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颜昌海:孽债,总是要还的!

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历朝历代对土地改革慎之又慎。大陆当局近来开足马力,对土地进行股份制改革,这无异于为强势集团兼并土地大开绿灯,势必造成大规模流民。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日前表示,国土部门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土地上市交易将成为常态。香港媒体评论,王世元的讲话表明,早先提出的土地流转政策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这将给社会稳定埋下一颗巨大的计时炸弹——当年朱镕基搞国企股份制改革,抓大放小,使上千万工人下岗,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入权贵们的荷包,造就了成千的亿万富翁。如今土地股份制改革,权贵们又将屠刀指向农民,可以预见,这将是中国社会的最后疯狂、最后一场暴富盛宴,但紧接着,当局很可能要面临农民被逼上梁山的后果。 表面上,土地股份化有利于还富于民,让农民以土地抵押进行借贷,但问题是一旦土地成为商品,最终受益者是势大财雄的权贵们,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或财富,低价购入农民的土地,摇身成为新地主,而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沦为一无所有的游民。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旦又丢失饭碗,他们何以生存?只能揭竿而起。 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变迁,历朝历代治乱兴替,基本矛盾皆源于土地,无论是隋唐的天下大乱,还是元末、明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土地问题始终困扰着统治者:分田分地夺天下,兼并土地失天下。朱元璋当时打出的旗号就是分田分地,起义军如滚雪球般壮大,最终夺取政权;明末土地兼并极其严重,随便一个王公大臣占有的土地少则几十万亩,多则上百万亩。于是,李自成又提出“均田免赋”口号,迅速赢得贫民和农民的支持,几年间便将貌似强大的明王朝推翻。 最近十多年,内地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权贵们在各地跑马圈地,兼并土地,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他们动不动购置几十套楼房,弱势群体则无片瓦遮头。更有甚者,部分地方官员明目张胆地通过公安暴力机器,驱赶农民,强占民田,俨然成为当代的大地主。现在看来,土地股份制改革如果启动,土地自由交易成为合法,中国的土地兼并又将迎来新 ​​ 高潮,但不幸的是,当土地落入寡头手中之时,便是神州天下大乱之日。 港媒还历数了当今农民的苦楚。在这个国家,一个农民从生到死都没有多少权利,也没有什么福利,尽管在名义上农民享有一个城市居民 1/4 的选举权。但他们依然必须接受国家 ( 官吏 ) 严厉的管理,户口壁垒是一种严,准生制度是一种严厉。而现在如日中天的丧葬制度——或者说准死制度更是一种严厉。港媒说,一个农民,在这个国家微若蝼蚁,默默地生默默地死,生得不“伟大”,死得不“光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像牲口一样勤劳一生仅仅是讨了一口饭吃。许多农民无法承受医疗费而病死,对农民来说已算正常死亡了。 2009 年,一个 92 岁的耄耋老者陶兴尧竟然被官府的强拆逼得自焚,估计是破了吉尼斯记录的……。 现行的农村丧葬改革是很令人恐怖的。谁家人要死了,这家人就陷入深深的双重恐惧之中。相关规定中明确,死亡必须立即报告国家 ( 官吏 ) ,被举报则要接受惩罚。因为举报有巨额金钱奖励,邻里亲友之间出卖告密之风大盛……。对火化后重新土葬这种普遍存在的荒诞现实,实在经不起一个正常人的推敲。这不能不使人想起 1958 年全中国人砸锅炼钢的壮举,这二者何其相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对骨灰盒进行土葬必须向国家 ( 官吏 ) 行贿赎买土葬权,在加上火葬费用;在此,国家 ( 官吏 ) 从死人身上狠狠敲诈了一大笔钱。而大炼钢铁时国家并没捞到多少好处,损民不利国 ( 官吏 ) 。共同之处是置民众于水火,对人权滥意践踏和剥夺。在中国目前这种丧尽天良的丧葬制度下,中国的掘墓从业者迅速发展壮大。一些地方官吏为了节约掘墓成本,竟然强制缺乏行为能力的中小学学生进行掘墓。 曾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贵州偏远山区的农民也被强制火葬,尸体翻山越岭运到火葬场,仅运费一项就足以使其倾家荡产。对当下这些死去农民来说,他们一生几乎都在饥饿和压迫中度过: 1960 年代大跃进几乎饿死, 1970 年代学大寨几乎累死, 1980 年代后刚开始认识人民币了,国家对教育和医疗完全撒手——那丁点血汗钱够供个大学生,还是够做个手术? ! 中国人认为对人最大的诅咒是“不得好死”、“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认为对人最大的侮辱是曝尸掘墓。如果说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农民活得不像个人,至少还可以入土为安,死得像个人的话,如今他们连死得像个人都成为奢望。当年,林昭被权力当局以法律的名义杀害之后,刽子手竟然无耻地向林昭的母亲索取 5 分钱的杀害林昭的子弹费。如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将丧葬与教育医疗住房一起列为公民基本福利的背景下,诺大中国,竟容不下一缕卑微的孤魂栖身。…… 对农民的迫害,已成为 中国大陆权贵们的最后疯狂、最后一场暴富的盛宴。在以前的农民被自焚、被殴打、被死亡、被专政的案例已经无计其数;就在大陆当局开足马力,对土地进行股份制改革,为强势集团兼并土地大开绿灯的近日,农民被迫于与当局对峙的新闻就频频见诸媒体。 比如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上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新前街道七里村发生严重征地冲突,当局派出逾千人和护地农民发生激烈冲突,现场一片混乱,对村民进行暴力殴打,导致 20 多位村民受轻重伤。据悉,当天上午 10 点左右,当地政府官员带着城管、公安、政府各部门的人及不明身份的人近 2000 人,现场亦备好多辆 120 急救车待命,准备拆除村民 9 月底搭建的护地帐篷及强行进行施工,遭到村民阻止。当时,这帮人冲上去就对着护地村民进行殴打。有村民形容现场惨不忍睹,呼天喊地,一片混乱,有的当场被打得大小便失禁。 在现场的徐姓村民告诉媒体说:“政府来了一千五百人以上,带着头盔、皮棍,将近 (24 日 ) 上午 11 点多,他们趁村民回家吃饭人少时,第一批冲过来的城管和黑社会,将近六七百人,两地夹击,看见村民不走就打,拳打脚踢,有五、六人打一个,有逃到田里的村民,二十多个人追着打。后面冲上来的是公职人员,谁跨进警戒线谁就被打,打了好几人趴在地上,被打者伤势很严重。”现场的村民看到这场面也吓呆了;徐姓村民说:“那场面很残忍,有村民吓得晕过去,有的吓哭,有一位中年妇女被打,可能体力吃不消,当场大小便失禁。至少有四、五个老人被打,喉咙一掐,提起来扔到路边,把他们吓走。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被打得住院,最少有十个人住院,有七、八个重伤,轻伤的也很多。” 潘姓村民表示,政府来了一、二千人,过来就打人,只要村民多说两句就被打,很多人受伤住院,有的被打的头破血流。老百姓说政府比黑社会还黑,让农民无法活了。当天,村民潘根顺被打成重伤送进医院,靠氧气维持生命;村民李利、彭荣清、解荷莲、徐启春、徐祥国、李元春、童冬菊、王金梅、邱雪云、潘朋建等人则有不同程度的伤残;……。村民反映,那些不明身份的人是政府一天 300 元人民币雇来的,当地官员还暗中吩咐医院,不要给住院的村民用药。近日,当地政府还不断抓捕带头维权村民,有许多村民不敢回家。 据悉,七里村共有村民 3500 多人,是黄岩蜜橘主产区,桔林和土地面积总和有 2700 亩左右。 2010 年 5 、 6 月间,在农民不知情下,当地政府以每亩 5.6 万元低价强征七里村北院线以东 2000 亩左右、北院线以西 500 亩左右(包括基本农田)的土地,而地方政府却以每亩 425 万卖给杭州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搞房地产开发。 该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政府贱卖,导致农民生活失去保障。为此,村民曾多次进京上访,都被地方政府截访。为保护土地,全村村民搭帐蓬日夜轮流坚守保护自己的土地。徐姓村民表示,当地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征收土地搞开发,有些土地没有审批手续。他说:“开发商说已支付村民养老和医疗保险,一个人将近 9 万元给了政府,但政府没有给村民,村民认为钱被官员贪污,为了保护土地,村民守在那里不让推土机动工。” 而七里村村民到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查询涉案地块的土地审批文件,发现涉案地块,系政府用化整为零分 9 个批次、拆分审批、避开国务院等政策而获得。另外,涉案地块均已超过四年没有具体实施; 2011 年 1 月 1 日,涉案地块被国土局以每亩 400 多万元的价格出让给杭州绿城房地产公司搞商业开发。徐姓村民表示:“现在政府向村民下黑手,真的很无奈,共产党搞得百姓民不聊生。”今年 11 月 24 日之前,有 50 多位村民到北京上访回来,有七、八个带头的村民被关在当地黑宾馆里,至今未放。 就在农民被当局残酷迫害的同时,大陆的城市居民也同样凄惨。 2011 年 11 月 25 日,成都市温江区的天府社区一家农户被三四百名警察围困,把男女老少连拉带打地拖出屋外,有谁抗议立即就被抓走。 70 多岁的老妇人被殴打得当场昏迷,其女康凰英拨打急救电话后,为现场母亲拍照存证时,就被几个警察按倒在地,警察还将手伸进内衣乱摸,并撕碎外衣和内衣口袋抢走了相机。房屋被挖掘车推倒,家私物品被掩埋在废墟当中。温江区康凰英对记者表示,她今天上午回娘家,上午 8 点过后,刚走到温江天府社区青泰小区附近的娘家时,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只见来自区政府各级官员、各派出所警察、协警、城管等部门三四百人围住她家房屋,警察进屋去把她的几个亲人连拉带拖的朝屋外拽。康凰英说,她 70 多岁的老母亲也被粗暴的连拉带打的弄出来打倒在地,由于母亲有心脏病,当场昏迷;一时间哭声、喊叫声响成一片,带着抗议情绪的几个亲人被说成妨碍公务,强行被抓走四人,她的二哥二婶不知去向。 由于母亲昏迷,她打了急救电话,马上又掏出相机拍照,这时冲上来几个警察抢相机,她迅速藏进内衣口袋里,几个警察把她一个弱女子按倒在地,手伸进内衣乱摸,同时撕碎外衣和内衣口袋抢走了相机,这时只听见“轰轰”声,她家二百多平方米的房屋被挖掘车推倒了,家私物品被损坏,全部掩埋在废墟当中。有目击者表示,他们也被警察禁止拍照和驱赶,远远的看见他家八口人,无论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像捉小鸡一样朝屋外扔,然后踏平房屋,强占地皮,特别是殴打老人和抢相机这一幕,简直不敢相信是政府的行为。 康凰英说,他们事先也听说要拆她家房屋建制药厂,他们也主动去找过有关部门,都没有明确答覆,只说要作部份人员的安置,而其它拥有产权但户口不在本地的亲人不作安置,也根本不按房屋的等价和相等的面积作赔偿。在当天暴力拆迁前,没有任何人来商谈拆迁事宜,也没有出示过任何拆迁告示和相关文书。 为什么当局敢如此残酷地迫害中国大陆普通老百姓?说到底就一个字:钱! 为了钱,他们不仅不顾自己的党法和党规,甚至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 最近,大陆网民列举了近代中国最悲催的 5 件事:一,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国,结果新中国饿死的比抗日战争牺牲还多。二,内战死了几百万同胞,结果发现其实国民党不比共产党差。三,发现当初所谓四大家族其实有还没有现在党国的处级干部有钱。四,请神容易送神难。五,反美反西方几十年,结果带领我们反美的人后代移民美国。 1949 年时他们就是这样许诺,我保证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结果,不到 20 年,就死了几千万了,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现在,两三代人的努力去购买一套商品房,就是为了赎回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财产:土地从私有变成了公有,然后公有的土地拍卖了,让私人再去赎回来,我们正在用两三代人的牺牲,去偿还 62 年前被忽悠而欠下的债! 人们还想起就在不久前,海内外一些中文媒体大肆喧哗,大讲中国人现在要到美国抄底,好像中国人的钱包满得不得了,要把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兜底包下来的。其实,当时美国的地产倒真是值得抄底的;次贷危机导致金融危机,银行放贷无法偿还,被收回的抵押住房流入市场,造成房价下跌,标价 1 美元到 5 万美元的别墅随处可见。当时,美国住房价钱已普遍降低了至少二、三成;跟中国的房地产比较,以个人收入和投资房产的租金收入作参照,美国的房价反而要低。如果考虑到在美国置产是真的购买一块房产,是很划算的,因为这房产从地球的表面到地心的土地,以及上面的建筑和下面的矿产永远都是你的;而中国大陆的房产,人们以更高的价格只能买 70 年的使用权。而美国的农田,更是值得投资,那时美国的私人农场、牧场、空地、和未开发的大片山林土地,价格都大幅度下降。如果买属于农村的土地和住房的话,更有许多美国农业部针对农民的优惠待遇可供选择。 当时,有人还真的捡到了便宜,这又反过来促进更多的人加入“淘金”的行列。逗趣的人说,好像中国人在美国搞起了一个新的“宰老美、分田地”运动了。美国房地产跌价,法拍房增加,房地产产权转手,从某个角度看,还真有点像“分田地”的过程。不过,这里没有“打土豪”的内容,只是有房产和土地的所有权转让,所有权从一批人的手中转移到另外一批人的手中。而中国发生的野蛮拆迁、强制驱离的现象,则是另一种产权转移的过程,只是它比“打土豪、分田地”要技高一筹,不是先假装分田地、再用合作社的方式收回,而是直接的巧取豪夺。与中国大陆旧日的“分田地”和今日的“拆迁”都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土地所有权转移的方式。美国房地产跌价、法拍房增加、房地产产权转手,过程中没有野蛮抢夺,而是遵循合法、公平、和合理的所有权再分配的过程。美国房地产跌价,法拍房增加,房地产产权转手,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人失去了房产、土地和财富,而又是什么样的人在信贷紧缩的年代低价买到了这些房产、土地、和资产呢?如果抛开美国民主党政府过去这些年社会福利政策的遗患,和抵押贷款银行过度放松银根的因素,而从消费者个人的特质来看,会发现一些有意义的观察。失去了财富的有这样的人:施骗局、造大业者如马多夫之流,财产被没收拍卖;金融高危产品的炮制、推广、和受益者,那些华尔街的券商,财富迅速流失;信用不好、欠债不还的人们,被收回了资产;爱炫耀图虚名、过度借贷者,提前耗尽了自己的财富,现在一贫如洗等。而这些流失了的财富,在今天看来,往往转移到了这样的人手中:兢兢业业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不为高薪和暴富行业所诱惑的人;信用良好、欠债还钱、奉行诚实不欺的人;不图虚名,量入为出,懂得约束自己物质欲望的人;等等。它告诫人们:诚实善良的人积德行善,自然会见证富贵从德而生;偏离宇宙的特性,人无德或失德,财富终究不得、或得而复失、消散殆尽。这个道理,在当今社会,尤其应该引起世人之戒。 最近,中国大陆百姓在开始追究当局的“忽悠人民”的行动。比如中国“平反土改”发起人谭松年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面对土改的历史错误,还地主及其后代公道。广东佛山人谭松年几年前就发起组织了“平反土改”的活动。他爷爷是地主,父亲从小就因为是地主的儿子而被欺辱。 1960 年代出生的谭松年,出生时家里不再有“地”,也不再是“主”,但他仍要背“地主”的骂名,饱受欺凌。相信这“地主”的帽子不仅仅是谭松年和他家人的噩梦,也是几百万中国民众的心病。 不过,谭发起“平反土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这个主意真的挺好,相信大部份人们都乐见其成。可惜的是,当年的私有土地,现在过了 60 年,作为后代都不知道其疆界在哪儿了。海外有人发起起诉、索赔,可如果自己都不知道祖先的财产在哪儿,去要赔偿和讨债,恐怕难以进行。 但这个行动告诫大陆当局:要顺应宇宙真善美的特性。 社会要和谐,得先要社会成员 ── 百姓民众心情舒畅,才能同心同德地共建和谐社会。 90 多年历史中,从战争年代到执政后的和平时期,在党内党外、在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知多少自己人被迫害、被 “ 非正常 ” 死亡,多少家庭受株连伤害! “ 一党业成万骨枯 ” 、 “ 万户萧疏鬼唱歌 ” ,作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党、执政党所犯 “ 错误 ” ,不仅仅是自己的 “ 伟业 ” 、 “ 遇到挫折 ” 的问题,而是千千万万人民付出惨重生命代价的严重问题!任何尚有人性、良心和良知的人,都不能不想到这一点。 当今大陆的领导核心,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理应了解和仍然记得共产党执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整人、杀人、饿死人以及株连伤害人的种种史迹。几十年来政经迫害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岂能轻易忘记所受的伤害?!就是邓小平,不也因其长子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而耿耿于怀?! 当权者或认为,对付以理性、和平方式提出合理诉求的受害者,也可以采用对付硕果仅存的党内元老和民主老人李锐、胡绩伟等的呼吁政改那样,等他们 “ 自然淘汰 ” 。经过党对历史真相的继续遮蔽和对民众的不断洗脑,使后生一代(即使是受害者的后人)对历史都不了解或甚至不感兴趣,只知道 “ 伟光正 ” ,甚至一直都是 “ 伟光正 ” ,那么,这些历史欠债就可躲过去,责任问题就可以绕过去。而最重要的,就是一党专制继续下去。 然而,温家宝说过, “ 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是亘古不变的 ” 。如果一贯自诩 “ 伟大光荣正确 ” ,那么就必须光明正大 ── 就是襟怀要坦白、行为要正派。人也好、党也罢,犯了错,必须认、更需改。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多是理性的,是顾大局的。但民众的理性和谅解却不等于党就可以若无其事。几年前,某图书馆一个老读者座谈会上,一位长者突然偏离了主题,愤愤不平地说: “ 党中央总书记,他会分裂党 ?!” 语惊四座!可见,对历史,民众包括党员心中,其实都有一本帐。将来的历史记载必定会功罪分明、笔笔清楚。 历史并非只由统治者来写。 祈望有人性、良心和良知,具政治道德、智慧、勇气和魄力的当权者,能真正本着 “ 以人民为本 ” 、 “ 以人的尊严和生命为本 ” 的精神,认真地反思、梳理,对历史上的错误尤其对人民的欠债 ── 包括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诚恳表态并重新做出合理的善后,则功德无量!尽管不少受害者早已人亡家破,但相信仍有不少受害者及受到影响的家庭仍幸存,并在生活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困窘和精神伤痛。这些家庭虽不一定都有经济困难,但越是“盛世”,这些人们却越是悲怆! 刘少奇说过: “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 。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并非只由统治者自己写。自己造成而又一直捂著、拖着的问题,终究是既躲不开也绕不过的。须知,孽债,总是要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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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叶伟民:写历史,九零后有话说

“ 借助网络,16岁的少年雷宗兴挖掘出尘封了一甲子的历史证据,并成功为自己的‘汉奸’先祖平反。”     借助网络,16岁的少年雷宗兴挖掘出尘封了一甲子的历史证据,并成功为自己的“汉奸”先祖平反。 历史学家托什曾说,“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个人史是汇入正史河流的涓涓细流。哪怕只是一个少年只言片语的钩沉,也是重建被遗忘与被毁坏的历史的一砖一瓦。 郭庆萍70年的历史认知颠覆于2011年7月末一个晨霭轻绕的早上。此时她刚度过了思想激烈跌宕的三天三夜,——16岁的外孙雷宗兴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整个暑假向她证明,有些历史错了,例如郭家高祖郭葆琳是近代科学功臣,不是反动派。 这在时间维度上来说多少是个惊险的挽救——一个惴惴不安活在由别人界定的历史阴影下的垂暮老人,差点带着对先辈错误的怨恨走进坟墓。“愧对祖宗,也谢谢孩子。”郭庆萍感慨。 她的外孙、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雷宗兴几乎是在睡梦中接受这份赞誉的,他太累了。和历史的较量困难重重,但他天性快乐,无所畏惧,并像大多数“90后”一样对所有新事物心怀好奇。“我喜欢探索,”他说,“只是我没有料到历史对普通人的影响也会如此深刻。” 外孙雷宗兴让郭庆萍拥有了直面自己家族史的勇气。她找出解放前的老照片提供给外孙,作为他书写家族史的资料。图中后排左二为郭葆琳。   在这位少年沉甸甸的书包里,历史或者说《历史》,是三本装帧精美的教材,里面宏大浩瀚地记录着王侯将相与国家兴衰。“像史诗和电影。但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自新世纪之初掀起的“公民写史”热潮所要致力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关注公民个体与大历史的相互交汇、分享、参与和认同,成为探索多年后一个从学界到民间的共识。 现在,这股潮流开始向中学校园蔓延。2011年,受国内知名历史读物的发起和号召,超过1万名“90后”中学生从字里行间跳离出来,成为民间历史的搜集者和记录者。雷宗兴是其中一位。   “ 考试不作要求” 教育界一直忧心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薄弱。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受访者的历史常识,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 郭庆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十足地登上从济南开往青岛的列车,窗外再风驰电掣都让她觉得漫长。“我70岁了,70。”她喜欢向人这样重复。 但年龄并不是她所要强调的全部,还有一份难以觉察的乡愁。她离开青岛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一草一木依然熟悉,也不乏人情往来,但当她重新站在贮水山那座孤独斑驳的小洋房前,仍难挡岁月倥偬之感。当年的金碧御宅已污秽不堪,杂草深锁,三棵从日本移植的樱花树也不知所终。 郭庆萍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她的爷爷郭葆琳是民初享誉山东的学者,位及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和山东农校校长。“小时候我就穿毛料的衣服,家里还有司机。”郭庆萍说。   借助互联网,雷宗兴一步步还原先祖的历史足迹。他找到郭葆琳曾任校长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历史照片给外祖母看。老人老泪纵横。 (资料图片/图)   这在“文革”中引为灾难。1966年,红卫兵冲进院子,攻占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家庭”。郭家成员自此四散至牛棚、劳改场或扫大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抗战前早已去世的先人郭葆琳成为每个人沉重的包袱,甚至耻于提及。纵使到了第三代孙雷宗兴出生的1994年,郭家老人仍对那段历史心有余悸。 雷宗兴是新世纪里成长的一代,他的轨迹几乎与中国最波诡云谲的时代同步,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交融和碰撞。他和更多身处其中的“90后”一样,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敏锐多元的触角。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早接触新技术和互联网,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接近世界的呼吸和心跳。他们渴望与众不同,渴望受到关注,渴望推陈出新。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概念以来,“90后”一直是当下中国一个褒贬不一又经久不衰的话题。 16岁的雷宗兴浑身散发着阳光的气息,笑容灿烂,高兴的时候还会拍自己的额头。他拥有和青春痘一样旺盛的求知欲,他喜欢过的东西分别有:新闻、军事、评书、诗词,还有电器修理和设计各种古灵精怪的化学实验。 “大概从高中开始,”雷宗兴说,“我对自身产生了兴趣,我渴望知道一切与我相关的事情。”他和姥姥感情甚笃,时常抱着她的头听往事。从零散的叙述中,雷宗兴大致拼出郭家的历史脉络:外高祖父郭葆琳是民国官员和学者,济南青岛皆有房产,两个儿子留学日本,后开办实业,显赫一方。 这本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姥姥的一声叹息却把他弄糊涂了——“我出身不好。”“您家有房有车,还说出身不好?”雷宗兴很不解,“如果要拼爹的话,我未必比得过您。” 雷宗兴的困惑并不是偶然。在重庆,高中生“重庆苇子”也一度对革命题材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场景大为不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要穿这么古板的衣服,跳这么滑稽的舞步?”直至高二下学期,她在历史课本里找到了关于“文革”的内容,但很快,期望变成了失望——老师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匆匆带过,原因是“考试不作要求”。 而山师附中高二学生乔俐萌,在听奶奶讲述知青往事的时候问了一个让对方语塞的问题:“不去(上山下乡)不行吗?” 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的薄弱一直是教育界忧心忡忡的话题。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的受访者的历史常识,结果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最后的统计结果是:被访青少年的历史知识平均成绩仅为27.69分。 “大量灌输,过分信奉教科书和教师的权威,让中国历史教育变得疲乏,缺乏个性、质疑和反省精神。”中国教育学会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亚夫说,“最终孩子在学历史,又被拒绝进入历史。” 2011年暑假,雷宗兴觉得不能再闹笑话了,他决定研究郭葆琳——一个为家族所不屑的、为国民党做事的旧官僚和反动文人。   说,还是不说 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告诉女儿:“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郭庆萍觉得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我们曾吃过很多苦,我甚至不愿意再提起了。”郭庆萍说,“他是坏人。” 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时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的郭葆琳被暗杀于外出的车上,留下大笔财产。5年后,郭庆萍出生,家道尚可。直至现在她仍清晰记得童年时期举止优雅的奶奶,轻风吹动纱帘的声音和触摸实木扶手的感觉。“生病了还能请德国医生。” 巧合的是,父亲郭宪聪19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求学时与江青成为同学兼好友。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偶尔到中文系旁听。“父亲说,当时的江青多才多艺,追求进步,非常活跃。” 1933年,江青南下上海,郭宪聪则远渡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此举在“文革”中被定为卖国,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有人劝他去找江青,郭却至死没有这样做。 郭庆萍对母亲马玉芬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动荡的1948年。马是国民党军官之后,曾当过演员,与上官云珠、胡蝶等
影星交情颇深。那一年,国民党败局已定,马玉芬从父命撤退台湾。在机场,母亲穿着旗袍,哭着对郭庆萍说:“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脸,还会再见的。”此后,母亲再无音讯,有人问起,为摆脱通敌嫌疑,郭庆萍就说死了。 在雷宗兴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作为郭家兴家之祖的郭葆琳绝非现在口述史中的那样简单和不齿。“肯定哪里有些不对。”他说。 由于频繁的询问和活动,雷宗兴的调查惊动了最德高望重的三太公——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儿子郭宪达。他已年近九旬。他给郭庆萍打了两次电话,交代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只管学习。”而当雷宗兴企图再做说服时,他很坚决地回绝:“我一无所知。” 由于父亲身份的关系,郭宪达这一生饱受压抑,荒废了才情岁月,也失去两位兄长。“文革”中,青岛万国公墓遭红卫兵冲击,坟茔大多被铲。郭宪达无法阻挡,甚至不敢去看,任凭父亲骸骨湮没于黄土。 郭庆萍不知道该如何向孙子解释老一辈的顾虑和担忧,“他们从那个时代走来,而且受伤害最深。” 说,还是不说,成了中国家庭代际交流最普遍遭遇的问题。在北京,由《看历史》杂志发起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在进行,在已收到的上万件参赛作品中,这样的碰撞随处可见。 一位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这样回应女儿的追问:“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而且,女孩子对历史太敏感不是什么好事。”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大赛总策划李远江在国内进行巡回推广时发现,很多中学生在历史判断中陷入焦虑和混乱。“他们的视角习惯向前,而忽视了向后,或者简单纠结于某个题材是否敏感和能不能写。”李说,“我告诉他们,所有问题都敏感,所有问题又都不敏感。不要价值先入,只需客观记录一个人在他的时代做了些什么,就是活的、有意义的和与己相关的历史。” “可惜,这个时代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思考。”李远江说。   3 天,40年 70岁的郭庆萍震惊于外孙的调查结果,天刚亮她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 三太公的反对让雷宗兴遇到困难,甚至一度看不到希望。他在互联网上不断变换关键词搜索,仍一无所获,仿佛郭葆琳从来不曾存在过。渺茫更刺激了斗志,这名高中生开始整夜工作,累了就蜷在姥姥的床上,然后又毫无征兆地起来伏案。 雷宗兴笃信万能的互联网,而郭庆萍却不那么看好。“以前的照片、族谱全都在抄家的时候烧了,你这敲敲打打能出来吗?”但郭庆萍毕竟心疼孙子,于是陪他熬夜,冲茶,扇扇子,没事就找找陈年杂什,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7月29日晚,事情有了转机。郭庆萍从箱底找到二十多年前一份青岛洋房的法院判决书和一份郭宪聪当年的家庭成分表。细看后,雷宗兴恍然大悟,原来姥姥一直把郭葆琳的名字记错了,将“琳”误以为“霖”。 此外,家庭成分表上三行钢笔字也引起雷宗兴的兴趣。上面写着郭家父子的三条罪状:地主资本家;说工农干部是工农分子,看不起工农干部;他与他的父亲都写有土壤学著作,让日本更加对华了解,成为日本侵华原因之一。 在往事面前,郭庆萍看到了唏嘘,但雷宗兴却想到另一面:如果日本人都需要通过郭氏父子的著作来了解中国的话,那他们一定是当时享誉内外的大学者,而他们的著作很可能就散落在一些二手交易网站或个人网店上。 很快,雷宗兴有了发现。他找到了《中国养蚕学》、《山东农业概况》、《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书》、《察绥垦务调查书》等著作,作者为“郭葆琳”。他叫来郭庆萍,她如看天书般端详了半天,说:“这是我的爷爷吗?” 这些旧书打开了缺口,随后雷宗兴发掘了更多。到7月30日,他基本能确定郭葆琳的历史轮廓了:山东夏津人,留洋日本,县知事,山东农业大学校长,青岛市秘书长,宪法起草委员……尤其是一篇名为《成绩卓著的农学家郭葆琳》的人物文章,将其推崇为一个对中国农业科学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先行者。 郭庆萍彻底信服了,但更多的是不可思议。她双手合十,对着空气不停地拜:“愧对祖宗啊,愧对祖宗啊。”她不敢独享这个好消息,天刚亮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一个流传了四十多年、横跨家族四代的历史谎言就这样戛然而止于那个普通的早晨。 雷宗兴在极度疲惫中沉沉睡去,但思考仍未结束。在后来完成的一篇名为《被找回的家族记忆》的文章中,他提出这样的追问:县志或传记里只对他歌功颂德,但有谁知道他后代的破落?有谁知道他是被游击队所杀,而非病故?又有谁知道,这个父亲对子孙的影响,以及他子孙的出路? 半个世纪后,郭家得以正名,但破落也难以挽回。“文革”中,郭葆琳大儿子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没钱买烟,就捡别人扔掉的烟头。四人帮倒台后,他又因和江青的同学关系被拉去交代情况,最后在冷眼中死去;二儿子郭宪敏则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关进劳改场,后因愤懑而脑溢血身亡;而郭庆萍等幸存者,则最终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唯唯诺诺,对于祖先的点滴唯恐避之不及。 “文革不但给这个家族带来灾难,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家族带来灾难,这就是国家的浩劫,这就是国家不可磨灭的伤痛,也必须是当代人不可以遗忘的记忆。”雷宗兴说。   半个世纪后的沉默 这批中学生所涉及的历史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 现在,全国有很多像雷宗兴一样的中学生投身到“公民写史”的浪潮中来,他们一方面受历史写作大赛的号召,另一方面则受此启发固定为一种长期的研究型学习。 在作品中,“90后”们关注的领域广泛而细致,选材几乎涵盖近百年间中国所有的历史时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和新世纪。其中的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朝夕相处,却从未试图了解过对方的过去。 从这些孩子向亲人询问第一个故事开始,微妙的改变就在发生。“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和孩子讲这么多家长里短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听得如此认真。”一位被访老人说。而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三学生陈丽莎则惊讶地发现,她患有轻度抑郁症的外祖母在回忆往昔的时候,竟快乐地手舞足蹈。“仿佛岁月流转,我看见了她当年的激情。” 如今,郭庆萍把孙子的历史发现打印出来随身携带,无论在公园里、菜市场还是喧闹的街头,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一读再读,似乎只有这样,失而复得的历史公正才得以扎根。在一次老同事聚会上,她有些唐突但又无法控制地大声朗读了关于郭葆琳的文章,几个当年的批斗者就坐在对面,一直面无表情,保持沉默。 “我并不是想要讨回些什么,事实上,他们其中很多人还曾暗中帮过我。”郭庆萍说,“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我并不是他们当年认为的那样。” 郭庆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她联系了所有健在的郭家老人,建议重新为郭葆琳立一块碑,而且上面要刻上所有郭家后代的名字。此外,还要凑些钱把小洋楼重新修葺,一家人再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 但让郭庆萍有点失望的是,在这件事上三叔却迟迟不表态,他的沉默让晚辈无所适从。后来一个婶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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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叶伟民:写历史,九零后有话说

“ 借助网络,16岁的少年雷宗兴挖掘出尘封了一甲子的历史证据,并成功为自己的‘汉奸’先祖平反。”     借助网络,16岁的少年雷宗兴挖掘出尘封了一甲子的历史证据,并成功为自己的“汉奸”先祖平反。 历史学家托什曾说,“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个人史是汇入正史河流的涓涓细流。哪怕只是一个少年只言片语的钩沉,也是重建被遗忘与被毁坏的历史的一砖一瓦。 郭庆萍70年的历史认知颠覆于2011年7月末一个晨霭轻绕的早上。此时她刚度过了思想激烈跌宕的三天三夜,——16岁的外孙雷宗兴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整个暑假向她证明,有些历史错了,例如郭家高祖郭葆琳是近代科学功臣,不是反动派。 这在时间维度上来说多少是个惊险的挽救——一个惴惴不安活在由别人界定的历史阴影下的垂暮老人,差点带着对先辈错误的怨恨走进坟墓。“愧对祖宗,也谢谢孩子。”郭庆萍感慨。 她的外孙、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雷宗兴几乎是在睡梦中接受这份赞誉的,他太累了。和历史的较量困难重重,但他天性快乐,无所畏惧,并像大多数“90后”一样对所有新事物心怀好奇。“我喜欢探索,”他说,“只是我没有料到历史对普通人的影响也会如此深刻。” 外孙雷宗兴让郭庆萍拥有了直面自己家族史的勇气。她找出解放前的老照片提供给外孙,作为他书写家族史的资料。图中后排左二为郭葆琳。   在这位少年沉甸甸的书包里,历史或者说《历史》,是三本装帧精美的教材,里面宏大浩瀚地记录着王侯将相与国家兴衰。“像史诗和电影。但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自新世纪之初掀起的“公民写史”热潮所要致力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关注公民个体与大历史的相互交汇、分享、参与和认同,成为探索多年后一个从学界到民间的共识。 现在,这股潮流开始向中学校园蔓延。2011年,受国内知名历史读物的发起和号召,超过1万名“90后”中学生从字里行间跳离出来,成为民间历史的搜集者和记录者。雷宗兴是其中一位。   “ 考试不作要求” 教育界一直忧心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薄弱。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受访者的历史常识,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 郭庆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十足地登上从济南开往青岛的列车,窗外再风驰电掣都让她觉得漫长。“我70岁了,70。”她喜欢向人这样重复。 但年龄并不是她所要强调的全部,还有一份难以觉察的乡愁。她离开青岛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一草一木依然熟悉,也不乏人情往来,但当她重新站在贮水山那座孤独斑驳的小洋房前,仍难挡岁月倥偬之感。当年的金碧御宅已污秽不堪,杂草深锁,三棵从日本移植的樱花树也不知所终。 郭庆萍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她的爷爷郭葆琳是民初享誉山东的学者,位及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和山东农校校长。“小时候我就穿毛料的衣服,家里还有司机。”郭庆萍说。   借助互联网,雷宗兴一步步还原先祖的历史足迹。他找到郭葆琳曾任校长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历史照片给外祖母看。老人老泪纵横。 (资料图片/图)   这在“文革”中引为灾难。1966年,红卫兵冲进院子,攻占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家庭”。郭家成员自此四散至牛棚、劳改场或扫大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抗战前早已去世的先人郭葆琳成为每个人沉重的包袱,甚至耻于提及。纵使到了第三代孙雷宗兴出生的1994年,郭家老人仍对那段历史心有余悸。 雷宗兴是新世纪里成长的一代,他的轨迹几乎与中国最波诡云谲的时代同步,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交融和碰撞。他和更多身处其中的“90后”一样,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敏锐多元的触角。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早接触新技术和互联网,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接近世界的呼吸和心跳。他们渴望与众不同,渴望受到关注,渴望推陈出新。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概念以来,“90后”一直是当下中国一个褒贬不一又经久不衰的话题。 16岁的雷宗兴浑身散发着阳光的气息,笑容灿烂,高兴的时候还会拍自己的额头。他拥有和青春痘一样旺盛的求知欲,他喜欢过的东西分别有:新闻、军事、评书、诗词,还有电器修理和设计各种古灵精怪的化学实验。 “大概从高中开始,”雷宗兴说,“我对自身产生了兴趣,我渴望知道一切与我相关的事情。”他和姥姥感情甚笃,时常抱着她的头听往事。从零散的叙述中,雷宗兴大致拼出郭家的历史脉络:外高祖父郭葆琳是民国官员和学者,济南青岛皆有房产,两个儿子留学日本,后开办实业,显赫一方。 这本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姥姥的一声叹息却把他弄糊涂了——“我出身不好。”“您家有房有车,还说出身不好?”雷宗兴很不解,“如果要拼爹的话,我未必比得过您。” 雷宗兴的困惑并不是偶然。在重庆,高中生“重庆苇子”也一度对革命题材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场景大为不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要穿这么古板的衣服,跳这么滑稽的舞步?”直至高二下学期,她在历史课本里找到了关于“文革”的内容,但很快,期望变成了失望——老师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匆匆带过,原因是“考试不作要求”。 而山师附中高二学生乔俐萌,在听奶奶讲述知青往事的时候问了一个让对方语塞的问题:“不去(上山下乡)不行吗?” 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的薄弱一直是教育界忧心忡忡的话题。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的受访者的历史常识,结果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最后的统计结果是:被访青少年的历史知识平均成绩仅为27.69分。 “大量灌输,过分信奉教科书和教师的权威,让中国历史教育变得疲乏,缺乏个性、质疑和反省精神。”中国教育学会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亚夫说,“最终孩子在学历史,又被拒绝进入历史。” 2011年暑假,雷宗兴觉得不能再闹笑话了,他决定研究郭葆琳——一个为家族所不屑的、为国民党做事的旧官僚和反动文人。   说,还是不说 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告诉女儿:“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郭庆萍觉得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我们曾吃过很多苦,我甚至不愿意再提起了。”郭庆萍说,“他是坏人。” 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时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的郭葆琳被暗杀于外出的车上,留下大笔财产。5年后,郭庆萍出生,家道尚可。直至现在她仍清晰记得童年时期举止优雅的奶奶,轻风吹动纱帘的声音和触摸实木扶手的感觉。“生病了还能请德国医生。” 巧合的是,父亲郭宪聪19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求学时与江青成为同学兼好友。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偶尔到中文系旁听。“父亲说,当时的江青多才多艺,追求进步,非常活跃。” 1933年,江青南下上海,郭宪聪则远渡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此举在“文革”中被定为卖国,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有人劝他去找江青,郭却至死没有这样做。 郭庆萍对母亲马玉芬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动荡的1948年。马是国民党军官之后,曾当过演员,与上官云珠、胡蝶等影星交情颇深。那一年,国民党败局已定,马玉芬从父命撤退台湾。在机场,母亲穿着旗袍,哭着对郭庆萍说:“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脸,还会再见的。”此后,母亲再无音讯,有人问起,为摆脱通敌嫌疑,郭庆萍就说死了。 在雷宗兴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作为郭家兴家之祖的郭葆琳绝非现在口述史中的那样简单和不齿。“肯定哪里有些不对。”他说。 由于频繁的询问和活动,雷宗兴的调查惊动了最德高望重的三太公——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儿子郭宪达。他已年近九旬。他给郭庆萍打了两次电话,交代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只管学习。”而当雷宗兴企图再做说服时,他很坚决地回绝:“我一无所知。” 由于父亲身份的关系,郭宪达这一生饱受压抑,荒废了才情岁月,也失去两位兄长。“文革”中,青岛万国公墓遭红卫兵冲击,坟茔大多被铲。郭宪达无法阻挡,甚至不敢去看,任凭父亲骸骨湮没于黄土。 郭庆萍不知道该如何向孙子解释老一辈的顾虑和担忧,“他们从那个时代走来,而且受伤害最深。” 说,还是不说,成了中国家庭代际交流最普遍遭遇的问题。在北京,由《看历史》杂志发起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在进行,在已收到的上万件参赛作品中,这样的碰撞随处可见。 一位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这样回应女儿的追问:“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而且,女孩子对历史太敏感不是什么好事。”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大赛总策划李远江在国内进行巡回推广时发现,很多中学生在历史判断中陷入焦虑和混乱。“他们的视角习惯向前,而忽视了向后,或者简单纠结于某个题材是否敏感和能不能写。”李说,“我告诉他们,所有问题都敏感,所有问题又都不敏感。不要价值先入,只需客观记录一个人在他的时代做了些什么,就是活的、有意义的和与己相关的历史。” “可惜,这个时代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思考。”李远江说。   3 天,40年 70岁的郭庆萍震惊于外孙的调查结果,天刚亮她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 三太公的反对让雷宗兴遇到困难,甚至一度看不到希望。他在互联网上不断变换关键词搜索,仍一无所获,仿佛郭葆琳从来不曾存在过。渺茫更刺激了斗志,这名高中生开始整夜工作,累了就蜷在姥姥的床上,然后又毫无征兆地起来伏案。 雷宗兴笃信万能的互联网,而郭庆萍却不那么看好。“以前的照片、族谱全都在抄家的时候烧了,你这敲敲打打能出来吗?”但郭庆萍毕竟心疼孙子,于是陪他熬夜,冲茶,扇扇子,没事就找找陈年杂什,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7月29日晚,事情有了转机。郭庆萍从箱底找到二十多年前一份青岛洋房的法院判决书和一份郭宪聪当年的家庭成分表。细看后,雷宗兴恍然大悟,原来姥姥一直把郭葆琳的名字记错了,将“琳”误以为“霖”。 此外,家庭成分表上三行钢笔字也引起雷宗兴的兴趣。上面写着郭家父子的三条罪状:地主资本家;说工农干部是工农分子,看不起工农干部;他与他的父亲都写有土壤学著作,让日本更加对华了解,成为日本侵华原因之一。 在往事面前,郭庆萍看到了唏嘘,但雷宗兴却想到另一面:如果日本人都需要通过郭氏父子的著作来了解中国的话,那他们一定是当时享誉内外的大学者,而他们的著作很可能就散落在一些二手交易网站或个人网店上。 很快,雷宗兴有了发现。他找到了《中国养蚕学》、《山东农业概况》、《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书》、《察绥垦务调查书》等著作,作者为“郭葆琳”。他叫来郭庆萍,她如看天书般端详了半天,说:“这是我的爷爷吗?” 这些旧书打开了缺口,随后雷宗兴发掘了更多。到7月30日,他基本能确定郭葆琳的历史轮廓了:山东夏津人,留洋日本,县知事,山东农业大学校长,青岛市秘书长,宪法起草委员……尤其是一篇名为《成绩卓著的农学家郭葆琳》的人物文章,将其推崇为一个对中国农业科学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先行者。 郭庆萍彻底信服了,但更多的是不可思议。她双手合十,对着空气不停地拜:“愧对祖宗啊,愧对祖宗啊。”她不敢独享这个好消息,天刚亮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一个流传了四十多年、横跨家族四代的历史谎言就这样戛然而止于那个普通的早晨。 雷宗兴在极度疲惫中沉沉睡去,但思考仍未结束。在后来完成的一篇名为《被找回的家族记忆》的文章中,他提出这样的追问:县志或传记里只对他歌功颂德,但有谁知道他后代的破落?有谁知道他是被游击队所杀,而非病故?又有谁知道,这个父亲对子孙的影响,以及他子孙的出路? 半个世纪后,郭家得以正名,但破落也难以挽回。“文革”中,郭葆琳大儿子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没钱买烟,就捡别人扔掉的烟头。四人帮倒台后,他又因和江青的同学关系被拉去交代情况,最后在冷眼中死去;二儿子郭宪敏则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关进劳改场,后因愤懑而脑溢血身亡;而郭庆萍等幸存者,则最终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唯唯诺诺,对于祖先的点滴唯恐避之不及。 “文革不但给这个家族带来灾难,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家族带来灾难,这就是国家的浩劫,这就是国家不可磨灭的伤痛,也必须是当代人不可以遗忘的记忆。”雷宗兴说。   半个世纪后的沉默 这批中学生所涉及的历史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 现在,全国有很多像雷宗兴一样的中学生投身到“公民写史”的浪潮中来,他们一方面受历史写作大赛的号召,另一方面则受此启发固定为一种长期的研究型学习。 在作品中,“90后”们关注的领域广泛而细致,选材几乎涵盖近百年间中国所有的历史时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和新世纪。其中的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朝夕相处,却从未试图了解过对方的过去。 从这些孩子向亲人询问第一个故事开始,微妙的改变就在发生。“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和孩子讲这么多家长里短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听得如此认真。”一位被访老人说。而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三学生陈丽莎则惊讶地发现,她患有轻度抑郁症的外祖母在回忆往昔的时候,竟快乐地手舞足蹈。“仿佛岁月流转,我看见了她当年的激情。” 如今,郭庆萍把孙子的历史发现打印出来随身携带,无论在公园里、菜市场还是喧闹的街头,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一读再读,似乎只有这样,失而复得的历史公正才得以扎根。在一次老同事聚会上,她有些唐突但又无法控制地大声朗读了关于郭葆琳的文章,几个当年的批斗者就坐在对面,一直面无表情,保持沉默。 “我并不是想要讨回些什么,事实上,他们其中很多人还曾暗中帮过我。”郭庆萍说,“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我并不是他们当年认为的那样。” 郭庆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她联系了所有健在的郭家老人,建议重新为郭葆琳立一块碑,而且上面要刻上所有郭家后代的名字。此外,还要凑些钱把小洋楼重新修葺,一家人再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 但让郭庆萍有点失望的是,在这件事上三叔却迟迟不表态,他的沉默让晚辈无所适从。后来一个婶婶告诉她,三叔这辈子经历了太多风浪,不想再折腾了,而且“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事情”。 “会有别的办法的。”11月14日晚,郭庆萍拉着雷宗兴的手说,“越是了解祖先的伟大,越是感到不安和惭愧,总不能让家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这是我见过她最自信、最有勇气的时刻。”雷宗兴说   (叶伟民,南方周末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www . infzm . com / content /65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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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香港传真: 不同意见岂能极端化、暴力化?

针对「火烧南方週末」的行为,一些长期支持南方报业的读者与网民也不甘示弱,表示「每个公民都有烧报纸的权利」,并在网上号召火烧《人民日报》及其旗下的《环球时报》等官方背景报纸。 对此,亚洲週刊表示,互联网上语言暴力升级,从社交媒体的自媒体领域扩展至公共媒体空间,从微博上对「汉奸」与「五毛」媒体的谩骂延伸至火烧报纸杂志,意见的纷争、价值的对立似有群众化趋势,这也难免有人担心,中国重回「文革」时代。 目前在中国大陆,代表不同利益诉求与意识形态主张的群体被贴上互相对应的标籤,并常常上演对手好戏。 亚洲週刊表示,「汉奸」是引发这场大辩论中的一个负面标籤。在上世纪抗日战争的记忆尚未完全消散时,「汉奸」一词多少还会触动中国人民的民族痛感。但在和平社会环境下,「汉奸」已成为打击异己的惯常罪名。与此相似的帽子还有「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受境外势力蛊惑」等。这当然不是中国首创,早在苏联时期,史达林迫害布哈林就曾指其为「帝国主义间谍」;台湾在「戒严」期间,当局打击李敖、柏杨等异见人士,也曾罗织类似罪名。专制政权导致国民心态的总体封闭,世界被简单化、二元化,「非黑即白」的思维常导致对外部世界怀有过度的防范乃至敌意,这往往导致国民思维的极端化、暴力化趋势。不同利益群体的标籤化对正常社会来说,是个危险的信号。 中国著名作家、民主人士冉云飞认为﹕「河北太原一些网友火烧南方系报刊之事,这是一种极端的言论和行为表达,也是几十年来官方分割社会正常联结和製造敌人思维在民众中的必然体现。人们不仅丧失互信,而且随意标籤化,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板结而不能形成有效互动。社会学家查农说得好:在社会互动结束的地方,就是社会瓦解之处。」 中国媒体人郭宇宽一直主张微博话语的平和理性,主张持不同观点的意见领袖不要「隔空喊话」,更好的方式是面对面交流,建立理性交流的公共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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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中东路事件的真相该不该告诉中国人民?

  ——一部被刻意掩盖的爱国主义教材   「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殺」分别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而在这两起事件发生之前,在我国东北地区,曾经发生过另一起骇人听闻的外敌入侵事件—— 「中东路事件」,但这一事件一直被刻意掩盖着,知之者甚少,尤其是青少年。这一事件的大致经过如下:   一九二九年五月廿七日,当时的东北地方政府,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逮捕了正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内召开的,「第三共產国际宣传大会」的共黨干部三十九人,并搜缴了大量有关策划暴動的机密文件。这个带有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性会议,竟肆无忌惮地在中國境内召开,可见苏联政府用心之险恶。据此,张学良提出,收回前沙皇俄国政府强行在我国东地区修筑的、被称作」中东铁路」的管辖权及所有权。张学良提出这一要求于法有据,因为俄罗斯在一九一七年推翻沙皇政府、成立苏联后,其领导人列寧于一九一九年曾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无条件地放弃原沙俄政府依靠武力,与清政府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列寧去世后,其继承人斯大林并不履行列寧的承诺,拒绝将中东铁路的管辖权、所有权归还给中方。苏方提出,如中方收回中东铁路,必须向苏方交付一百万银元的电话器材费用。从表面上看,苏方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分析,毫无理由:其一,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原沙皇俄国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修筑长达二千八百公里,几乎覆盖东北全境的所谓的「中东铁路」的当下,雇佣了廉价的中國劳工,而所用的枕木、石料等材料均为就地取材,不化一分钱,仅就这些计算,沙俄所获得的利润何止千万计。其二,中东铁路建成后,沙俄政府从中國东北掠夺的各种资源难以计数。其三,一九零四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中國东北的控制权,爆发了「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告终,俄方被迫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后称南满铁路)割让给日本,但并未向日方提出任何赔付要求,为何临到中方收回中东铁路所有权时,苏联却提出,要中方赔付所谓的电话器材费呢?这不是明摆着欺侮中國人,又是什么?其四,列寧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宣布无条件放弃原沙俄与清政府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斯大林怎么能不作数呢?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主动宣布,解除与国民黨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八月六日,斯大林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 ,原来号称「帮助」国民黨北伐,并曾担任北伐军总顾问的加仑将军,此时却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所谓远东集团军的总指挥。苏军动用飞机、装甲车、舰艇,集中了八万兵力,向「中东铁路」区域展开立体式的进攻。在陆地,苏军占领了属于中國领土的满洲里;炸毁了中东铁路隧道,炸毁铁路,破坏铁路沿线的通讯设施。在海上,苏军击沉多艘中方战舰、扣留了正常航行的中方民用船只。   针对苏联的入侵,南京国民黨政府于当年的八月十七日,发表对苏交战宣言。   为了牵制国民黨政府向东北增派军力,以对抗苏军的侵略,斯大林亲自给中共中央下达命令,命令中共在各大城市,尤其是东北地区,以「武装保卫苏联」为行动纲领, 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游行、暴動;在农村举行暴亂,武装割据政权。所谓的「共產国际」也于当年的十月份,给中共下达了「十月指示」,要求中共以「武装保卫苏联、 武装保卫斯大林」为囗号,在全国组织暴動。中共中央根据苏联的指示,先后发表了《反对国民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决议,在行动上配合苏军对我东北地区的军事进攻。   由于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加之国民政府忙于应付由共產黨引发的全国性暴亂,首尾难顾,抽不出多余兵力到东北战场,致使东北张学良部在对苏交战中损兵折将。据统计,这场战争,中方战死及被俘人员为九千余人,苏方则大获全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苏联逼迫张学良签定了被国人称作丧权辱国的《中俄伯力草约》, 草约规定,张学良必须将巳收归中方的中东铁路管辖权还给苏联。   古今中外,国与国之间,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而发生战争,并不奇怪。怪就怪在,这场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战争,明明是苏联攻占我国的领土,怎么到了中共那里, 反而被说成是中國「进攻苏联」?明明死伤的是中國军民,斯大林个人毫无危险可言,怎么到了中共那里,斯大林的安全却成了问题,需要发动中國人民去「保卫」作为侵略者的斯大林?这究竟是哪门子的理?不是黑白颠倒,又是什么!   中华民族历来痛恨外国入侵者,更痛恨引狼入室、认贼作父的汉奸、卖国贼。杭州有座岳王庙,供奉着岳飞的神像,神像下有两只跪着的秦桧夫妇的塑像。岳飞像前,终年香火缭铙,而秦桧夫妇的塑像,则被每日祭拜岳飞的民众用竹竿抽打。这是因为, 抗金英雄岳飞,并未战死在抗击金军的疆场上,反而死在里通外国、勾结金兵的汉奸——秦桧夫妇编织的「莫须有」的罪名里。将近七十年前,在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投靠日本侵略者,被国人骂作「汉奸」。从史料上看,尽管南宋时期的卖国贼秦桧如何暗中勾结金人、出卖民族利益;尽管抗战时期的汪精卫如何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帜、出卖民族利益,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不敢堂而皇之地号召中國人去保卫侵略者,相比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的表现,南宋的秦桧和近代的汪精卫恐自叹望尘莫及!   「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殺」作为爱国主义教材,巳深深铭刻在国人的记忆里,但中國大多数人只知道中國曾经遭受过日本的侵略,却不知道在日本公开侵略中國之前,苏联(以俄罗斯为主体)早就对我国东北地区实施过侵略行动,而这种侵略又是在中共内应、苏联外合下进行的。可叹的是,如此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却被中共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没有多少人知道,尤其是青少年。   请问诸君:「中东路事件」的真相该不该告诉中國人民?!   作者:熊国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2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东路事件的真相该不该告诉中国人民?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9·11: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100年 (0)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0) 辛亥百年变局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民国不是我们的伊甸园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性与晚清宫廷 (0)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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