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

张鸣 |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2012年03月24日 09:10:03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张鸣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 24 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 18 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 18 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 18 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 1840 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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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要闻解说: 吴伯雄的「一国两区」在台湾引起争议

台湾行政院长陈冲昨天在立法院院会答询表示,吴伯雄提出「一国两区」概念,只是重述宪法规定,中华民国有两个区域,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央社报道说,台湾团结联盟籍立法委员黄文玲在立法院院会质询说,吴伯雄与中国共產党总书记胡锦涛会谈时,提出「一国两区」概念,陈冲看法如何?台湾是区域吗? 亲民党籍立委林正二也询问相关议题,陈冲表示,根据媒体报导,吴伯雄说是受人之託,但没讲是谁。另外,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就是分自由地区和大陆地区,据此订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係条例,吴伯雄只是重述法律规定。 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23日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不是用来解释主权,「一国两区」说法已违宪,民进党团研议声请释宪。 行政院长陈冲说,一国两区的讲法「跟原来我们的理解是一样的」,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中有相关规定(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间人民权利义务关係及其他事务之处理,得以法律為特别之规定),这是為什麼有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係条例的原因。 柯建铭表示,1997年修宪后,宪法增修条文第1条冻结原本宪法中关於蒙古、西藏、新疆等其他地区的中央选举条文,使中华民国事实主权仅及於台澎金马,这才是解释主权的主要条文。增修条文第11条只赋予两岸人民关係条例法源,处理两岸事务性问题,不是用来解释主权。 他说,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到大陆提出「一国两区」,是要还中国选举债,选前国共就谈好了。今年中国大陆对台工作会议中有「一中框架」说法,显然「主推一中框架、开啟政治协商」已是对台工作新指针。 柯建铭表示,对岸认為「一中框架」比「一国两制」更务实灵活,但没有处理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甚至可能以一中框架消灭中华民国的意图。吴伯雄帮总统马英九讲出「一国两区」,这是「一中共表」,「一中各表」被消灭了,最终确定一个中国。 吴伯雄昨天表示,他以前在金门当兵,现在看到金门从战地变观光胜地,深感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吴伯雄说,一定要让中华民族不再有内战,海峡两岸「不再内耗」。 「中新社」报导,吴伯雄昨天转往河南新郑参加黄帝故里祭拜大典,下午出席於郑州举行的「2012豫台產业合作交流恳谈会」时,做上述表示,但没有针对昨天提出「一国两区」的说法再做解释。 吴伯雄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后,双方都认同两岸的和平发展是正确方向。他表示,两岸现有成果要好好维护,这个路线与方向,他相信一定会继续,「不会有变动」。 吴伯雄表示,他最近到金门发现,过去他当兵时躲炮弹的坑道,现在变成人来人往、繁荣富足的两岸重要往来点,金门从战地变观光胜地,让他感触很深。 他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让子孙永远不再炮火相向,一定要让中华民族不再有内战、海峡两岸不再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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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何参政议政

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 政协“洋委员”的35年: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怎样参政议政 □《南方周末》2012年3月22日 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李熠祺 发自北京 由于身体原因,97岁的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已经连续两年请假,没有出现在两会会场上了。 在2237名委员中,沙博理的身份很特殊:他不仅年纪最大,而且没有中国血统——这位出生于纽约的犹太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来到中国,从此留在了这里,并于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沙博理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群体中的一员。全国政协自1978年开始陆续吸纳了十余位拥有中国国籍的国际友人加入,最早的一位是马海德医生,至今唯一健在的则是沙博理。 这是一群在政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无法复制的特殊委员。随着本届政协进入尾声,他们在政协舞台上的活动将满35年,他们的时代正徐徐谢幕。 “政协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国际友人进政协,源自马海德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议。 胡、马两人是相识已久的老革命,他们的友谊始于延安,那时胡耀邦还是红小鬼,马海德则是医学博士。1936年,陕北苏区需要医生和记者,于是两个美国人携手穿越封锁来到根据地。后来,这两个美国人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医生是马海德,记者则是斯诺。 作为曾经的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马海德创造过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上的一连串纪录。他让人们知道,原来美国人也可以加入工农红军,西方人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外国人也可以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其实,早在延安的时候,马海德就曾向周恩来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当时,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哪有国呀?我们只有一个党。 1949年,有了新中国,马海德第一时间入籍。随后,他虽然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但却拒绝了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的生活,去最脏最苦的基层从事消灭性病和麻风病的工作。 “毛泽东心里头喜欢我父亲,周恩来知道我父亲经过了革命考验,邓小平对我父亲太了解了。他当选政协委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以马海德的资历,成为政协委员当然不在话下。只是由于他的美国背景,委员的身份来得晚了点,直到国际国内形势巨变,苏联人不再是同志,美国人不再被统统视为敌人、特务,马海德才于1978年进入五届政协。 当选委员之后的马海德,心里头惦记着和他拥有类似经历的一批人:本是“洋人”,来到东方,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和建设,并义无反顾地留在这里,成为中国公民。 于是,借着一次向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汇报事情的机会,马海德提出:可否也让这些人成为政协委员? 令马海德没料到的是,他的话让胡耀邦面露难色。在办公室踱步了一阵子,胡耀邦说:老马啊,您说的这些人还不是中央委员,怎么能进入政治局呢? 原来,他对中国的政治术语使用得还不熟练,把“政协委员”说成了“政治局委员”。 解释清楚自己的口误后,马海德得到了胡耀邦肯定的答复:“没问题,你写一个名单,我来办。”之后,六届政协果然新增了十余名外国血统的委员。马海德和爱泼斯坦还当选了政协常委。 这批人普遍从官方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呼,还常常被称为“国际主义战士”,但在建国初期和“文革”年间,他们并没有享受“老朋友”的待遇。比如,犹太人爱泼斯坦在1968年5月被投进监狱;李立三的苏裔夫人李莎和萧三的德裔夫人叶华也都经历了长达8年左右的囚徒生活;在50年代末的极左时期,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傅莱为保护三个孩子被迫与夫人提出协议离婚,他还被康生视为“希特勒派遣的小集团”嫌疑犯…… “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周幼马说,“大家感到,中国人民不再把他们当成特务、敌人,不只是容得下他们,而且欢迎他们,给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认同周幼马的这种判断,他同时认为:既然政协委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那么的确不应少了这批特殊的代表性人物。革命年代,这些国际友人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支援力量;建设年代,他们大多在外文局、新华社、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工作,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外国专家”。 “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尽管加入政协时普遍年事已高,但这批“洋委员”们依然对参政议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个例证是:2001年初,刚刚病愈出院的傅莱坚持不愿错过当年的政协会议,因为“要讨论‘十五计划’,很重要”。 在连续六届的任期中,沙博理一直积极参与着提案和建议工作,他自己解释说:“我过去有些懈怠,而且原谅自己,因为我知道,这些建议几乎没有产生过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在政协呆多久。如果说有什么让我念念不忘的事,那么现在是公开讲出来的时候了。” 黄友义对沙博理2002年提出的一项提案印象深刻,当时,这项提案被媒体称为“两会上最为极端的意见”。它的标题是:尼古丁是对人民极其有害的致命毒品,因此种植、生产和销售卷烟都必须予以禁止。 这项十年前的禁烟提案显得过于超前,黄友义认为,这跟沙博理通过各种通讯方式,与国外保持密切联系有关。 “洋委员”们提出的提案大多跟他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例如马海德提出加强麻风病防治宣传,还建议允许麻风病治愈者结婚,李莎则提出改革中国俄语教学现状,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关部委的积极回应。 也有杳无音信的。90年代初,武汉的一处建筑工地曾发生造成11人死亡的事故,沙博理由此提出建议:政府应该要求建筑公司出具保险单。政协收到建议后,将其转给了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说自己无权下达政府条例。之后,沙博里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了。“中国必须逐渐树立个人的合法权利的观念,并学习如何实施这些权利的方法。”沙博理后来评论说。 1984年,也即国际友人成批进入政协的次年,沙博理获得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大会发言的机会。当时的发言稿是他和爱泼斯坦、奥地利裔的魏璐诗、加拿大裔的陈必娣共同起草的,他们四人都是政协新闻出版界别的成员。由于沙博理在这四人中普通话讲得最好,还带有北京口音,大家推选他来宣读这份批评中国编辑的外文图书期刊在国外销售不力的发言。 “对这次经历,我感到很好。”沙博理说,“不只是因为它很难得,而且令人兴奋。它证明我们国外移民中来的政协委员,也能够真正参与,而且有用。中国人把在组织机构里作为摆设而不起作用的人叫做‘花瓶’。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闭会期间,“洋委员”们也参加了不少调研活动。这些调研让沙博理感到兴奋:“这么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实。” 但真实的景象往往有积极也有消极。在视察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时,爱泼斯坦为自己的所见感到震撼,他将这种震撼写在了回忆录中:“现代中国,同时存在着两种事实:一是快速进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克服高峰和低谷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 除了贫富差距外,腐败也是爱泼斯坦和其他几名国际友人关注的话题。爱老曾在两会上提出建议: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启用。 傅莱也认为:“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我原来不敢相信会出现的,比如腐败。” “我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现在一些人意志不够坚强,所以就堕落了。腐败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抓,将来是要很危险的;但我相信咱们国家能够最终制止腐败,因为我们已经战胜过很多困难。”傅莱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这批“洋委员”的普遍特征。“我已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从一开始,就不断有人宣布它的‘死亡’,但直到现在,它一再地复活,并被奉为实践的指南。”爱泼斯坦在回忆录中说。 在政协工作中,爱老曾多次促请全国人大制定“合作社法”。他认为,尽管人民公社以失败告终,但在运输、销售等行业,合作社仍然很有用处:可以将中间利润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让农民增加收入。 当然,国际友人们在政协中提出最多的建议,还是关于对外宣传的——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承担了中共最早的外宣工作,可谓公共外交的先驱。 在政协会议上,爱泼斯坦曾提出,外宣英文杂志不能光有漂亮的包装,在内容方面也要提高,要讲求时效性;而沙博理则曾在小组发言上说:“这些年,看外电,看媒体,尤其是美国诬蔑、捏造我们的一些新闻内容,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工作做得很不够,很多事情原来我们可以说得更清楚的,但是没有做。” “这些问题慢慢都得到了共识,比如中央决定大力推动‘走出去’。”黄友义说,“这跟国家财力增长有关系,但我觉得跟他们这批国际友人不断的提议也有关系,他们在政协最大的贡献就是呼吁重视外宣。” 告别与传递 1988年,马海德去世,政协委员里的国际友人群体进入了告别年代。 20多年来,黄友义目睹了这批人中的一大部分相继离去。“每年春节的总理招待会上,座次经常在变化。爱泼斯坦曾经是很多年的首席,沙博理曾经非常靠后。到了今年,很多受邀的就是遗孀、遗属了。” 沙博理在这批“洋委员”中算是年轻的,也是唯一健在的,但已经97高龄的他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参政议政了。周幼马记得,沙老最后一次现身两会的时候,出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找不到地方了,是周幼马帮他找到自己的座位,搀扶着他坐下。从那以后,周幼马再也没有在会场上见到过沙老。 以前几届两会上,因为中文水平高,沙博理在小组讨论中时常替陈必娣等委员念发言稿;但到了2008年,他连念自己的讲稿都已经很吃力了,是坐在他身边的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主动担任了沙老的“代言人”。 作为新闻出版界别的召集人,近两年的两会结束时,李东东都会带着杨澜等委员到沙博理家中探望慰问。今年3月12日,沙博理对李东东们说:“我虽然没有到大会现场,但关于两会的新闻,我每天都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密切关注。我很想念各位新闻出版界委员,每天在心里和你们一起参政议政。希望继续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努力履行委员的职责。” 黄友义也证实:沙博理始终在关注时事。就在上周,沙老还发电子邮件给他推荐了几篇英语文章,认为文中的观点值得了解。 明年的新一届政协委员名单中是否会有沙博理的名字,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无论答案是有还是无,在马海德当选政协委员近35年后,属于马海德、沙博理们的那个不可复制的时代都已经进入了尾声。 周幼马“接过”了父亲这一辈人的身份,4年前,他出现在本届政协委员名单上。“我的政协委员身份是根据我父亲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做的贡献,给予我的地位。”和父亲一样拥有标志性浓眉的周幼马说。 实际上,受父亲的人生影响,周幼马的经历亦可圈可点:出生在延安窑洞,与许多红色后代相熟,当年和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一起,一个骡子两个筐从延安到的北京。宋庆龄去世前十年,他还担任了宋的私人摄影师。 在政协的参政议政平台上,他所做的更多是父亲生前工作的一种延续。例如,他和母亲苏菲成立的马海德基金会,专注于麻风病人的救助,他曾提出关于支持基金会的提案,得到了民政部的优惠政策。 几天后,周幼马将和政协外事委员会的若干成员一起飞赴黎巴嫩——那里是他的祖籍地,那里的公园里有他父亲的铜像。马海德基金会和政协将出资一万美元,为当地的幼儿园添置设备,之前外交部还曾经给他们打了一口井。“对于父亲的老家人民,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政协没有忘记他们。”周幼马说。 他更相信,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父亲那一辈的“洋委员”们。“他们每个人是一本书,每个人的历史是值得留下的。”周幼马说,他期待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得到更多支持。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两会边角料(3) 两会边角料(2) 不要再来伤害我——那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国家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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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这一周

  3月14日深夜,重庆华龙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发了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箴言型微博,内容与其新闻门户性质看上去并不太相称:“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这一天,是重庆形势急遽转换的分水岭。   这天中午,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央有关部门正在调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事件。总理称调查已经取得进展,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对王立军事件必须反思和吸取教训。   这是王立军事件发生近40天来,中央政府常委级以上领导第一次就此事公开发声,意义不可谓不大。   3月15日   在这一天的《重庆日报》上,并看不出半分端倪。   头版头条新闻是在京政协委员乘机返渝;另外一条是重庆出台“提质十条”,着手提高教育质量。这种“名词加数量词”的政策宣讲提法,和此前的“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民主法治十五条”等一样,成为重庆这几年特有的政治语言。   比这条更能说明这里是重庆的新闻是《重庆日报》二版一整版的长篇评论——《让雷锋精神永远与时代同行》。作者是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这篇文章其实是3月11日何在重庆全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座谈会上的讲话删节版。这篇文章称,要建立健全“一进四动五常态”推进机制,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让雷锋精神在重庆大地永放光芒,努力推动重庆实现新的跨越!   但细心的人还是能看出蛛丝马迹来。《重庆日报》的版面上,一位名叫“肖竹”的记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而“肖竹”一直以来都是《重庆日报》上所刊载的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相关报道的作者。   知情人透露,“肖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以《重庆日报》某负责人为首的一个四人创作小组,取“小组”谐音,署名为“肖竹”。这种做法类似“文革”后期清华北大两校写作小组的文章,取“两校”谐音署名为“梁效”。有消息称,早在温总理记者招待会之前的全国两会后期,“肖竹”已经就地解散。   南都周刊记者查阅《重庆日报》以往报道,署名“本报记者肖竹”的最后一篇新闻,是3月6日的头版新闻——《薄熙来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讲——促进分配公平,促进共同富裕》。这条新闻的版面位置,被《重庆日报》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的新闻之下。   本届全国人大会议闭幕的新闻则出现在温总理讲话次日的3月15日《重庆日报》上,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名字出现在这条新闻末尾“在主席台上就坐的还有……”的领导人名录里。这也是这一周以来,这位重庆最高领导人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重庆官方媒体上。   这次,报道的重头戏是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重庆日报》一字不差地全文刊发了新华社通稿,占据了头版的下半部分和二版整版。   另一个关注点是重庆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发布的2011年重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这个公报,重庆已跻身万亿俱乐部。重庆市统计局长蓝庆华解读说,2011这一年是“重庆践行科学发展实效显著的一年”。   这一天真实的重庆释放的信息,却比纸面上的重庆要丰富得多。   这一天上午10点25分,一名叫“狼媚媚”的重庆平面设计师,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对另外一位叫“王大头哥”的朋友发出情不自禁的感叹:重庆卫视可以播广告了哦,娃儿奶粉钱有着落了!   五分钟后,这位妻子是重庆广电职工的“王大头哥”回应了一条言简意赅的微博,这条微博由六个字加一个惊叹号构成:“太他妈解恨了!”   新华社发布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消息是3月15日10点55分,“狼媚媚”这条兴高彩烈的微博,比之还要早了半个小时。实际上,从头天晚上到这天上午正式消息发布前,各种大多在事后被证实的传言,早就在网络上下不胫而走。   这天上午11时20分,刚开完人大会议的重庆代表团乘机回到了重庆。《重庆日报》描述,全国人大代表刘光磊、程贻举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代表们高兴地说:“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开得十分成功。”全国人大代表杨庆育说,他从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了重庆发展的机遇和方向。   这天,重庆全市领导干部大会正在渝州宾馆进行。市长黄奇帆主持了这次会议,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组部、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到场。气氛严肃的会场上,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免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何挺同志为重庆市副市长人选,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何挺、王立军的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会上,含市直各部门、各区县负责人在内的全重庆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见到了一夜之间从北京空降到主席台上的新书记。除了这次来渝宣布任免决定的团队成员异乎寻常的高规格外,有人还注意到前重庆市长王鸿举也坐在主席台下。在几天前的两会上,进入重庆代表团驻地采访的某媒体记者看到王的房门敞开,这位2009年已经转任职全国人大某专门委员会的前市长哈哈大笑婉拒了采访,称自己“这几年是住在桃花源里”。   重庆广电主持人史小恩观看了当晚的重庆卫视新闻联播。在次日的微博中,史称,“昨天联播收视爆棚,头条干部大会是重点。大家若有所思,表情耐人寻味。有如释重负者、有重新站队者。”   这天晚上11点03分,“狼媚媚”发了当晚最后一条微博。这条用重庆话写就的微博,对当日的山城做了充溢着浓郁火锅味道的白描:   “今日重庆全市上下群情激动,街头巷尾泡子翻翻。qq群里转载各种前世今生;办公室里欢乐加菜;火锅馆里,一边烫起鲜毛肚,一边日白:王立军这回是吐了……;就连楼下打死人子麻将的,都一边搓一边说:晓不晓得嘛,薄熙来今天也走了!”   “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   按照惯例,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后的中央精神传达过程分批进行。   重庆市政府和市人大、市政协等部门是第一批。3月16日,黄奇帆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市长办公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并衷心拥护中央关于调整市委主要领导和对王立军事件处理的决定,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黄市长“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提法基础上,其他部门稍有发挥。重庆市人大主任陈存根的说法是“与中央保持完全一致”;重庆市政协主席邢元敏的口径是“把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中央的决定上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则提出了一个叫“六同”的新鲜提法,表示要坚决与以张德江同志为班长的中共重庆市委“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第二批是重庆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市纪委、市政法委和两江新区这三部两委一区。3月15、16日这两天,这六家要害单位也分别召开会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第三批由重庆市委专职副书记张轩和常务副市长马正其,按照常委分工分别部署进行;第四批是法检两家司法系统。最后一批是其他单位和各区县。按照《重庆日报》的说法,“连日来,我市各单位各部门召开党员领导干部大会或干部职工大会,学习、传达、贯彻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   除官方声音之外,民间以及网络动态也不间断地出现在当地媒体上。   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召开之后的3月17日,《重庆日报》称“广大市民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衷心欢迎张德江同志来渝工作”,报道引述一位市民的说法:“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这句话一时之间成为网络金句。   次日的《重庆日报》又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已成关于重庆形势的网评焦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不”,最早出自胡总书记报告,并为新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在就职大会上引用。3月19日的《重庆日报》再以市民网友热议的形式,称“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提出的‘五个坚持’,让大家看到重庆发展的新希望。”   在这方面,做得最极致的是重庆另外一家都市类报纸。   3月17日的《重庆时报》在头版以整版粗体字大标题的方式,直接刊登了重庆市各部门和市民学习中央决定的消息。在这个无正文无广告的罕见头版上,黄奇帆顶头,人大政协紧随其后,其他部门继之,“定心丸”压轴。版式奇异,相当醒目,成为继“定心丸”之后,重庆事件中极具传播力的另一个传播热点。   “严防社会政治事件发生”   早在重庆事件出现前后,已有多家颇具个性的网站表示,鉴于当前严峻复杂的形势,将暂停开放。这种和“休假式治疗”颇为类似的“调整式关门”,被外界赋予了多重解读意味。   更引人遐思的是,重庆事件后,几个网络上下的著名“意见领袖”,突然称被迫挥泪删去微博,并表示将主动禁言。此外,更有种种空穴来风的重庆传言。   3·15之后的重庆,对这种气氛相当重视。   在3月16日的市长办公会议上,黄奇帆强调,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安全工作,确保社会政治稳定。要认真反思工作中的问题,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严防社会政治事件发生。   在部署外事工作时,市委副书记张轩要求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外事政策规定,做好出访审批工作,当前要密切关注各类动向,引导各方面正确看待重庆的发展。   在政法口,为防患于未然,重庆市政法委下发了《关于贯彻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 切实做好当前政法和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的通知》。   3月17日下午,到渝中区调研政法维稳工作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指出,要全力维护重庆市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继续加强社会面的稳控工作,加强对社会面巡逻控制,不允许有丝毫思想松懈,坚决防止治安形势反弹。   “加强社会面稳控工作”,和“严防社会政治事件发生”、“休假式治疗”一样,都属于比较罕见的拗口提法。   耐人寻味的是,刘光磊还强调“要认真反思我们的工作,对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要坚持和发扬;对一些违背事实的做法,要坚决摒弃。”虽然刘并没明确指出过去哪些做法是要坚决摒弃的,但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想起他的继任——前重庆市公安局长、“休假式治疗”的主角王立军。   3月19日的全市电视电话会议上,黄奇帆再次强调,要时刻绷紧稳定这根弦,确保不出任何乱子,让中央放心,让全市人民满意。   截至3月20日,传言中的“社会政治事件”并没有出现。倒是早在3月15日起,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就已贴出告示,称“近段时间,周边居民多次向我处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表示要对人民广场影响周边居民的行为加强管理。   这意味着在重庆政治中心延续了好几年的红歌会,可能将再次进入历史。   与此同时,某些松动迹象也在意想不到地到来。曾经数次到重庆采访的某媒体男记者,意外地发现现在酒店门缝里不时有塞进来的卡片式卖春广告。而另一位常到重庆的成都媒体人则表示,这种现象其实以前也有。   但3·15之后的重庆,显然并不愿意外界把所有的焦点都对准人事变动与治安维稳。   3月16日这一天,开完市长办公会的黄奇帆还忙里偷闲会见了美国布什家族基金会主席尼尔·布什一行;3月19日,黄又会见了日本中小企业厅长官铃木正德一行。这些敏感时期里依然没有间断的外事活动,表明这座在过去几年间以“唱红打黑”名动一时的城市,依然在举起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旗号。   一个例证是,3月19日的《重庆日报》头版报道,重庆在今年前两月利用外资超十亿美元。   “保持和党中央的高度统一首先是转变速度上的统一”   重庆市公安局应该是过去三年中,重庆市政府辖下风头最健的单位。   但吊诡的是,梳理3·15之后的《重庆日报》报道,鲜见有重庆市公安局的动态。   从3月16日起,在重庆市公安局公众信息网上检索“王立军”,检索目录仍在,但2011年5月27日一篇《王立军满票获任重庆市副市长》的报道已从目录中消失。目录中仍然存在的报道,所有链接也都显示为“无法找到该页,您正在搜索的页面可能已经删除、更名或暂时不可用”。   据知情人士透露,从3月17日开始,重庆公安内部网页上王立军的个人报道已不可见。涉及王立军字眼的综合性新闻也逐日减少,日前已难得一见。   在重庆市公安局大院,王立军的照片也被陆续取下。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长期间,曾在市局大院里立起两面气势磅礴的毛泽东诗词墙,墙上各有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日前,这两只鹰已经不知去向。同时,在近期缺席市局重要活动的,还有部分从东北调任的高级警官。   另外,位于南岸茶园的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应变能力。经侦总队院内,刻写着王立军题词的“剑”、“盾”两字的石雕已被铲掉。经侦总队大楼内,前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和前任局长王立军的“点点滴滴百姓利益,举手之间人命关天 ”的语录,也在第一时间被取下。   最新的情况是,曾经风光无限的重庆市局内重庆打黑资料和实物展览,也已一夜之间全部撤除。   3月15日,重庆交巡警新浪官方微博甚至转发了《重庆晨报》摘引温家宝“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的微博,并称:向总理致敬!把人民放在心中,将身心置之国事,才能称之为公仆!时刻别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要关爱自己的家人。   与此同时,正在试图起诉重庆市公安局的北京律师马晓军却一直在发愁。马是北京律师李庄的助手,也是李庄案的证人之一,曾被“监视居住”在重庆若干天。这份行政起诉状的被告法定代表人一栏始终空着。因为自2月2日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去职后,这个职位一直空缺。2月中旬,原江津区委书记关海祥调任市局党委书记,但局长职位仍然空置。   按照3·15人事变动的决定,青海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何挺将接任王立军的副市长位置。何挺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刑侦系,后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既属名牌大学出身的高级警官,也是资历深厚的技术型官员,赴青海前曾在公安部刑侦局任职24年之久,历任反恐怖局和刑侦局长多年。日前,重庆市局正在装修部分办公室。观察人士指出,何挺到任后有可能以副市长身份兼任市局局长。   如此,困扰马晓军的问题,相信不久即会迎刃而解。   重庆唱红打黑大潮中,如果说重庆市公安局是打黑的主角,过去几年来以不播任何商业广告著称的重庆卫视就是唱红的明星。   3月15日下午4点8分,重庆卫视《重庆新闻联播》主播丁军在微博上预告“敬请收看18:30分重庆卫视播出的《重庆新闻联播》”。在这句话后面,丁军兴奋地加了三个感叹号。同为重庆广电主持人的白羽则在跟帖中预测,“今日节目收视将创历史新高”。   当晚新闻联播节目结束后的一条白酒广告,迅速引起热议,并被推为新浪微博上的头条新闻。   3月17日,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天天630》节目主持人杨全在其微博上,转发了一条题为“重庆卫视复播商业广告,称暂无广告招商计划”的头条新闻。这位兴奋的主持人称“保持和党中央的高度统一首先是转变速度上的统一!偶们是热切期待的!”杨的同事、重庆卫视《财经时间》记者“冲动的蝎子”(新浪微博认证用户)则在后面跟帖称:胆子放大点,步子迈快点。   知情人士称,3月19日下午重庆广电集团已经在研究卫视改版。但广电集团在内部要求,大家要讲纪律,不能在网上发布任何消息。   最新的消息是,重庆卫视现在各个节目都在忙着换片头。   该变化的还不只是重庆卫视。按照既定的日程,这座城市将于5月份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届时将选出权力核心阶层中新的领导班子成员。   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在这座雾都发生着。   3月20日,清晨7点30分。华龙网的新浪微博账户,又开始问候早起的人们。这条题为“早安重庆”的箴言型微博如此写道:   “……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早安,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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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薄熙来2012年2月2日讲话

薄熙来2012年2月2日讲话 作者:薄熙来 来源:猫眼看人 来源日期:2012-3-18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3 11:29:11 阅读量:4897次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特别指出:“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薄熙来说,当前,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万众关注、众目睽睽。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现在重庆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老百姓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百姓有急用却没钱花、不敢花;这样矛盾的消费状态,经济自然会大受影响。      薄熙来说,过去30多年,低成本劳动力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将带来道义上的后果。过去中国人均GDP七八百美元,现在已是几千美元了,还照一二十年前的作法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也说不通。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力搞加工贸易,也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伴随着国内外经济的进步,这种落后的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走不动了。      薄熙来说,三个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党的执政基础是工农大众。90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愿意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而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首先就要在分配问题上倾向于人民大众,实实在在为人民大众着想,要注重劳动的价值。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人们自然会怀疑党的政策,随之人心涣散。存在决定意识,分配决定生存条件。这些年一些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以至动乱,背后的原因不少是贫富差距过大,值得我们反思。      薄熙来说,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薄熙来说,尽管自作聪明的人很多,给重庆扣大帽子的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到那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跟班和“精英”,你在去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也就无法去解决了。      薄熙来说,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从几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看,德国70%最贫穷的人口只拥有财富总额的9%;英国1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私人财富的44%;美国20%的富人占有50%的财富,而千分之一的顶尖收入者掌握了美国10%以上的财富。这能说明市场可以自行修复吗?      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国家的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以调节。      薄熙来说,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大锅饭”,而现在一些人住豪宅、开跑车,吃山珍海味,整天胖得发愁;另一些人却为生计四处奔波。把“共同富裕”和“大锅饭”相提并论的人,看来需要做点最基础的社会调研和道德。事实证明,缩小贫富差距,不是不能干,就看想干不想干。毛泽东主席讲过:“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      薄熙来说,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住房,“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有的群众感叹:“三十好几难拜堂,只因至今没买房。”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土地革命,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现在坐江山,就要给老百姓盖房子,实现“居者有其屋”。盖好了房子,老百姓心里踏实,社会自然就稳定。重庆大规模建公租房,而且是花园式的,生活和健身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同志看后鼓励我们,说这是“一大善举”。      重庆要建开放高地,还要建道德高地,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新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和先进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薄熙来彻底发飙:对贪官污吏说出了这样的话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无论“大贪”还是“小腐”,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指出,腐败大案要案让人警醒,而“小贪小腐”面宽人多,也不容忽视。一些干部认为,小牟私利、法不责众,所以收红包,拿购物卡,“捞外快”,打“业 务牌”,曲线敛财;一些权力部门的干部,变着法子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他强调,腐败往往有个量变到质变,渐进到突变的过程。无 论对“大贪”还是“小腐”,我们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说,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      薄熙来还给这些人“画像”:一是讲话、作报告、写文章,不动脑筋,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还不时拼出个四六句,不知所云。二是习惯当“甩手掌柜”、做“二 传手”,层层批转,坐而论道,不干实事。三是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落实文件,工作飘浮。四是不下基层,不搞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拍脑袋”决策, “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当“三拍干部”。五是报喜不报忧,专拣好听的说,讲成绩夸夸其谈,讲问题一带而过。六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上班 一杯茶,一支烟,一个电话聊半天。七是不读书、不学习,玩游戏、炒股票,“斗地主”、打麻将。八是铺张浪费,贪图享乐,办公室越修越豪华,小汽车越坐越高 级。九是处事圆通、好人主义,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      薄熙来指出,脱离群众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有的干部,心思不在群众,对老百姓疾苦视而不见,不屑于跟群众打交道。去年的“大下访”和今年“大走 访”,接到1.8万个积案,80%是该解决、而没认真解决的群众实际困难。还有一些干部,长年“走读”,村级干部住乡镇,乡镇干部住县城,区县干部住主 城,根子不在基层,这就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      薄熙来说,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那些松松垮垮、脱离群众的干部,当然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有老百姓批评说:“现在的路越修越好, 干部下基层却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多,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办公楼越盖越气派,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反躬自问,有没有 这些问题?干部“只有沉得下去,才能提得起来”,市委一定要多用、重用那些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干事的干部。      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   薄熙来说,革命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实实在在去为人 民办事,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反之,你文化再多再高,背离了这个宗旨,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次“打黑除恶”,群众寄来1万多封举报信,80%是实 名举报,也是一场人民战争!战争胜负、政权兴衰,最根本的是人心向背!      不要像那些腐败分子,不识文化瑰宝,只认金银财宝   薄熙来说,人生真正的财富是什么?是钱财吗?它害了多少人!积极做事,为国家、为百姓做事,才最高尚,也最充实!领导干部要算好“人生大账”,在有限的人 生,“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这样心里才踏实。“一要干活,二要干净”,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活得充实、积极,才能干出很多有意义的事。      改革由“跟跑”到多项“领跑”,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的改革也由“跟跑”到多项“领跑”。改革是具体的,比如,我们率先在全国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率先大规模建 设公租房,率先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还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率先开展了“地票”交易。我们还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权”抵押贷款,带动 农民增收200多亿元;出台了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体系,扶持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现已创办微企5万户,带动35万人就业。改革领域的一系列 重大突破,为山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改革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方面天高地广,大有可为。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如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等,要继续深化、完善,还 要在医疗、教育、财税、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咱重庆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先行先试的独特条件。各区县、 各部门都要开动脑筋,拿出一两项有创意、有价值的改革举措。把各个区县的创意拢一块儿,就会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      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   薄熙来说,重庆的又一重大变化是,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近几年,我们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装 备制造、化医、材料、能源和轻纺7大支柱产业,改变了过去汽车摩托车“一枝独秀”的发展格局。市属国有资产从5850亿快速增至1.5万亿,仅次于京津 沪。民营经济总量从2385亿增加到5000多亿,翻了1番多。国进民也进,在快速和优质增长中,结构也是合理的。这使发展更有后劲、更有活力,我们也更 有底气。      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   薄熙来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锦涛总书记作出 “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发展定向导航。家宝总理多次听取重庆工作汇报,亲自推动形成“3号文件”。邦国、庆林、长春、近平、克强、国强、永康等中央领 导同志,均十分关心重庆,给予很多鼓励、指导和具体的帮助。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都多次来渝,给予很多关心和宝贵的支持。国 家各部委也倾力相助,与重庆签署了74个部市合作协议。山城人民对这些念念不忘,感念于心。      薄熙来说,一个地方的发展就如一场“接力赛”。直辖以来,德邻、国强、镇东、汪洋4位书记,海清、叙定、鸿举3位市长,一茬儿接着一茬儿干下来,为重庆发展“费尽移山心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历任老领导的辛勤工作,尤其离不开直辖以来历任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这些 年来,市政府有能力、有创意,而且勤奋务实,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全面贯彻民生导向的发展思路,成效显着。市人大、市政协积极参与,开展“人大代表在 行动”、“800委员助推区县发展”。组、宣、纪、统及各部门都有诸多创新之举。驻渝部队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工青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也发挥各自优势, 助推中心工作。40个区县有如40只“小老虎”,虎虎有生气,你追我赶,奋勇争先。全市上下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抓改革、促开放,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惠及 了千家万户,使许多家庭实现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安居乐业。咱山城人民肯吃苦、能干事,只要按科学发展的路子走下去,前途会更好!      我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   薄熙来说,重庆能有较大发展和进步,关键在于走了民生导向之路。这几年,市委开了8次全委会,每次都关乎民生,特别是三届四次、七次、九次全会专题研究民 生,提出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民生10条”和“共富12条”,就是要通过改善民生,来拉动内需、增加消费、牵引改革、促进发展。回过头来看,走民生 导向之路,不仅走得通,而且越走路越宽,心里很踏实。      薄熙来说,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小平 同志讲,“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全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富 裕、共同繁荣。”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要造福人民、共同富裕。坚持民生导向,改善和 保障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和方向。除此而外,不可能、也不会有其他目的。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 为发展而发展,我们是为民生而改革、开放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正因为这样做了,我们才倍感方向明、干劲足、办 法多,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      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   薄熙来说,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只有坚持民生导向,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增强发展的原动力。如果群众看着领导干部不干实事,整天想着升官发 财,他怎么会有积极性呢?反之,当干部群众看到领导干部从早忙到晚,周末也想着工作,全力以赴地干,发自内心地改善民生,为老百姓谋福利,他们就会产生强 烈的共鸣,就会想,这个党,这个政府真为我们着想啊!这样,就会在全市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自然就会大有成效。      薄熙来说,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看,生产力三大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中,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要素。怎样把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说到底,还是要坚持民生导向。围绕民生抓发展,大家都有盼头,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三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调动起来了,生产力自然就会大发 展。反之,如果劳动者辛辛苦苦地干,得到的实惠却不多,年复一年,生产积极性必然受挫,企业的效益也会随之下降,发展就失去了原动力。      薄熙来说,有些人认为,改善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但并未看到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想,总要先把经济发展起来,才能提高百姓的生活啊。这看似有 理,其实行不通。你怎么把经济发展起来啊?说到底,还得靠百姓,靠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调动积极性还得靠改善民生啊。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的。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如果一定要等到发展起来再研究分配、改善民生,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重庆这些年之所以能 高歌勐进,经济能实现跨越发展,就是因为坚持了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比如为中低收入者盖公租房,发展微型企业,每年市级预算用于直接民生的支出比重在 50%以上,百姓普遍受惠,当然就能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      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薄熙来说,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的消费 往往被忽略。不少地方重投资,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而实际上,消费也很重要,搞好了,就有了内需;市场也随之活跃,就能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反 之,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民生,贫富差距拉大,那么富人虽然有钱,但人口数量少,消费总量有限;穷人想消费却没钱,从而导致市场萎缩,产品滞销,产能过剩, 企业也就少了用武之地。在宏观经济格局中,哪个地方消费水平低下,经济地位也会随之下降。      薄熙来说,正在西方蔓延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说起来,欧美的经济产出已经不小了,但只靠那少数的富人去消费,就是可劲儿吃,可劲儿花,也终究是有限的;广大百姓有需求,渴望改善生活,却没有财力;最终是市场萧条,大量企业停工或破产,酿成经济危机。      重庆通过加大投入,改善民生,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10个百分点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通过实施“民生10条”、“共富12条”,一是促进了消费,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两翼万元增收”、发展微型企业、地票交易,累 计拉动消费4000多亿元。二是增加了就业,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可以新增就业岗位550万个。三是拉动投资,“五个重庆”累计投入1.3万亿,“民生 10条”累计投入3000亿,“共富12条”还将投入1.1万亿,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10个百分点。改善民生是打基础、练内功、利长远之举,重庆地处内 陆,有可能成为内陆的消费高地,从而提高重庆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利于长远发展。      通过民生导向,还可以带动生活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业、节能环保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四是促进社会和谐,降低维稳成本,最终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咱重庆的同志,正在进行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个探索,一是我国西部能不能成为开放的前沿?二是共富之路能不能走通?能否实现“经发” 与“共富”的双赢?第一个探索,我们正致力于在西部地区建成一个能大量吸引外资,而且“引进来”、还能“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开放高地。改革开放 30多年了,过去的开放高地都在沿海,一提西部,人们往往想到山高路远,“扶贫帮困”。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 海各省市发挥得很好。未来30年,在广袤的西部,也需要出现多个开放高地,这对于深化全国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开发,而重庆 正在进行的探索,给了中国经济界很多积极的信息。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应当成为西部一个开放的高地。      薄熙来说,第二个探索,民生导向拉动经济发展之路能否走通?在经济快速优质发展的同时,能否实现共同富裕?这种发展状态和理想境界,古今中外还没有过。西 方经济发达,但是两极分化。我国经济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在经济优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圆满了,就不仅是对 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还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即不是只有欧美模式才能把经济搞上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照样行,如果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实现 了共同富裕,就是一条科学、正义的发展之路,既有实践价值,又有理论意义,对人类也是个有益的贡献。      薄熙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过科学论述,概括地讲,就是共同富裕。尽管这条路还没有先例可循,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既定目标。 咱重庆这些年就是在这条路上努力探索,一方面经济加快发展,一方面降低基尼系数,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就业,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在较快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在不 断提升。尽管道路曲折,可能会有阶段性反复,但只要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把“民生10条”、“共富12条”件件落实到位, 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说,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我们要认真领会并 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民生10条”件件落实到位,把“共富12条”全面铺开,一项一项抓好,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最后强调了岁末年初的几项工作。一是关心关爱群众。各级各部门要更加关心百姓冷暖,落实好“三项制度”,勤走结对的“穷亲戚”。不能大而化之,要把 好事实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二是稳定安全。元旦、春节将至,要特别注意建筑工地、烟花爆竹、地质灾害、交通事故、食品药品等方面的安全,严加防范,慎之又 慎。三是清廉过年。要追求高雅、文明的过节方式,过好“廉”关。      “十二五”开局之年,重庆发展快中见好,经济增速上升到全国第一位,五大经济指标增速也位居全国第一。良好的发展势头,源自于五方面的工作推动   日前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全委会,专门通过一个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强调要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   重庆要打造共同富裕的城市,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有着具体可操作的规划。到2015年,重庆要实现五大目标:   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不足30%,提至50%以上;   二是将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房覆盖之下,让更多的人从“房奴”中解放出来;   三是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   四是以政府补贴方式新建15万个微型企业,以创业推致富;   五是让千万农民成“有地市民”和有产阶层。到“十二五”末,重庆基尼系数要由现在的0.42缩小为0.35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现在的3.3:1缩小到2.5:1。      重庆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地大力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很有现实针对性。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景。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指出:“在改革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强调:“即 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突破4000美元时,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共同富裕显得尤其紧迫。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达4000美元是社会矛盾比较凸显的时期,特别是贫富悬殊所引发的“仇富”情绪可能会酿成群体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按照国际共认标准,基尼系数的合理范围应控制在0.3至0.4之间。超过0.4,社会利益矛盾会明显增多。      目前欧美与日本的基尼系数普遍控制在0.24至0.36之间,而据专家研究,2010年中国实际基尼系数已超过0.5,可见我们已经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关 口与节骨眼上,必须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勇敢闯关。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财富积累,中国也已基本具备了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      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30多年造就了一大批富人,但应看到,大多数群众仍处于温饱或贫困状态。如果贫富悬殊越拉越大,显然社会 就难有和谐,经济发展的快车也会戛然止步。正是基于对这种深层次矛盾的忧患,重庆扎扎实实推进共同富裕,很睿智,具有风向标意义和价值。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重庆做法也可供借鉴。首先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做蛋糕很重要,是前提与基础,蛋糕做大了才有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但分 好蛋糕也很重要,蛋糕分得公平、合理,才能激发群众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蛋糕也才能越做越大。二者应统筹兼顾,不可顾此失彼。目前国家财政的 蛋糕已经很大了,打造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应提高国民收入所占蛋糕之比例,尤其公共财政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众倾斜。      其次是教育、动员、引导富人多尽社会责任。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更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人,但强调先富帮后富,富人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是必要 的。在发达国家,富豪们普遍奉行这样的人生信条:“守着金钱财富去死是可耻的”。所以,他们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比较之下,淡漠公益是中国许多富人的道德短板,亟待修补。如果富人们普遍热心公益事业,对缩小基尼系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无疑大有裨益。   西方震惊:薄熙来对西方国家说出了这样的话   薄熙来说,人生在世,转眼就到退休。青年人要在有限的时间中多读些经典,从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只是习惯性地上网、看电视,不加选择地去看书报杂志,虽然也能接受不少信息,其价值含量是有限的,而一般信息是不能代替经典的。      薄熙来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做些事,一定要抓住记忆力最好、理解力最强、精力最旺盛的青年时期,多读经典,广泛汲取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毛主席青年时代 在长沙,常常在湘江之滨,橘子洲头,岳麓山上,“独立寒秋”,静心思考中国革命的大事;同时又废寝忘食,博览古今中外典籍,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 功底。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他在延安也静下心来,就着窑洞的灯火写出《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堪称读经典、写经典、用经典的典范。      薄熙来说,读经典一定要选好书。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四大名着、唐诗宋词等,精彩纷呈,引人入胜。马恩着作,博大精深,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我 国领袖的文选,也是深入浅出,从思想到语言都十分精彩。这些书要好好读,反复读,有些段落还要背下来,随时可用,受益无穷。一些人提倡包容性、多样化,但 再包容、再多样,也不能没了“主心骨”,迷失了方向。一定要努力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主干挺拔才能根深叶茂。      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部分人勉强度日,最终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薄熙来说,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个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 盾。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尽管外表光鲜,实则危机四伏,贫富差距已经很大。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把大把捞钱;大部分人却苦挣苦熬,勉强度日,难道人 类总能容忍这样显而易见的不公吗?!这种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中的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并不可能靠自我完善加以修补,从而实现长治久安,最终将导致严 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薄熙来说,纵观历史,横看世界,静下心来想一想,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要求共同富裕。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更是跃马扬 鞭,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说明共产党是有本领的,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也最直观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 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说教,而是有效的社会实践,是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道路。毛主席曾讲,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 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领导人都鲜明地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前不久,市委三届九次全会提出“共富12条”,就是 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些措施条条实打实,沉甸甸,我们一定要埋头苦干,将其全部落到实处。如果我们在共同富裕问题上,能够真正把基尼系数降 下来,把区域差别缩小,那咱重庆就是对全国发展的大局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搞改革开放,诚意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 裕,而不是两极分化。那种社会从历史、从宏观来讲,走到一定程度都是撑不下去的。只有社会主义始终追求共同富裕,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让全民的生活得到有效的改善,因此有后劲,未来不可限量。      薄熙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植根于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论在文化上,还是思维理念上,都可提炼出地 久天长的精华,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比如“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话感人至深,影响古今,魅力无穷。继承这些思想文化,我们就有力量和智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文化中也有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能力,既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又善于创新,敢想敢干,敢作敢为。      薄熙来说,这些年,市委、市府提出了一些新的工作,受到社会关注,但也有些议论。比如“打黑”、“唱红”,又如“共富12条”,总有些说三道四的。我的想 法是,只要于民有利,我们就要旗帜鲜明,敢于坚持,敢于碰硬,认准的就干,而且要努力干好。现在有些干部,倾向于回避矛盾,还喜欢说“和气是福”,主张 “少招事”。大家想一想,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今天我们也要为人民拿出追求真理的勇气,直面矛盾的胆识。希望我们 高校的老师、同学坚定不移跟党走,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全市人民一道,迎接挑战,努力拼搏,把我们钟爱的重庆建设好。      重庆的发展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   薄熙来说,重庆是一个富于改革创新精神的城市。直辖以来,历届市委、市府艰苦创业,为重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年,我们在抓“唱红打黑”、精神文明建设 的同时,经济建设也没有停步,取得了新的进步:GDP增速连续3年保持15%以上,去年达到17%;财政收入去年增加49%;利用外资由2007年10亿 美元升至去年的60亿,今年可达80亿;对外投资还实现了50亿美元。我看重庆人很能干,且还有潜力!现在我们改善民生、拉动内需,走民生导向的发展之 路;政府正不断探索,在全国率先启动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内陆开放高地和两江新区的建设也已全面展开。这些实践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我们期望高校的师生能充分了解重庆的变化,并努力融入到这个令人心动的发展洪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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