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网络民议】罗玉凤:这些言论出现在试卷是不正常的

@罗玉凤:我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自七岁就被我父亲抛弃。初中毕业后,因为家贫,我读了与自己理想和抱负相差极大的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在职场举步维艰,多年怀才不遇。作为一名沦为蚁族,只租得起一张床的屌丝,我发表一些对生活境遇不满的言论是完全正常的。而这些言论出现在政治课试卷上,则是完全不正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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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中国苛税才是走私源头

自由亚洲电台:中国苛税才是走私源头2015年3月4日墙外仙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接受《环球时报》说,“香港是中国一部分,怎可征陆路入境税?”叶国谦的说法,或许可以打动民族主义上脑的愤青,可是只要深思一下,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为什么中国人却抢着要去香港购物呢?的确,首要就是产品的安全、质素的分野,然而香港的工厂,早就在90年代大举北移,在香港零售店铺贩卖的货物,根本不是由香港生产,分别只是由中国生产的外国牌子,或者真正的外国货,为何竟然经过多重的转运,以至香港零售店赚取不少的差价,竟仍然可以吸引大陆的游客呢?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如果货物正常流通,即使俗称“行货”的代理商“食水深”,则必然会有其他商人,以合法管道引入“水货”,变相拉低价格,或提供更多样的产品供顾客选择;例如香港著名的“759 阿信屋”,就是大批从外国如日本,从批发层面买入货品,在香港以廉价发售,而大赚特赚之余,打破了超级市场的垄断;然而这种“水货”,都是批发生意,而非有商人派人在外地的超市、商店扫货,而是直接从批发商提货,因为批发商的价钱,必然便宜许多,更免却集散、包装以至运输的成本,根本不需要在市面采购,更不会搬空零售商店的货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又怎会骚扰到当地民生?那么为何不是中国商人以批发方式,从香港批发商转运去大陆谋利,而却竟然不辞劳苦,出动大量的走私个体户,从香港的零售商店,从事大规模“蚂蚁搬家”的集散运货工程呢?难道是香港的批发商不肯供货吗?一些罕有品或者是,但大部份的日用品却绝对不然,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有多重的贸易障碍,首先对香港运去大陆的货物征税,部份如奶粉等更有一些荒谬的“法规”,以至重重既得利益人为关卡的阻碍,最后令货物以批发方式运去大陆,成本竟高过从香港零售买货加上聘用走私者带货过关,这种走私生意才有利可图,才制造香港市面的乱局;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那么为何中国政府竟会对香港带去大陆的货物征税呢?如果叶国谦的说法是对——同一国不得收税,那么香港根本不会有走私问题,因为中国的商人可以大举从批发商直接入货,又怎容零售商赚差价?又何须费时失事,聘人蚂蚁搬家带货过关?事实上,十多年前董建华也曾要对香港人实施陆路离境税,同时任何人以码头或机场出入境,同样也要付税款,而陆路关卡以至道路的建设费用,为何不是由用者自付?什么莲塘口岸超支上百亿,为何要不去大陆的人承担?香港人在大陆也一直要付外国人收费,旅游区如张家界等也一直收取旅游费用,然而香港的特区政府却是一个卖港的中共殖民政府,对本地人凶恶,对大陆就软弱无能;诚然,收陆路入境税只能治标,要治本?真正的问题源头仍然是中国的苛税苛政,那些自称是“爱国爱港”的亲共议员,为何竟对中国荒谬的关税政策不敢反对呢?中国不是常要说搞“自贸区”的吗?废除关税,就自然杜绝走私,为何这么多“爱中国”的人却对此永远不敢提呢?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税收,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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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2014中国政治关键词:狠

来源: 美国之音 习近平主政以来,对异端与民间机构采取“秋风扫落叶”政策。 2014年行将过去,用什么词来概括这一年的中国政治最合适?我想到的是一个“狠”字。这个“狠”字体现于三方面,有的是真狠,有的是有尺度的狠,有的特狠但其实不应该狠,宽严之间,却能帮人从看似纷繁的中国政治中理出一条主线。 对政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对于政治失败者,比如徐才厚与周永康等人,当前中国媒体以“国贼”、“国妖”与“叛徒”口诛笔伐,非常热闹。70后出生的中国人也许对这一阵势很不熟悉,但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只是旧场景的有限重现,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罪名之多,包括内奸、工贼、叛徒,而且前面均冠以“大”字,以形容其极。 中国宣传文化的特点由两面构成,一面是对权力的谄媚,一个人只要权力在手,什么谀词颂语都能奉送;另一面是对失败者的践踏,只要失去权力,昨天还在大唱颂歌的媒体立马会“痛打落水狗”,竞相比赛谁的骂声更高昂、更出彩。这一特点,我以前总结过,“中共大小官吏,大权在握时,人人是圣是贤,个个乃文乃武。一旦失势,人人均成蠹贼,个个尽是流氓”。以徐才厚为例,十八大召开之前,被形容为中国天空中一颗闪耀的辉煌“将星”,他的家乡辽宁省瓦房店市因出了30多位将军,“将星璀璨”曾传为一时美谈。徐才厚落马后,立刻从“璀璨将星”成了“国贼”,对其“拉帮结派”、收受贿金派送官帽的批判成为必演曲目,《凤凰周刊》率先讨伐,于2014年11月20日率先推出《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原来在“徐公财厚”领导下的《解放军报》也展现“大义灭亲的风骨”,于12月10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将徐从“国贼”一变而为“国妖”。对待周永康则用文火慢煮,从“周滨之父”、“你懂的”到本名登场经历了大半年,如今是六罪加身之外,还弄了一个“其他犯罪线索”,将其比之为当年被灭门的中共名叛徒顾顺章。 上述“待遇”,以前地位相仿佛的三位政治局委员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等人未曾“享受”。他们虽然身陷秦城,但并未经受媒体大批判。考虑到党国形象,对三位的糗事,组织上均含糊其词一语带过。如今“组织上”连这份表面上的“体面”都不要了,可见出手之狠远过于以前。 对贪官:海外追逃不留空间 关于资本外逃,是一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出现的大问题,江、胡两任总书记都半心半意,从未真正下手解决。最让人难于理解的是:2006年中国商务部官员还被迫发言,否定两年前公布的有关中国资本外逃十大中转站的研究报告。习近平上任以来,王岐山主掌中纪委,国际追逃才获得很大进展,据说现在已与63个国家签定107项司法协助条约。2014年1月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之后,2月份中国当局宣布“猎狐行动”开始;10月份,专司追逃责任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由中纪委牵头,联合八个政府机构组成,出面与其他国家交涉引渡事宜,请求其提供司法互助,APEC峰会上中国成为首个ACT-NET主持国,取得区域反腐主导权,更便于国际追逃。目前该办公室已开列8000名贪官名单全球追缉,其中一部分已提交给有关重点“外逃国家”,并已获得一些西方国家的及时反馈。 上述行动,说明王岐山宣布“不给贪官留下海外生存的空间”并非空言。但上述两方面的“狠”手,都显示内部把握有分寸,即“身份识别”,一些利用父辈权势发不义之财的红二代未成为反腐目标。 对异端与民间机构: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这里说的“异端”,标准已比胡锦涛主政时期宽泛很多。胡锦涛时期,中共当局对异端的政策如同割韭菜,谁长得高一些就割谁,但总还留下了一些温和的人与NGO;习近平主政以来,对异端与民间机构采取“秋风扫落叶”政策,在胡温期间尚能活动的公盟,在习近平时期就无法存活,许志永率先被“寻衅滋事”入狱四年。到了2014年下半年,一些纯粹以公益为目标的NGO与言论并不出格的人士也纷纷中枪。 以资深新闻人高瑜女士为例,今年4月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抓,但那俗称“七不讲”的“九号文件”其实早在网上流传,所谓“泄密对象”明镜网也已声明从未收到过高女士提交的文件,但案情至今未明,高瑜女士仍然系狱。根据“无国界记者”2014年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2014年全球共有178名职业记者被囚禁,另有178名公民记者被关押。中国在这两项统计中都高居榜首,目前还关押着29名职业记者。更让中国知识界惊疑不已的是财新网文化编辑徐晓的陷狱。因为遍查徐晓的言论纪录,发现她基本不就现实问题发言。据说导致她系狱的原因是她参与了立人大学的活动,此说又遭到立人大学的创始人李英强否定,认为徐被捕与立人无关,另有缘由(《亚洲周刊》12月6日文:《徐晓被捕,知识界陷不确定季节?》)。与徐晓一样莫名其妙地被抓捕的人,还有公益人士寇延丁女士。 在胡锦涛时期,传知行研究所与立人图书馆均能存活,但在2014年均遭灭顶之灾。传知行成立多年,主要致力于倡导保护产权、深化市场、拓展个人、企业与NGO的活动空间,曾出版过《公民税权手册》,并不直接介入政治。立人图书馆始建于2007年。该馆的主旨是为乡村地区做文化服务,平时非常小心地“去政治化”操作,远离禁书即“非法出版物”。但目前传知行的郭玉闪、立人图书馆理事长薛野、副总干事柳建树都先后被拘押。 如此严厉压缩温和批评者及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其情形正如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雷锋精神:“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概言之,2014年贯串中国政治的主旨就是一个“狠”字。对政敌与贪官的“狠”表明,习近平有意毁灭萌芽于江时期、兴盛于胡时期的一些政治利益集团,并断绝贪官在海外的后路,但形格势禁,还得保留一些不可触碰的禁区,如红色家族不列为反贪的目标;对NGO与不同声音的狠,则表明习近平对社会空间的严厉压缩,哪怕这些组织不是政治反对者,也不给任何生存空间。三方面的“狠”字叠加,表明习近平对中共政权这座奠基于“毒地”(专制制度)之上、四面漏风、被蛀虫咬得千疮百孔的大厦,只愿意更换一些梁柱、拆毁一些毁损严重的地面建筑,并不想翻动地基。因此,居住于这座大厦的人,依然会受各种有毒元素的侵害。 关键字: 习近平 中国政治 关键词 栏目: 新颖视角 首页重点发表: 新鲜看点 作者: 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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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报告 | 偷听敌台的日子

1970年代末,电台是人们最重要的娱乐工具。与大陆电台的音乐充斥着铿锵有力的豪迈歌曲相比,境外电台传出的邓丽君的歌曲让人们紧张的神经一下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放松。1978年,28岁的太原人郭俊明参军入伍,在排长的收音机中,第一次从敌台中听到邓丽君的歌声。那时,收听邓丽君虽不像在“文革”期间那样面临劳教甚至判刑的风险,“但是被单位内部批评、处分甚至开除的风险还是有的”。“那是多么温柔的令人极其舒服的声音啊。听到的歌曲是《美酒加咖啡》和《何日君再来》。”郭俊明至今都忘不了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歌声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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