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

    　　 ◆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   　　◆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啸（Michel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较，我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里没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怀念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要回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主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语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特别是那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而变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果不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终归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过暴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比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会想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让公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三、谈“占领华尔街”，谈新左派：不要忽视问题的另一面   　　【政见CNPolitics】2011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后来发展到占领全世界，法国也有这个运动的分支吧？   　　【潘鸣啸】也有。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从西班牙开始的，在马德里开始占领，他们用的名词是indignados，从一个法国人的书里拿来的，意思是“愤慨的”。那本书的作者是94岁的法国人StephaneHessel，书名叫《你们要愤慨！（Indignez-vous！）》。他是个犹太人，在二战中参加了抵抗德国侵略法国的游击队，也参加了一些政治谈判和讨论，参与写了一个大纲，商讨胜利以后怎么办，这个大纲影响了之后的法国历史。比如说，法国要采取较高的社会福利，就是那个时候决定的。后来这个人又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参加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编写。   　　他现在老了，还非常有精神，写了这样的一本书，非常短小，但一下子卖了一百万册，我自己也买了。他在里面说，现在很多人太容易接受一些不能够接受的事情。现在的社会，金融领导一切，几个在华尔街搞股票的人就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这样不行，我们要愤慨，要改变这个制度。   　　这种精神影响了很多年轻人。现在欧洲有金融危机，这些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就不高兴了，觉得应该愤慨。后来这个运动扩展到了美国，世界上的大部分媒体都关注美国，再加上华尔街代表了全世界金融的力量，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举世皆知了。   　　虽然这些人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解决危机的理论，但重要的是，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当我们面临一个无法接受的状况，就要找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忍受”，所以我很赞同这场运动。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如果政治有它的神圣意义，就是为了保护人民，让社会和谐。如果你让一部分特权阶级决定一切，这不是文明的，也不是民主的。现在好像民主国家也不民主了，因为人们没有决定权，而是由一些有钱的金融公司来决定。这是不应该接受的，我们应该找办法来解决。贫富差距大是全世界的倾向，要反思为什么，可以有什么办法。   　　有一些很具体的办法，比如法国政府主张对全部的国际金融贸易扣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劳动者没有得到什么保护，而资产阶级什么保护都有。以前要把钱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很麻烦，现在只要用电脑，几秒钟就可以把很大数额的钱汇出国。   　　我们应该想一些办法，让这个世界比较公平。那么多有钱的跨国公司，他们应该有所贡献，去承担一些经济责任。另外，现在也有一种矛盾：虚拟经济和实业经济太不平衡，金融引导一切。事实上我们还是需要实际的东西，电脑里有一个虚拟的空间，可是电脑本身还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还是需要制造的。那么这些制造的东西也需要有人做，需要工程师和工人。   　　问题是，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全球化了，但是并没有一个全球的政府来管理。现在也有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G20、IMF、联合国，它们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自己也是左派，现在中国有一批人号称“新左派”，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关注？比如说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有一位很著名的新左派学者汪晖。   　　【潘鸣啸】我在巴黎的时候做过一项工作：介绍中国最近几年的思想辩论，因此我对他们很熟悉。   　　我不同意这些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比如说，跨国公司如果对珠三角的农民工不好，侵犯他们的权利，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跨国公司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当地政府同意甚至参与了呢？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事实，他们却好像看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不一定要反对，也可以赞扬，但他们好像把这一点给完全忽视了。因此他们的理论根本没有说服力，他们看东西是有一个盲点的。   　 　四、谈中国政治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政治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您觉得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潘鸣啸】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特别是我们搞历史研究的，看不到档案是非常麻烦的。研究中国的政治，除了档案，还有很多问题你不知道，你只能从外面看一些现象，比如说某个领导没有参加什么会，然后分析觉得有问题。中国政府的透明度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能猜想。   　　【政见CNPolitics】您跟体制内的学者打过交道吗？他们可能能有一些渠道拿到内部资料。   　　【潘鸣啸】当然他们的渠道会多一点，但也还是很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越是体制内，就越是不肯跟我见面。比如说我的书能在内地出版，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是帮了忙的。他们也是知识分子，有正义感和责任感，于是我想联系他们见面，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但是没有回应。我觉得很可惜，我很想和那些人谈话，不只是想得到一些信息资料，也是很想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还是在尽量做好事的，当然可能因为他们知道的多，觉得跟外国人打交道太敏感了。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说，您是做历史研究的，不能预言未来。但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单纯是为了搞清楚之前发生的事情，还是为了影响现在的事情呢？   　　【潘鸣啸】当然还是要影响现在的事情。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也得分情况。你要先弄清楚历史事实，怎么评价，有什么教训，这就是当代的问题，是所有当代人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历史有规律存在吗？从以前的东西里能总结出来规律吗？   　　【潘鸣啸】问题是，人类的历史上不能有试验。比如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社会大试验，并且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因为不能有同样的试验再次发生。即使再来一次同样的运动，但是那么多的因素已经变了，所以就不可能了。历史学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试验、再试验，就可以接近事实了。可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历史规律的，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当然，不能预言未来，因为太多的因素在变。   　　在这个方面，我跟一些中国学者有不同意见。他们会觉得：你们西方的历史，根本不能给我们太多经验。我曾经跟一个中国学者辩论，他也很反对中国社会现在的腐败现象。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学学西方呢？当然学习西方不能完全地解决，但是可以基本解决。怎么解决呢？就是要有监督。一个人有权力没有监督，他会很容易就往坏的方面去了。怎么监督呢？新闻媒体、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他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中国人也是人类的一个部分。   　　【政见CNPolitics】那您觉得，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可以为朝鲜提供借鉴吗？   　　【潘鸣啸】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我的一些朋友，去到了朝鲜旅游。他们觉得这是一趟“穿越”到过去的旅游，是一次时间上的旅游。那里像过去的中国，但是比毛泽东时代更厉害，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世袭的共产主义朝廷，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如果马克思能看到这件事，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我觉得它跟中国还是有不同的，比如领导阶层真的是一小部分，一个家族，和一部分的特权阶层，其他的人很穷，没有什么权力。有人饿死，有人在喝洋酒，过很好的生活。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会维持多久我不知道，但总是需要解决问题，他们还是可以向中国学习。中国政府还是有一些责任，要去解决人民的问题，朝鲜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也认识一个住在平壤的法国人，他说那边的情况是领导层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当然他们也在改变，比如在边境搞一些特区，搞一些赌钱的地方，可以赚一些外汇。可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我很难说。而且他们新的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不知道。世袭的继承方法，真的令人很担心。   　　【政见CNPolitics】现在国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越来越多，您觉得现有的这些研究足够吗？   　　【潘鸣啸】还是有一些盲点，因为有一些禁区，所以你的研究总是很片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意义的问题，虽然你可以掌握很多资料，你知道大概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有什么对策。可是你看到了问题、想到了解决办法，那么有没有政治的意志来执行呢？当然这不是我们学者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现在中国政治的特点呢？   　　【潘鸣啸】非常不平衡。一方面，中国发达了，赶上西方了；但另一方面，还是变化太慢。这些不平衡，不知道是不是会引起大的问题，现在没法说。一般来说，中国人是很实事求是的，虽然有过一段时期比较狂热。我希望中国政府的领导可以面对这些问题，出台一些比较理性的政策。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对中国的未来是比较乐观的？   　　【潘鸣啸】长期地讲，我是乐观的。因为我想中国有那么大的经济变化，应该有能力去促进政治的变化。另一方面，我并不是太盲目的乐观。因为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因为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些经济利益的变动，这些利益都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你要反对这些逻辑，肯定是会有冲突的。要怎么解决，当然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没有您非常欣赏的人？   　　【潘鸣啸】我觉得现在西方缺少一些掌握中国整体情况的学者。美国的学术界非常专业化，有一些人是某一个很小的领域的专家，可是他不懂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所以很少有掌握了全面情况的西方学者。至于中国的学者，我觉得也只在某一方面，有某一些人，我比较赞同。比如说，对于历史的态度，我比较认同徐友渔的；政治经济问题方面，我跟秦晖比较接近，他掌握得比较全面，也比较关心中国的公平问题。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学术上，我觉得我和不少中国学者有相似的观点。而事实上，我和他们中一些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完）   　　 【本文刊发前经潘鸣啸教授本人审订。原文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作者：潘鸣啸 方可成 王磬，原载: 《政见》2012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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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民粹者的倒台体现了出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分歧 ④《华尔街日报》评论《人民日报》和军报上再三要求稳定的文章《 稳定、稳定、稳定、胡、胡、胡 》：”如果你读中国的官媒的话，可能会认为这个国家现在正在地震带上。” ***~~~*** 【专题·温氏政改】 ①*《外交学者》裴敏欣的新文《 新的天安门运动的征兆 》：8964以来中国又出现了新辩论，而80年代每次出现这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后就会出现社会动荡。执政党需要一些理论上的合法性。而新出现的自由派思想也说明辩论的空间又被打开。 ②《彭博商业周刊》 温家宝总理谈起话来就像一个大胆的改革者 温家宝最近频发改革之语，除了引人瞩目地谈到”文革”卷土重来，成为薄熙来倒台的先兆之外，又谈到了破除银行垄断。虽然有人认为他的讲话来得太晚，已经无法对现有政策造成冲击，但是会对在18大上上任的新领导人，如李克强造成压力。 ③《华尔街日报》上墨儒斯的政评《 温家宝推动改革并非仅仅是作秀 》也提到：说温家宝是”影帝”因为他一直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举措”，但是作者认为：温家宝最近在南方视察时提到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倒退。包括”内需不足，出口成本上升，经济总体下行压力增大。”他可能是想以经济上的压力来推动政改，让政改，尤其是破除垄断，有一个突破口。 ④ 写介绍中国书籍的英媒记者乔纳森·芬比在《卫报》上发表评论《 中国统治世界并非不可避免，中国模式有严重的内在缺陷 》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都面临挑战，虽然不至于崩溃，但”中国模式”不值得学习。他猜习近平可能在等待党内斗争分出胜负后再表态。 ⑤《纽约时报》中国来鸿《 按部就班地改革 》，介绍于建嵘在微博上发的十年政改大纲，并把它和百年前的康有为变法做对比。刘瑜评论：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光绪。政改和经改不一样，经改可以大家一起获益。政改却要涉及权力的分配，我得就是你失。另，于建嵘在 微博 上说他转的这条微博要被删掉，他还澄清说谢绝任何外媒采访，此篇文章的作者也没有采访过他。 ***~~~*** 【专题·直播艾神】 ①《纽约时报》 艾未未的自我摄像被关闭 叛逆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上周三表示，当局已关闭了”艾神进行时”网站。之前，艾未未在家中安了四个摄像头，实时直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也是他从北京机场被带走的一周年。 据@duyanpili的推文：2012年4月2日19点开始，至4月4日18:09分被迫关闭，进行了47小时9分钟，点击520万次，下载100GB；在 这里 可以看到73张截屏图（上图即其中一张） ***~~~*** 【专题·经济学人】 ① *《经济学人》封面（见上）文章 中国的军事崛起 亚洲的力量平衡 用两篇文章来谈中国的军事扩张，认为美国如果要避免和中国产生冲突，必须要保持在太平洋的军事投射能力，同时避免将每一个关键议题作为测试中国意图的考验。中国的军力问题在于其高度不可预测性。 ② * 在同期的另一篇文章《 龙的新牙齿 》中，则以数据、图片和图表展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中国，尤其是中国海军今年来的力量扩张。 同期的”中国专栏”还有三篇文章： ③ *《 不确定的政治 重新恢复秩序 》讲的是当局如何打压关于政治动荡的传言 而G.E. 在《经济学人》的 中国博客”论语”中追踪李德林的新浪博文 ，也就是”军车进京”的那条，如何成为了”北京出大事”的舆论起源。可以对照阅读。 ④ *《 腐败的政治 肮脏把戏 》谈的是中纪委这个党内的铲除腐败的机构如何成为政治把戏的中心。同时，”跑官”则愈演愈烈。文章中列举了四川、黑龙江的例子，以及党校的林哲（音）对他的学生的告诫：要升职，你要耐心等待，等其他人犯错后被清洗。 ⑤《 私人医疗 四川的好月嫂 》则聚焦中国的私人医疗服务，尽管出现了如”月嫂”这样的私人医疗提供者，需求的扩大还是远远超过了供给。 ***~~~*** 【专题·缅甸政改】 ①《新共和》CFR的东南亚研究员Joshua Kurlantzick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和缅甸恢复正常关系，并在讨论对缅进行援助。但是议会选举后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也只占1/10的席位，关键还要看军队在未来三年内是否会收敛。 ②《外交学者》上的发于缅甸议会选举之前，谈缅甸经济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在资源、农业、旅游、外商投资等方面都很有潜力，预测到2020年每年的增长率可达6%，但要进行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原文链接： http://t.co/MrrZgMFQ ③《金融时报》 缅甸对外开放，但邻居们还是有些警惕 。美国投资人说：缅甸目前正如1979年的中国，邓小平说：”我们得干点不一样的了。”但基础设施很落后，手机SIM卡要$3000+。 ***~~~*** 【专题·国际外交】 ①《纽约时报》上的漫画，奥巴马说：”哦，这是你家后院？真的？抱歉了。”大船上写”太平洋部署”。即上图 ②《时代》： 为什么美国会暗暗希望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沙特尔在埃及总统竞选中胜出 ？因为这是最不坏的选择，否则美国就要和激进的军方打交道。 《外交学者》1月16日，印军方未通知新德里移动了两个单位， 有政变企图 。 ***~~~*** 【专题·智库报告】 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发布中英文报告《网络安全与中美关系》。报告认为，中美之间目前在”信息战”方面互相不信任，而这个议题又很新，双方的基本沟通都没有建立。文中提到：美更关心隐私/机密泄露，而中方更关心稳定。 中文版全文下载 中文网开始推王缉思和李侃如联合发布的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这可能是继世行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之后本年度第二次中外智库合作，智库反映/影响当局战略决策的作用初显。 中文全文下载 ***~~~*** 【专题·社会百态】 ① 亚洲的推特语言。Eric Fischer利用Mike McCandless导出的Chrome开源数据制作。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语言，越亮的地方使用得越频繁。原载TechAsia，点击 这里 查看大图 ② * Evan Osnos发表在《纽约客》上如同小说般的精彩文章《 赌神 》。主角萧润平在澳门赌场狂赢6亿元，并躲过了三合会的追杀。作者欧逸文见到了萧润平本人，并询问他如何能赢得那么多钱，又如何在四处躲藏。 ③《华尔街日报》的视频：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和已故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博客上引起了窃窃私语  话题包括骆在博鳌没有住豪华宾馆，以及4月5日是蒋介石的忌日，现在能通过互联网和台湾游了解台湾和蒋公的中国人重新思考和讨论腐败议题，以及中国课本上对蒋介石的描述。 ***~~~*** 【今日延伸阅读】 《中囯社会和政治发展十年纲要（2012.10-2022.09）》（于氏玩笑版） 第一阶段（2012.10-2015.12）以民生政策调整为前提、以民权保障为基础，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一、调整基本的民生政策。 1、农村土地确权，落实物权法； 2、调整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养老、低保、医保等向社会低收入者倾斜； 3、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异地无差异的义务教育和高考机会平等。 二、建立司法制衡制度，树立司法权威。 1、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脱离巿县，实行省级垂直管理； 2、法官终身资格制并实行严格流动； 3、法官实行高薪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 4、取消省以下的政法委； 5、废除信访制度，以司法清理历史陈案； 6、废除劳教制度，确保公民人身权利。 三、保障新闻言论自由。 1、实现政务信息公开； 2、官员财产等信息公开； 3、禁止因言获罪。 四、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育民间社会。 1、规范社区管理组织； 2、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通过公益重塑人文精神； 3、保护社会宗教组织。 第二阶段（2016年01-2022.09），以政治改革为前提，以公民权利发展为基础，推动囯家向民主宪政转型。 一、实行县级政权改革。 1、开放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实现人大代表非行政化和专职化； 2、改变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制度； 3、实现县行政长官差额选举； 4、将乡镇一级政府改为派出机构。 二、开放社会。 1、制定新闻法，开放媒体； 2、制定政党法，开放社会政治组织。 接着，于建嵘在他的搜狐微博中对他的十年纲要做了两点解释： 第一：前几天发布了一个《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十年纲要》（于氏笑话版）引起了网友的一些争议。因此，我决定系统地把这个笑话版的梦做完。第一个问题：为何要提出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1、”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及实现的路径； 2、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动力； 3、有时间表才有压力，才有紧迫感； 4、我提出这样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是一个公民和学者的意见表达，以期引起讨论，讨论不仅可以形成共识，还可以给执政者提供一个决策的参考系，当然也可以为反对者提供一个批评的样本。中国现在不能再”不争论”了。 第二：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为何要分阶段进行？ 1、解决任何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体制性问题都有一个时间顺序。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尖锐而复杂，这其中因分配不均所产生的社会冲突最为突出。因此，选择民生问题作为突破口，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紧张，为政治改革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为民众及执政者所接受； 2、政治问题是解决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紧张关系的最为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社会问题特别是因权力垄断的掠夺性体制所产生的分配不均的问题要获得最终的解决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在民生问题有所缓解后及时推进政治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阶段； 3、政治改革有渐进式改革和突发性变革的区分。从理性的角度上来看，渐进性改革需要从基础性政治环境开始，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推进全面的政治转型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减少社会动荡； 4、中国县级政权改革应是进行基础层性改革的关节点。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制度性环境，以下一届县级人大选举为阶段为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性改革的时间窗口较为现实； 5、当然，这种阶段性划分是以当前政治形势为前提的，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完全改变相关顺序和时间窗口。 相关阅读： 点击 这儿 查看更多《每日译者头条》 ©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孙立平：中国改革的四种思路 进入专题 ： 改革    ● 孙立平 （ 进入专栏 ）       最近一段时间，改革的呼声再起。原本在前些年似乎已经破裂的改革共识，又在重新开始凝聚。这一波对于改革的重新呼唤，是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中：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历时30多年的中国改革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在这种停滞状态背后的，就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将其称之为“转型陷阱”。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不断积累，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是基于对改革停滞所形成的现状和问题的不满。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启改革的契机。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启改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选择中国改革的思路和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近些年改革共识一度破灭的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已经处于“输不起了”的境地，如果在改革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今后再次凝聚改革共识就更加困难了。     下面我们将从不同选择或思路的走向，其内在的逻辑，背后的社会力量，不同道路的意识形态取向及会使用的符号策略，不同选择的现实性以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这四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思路，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不能简单地按照意识形态的符号将其漫画化。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中，即使是在改革如惊涛拍岸之时，对改革的质疑之声，甚至在特定意义上要求回归旧体制的声音，也没有完全消失过。在这当中，当然有所谓思想僵化者，有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     更加强调平等理念的旧体制对社会下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有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中的下层往往对权力抱有更多的希望。其原因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下层人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较差的竞争能力使得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对他们提供保护，尽管他们其实往往是权力的受害者。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以走向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虽然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出现过一种为时很短的“平等化效应”，社会边缘群体获得了改革在最初阶段上提供的机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制中，下层人所处的不利地位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在改革由于走样变形而日益沦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更是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因此，对于这些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来说，希冀在旧体制的回归中找到希望，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在这样的一种思路背后的社会力量，除了部分下层民众之外，还有左翼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悲天悯人之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乏对人类发展的走向和世界格局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但总体说，这条路缺乏中间层支撑。其间最值得注意的变数，是近些年来由于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加缓慢的人数众多的小白领。可以预见的是，如小白领窘境不变，其中的部分人会成为其追随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的左翼运动有明显的发展。     从意识形态资源来说，这条思路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理念中的平等价值观，但同时又具有某些民粹主义的色彩。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由于新老左派的共同努力，在重整意识形态资源上已经有明显进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亦开始提出一些系统性的要求。这种思路在底层有一定基础，也体现了社会中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民众的某些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更有人将这种思路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及超越资本主义的讨论联系起来，希望能找到一条能超越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放到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特别是就如何解决我们在体制上的困境来说，这条思路的问题就相当明显。如果将这种带有某些合理要求的思路，外化为一种完整的体制，可以说，这条思路总体上不仅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悖，而且在历史上口碑不佳，在改革前近30年的实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使得这种思路不会为社会主流接受，即使是一般体制中人也对之怀有深深的戒备之心，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对之更是深恶痛绝。           第二种思路：“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          这种思路一般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但其实并不准确。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改革的主张者和推进者中，关于改革的思路也是很庞杂的。这如同秦晖教授所说的，当时共同的一点，就是脱离旧的体制，但走向哪里，并不明确。回过头来看，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变革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这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但不久，这条改革思路就被一种暧昧而含糊的取向所取代。     说这条改革思路暧昧而含糊，有两点含义。第一，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时期，对于改革一直缺乏一个可以进行明确而透彻讨论的环境，很多重要的问题，只能用含含糊糊的语言来表述，甚至只做不说。第二，改革到后期，变成了能改什么就改什么，不能改就绕道走，甚至只有对自己有利才改的选择性改革。但尽管如此，应当说，在这样的改革思路中，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点还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此而言，这是与人类主流文明的方向一致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思路比较偏向现代主流文明恶的一端，即推崇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端。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这种思路将社会主义解释为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对人类文明中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因素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结果，脱离神圣化意识形态的过程演变为唯利是图，唯金钱是图；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破除演变为为过度的贫富差距合法性提供的论证；对于效率的片面追求成为损害社会中公平正义的理由；实用主义的改革策略成为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从理论上来说，上述改革路径至少是在最优不可能的情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但最终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带来次优的结果。特别是到了今天，这条思路的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民众的不满和频发的社会矛盾，已经预示着这条改革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也许从结果追溯原因，是我们对这条改革思路进行反思的正确途径。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褒贬不说，现在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尤其在过去20年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经常鼓励人们大胆去试，不要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的改革，尤其是诸如国企改革等这样的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就更应如此。但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治体制条件和社会氛围，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或“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无约束的权力与非规范的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权钱结合的混合性体制。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思路的改革中，还需要反思的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改革当然要谨慎稳妥地进行，但过多地强调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其实会导致很多误解。首先，中国改革都是渐进的吗？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夜之间上亿人失去或被削减了社会保障。这些几乎都是以迅雷(微博)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相反，在涉及一些重要的既得利益的改革中，则往往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名，掩饰着实际上的不改革。在公车改革、官员财产公示等问题上，莫不如此。大讲渐进式改革，但同时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其实是不想改。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弊端也日益表露出来。其实，改革中实质性问题，往往不是激进还是渐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改革有时需要惊险一跃。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改革思路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其造成的种种弊端，导致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在急剧流失。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现在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如果不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延续这条路继续深化、攻关，有可能导致极为危险的局面。但要看到，支持这个思路的群体掌握相当资源，话语权较大。更主要的是，各级领导人对走这条路人们比较熟悉，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这在改革有可能重启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三种思路：定型现有体制          这种思路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却是很多人内心里的一种默契。这首先是源于对现状的满意感。在讲到为什么近些年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弱，许多人都提到是因为日子好过，所以不思进取。首先是经济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政府的日子好过；其次，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型企业的日子好过，银行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国企从过去的亏损大户变成盈利大户。而在这背后，实质上是在过去30多年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貌似过渡形态的混合型体制，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状况使得我们需要对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重新反思。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结果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转型陷阱”的形成。     转型陷阱对中国社会的羁绊，来自结构与体制的双重固化。其实，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之所以很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正是这一点，给了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护现有体制不变的理由。如果不能通过实质性的改革突破“纠错困境”，将会出现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用实质性的体制变革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第四种思路：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          今天改革共识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看到新的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看到新的改革共识是针对什么状况重新凝聚而成的，那么，也就大体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革的期待是什么，人们要求重启的改革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     改革新共识是在原有共识破裂之后的再次凝聚，形成改革新共识的这种背景明确告诉我们，现在是不改革已经不行，但按原来的老路子改也不行。在中国改革进行了30年后，之所以会陷入“转型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改革模式内在的逻辑使然。如果仅仅是继续过去的改革模式，20年后，我们有可能还会走回到今天。正因为如此，要真正有改革的再出发，就需要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     考虑到现在社会的弊端，考虑到人们对新的改革的期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向和前景，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中，应当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需要执政者，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切，以人性和自信面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带领我们这个社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人类主流文明。选择这样的一条改革之路，前面将是一片海阔天空。     在实践中，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1）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当今的时代甚至需要一种更强的权力。但这必须以下面的两个条件为前提：第一，这种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内它应当是强有力的，但不能越界。第二，越是强有力的权力，越是要置于社会的监控和制约之下。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往往都是与权力受不到有效约束有直接关系的。（2）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影响，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但在现实的情况下，想消灭既得利益集团是没有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3）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要实现公平正义，要约束损害公平正义的那些因素，必须依靠法治。（4）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对这个思路改革的最大考验之一。如何对待畸形膨胀的这么大一块国有资产，按照第二条思路很可能是会重演上个世纪90年代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幕。而在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中，则要考虑在破除垄断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处置国有资产，对此，人们实际上已经在开始提出种种设想和方案。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中，促进权利平等的改革要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应当认识到，在过去30年的改革话语中，平等的问题一直摆不上位置，甚至有人将这种要求看作是与改革所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效率相矛盾的，是需要在改革中加以破除的。这也是后来改革走样变形，甚至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改革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也随之破裂。不久前，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一般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利不平等时，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权利是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权利平等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社会平等，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社会保障中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等；二是经济平等，破除垄断，建立平等的准入制度，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三是政治平等，包括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实现人大代表的合理构成等。     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应当以自信的态度接纳而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今日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在朝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 进入 孙立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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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通过实践对‘内陆地区能否走出有自身特色的改革开放道路’与‘共同富裕是否可行’的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重庆市为全国4大直辖市之一，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于一体。历史上，重庆是中国的“抗战陪都”、“三线建设”核心城市，经济单一，缺乏贸易通道，国有企业包袱沉重的特点，曾是全国老工业基地中最困难的一个。作为内陆地区，重庆不仅缺少直接出海口，而且多山地形也导致交通运输困难，长期面临资金外流、人员外流、技术外流的发展困境，是中国直辖市中经济最落后的一个。　　      近年来，重庆的发展后来居上，从“跟跑”变为“领跑”，特别是在国务院将重庆确定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经济总量一年跨上一个千亿级台阶。 2009年为6530亿元，增幅14.9%；2010年为7894亿元，增幅17.1%；2011年近万亿元，增幅16.7%。与此同时，人均GDP也历史性地赶上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预计为5200美元，比2007年翻了一番。2011年，重庆经济增速名列中国前茅。　　      重庆不仅重视经济发展，还提出将重庆建设成“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的目标，充分表明重庆的改革就是要围绕民生的改革，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来推进。对重庆而言，加大民生投入不仅是稳定社会和争取民意的政治需要，也是对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探索。重庆通过实践对“内陆地区能否走出有自身特色的改革开放道路”与“共同富裕是否可行”的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重庆实践”的重要价值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坚持因地制宜推动改革开放，重视发展民主法治，突出民主法治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依靠民主法治促进共同富裕，为中国内陆地区探索有自身特色的改革开放道路进行了有益尝试　　             一、为发展民主法治、促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1.实施“内陆开放高地”总体战略布局，破解内地经济发展难题　　      2008年7月，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审议批准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进而确立了力争用5年时间建成内陆开放高地的总体战略规划。为了克服物流成本偏高带来的挑战，重庆采取了三方面的“破题”举措：其一是加强交通运输建设和便利化服务，建构“一江两翼三洋”国际物流大通道；其二是对产业分工进行垂直整合，实现配套物流成本的最小化，提高制造产业的竞争力；其三是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有效降低要素流动特别是融资成本。　　      2.集群式招商引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市场竞争力　　      重庆的传统产业结构以军工和重装备制造业为主，缺乏自主创新和市场竞争力。为此，重庆将集群式的招商引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重庆提出了“一心四带”产业布局与“6+3”主导产业。其中，“一心四带”是指金融商务中心、先进制造产业带、物流加工产业带、都市功能产业带和高新技术产业带。“6+3”是指六大高新制造业，即以轿车和新能源汽车为主导的汽车产业、以轨道交通和电力装备为主导的装备产业、以计算机整机和信息家电为主导的电子信息产业、以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为主导的生物医药产业、以碳纤维和高温超导材料为主导的新材料产业、以节能产品和环保设备为主导的节能环保产业；三大现代服务业，即以创新金融为主的金融业、以物流会展为主的商贸业、以资讯研发及服务外包为主的信息业。　　      3.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使之成为经济社会改革的“主力”军　　      重庆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走出了“国民共进”的新模式。在不依靠垄断式经营影响民营和外资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下，重庆通过处置不良债务、整合国有资产、追加政府投资、实行国有资产“一体化”管理和预算制度、加强市场化项目管理和融资运作等方式，有效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截至2010年底，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从2003年的1746亿元增至1.25万亿元，由全国第19位升至中西部第一、全国第四，年均增长超过30%，成为全国第4个跨进“万亿国资”的省市。　　      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使曾经是政府改革“包袱”的国有企业转而成为改革的“主力”。近年来，重庆的财政收入除了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基金收入，还有“第三个口袋”即国有资本预算收益，年均约150亿原，从而为政府扩大民生支出提供了巨大的财力空间。此外，国有企业在扶贫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平抑房价、安置下岗退休人员等方面，也成为政府的得力工具，为重庆市委市政府促进共同富裕积累了必要的财政储备。　　      4.鼓励城乡小规模自主经营，扶助贫困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共同富裕　　      从根本上提高群众的自主增收能力，是促使经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根本，重庆在生产性扶持方面，主要启动了“两翼”万元增收工程、“微型企业”计划以及“地票”制度。　　     为使山区农民脱贫致富，重庆于2010年启动“万元增收”工程，市财政与区县财政累计投入28.7亿元，农户参与率达97.2%，通过发展林业、林下养殖和种植业，实现农户收入由2009年的1.5万元增至2012年的2.5万元。重庆还开展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权”抵押贷款，使农民资产能有效转化为资本，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截至2010年底，已发放“三权”抵押贷款5209户，贷款余额39.58亿元。此外，重庆在技术人员、物流和销售渠道、深加工产业等方面，也进行了配套扶持，从而为增收工程提供了有力保障。　　      “微型企业”计划则是，通过资本金补助、税收返还、融资担保、规费减免等措施，重点扶持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自主创业。重庆计划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为此，市财政计划每年出资3亿元，按注册资本的30%～50%给予补助。2010年，重庆财政补助3.05亿元，发展微型企业1万多户，解决超过10万人的就业问题；2011年，重庆拿出7.5亿元的专项资金，发展微型企业2.5万户。　　      “地票”制度是在农民自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的前提下，将闲置、废弃的农村宅基地等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经过严格验收确认为腾退的土地指标，在优先保障农村发展基础上，将节余指标提交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交易，交易之后即成为地票，成为可在全市规划建设范围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目前，重庆已交易地票5.6万亩，成交金额86.8亿元，每亩均价15.5万元，农户直接现金收入每亩8万元。地票制度不仅有效保护了耕地，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而且为城市化提供了空间。 在各项规划稳步推动下，重庆市实现了经济稳步快速发展。2011年前三季度，重庆全市GDP(地区生产总值)首破7000亿元，达到7003.73亿元，同比增长16.5%，增速首次位居全国第一，进出口总额增速全国第一。　　      2011年7月，重庆市委第三届第九次全体委员会进一步专题研究了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工作，决定到2015年底投入1万亿元，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实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价格上涨“双联动”等12件“共富”大事。　　             二 健全民主法治，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重庆采取集经济社会为一体的全面发展道路，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拥护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项措施，都是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确保各项措施的稳定和可持续性。重庆近年来取得的发展也离不开各项制度的安排，这些制度的主旨就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民主法治，用民主法治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重庆实践”的相关举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发展，有助于理解民主与法治之间“以民主促进法治，以法治维护民主”的相辅相成关系。2011年12月，重庆市委三届十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有关问题的决定》（简称“民主法治十五条”）。此举将“重庆实践”改革成果予以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助于实现重庆“充满活力、规范有序、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　　     从具体举措看，重庆的民主法治建设从权力监管与权利保障两方面着手，坚持权为民所用，集中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一）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离不开规范、高效的政府管理。重庆市2010年就明确提出，要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1.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 重庆市政府两次修订完善了《重庆市人民政工作规则》，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重庆市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逐步形成了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公开征求意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和责任追究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各区县、各部门相继立了经济顾问、科技顾问、法律顾问制度，推动了政府依法、民主、科学决策。　　      为了规范行政立法的技术和程序，提高行政立法的质量和效率，重庆市制定了《重庆市行政立法基本规范（试行）》，明确了各级行政机关依职权进行的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立法活动中涉及的立法技术和立法程序。为了提升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的质量，增强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防止制度建设上的不公平，确保制度建设成果大限度符合规律、贴近民情、集中民智、反映民意，重庆市初步建立起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民主审议”的开门立法机制，制度建设工作逐步走上了法治化轨道。　　      为了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监督，重庆市出台了《重庆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审查登记办法》，对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工作部门依法制定的，涉及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并可反复适用的规定、办法、细则、决定、通告等文件的审查、备案、登记、公布等进行了规定。该办法明确了规范性文件可以规定和不得规定的内容，允许国家机关、行政管理相对人向制定机关或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提出审查建议。为了鼓励公众参与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重庆市2010年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告知公众有权提请审查。2011年，重庆市发布了《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实施规范性文件网上报备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渝府法制发201123号），要求有关部门通过网上报备系统报送提请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简化了报备程序，提高了文件审查效率。2011年4月1日至9月30日，各区县（自治县）政府和市政府工作部门报送备案、登记的规范性文件共145件，经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准予备案的规范性文件70件（其中一季度结转3件，二季度结转4件）；准予登记的规范性文件61件（其中一季度结转1件，二季度结转1件）；退回6件，作其他处理12件。   2.注重规范行政执法，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首先，着力整合执法资源。为了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行政管理效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重庆市2006年通过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市级行政机关整合执法资源实施执法联动改革试点的决定》，明确了实施执法联动的适用范围和方式，分别确定公共安全监管、市场秩序监管、城市环境监管方面实施执法联动试点的领域，积极推进综合执法，实施联合执法，规范协助执法。近年来，重庆市以交巡警管理体制改革为代表，不断整合执法力量，在文化市场、交通、农业等领域大力推进综合执法，取得了明显成效。　　  其次，注重规范行政执法。重庆市2008年出台了《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行）》，明确了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裁决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2010年还出台了《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对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进行了规范和限制，着力解决基层执法单位滥用裁量权问题。　　      再次，改革行政审批制度。重庆市先后八批次对行政审批项目进行清理，共清减行政审批项目1277项，精简率达66.89%。2011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决定》发布，更新了重庆市行政审批项目库，下放了一批市级行政管理权项，加强行政审批监管和工作对接。2001年至2003年间，重庆全市40个区县（自治县）陆续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大厅，部分区县以大厅为中心，初步建立了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的服务网络，服务职能逐步向基层延伸。各级政府部门创新审批方式，推进“两集中、两到位”改革（即区县政府部门审批职能向一个科室集中，审批科室向大厅集中；审批事项进驻大厅到位，部门对大厅窗口工作人员授权到位），部分区县在大厅窗口采用了“首席代表制”，由各部门任命首席代表负责承诺事项的办理和上报办理事项的牵头协调，充分授予其行使本单位办理事项的审批权限。　　      3.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同时，重庆市还注重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以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推动依法行政。　　      首先，注重加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力度。重庆市政府与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搭建了“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互动平台，并出台了《重庆市行政机关应诉办法》、《重庆市行政机关办理司法建议暂行规定》。　　     其次，创新行政复议制度。为了提高行政复议化解行政纠纷的效能，重庆市健全完善了行政复议规则和案件公开审理程序，在全国率先推行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和审理相分离的制度，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复议权和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改革。近年来，为了稳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工作试点，重庆市选取了一些区县以及市政府部门和两江新区管委会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设立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权，试点市政府部门和试点区县的政府部门不再受理和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统一由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受理和审理，以提高行政复议的公信力和案件审理水平。　　      最后，加大行政问责力度。为了明确执法责任，重庆市制定了《重庆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确立了行政执法主体为保障法律、法规正确有效地实施而建立的履行行政执法职责，承担行政执法责任的工作制度。《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的贯彻落实则形成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过错要追究”的良好氛围。　　      （二）提高政法工作水平，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近年来，重庆市着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确保司法公正，提高政法工作水平，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秩序，维护社会主体与经济主体合法权益。　　      1.深化打黑除恶行动　　      重庆市2009年高调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截至2011年10月，重庆共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518个，抓获涉案人员7377人，破获刑事案件6193起，破获公安部在账命案1458起，摧毁涉黑组织103个，起诉涉黑案件376件2955人，一审审结涉黑案件161件1827人，查处了“保护伞”77名。重庆市法院2011年1-11月，判处“涉黑”一审案件43件371人，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涉黑”犯罪死刑案件，无一件改判或发回重审。重庆市的打黑除恶行动，打掉了一批危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破坏市场与社会秩序的黑恶势力，改善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环境，有效保护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获得了重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2.创新警务管理机制　　      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交巡警合一的改革。2010年以来，重庆全市部署交巡警平台500个、警力1.4万余名，在主要路段、重要场所、重点地区实施全天候巡逻执勤，形成派出所管社区、交巡警控街区的新型防控模式。统计显示，2011年重庆全市街区可防性侵财案件同比下降36.5％，连续54个月未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交通事故；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做好事58.3万件，基本实现“打击犯罪更彻底、服务百姓更直接”的改革目标。为了提高校园安全保障水平，重庆市创建了新型校园安保勤务机制，投入资金12亿元并列入每年财政预算，全面部署6000余名校警、6万余名安保人员进驻1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从而使校园安全实现向警务体制和勤务机制常态化转变。2011年审议通过的《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对校警派驻予以立法固化。2011年以来，重庆校园周边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60.6％和61.2％，校园内无一重特大刑事案件发生。　　      3.努力推动司法为民　　      第一，将方便群众诉讼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推进建立便民诉讼网络，在未设法庭的乡镇建立便民审判站300个、便民联系点1822个，在边远农村地区聘请便民联络员7991名，建立起覆盖全市乡村的便民诉讼网络。广大法官深入田间地头、乡场院坝巡回立案、就地审判，基本实现“老百姓不出乡镇就能打官司”的目标。　　      第二，首倡“有理推定”，创新涉诉信访处理机制。涉诉信访是近年来困扰司法机关，影响司法公信力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好涉诉信访工作，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维护司法权威，重庆市法院对涉诉信访采取“有理推定”的工作机制，对所有来院起诉、申诉和信访的当事人，一律首先假定“有理”，然后依审判程序、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确定当事人“有理”或“无理”。近年来，全市法院涉诉信访量逐年大幅下降，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年均降幅超过30%，集体访、进京访明显减少，未发生一起极端上访事件。　　      第三，推动司法公开。重庆市坚持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公开，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重庆市建设了“阳光政法查询监督系统”，融合了重庆全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4个部门的15类信息和110项数据，具有监督、投诉、信访、报案、查询、警情提示等10大功能。截至2011年10月，重庆全市5083台终端机累计使用量达1012.89万次，其中，便民查询1011.03万次；投诉9204次，有效投诉352次。重庆市各级法院设立了专门听证室，完善听证程序，细化听证规则，推行申请再审、涉法涉诉、执行异议等案件听证制度。并且，重庆市法院建立了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制度，民商事案件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率达70%，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率达100%。　　      第四，提高案件执行力。重庆法院推进执行“分权制衡、分段运行”改革，将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交由不同部门行使，执行实施分为启动、调查、处置、结案四个阶段，分别由执行部门的不同机构负责，打破“一庭独揽、包案到底”的传统模式。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执行案件信息网络查询系统，开展清理执行积案、反规避执行等专项活动，不断规范执行行为，形成执行合力，接受群众监督。2008年以来，重庆法院执行案件20.3万件，实际执行率达80％以上。　　     第五，推行司法拍卖改革。针对司法拍卖长期以来围标、串标和职业控场等“乱象”严重，极大损害涉诉资产交易以及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严重损害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重庆市2009年开始推行司法拍卖改革。此项改革将涉讼国有资产扩展至所有涉讼资产，司法拍卖全部纳入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同时引入第三方交易平台，以电子竞价代替现场竞价、建立统一司法拍卖机构名册的方式，彻底打破了司法拍卖的“潜规则”，有效堵住了滋生腐败的漏洞，大幅提高了涉讼资产成交变现率。2011年，重庆法院继续推进司法拍卖互联网交易，指导交易所研发“诉讼资产网”，实现了网上报名、网上拍卖，并将实现网上结算。截至2011年10月，拍卖总成交率达81. 9%，已成交项目平均增值率达16.5%，与改革前成交率不到2 0%、成交价平均缩水3 0%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三）加强廉政建设，规范公职人员行为　　      重庆市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自2010年4月以来，重庆市在各级机关开展了以整治“公务人员收受‘红包’、领导干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为主要内容的“三项治理”活动。2011年，重庆市发布了《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开展“三项行动”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开展“三项行动”的主要任务。 为了加强执法监督，重庆市出台了《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明确了不履行、违法履行或者不当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追究事宜。各级政府部门还注重强化审批监督，推进大厅信息化，其中尤其重视实施效能监督。为了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监督，重庆市制定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工作方案》及实施细则，建立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对窗口受理的每一个事项实施即时、同步、全程监控，对办件时限进行跟踪监控。目前已经有30个区县建成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另10个区县正在建设中），实现了与市级系统的对接或部分对接。部分区县在大厅设立了行政效能监察窗口，由纪委监察局派驻人员对大厅窗口进行现场监督。　　      重庆对政法队伍的要求是“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具体包括加强律己监督和提高工作水平两方面内容。在严于律己方面，2010年重庆市委作出《关于从严教育管理政法队伍的决定》，提出严明政法队伍的“六条禁令”，从而在党员干部廉政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政法队伍建设的刚性要求。为了保障司法公正，2008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四个一律”的规定 ，先后有27人因违反该规定被清除出法院队伍。重庆市各级法院进一步加强了任职回避制度执行力度，整治“隐形代理”，2010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工作的审判岗位领导干部任职限制的规定（试行）》，提出了“单方退出”机制，规定凡配偶、父母、子女在本地从事律师工作的法官，不再提名担任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委员及审判、执行部门正副领导。规定颁布后，先后有6名法官配偶、父母、子女选择不再从事律师职业，12名法官被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2009年以来，重庆开县、黔江区、江北区积极探索财产申报制度。开县出台《新任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示办法》，建立由任前集体廉政谈话、纪检组织审查备案、会议公示家庭财产、离任申报家庭财产、纪检组织综合复核、公开比对家庭财产等环节组成的公示方式。目前，开县已有145名新任乡镇街道、县委部委、县级部门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公示了个人家庭财产情况。　　      （四）推进民意表达、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建设　　      重庆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将群众路线置于核心位置，重视民主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建设，将中国共产党宝贵的传统财富——群众路线发扬光大。　　      1.畅通民意表达　　      重庆市近年来重点推进以“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为主要内容的“三项活动”。“三进三同”是指机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名机关干部每年“三进三同”时间不少于1周，新提任领导干部上任前、新招录公务员试用期内须参加1个月“三进三同”活动，每年还要定期回访1到2次。活动开展以来，26.1万人次干部深入农家253.2万户次，落实帮扶资金9.78亿元，资助困难家庭18万户，解决突出问题33.2万个。“结穷亲”是指以18个贫困县作为重点区域，以农村建卡贫困户、城市低保户和困难党员作为重点人群，把因子女上学负担较重、有劳动能力但缺乏生产条件的困难家庭作为重点对象。市级机关厅局级干部和区县级干部每人结对帮扶1户困难党员、1户困难群众，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区县部门和乡镇级干部每人结对帮扶1户困难党员或困难群众。普通干部职工单独或以支部、处、室、科为单位，集体结对帮扶1户以上困难群众或困难党员，结对干部每年深入帮扶对象家中不少于2次。活动开展一年多来，35.4万名干部与57.6万户困难群众结为穷亲，帮扶钱物5.6亿元，送去脱贫致富项目16万个，帮助解决具体困难41.1万个，帮助就学7万人，帮助就业19.3万人。“大下访”是指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每人每月下访不少于1次(全年每人不少于12次)，区县其他市管领导干部开展下访活动原则上每人每月1次。活动开展以来，20万名干部下访50万余次，处理各类问题60万件次、200万人次，各级财政投入95.9亿元，解决各类矛盾和问题20.7万件，600余万群众直接受益。统计显示，98％的群众、95％的干部拥护和认可“三项活动”。认为党群干群关系“好”或“很好”的群众，比活动前上升19.6个百分点。2009年全市信访总件次和总人次均下降40%以上，2010年进一步分别下降17.8个百分点和13.7个百分点。　　      积极落实以“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每周1次接待群众、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2次进家入户走访每户群众、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为主要内容的“三项制度”。重庆8605个村、2308个社区现已全部建立“三项制度”。三年来，农村、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定时、定点、定人全天候接待群众共计476.6万人次，走访4622万户次，覆盖城乡居民总户数的97.8%，收到群众反映问题366.4万件，帮助解决308.8万件。统计显示，95.6％的群众知晓“三项制度”，群众满意度达96.5%。　　      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和“政协助推”主题活动。2009年10月以来，市和各区县人大常委会共组织代表集中视察5000余次，监督检查760余次，专题调研770余次，各级人大代表专访或接待选民超过10万人次，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工作的建议和意见。2010年，市、区县两级政协委员“交朋友”61752人，反映社情民意14545条，化解矛盾9977起，“三进三同”21943人次，大下访21162人次，结穷亲17225人，接访群众44428人次，有力促进了民意表达。　　      开通领导干部公开电话、电子信箱，拓宽民意表达渠道。2008年4月，重庆创设法院“院长电子邮箱”，所有电子邮件均由院长亲自阅览、亲自回复、亲自批处。目前，全市三级法院“院长电子邮箱”累计收到各类邮件17600余件，交办近7600件，妥善解决问题7300个。　　  2.完善民主选举　　      在村（社区）党组织实行“公推直选”。根据《重庆市党的基层委员会成员公开推荐直接选举办法（试行）》，2010年底到2011年初的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中，“公推直选”的村（社区）党组织达到9069个，占83.1％，29个村（社区）实行“无候选人直选”；村委会100％、社区居委会93.8％实现直选。其中，巴南区还在18个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换届中实行“无候选人直选”。统计显示，本届党员群众参与率比上届提高9.5个百分点，村（社区）“两委”班子选举结果群众满意度达96.7％。　　      在乡镇党委全面实行“公推”。2011年乡镇换届中，所有乡镇党委班子一律采取个人自荐、党员群众联名推荐、党组织推荐和领导干部署名推荐等方式公开报名推荐。符合条件的人选需在乡镇民主推荐大会上竞职演讲、回答提问，由参会人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荐候选人初步人选。在公开报名、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党委票决等环节实行逐级差额，乡镇党委书记人选差额比例由6:1逐级减至2:1，副书记人选由6:2逐级减至3:2，委员人选由1.5:1逐级减至1.2:1，从而确保人选有竞争，党员有选择。乡镇党代表大会依照2选1、3选2、1.2选1比例，由党代表直接差额选举书记、副书记、委员。　　      3.深化民主监督　　      着力推进党务、政务、村（居）务、厂务“四个公开”。重庆出台《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实施办法》和《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目录编制指导意见》，将全市基层党组织划分为七大类，分类制定公开目录240项，增强党务公开内容的全面性和针对性。2011年前10个月，重庆全市67751个党的基层组织共建立64773件党务公开制度、6545个示范联系点、10584个党务公开网或电子屏、72531个公开栏，聘请60179名党务监督员加强监督，实现了党务公开全覆盖。同期，政府主动公开政务信息111.28万余条，举办新闻发布会1274场，以档案馆公布、行政服务大厅公布等方式公布信息75万余条，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示办理情况4.7万余件，重新编制了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等。重庆全市8586个建制村、2344个城市社区，均建立了村（居）务公开制度。重庆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推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达90%，事业单位推行厂务公开达92%，非公有制企业推行厂务公开达52%。“四个公开”改善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为民主监督提供了必要条件。　　      完善重大决策的民主程序。重庆两次修订完善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并在全国率先出台了《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颁布了《关于对重大决策事项推行信访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意见》，从而形成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公开征求意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和责任追究相结合的决策机制。据不完全统计，重庆近年来共举行各类决策听证2000余次。重庆各区县、各部门相继建立了经济顾问、科技顾问、法律顾问制度，有力推动了政府依法、民主、科学决策。　　      同时，人大和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也得到重视和加强。据统计，2007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共组织开展执法检查12次，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53次，工作评议4次，专题调研136次，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108件；政协委员共提案7263件，相关部门审查立案6251件，全部办复，满意率达99.7％。　　      (五）保障民生　　      以民生为导向推动发展，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进行了探索，力图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从而既能保证资本要素的活力，又能激发劳动力要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因此，近年来，重庆重点加强了推进城乡统筹、维护公共安全、保障民生、规范城市建设管理等领域的立法。　　      1.加强土地权利保障　　      近年来，重庆市加强了土地权利保障机制。截至目前，重庆市初步建立起以《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为基础，耕地保护、土地利用、物权登记、整治储备、征地补偿、地票交易、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规定为主要内容的框架体系，并在积极推进《地票管理办法》、《土地开发整理办法》、《集体土地流转管理办法》、《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规范土地执法自由裁量权办法》等重要规章的起草工作。　　      2.推进公租房制度建设　　      2010年，重庆在全国率先出台《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和《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作为公租房规划建设、资金筹措、准入退出、出售管理和住用监督的基本制度设定，并创新了公租房申请条件，申请人年满18周岁，在主城区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符合政府规定收入限制的无住房人员、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和进城务工及外地来主城区工作的无住房人员均可申请公租房。2011年，重庆将《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条例》纳入立法计划。从制度设计看，最关键的是公租房“永远姓公”。为此，公租房首先是政府主导，不仅在全国率先成立市公租房管理局对公租房进行统筹管理，而且由政府牵头直接推动公租房建设，由国有投资集团作为建设主体。其次是产权公有，由政府委托的国有机构持有产权，以确保公租房的公共保障属性，公租房不能转租和上市交易。尽管实行“租售并举”，部分承租人在租住5年后可以购买公租房，但只能是有限产权，如确需转让的，须由政府公租房管理机构以原购房价加利息回购，重新作为公租房流转使用，从而有效杜绝了可能的权力寻租通道。重庆计划3年修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并以市场租赁价60%的优惠租金，供重庆就业的无房人员或住房困难家庭租住，将重庆30%的城镇人口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下。重庆此举结束了城镇住房供给单一的商品房时代，开启了商品房、公租房“双轨”运行的格局。2010年，重庆开工建设公租房1300万平方米，预计可供50多万人入住，2011年新开工建设1350万平方米。　　      3.加强养老保障机制　　      重庆于2009年出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农村养老保险的区县试点工作，明确了不同人群的参保政策。2011年4月，重庆下属的区县全部纳入试点，参保人数突破1000万。全市300多万农村老人可按月领取不低于80元的养老金，比国家标准高出25元，从而在西部率先、比全国提前4年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　　      4.努力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　　      2008年发布的《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健康重庆”的决定》提出，把建设“健康重庆”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最直接、最具体的实践，明确了“健康重庆”的总体目标，规定了加强组织领导、深化体制改革、强化政策支持、提供人才保障等保障措施。在医疗方面，重庆分两批在26个区县700多个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基本药物制度试点，全部实行基本药物“零利润”销售，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27.3%，为群众节约1.5亿元。同时，重庆在国家307种基本药物目录的基础上，还增补了其他常用药品进入目录，让群众可以低价使用500种左右的基本药品。基本药品全部纳入城乡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例比非基本药物高10%以上。　　      5.重视发展教育，特别是保障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利　　      在教育方面，重庆将培养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列入重点任务，将留守儿童全部纳入“两免一补”范围，为60万农村学校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对43万贫困女童实行“零学费”入学。截至2010年，重庆已建成农村寄宿制学校2080所，中小学标准化率达到60%，解决了101万农村留守儿童的寄宿问题。38个区县实施“蛋奶工程”，投入资金3.5亿元，惠及5196所学校248万人次。30个区县为非寄宿制贫困生提供“爱心午餐”，解决贫困生午餐问题。　　      6.改革户籍，促进社会公平　　     重庆于2010年8月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解除对农民工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限制。此改革的第一步是，2010年到2012年重点解决城镇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2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40万失地农民和70万农村籍大中专学生的户口问题，在两年内新增城镇居民300多万人。其主体是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区县城务工经商三年以上的农民工，使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9%提高到37%。第二步是，2012年到2020年，通过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医疗等保障机制，畅通城乡户籍转化通道，每年转户80到90万人，包括每年新增符合条件的农民工60到70万人和20万大中专学生，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提升至60%。据统计，截至2011年10月底，重庆已“农转城”276.6万人，完成第一阶段转户目标（338万人）的81.8%。　　      7.完善扶贫开发制度设计　　    重庆颁布实施了《农村扶贫条例》、《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财政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程序规定》、《重庆市扶贫开发村级义务监督员管理办法（试行）》，力求扶贫项目资金管理有法可依，争取做到“四个不发生”，不发生虚报冒领扶贫资金问题，不发生贪污扶贫资金事情，不发生扶贫领域受贿现象，不发生扶贫干部因经济犯罪事件，从而切实维护贫困农民权益。　　      （六）加大民主法治宣教力度　　      民主法治的发展与完善，既要自上而下引导，更要自下而上推动。良好的民主法治氛围，不仅有助于提高相关制度规范的执行力度，而且有利于增进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重庆市近年来重视提高干部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培养全社会遵纪守法的社会文化。      首先，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法制培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重庆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制度，建立健全中心组学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人大任前法律知识考试、新提任领导干部法制理论知识考试、公务员法律知识培训等制度；对新提任领导干部进行法制理论知识考试，目前已举办了12次，共有新提任领导干部22002人参考，其中市管领导干部1061人；开展公务员年度法制理论知识考试，年均参考人员在40万人以上。2011年，重庆开展“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树立形象”专项学习教育活动，对59个市级行政执法机关和40个区县近11万执法人员开展执法培训，有效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其次，加强法制宣传。重庆在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六进”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法律进监所、进中介活动，有效提高了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五五”普法期间，重庆以“法律八进”为依托，组织大型法制宣传活动2000余场次，覆盖40个区县90％以上的适合法律教育人口。大中小学有效落实法制教育计划、师资、课时、教材和经费，中小学配备法制副校长的覆盖率达80%以上，年均举办法制课2万余场次，年均受教育学生在100万人次以上。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进一步强化，“政府部门主导、行业协会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企业普法模式不断完善，有力促进了企业守法经营和依法管理。2011年，重庆开展了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法制宣传活动，摸排出普法重点对象130308家，开展专项法制宣传教育229417家（次），举办专题法制讲座3320场次，法制培训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法人代表和经营管理者103万人次。农民和农民工法制宣传进一步深化，广泛开展各种专项法制培训和法制宣传活动，重庆农村“两委”干部全部接受法制轮训，79000余名农村经纪人接受相关法律培训，100万农民工接受法律知识培训。 　　              三 重庆民主法治实践的启示与展望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地位，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提供长效保障机制，确保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这是重庆经验需要面对的直接挑战。一方面，重庆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化运作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使之切实承担起改革开放的“主力”作用，并通过“国民共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空间，同时加强权利保障，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权力监管，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坚持“群众路线”，鼓励民主参政，确保科学发展的公平合理与稳定。　　      第二，巩固领导集体强力主导下的阶段性改革成果，并使之进一步向制度化、长期化转变，是重庆今后面临的第二大挑战。重庆自直辖以来，在保障民生、社会安定以及民主法治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并逐渐形成了为绝大多数群众所支持和信赖的实践做法以及有地方特色的执政风格。在巩固上述成果的基础上，重庆市委和广大市民都认识到，在重庆未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导人及领导集体的带动作用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能够确保重庆的民主法治建设和改革开放探索能够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更为重要。重庆市委第三届十次全委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有关问题的决定》，核心正是要在总结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领导集体强力主导下的阶段性成果通过制度固定下来，并为今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民主法治保障。      第三，无现成经验可借鉴是重庆面临的第三大挑战。重庆地处中西部内陆地区，尽管历史文化积淀丰富，但经济积累相对薄弱，城乡二元化差异也比较显著，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先天困难。即使是经过了近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相比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仍有很大的差距，不可能通过财富优势、特殊优惠政策以及先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也无法复制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积极探索“内需型”发展道路。如何在克服历史遗留的较大民生包袱、逐渐缩小二元化差距、有效遏制贫富差距的同时，还能保持较快的社会综合发展速度，是重庆市所面临的一大课题。重庆市着力改善民生，力保社会安定，营造以分配公平为核心的社会公正体制，正是抓住了破解上述难题的要害。民主法治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以保障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基本出发点的，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目标。一方面以高速均衡发展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以基本社会公正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动力，这是重庆市通过长期实践探索出的重要经验。重庆坚持因地制宜推动改革开放，成功步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重视发展民主法治，突出民主法治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为中国内陆地区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进行了有益的新尝试，如何进一步推进需要更多的创新。　　      第四，社会管理复杂化是重庆面临的第四大挑战。妥善应对社会观的新问题，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重庆市在近一段时间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之后，也将遇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重庆市目前有3000万常住人口，其中市内跨区县流动人口200万，市外流入人口200万，流出人口400万，逐渐呈现人口从“净流出”到“进出平衡”再到“净流入”的变化趋势。尽管重庆已经通过社保、教育的乡镇一体化，“农转非”和“地票”等措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客观上为下一步妥善处理常住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二元差异奠定了基础，但是毕竟还没有做好适应外来人口激增的准备。重庆市整体发展水平与周边省区差距逐渐拉大，必然会导致外来人口激增，且人口结构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通过自发调整实现合理化、均衡化。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势必给重庆的社会综合治理、民生保障乃至社会公正的维护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妥善应对发展中的新问题，是对重庆市管理者施政能力以及重庆人民政治智慧的考验。　　      科学发展没有固定模式，各地方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将成为趋势。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地区已经逐渐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以自身基础和独特条件为依托的发展经验。改革开放初期所形成的以部分先发展起来的地方作为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渐向其他地方推广的模式，尽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阶段合理性，也为全国整体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的引领性贡献，但是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今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各地方以符合自身特点的独立探索，辅以对其他地方成功做法的选择性借鉴，进而形成有地方特色的、百花齐放的发展道路将成为主流。当然，既要防止教条式地照搬其他地区的成功做法而不考虑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也要防止不顾普遍规律的共性，单纯追求仅具形式意义的特色。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　　      调研组负责人：田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调研组成员：陈欣新、吕艳滨、周方冶、王小梅。　　      执笔人：田禾；周方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陈欣新、吕艳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有关问题的决定》　　     2011年12月26日　《重庆日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四个一律”的规定: 即1.凡私自会见并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吃请、财物，或参加其安排的娱乐活动的，一律调离审判岗位；　　     2.凡在评估、拍卖、变卖等财产处置中弄虚作假，串通中介机构压价抬价、封锁信息，造成流标使特定对象获利的，一律调离原工作岗位；　　       3.凡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谋私利、徇私情，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的，一律清除出法官队伍；　　      4.凡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贿赂的, 一律清除法院队伍。   （田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 周方冶：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政治室副主任。原文链接： http :// www . aisixiang . com / data / detail . php ? id =50850 ）

 “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大约就是可供轮替的两套基本政策组合。这一政治生态的变化，必然对政体结构的演变 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由于幅员广阔，不同地方的自然、文化、社会、经济等状态不同，因而自古以来，尽管在政治上中国是“大一统”的，但不同地区的治理形态，总有着很明显的差异。封建制下的西周、春秋时代如此，皇权制下的汉、唐同样如此，20世纪也不例外。      这一传统在当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形成与分野。两地为解决本地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近乎自然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策。从外部观察，这些政策各自具有内在的、大体融贯的逻辑，学界将其称之为地方治理的“模式”。于是有了关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说法。      这两种地方治理模式在当代中国的治理架构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代表性：它们分别针对当代中国从整体上所面临的两大主要矛盾：中产阶层的兴起所导致的社会管理失调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应对之策。这两种治理模式是解决普遍存在于各地的两大矛盾的典型方案。剖析它们，有助于我们寻找到解决中国问题之完整方案。        当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结构之巨变，从而出现一些问题与矛盾。其中有两个矛盾最为严重，对于社会、政治稳定，也最具影响力。      第一大矛盾是三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态势，导致社会各群体间的矛盾加剧。      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高速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严重。除了少数例外年份，改革开放整个30年间，城乡、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城镇贫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根据学界通常认可的数据，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是2.6倍，2008年扩大到3.3倍。地区间差距也在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8年为2：1：0.86。      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内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城市居民按照10%分组，最高一组和最低一组的平均收入，1995年相差6.2倍，2007年相差8.7倍——这还是严重低估的数据。农村人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组相比，1995年是9.5倍，2004年是12.4倍。城市最高收入组与农村最低收入组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总体而言，1981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29，1990年代末超过0.40；最近十年持续上升，最近经常被人引用的基尼系数是0.43乃至更高。      收入差距扩大还呈现出一个新特点：贫困人口向城镇集中。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入城镇，原本就比较严重的城乡差距，也借之移植于城市内部。再加上城镇原有贫困人口群体，城镇常住人口中就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贫困人口群体。另一方面，富裕群体也大多聚居于城镇。于是，越是发达的大城市，就越是显著地呈现出严重的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汉儒董仲舒曾精辟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暴”。在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富人和穷人的心理和行为都会扭曲，并造成人际关系的广泛紧张、对立，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官民对立、精英大众对立。在东南沿海地区，也表现为外来人口遭到本地政府和民众的排斥。社会的信任与团结因此迅速流失。同时，高房价、就业困难、财富与权力的世袭导致青年人的普遍消沉乃至绝望。凡此种种，都在侵蚀着整个国家的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      贫富分化也必然造成和维持畸形的经济结构：消费不足，被迫严重依赖投资与出口。由于多数人口的消费能力低下，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只能用于出口，这引发了诸多贸易争端。不合理的汇率制度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反过来又制造了通货膨胀。这样的经济结构很难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大矛盾是社会治理的失调。陈旧的社会管理体制远远滞后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从而形成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且日趋公开与严重。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主要的社会阶层是干部、工人、农民。干部群体作为先锋队，充当着社会联结的纽带，他们嵌入工人、农民之中，组成“单位”。这样，政府与社会就混融为一个以干部为中心的整体。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政党型国家”。      80年代之后，这个以干部为中心、由政党整合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在工业领域，国有部门缩小，非公部门不断扩张。就业于非公部门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是流动的。农民也在城乡之间相当自由地流动，尽管其自由迁徙权并不完整。大量人口游离出原来的国家控制架构之外，政府与社会之间逐渐出现分野，形成分立的局面。      在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是“中产阶层”，它包括一般私人企业家和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即白领。社会学家陆学艺估计，2007年“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已达到全社会的22%~23%。这个群体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较为敏感，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尤其是其中的精英。      另一方面，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兴产业工人阶层。权威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农民工总数2.2亿，其中跨省外出务工者1.3亿，他们主要集中于沿海城镇。随着经济结构变化，这个工人阶层基本上取代了原来的工人阶级，最有能力的青壮年农民都在这个群体中。      城镇中产阶层和新产业工人阶层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些中产阶层和新产业工人阶层存在于传统党国体系之外，并具有较高的空间流动性以及一定的结构流动性。这一点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政府的管理手段依然习惯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结构与政府结构的错位，造成了当代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社会治理的失调。当代中国社会最为活跃的两个阶层未被社会管理体制有效覆盖，这使得，一方面，这两个阶层无法充分享受到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也缺乏有效的渠道，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公共管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阶层的心智与传统的“单位体制”中的群众已经完全不同。“群众”被固定在党国控制结构中，其意识是单一的，可以由干部轻易地动员、“代表”。这两个阶层则属于自由人，具有流动性。他们见多识广，广泛地接受各种资讯，具有较为明确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期望自主管理，传统的政府架构既不能保障他们的权益，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参与政治的畅通通道。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进一步演变为两者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时甚至是尖锐对立。这种紧张与对立既表现为新兴产业工人的罢工或者骚乱，也表现为中间阶层越来越多地组织、参与NGO组织，以及各个领域的维权活动。      三大差距日益扩大、社会治理严重失调这两大矛盾，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它们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本应带给民众的幸福效应，也直接威胁到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不过，略加观察还是可以发现，在不同地方，这两大矛盾的尖锐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本文所考察的范围而言，第一种矛盾在重庆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姑且称之为“重庆问题”。第二种矛盾在广东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姑且称之为“广东问题”。      广东的法治、社会建设规划      因地利和文化之便，广东形成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政治传统，30多年来几乎未曾中断。因为政治开放、政策灵活，广东的经济也始终较其他省份更为发达。对广东来说，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社会管理体制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的矛盾。      2007年，汪洋初到广东，曾提出“解放思想大讨论”，试图进行大刀阔斧的全方位变革。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迅速将关注点集中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体措施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自主创新”。但从2010年年底开始，广东的施政方针出现了一次重大调整，这主要体现在广东省委2011年召开的两次全会的政治决定中。      2011年1月初召开的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提出，“十二五”时期，广东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其中包括注重民生，从源头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畅通渠道，不断满足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的需要。      作为实现“幸福广东”的手段，广东当局特别强调法治建设与社会建设。      广东主政者明确意识到，“广东问题”主要有二：第一，企业家、白领等新生社会力量成长、扩大，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中产阶层。正是以这个阶层的存在和扩展为依托，广东形成了中国最为重要、最为开放的媒体群落。广东的公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可能也是全国最高的。      这些现象表明，在广东，中产阶层已经具有了相当强大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他们也已经显示了参与政治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利益的诉求。强烈的诉求与传统的体制，形成鲜明对比。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家还被容许进入政协、人大，但规模大得多的专业人员群体，他们的权利意识最为强烈，却没有参与政治的正常渠道。这构成广东主政者不能不面对的第一大问题。      第二，大量外来人口的安顿，对于广东也构成一个严重挑战。中西部地区流入广东的农民工有两千多万，在珠三角不少城镇，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甚至是其数倍。如此严重的人口结构倒置，给这些城镇带来巨大的社会管理问题。比如，政府各职能部门人员编制是依照本地户籍人口分配的，这种规模的政府工作人员，无法向外来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也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一旦上级施加压力，基层政府就只能倾向于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长此以往，外来人口与本地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必然越来越紧张，一旦遭遇经济增长减缓，就可能出现冲突。今年上半年，这种紧张甚至升级为局部地区的骚乱。      作为“幸福广东”两大政策支柱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就是要应对中产阶层、新兴产业工人阶层与社会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法治建设似乎有两大任务，一方面是推进法治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则是有序开放政治，如汪洋所说，积极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形式新途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探索保障人民群众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有效方式，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由此可以看出，广东试图重塑党、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汪洋关于社会建设的讲话更为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思维观念要真正实现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向“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从“对社会管理控制”向“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从由党委政府“撑船”向由党委政府“掌舵”转变。      因此，广东模式中的社会建设与法治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法治建设旨在规范政府行为，同时有序地开放政治，重建权力的正当性。社会建设的本质则是承认社会既有自治性力量的正当性，并试图在这些力量与政府之间，构造出较为健全的关系。如果广东模式成功，将极大地改变社会与政府、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重庆的共同富裕实践      重庆的自然、经济、社会等状况，与广东，特别是与珠三角地区相比，截然不同。虽然是直辖市，但直到2008年，重庆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均落后于全国，如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      另一方面，重庆市辖区内的三大差距也是比较严重的。最为明显的是城乡差距。重庆主城区的经济社会较为发达，但以三峡库区为主的渝东北（含11个区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含6个区县）这“两翼”，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收入低下、贫困人口集中，共有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113万。2006年，重庆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3.5：1，而当时全国的比例大致是3.32：1。同时，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90年代以来诸多大型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下岗工人大量出现，再加上大量涌入重庆的农民，他们共同构成了城市贫民阶层。总体上，重庆的基尼系数为0.42，在全国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经济状况决定了重庆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前发展状态，滞后于珠三角。2008年重庆市社科院完成《重庆市社会各阶层状况调查分析》报告，用“倒丁字型”描述重庆的社会阶层结构：一横是庞大的农村社会阶层，一竖是规模不大的城市社会阶层。这一结构反映了当前重庆“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城乡二元分割现实。      2007年下半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这其中的关键是城乡差距，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城市内部贫富差距问题。      在2008年7月20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薄熙来首次提出建设“五个重庆”的战略目标，也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其中“宜居重庆”名列第一，旨在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其主要措施是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实行“住房双轨制”：中高收入人群依靠商品房市场，针对低收入人群，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      同时，为缩小城乡差距，重庆也开始在城乡统筹方面进行试验。其中最重要的探索是“地票”交易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      2008年12月5日，重庆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进行“地票”交易。地票的制度前提是土地二元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平台是增减挂钩制度。增减挂钩政策允许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数量的前提下，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数量。乡镇企业废弃的厂房可复耕为农地；农民适当集中居住，也可腾出部分宅基地复耕。通过这两类复耕而节约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就构成了“地票”，重庆市将其拿到城镇交易。地票实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远距离、大范围的转换，大幅度提升了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重庆市规定，地票交易净收益的85%直补农民，15%划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过去两年，地票交易价格稳定上涨，目前大约在十七八万元，大多数为农民所得。重庆市目前规定，农民所得不得低于每亩9.6万元。这样，即便边远地区的农民，通过地票交易也可获得一笔财产性收入，分享城市化的好处。这个制度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新增耕地农民仍享有承包经营权。      2010年7月，重庆市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其当期重点是将已在城市稳定就业、拥有稳定住所或纳税能力的农民工，转为城市户籍。符合这一条件者约为338.8万人。重庆市规划，未来将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2012~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重庆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有一些重大突破：第一，规模较大；第二，以长期在重庆市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为重点转移对象，以解决区域内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问题；第三，对农民进城的农地处置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难题的解决预备了解决方案，这就是重庆所说的“穿上五件衣服”：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      由此可以看出，重庆市在不同时期出台的地票交易制度、公租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之间，具有某种深层次的内在关联，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地票交易让农民获得一笔土地财产性收入，从而有能力进城；户籍制度改革，让城市接纳这些农民；公租房等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则可以解决农民初入城的基本生活需要。      2010年6月，继公租房推出四个月之后，重庆推出包括4000万平米公租房建设在内的“民生十条”，所需投入达数千亿元。上述所有改革都涉及相当巨大的成本。因此，我们不能不对重庆的财政问题略作讨论。      毫无疑问，过去若干年重庆财政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主要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方面，重庆大体上沿用了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这就是大规模引进外资。为此，以内陆地区保税港区为依托，重庆成立了“两江新区”。大规模投资与产业发展，自然可以带来税收增长。      与此同时，重庆市政府对民生的很多投入，大多数时候都可看到政府投资的八大国投的身影。比如，政府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所需土地，全部由相关国有企业无偿划拨。在过去十年中，这些企业储备了大量土地。依赖这些土地储备，国投也可以向商业银行大规模融资，用于投入基础设施、民生建设以及重要开发区建设项目。      过去十年间陆续建立的新兴国有企业借助于土地经营和金融运作，也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重庆市政府规定，要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2010年，国企利润的15%上缴财政——这一比例是全国最高的。国有企业就成为重庆继税收、基金收费之外的“第三财政”。这是重庆财政结构不同于其他省市的地方。      财政收入高，并不意味着民生投入就多。但重庆政治领导人具有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因而，重庆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比重，横向来看是比较高的。2010年，重庆市财政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达887亿元。这已是连续四年重庆将半数以上的财政用于民生。      令人惊讶的是，正如崔之元反复强调的，重庆这样的财政结构似乎并没有加重非公企业的负担。相反，在税收政策上，重庆企业一直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所得税按15%征收。重庆也正在促进“微型企业”发展，这类企业通常是大学生、残疾人和下岗职工创办，对原始创业者投入的资本金，政府按照1：1的比例予以补助。总之，至少从统计数字上看，重庆国有经济在快速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崔之元将其总结为“国进民进”。      其中的秘密也许在于，重庆市对土地收益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分配政策。重庆诸多民生项目的资金，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土地增值收益，或者直接就是土地，或者是土地融资，或者是土地增值收益。农民新居的建设与农民进城可作为生活保障的财产，则来自于地票交易。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重庆模式的整个逻辑，是以土地为枢纽而转动的。这并不难理解，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在经济地理上的重新配置，统筹城乡、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是土地收益分配格局之调整，经济增长本身在当下也是以土地开发为前提的。因此，土地把重庆当局在过去几年间所做的各种与民生和城乡统筹相关的措施联结为一体。其实，过去十几年来，各地经济增长和财政同样以土地为本。只不过，在大多数地方，这种收益倾向于开发商和房产拥有者，政府所获得的收益，也多用于非民生领域。重庆的土地收益分配向农民、向普通市民倾斜，底层民众似乎从中得到更多好处。这是一个民生导向型的土地收益配置框架，它有助于社会新增财富的共同分享。      合乎逻辑地，到2010年12月，重庆方面对自身实践进行了总结，在重庆市2011年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在“民生十条”之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纲领。      基于这样的理念，《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列举十二条非常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通过引导经济结构和要素价格比的调整，形成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群体收入相对均衡增长的机制。较为重要的是第一条，推动小企业发展。此举除增加就业之外，其实还有更大的作用，小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利于收入均衡。第七条，缩小劳资分配差距，建立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机制。第九条，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其措施包括，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当然，这里没有提到的是，国有企业的土地储备进入公租房，也有助于增加公租房用户的收入。      第二类，增进经济公平，为弱者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以提高市场进入的机会均等程度。具体措施包括，第二条，引导500万农民工等转户进城，通过减少农民的办法缩小城乡差别。第十二条，把31个远郊区县城打造成区域经济中心，建设500个现代化小城镇，加快缩小区域差距。第三条，加快农民土地等财产的确权，让农民有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可以利用现代金融工具。第四条，完善地票交易，让农民分享城市化收益。      其余措施则属于第三类，通过财政的再分配机制，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第五条，扶贫。第六条，照顾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此举具有重要社会伦理意义。第七条，继续坚持“国进民也进”的原则，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第八条，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推动住房双轨制的形成。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把市级财政一般预算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和基层。第十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双联动”。第十一条，5年投入3000亿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由此可以看出，在重庆模式中，共同富裕已超越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层次，而是将此原则向上游延伸，覆盖财富的生产过程，从而成为全面指导政府的经济、财政乃至社会政策的根本性原则。因而，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民生政策，而是一个最高指导原则，是指导重庆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则。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改革的目标几乎完全是提高效率。人们一谈改革，似乎就是指经济改革。当然，过去若干年中，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民生措施。但是，它们只是零散的政策，缺乏足够的制度深度，也没有触及效率导向的经济结构。      重庆则围绕着共同富裕，进行了诸多触及经济、财政结构的制度性变革。也就是说，重庆并不是没有进行改革，而是进行了公平导向的社会—经济改革，它不同于效率导向的经济改革。      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全国意义      经由上述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确实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其实并非刻意而为，如同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过程一样，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两者都是为了解决本地最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而逐渐摸索、积累形成的。      相当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地方治理模式的形成节奏几乎完全相同。客观的原因是，两地都处于某种大变动阶段：广东是经历了工业化的高速增长之后，需要另寻出路；重庆需要在内陆特定环境中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两位主政者都具有比较敏锐的政治责任意识，他们都经历了三年的摸索，最后，在去年底、今年上半年，几乎同时形成了清晰的地方治理理念。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明，尽管广东模式、重庆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但在本地社会、经济脉络中，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由于两地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典型性，所以，这两种模式从不同方向丰富、拓展了过去30多年来逐渐形成的主流改革发展模式。这个主流模式的内核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经典表述也许可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中的一段话为代表：“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的另一个表述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开放。      应当说，广东、重庆都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其容易被人忽略但十分重要的共同点。过去几年，广东始终在坚持“加快转型升级”这一目标。重庆也一直通过种种开放措施，谋求成为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也就是说，两地都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心政治要求，也都坚持主流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但是，进入本世纪，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贫富分化问题也已经凸显出来。有鉴于此，2006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命题，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等。在此基础上，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命题。      广东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固然是对这个基本政治纲领的具体应用，重庆的缩小三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同样是在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框架内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是胡锦涛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框架内两个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版本。      由于三大差距和治理失调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两个最主要的矛盾，重庆、广东分别形成这两个方案，并引起全社会关注，也就绝非偶然。      比较而言，广东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旨在重新安排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容纳新兴中产阶层参与政治。因此，它的“改革”色彩较为浓重。实际上，过去30年间，广东这样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当中。汪洋则在矛盾更为明显的时候，予以特别强调，试图深化改革。不过，这种改革涉及到政府自身的转型，具体说是政府权力的收缩，所以难度是比较大的。      重庆模式则已经形成了诸多具体政策，它的本质是利用强政府既有的权威，对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安排予以调整。它以强政府的存在为前提，而不涉及政府相对于社会、市场的权力的调整，因而进展似乎非常迅速。但是，这种调整在另一个方面展开了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安排了效率与公平的排序，把公平置于效率之上，至少将两者等量齐观。这一点，对主流改革模式作了某种修正。      可以说，广东和重庆都在进行改革，尽管其方向大不相同：广东试图深化原有的改革，解决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重庆问题的特殊性，则让重庆当局不得不试图对改革模式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这可能也正是公众对两者的评价大不相同的根源所在。人们容易接受前者，而较难接受后者。      如果超出两地，从国家层面看待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我们就可以发现，两地较为典型的问题，以不那么典型的方式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一方面是在增长中受益人群的社会政治权利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过去十几年高速增长过程被置于边缘的人群的生计问题。针对前一个问题，只能是采取法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方案。针对后一个问题，共同富裕则差不多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说，既然在当下的中国，在几乎每一个地方，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那就需要同时采用两个方案，予以同时解决。      然而，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中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是，每个主政者的偏好有所不同，因而，主政者所关注的问题必然有所侧重，他在两个方案之间进行了一定的权衡取舍，由此而形成了特定的地方治理模式。这两个地方治理模式并不声称解决全部人的问题，而是分别瞄准特定的人群，旨在较多地增进他们的权利或利益，其他人群的权利或利益，则被忽视。      这似乎是一个新现象。此前的诸多改革方案通常假定瞄准所有人，服务于所有人。这只有在社会结构没有严重分化的时代才是可能的，那时的政策是“全体性政策”。在社会结构分化，尤其是在2003年改革共识破裂之后，这种政策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不同群体的诉求是大不相同的，甚至存在紧张、对立，政策就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决策者只能瞄准一部分人。这样一来，政策也就具有了明显的偏向。这应该被视为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谐社会纲领其实就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倾向。      另外，两地政策组合之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政者与特定群体之间互动的产物。这一点，在广东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有直接表现。中产阶层本身具有表达政治诉求的能力和渠道，在广东，民众问政的渠道是比较广泛而畅通的。这些诉求必然会被主政者听到，广东模式，就是主政者对中产阶层呼声的一种积极回应。相比较而言，重庆模式的形成过程似乎更多是主政者发现问题，而自上而下设计、提出解决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主政者与理论界之间有密切对话，对最终纲领的形成，理论界似乎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就是说，广东、重庆两大模式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较为现代的政治过程。此为30年社会巨变之必然结果。      这样，以理论为支持、观念主导政策决策的倾向，在近两年的重庆、广东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由此形成一个非常显著的政治后果：两地政策的系统性大大强化，人们就是因此而称之为“模式”的。政策的出台不再是单纯回应性的、灵机一动式的、经验式的，而具有较为长远的理性考虑，决策者注意到诸多具体措施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形成一个融贯的政治纲领。相反，其他地方的经济社会政策虽各有其特点，由于缺乏观念的贯穿，而不能构成一种地方治理“模式”。      或许可以说，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似乎正在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阶段，而进入较为自觉的现代竞争性政治阶段。在此过程中，政治家的角色凸现出来。正是政治家沟通民意、观念，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政策方案。      这种情形之出现，表明中国政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意味着过去30多年来的发展战略可能正处在转折阶段。此一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的“先富后富”思想中。这里的先富后富不只是简单的时间先后，而是指政策安排的轻重先后。具体地说，在给定的制度框架中，发展需要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谁被放了权、让了利，谁就可以发展。这样，中国的发展也就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从一部分人到另一部分人的梯度转移过程。      这种实用主义的发展战略确实有效地突破了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推动了发展。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不过，这种发展战略要求执政者，在恰当的时机实现政策重点转换，从先富政策转向共同富裕。但是，既然不同地区曾被区别对待，有先发展后发展之区别，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一如今日之广东、重庆，那么从全国范围看，执政者其实几乎不可能统一地确定从先富到共同富裕转换的时机。这样，分别面向部分人、部分地区的竞争性政治，也就不可避免了。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之后，政策抉择问题就会变得出乎人们最初的意料。首先，先富之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间差距肯定会扩大。相对于先富者，后富者一定会发出共同富裕的呼声。也就是说，在后发展的地区，共同富裕反而变成一个严重问题。这正是重庆模式形成的根源。另一方面，先富的人群所考虑的问题不会是与后富者共同富裕，而是保障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安全。因此，他们会对执政者提出自治、法治、民主的要求。这正是广东模式形成的根源。      可以说，邓小平所规划的共同富裕阶段的经济、社会、政治之复杂性，超出当初的预料。最为显著的是，它让社会结构高度分化，人们的诉求也高度分化，全国一致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而必然出现竞争性政治。目前我们看到的治理模式在空间上的不同，伴随着同一地区日益分化的阶层意识的觉醒和推动，很可能表现为政策方案在时间上的轮替。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大约就是可供轮替的两套基本政策组合。这一政治生态的变化，必然对政体结构的演变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转变时代，中国需要一批理性、成熟的政治家。所谓理性，就是冷静面对开放环境下中国之现实，不畏缩，也不虚骄；所谓成熟，就是秉持中道，无过也无不及。具体地说，就是面对社会结构已经分化的现实，在关注一个群体利益的时候，注意不去冒犯、损害其他群体，从而始终保持社会之团结。这才是成熟的政治。     （秋风： 独立学者。原文链接： http :// www . aisixiang . com / data / detail . php ? id =46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