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从建党、建国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整整90年发展演变历程。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既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又经历了许多严重失误和挫折。面对未来，我们既已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起点，又不能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再度成为了国人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值此时刻，认真回顾党在历史上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深入思考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着力推进有关优秀理论成果的重新发掘、有机整合和与时俱进，深入梳理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思路，从而以理论的力量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也是对于建党90周年的很好纪念。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最近理论界开始比较关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显然是一种很积极的理论动向。我本人就是深入研究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学者。我在1993年曾经出版过一部完全根据原版的毛泽东著作写成的长篇学术专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系统地考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原貌，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和理论成就。后来又在2004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更加深入地讨论了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整体上不是“左”，而是“右”。譬如，毛泽东在延安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泽东：《中国需要和平建国———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这是“左”的吗?当然不是!这是真正的“右”吗?当然也不是!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主张自由民主的是左派，主张专制独裁的才是右派。这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标准，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历来如此。中国现在左、右颠倒，谁主张自由民主，谁就被称为“右派”，岂非咄咄怪事?! 　　在这项基础研究中，我特别注意到了三件事。一是据师哲回忆，建国初期，尤金曾经向他表示过，《毛选》的内容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比较接近。尤金是斯大林派来帮助毛泽东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苏联哲学家，也是苏联驻华大使。师哲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二是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照搬苏联模式后，随即开始连续十几次指示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后来“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就是由此而来的。三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他还曾经说过，我们要“履行战争年代对人民的承诺”，并曾多次提出党员干部要重读《论联合政府》。通观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尤可深切感受到它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血脉关系。那么，这种被苏联视为修正主义、被毛泽东提出又放弃、后又被邓小平重新继承与实践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从今天的观点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更是它的精髓之所在。这当然不是说它“句句是真理”，而是说它是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最有新意、最有价值、最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成果，也是最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和积极讨论的理论文本。 　　我在1991年就已开始注意到，对于毛泽东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还具有颇大的策略性。这种策略性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演变和中断，而且本身就是理论不彻底的结果和表现。但我同时还认为，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理论的价值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使是理论的提出有策略原因，即使是实施理论主张的诚意不充分，即使是理论的提出者后来又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只要这种理论本身确有认识价值，它就是具有理论价值的，至少是具有理论讨论的价值的，而不是没有理论意义的。至于因人废言，那当然就更不可取了。 　　列宁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某种程度上，列宁主义关于“两步走”和“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思想和论述，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曾经多次引用过这些论述。 　　具体说来，这些作为重要理论支点的思想片断主要包括： 　　1.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也可以发展资本主义 　　共产党领导下是否可以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问题对孙中山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却是非常尖锐的。 　　在这方面，虽然列宁的“两步走”学说在整体上是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互不兼容的，但其中也包含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若干重要萌芽。特别是其中指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9、540-541页)毛泽东在“七大”上就曾部分地引用过列宁的这段话。 　　众所周知，沿着这个思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和实践也对此给予了肯定性的答复。 　　由此，毛泽东也就可以更加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地方，能不能有资本主义生长呢?能的!如果我们今天消灭资本主义，那干什么呢?干社会主义吗?这是一个空的，这个思想不能够实现，这是不能的。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但现在还不成，所以便可以让资本主义发展，不过要调济他的发展。”(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 　　毋庸赘言，有了这种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才是可能的，它在实践中也是可以为中共所实行的。否则，那就只能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者是其他形态的民主主义，而且更会在中共的实践中遇到严重的思想障碍。 　　2.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也应使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 　　毛泽东曾经指出：《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那么，毛泽东的这种“广大发展”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除前引列宁《两个策略》中的有关论述外，就是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实践经验。毛泽东说： 　　“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3页) 　　毛泽东显然是在以苏联的部分片断为论据，尽管苏联在整体上主张和实践的并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中，这种论据也仍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3.民粹主义否定资本主义的必要发展是错误的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指出：“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542-543页) 　　据此，毛泽东在论证“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时也明确指出：我们党内有些人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页) 　　但我们也知道，由于缺乏从经济角度对于“经过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深切认识，列宁和毛泽东后来也都犯过这种性质的错误。 　　4.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反复强调：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后，必然会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所说的“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仅指政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不包括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及其最终胜利，也就是并不包括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这就隐含了穷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想观念。 　　鉴于列宁主义当时拥有的权威性，毛泽东当时也在形式上讲了与之完全相同的话：“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且“两个阶段必须衔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685页)显然，如果按照列宁的“两步走”来解读，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也就在这里没有立锥之地了。 　　但毛泽东实际是做了一个重要变通，他把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包括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现代化过程，统统纳入到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范畴。这就使列宁的不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两步走”变成了毛泽东的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新的“两步走”，同时也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获得了符合列宁主义的理论外貌。 　　由此，毛泽东也就作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一段经典论述：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与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理论中，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就是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只是这种资本主义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或曰“新资本主义”罢了。但从今天的认识看，这种观点实际也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把市场社会主义误判为新资本主义的理论失误。 　　5.没有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就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着眼点实际是阶级斗争，即“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消灭资本主义。他说：“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制，便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这就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从“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中排除出去了。这就是这种“两步走”学说的最大缺陷。 　　所以，在这种学说中，实际已经隐含了一个反命题，这就是：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之前即已拥有了足够的自由和手段，那就可以无需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而在贫穷愚昧的基础上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这就是列宁后来转向“战时共产主义”这种穷社会主义的深层思想根源。这种思想的实质是政治力量对比决定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 　　“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后，列宁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复活了，并在新经济政策论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决定意义。他说：“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549页)。“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78页)这和过去相比，显然已是一个重要进步。 　　但是，列宁仍然低估了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后来斯大林宣布苏联己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时(1936年)的生产力状况，更是被长期地误为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权威标准，这就使这种物质基础的标准降得更低了。列宁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质的规定性，实际只能是恩格斯所说的生产力发展到能够使社会中“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这种标准远远地高于列宁所说的“全国电气化”。列宁更没有机会看到，只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物质基础才首先在西方出现，所以西方也率先进入了社会主义。 　　但在这里，我们还应进一步强调，实际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理论论述，都是他的“两步走”理论框架中的否定性因素，而且列宁本人也未从这种思想萌芽出发形成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毛泽东则是有意识地使之发挥到了极致，发挥到了使之突破了列宁主义的“两步走”理论框架的程度，特别是使之与三民主义社会论的基本框架相结合，这才使之得以进一步地形成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理论框架以及其中的若干重要论述，特别是使之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在这种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时代性质、革命领导权、中国革命的地位和前途等问题的论述，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赖以构成的要素。但与前述五种理论片断不同的是，他们的这些理论不仅本身并不包含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内容或要素，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妨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的理论障碍，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对其进行了某些重要修正。 　　如在时代性质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农业国家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甚至认为有些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也是向上的，以至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意大利”这种提法，这就大幅度地修正了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观点，也使新民主主义社会获得了赖以立论的基本前提。 　　在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并据此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就是共产党参加领导的民主社会。 　　在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他提出这将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后的事，这也大幅度地修正了原来的“左”倾观点，从而在理论上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争得了历史空间。 　　在“两步走”的问题上，他更是突破了原来的直接衔接论的根本束缚，这才有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由此可知，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思想来源，而且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形成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障碍。从列宁的“两步走”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实际是一种扬弃的过程，而并不是简单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在这种过程中，毛泽东既继承和发挥了列宁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又在事实上否定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尽管从今天的观点看，毛泽东也继承了某些不应继承的错误观点，他的思想解放还不够，因而我们也还应在这方面继续解放思想，但就当时的环境来说，那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由这种发展过程，也形成了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斯大林与毛泽东、苏共与中共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这其中的深层次矛盾，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在这种深刻矛盾和暗中的紧张关系中，始终都存在着再选择的压力和可能。但无论这种再选择的结果如何，真理终究是真理，财富终究是财富，即使是这种再选择是否定的，那也一定会有否定之否定，一定会有真理再放光明的那一天!

本报记者 龙婧 实习生 徐向科 发自上海 时代周报154期 蒋介石步出南京总统府 。 历经40年编撰后，36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不久前出版。 这套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传统写法的通史，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三部，用2100万字，记述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55年的历史。 提出修民国史被打成“右派” 《中华民国史》的修纂要追述到半个世纪前。 1956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这一次，任务终于提上日程，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 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负责统筹民国史研究工作。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民国史的研究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东西。1978年以前，有关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普通读者无法读到。 为了避免麻烦，作为中共权威党史专家李新从一开始就定调：“少写，不写中共。”随后，他给上面打了报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落到了书面文件上。李新要书面文件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民国史此前多次提议编撰，但在14年前，近代史研究所曾有人提出修民国史，结果他们被打成了“右派”。 收集资料好几年之后，李新给这套书定了个调子，就是一切以史实出发。这在现在看起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是件大事。“经历了各种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养成了‘以论带史’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回忆。不过，李新希望摒弃这个做法，先从收集资料开始，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 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展的头几年还处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好心人担心引来麻烦，设想将来的《中华民国史》叫《中华民国兴亡史》。” 这依然避免不了纷扰。这套书的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说，从他们编撰工作开始，就不断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这让当时的近代史所压力颇大。到了1975年，更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李新只得以“编撰时拿到中央书面文件为由，如果下马也需要书面文件”顶了回去。 民国史坚持了下来。 （图：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并在总统府悬挂太阳旗） 第一卷刺激了台湾 真正开始动笔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次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一出来，就遭到了台湾方面猛烈抨击，认为政治色彩浓厚，评价有失偏颇。 这怪不得台湾“反应强烈”，因为“修史”这个工作从来不修“当代”只修“前朝”，一般来说，“修史”代表着一个朝代的终结，宣布修史者的合法与正当。更何况当时还是国家下令，召集体制内学者集体进行这项工作，更有“官史”的味道。 “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张海鹏回忆，台湾政界、学界纷纷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大陆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阴谋，要宣布中华民国的灭亡，是后代为前代修史，为此召开了许多座谈会，报纸上登了很多文章。 大陆这边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台湾的评论，文章大意是，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不是政治行为，是学术行为，是学者在开展中华民国历史研究。 大陆的辩解并没有被台湾接受，台湾学界政界纷纷上书当时的“国务院”。 在《中华民国史》又出了几卷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牵头、“教育部”出钱，历时10年修了《中华民国建国史》。 海外档案解密，修撰变慢 在台湾开始修史时，大陆的民国史修撰反而步伐变慢。 “主要是很多资料都开放了。”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中华民国史》的编撰，负责1937-1945年这段时间的内容。 吴景平说，1995年一明确任务，他就出国搜集资料去了。 吴景平去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核心档案文献都被带到海外去了。”吴景平说，不看就无法进行叙述，这时台湾也开始解禁《蒋介石日记》等等一批档案。他一边看资料，一边动笔，但这样，他还是觉得准备不够不敢交稿，社科院开始催促他交稿，他也拖延了很久。 “比如蒋介石日记，台湾开始只开放了前半部分，直到我交稿前的半年才完全开放。”吴景平说，很多参与编撰的学者，都有跟他一样的感受，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海外档案不断解密，使他们感觉“如获至宝”。 “比如《蒋介石日记》2006年才开放，而且只是开放了一部分。”吴景平说，在《中华民国史》中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 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室主任金以林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回忆，随着台湾方面政治环境变化，台湾公布的史料越来越多，“在台湾我们看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李大钊等人书信原件。”金以林说，后来是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大量中国近代史文献开放，尤其是两蒋日记、孔祥熙和宋子文档案，还有就是苏联解密的档案，这对大陆学者认识国共关系、中苏关系非常有用。“以前我们看不到，所以闭门造车，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不能不用。” 同时，大陆学术环境的变化，让历史研究可以更加深入。金以林说，他80年代中期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人大设有一个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中共党史系，它授予的不是历史学学位，而是法学学位。党史研究的目的是来指导人文社科研究的。随着学术的发展，现在人大已取消党史系，其机构合并到马列学院和政治学院。随着思想方面的放开，学术界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将1949年以前的党史视为民国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保留了时代烙印 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1996年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到2010年底，36卷剩余5卷全部交到中华书局。 在今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这套《中华民国史》集结出版。 汪朝光说，这套书是汇聚了三代人的努力。这套书最早是由国家下达的任务，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组织并承担科研任务的方式，而19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后期的写作方式有了改变，基本上是以个人独自承担某卷写作为主，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由于编撰过程长达30年，作者队伍也有不小的变化，早期担任写作者，多为“文革”以前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而后期的写作者基本上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从各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因此，这套书中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及其表述有不少的差别。 这套书全部出齐时，仅对早期的各卷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没有进行全面的修订。 金以林说，这是因为一些前辈作者已去世了，我们没有权力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 “不可否认这套书有些方面带着时代的烙印。”吴景平说，各卷之间存在差别。最先出版的几卷，主要利用报刊资料，而且是共产党这边的资料，档案资料很少。当然，那时很多档案也是不开放的。台湾方面的资料，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放。不过，这些痕迹，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轨迹。 颠覆性观点并不颠覆 《中华民国史》出版后，民间认为很多事件和人物具有“颠覆性”观点。 比如书中承认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权。其在抗战正面战场的作为在篇幅上大于敌后战场。从《中华民国史》第9卷（1937-1941）的目录来看，第二章《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第四章《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和第六章《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除个别小节穿插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事外，用了约140页篇幅讲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 专门讲述敌后战场的除了第七章《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39页篇幅外，在第二章中有20余页篇幅的专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吴景平说，在这本书中，他们对地方势力在抗日上给予了正面评价。“在平时大家提起地方势力，想起的都是割据啊，军阀啊。”吴景平说，但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地方势力在抵御外敌时，大多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 而对一直在中小学教科书中被描绘成“刽子手”的“军统”，学者们在他们打击汉奸、收集情报方面的工作，也给予了正面评价。 “许多读者看到这套书后会觉得跟他们以前了解的历史有差距，有许多‘颠覆性’观点，跟传统论述不一致。”金以林说，实际上，并不是这套书颠覆了很多观点，而是它吸收了这二三十年学界研究的成果。 民间之所以觉得书中颠覆性观点颇多，那是因为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有时间差，特别是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讲，教学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历史。相对于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带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 金以林举例，比如说“军统”，传统观点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特务机构。对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军统”主要工作就是打击中共和社会进步力量。但是，军统在抗战期间打击汉奸，搜集情况包括建立中美合作所，交换远东军事情报等，也作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事。但我们往往一谈到中美合作所，想到就是重庆渣滓洞。这正好说明民国史研究还很不足，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关注到学术普及工作。 全套民国史台湾遇冷 缺憾并不是没有。 编写者们最遗憾的就是，这套书只涉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民主这些主流问题，而对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没有涉及。但更让编写者们失落的是，相比其1981年的第一卷出版时台湾的激烈反应，这一次全套的《中华民国史》台湾并不买账。 2011年，《中华民国史》在台湾顺利出版，金以林接到了台湾记者的电话。记者在电话中开口质问：“我们中华民国还在呢，你们就给我们写历史了，这是否违背‘九二共识’，怎么解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金以林只好三番五次地解释说，这是民间修史，并不是官方行为。 实际上，这套书在台湾公众反应平淡，学界连一篇讨论文章也看不到。在大陆学者看来，这并不是台湾学者不关注这套书的出版。 “主要是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华民国的结束’。”吴景平说，这句话最后是谁加上去的，怎么通过讨论的，他们并不清楚。但台湾学者非常介意这句话，基本都向他表示过不满。在他看来，台湾学者不愿意参加讨论，正是因为这句话的原因。因为一旦要进行讨论，就意味着承认这套书，因此，台湾学者即使读过，也不愿意著文讨论。 “最后一句留了这么一个尾巴，毕竟太官方了。” 对话吴景平：“一本书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争议的都是评论性问题 时代周报：你当时是怎么接受修民国史这个任务的？ 吴景平：1995年时，社科院找到了我。这套书编撰了很长时间，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编撰，但编撰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到了抗战史这块，并不是他们的强项，北方大学中研究这块的也不多，于是考虑南大和复旦。 国民党政权的20、30年代以及抗战时期，是我的强项，也是复旦的强项。于是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负责1937-1941年这段。 时代周报：你写这段历史用了多久？ 吴景平：13年，1995年找到我的，到2007年下半年社科院催我交稿，不敢交，又拖了大半年。 时代周报：我们知道，民国史因为涉及到国共关系，尤其是你这段，如果遇到敏感性的问题你们怎么写？ 吴景平：其实史实是从来没有争议的，现在一般争议的都是评论性问题。 时代周报：你们书写历史需要审查吗？ 吴景平：要的。具体我不知道是哪个部门，估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宣部吧。 时代周报：你的书稿经过审查后，有没有被删改？ 吴景平：审了以后，只划去一句话“为何国民党会转向抗日，—国民党之所以转变，非常不容易，对国内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人民的抗日民心有明察，对国民党内的悲观主义也克服了。” 我写这句话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党内的失败主义越来越严重，鸦片战争完败，北伐革命，绕过日本。9.18事件，日本向国内扩张。国民党内有人认为抗日是自取灭亡，这其实是一大转变，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 时代周报：读者很关心该书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历史人物的评价。那么，你能否谈一下该书如何看待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对于蒋介石等重要历史人物，争议也比较多。那么，该书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有何不同？ 吴景平：《蒋介石日记》从2006年开始陆续开放，抗日这么重大的决策，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比如皖南事变，我们就写，蒋对共产党不能在统一的军令、政令下行动，表示恼火，认为他们是破坏抗战统一。而这时候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共产党，对国民党不能从民族利益方面来考虑问题有所保留。共产党的决定不能等国民党的决策，只能独立自主，因地制宜地进行抗战。如果靠统一命令抗战，不可能取胜。这样的冲突没有冲破底线。国民党如何看待八路军、新四军的问题，要顾及苏联、美国的态度、汪伪政权的态度。蒋的日记提到要密切关注日本，蒋的战略是拖延。 下一步研究以“志”为主 时代周报：在这本书中，是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合法政权来写的吗？ 吴景平：国民党当时就是合法政权、中央政权。共产党当时并不能支撑政局。无论是外交还是以军事直接对抗侵略，都是国民党，这就是一个执政党在做。共产党当时不可能和中央相提并论的。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个《中华民国史》是官史还是民间学术行为？ 吴景平：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官方行为。因为这个项目是拿国家的钱，国家组织力量编写的。 时代周报：这部书的欠缺在哪里？ 吴景平：这部书里面的历史涉及政治最多、军事其次，外交更后。而财政、经济、思想文化相对弱，甚至有些都没有提到，这可能跟学者的研究领域有关。其实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抗争开始，如何援助，援助多少，必然有涉及。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也为战后国民党经济问题的崩溃留下伏笔。抗战时段比较全面。国民党、共产党、游击队、南方抗日武装都有体现。汪伪政权叙述比较多，华北、华南的临时政权、新疆、西藏方面比较缺乏。民族志可不可以考虑进去？外交主要涉及大国关系，而且主要是大事。 我们后来研讨会也说了，纪、传、表、志，每个部分都不能少。现在《中华民国史》的十六卷，相当于本纪。《人物传》相当于列传，《大事记》相当于表。现在缺一个志。下一步民国史研究，以“志”为主。可以出上百本的专门志。 时代周报：台湾对这套书的评论怎样？ 吴景平：两岸都非常关注这套书的出版。据我所知，有关方面都已拿到这套书。希望这套书能对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一本书就能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套书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海峡两岸对这一段共同的历史逐渐达成更多的共识。 吴景平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年近九十的何方关于延安的著作和口述自传，展现误入歧途的一辈知识分子对时代和个人的独特回忆，成为二十世纪不可替代的一个见证。 　　 　　何方先生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在香港出版之前我未曾关注，他搞的国际问题研究，我也没有留意，不知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之说，就是他率先提出的。二○○五年上半年，《党史笔记》出版不久，我就读到了复印本，大约当年夏天，我到他北京万科城市花园的家中有过一次交谈，他送了我一套《党史笔记》，随后我在《凤凰周刊》发表一篇书评，不久他们夫妇来杭州旅游，在西湖边的望湖宾馆约我见面，老先生还半开玩笑的对我说你的文章给我带来了麻烦，我吃了一惊，他说，本来很多人不知道他出书，看了《凤凰周刊》，向他要书的人多了，不胜应付。 　　 　　研究延安时期的特殊视角 　　 　　　　在那篇题为《何方颠覆了「中共党史编撰学」》的小文中，我对他的著作做了客观的评述，有比较多的正面评价。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的最初动机并不是像以往所说是为了消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谋求中国党的独立，更不是针对王明的，而是针对张闻天的。 　　 　　　　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是看不到的，是他作为延安走来的当事人才有的真实体会，我觉得这个书对中共党史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有新的拓展，至少带入了一种新的经验当中，他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在里面，研究者事过境迁之后在书斋里对材料做出的判断和当事人在现场的感受，往往是不同的。 　　 　　　　其中我特别提了一个观点，虽然他对那一段历史有深入的反省，却没有因此滑入全盘否定的思维定式，而是客观地描述了整风运动的起源、过程，每个阶段的变化，把一切不良、严峻的后果更多地归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制度化的痼疾，而不是把眼光局限在毛个人的阴暗心理、狂妄野心上。他曾在延安生活过，他亲历过整风运动，是历史的当事人，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并且他在写书之前重新走访了当年在延安抗大的同学同事，他有着一般研究者所不具备的特殊视角。 　　 　　　　以后，我们断续通过一些邮件，何方先生出了新书都寄来，有了新文章也会发过来。他的口述自传《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出来后，给我送了一套。那是一部非常扎实的回忆录，他自己搞文字出身的，对文字很讲究，不光是口述，而且有些都是亲自写的，所以很缜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大饥荒时代的回忆。 　　 　　不可替代的细节描写很有价值 　　 　　　　那时他从外交部下放到安徽农村，也得了浮肿病。他清楚地记得，尽管那么多人饿死，不光是没有人反抗，甚至没有人提出质疑，那是一个饿死人也无人质疑的时代，一个荒谬的时代，包括他本人当时其实也没有提出质疑，只是感到有些奇怪。唯一例外的是，有个老太太偷偷对他说的一句话：「毛主席为甚么那样心狠，就是不让老百姓吃饱饭？」他把这些都如实的记录下来了，我觉得很好。 　　 　　　　还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就是毛泽东的生物钟跟别人不一样，昼夜颠倒，经常半夜三更把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提溜起来，他曾一度在外交部代替张闻天值夜班。周睡眠不好，要吃安眠药，有一次吃了安眠药，刚刚睡下，毛泽东那里电话来了，不去又不行，急得下面这些办事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个细节就非常震撼人，让人看到毛个人竟然可以像君王一样，对他的下属如此颐指气使，而且不顾时间，没有任何的顾忌。 　　 　　　　透过这一点，后人就可以看清这是一个甚么社会，包括饥饿这些细节都是不可替代的记录。还有他年轻时代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参与东北的土改，也提供了许多以前没有的记录。我曾看过他同时代很多人包括打天下那一代的将军、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他的自述都显得独特，从口述史的角度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我曾在《开放》发表过一篇评论《饿死也无人公开说话》说：「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便能击穿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便能把多少年来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 　　 　　八十后回到追求自由原点的一代 　　 　　　　我觉得何方先生越是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成熟、越绚烂。中国有个独特的现象，我称它为「八十后」现象，许多知识分子往往要等到八十岁以后，他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呈现出来，他的创造性完全的彰显出来，李慎之先生如此，何方先生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是如此，越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是开放，他前面走过的道路，他的人生阅历给他提供了足够的支撑，使他晚年更加能把这些经验、教训做出深刻的归纳，并通过适当的文本表达出来。 　　 　　　　何方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不是所谓「革命」的时代，或者「三个世界」，为这个时代定了调子，实际上对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真正的传世之作还是《党史笔记》与口述自传，这都是他晚年的著作，所以他的思想生涯或学术生涯，也都是在晚年开始的，这是个独特的现象，尤其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大转型时代里。 　　 　　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作为「一二九」一代人，他生于一九二二年，跟李慎之、许良英他们，包括岁数稍微大一点的顾准、李锐、胡绩伟、韦君宜等同属一代人，也就是在抗战时期，出于追求民族独立、民主平等自由的强烈意愿，参加了共产党，误入这条红色乌托邦歧途的这一代人，他们当中顾准反省得比较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已醒过来了，其它人要晚一点，有的是八十年代，有的是九十年代，韦君宜比较好，九十年代她的《思痛录》已经完成。他们中间能活到八十岁的，往往都回到了最初追求自由民主的起点。 　　 　　李慎之先生醒悟也不晚，直到一九九五年以后才真正开始写出内心的反思，到一九九九年《风雨仓皇五十年》大体上完成他蜕变的过程。应该说，《党史笔记》这部著作的完成，表示何方先生回到了当初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轨道，对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有了比较清楚、彻底的反省。这一代人最后有这样的归回，能把自己的生命经验留下来，有这样的自我反省意识，放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当中是有独特价值的。 　　 　　　　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缺乏反省的民族。中国缺乏忏悔录，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下面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多的忏悔录，奥古斯丁有《忏悔录》，鲁索有《忏悔录》，许多人都有忏悔录，有些人的著作虽不叫忏悔录，但实际上都是忏悔录，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对一个民族走过的道路都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在基督教文化下面，每个人都有原罪，自我反省是每天的功课，而我们一切都是从人性本善出发，反省很少，老认为人是可以变得完美的，可以变成完人的，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严重缺陷。 　　 　　　　跟随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代人，后来吃的苦也是最多，从五十年代，有的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这一段经过的都是炼狱，实际上八十年代以后，又有很多的波折，哪怕在身体上没有伤害，生活上没有伤害，但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伤害仍然存在，整个八十年代也是起起伏伏的。当然一九八九年之后，这个起伏就更多了，而且仍然是一个禁锢的、封闭的、非常态的环境。 　　 　　《巨流河》：记录个人与时代的杰作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最终能够告别自己的革命，这不是李泽厚意义上的「告别革命」，而是一种自我洞察、自我反省、自我解放的结果，其实已深入到人性层面。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论价值，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倒认为，何方先生最有价值的还是他的口述自传，这是他个人的经历。 　　 　　　　去年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本着作是《巨流河》，齐邦媛写她一生的经历，她经历了一个民族的很多动荡，经历了海峡两岸的历史变迁，对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两岸对峙，齐邦媛作为一个世家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最后在台湾安身立命，成为一个著名的教授，她把自己一生的道路用行云流水的文字记录下来，既是一部中国的个人史，更是她个人的一部中国史，实际上比有些人写的通史好多了，而且有生命力。当然大陆出的是阉割版，如果你看原本，是两条线展开，一条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线索，另一条是一个基督徒的线索，这两个线索齐头并进，充满了内在的张力，一直有内心的反省，就是来自基督教文化给她的那种内在的支撑，所以不怨天尤人，不愤怒，也不沮丧。 　　 　　　　何方先生的口述自传，我也觉得应该从这个意义上看待他，他也是个人写下的一部二十世纪的一个见证。见证是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视一个词，作为一个个体，他从参与红色革命，到最后对红色革命作出比较深入的反思，他把一生的亲历记录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而且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见证。今年何方先生已经八十九岁了，祝愿他身体健康，能够活到一百岁以后，继续跟我们一起见证未来中国将发生的重大变化。 　　 　　原载《开放》2011年11月号 　　 　　http://wlcexp.blog.hexun.com/70198478_d.html

看饶漱石的前半生 作者：蔡洪堂 来源：《党史文苑》 来源日期：2011-11-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4 21:48:13 阅读量：76次 　　[导读]在“镇反”运动中，饶漱石承受了来自中央的压力，最大限度避免了滥杀无辜。在全国各地都大开杀戒的时候，《人民日报》公开批评上海方面在杀人问题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 　　饶漱石(1903—1975)，原名饶石泉，号漱石，曾用名梁朴、阿施、小姚、老宋、瘦人、小饶、阿四、姚实农、宋振华等，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 　　1903年11月23日，饶漱石出生于江西临川钟岭环洲饶家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临汝小学、省立第七中学、南昌心远私立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1924年入上海大学。精通英语、俄语。 　　 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 　　饶漱石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他积极参加南昌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临川后，他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联络县城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对此，反动势力极为仇恨，临川商团的团丁闯入抚惠堂捣乱。饶漱石、傅烈带领群众与商团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商团向剧社认错，并赔偿了打伤纠察队员的医药费，取得了斗争的彻底胜利。 　　1923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九江地方团组织第二支部书记。他创建了“浔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浔光》和《江声报》。他多次领导南伟烈学校的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裁缝工会”“女工工会”。后被推选为九江首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首界全国学联会议。1924年夏秋之间，饶漱石转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1928年，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先后在弋阳、横峰创建了中共弋阳县委、中共横峰县委，并委任黄道为中共弋阳县委书记、方志敏为横峰县委书记。和方志敏、黄道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为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和组建红十军奠定了基础。4月，饶漱石受党派遣回到家乡临川负责策反工作，当时临川驻军是杨如轩师。饶漱石召集杨如轩师下级军官十余人(多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暴动，因杨师不久离开临川，没有成功。事情暴露后，饶漱石险遭逮捕。同年12月，饶漱石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秘书长。1929年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并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饶漱石出狱后赴苏联学习，被共产国际派往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初，饶漱石回国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都转移到中央苏区，饶漱石曾一度主持了党在白区的各项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 　　1935年至1938年，饶漱石被派到苏联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此期间，饶漱石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并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2月，饶漱石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很受与会者欢迎。饶漱石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1939年，饶漱石主动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1940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6月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分别在福建、安徽、江苏等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使新四军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局面。刘少奇称饶漱石是“优秀的、成熟的青年革命家”。 　　机智处理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周子昆遇害。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敌人喊话要叶挺去谈判，但叶挺思想不通。饶漱石一再劝叶挺出去谈判，叶还是不通，最后，饶漱石不得不以党的名义，请叶挺下山同国民党谈判。饶说，这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证。叶挺最终听从了饶的劝告，带了身边的人员去谈判，为新四军军部将士突围赢得了时间，保护了一大批新四军的骨干力量。饶漱石见叶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组织人员分头突围。他被国民党士兵抓住后，用身上的银元贿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脱，历尽艰险来到上海。后来，饶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可以说，皖南事变，饶漱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由此奠定了他在新四军的地位。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去延安，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陈毅等人共同组织指挥淮北1942年冬季反“扫荡”、大小悟山冬季反“扫荡”、郯城战役、盐阜1943年春季反“扫荡”、苏中反“清乡”斗争。1943年11月，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后参加党的七大，饶漱石全面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他和张云逸、赖传珠、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车桥战役、挺进苏浙皖边和1945年春季攻势。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在华中解放区实行战略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歼敌5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器张气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饶漱石领导新四军期间，也是新四军发展的鼎盛期，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并有100多万地方武装，还建立了苏、浙、皖、豫、鄂5省的8个抗日根据地。顺利实现了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5年4月，饶漱石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44人)。8月，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12月，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最高军衔的将领之一 　　1946年春，饶漱石和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同为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饶任书记，主持军调部工作。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伍修权等人的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协调。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同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往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1955年授大将)、本溪代表许光达(1955年授大将)、北平代表宋时轮(1955年授上将)、四平代表耿飙(1955年授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地位非常之高。饶漱石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军衔最高的将领之一。当时授予中将的只有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饶漱石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在他的调停下，三方签订了短暂的15天停火协议，为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饶悄悄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便返回山东，领导华东军民进行土地改革、整军备战。 　 　中共华东战略区的最高统帅 　　1946年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解放战争初期，由于饶不在华东，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工作暂由陈毅主持，但陈毅难以有效地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部，甚至发展到山东、华中两部的主要领导相互指责。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21日建议：山东、华中两野战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合一，合一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但两野战军意见不能统一，两方面的领导人包括陈毅在内纷纷给中央发电报，盼饶漱石回华东主持大局。194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从延安赶到临沂，撤销了华中分局，把邓子恢、张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员调到华东局当常委(邓任副书记、张任组织部长);组建了华东我军统一的指挥机关——华东人民解放军总部(后改为华东军区)。将华中、山东野战军兵合一处，正式组建成华东野战军，彻底结束了山野、华野互不买帐的混乱局面。陈毅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行政上隶属华东军区领导)。分工为饶漱石、张云逸指挥华东军区的部队(30万人)，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约27万人)。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又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4个纵队划归饶漱石直接指挥。1948年5月陈毅调中原局任副书记兼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华野在军事上的排名为饶漱石、粟裕。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领导当地党政军民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陈毅、粟裕、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并成功地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1946年12月)、莱芜战役(1947年1月)、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胶东战役(1947年9月)、宿北战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饶漱石和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挥了宛西战役(1948年5月)、宛东战役(1948年5月下旬)、豫东战役(1948年6月)和济南战役(1948年8月)。1948年10月，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人组织策划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被称为小淮海战役。随着战局发展，总前委审时度势，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与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统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一起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23000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抵徐州，切断黄伯韬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饶漱石还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共同指挥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整个解放战争中，共歼灭蒋军807万人，其中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占30.36%，是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战略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华东局 　　新中国成立后，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华东七省一市(当时台湾省划归华东局管辖)的各项工作，并直接领导管理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上海解放时，毛泽东曾对华东的同志说过：你们华东的同志如果能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足见上海地位之重要。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工业产值和贸易额均占全国的一半。刚刚解放的大上海，百孔千疮，充满了惊险和挑战。在此期间，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毛泽东曾多次把华东的经验批转给全国各地学习效仿。饶漱石坚决反对在土改和镇反工作中的过左行为，在制定和处理地主阶级及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分、土改干部的纪律、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都有独到之处。这是华东地区土改得以顺利推进和胜利结束的中心环节。还多次以上海特殊为由抵制来自上面的一些左的指示。在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他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团结民主人士，对上海的资本家及工商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宽容的政策，第一个把私营业主称为工商业家，第一个主张不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第一个提出解决农民富裕的出路在于大力发展工业。为发展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稳定上海及整个华东的局势，饶漱石直接领导了华东及上海的反特、镇反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分析上海的治安形势，虚心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主张以法治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他批准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搞“以特反特”方针，基本上肃清了上海暗藏的敌特分子(后杨帆因此事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他领导上海法院制定的“处刑标准”是新中国第一部带有前瞻性的地方法规(后被最高法院以“量刑过宽”不利于“镇压反革命分子”为由否定了)。 　　在“镇反”运动中，饶漱石承受了来自中央的压力，最大限度避免了滥杀无辜。在全国各地都大开杀戒的时候，《人民日报》公开批评上海方面在杀人问题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饶漱石仍持慎重观望态度，为此，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上海的“镇反”运动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认为上海是潜藏反革命特务最多的地方，而实际上杀的反革命和特务的人数却比北京、天津低得多。事后，毛泽东发现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滥捕滥杀现象并加以纠正。 　　饶漱石成功地治理了上海的百孔千疮，树立了人民政权的良好形象，为中国共产党人管理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共产党人赢得了良好声誉，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波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气象一新，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主编吉积绍·辛格在一篇题为《上海的奇迹》专稿中写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被淹没的中共党史重要人物 　　1953年，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分管劳动人事工资工作，是政务院五个口的负责人之一。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以他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是可以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遗憾的是因高饶事件过早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饶漱石是有名的工作狂，长期昼夜不分地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眼疾越来越严重。个人生活也十分简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但他在生活上都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非常严格，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饶漱石历尽艰险，多次死里逃生，既反映出他的机智勇敢，也表现出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饶漱石还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政治理论家，曾著有《论共产党员的党性》(胶东新华书店出版)、《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冀南书店出版)等。他的演讲和报告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并编印成书。 　　那么，在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中，饶漱石应当具有什么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军委委员共21名，他们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委员林彪、刘伯承、饶漱石、邓小平、高岗、贺龙、粟裕、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张云逸、习仲勋、邓子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饶漱石的位置。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人根据中国的行政格局，称中国有“五王”：高岗为东北王，饶漱石为华东王，彭德怀为西北王，林彪为中南王，邓小平为西南王。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饶漱石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等其他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同创建了新中国，为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