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Sven Torfin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肯尼亚内罗毕的中央电视台演播室。新华社给经济困难的非洲新闻机构免费提供内容。 肯尼亚内罗毕——中国的投资实力和建设能力已经在这个长期拥堵的非洲国家的首都得到了广泛展示。中国政府出资并兴建了一条造价2亿美元的环城公路。耗资2.08亿美元的国际机场扩建项目也是由中国出资。此外，中国的贷款还支持了一个工人阶层的住宅区，住户们把它叫做“长城公寓”。 但中国政府为赢得肯尼亚好感的努力远不止这些砖块和水泥。肯尼亚最受欢迎的英文报纸上到处可见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文章。电视观众也可以从中国广播媒体巨头中央电视台，或者是新华社新成立的英语频道中国电视网环球新闻频道收看到国际新闻。在广播方面，从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频段再往上调一点，就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电台提供普通话教学，同时提供中非合作援助以及中国领导人环球访问的正面报道。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这场70亿美元的宣传攻势是一种势力扩张的尝试，它部分基于这样的观点，认为带有偏见的西方新闻媒体扭曲了中国的形象。 中国政府努力抵制西方的影响力，这提高了人权活动人士、新闻媒体倡导人士和美国官员的警觉。 “除非是双目失明，否则谁都会看到中国媒体大举登陆肯尼亚，”埃里克·希莫利(Eric Shimoli)说道。他是肯尼亚读者最广泛的报纸《国家日报》(The Daily Nation)的主编。该报于去年与新华社结成伙伴关系。他说，“这是全面的魅力攻势。” 当大多数西方广播媒体和报业公司都在削减开支的时候，中国的官方新闻媒体巨头则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迅速地开疆扩土。他们期望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中国的形象和影响，特别是在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以此来满足中国强大的工业对能源的需求，为其庞大的人口确保粮食供应。 这项70亿美元的宣传攻势是中国共产党努力扩张中国软实力计划的一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理念，认为怀有偏见的西方新闻媒体已经歪曲了中国的形象。 “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在一本党刊上写到，“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中国政府努力抵制西方的影响，然而，人权活动人士、新闻界的权利倡导者以及美国官员却因此提高了警觉。他们援引一份关于中国言论审查的记录，指出中国在世界上已经被人视作新闻管制最严的国家之一。 “我们在打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落了下风，”去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提醒一个国会委员会时这样说道。她指出，一些有国家背景的媒体影响力日益增长，例如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和中央电视台。 许多人担心，中国新闻媒体的强大力量在那些自由比较脆弱的国家里会特别显著。在委内瑞拉，中国正在为一个不断对新闻媒体加强控制的政府建造通讯卫星并提供资金支持。同样，埃塞俄比亚流亡组织称，埃塞俄比亚政府拿了中国15亿美元的贷款，作为培训和技术资金，对引起政府反感的网站、电视和广播进行屏蔽。 “中国人无意把信息和言论自由带到非洲，”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台(Ethiopia Satellite Television)的阿贝贝·盖拉(Abebe Gellaw)说。该电视网络由流亡组织经营，它们的广播经常被中国设备屏蔽。“如果他们不为本国公民提供这些自由，在别的国家又怎么可能两样呢？” 中国新闻媒体官员则称，这些担忧是言过其实的。 “新华社的英文服务，每日播发的消息大约就有四五百条，这些报道不是宣传(propaganda), ” 新华社副社长周锡生在一次采访中称。“重要的是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中国政府在近几年允许了一些独立和调查性质的新闻报道。但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两者都对中宣部负责——依然保持对所有国际新闻的垄断。而且在国内，当触及到政治敏感话题，例如西藏、被监禁的异见人士，或党内最高领导层的权力运作时，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有着明显的报道盲点。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美洲版仅非常有限地报道了薄熙来丑闻和围绕陈光诚的戏剧性事件。后者是一位盲人活动人士，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后前往了美国。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式的媒体将自己视为公共利益的监察者和守护者，而中国式的媒体则是为了保护国家政权不受破坏或对其权威的质疑。”道格·法拉(Doug Farah)说道。他是华盛顿的美国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的高级研究员。  在国内，中国官员几乎毫不掩饰新闻为共产党服务的观点。“新闻工作的喉舌工具性质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根本的原则，”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在一次讲话中说道，“一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党的宣传工作者上，而是定位在新闻职业者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 中国慷慨资助新闻媒体扩张也意在进军西方。去年，新华社在曼哈顿的一座摩天大楼里设立了全新的北美总部，并在时报广场上高挂自己的标志。今年2月，中央电视台一座有80名新闻工作者的制作中心在华盛顿启用 。大多数主持人都不是中国人，而且从南北美洲各城市进行报道的记者也多数不是中国人。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有2亿海外观众，目前以六种语言播出，最近还开播了一个全天24小时播出的阿拉伯语新闻频道。为了扩张势力并与西方新闻机构竞争，新华社经常免费向财政困难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新闻媒体提供报道。 以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则缩减了对发展中国家独立新闻的支持，大多数私营广播公司和报纸都关闭了海外分社。 中央电视台的海外报道已经捐弃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大肆宣传，采用了西方媒体的职业态度和熟练的制作技巧。但是，意识形态往往仍然胜过中立。比方说，新闻媒体分析人士称，在动摇阿拉伯世界的抗议活动期间，中国的报道竭力避免使用“民主”的字眼，而强调伴随着威权政府倒台而来的混乱局面。  利比亚起义的早期，有一篇博客广为流传。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伊扎特(Ezzat Shahrour)在博客中抱怨中国的报道总是忠实传达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的大量宣传。他写道，“每次看中国媒体对于阿拉伯革命的报道，我就感觉我的血压升高。” 后来，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关于这场动荡的报道公正了一些。但是它们仍然在大量场合响应中国政府的观点，宣扬一党制的好处。 在非洲推销业务时，中国官员强调他们所认为的西方的偏见。 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与非洲新闻媒体高管进行的座谈会中称，“中国和非洲虽然相距遥远，但是长期以来通过西方媒体相互了解。不过，西方报道并非总是反映真相。” 中国新闻媒体官员之所以选择在内罗毕设立网点是因为它是东非英语国家的新闻集散中心。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与肯尼亚国内的报纸、广播台和电视台的竞争中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 当地的研究公司InterMedia Africa的执行总监薇薇恩·马利斯(Vivien Marles)称，肯尼亚人还是对当地政治、丑闻和流行文化这种鲜活的新闻媒体内容比较关注。她还说，那些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人基本上都去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英国广播公司和半岛电视台。不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在“发展壮大”，马利斯说道。 但是，由于渴望看到自家的文章和图片流传，中国人有时显得过于颐指气使。《国家日报》的编辑称，自打与新华社签署了新闻共享协议之后，他们经常收到新华社高管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甚至是来新闻编辑室登门造访，施加压力要他们刊发文章和图片。 图片编辑琼·佩雷鲁安(Joan Pereruan)称，“说实话，我能刊登多少中国儿童练武术或者士兵抗洪救灾的图片？”  不过，她和其他编辑都认为新华社一直在进步，在其非洲的23家分社里雇佣了大量当地的新闻工作者。 内罗毕另一边的Standard Group拥有两家报纸和一家广播电视台。执行总编沃卡·尼亚沃卡(Woka Nyagwoka)赞扬了中国的建设工程，却称许多编辑不愿依赖中国新闻媒体提供的国际报道，尤其是像苏丹这些地方的报道，因为中国政府支持奥马尔·哈桑·巴希尔(Omar Hassan al-Bashir)领导的残暴政权。 尼亚沃卡说，“肯尼亚人对免费的午餐持怀疑态度，尤其是中国制造的免费午餐。”

我们一起回顾了大萧条形成的原因，错误的财政政策和错误的货币政策一起造就了这场灾难。这场灾难以信贷冻结为顶峰，以政府注资为转折，以经济复苏为结尾。正如奥巴马所说的，“you got hit by a truck… it’s not easy for you to recover soon”。     回顾大萧条（四）：国际视角下的全面萧条   文/谭笑疯森     （这章涉及资本流动较多，可能比较难懂，我尽量使用图片来讲解。）     八、史前文明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用1929至1933的大萧条来一分为二，那么在大萧条之前的史前经济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把时间轴拖回到1774年，来看个究竟。 在那一年，对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美国独立战争。当然这不会是我要讲的重点，重点是，自1717年艾萨克牛顿爵士（没错，就是被苹果砸的那位）将金银汇率调的过高（意味着人为将黄金贬值），黄金劣币在1774年成功将白银良币驱逐出市场。而在当时的世界里，西欧各国还使用的是金银复本位，而远东和拉美仍然使用银本位。 虽然复本位有过一些抵抗，但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金本位还是随着英国的商品扩张影响到了全世界，西欧、美国、拉美和日本都逐渐进入了金本位。 金本位提供了稳定的汇率和长时间的通缩环境，这为主要债权人（殖民地国家）提供了很好的资本利得收益，英国由此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国际贸易路线管理系统和发达的金融业——伦敦繁华的金融区处理了当时近80%的国际结算业务。 是什么造就了英国强大的影响力？工业革命当然是一个方面，其实另一方面，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潮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自由贸易对交易各国都有帮助（不这么认为的都会被英国舰队炮轰而被迫签订互为最惠国的协议），关税壁垒并不明显，这才得以让英国商品进入全世界市场。 学习过基础的国际经济知识的看官都知道，商品流动会引起货币的反向流动，如果商品出口，那么必然会带来资本的进口。这个道理很简单，小明卖苹果给小红，这个动作的结果就是小明拿到了钱，而小红拿到了苹果。 我为什么要费力讲这么浅显的道理？原因是，这是理解大萧条，同时也是理解现在的欧债危机、之前的美债危机的基础知识。 小明拿到了钱，如果仅仅是存在自己家里，那么家里储备的货币（在当时就是黄金等价物）会越来越多，这样会造成他家的通货膨胀。   （商品出口会导致资本流入本国，增加货币供给） 通货膨胀对于债权人是不利的，因此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英国政府必须要将其花掉。花掉的方法就是对外投资。   （直接将经常账户盈余用于资本输出，英国的商品和资本都流向全世界） 当然，如何投资，投资债权还是股权，英国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对于欧洲大陆上的法国、德国和奥地利，英国主要通过投资债权的方式；而对拉美和远东，则主要通过股权的投资方式。资本利得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英国产业开始逐渐空心化，大家都去玩儿金融去了。 当然，随着技术的扩散，英国岛国资源的劣势还是显现出来了，德国超过了它，后来者美国又超过了德国，世界出口逐渐被这三个主要国家所控制，英国实体经济的劣势已经有些明显，但由于金融强大盈利能力，英国的经济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只是主营业务从出口纺织和机器，变成了物流和保险。 （英国的主要产业已经变成了出口服务和金融投资） 而这时候，虽然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实力已经是全球第一和第二，但他们的投资资金仍主要来自于英国借款。这就变成了英国提供资金三国生产，但是物流和保险得靠英国，英镑世界货币地位依然没有受到什么挑战。 既然英镑不会受到挑战，那么英格兰银行和它地下的金库也不会受到挑战，金本位彼时成长卓越，核心国家互帮互助，边缘国家任其死活。一战以前，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发生过黄金流失事件，但各国央行互帮互助，通过相互借款解决问题。而边缘国家，如被迫进入金本位的拉丁美洲，则经历着非常痛苦的高利息和经济抑制。 金本位在任何时刻都会带来固定汇率制度和严格的货币政策管制，这本是无法调和的，但核心国家的互相帮助保护了脆弱的金本位，却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剥削的骂名：高贴现率让资本变得稀缺，相对的便会让劳动力变得便宜和让资本家扩大再生产的成本过高，这使得劳动力报酬低且失业率高企。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邪恶的确是沾满鲜血的。 那为什么各国会选择这样的制度呢？第一是劳工力量当时非常弱小，不足以和社会上层把持的议会相提并论，劳工的呼声是得不到政府支持的。第二是金本位的通缩性质有利于债权人不利于债务人，此时欧洲核心国家是远东和拉美的债主，使用金本位能获得更多购买力。而最重要的第三点是，由于经济学家还未能发现通货膨胀与就业的关系，这使得政府们通常认为货币政策和就业是无关的。 不过上述的互帮互助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它们迎来了一战。     九、新世界   一战带来了全新的世界格局。英国和德国的战争几乎中断了欧洲的商品交易，同时面对不断膨胀的战争债务，参战国一致脱离了可兑换性，此举被认为是退出金本位的标志。而在这之前，黄金就已经纷纷逃往安全的国家了。 德国的经济在一战里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由于它是欧洲内部交易的最大出口国，战争切断了德国人的经济来源，同时本土作战也让德国的固定资产遭受了打击。一战结束之后德国经济受到重创。英国也是一样，虽然没有把战火燃到本土，但英国的生产能力较德国和美国已经有很大差距，战时生产已经影响到了出口，一战前英国的商品占了拉美总进口量的30%，而一战之后，英国占有的市场份额已经不足14%了。 参战国所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空缺会由其他工业体来填补，美国从欧洲的债务人一跃成为世界的债权人，那时候的美国更像是现在的中国：环境污染严重，无视劳工环境，资本至上，最大出口国，购买外国公债……不过一战的爆发也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崛起打开了道路：日本。日本此时刚刚完成工业化，正愁产品销路，一战爆发打开了致富之门，日本产品涌入欧洲和拉美，这些商品虽然质量不好，但因为其价格低廉，仍然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一战之后，主要债权人们都变成了主要债务人，而美国则为它们的战后重建输血。由于各国战事导致资本流入美国，美国承受了巨大的流动性压力，亟待输出；同时各国资金缺口逐渐增大需要借钱来缓慢复苏，华尔街一跃成为了债券的天堂。各家银行、投资银行和信托公司甚至在外开设门店，像推销肥皂一样向寡妇和老人推销债券，这些债券看起来很好：政府公债，美元计价，固定黄金汇率，高过银行利息，简直是无风险高收益之典范。 那时的资金流动是怎样的呢？欧洲大陆重建需要美国的支持，遏制共产党在欧洲的蔓延更需要美国支持，于是这形成了一个资本循环的莫比乌斯环，金钱在这个环里永不休息的运作着：欧洲渴求资本进入，于是在华尔街发行债券；华尔街的资本大鳄们承销债券之后，将其卖给普通美国人，于是货币从美国流出，流向了欧洲大陆；迫于共产党的压力，欧洲大陆必须正视劳工的需求，组建工会，增加福利和建设工厂，美国流出的钱会迅速的进入欧洲社会；但归根到底，由于原材料和设备都来自于美国，因此这些钱又通过欧洲向美元进口又重新回到了美国手里……   （这是当时美国的图，也是2008年时候中国的图，也是现在的德国的图） 美国将大量的资金外借，目的是想要降低本国的通货膨胀程度，当时的央行和政府仍然不明白通货膨胀率与就业率的关系。这种抑制虽然起到了作用，但由于欧洲复苏导致的需求实在强劲，证券化的资产价格被抬到新的高点，美国人民异常兴奋，纷纷把自己的养老金、孩子的学费等等投入证券市场，期望获得一个良好的回报。在欧洲的情况也是一样，美国资本潮水般涌入，各国都在兴建项目，除了一个国家：法国。 法国的经济依然萎靡，虽然看起来工业正在重建中，但这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进口，储备资本已经不多了，国家承受着通货紧缩的压力，法国只能幻想让德国赔款来救自己一命。 剩下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德国对法国这种掠夺行为嗤之以鼻，法国无计可施决定入侵鲁尔和阿尔萨斯，这两个都是德国工业命脉，法国以为夺走这两个地区便能收回战争赔款，而当时的货币投机者也是这么认为的，法郎停止波动，开始稳定。但之后鲁尔地区的工人开始消极怠工，不愿意为法国人工作，加之占领费用不断增加，法郎又开始极不稳定。 一战之后，世界货币的格局逐渐从英镑主导变成了英镑美元两驾马车，但作为权力交割的仪式，英美两国的货币政策交流会议却从未开启：当时美国国会普遍存在着“分裂主义”的想法，对英国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直到1925年，美国宣布美元重新以战前平价恢复可兑换性，彻彻底底的进入了金本位。 前几章已经提到过，金本位的自然通缩性质让债务人痛苦不堪。但各国的状态还不太相同：英国由于缺乏实体经济支撑，战后英镑便已经贬值，回归战前平价实际上是人为升值了，而美国在一战期间吸纳了近乎所有的欧洲的货币流出，黄金储备惊人，回归战前平价对它而言并未升值，在大萧条中，英镑率先遭到投机者攻击，黄金流失惊人，而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仍在不断吸纳黄金。 书归正传，1929年刚刚成立没多久的美国第三任央行美国联邦储备，为了应对暴涨的证券投机，决定提高对票据的贴现率。贴现是银行再融资的重要部分，提高贴现率就是提高了利息成本，美国利息增加，杠杆交易成本上升了，银行叫苦不迭（一战后的货币政策变迁基本可以看成美国自私整别人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血泪史）。 但这么一个对内的政策却引来了外部巨大的变动。由于美国利率上升，欧洲的融资成本突然开始膨胀，以前的利息已经吸引不到美国人了，要吸引美元融资，必须要增加利率。而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欧洲的货币似乎也发现了美国利率上升后所出现的套利机会，这将进一步引发资本逃离潮。 正在重建中的欧洲突然遭受了这样的打击，留在它面前的只有两条路：（1）为了防止资本外逃，也增加贴现率大幅提高利息，这样做的成本是实体经济很可能因为缺血而死；（2）宣布暂停货币兑换，大幅贬值，将资本管制后被迫留在国内的资本放大发展实体经济。成本是将会退出国际贸易市场。但你要明白的是，当时人们的经济学水平还停留在硕帝那水平，不知道货币政策对就业率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为了保证自己仍处于国际贸易中，欧洲国家开始被迫升值。   提息给欧洲和美国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请参见前文。 这种行为最后演变成为了军备竞赛，投机资金主宰了金融市场，央行们被迫相互提息以保证对资金的吸引力。实体经济发展突然又变得不重要了，保卫黄金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由于预期的存在，欧洲政府的提息也并未造成多大的资本环境改善。特别是在英国，凯恩斯曾认为回归战前评价的英镑被高估15%，虽然有人诟病他所使用的数据（麻省的物价水平高于美国均值），但经过修正后，英镑依然被高估了10%左右。这让英镑持续受到货币投机者的攻击，英格兰银行不堪重负，于1931年宣布停止兑换。 余下的，被我们称为历史。（关于详细的变化，请参见前文）     十、美国   美国是我们在这场浩劫中要关注的重点，这不光因为其巨大的经济份额，还因为其从隔岸观火的债权人摇身一变成为受损最深的失业大国，这种转变值得我们去观察。 诚然，美国存在着资产泡沫，当贴现率提高，海水退潮，的确发现了很多光着屁股游泳的人，但在当时美国仍然是一个主要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国，和2008年靠着廉价外来资金（主要是中国和日本）炒高资产价格不一样。而从前章的数据里，我们也能看出，银行借贷的杠杆并不高。 那为什么提息会导致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呢？ 如前文所述，当年美国银行的自我稳定机制不是美联储的票据贴现，而是票据清算所，这些清算所由老牌大金融家们所掌握。1929年股市崩盘的时候，投资银行损失惨重，而商业银行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一体化运行的机制使得商业银行背上投资银行沉重的债务。为了拯救投资银行部，大型金融机构当然会减少放贷，也同时会减少对票据清算所的支持。票据清算是当时美国很多小银行的资金命脉，一旦得不到支持，这些小银行就可能陷入流动性危机。 但美联储并没有解决好这些小银行的生计问题，随着经济环境的恶化，贷款的弱流动性和存款的强流动性就会给小银行温柔一刀。当银行发生挤兑，票据贴现又不能给其支持的时候，银行就会破产。前文讲到过预期促成的挤兑原因。有朋友质疑是不是有了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就不会产生挤兑了？ 当然不是了，但这可能是那位朋友知识点不清晰（或者我语言有歧义），央行不会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提供贷款的，如果一家银行已经没有了任何央行认可的抵押物，央行依然不会贷款给它（因为它们是僵尸银行），这家银行里的存款就依然很有风险。真正保护银行存款的是大萧条之后建立的FDIC（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mpany，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这个公司为每个账户提供不超过25万美元的存款保险。 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美国通过了Glass-Steagall Act，强行拆分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这个法案后来在1999年被废止，评论员们普遍认为这也是导致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FDR的上台也导致了美国黄金的进一步流失。由于投资人们相信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之后将会使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美元可能会退出金本位，纷纷在这之前卖出美元，法国更甚，1933年法国要求将自己的所有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导致美国金融大震荡，而FDR才刚刚上任2个月。 美国资产泡沫破灭的时候，外部经济环境也在急剧恶化，奥地利最大银行破产；德国联邦银行救助德国两大银行；这些国家既是美国的主要商品出口国，同时还是美国的主要债务人，再加上小型银行的破产。三重打击，美国经济一落千丈。 FDR上台的第一个政策便是宣布银行休假，此举被认为是脱离金本位的一个标志。随后的大力改革主要应对着三个方面： （1）稳定物价。此时美国深受通货紧缩之害，商品价格不断下跌，大型企业都不愿再进行投资，个人也不愿意再进行消费。美国政府主要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如购买了农产品再将其焚烧，来减少流入市场的商品供给。 （2）创造就业。一是通过政府直接投资修建基础设施的方式；二是政府发行债券，再经由国家复兴金融公司低息贷给中小企业发展；三是政府直接入股银行公司，让银行保持信贷市场流动。 （3）改革失业救助制度：在凯恩斯看来，失业救助是经济自我稳定器，改革失业救助制度也会增加社会购买力。（btw，医保不是稳定器，黑我大凯恩斯的时候别黑错了） 其他的，仍被我们称为历史。     十一、我们能学到什么？   这是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我们一起回顾了大萧条形成的原因，错误的财政政策和错误的货币政策一起造就了这场灾难。这场灾难以信贷冻结为顶峰，以政府注资为转折，以经济复苏为结尾。正如奥巴马所说的，”you got hit by a truck… it’s not easy for you to recover soon”。 总结一下我们所观察到的： 1. 杠杆化最严重的国家不一定是最痛苦的国家。如果及早进行货币扩张，它也会是最早恢复的那个。 2. 如果不加以控制，商品和资本的主要输出国会最终变得最痛苦。 3. 必须要接管问题银行，但不必要救助吸血僵尸（指那些没有资格成为央行救助对象的银行）。 4. 医疗和退休制度所造成的财政窟窿不是稳定器，不能因为医疗和退休造成的财政赤字而放弃接管问题银行。 这四条在2008年也得到了印证。 那么在2012年呢？ 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德国还不决定救助，如果德国民众仍然不愿意承受通胀压力去解救连续一年房价下挫的西班牙，欧洲又会演变成怎样？作为欧洲商品与资本的输出国，德国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后记   本文行文仓促，很多地方有纰漏有错误，也来不及一一勘误，还请见谅，也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未经作者许可，请勿转载）     （采编：黄美琳；责编：徐海星）   您可能也喜欢： ＜天玑＞回顾大萧条（三）：再探金本位 ＜天玑＞回顾大萧条（二）：商业银行的溃败、清算所与美国联邦储备 ＜天玑＞回顾大萧条（一）：疯狂的黄金时代和黄金的恶魔面孔 ＜特稿＞基层事件中的乡土视角 千年词史的回顾、承继与超越 无觅

　　[摘要]全球的绿色革命从而引起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全球的崛起，绿党提出“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原则等政治主张，积极参政议政，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对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绿色革命；绿党；绿党政治 　　一、 全球的绿色革命与绿党的崛起 　　1．绿党崛起的背景——遍布全球的绿色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R·卡逊《寂静的 春天》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这所有的一切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1972年，一个主要由科学 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振聋发聩 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向全人类宣告了能源与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与延续的终极制约，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模式乃至政治发展内涵。同年，第一次联合国人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报告”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在过去实际上被人们搁置一边的生死攸关问题的重大领域”。 　　1960年代末期，欧洲从狂热的共产主义，极端的民主意识，性解放等等的自由理念中，逐渐形成一支绿色政治运动队伍，以环境保育、反核、永续能源等作为其政治诉求，同时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作抗争与改革的活动。这样的绿色运动最先在斯堪地那维亚的挪威、瑞典、芬兰以及德国开始发展。初期经常有相当激进的街头抗争与国际性的干预行动。 　　1970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各阶层人士参加了盛大环保游行，在全国各地，人们高呼着保护环境的口号，在街头和校园，游行、集会、演讲和宣传。随后影响日渐扩大并超出美国国界，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最终形成为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这一天被称为“地球日”而得到永久性纪念，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环保活动。有人曾骂它是“自十字军以来的一次南一群乌合之众支持的马戏表演”，是“生态狂”：这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1970年的地球日，被公认是在1962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拉开序幕之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走向高潮的一个标志。 从此，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并在整个70年代达到高峰。 　　60年代后期70年代，在欧美国家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学生造反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在此基础上，“自然之友”、“峰峦俱乐部”、“绿色和平组织”、“世界卫士”、“布仑特兰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推动着作为国际社会一种市民运动的“绿色政治运动”的发展，其影响日益深入，并渗透至社会的每一角落，形成所谓“绿色政治化”的局面。 　　国际各种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在推动国内、国际政治的“绿化”，促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战略与生产生活方式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绿色运动更是与妇女运动、和平反核运动相响应，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安全的社会。 　　环保民间组织还采取群众舆论、公众评论、派代表参加环境政策制定和环境立法过程、派代表游说和访问议员、派代表参加环境会议等方式，推动环境保护活动的开展。 　　自那时起，到了9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努力和奋斗，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众的环境意识，二是政府的环境政策和行为。1992年，美国已有大约1万多个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其中10个最大的组织的成员已从1965年的50万人增至1990年的720万人。如荒野学会，1979年的会员人数为4．8万，到1995年时达到60万；奥杜邦协会在1975年时有会员32万，到1990年时达到60万。 　　更重要的是，“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已经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社会思潮，而不单单是一个口号了。例如，根据1990年的民意测验，有73％的美国人都确信自己是一个 “环境保护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有4／5的人则把环境看作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可见，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公众的环境意识亦日见浓厚。 　　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同时也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随后的20年间，又有数百个环境法规出台。1970年，国家环保局重新整编，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政府管理实体之一；它不仅是国家重大的环境保护工程的制定和实施者，而且负有国家环境法规的执行和监督责任。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健全和完善了环境管理的机构。 　　因此，到了90年代，甚至连那些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实施了环境立法的地方，“空气和水都比20年前清洁了，环境污染的情况减少了，树木在1995年比1885年多了。”而最能体现环境保护运动的政治压力作用的应该是总统选举。 　　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同时也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随后的20年问，又有数百个环境法规出台。 　　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挑选的竞选伙伴是《濒临失衡的地球》的作者阿尔·戈尔，则更呈现了一种人心所向；因为《濒临失衡的地球》是1992年美国的畅销书，它所表达的是一个政治家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愿为保护地球而付诸努力的决心。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不久就发表了“地球日”演说，则不仅进一步明确地表示了他对保护环境的支持，而且以一种高昂的热情评价了“地球日”。进入90年代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形势应是一片大好。 　　2．绿党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一股“绿色政治”的风潮在欧洲大陆兴起。到80年代初期，一场以市民为主体的绿色运动在西方国家勃然兴起。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80年代在欧洲各国先后创建了绿色政治组织——绿党。德国是欧洲第一个绿党的诞生地，1979年为了参加首次欧洲议会的选举，各地小组联合起来，以“促进政治联合会——绿党”的名义参加竞选，最后赢得了引人瞩目的90万张选票，极大地鼓舞了绿色分子的自信心。 　　这场运动既包括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也包括和平运动、女权运动以及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这场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一个新兴的政党——绿党(green party)出现了，它成为这场绿色政治运动的核心力量，并很快成为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党派。目前，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绿色运动方兴未艾，绿党组织和活动的影响力也在扩大。特别是在欧美国家，绿党的地位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相对上升的趋势。 　　世界上的第一个全国性绿党是1972年成立的新西兰价值党，该党一成立便参加了当年的新西兰全国议会选举，并得到了2．7％的选票。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欧洲出现了一批环保主义政党。1973年在绿色政治的发源地欧洲出现了第一个绿党——英国的人民党。 20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也纷纷建立绿党，1979年西德环境保护者组成的政党——德国绿党(德语die Granen)。德国是欧洲第一个正式意义绿党的诞生地。德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每个政党都把保护环境作为重要纲领之一。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环境政策的好坏是竞选得票多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民间，活跃着数量众多的独立自发的环保组织。 　　德国绿党的成员及其纲领的制定和完善，使绿色政治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它在政治上，提出了一系列深得人心的口号和主张，为德国政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中产阶层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1983年第二次参加竞选取得了5．6％得票率的好成绩，使27名代表进入议会，一跃而为德国政坛上的第四大党，而在此之前，它已经在德国11个州中的6个州获得席位。1987年选举中，绿党的胜利更加骄人，得票率上升到8．3％，议席增加到44个，在8个州里，获得了84个席位。1993年两个德国的绿党合并，其势力更加锐不可挡，在16个州中进入了11个州议会，并在联邦大选中获得49个议席，终于到1998年大选中获得空前胜利；结成“红绿联盟”，进入联邦政府，担任了外交、环保、卫生等三个部长职务。 　　欧洲以外新西兰、澳洲、美洲、非洲等地也出现绿党。从总体上看，现在，绿党已遍布全球各大洲，迄今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绿党组织。仅欧洲绿党联盟就有43个成员党。 　　在拉美国家绿党的组织和活动日趋活跃，亚洲已正式成立的绿党，仅有蒙古、台湾和尼泊尔。蒙古绿党早在多政党民主开放后，于1990年成立，党内虽无当选的国会议员，但仍属联合政权的一部分。在我国的台湾地区也有绿党存在和活动。台湾绿党，成立于1996年1月。 　　现今全球已有超过70个绿党组织，并且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更有该党的组织联盟。这整合的程序，当然是由设在欧盟这个大本营的绿党所特别推动的。 　　随着绿党活动的加强，绿党的影响也在增强，绿色国际联合行动逐步增多。1984年1月欧洲各国绿党组成了欧洲绿党(European Greens)，是西欧国家绿党的联合组织，一个松散的联合会。其前身是西欧生态团体协调局。早在1984年1月，西欧9国绿党就在比利时发起成立了欧洲绿色协调组织。冷战结束后，这些绿党希望以新的组织形式将其扩大到整个欧洲。 　　于是，欧洲绿党联合会在1993年正式宣告成立，其宗 旨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社会公正的欧洲，并同其他大陆的绿色政治组织加强联系。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和一种新的国际，即“绿党国际”。 　　1999年6月，绿党在欧洲议会的626个席位中，占有了47席！在欧洲17个国家的议会中，绿党议员达到206名，欧盟15国，有12个国家的政府中有绿党成员。 　　由于绿色政策的国际性与其符合现代环境问题迫切需要的共通性，由欧洲各国绿党所组成的欧洲议会次级团体“欧洲绿党联盟”也成了欧盟议会中最有跨国连动性的欧洲政党。1999年，为了欧洲大选的造势，欧洲绿党联盟邀请包括台湾绿党在内的22国26个绿党正式政党，以及其它同质但尚未正式成立政党的绿色运动团体在巴黎举办国际绿党大会。场面浩大，可比昔日的共产国际大会。 　　二、绿党的政治主张 　　与传统政党不同，绿党的意识形态则公开希望超越阶级界线，超越左派和右派，把与人民和自然界共存亡，看作是自己的最高目的。绿党的主张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更不是社会主义的。它的出发点是全人类的，不分阶级和阶层，它所关心的不是哪一个阶级、阶层或哪一部分人的生存，而是整个人类和星球的生存。 　　在理论纲领、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及组织原则等方面都有共同的特点： 　　第一，“生态优先”原则绿党以生态学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 强调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平衡，这是绿党最根本的政治学原则，它既是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也是绿党制定其纲领和政策的基础。绿党是生态学原则的产物并以之为理论纲领的指导武器。绿党意识形态以一般系统论为哲学基础，以生态学为核心思想。绿党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绿党认为，我们人类以自然界主人的身份自居，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追求目标而自鸣得意，不断地向自然进行索取，这是非常有害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不可能恢复，所谓的补救措施也只能是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权宜之计。绿党成员及其支持者的后现代政治社会背景和他们独具特色的生态政治观与社会观，构成了欧洲当代社会与政治中的“绿色风景线”。 　　在经济上，绿党明确反对当前那种只受利益驱动而肆无忌惮地破坏资源、破坏生态平衡、毫无限制地提高生产率的消费性经济，认为这种经济不但会推动经济走向崩溃，而且使人为了获得收入不得不接受劳动的一切悲惨的和压迫性的方面。 　　为了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绿党提出“不进行不考虑未来的投资”，主张将危害生态、消耗能源的行业取缔。强调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高于一般经济增长的需要，主张以“生态经济”、“生态财政”代替“市场经济”、“市场财政”。 　　正是基于现代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和原理，绿党才得以用系统的观点、动态的观点，从全局、整体、多方位、多层次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把环境污染、高失业率、官僚政治等似互不相干的问题，联系起来对待；正是现代生态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土地伦理学，才使绿党得以提出社会公正、社会保障、非暴力活动等纲领和目标。现代生态学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为依存的观念，这些都成为绿党的“科学的基础，行动的准则”。 　　绿党还要求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逐步否定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消费观念，提倡生活简朴和回归自然。[1] 　　第二，非暴力原则 　　绿党的非暴力原则包括终止单纯性暴力和结构性暴力。前者即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冲突，而后者则是绿色政治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治学原则。按照生态和谐原则，绿党为之反对的就是充满了暴力行为和压迫剥削的现存社会，所以尽管党内关于是否承认暴力问题的争论还异常激烈，甚至由于分歧而导致分裂，但绿党还是坚持了非暴力原则。 　　绿党认为结构性暴力，是指由国家、制度充当主体所施行的暴力，即由国家政府强加于社会和个人的压迫、剥削制度。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暴力行为是军事上的黩武主义、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剥削。 　　非暴力原则是每个绿党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绿党的非暴力原则说的是反对一切个人及国家的暴力。绿党确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暴制暴只能造成更严重的暴力。对待战争，绿党向来旗帜鲜明，它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绿党认为，现代战争在摧毁人类的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因此，人们看到，绿党成为和平主义不折不扣的卫道士，哪里有战争，那里就有绿党组织参加的抗议活动。非核化、非军事化、解散北约，是绿党的一贯主张。 　　绿党遵循非暴力原则，广泛开展了世界和平运动、反对部署核武器运动和要求裁军运动。 绿党下齐心协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认为战争必将造成人类及环境灾难。[2] 　　宣传和平主义思想，反对核威慑，反对一切战争和穷兵黩武，主张世界和平，首先是欧洲地区实现和平、建设一个没有集团对抗(废除对立的军事组织)和非武装区的欧洲，成为绿党设想的最高境界。为此，他们提出德国首先销毁核武器，并单方面裁军、而实行独一无二的社会防御政策，这就要求全体公民以更坚强的信念，更充分的勇气，更高尚的精神，更有亲合力的组织行为，用非暴力的、不合作的行为来保家卫国。

台湾副总统本月在美国进行四天的访问，行程之长很不寻常。 过去，这样的作法会遭到来自中国的正式抗议。吴敦义副总统在前往拉丁美洲访问邦交国途径美国，于纽约过境停留，举行私人会晤，并将在回程时于洛杉矶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