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

衡阳县“黑心”外商企业克扣死者捐款(图)

      国庆前夕,刘新良又一次徘徊在衡阳县飞利达鞋厂门前,为了向鞋厂讨回员工捐给其死去妻子的钱,他曾来厂里多次,吵过、闹过,甚至找过媒体,但至今仍未要回来。       今年5 月底,刘新良的妻子颜小兰在衡阳县飞利达鞋厂上班时中毒晕倒在车间,经医院抢救治疗,因肺部中毒等原因不治身亡。颜小兰死后不久,厂方组织全体工人为其捐款,但这些捐款并没有交给死者家属,而是落进了飞利达鞋厂老板的腰包。       女工上班晕倒不治身亡       颜小兰,44岁,衡阳县樟树乡樟树村人,在飞利达鞋厂工作已有两年零七天,工种是给鞋子刷胶水。刘新良说,在进厂之时,衡阳县飞利达鞋厂为颜小兰做了各项检查,证明她身体一切正常,而且很健康。       据衡阳县飞利达鞋厂一些员工反映,那些胶水的气味非常难闻,从今年3月起,颜小兰身体出现不适,每次下班回来都头晕恶心,曾多次请假去医院治疗。但请了几次假后,厂家开始以生产任务重,人手紧张为由加以拒绝。       5月17日,颜小兰在工作时突然晕倒在车间,员工们马上将她送到衡阳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衡阳县人民医院抢救之后,发现她病情非常严重,劝其转入解放军169医院治疗。医院诊断书显示:颜小兰肺部感染、胸腔积液,考虑为中毒引起多器官功能受损。在169医院抢救治疗第7天时,医生发现颜小兰肺部感染、多器官功能衰竭、浆膜腔积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时医生开始催其出院。5月28日,颜小兰在回家的路上默默地撒手人间。       员工捐款却遭遇克扣       得知颜小兰去世的消息后,飞利达鞋厂派来10多个员工来到颜小兰家里问寒问暖,临走时,大家给颜小兰的丈夫刘新良塞上600元现金。这时,有人悄悄告诉刘新良,颜小兰是在厂里中毒死亡的,应该找厂家赔偿。       次日上午,刘新良喊来村干部、组长以及当地党员一起来到鞋厂要求赔偿。经过一天的讨价还价,厂家愿意拿出2万做为人道补偿。在领取2万元人道补偿款前,厂家要求刘新良在事先写好的协议上签上名字,并写领条方可拿钱。看到摆在家里急需下葬的妻子,刘新良不加思索就在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颜小兰下葬的前两天,衡阳县飞利达鞋厂向全厂发出倡议,以颜小兰家庭条件十分困难为由,号召大家踊跃捐款。并表扬在生前的颜小兰工作时很积极,建议大家捐款以示悼念。厂家的这一善举获得了全体工人的积极响应,捐完款后,大家心情平静了许多,他们相信自己的爱心能够让死去的工友在九泉之下得到一些安慰。       鞋厂发动大家捐款的消息很快传到刘家,刘良新一时激动不已,同时也希望鞋厂在颜小兰下葬那天送来捐款以解燃眉之急。令大家出乎意料的是,颜小兰下葬那天,厂家并没有送捐款过来。刘良新一时很纳闷,他左右揣摩着,是不是厂家领导很忙,没有时间送捐款过来呢。次日上午,刘良新来到鞋厂领捐款,回答是双方已两清了,员工捐款的钱还不够抵厂家给他的两万元钱。       大家称早知如此不会捐款       听到这个消息,刘良新惊呆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妻子用性命换来的捐款,鞋厂老板也要吞掉。拿不到应得的捐款后,刘良新开始在衡阳县各职能部门之间奔波,所有职能部门都没有理睬,因为对方是衡阳县招商引资进来的外商企业。       飞利达鞋厂有员工告诉记者,当时厂里说颜小兰家庭困难,生病很严重,就提议员工为她捐款。该厂一保安称,全厂800多员工基本上都捐了,他捐了10元钱,其他员工多的捐了100元,少则一两元。       至于这次捐款到底多少钱,很多员工称不知情,只知道捐款的数目不少。而鞋厂主管生产的厂长徐文进却称只有3000多元。记者问了多名员工,关于善款数量众说纷纭。       在得知厂里没把钱给颜小兰家时,很多员工非常诧异,都说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早知这样我肯定不会捐的,以后厂里要捐款我也不会捐了。”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称,厂方这种做法实在太过分,欺骗了大家的感情。“厂领导太不人道了,借死人的名义骗我们捐款。我们之所以捐款,有的是同情小兰的家属,有的是还小兰生前的人情。如果给老板捐款,等他家里遭灾了再说!”       记者到该厂采访时,老板不肯露面,主管生产的厂长徐文进告诉记者,我们以前与颜小兰的家属签了协议,表明给予两万元人道补偿,所有费用包干,这些捐款已经与颜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刘家再来追要捐款,我们连已经给他的2万元爱心款也要追回来。(李根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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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多:盖兹和巴菲特请中国富豪吃美国腊八粥

巴-比的腊八粥眼看没人吃了,反倒吓得盖茨基金会赶紧声明盖茨不会“劝捐”,甚至盖茨还要发亲笔信,申明不“劝捐”。2009年的年度汉字是“被”:“被就业”、“ 被自杀 ”、“被代表”、“被幸福”,当然也少不了“被捐款”。这些被“被”的都是广大基本群众,而2010年另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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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曲”募款静悄悄 玉树捐款汇缴影响舟曲募捐

7月30日,五部委要求“各捐赠接收机构将捐赠资金全部拨付到青海省”的《实施办法》对公募基金会募款的影响已经初显:在某知名门户网站上,除了少数几家公募基金会呼吁为舟曲捐款的倡议外,大多数公募基金会并没有像以往重大灾害发生时那样,第一时间为灾区发起募捐的倡议。对玉树百亿捐款管理权的热议尚未平息,8月8日,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后,《公益时报》记者注意到,除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几家基金会先后发出募捐倡议外,大多数基金会并未在第一时间呼吁募捐。“玉树百亿捐款汇缴事件打击的不仅仅是捐赠人的积极性,而且也影响了基金会的募捐行为。”一位业内的专家认为。 影响捐赠人积极性   在为玉树地震的募捐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儿基会”)募集的善款为2000多万元,但儿基会早在五部委下发《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之前,就将善款通过妇联转给了青海省。   儿基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玉树捐款汇缴事件对于今后基金会的募捐的积极性肯定会产生影响,对于舟曲灾难的募捐也必然产生影响。“将善款汇缴给政府的要求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相违背的。”该负责人认为,“政府统一调配善款,将影响公众捐赠的积极性,有些人就是不想捐赠给政府。”   作为总则性条文,《公益事业捐赠法》明确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为社会公共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损毁”。对于慈善组织和捐赠人之间的捐赠合同,《合同法》也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因此,该负责人认为,《实施办法》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有可能侵害慈善组织和捐赠人的权益,首先,捐赠款属于慈善机构的法人财产,应由其独立支配;另外,在捐赠合同中,捐赠人信赖的是慈善组织,而非地方政府。未经捐赠人同意就将执行人置换为政府,这也会构成对“捐赠合同”的干涉。   该负责人表示,从全国大局来说,政府将善款统一规划、统一分配是应该的,但是从基金会和捐赠人的角度来讲是不正确的,这样做违背了捐赠人的意愿。该负责人强调,国家的资金国家用,民间的钱办民间事,不应该由政府调配善款。   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没有做太多为舟曲灾区筹款的活动,而对玉树善款汇缴的事件,对于今后扶贫基金会募集善款是否会有影响,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认为,仅仅从中国扶贫基金会来讲,有没有影响还不好说。   但是,王行最认为,“捐赠人需要了解善款的去向,资金的使用是不是透明的,捐赠人可以与公益机构以一对一的援助方式方进行帮扶,一起讨论如何使用善款,并确定善款的使用去向。”而如果将善款统一调配和使用,捐赠人不可能参与善款使用的过程,只能得到一个使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并不是单一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用到哪里去了很难说清楚,所以会对捐赠人捐款的积极性有影响,尤其是对特别想了解资金的去向的捐赠人有影响,在出现捐款被统一上缴支配的情况下,捐款人就可能不捐了。 开展筹资活动,顾虑重重   百亿善款汇缴政府的事件除了对捐赠人的积极性有影响之外,对于基金会筹资的积极性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与以前灾难发生后,基金会通常会在第一时间展开募捐活动的情况不同,目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并没有开展对甘肃舟曲的募捐活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我们开展筹资可能有一些顾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汪敏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基金会开展定向筹资,捐赠人也有捐赠某个领域的意向,基金会要按照捐赠人的意向去使用善款。而按照对于玉树善款使用的政策,那基金会就有很多不能落实的项目,所以现在也不能大张旗鼓地去开展募集活动。”汪敏说。   汪敏认为,这次玉树百亿善款汇缴事件对基金会的打击会比较大,“有些工作不敢和捐赠人签订有意向的协议,而捐赠人也有顾虑,因为捐赠意向是双向的,捐赠人看到基金会不敢承诺这笔善款一定会建学校,那么他肯定会考虑还要不要捐款。”   “现在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汪敏很困惑,甘肃舟曲目前还处于紧急救援的状态,对于灾后重建的部分,“我们不知道国家的要求,现在不太敢去对捐赠人做大规模的倡议。”   在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华环保基金会并没有主动去募集资金。中华环保基金会秘书长李伟说:“从基金会的宗旨看,应该围绕环保的主题做公益项目。”之后,民政部将中华环保基金会列入可以接受捐赠善款的十五家社会组织之一。“基金会接受的玉树赈灾善款只有几千块钱。”李伟说。   甘肃舟曲灾情发生后,中环环保基金会正在做一些前期的劝募工作,但还没有正式开始。而对于善款汇缴事件对甘肃舟曲募捐的影响,李伟表示,“我个人认为没有影响,国家有规定就按照规定办,而对于捐赠人是否会有影响现在还不好说。”   李伟认为,针对以前地震发生后基金会都涌进灾区做项目,有的项目难免重叠,导致善款使用的效率并不高的情况,所以“资金不统一使用和规划也有它自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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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亦凡:征缴民间善款 不利公募基金会成长 …

  据财新网报道,7月30日,民政部、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下发了《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各捐赠接收机构将捐赠资金全部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点击查看该报道 )   《实施办法》里对于何谓“各捐赠接收机构”没有专门的解释,只是在行文过程中,“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3个全国性基金会等捐赠接收机构”和“民政部和有关社会组织”先后成为“运作方式”和“拨付方式”中一些条款的主语。虽然还不清楚除了所提及的社会组织之外,是否意味着会有更多社会组织受到牵涉,但一部分最大的公募基金会再一次成为政府在灾后重建中的“提款机”。 这一次“联合劝缴”颇有一些出人意外的要点。 要点之一:如开头所述,依据过往经验,地方政府私下收缴民间善款用来抵充当地财政应投入之重建资金额度,而这次则是中央部委用联合发文的形式要求收缴民间善款,规格大有提升。再联系近来大规模的“政府募捐”,这似乎意味着政府部门越来越倾向于在面对大灾时通过汲取民间善款而不是公共开支来进行赈灾投入。    要点之二:以往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收缴具有定向捐赠意愿的捐款,而这一次,《实施办法》中对如何收缴和安排定向捐款有着粗略但专门的规定,这意味着即便具有明确使用意向的资金,也须一并收缴,由青海省政府替代原捐款接收单位,成为操作和实现捐赠意向的主体。    或许五部委认为公募基金会本来就没有什么操作定向捐赠的能力,与其让它们做,不如让地方政府来做,结果不会有太大不同,这才对捐赠意向进行大规模的移花接木。但窃以为捐赠意向恰恰是不太好移植的。因为,首先,公募基金会普遍地处专业人才和机构集中的大城市并且长期浸润于非营利行业,具有关于社会服务的专业知识,熟悉业内各种各具所长的民间社会服务主体,要比地方政府有多得多的能力和机会通过委托外部机构来高效、准确地实现捐赠意愿。其次,捐赠者向一家基金会做出托付,选择托付这一家而不是那一家,往往是基于他们对所选择的基金会的宗旨、业绩、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的事先的了解,他们认为自己的捐赠意向与这家基金会的能力是匹配的。   无论是定向还是非定向捐赠,连接捐赠人和基金会的最根本的纽带都是基金会的声誉,这包括专业性和诚信。这条纽带双向传递的是拉动基金会不断走向专业化和激励捐赠人参与捐赠的力量。    事实上,中国的基金会行业已经自发通过实际行动试图从加强自身透明度着手,来强化这种纽带。7月8日,由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内的35家公募、私募基金联合发起的基金会中新网(www .foundationcenter.org.cn)在北京启动。该网站旨在采集和整理全国所有基金会的财务和其他运作状况的信息,并通过搜索功能和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方便公众查阅和监督。基金会中心网的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表示:“未来的基金会能不能做大,不是看你是不是政府背景硬,而是看你是不是透明。”这就是说,当公众拥有了方便地获取基金会运作信息的渠道之后,他们对基金会的判断和选择也会理性化,他们将只会选择更专业、更透明的基金会来捐款。目前,基金会中新网已经采集并公布了1858家公募、非公募基金会的基本信息、公益项目以及财务使用情况。这么多基金会主动向身为社团法人,并不具有行政强制力的基金会中心网提供数据,可见基金会行业对一个更加健康的行业未来的憧憬。而此次收缴基金会赈灾善款的做法,无疑是对基金会行业的这种憧憬的打击,甚至扭曲了基金会与捐赠人之间的纽带,很多网民言简意赅地评论———“我再也不捐了!”    诚然,应该相信政府出此下策还是出于大公之心,为了统筹做好灾后重建工作,为了避免“一些非政府组织(N G O )公信度不高,回馈不明确,导致公众不愿将钱交N G O使用”这样的灾后重建的障碍。但是真希望这种“大公之心”能有更加稳固的道义支撑点。比如在汶川地震中,各对口援建地方政府能够自律地根据中央要求,按照上年度本省市G P之1%的标准,以财政支出用于对口援建,之后再根据实际资金缺口收缴民间善款,而不是事实上很多省市,在这1%的G D P中,五六成都来自本地公募基金会;再比如,政府能切实推进老生常谈的公共财政预算、决算公开的梦想早日实现,好让民众据此充分了解政府对民间善款,或者叫“特别灾难税”需求的合理性。    如果做到这两点,相信或会挽回一些民众对政府部门征缴民间善款的不良观感吧?而在法律上,在对慈善行业发展前景的判断上,这种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作者蒋亦凡,NGO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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