短科研者的费用跟投资者愿意支付的资金之间的距离，出资意愿和出资量有接近恰当的可能，市场失灵的概率就低了。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相对于教育的无形无色无味，相对于基础学术研究的细水长流特征，至少应用性“科研”的定价应该不难，其评价与投入完全能够、也应该由市场去做。     可是，哪怕是应用科研，也会有一个非常实质性问题，就是：研发出来的成果或技术的产权如何界定？这种知识产权由谁所有？是否能得到保护？如何得到保护？如果应用性科研成果也像基础性学术成果一样，由全人类自由、免费地享有，那么，应用科研的价值再好测度、再有形可见，也不会有市场人士或企业愿意投资，科研者也不会有研发的激励。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可靠的专利申请与保护体系，科研还远不如教育投资，因为上完大学、读完研究生，你可以得到学位证书，证明你拥有这些学历和学术造诣，证明这些人力资本是你的，你是所有者，其后生价值都归属你；而在没有专利体系、没有可靠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你研发出来的东西别人随便可以使用并生产。所以，虽然应用性科研比教育和基础科研更好定价，但还必须有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否则，靠市场力量为应用科研提供资金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哪种科研体系更能刺激创新          有了上面这些道理，我们可以再看看不同国家在科研体系和经费安排上的差别，并看看不同模式的结果。     在美国，除了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宇航局等少数机构的政府经费外，科研经费基本由企业和民间出，研究者也以民间机构、企业为主。正如上面谈到的，由于基础性研究是服务人类、更服务于未来，其价值难以短期显现，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机构和民间基金会，但应用科研基本由企业和其他市场化机构资助并进行，包括跨国公司、创投基金、私人股权基金等营利性公司。之所以美国企业和私人愿投应用性科研，一是其定价的方便，二是因美国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专利系统有近两百年历史，对知识产权的界定相当清晰。     企业和私人投资者从事应用性科研，其追求的第一目标当然是利润最大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对要研发的技术进行定价，看潜在的市场有多大，并且像对容闳的学位证书定价一样，对这项技术能带来的未来超额收入流进行贴现求和，算出其潜在的市场价值。最终，只有在潜在市场价值超出所投入资本时，投资者才有兴趣，因为他们投入的是自己的钱，会心疼。由市场判断科研项目的价值并提供资金，最终支持的是市场需要的技术。     在中国，不仅基础研究资金由国家出，而且连应用性科研经费也几乎全由国家出。前者可以理解，但后者没有道理。在中国教育科研机构都过于行政化的体制下，让本来就很难判断“好”“坏”的基础研究变得更加脱离专业，使学术研究经费的决策远远地背离专业价值判断。结果，学术科研经费的配置跟各机构的研究项目与能力基本脱钩，往往可能是关系而非学术价值与能力决定资金的配置。于是，经费多并没带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就不稀奇了。     中国还没有可靠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所以，市场对投资应用科研的兴趣有限，没几个人愿意拿自己的钱去研发最后被大家自由分享的公共成果。尽管在中央部委层面已经有了较强的保护知识产权共识，但地方政府却不一定这样看，他们为了保护本地的短期就业和税收，更有激励庇护当地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企业，连地方法院也倾向于偏袒地方企业。因此，市场投资科研的激励短期内难以提升。     那么，如何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愿景呢？短期内，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由国家出资，要么全资支持科研，要么由国家提供启动资金。可是，一旦由国家提供科研经费，腐败空间就大了，尤其是科研项目本身的定价评估就很难，再加上掌握经费审批权的官员控制分配的又不是自己的钱，这样，项目评估、选择和定价可以完全脱离研究项目本身的专业价值和市场前景，仅凭关系即可。于是，就有了上海交大的汉芯造假这类丑闻。官员追求的不是经济回报；“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这两点决定了政府研究经费难有高业绩。     当然，我们看到了，毕竟应用性科研比基础研究时效快、有时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如果国家投入的经费多了，尽管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但还是可以有些结果。只是在科研项目偏好上，政府主导的跟市场主导的科研体系有着本质区别：政府主导的科研体系下，由于官员最在乎的不是经济回报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他们会喜欢跟重化工业、制造业、军工等行业有关的科研，民生类研发项目难以是首选；而市场主导的科研体系，第一偏好是跟消费者、跟大众民生有关的研发项目，因为只要是涉及消费者的都会带来巨大市场需求，规模效应突出，未来收入流的价值可以最大。     一个最明显的对比是苏联跟美国。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苏联的科技创新投入很多，成果跟美国同期有一拼。但仔细观察一下，当年的苏联科技都偏重宇航、航天和军工，侧重工业，没有留下改变人类生活与生存方式的技术发明。相比之下，改变我们生活的家电、互联网、电脑、手机、民航、汽车等等，还有工业制造技术，都来自美国。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苏联的科研全是国家主导、国家出资，而美国的研发是市场主导，以私人投资者为主。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还是沿袭了苏联的，如果不进行根本改革，最后难以避免苏联科技的经历。除了基础研究仍然以政府资金为主外，应用研究应该由市场唱主角。为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完善专利等知识产权体系，改革司法体系以实现司法独立审判，为知识产权保护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让政府从科研项目评估、定价、选择的角色中退出，减少政府在科研资助和科研过程中的作用，让科研机构、大学去行政化。否则，政府寄予科研的良好愿望只会成为怪胎，创新型国家只能是梦。（南方周末）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科研经费 科研体系 创新型国家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48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公务员退休金是职工3倍 延迟退休受益最大 6月5日，人保部就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答复网友时明确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人保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这一表态，立即引发社会各界广泛争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和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庹国柱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时表示，“面对巨额养老金缺口，既不能提高参保人员的缴费标准，又不能降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标准，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趋势下，相关部门很自然想到了延迟退休。”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占工资收入的28%，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纳入社保体系，不用个人交一分钱，退休时养老金却是前者的3倍。”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广君对《投资者报》表示，这种不公平成为目前人们反对延迟退休的主要原因。 8万亿历史欠账 日前，某网站推出“你是否支持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在线调查，这项有45万网友参与的投票显示，93%的网民表示反对延迟退休。《投资者报》记者采访多位社保专家，均表示延迟退休需谨慎推出，切忌搞一刀切。 我国现行管理体制规定，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即可办理退休手续。如果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意味着人们至少要多交5年社保，晚领5年退休金。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微博）曾公开表示，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这似乎被官方引用为延迟退休最有力的证明。 有关人士估算，按目前我国的人均寿命72岁计算，若65岁退休只能享受7年的退休金，在此情况下，一个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普通职工，缴纳社保费用和领取养老金的差额高达40多万。 记者注意到，早在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就公开表示，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张展新对《投资者报》表示，“推行这个政策应该基于四个前提条件，而现在时机并不成熟”，他所说的四个条件，居首要地位的是“国家不依靠企业和个人，通过财政顺利解决了养老金的历史债务问题。” 我国从1984年开始建立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实行现收现付的企业（单位）养老制，199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转变。在此之前已经退休的“老人”，和已经参加工作尚未退休的“中人”并没有个人累积账户，他们要享受改革后的养老金待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数额巨大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人们通常将它视为体制改革带来的转轨成本。 “通常都说是转轨成本，实际上就是政府对企业职工的历史欠账。”张展新告诉本报记者，“这是造成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和个人账户长期空账运行的主要原因。” 2005年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承担了关于“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专题研究，其中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养老金缺口的精确测算。“测算结果是8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从1997年到2033年期间我国政府需要支付的职工养老金费用总额。” 然而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对于历史欠账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虽然补贴规模迅速递增，2011年新增补贴高达2272亿元，财政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但仍远远无法填补8万亿的历史欠账。 “政府应该利用财政比较宽裕的几年，大规模解决历史欠账问题，使养老保险的收支盈亏清晰化，否则永远是笔糊涂账。”张展新表示。 不公的养老双轨制 与养老金历史欠账同时存在的是养老双轨制。 以北京为例，2011年北京市职工的社会平均工资为56061元，月平均工资为4672元。若按上述缴费15年计算，每月的养老金只有934.4元。即使按30年的缴费计算，每月养老金也仅有1794元。而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平均每月退休金为4000元~5000元，达到个人退休前工资水平的80%。 据记者了解，目前世界上各国政府普遍推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有三种，其一是“现收现付”制，完全以当期在职职工缴费收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养老金，不建立个人账户，没有结余。其二是个人积累制，完全以个人的积累筹备未来的养老。中国目前采取的制度是二者结合，“统账结合制”。 “无论采取何种制度，公务员享受如此特殊的超国民待遇的只有中国。”庹国柱对本报记者表示。 养老金替代率是评价养老福利的重要指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根据世界银行组织建议，要基本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为55%，我国社保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为58.5%。 “实际上普通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有30%左右，而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并不参加养老保险，由财政单独保障，其养老金替代率高达80%。”庹国柱告诉本报记者，这就是养老双轨制。 一些专家表示，若算上各种名目的补贴，部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替代率可以达到90%以上。 事实上，在许多发达国家，公务员的养老金也同样高于普通职工，例如，美国的平均养老金替代率51%，公务员也在70%~80%左右。但前提是公务员也要同样缴纳养老保险。 “美国公务员的养老保险，三分之一由企业和个人缴纳，三分之一由政府补助，三分之一靠投资收益。”刘广君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与其说人们反对延迟退休，不如说人们反对延迟退休这一政策在养老金制度碎片化条件下可能对不同群体带来的新的不公正。”张展新认为。 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提高企业职工养老金待遇来缩小双轨制造成的福利差距。 “自2005年起，国家连续6年7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尽管养老金翻了近一番，但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庹国柱对本报记者表示。 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杨燕绥教授的研究，两类人群的待遇水平差距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被挤压的补充保险 据媒体报道，中国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台湾）的4.6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我国企业和个人负担的五险总费率平均在40%以上，其中个人11%，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等还不计在内。其中养老保险企业负担20%，个人付8%，是大头。”庹国柱告诉记者，“我国养老缴费比例确实处于世界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美国社会保障工薪税率加总为15.3%，雇员雇主各7.65%。项目包括养老、遗属、医疗照顾等四个。英国22%、日本26.6%，德国略高些，为34.5%。 再对比养老金替代率，美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为 51%、英国47%、法国62%、德国52%、意大利81%、瑞典81%、日本49%，都大大高于中国30%左右的水平。 为什么在这些发达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上缴费较低，但参保人却享受到较高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 养老金替代率低于政府的补贴支出也有很大的关系，“政府补贴占养老金支出，国外是30%~40%，国内不到10%。”庹国柱向《投资者报》记者指出，“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大量用于投资建设，是典型的建设型财政，国外发达国家多为保障型财政，财政补贴对于养老金的支持还有很大的潜力。” 缴费率偏高，而养老替代率又低，严重影响了企业和职工的参保积极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140万人，占全国农民工总数25278万人仅约1/6。 在国外，职工的养老保险通常由政府强制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企业补充保险（第二支柱）、个人养老储蓄（第三支柱）三部分构成，体现了由国家、雇主和个人三个层面共同承担的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 一般而言，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高的，其职业养老金或年金的替代率就相对较低，如德国和瑞典就是典型的代表。而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相对比较低的，其职业养老金或年金的替代率相对较高，而且其统筹基金的财务状况也比较好，例如美国、英国、荷兰等国。 2010年数据显示，全国拥有基本养老保险的2.2亿人中，仅有1179万人拥有企业年金作为其补充养老保障，覆盖率不足15%，且主要为国有垄断行业企业员工，被称为“服务富人俱乐部的养老金”。 “首先是我国基本养老缴费比率过高，挤压了企业和职工建立补充保险的空间，其次是相应的税收优惠、鼓励投资的措施没有出来。”庹国柱对本报记者表示。 延迟退休利好公务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张展新认为， “现在还有好多制度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延迟退休时机并不成熟，若匆忙推行，非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会使得一部分人受益，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愿意延迟退休，而增加社会公众的不满。” 据记者了解，虽然有退休待遇上的优势，公务员尤其是掌握一定行政权力的官员仍然是愿意延迟退休的主力人群。“因为在职公务员可以获得更多的津贴和各种福利，而且相对于企业职工而言他们的工作并不繁重。”张展新认为，“一旦施行了弹性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也就意味着拥有高技能和公务员等岗位人员将延迟退休，而这些公共部门的岗位正是对大学生就业最具吸引力的岗位，这就难免加大就业压力。” 湖南省某县的一位公务员告诉记者，一些干部为了延迟退休时间，甚至冒险通过组织部修改档案中的出生年月。“官场上，跟你们不一样，在职和退休那待遇差得不是一点半点。”该公务人员表示。 “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公务员及参公管理单位工作人员总规模已接近一千万。”张展新认为，一味地强调延迟退休年龄保障资金平衡，容易使人们忽视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例如双规制的改革。 据了解，最早从1996年开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就提出要统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几大袋子信、无数个电话、十几年的呼吁，仍无法使相关领域的改革有任何实质进展。 据记者观察，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关于取消养老双轨制的提案每年都是公众关心的焦点。2008年初，养老双轨制改革艰难启程。国务院出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进行试点。 试点方案明确提出，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有行政职能的纳入公务员的养老保障体系，具有经营性质的事业单位，将参照企业职工保障制度进行改革。而对占绝大多数的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最终将实行与目前企业职工一致的养老保险制度。 4年过去了，除了上海因为情况特殊，改革阻力较小，这项改革尚未取得实质进展。 来源：投资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