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不同政见

　　　　欧洲历史上“密札逮捕”制度的兴衰 　　 　　　　◎沈彬 法律工作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1775年12月一个月夜，巴黎街头，医生马奈特被一辆马车拦停，他被厄弗里蒙侯爵兄弟强迫出诊。因为见证这对贵族兄弟淫邪杀人的罪行，他写信举报，不幸举报信落到侯爵兄弟手中。然后，他就突然“消失”了。他的夫人多方打听其下落，却杳无音讯，2年之后抑郁而死。 　　 　　　　原来，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监狱，被关了整整18年，后来，因为厄弗里蒙侯爵失去恩宠，他才获释出狱。这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情节；而这种秘密逮捕制度，就是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密札”制度（Lettre de cachet，直译为附有印章的信，也译成“空白逮捕令”）。 　　 　　　　这个制度来源于罗马法里“国王不受法律约束”的思想。到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发展出了极端的封建专制。“朕即国家”意味着国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臣民可不经过必要的审判制度，就直接予以处罚。政治和宗教迫害也常常是逮捕的原因；更加危险的是，路易十四经常将密札作为赏赐，赠与自己亲信；只签国王名字，却下被捕人名字的空白，赋予了贵族随意逮捕别人的权力。 　　 　　　　贵族们也利用“密札”做一些法律不方便做的事。比如著名的色情作家萨德侯爵（M ar-quis de Sade）荒淫无耻，连做修女的小姨子都不放过，严重辱没家族。他的那个有背景的丈母娘，就弄来“密札”把他投进了监狱，之后又转到了著名的巴士底狱。后来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时，萨德就在里面。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也是“密札逮捕”制度的受害者。 　　 　　　　总之，法国封建制度后期，秘密逮捕制度制造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大活人平白无故就“合法”失踪了，不用通知家属，也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不用审判，也没有明确刑期。不仅草根市民谈虎变色，就是贵族之间也是人人自危，比如著名立宪派政治家米拉波伯爵，就是被他的父亲用“密札”抓进牢里的。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是促成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并且大批的贵族毅然参与到革命当中，因为在这个制度中，谁都没有安全感。 　　 　　　　大革命中，密札逮捕制度被制宪会议所废除，法国于1791年制订第一部《宪法》，意在严防国家滥用权力，第7、9、12、16条都涉及到限制逮捕。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否则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16条规定：即使在法律准许逮捕的情况下，将公民带至、接受或者拘留于非公开合法指定为拘留所之处者，以擅自拘留论罪。这成为现代刑事制度中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思想渊源。 　　 　　　　在英国，逐步废除“普通搜捕令”（gen-eral w arranty），建立现代逮捕制度，稍早于法国。虽然，当年英国已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并且也有《人身保护法》等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但刑事搜捕制度，还部分延续着中世纪的野蛮。事情在1763年，因为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案有了变化。威尔克斯是英国的议员，办了《苏格兰人》报批评政府，把25岁的年轻国王惹恼了。大臣哈利法克斯按当时的习惯，写了一纸“普通搜捕令”：叫御差去逮捕报纸的“撰稿人、印刷者和出版者”。请注意，这个“搜捕令”并没有明确逮捕的人名，这就等于给了御差随意抓人的权力。此前，大臣签署的这种无人名的“普通搜捕令”，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不过，这次英国人不再忍受了，法律界一致认定“普通搜捕令”违法；之前因为诽谤政府被御差抓过的印刷商，也提起一系列诉讼。最终法院判决：普通搜捕令制度违法。这就敲响了野蛮、随意逮捕公民制度的丧钟。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勋爵，将该案作为影响英国历史的案件写入了《法律的界碑》一书。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在现代逮捕制度上殊途同归：一是强调逮捕制度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对逮捕程序有严格限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只有逮捕制度，没有由警方自己决定抓人的刑事拘留；原则上，警察抓人，要先向司法官申请逮捕令，逮捕令上写明逮捕对象的名字、涉嫌罪名，绝对不允许用空白逮捕令抓人；只有对现行犯，或者行迹明鲜可疑者，可先予以逮捕，是谓“无证逮捕”，是一种例外情况。并且，由于刑案中要保障当事人的受辩护权，甚至规定警察讯问时，要保障律师的“在场权”，所以电影里有台词“律师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以上种种根本上杜绝了“秘密抓捕”的可能性。 　　 　　　　当然，人类的历史也走过弯路。比如，纳粹德国于1933年开始执行“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这个“保护”就是“党卫军”（Schutzstaffel）的那个“卫”———抓捕、拘禁公民，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法院也无权守问。事实上，纳粹德国除把法院系统纳粹化，还在司法系统之外设立了盖世太保的政治警察制度，形成了双司法系统，便于其实施法西斯统治。 　　 　　　　1933年，时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称：可以以行政命令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民党党员搞“保护性拘留”。当年，大约有2.7万人被长期或短期移送“保护性拘留”。监禁的场所，并不是普通监狱，而是由党卫军（早期冲锋队也参与）管理的集中营。事实上，集中营中关押的，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犹太人，还有就是“保护性拘留”者、同性恋、酗酒者等等。这种秘密抓捕、法外施刑的制度，连当年纳粹的司法部长居特纳也看不过去，在1934年向希特勒提出要关掉集中营。希特勒回答说：“为时尚早。”纳粹德国的非法拘捕制度的最后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明代东西厂和锦衣卫对官民的防范和监视 　　 　　　　◎四一 知名网友 　　 　　　　明代司法机构分为中央三法司和地方司。三法司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掌复核，也有部分最高法院的功能；都察院是监察机关，兼理刑名，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地方司则包括依照行省设置的提刑按察使，府县两级的知府、知县等。 　　 　　　　但在国家法定的以三法司为首的司法机构之外，明代还存在由皇帝直接支配和操纵（有时实权也落于宦官之手，但名义上仍是皇帝管控）的秘密警察系统，从侦查、拘捕到审讯及执行，做足全套。所谓“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法律失去自己的位置，司法受到极大扭曲。这套系统，历史学家一般称作“厂卫”，主要功能是侦查官员和民众的言行，不经正式司法机构之手，也无须遵循严格司法程序，可将嫌疑人直接下狱刑讯并处罚。 　　 　　　　厂卫之酷，贯穿有明一代，即使在以宽厚著称的孝宗朝，也未能取缔。厂卫之反法制本质，《明史·刑法志》论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有遗民在明朝覆亡后，发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之叹，泣血锥心，实不夸大。 　　 　　　　厂卫之机构，包括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明宪宗时汪直创建，后被废）及内行厂（明武宗时增设，只短期存在）。厂卫机构总部设于京师，在地方也有诸多分支机构。 　　 　　　　锦衣卫俗称“缇骑”，最多达到十五六万人。其由朱元璋创立，除传统仪仗、警卫职责外，还兼管刑狱，名唤“诏狱”，专门侦查“不轨妖言”，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逮捕拷讯有危害皇权统治嫌疑的人员，其刑罚决定三法司也无权更改。 　　 　　　　厂则是由司礼太监主管的秘密警察系统，只有东厂一直持续到明朝覆亡，此处姑且专叙东厂。东厂役长、番役均自锦衣卫中挑选，轮流外出侦查，一是听记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北镇抚司审案，一是打听官员情况及各种民情。侦查结果通常会写成报告，直接送交皇帝。东厂同样有独立的逮捕、审讯和判决权，除非有圣旨，司法机构甚至内阁都不能过问。 　　 　　　　厂卫的秘密警察性质，可由其职权充分体现。首先是秘密拘捕权。明代官府抓人，需要“符”（逮捕者的身份证明）以及逮捕证明，但厂卫无须“符”，只凭“驾帖”（逮捕证）就可千里之外跨省追捕。到明中期以后，厂卫甚至无须“驾帖”即可任意逮人。其次是秘密审判权，厂卫均可自设法庭，秘密审讯。再次是秘密关押权，一下诏狱、厂狱，即如堕十八层地狱，少有生机。若冤死狱中，也无从投诉。最后是独立处罚乃至处决权，旁人无法过问。 　　 　　　　厂卫之酷烈，于成化朝的汪直、正德朝的刘瑾、天启朝的魏忠贤三个时期最甚，又以魏忠贤时期最为黑暗和漫长。 　　 　　　　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是实际上独裁最高权力的“九千岁”。其时秘密警察多如牛虱，不论百姓或官员，莫不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有平民与朋友在密室喝酒，大骂魏忠贤，立被东厂番役捕去，凌迟处死。当然，厂卫监控更多的还是官员、士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一人犯忌，亲朋好友皆受株连，随时有送命可能。魏大中被逮，有司不通知其家属所系何地，大中的儿子只能偷偷跑到京师，想刺探父亲的消息，还得“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杨涟被捕下狱，他的一个朋友苏继欧，已经削籍回乡，且为人低调隐忍，本不至于招杀身之祸，但为同里阉党恐吓，竟自己上吊而死。周顺昌被下诏狱，朱祖文进京访周的朋友，战战兢兢如新娶之妇，和人接洽，只在萧寺古庙之中，信件常折成指头大小，藏于鞋袜，或糊之壁间。秘密警察的恐怖，将有良心而未附阉党的知识分子个个逼成潜伏的“余则成”。 　　 　　　　魏忠贤的秘密警察统治，可谓网罗森严，为达到“未雨绸缪”、“一网打尽”的目的，他和厂卫中人拟了不少黑名单，以防范、监视名单中人，随时将之构陷、逮捕、刑讯、处罚。 　　 　　　　当时最著名的黑名单，是魏忠贤的干将王绍徽拟进的《东林点将录》和崔呈秀的《同志录》，此外魏应嘉、邵辅忠、卢承钦、岳和声、阮大铖等人也都拟有名单。后来魏的刽子手许显纯逮人，就以上述名单为基础，钱谦益回忆说，“显纯操刀，每出片纸，姓名累累如保牒。” 　　 　　　　在魏忠贤掌权时期，大狱屡兴，前后诛杀朝臣名士不下百人（《先拨志始》记：每死一公，许显纯就剔其喉骨，以小盒封盛，交给魏忠贤以示信），无辜平民则以千计，基本上都是依靠厂卫之秘密警察系统。其狱之酷，《明史》诸传及明末野史有详尽记述，太过残忍，暂不征引。只摘方苞记史可法狱中见左光斗之《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可见一斑：“左公……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史可法）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左光斗之肺肝虽铁石铸造，终未能熬过黑狱，惨死其中。与他一同下狱的清流名士，也多遭酷刑致死。至今读这段历史，犹觉胸中耿耿，如有阴冷剑戟搅动活人生肉。 　　 　　　　后来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倒台，此前的黑暗诏狱部分得到昭雪。但秘密警察统治并未结束，因为崇祯帝自己又搞起来，不但加强厂卫侦缉，还弄许多经济特务和军事特务。秘密警察的势焰较魏忠贤时代一点也不减弱，特务们对官员可玩弄于股掌，有次竟将京师附近各县县官一起免职，对老百姓更是生杀予夺，常因抢掠不成，将平民肆意逮虐。这帮秘密警察一到甲申明亡，又带头投降，期盼在新统治者手中“再建新功”。不过李自成没待见他们，不是打杀，就是赶走。沦落民间的过去的秘密警察们，被民众追逐喊打，只得“哀号奔走，青肿流血”，衣服被扯得稀烂，随身的钱也被抢得精光。 　　 　　　　其实秘密警察头子，还真没几个有好下场。前面说的魏忠贤，只落个自杀下场；再早的刘瑾，则遭凌迟处死；而西厂的缔造者汪直，最终被放逐南京御马监，废弃而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有明一代，厂卫领袖基本都是宦官，这句格言，不但印证了他们的生前，也落实了他们的身后。 　　 　　　　东德的线民和秘密档案开放 　　 　　　　◎沈旭晖 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 　　 　　　　2003年，德国政府决定将前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秘密档案全部向公众开放。档案全长200公里，厚达21 .25亿页，放在整座大厦供当事人查案，如此规模浩大的翻旧账可谓世界纪录。这时，东德人才发现全国整整1/3人口都有档案建立，同样数目的人曾向秘密警察告发亲友，从查档发现历史，这就是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T heL ivesof O thers）剧本的现实基础。然而告密人究竟算是合作者、刁民还是受害人，其实已不可能判断，像电影那样发现一位好心秘密警察的可能性极小，发现亲密战友夫妻子女出卖自己的可能性极大。电影对开放档案持“面对历史”的正面态度，并非德国一致共识，在国内也曾惹起争议。 　　 　　　　教皇本笃十六世被揭发年轻时曾加入希特勒青年队，依然成为教皇，他的同业就没有这么幸运。前东德天主教行政总管史托菲（M anfredStolpe）在德国统一后成为交通部长，原来被视为“东德良心”，档案却揭露他曾为秘密警察当卧底25年。波兰著名神父、已故教皇约翰保禄二世的同乡兼亲密战友海莫（K onradStanislaw H ejm o）2005年被揭发曾任秘密警察，监视对象正是教皇，也是源自德国算账风，掌管档案的波兰国家纪念院（IPN ）负责翻旧账，同时意外发现的还有波兰秘密警察为教皇捏造情妇的故事。东德末代足球先生古斯科、球迷熟悉的勒沃库森足球会的德国前锋基尔斯滕，也是档案披露的斯塔西线人，监视对象自然少不了来自东德的世界足球先生萨默尔。德国是对历史负责的民族，这值得嘉许，但电影“告密者总是软弱”的暗示，则未免过分简化、残忍。旧闻揭下去容易黑白分明，国家繁荣时，过来人可一笑置之；一旦出现金融风暴还是什么，人性，就难免爱算总账。毕竟，看过这类电影的观众容易在道德高地审判“谁是好人”。这结论，却是翻文档不可能弄明白的。《窃听风暴》上映时，某曾任东德秘密警察的男配角父亲参加首映被认出，激起公愤，被逼向公众道歉才能平息众怒。又是一个疮疤。 　　 　　　　正史中的东德文化人圈子有点像嬉皮士，集体住在东柏林一个租金便宜、啤酒便宜、召妓便宜的旧城区，也许就像今日北京的798旧工厂文化村。《窃听风暴》的东德文化人却甚少嬉皮味，比正史政治化得多，而且都是关系多多的社会精英，广受上层官僚重视，主角更被称为“唯一同时获东西方重视的东德作家”，属于一个更小的小圈子。在小圈子内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容易的，但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贝多芬，其实不太落地。东德百姓不满经济下滑、甚至要靠西德借贷，知识分子就不大能感觉到，因为他们物质上属于既得利益层，从电影可见他们的中产公寓环境优美，还有钢琴。电影提及的《明镜》杂志对德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但也经常被批评借助专家用语扭曲事实和装作中立，特别是在文化人更似精英的当年。前集权政治下的文化精英到了民主社会，创作往往大为失色，这并非偶然。 　　 　　　　要说“人性光辉”，另一部类似题材的电影《再见，列宁》虽是黑色喜剧，但它那人工自制历史和真历史的混肴，似乎寓意更深、更贴身。主角的母亲相信共产主义并非为了什么大道理，只是自我感觉良好，最爱就鸡毛蒜皮小事“为人民服务”，写信“反映情况”，喜欢井然有序的生活……但其实她知道流亡西德的丈夫健在，依然有通信，也知道东西差异的并存。东德人虽然身在铁幕，但一直有便捷的信息流通，基本上了解西方发生何事。她选择东德，比文化精英和窃听的秘密警察的心路更有代表性，而她绝对是一个好人。她那虚拟的东德感染儿子，比贝多芬音乐感染特工叫人信服，也比“坏人里有好人、好人里有坏人”一类伊索寓言更堪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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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中国和越南的发展一直困扰着外部观察者。农村革命所取得的成功使这两个国家日渐成为亚洲这一世界发展最快地区里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2008年以来，它们的发展速度及其经济复原能力远远超出了令人钦佩的程度。 　　尽管公众专注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自2008年以来重新命名为“和平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提出的挑战，但是中国和越南的发展对于“现代化”这一共同观念提出了更为深刻、也许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20世纪初期，甚至中国和越南的知识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但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为重建国家发展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使领导层接受了现代性的变形使命，但它的精神和方法已经根植于大多数以阶级为基础的动员中，其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虽然改革时代的政策呈现出去集体化和去控制的特征，但是党的领导仍是关键，改革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现有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和越南体现了有秩序的政治机制和独特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越模式。 　　下面将分三部分探究中越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分析中越政党国家体制与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的异同，然后在分析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中越两国提出挑战的基础上，考察中越经验对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挑战，最后是中越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性研究。全文的结论回到什么是现代化这一最基础的问题上。 　　模式与差异 　　中越两国都是政党国家，它们的政权建立在共产党对农村广泛动员的基础之上。尽管采取集权的政党结构即“准民主体制”，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所进行的农村动员要求政党采取关乎大众利益的政策。它们在革命时期逐渐确立了领导地位，并在胜利后建立了可以从中央直达基层的政党结构。尽管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在物质基础方面很贫瘠，但不管怎样它们的革命创造了持续动员民众的巨大能力。与此相似，越南民主共和国也能够围绕国家自由这一目标动员所有的人，并带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战争。 　　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成功，中越两国的领导者都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即调整其政党国家结构以适应可持续治理的任务。这是因为，改革的成功正在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对于其农村平均主义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起源而言，中越两国的政治社会变得日益城市化、不平等和全球化。改革的成功不仅增强了中越政党国家体制作为一种机制的力量，而且引起了对在一个日益不同的社会中进行管理的执政党的作用和能力的质疑。 　　很明显，中越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认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是错误的，正如早期在毛泽东时代所讨论的“（仅仅是）农村革命”或胡志明时代所讨论的“仅仅是民主主义”中所暗含的一样。当然，如果马克思晚期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么他当然也会怀疑其分布广泛的衣钵继承者。然而，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正统，并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作为政治核心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标准的话，那么中越两国都符合。 　　中国和越南与过去的欧洲和苏联兄弟究竟有着什么显著不同呢？农村革命是这种差异存在的重要缘由，而且其成功也需要一种欧洲缺失的环境。俄国是上述原则的一个例外。尽管它有着众多的农村人口，但俄国的政治命运却是在其大城市里被决定，随后才在农村地区推行的。中越两国与东欧在外部压力下建立的政权之间的隔阂更大。即使有一些共鸣，也只是复杂差异性中的一个方面。 　　中越两国都有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关注政策的执行而不是政策的形成。选拔人才的主要阶梯由教育程度、考试成绩和履历表现所组成，而不是由选民决定。在人才留用和提拔方面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重要，但这是一个公众对其表现满意与否的问题，而不是与选民关系的培育，选举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力中常常扮演次要角色。政党和国家在结构方面分得很清楚，但在具体运作中却常常混在一起，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 　　在具体工作中，政策的执行更为灵活，地方官员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施而不是贯彻一般性的法律。因此，大量的政策创新是从地方开始的，是在地方被证明成功之后，逐渐推广普及的。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危机也常常迫使领导层认识到先前曾被忽视的治理难题。民众的动乱在吸引高层领导对地方的关注方面发挥了有趣而重要的作用。虽然这样的动乱是体制外的，但民众很少反对现有体制。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变成敌视性的矛盾。工人罢工由于主要是反对外国公司，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矛盾。在越南，68%的罢工发生在外资公司，尤其是台湾和韩国的公司，而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罢工不足10%。大多数罢工时间很短且是非暴力的。 　　相比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言，对于政党国家的挑战倾向于被视为“敌我矛盾”。令政权感到威胁的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数量或力量。他们的数量不大。在对越南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全面研究后，贝内迪克特观察到他们大多属于知识精英。约有2000人签署了自2006年4月开始在越南流传的《越南自由和民主宣言》，他们通过加入政治组织或者发表大量的作品公开挑战政权。然而，即使只有很少的人，也对政权提出了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是被视为仇视社会主义的外部力量进行的“和平演变”（中越两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都使用这个词语）。 　　然而，如果认为在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党国家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说公众是无行动力的，都将是错误的。它们在诸如反腐败、均衡发展和环保这样的领域有着广泛的认同，公众，尤其是网民，在许多特定问题上非常活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发生在越南的反对中国开采铝土矿的强烈抗议。反华的民族主义是越南持不同政见者热衷的话题，但是在这一案例中体现的是广泛的、公开的抗议，以至于武元甲将军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此进行谴责。尽管政府不能正式与反对派达成协议，但却经常灵活地包容批评意见。 　　同时，在不同地区实行民主治理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包括地方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和协商民主。一般而言，越南更为积极地在国家领导层适用选举规则。改革增加了体系内人民的选择。中越两国在基层都非常积极，中国甚至选择在农村实行自治实践，由人民自己决定当地的事务。地方的透明度和责任感都随着对地方利益的培育而得到提升，但是在政党国家结构之外却没有利益的这种聚合。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民众的责任感。 　　中越两国政治存在重大差异。其中的某些方面与历史和环境有关。中国的国情使其政治更倾向于内向型，也许这也使其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更为自信，而在政治上更为谨慎。1979年中国敢于让广东省“先走一步”是因为它规模较小且经济发展低于国家经济的平均水平。而越南对胡志明市就不敢采取如此冒险的措施。 　　中越两国历史上的两大差异是法国的殖民主义后果对中国的“百年耻辱”以及毛泽东和胡志明的领导风格。殖民地的经历使越南的进步人士有着一个共同的任务——民族解放，以及文化上的外部目标——外国占领。在中国，民族议程是由传统社会的失败及其所导致的国内混乱的总体危机所设定的。越南意识形态环境的自我批判不是那么极端，而更关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相比而言，中国的政治风格是由混乱环境中“你死我活”的竞争所决定的。 　　意识形态环境方面的差异比胡志明、毛泽东的个人风格所导致的差异更大一些，只是这两个领袖人物放大了中越两国基于历史形势的不同所造成的这种差异。他们的个人作用为各自国家的政治书写了不同的一笔。 　　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 　　1855年，斐迪南·滕尼斯出生于石勒苏益格农村中世纪的环境中，这个地方在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后并入普鲁士，那时他九岁。随后滕尼斯在普鲁士这一当时欧洲工业化最快的国家求学并开始其学术生涯。他在《社区和社会》这一著作中记述了自身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生动经历，同时也抓住了欧洲社会学方向的转变。 　　滕尼斯公开对其失去的童年表示怀念。那是一个无商业的村庄社区，在那里行动是受人性需求和爱好的自然意志所驱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据性别、级别等人们所熟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社区这种小世界永远消失了，它被充满竞争的、被工具理性所驱动的世界大都市残酷地践踏在脚下。无论怎样，文化分化为传统和现代、社区与社会，这成为欧洲发展的分水岭。 　　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或采取传统的态度，或采取现代的态度，这种分化所造成的结果是深刻的。它将西方对于未开化的人的优越感世俗化。现代化不需要传教士或者知识的启迪，只需要私人财产、市场和竞争。全球在这一意义上的趋同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现代化。其他任何社会与西方的文化距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同，而是背景的不同。社区的大门不能抵制进步。现代社会的霓虹灯下没有地方性的色彩；它为全世界通向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照亮了相同的道路。 　　中越两国的革命和后革命历史对于这种观念模式是一种挑战。农村革命既不是向前现代历史的返祖，也不是初始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者在农村进行动员，他们是通过引入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这样的新的价值，并承诺一个崭新的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才实现了这种动员。相对于其对手来说，它们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大众动员。胜利之后对于正在进行物质和文化进一步现代化的政党国家社区的重视使“社区”和“社会”之间的分界更为混乱。“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以及越南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更为理性而不是自然使然。 　　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尤其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成功，提出了一个有关现代化本质的问题。它们在当前及未来可预见时期内的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议会制国家。市场力量在自我约束的政党国家进行运作，甚至行政回报也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增长。上海再次成为国际大都市，而不像那些向它提供劳动力的内陆农村。由此就导致了国内治理和政策的趋同，这不是全球化的外部作用使然，而是由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 　　也许现代治理趋同的最好证据来自政党国家自己提出的一些挑战，包括法治和党内民主。加强法治不仅仅是政党国家的固化，而且是为适应更为多样化社会所进行的治理调整。法治也许把腐败作为其最近的目标，但是公共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社会的相互联系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熟人社会。在一个村庄里，私人关系足以能够满足马克思·韦伯所谓的社会互动中的“社会的可能性”。但是现代生活的相互依赖超出了熟人关系，一个人需要法律来系统组织自己的社会关系。 　　党内民主似乎看起来与现代化无关，但实际上它对于政党国家转向后革命治理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使治理的任务从目标导向的行政目标转向了多样化管理。中国“和谐社会”的目标就表明了这种新的转变。然而，如果共产主义政党打算继续为多样化社会提供政治指导，那么人民的多种利益及其所关心的问题都将需要在党的成员资格中得到反映，在党的决策进程中进行明确表达。党的基础必须像市民社会一样多样。中国作出的让企业家入党的决定就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除了广泛的基础之外，政党还需要提高对政党选举、议程设置和政治讨论的有意义的参与。在这方面越南走在了中国前头。 　　有着广泛的基础、以治理为导向的政党还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吗？很明显它已经远离了马克思当初所提出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设想。但是，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适应其不断变化的实践环境形成了目前的结构，制定了当前的政策。它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也适用这一模式。所以，“中越模式”更好地契合了它们发展的历史记录和轨迹。 　　当前中越经历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趋同证明现代政治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布宜诺斯艾利斯、曼谷、广州和胡志明这些现代化城市都有着很多的共同性。但除了现代治理的各种具体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激励现代社会多样性合作的共同责任。 　　另一方面，中越政党国家已经非常成功地适应了经济发展的任务，它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对于当前其社会秩序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政党国家因其获得的成功而得到巩固，但同时更多的繁荣也增加了进一步调整的压力。中越两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形势下取得的，它们只是在近期才发现彼此面临相似的任务，因此中越道路有着一定的差异并保持着这种差异。即使由于政策内容逐渐相同，两个政党国家政治机制的不同也仍然保持着。为什么要抛弃一种比其议会竞争者更为成功的体制呢？ 　　中越模式 　　中国在过去30年内取得的惊人成功使乔舒亚·雷默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北京共识”，这一提法在中国内外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超越中国发展的狭隘视域而从其他地区更为普遍的机制及其适应力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还是非常值得的，关注包括中越两国在内的更广的领域将有助于超越中国的特性，对其适用性的背景条件进行详细的阐述。 　　中越模式能够而且应该从农村革命开始，而不是从当前的改革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模式的重大局限，因为农村革命的条件已经从世界的舞台上消失了。 　　采取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政策非常重要，这一启示适用于自下进行的所有类型的政治动员。因为自杀性的爆炸也许能提高抵抗的技术，但是任何威吓和疏远群众基础的行为都将损害斗争的基石。农村革命的另一教训来自于对中越和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对比。建立在动员民众基础之上的革命对于后革命时期的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基层建立起来的政党国家完全不同于那些在后革命时期建立或巩固的领导形式。 　　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一方面，在现代化战略中要谨慎发挥民众动员的作用，历史证明，在一个有着极其强大的动员能力的国家进行动员，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另一方面，为了正常运作，社会的发展需要尊重其复杂性。混乱，而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复杂性的另一选择。

1959年的3月10日，西藏民众起义，抗议中共当局的统治。本周六是起义53周年纪念日，在欧洲许多城市，都有相关的纪念活动。德国之声记者吴雨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了现场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布鲁塞尔的活动是全球3·10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从上午11点开始，就举行了一个小的研讨会，向与会者介绍了一些西藏现状，其中包括藏人自焚的部分情况。很多与会者表示，这些殉道者在维护西藏的文化、尊严和生存。 周六前往布鲁塞尔现场参加活动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相关组织代表和个人。其中有旅居德国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独立中文笔会的主席廖天琪、达赖喇嘛欧洲办公室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以及汉藏文化交流协会的负责人席海明等。 在活动现场，还有很多来自欧洲各国的对西藏事务非常关心的人士，以及支持藏民抗争行动的人士，气氛相当热烈。而正式的抗议活动则将在周六下午于市中心广场举行，许多参与者都表示要在这一特别的纪念日以自己行动体现对西藏的支持。 达赖喇嘛欧洲办公室联络官洛桑尼玛表示，3月10日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他说： “我们今天在欧洲召集各民运团体的持不同政见者，大家一起来搞了个座谈会。主要目的是表明，现在中国的整个藏区民族问题、信仰问题，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打压。因此，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处于很关键的时刻。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要表明，我们所有有良心的汉人和藏人在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理念上，大家都是有共识的。我们都愿意团结起来，推倒中共的独裁体制。这次汉藏交流活动，最重要的就是体现了中共不代表中国人，也不能代表中国的文明。因此，在藏人和汉人之间，在民族问题最紧要的时候，在恶化的局势下，我们更需要交流和团结，以使得将来民族之间更加和睦。” 座谈会上，还有来自中国藏区的藏民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当前西藏的现状，并期待着将来能够回到故乡，与同胞们站在一起。” 现场报道：吴雨 责编：邱璧辉

有人权组织发布年报说，2011年是10年来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最糟的一年，有4千多异议人士遭到当局拘捕。 总部在香港的民间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守护者”星期五发表年度报告说，2011年初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后，中国大陆当局增强了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镇压。去年中国有4千多名维权人士被当局拘捕，其中至少有150多人受到过酷刑折磨。中国当局大力压制异见声音的做法，使中国的人权状况成为该组织自2000年开始监督报告有关中国的人权状况以来最恶劣的。 总部在中国四川成都的六四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过去一年，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有以下特点. “应当说过去一年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恶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普通民众受打击的面已经迅速增长，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大家没有想象到的。” 黄琦介绍说，自去年初的中东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当局对各地的维权民众和访民的打压尤其严厉. “相对于过去十年来说，中国大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在最近一年应当来说相对数量是比较少了。比较少打压的情况力度还不算很重，但是对民间的压力是特大的， 因为在最近一年当中民众抗争的力度增大了。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五千多万民众的利益受到侵犯，这些民众在依法维权、依法上访的过程当中遭到了官方的非法羁押、绑架、殴打，甚至于还有失踪，也有一些人在这种压力下受伤甚至于死亡。所以说对民众打压的力度是远远超过过去几十年。” 香港的中国人权守护者的年报指出，在2011年有数十名人权活动者失踪，数名著名异见人士被判处重刑。最引人警觉的事态之一是中国当局使用强制手段秘密拘捕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至少有20多名维权人士被长期秘密拘押，家人得不到任何有关他们下落的信息。中国当局秘密拘捕维权人士已经众所周知，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去年就曾在当局对中国各地的“茉莉花”行动的镇压中，被拘留在警方的秘密关押点好几个月。现在，中国当局准备将秘密拘捕合法化，使它成为中国刑诉法的一部分，并已在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讨论。 北京的维权律师唐吉田认为，在中国，很多维权人士常常因为被当局以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遭到秘密拘捕. “他们把很多公民行使正常权利的行为也归结到所谓威害到国家安全，实际上是扩大化、泛化的理解和运用。而且没有有效的司法审查和公民行使抗命权的途径，事实上就变成警察或背后指挥警察的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他们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杀手锏，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冠冕堂皇地为他们去侵犯公民的人权作为一个托辞或和是借口。” 成都的维权人士黄琦说，目前中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讨论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将秘密拘捕的对象列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犯罪，他对此很忧虑. “而当局现在提出修改刑事诉讼法，特别涉及人员可以提前关押，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司法程序关到很长时间。应当说我们也担心刑事诉讼法扩大化的使用，进而导致更多的民众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我们在这方面坚决抗议当局扩大刑事打击面的。我们也希望胡温当局在余下的时间里能够迅速逆转民众权利遭到侵犯的情这种况。” 接受采访的两位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都呼吁，国际人权组织继续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敦促中国大陆改善人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