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林毅夫：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专题 ： 中等收入陷阱    ● 林毅夫 （ 进入专栏 ）   　　 　　中国改革开放32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速是9.9％，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的人均收入达到5400美元。这段时间的贸易增长是史无前例的，年均增长17％，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为帮助世界走出危机、恢复成长的主要动力。 　　但是，中国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不断恶化，已经超过基尼系数0.45的安全警戒线。环境也在不断恶化，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尤其是最近一年半以来，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每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断下滑，到了今年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速度跌破了8％，只有7.9％。很多人担心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到中低速增长时期，过去的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不能持续。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上存在的经济问题可能会集中爆发。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宿命 　　 　　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不能摆脱低收入陷阱，中国做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变成现在的中等收入。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最明显的就是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初时有不少高收入国家，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绝大多数还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上，大概只占美国收入的20％~30％。 　　在欧洲，像爱尔兰、西班牙，二战后已经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在东亚地区，像韩国、新加坡，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还可以继续向高等收入国家水平发展。所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并不是命运。 　　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看，怎样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说明几件事情：一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成功，而仅有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可以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高收入？二是，中国从1979年开始转型，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可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却失败了。中国改革以后，经济发展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但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个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必须把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解释清楚。 　　判断一个国家能不能发展，必须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工业革命以前，即使是现在欧洲的现代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西欧这些国家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每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只有0.05％，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了，原因是什么？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不断地创新、产业不断地升级，在原有产业上的基础创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同时，产业的升级代表各种生产要素可以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部门向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现代服务业部门转移。这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可以持续快速发展，并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拉开收入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 　　而世界其他地区，由于不能进入现代的经济增长，就陷入到低收入水平的陷阱。或者是达到中等收入以后，不能持续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升级、进入新的产业结构，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中等和低收入陷阱是不能进行持续的结构变迁造成的。 　　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在二战后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根据研究，从二战以后，全世界总共有13个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7％或更高，而且持续了2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要按比较优势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这13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是开放经济，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第二，他们都达到了宏观的稳定；第三，这些经济体都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都是市场经济体；第五，都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说“这是一个国家成功经济发展的要素”。但是，他认为要取得成功并没有大家可以跟随的秘方。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是有秘方的。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如果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快速发展，必须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要增加劳动力可用资本的拥有量。 　　资本来自于剩余和剩余的积累。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会具有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剩余，可以积累的资源就越多。同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投资的回报率及储蓄和投资的意愿会最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越快，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的速度也越快。按比较优势发展是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的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 　　根据上述五个特点，再具体分析：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它当然是开放经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去，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当然是开放的自由的贸易体系。同时，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国际上已经存在的技术和产业的知识作为创新的源泉。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产生的内部危机比较少。同时，在面临国际危机冲击的时候，由于内部经济素质好，缓周期的能力强，宏观经济会比其他的更稳定。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有最大的储蓄和积累来源，投资回报率会最高。因此，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最高。 　　比较优势对企业来讲就是追求的利润。怎样让企业在追求利润时，技术和产业选择会主动根据比较优势进行？一个前提是必须有一个价格信号体系，能够很准确地反映要素禀赋当中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这样的价格信号只有在完善竞争的市场体系当中才能够获得。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当要素禀赋升级时，产业和技术就要升级，就会存在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地发挥积极的作用，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就不见得会发生。如果发达国家没有专利制度，很多企业就不会进行技术创新。这是国家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一种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一国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秘方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中国双轨制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困境 　　 　　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不成功？因为二战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发展道路受到所谓结构主义模式的影响，如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重工业，而他们当时的条件是资本相当短缺，是农业经济。而在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当然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在这种状况下，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投资靠政府动员，继续生产经营靠政府的保护补贴。保护补贴创造了很多扭曲，创造了很多租金，就会有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资源错配，再加上寻租活动，经济发展绩效当然非常不好。 　　改革开放前，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追寻这种道路，也就是违反了比较优势，所以是失败的。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其他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改革。他们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忽视了一点，这些转型中国家原来优先发展的部门有大量缺乏能力的企业。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把补贴取消，企业就会破产、大量失业、政治不稳定、社会不稳定，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当然不能发展得很好。 　　同时，华盛顿共识强调政府失败，按照市场来经营，也不能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帮助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活动。因此，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绩效比六七十年代按照结构主义时的绩效还低。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成功？我们知道，中国走的是双轨制道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外学界不少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就是双轨制的经济。实际上，中国的双轨制曾经比较成功，因为它一方面是给原来优先发展的部门、缺乏实力的企业以必要的补贴，另一方面是对原来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开放，允许三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经济进入。并且，各地在推行经济发展的因势利导作用，取得了快速发展。 　　但是，中国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实行双轨制时保留了不少扭曲，保护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些扭曲包括，第一是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第二是资源价格非常低；第三，很多部门是垄断的，像电信、交通。这种情况就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业和富人集中。有钱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大企业的消费倾向更低。财务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或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的局面。 　　如果投资比较多，国内消费能力又比较低，当中的缺口就变成出口——这也是造成贸易问题的主要原因。现在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推行了双轨制的改革不到位。 　　 　　向单轨制过渡，政府要因势利导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谈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应该怎样做？要从两方面进行思考： 　　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由双轨制向市场单轨过渡。当初实行双轨制，是因为我们当时是资金非常稀缺的国家，1979年人均收入不到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已达到5400美元，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要扭转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包括金融过度集中的问题——应该发展能够给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中小银行或地区中小金融机构。 　　同时，原来的资源基本是白给的，现在应该将资源的费率提高到国际的合理水平，让山西煤老板的故事不再发生。 　　原来的垄断领域现在都是有竞争力的营利行业，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进行竞争、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还要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发达国家退出了一些产业，我们已经处于或非常接近世界产业前沿。这些产业要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就要靠自己的研发。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第一，建立比较好的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创新；第二，必须支持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对商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支撑作用，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第三，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对一些新产品使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让这些新产品很快达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第四，用行政命令。比如，美国为了支持生物能源，规定到2020年美国的生物能源比重必须达到一定比例。 　　我们国内在谈政府作用的时候，有时讲全部靠市场，政府不应该发挥作用。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发挥积极作用，就等于自废武功，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比如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上世纪70年代改革以后，它是“华盛顿共识”的模范生，但智利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没有出现新的产业，收入分配也越来越恶化。 　　如果中国要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深化市场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是发挥政府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 　　 　　（本文根据林毅夫在“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作者审核。林毅夫在著作《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中讨论了相关内容。）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白永秀：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形成、拓展、路径 进入专题 ： 城乡二元结构    ● 白永秀：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形成、拓   　　 　　［摘要］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差距，由此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但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除这个普适性原因起作用外，还有着自己异质性的原因：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产生了来自国外的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化、前改革时代“级差式”和“分离化”改革措施的加速、后改革时代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助推等四大外部推力。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进经历了四个特殊阶段，在内容上形成了特殊的四重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需要采取六个“三位一体”的特殊路径。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中国视角；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路径 　　 　　自刘易斯1954年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共形成了四条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思路。第一条是古典主义思路。这条思路认为，农村存在着大量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刘易斯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两部门）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两部门之间存在关联效应：现代部门以低工资从传统部门吸纳劳动力——现代部门将利润资本化并扩大部门规模——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被不断吸纳，劳动生产率随之提高，最终促使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 　　第二条是新古典主义思路。这条思路否定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尤根森（Jogenson）假定两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强调工农业的紧密关系。沿此思路，托达罗（Todaro）、梅因图什（McIntosh）、笛克斯特（Dixit ）等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条件下，从城乡就业的角度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此后，库兹涅茨、钱纳里、卢卡斯将这条思路推向深入。第三条是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思路。这条思路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源在于城市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的集聚经济，从而推动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包括产业集聚、知识溢出、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这些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人口及其聚集规模的扩大和农产品交易效率的提升，工业品数量或者说工业化水平将得到提高，城市化水平也将随之得到发展。第四条是新兴古典经济学思路。这一思路研究了城市起源、城乡经济差别、最优城市结构层次与居民居住格局以及城乡间地价差别等问题。高帆、秦占欣等则将这一视角推向深入：证明了二元经济结构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部门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程度和产品种类数；证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 　　第一条和第二条思路的开创性贡献毋庸置疑，但古典主义思路却先验地假定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新古典主义思路虽放弃了此假设，但却将市场完备假设直接应用于分析中，这些显然严重背离中国的现实。第三条思路很好地解释了城市的兴起，人口向城市的聚集等现象，但其存在严重问题：一是站在城市角度来研究城市化问题，而非站在城乡协同角度来研究城乡关系问题，这是该理论的“先天不足”；二是报酬递增假设的前提是人口流动虽有成本，但却不受管制，而中国城乡间人口流动受到严格控制，这是该理论的“后天缺陷”。第四条思路将城乡二元结构研究拉回到了斯密开创的主流轨道——分工深化与市场成长。这一思路也许对西方世界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有较好的解释力，但正因其对主流的回归，而致使这一思路对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解释乏力。 　　由此可见，解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尤其从近代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变迁的历史出发，构建研究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与过程，分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特殊原因和内容，探寻中国特殊的城乡一体化路径。 　　 　　一、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与过程 　　 　　（一）西方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与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城乡关系变迁概括为“城乡分离”→“工业化与城市化”→“城乡融合”三个阶段。“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而城乡对立，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即“城乡融合”的前提是城乡分离，而实现条件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基本完成。实际上，西方世界城乡关系的发展也符合这条道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早期希腊城邦便是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外向型的海洋文化、便利的地中海交通和相对先进的民主体制催生了海上贸易的繁荣和市场的产生。随着交易量不断增大，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分工得以深化，市场不断成长。而为了获取商业利润、降低交易成本，人口不断向集市集聚，市场管理职能被逐步提出，这样，真正的城市诞生了，城乡的区别和分割也产生了。在此后的数千年中，古希腊、古罗马模式对欧洲影响巨大，欧洲各国逐渐走上了城市发展、城乡逐渐分离的道路。 　　工业革命的进行不仅大大加速了城乡分离的过程，而且使城乡分离的内容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城乡分离的深度和延伸度不断加强，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向欧洲大陆蔓延；城乡分离的驱动力由“城市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城乡分离的范围突破欧洲，向美洲（包括拉丁美洲）、东亚、南亚次大陆等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蔓延。 　　美国、日本等后发国家由于搭上了工业革命快车，一方面加速了本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推动了本国的城乡分离；另一方面加入到推动其他国家城乡分离的队伍当中。这种城乡分离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从世界角度来看，在1800—1950年的150年间，地球总人口增加了1.6倍，而城市人口却增加了23倍。 　　以美国为例，在1780—1840年的6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从2.7％上升到8.5％；在1870年美国工业革命开始时，城市人口占比不超过20％；而到1920年，这一比例快速攀升至51.4％。 　　随着战后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西欧经济的快速恢复和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西方出现了城乡融合的新局面。第一，西方国家政府的推动。 　　西方国家的政府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国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出于选票的考虑，开始逐渐重视农村的发展、农业的进步和农民生活的改善。第二，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农业地位的提升。 　　相对较少的人口和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这一方面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城市工业以及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凸显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提升了农民收入。第三，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发达国家出现了城市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一些城市人开始厌倦城市生活，出现了城市“居住的逆城市化”；地租攀升、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不断攀升导致城市中相当数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开始逃离城市，出现了城市“产业的逆城市化”。西方国家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走上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城乡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城乡融合”。 　　（二）中国二元结构形成的特殊原因与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形成不仅有与西方相同的原因，如市场成长、分工深化，更有近代中国特殊的原因。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变迁走过了一条特殊道路。下面从近代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变迁的四个阶段来解析中国二元结构形成的特殊原因。 　　第一阶段（1840—1949年）：国外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中国城乡分离加速。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世界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列强的商品和资本开始冲击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中国几千年来城乡差别甚小的状况开始变化，城乡分离加速。如果说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自然经济的冲击仅局限在沿海通商口岸、沿江和京津等地区，那么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并签署《马关条约》，则是对中国人的意志与城乡关系的双重摧毁。1899—1900年在山东、河北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可以反映这种外部冲击的剧烈程度：一方面，义和团对西方宗教进行激烈对抗，仅1900年夏天，共有241名外国传教士、教徒及家属，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被杀；另一方面，义和团对西方工业文明和对固有城乡关系的破坏进行强烈抵制，其团歌中“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就是最直接的写照。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城乡关系进一步瓦解，中国农民受到双重的掠夺与剥削：一方面受到外国资本的掠夺与剥削；另一方面受到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甚至民族资本的掠夺与剥削。 　　具体来说，西方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造成了中国城乡关系方面的五个变化：第一，农村自然经济被破坏。从当时的进口贸易可以看出农村自然经济被破坏的情况：进口贸易指数以1871—1873年为100，则1891—1893年为206.6，1909—1911年为662.3，1929—1931年为1964.2，60年间增长超过19倍。进口货物中绝大部分是日用消费品，中国规模巨大的农民群体是其重要销售对象。第二，进一步推进了城市与农村功能的区分。随着城市手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城乡分工速度加快，渗透到城市工商业的各个方面，城市对农村辐射作用和聚集功能开始显现：工商业逐渐在城市集中，城市成为生产中心和贸易中心，沿海开埠口岸、沿江城市和京津等城市逐渐形成了覆盖周边农村的城市商业网；农村则逐渐成为城市原料提供地和初级产品加工地。第三，农业和农村手工业被纳入城市体系中。 　　城市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将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产品纳入到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一是以直接供应城市市场为目的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得到长足发展；二是国际市场需求引发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日益发展。第四，城乡间人口流动愈发频繁。农村自然经济的逐渐瓦解、开埠通商口岸的兴起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成为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力量，农村人口被逐渐纳入到城市分工体系和市场经济轨道之中。第五，城乡差距加速拉大。回报率较高的城市工商业部门成为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主要流向，而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农业部门则鲜有人投资，农业生产技术也长期得不到改善。城乡之间分离趋势明显，差距加速拉大。 　　第二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固化了中国城乡差距。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国民经济三年恢复，为快速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国家实施了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和要素流动控制等一系列的城乡关系政策与制度。这些制度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完备的刚性制度体系，确保了农业对工业、乡村对城市长期而巨大的贡献，且这种牺牲农业的行为被制度和法律不断固化。第一，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政策。采取扭曲工农业产品相对价格和交换关系的政策，一方面提高工业品价格，另一方面压低农产品价格，制造了不利于农业发展的贸易条件。 　　1952—1990年，中国工业化利用各种方式从农业中取得的剩余总量高达11594亿元，其在国民收入积累额中的比重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就达到40％以上。1977年，中国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至少34％，而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至少19.6％，农民交售农产品少得、购进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多付等三项共计335亿元，相当于1977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3.第二，农业生产集中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随着土地革命的胜利完成，全国开展了一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是实现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更好地支持工业化战略。具体形式和组织方式开始是通过农业合作化来进行的，随后是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第三，统购统销制度。因为实施了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剪刀差式”贸易条件和强制集中生产的农业合作化制度，所以对农产品的出路也必须采取统一的强制性手段，即对粮食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1954年，《统购统销命令》规定，“一切有关粮食经营和粮食加工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的粮店和工厂，统一归当地粮食部门领导”：“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的收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长期维持在60％以上（见表1）。第四，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流动控制政策。通过户籍制度及由此派生出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有效地控制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 　　一系列制度和政策阻碍了中国“三农”的发展，(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城乡二元结构   

作者： 信力建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世界又涌动起新一轮浪潮：先是北非国家突尼斯因西迪布宰德市警察没收了一个贩卖蔬果的年轻人的推车，而引发该青年以自焚的形式对该国缺少就业机会和工资微薄等问题表示抗议，随后骚乱开始蔓延。这次运动的结果是在人民抗议之下，统治该国长达23年的总统本·阿里逃亡到沙特阿拉伯，不光彩地结束了他的独裁的政权。接着，埃及也发生民主革命，2011年 1月25日上班高峰时间，埃及的网民们走上街头，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他们呼喊着“穆巴拉克，下台，下台”的口号，向路两旁围观民众介绍突尼斯人的“革命经验”，“他们能行，我们也能行。” 埃及民众称,总统穆巴拉克管治埃及30年,国家经济不景气,官员贪污,警察滥权。开罗警方为驱散示威人群出动了两三万警力。尽管如此，示威者还是成功冲破警方封锁前往市中心的塔利尔广场。由于军方参与，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和家人离开首都开罗，前往红海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同日，副总统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已经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2011年8月3日，穆巴拉克赶赴埃及开罗受审。2012年6月2日下午，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送抵庭审现场。经过了10个月后，埃及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穆巴拉克被判终身监禁，接着是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被推翻，叙利亚也陷入动乱……所有迹象表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掀起高峰。 所谓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由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的一本书而得名。在亨廷顿的研究中，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常常并不独立发生，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及他国，形成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浪潮。根据亨廷顿的研究，当今世界共有三波较为集中的民主化浪潮：首先是美国和法国革命，在大西洋两岸相继掀起了第一波民主浪潮，结果是美国式保守主义革命得以维持至今，法国激进革命则陷入雅各宾专政，并在帝国与共和国之间反复摇摆；第二波则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阵营的瓦解和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战争带来了新的民主化契机，尤其是美国对原来的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日本的政治改革，使得这些国家逐步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同时建立了民主国家军事联盟北约。在其示范效应之下，全球范围内迅速诞生了数十个新生民主国。遗憾的是由于冷战的铁幕降下，东方所谓共产主义阵营将这一波民主浪潮挡在了阵营之外，并建立军事联盟华约与之对峙，东西方泾渭分明。与此同时，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则步入了部族仇杀的阴霾；终于，葡萄牙街头的枪声打破了第三波民主化的黎明寂静，西班牙、希腊、拉美诸国的军政府纷纷倒台，庞大的苏联帝国和卫星国在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轰然塌落——亨廷顿对此写道: “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政治协商会议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 而经历了光州事件血的教训的韩国也张开双臂迎接奥林匹克火炬的希望之光，虽然一个大国脆弱的民主化尝试在坦克履带的碾压下变得血肉模糊，但专制这个“螳臂当车的歹徒”又怎能阻挡第三波浪潮的汹涌而来？在过去的三十五年，是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最快，民主化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过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西欧开始的，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制政权相继倒台。80年代，民主运动蔓延至东亚和拉丁美洲，韩国、台湾、菲律宾、巴西和阿根廷相继引入民主政治。9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终结，与之相随的是选举民主在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传播。最让西方国家赏心悦目的突破，当然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帝国的解体和华约的彻底崩溃。全球共有120多个国家形成了民主政治，这被誉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奇迹”。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对此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自由发挥了作用”。而最新一波则当然是北非和中东的这次ML花革命。 这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亚洲最成功的当然就是所谓“四小龙”——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先后起飞，经过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到90年代初期，基本达到了中等发达社会的水准。而且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东亚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变动：先是在台湾发生了“党外人士”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中坜事件”，接著是韩国大统领朴正熙被刺杀，开发独裁体制(“维新体制”)进入尾声，然后是菲律宾的军事政变。1987年6月至7月，分别以 《六二九民主化宣言》的发表和解除“戒严”为标志，韩国和台湾先后启动了民主化进程，开始了“民主转型”时期，到1992年12月，台湾和韩国基本完成了“民主转型”任务：台湾“立法院”全面改选，新的权力运作体系基本确立;金泳三当选韩国第14任总统，建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文人民主政权”。这样，从1993年开始，台湾和韩国民主化进程进入了“民主巩固”时期，探索更为艰巨的提升“民主品质”议题，台韩民主化还常有戏剧性的或出人意料之外的变化，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台湾“政治改革的奇迹”和“韩国民主化奇迹”。 研究这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运动不仅证明了人类对自由的普遍向往，也证明了自由民主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内在优越性。毫无疑问，自由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实行民主的国家将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而专制政权注定会失败。他们坚信，只有那些允许思想自由传播的民主国家才能最终实现繁荣富强。 纵观这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大概有这些特点：首先妥协、参与和适度交易是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所谓“谅解”乃是指在权利博弈中政府和反对派双方都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对彼此做出巨大让步和保持充分克制，并就转型过程中的选举规则和程序达成默契，一同来推动该国的民主化进程。很多时候，由于缺少妥协精神，和解进程会陷入僵局，要么导致政府内强硬势力上台，民主化进程终止甚至夭折，要么反对派通过暴力革命颠覆威权政权。如果选举程序能够启动，民主反对派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把内部的激进分子和强硬分子留在和解进程中，同时对政府进行监督，保证选举过程充分透明、公开和开放。政府在面对选举时，会有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一种政府会尽量尊重民主选举原则，因为这是他们保持权力合法性的最后稻草；另一种政府则会用尽各种欺诈、恐吓手段左右民主选举，甚至威胁动用武力镇压选举结果，这就需要民主反对派时刻保持警惕和对政府敌对力量的钳制，避免选举流于形式而失去效力。其次是低烈度的暴力。这种暴力往往首先来自政府，然后激起反对派极端主义分子的反击与报复，但大多都能维持在低烈度水平，不管是冲突范围还是伤亡率都比较小。这种低度暴力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果一个社会之前经历过较为严重的暴力冲突和对峙，那么在第三波中不管是政府还是反对派都会避免重蹈覆辙；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阶层的同质性也决定了使用暴力的意愿，发展水平和同质性越高的社会越会通过协商妥协达成一致；同样，如果政府改革派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控制保守派并单独推进民主进程，或者反对派能够保持克制、坚持非暴力抗争，也很难引发暴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受到约束和控制的暴力冲突都有效保障了第三波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平稳推进。 总之，要实现社会的成功转型，首先要培养民主文化，让民众抛弃对民主不切实际的幻想、树立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和信心。其次，在 推广民主价值、培养民主文化的同时，也要给民主去魅，让民众抛弃对民主不切实际的幻想。政治领袖和民众都应当明白，民主只是一种更加尊重人性、更加符合平等正义原则的决策理念和方式，它只能解决决策程序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民主可以解决经济衰退、民族冲突、社会贫困等所有社会问题，就等于将过多的功能赋予民主本身，让民主超负荷运转，最终只能扼杀民主。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归根到底需要政治精英和民众对民主价值观真心实意的认可和尊重，并在日常的政治实践中饯行民主，如果民主对大家只是工具而不是价值，就很难真正建立起稳定、可持续的民主体制。 在这波民主化运送中，中国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今天的中国通过政治和经济分肥已经形成不下五百家族成为中国社会有决定性意义的政经实体，中国发展的下一步主题将是：如何利用这些有影响力的实体，在它们内部先实行民主建立规则，进而推广至整个社会，也许就是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代价最小而成效最大的选择。换言之，如何经由这五百家族的民主改革和民主运作的中介，进入到整个中国的制度改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应该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事实上，从集权到民主，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有一个中介，这中介就是在个人专制和直接民主中必须先实行某个特殊利益集团内部的民主化——或许，这就是中国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必由之路。 正如托克维尔在30年代所预言到的：“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的和普遍的到来。”其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序言中说，该书的每一页都在向人们庄严的宣告：“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带来。”亨廷顿也说过“让我遗憾的是，民主化的第四波我已经看不到了，让我高兴的是，民主化一定会有第四波”。我国的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以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尚有待突破——毕竟，中国无法外于世界，当然也就无法外于这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