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娛

《東方早報》社長陸炎已被免職。互聯網 廣東《新快報》因刊發中共「政治局委員們的知青歲月」遭當局查處事件未了，上海又發生類似事件。上海《東方早報》昨日突現人事變動，社長陸炎被免職，副總編孫鑒被停職。傳事因該報早前刊發一篇為民營企業鳴不平的文章惹怒當局，也有指該報近年鋒芒太露而遭當局秋後算賬。事件再引內地傳媒界譁然。 十八大前滬整頓媒體 內地新浪、騰訊網昨有多位經認證身份的媒體人士發貼透露，《東方早報》社長陸炎因某報道被免職，副總編孫鑒亦被停職，同時，上海文新集團已為《東方早報》任命新的黨委書記和社長。官方未宣告有關任免和原因。但網絡消息指，事因該報5月15日發表一篇「民企本就有權進入所有市場」文章，為內地民營企業發展受到不公平待遇發聲，惹怒當局。 也有消息指，該報惹禍文章雖將矛頭直指向當局濫用公權力，令公權力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批評官企壟斷稀缺資源，可能令當局不快，但亦與近年該報太過鋒芒畢露有關。例如前年11月上海教師公寓大火，該報報道矛頭直指當局；今年3月全國兩會溫家寶記者會，該報竟用「改革須有人民的覺醒和支持」做大題；該報還對三峽大壩作質疑報道；去年8月溫州動車事故，該報又連篇炮轟政府。 有分析人士指，隨着中共十八大臨近，當局對媒體控制將更嚴厲，汪洋管治下的廣東和俞正聲管治下的上海，傳媒相繼被整肅，或許只是中國輿論嚴冬的第一波寒潮。有傳媒從業者指，南方報業遭當局重擊後已經陽萎，現在上海也動手，下一個會是誰？「以後還有誰敢記錄真相？難道全國媒體都要歌功頌德，你們才甘心?!」 新浪網/騰訊網 香港 蘋果日報

作者注：本文据在北京中国文联大楼“人民音乐”编辑部2005/11/25/创作座谈会为反驳中国音协在中宣部的名义下的“积极推动民族交响乐创作”一文的发言整理而成。自本文写成以来，没有任何报刊能发表。 苏联和东欧解体已16年了。对这解体，有的欣喜若狂、欢天喜地；有的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有的身处局外，冷静旁观。无论以上左、中、右（这是借用毛主义的分类词汇）三种态度，都不能改变这铁的历史事实了！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总结历史教训。这主要教训之一，就是不要再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并且要坚持不懈地铲除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 无论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在由歌颂个人崇拜而掀起的通向专制独裁的造神运动的狂澜巨涛中，文化艺术都被驱使而成为最大的“帮凶”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在前苏联的30—50年代，大量的个人崇拜的文学、戏剧、诗歌、电影、交响乐、大合唱、大歌剧、芭蕾、美术、雕塑等等，其数量之大、艺术水准之高，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巨大的现象，我和成长在五十年代的同代人正是太熟悉这些艺术了！而且其中绝不乏大量的感情真诚、艺术高超之作而令人感叹！我现在还保存有一些作品的总谱，其中有阿力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时，少年的我在一个黄昏的傍晚，在室外的昏暗中，听到由室内传出的手摇留声机的这个苏联唱片的钢琴和合唱，那钢琴深沉的前奏引出的真挚的长呼吸的女声合唱的，直到最后高潮的混声合唱，使我曾感动落泪！十年后的1963年我还在中央广播电台任职，我能借到和苏联电台内部交流的音乐录音资料，其中有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响乐—追忆列宁”，这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图书唱片室里没有的资料，我曾多次聆听并深入进行听觉分析，圆号演奏的那中亚风格的有力的旋律，铿镪有力，深刻感人，就当时来说水平很高，我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我国五十年来所有的同类作品，其艺术水准根本就难望其颈背耳！美国 周刊在八十年代有一篇关于苏联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重要的研究专论，开篇却说的是艺术和音乐：“尽管我们不认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她的诗歌和音乐是首屈一指的。”(“长河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176页。毛宇宽教授： ) 但是苏联、东欧顷刻之间的崩溃解体使这些大量的歌功颂德的作品突忽之间全成了过眼烟云而荡然无存，证明了它们绝对没有保护、捍卫、挽救那个制度及其统治者的失败和灭亡的功效和能量，而且最后也难能留在音乐史中。而在世界人类的音乐史中，能留下来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又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见证”的萧斯塔可维奇的交响乐作品，连他的在高压下创作的歌功颂德的获得1949年斯大林一等奖的应景之作“森林之歌”也被历史淘汰了！ 在世界音乐史里，除了歌颂上帝的音乐之外，从来还没有歌颂某一个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交响乐或音乐作品，而不论该国王或该总统多么伟大。在欧洲，英国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女王颂”大合唱或“丘吉尔颂”的交响乐；在罗马、希腊没有过“凯撒大帝大合唱”“亚力山大大帝颂”交响乐；在法国没有过“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颂”或“戴高乐颂”大合唱；在德国也没有“威廉国王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在1917年前的俄国，也没有“彼德大帝颂”、“尼古拉沙皇颂”等大合唱。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写歌曲、写交响乐、写电影、写小说进行歌颂这一个人崇拜的文化现象，乃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产物而在前苏联发生、发展、兴旺并成为“党的文化”的强大主流的。但是在1917年苏联成立的初期也还没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的大肃反大清洗、要确立个人的独裁统治时才建立起来，并在30-50年代特殊兴旺的。但是奇怪的是，号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并没有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颂“、“恩格斯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而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学生的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却拥有不少的歌剧、交响乐和多得数不清的歌曲、合唱。自斯大林1953年死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个人崇拜，自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歌颂他的艺术作品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后的六、七届前苏联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位也从没有过他们的颂歌了！没有“赫鲁晓夫大合唱”，没有“勃列日涅夫进行曲”，没有“戈尔巴乔夫颂”和“叶利钦颂”的歌曲和交响乐。可见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斯大林独裁建立的歌颂他个人的文化现象。 在封建毒害最为深久的中国虽然有大量的御用文化，而无论古代和起自1911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后的现代中国，并没有“孙中山颂”交响乐，也没有“蒋介石颂”大合唱。唯有“东方红”作为毛泽东的个人颂歌，却实实在在是对前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这是所有人都不争的事实吧！就是历史上最最极权的法西斯纳粹德国，有过“希特勒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吗？ “东方红”的原始面貌，今天早已不为人知了！它本来是一首活泼轻快的陕北农村民歌小调，而且被民俗学家划入情歌范畴之内，它的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还有更早的少为人知的原生态歌词《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人，呼儿嗨，哎呀我的三哥哥。”我们曾看到的最早的新的歌词，是被署名为当地的农民歌手李有源填上的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当时延安根据地的新文艺工作者采集民歌发现以来，这歌词是否又被修改拔高过，我们已不得而知了。本来在民歌中，人民歌唱自己感念的人物和事件，是很正常的现象，具有自发性，如蒙古民歌“嘎达梅林”，如陕北民歌“刘志丹”等，就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是“东方红”却不同，从开始它的命运就被提升和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而绝不同于任何其它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适应了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主席全面的登上领袖地位并要求扩大和加固其个人地位的政治要求而被发现、提高、加工、推广的；它也的确曾在根据地作为领袖和人民亲切的新型关系而流传，直到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还是被人们亲切的歌唱。但是它从诞生之初就浸泡了中国特殊深久的封建文化母体的的毒液而不被发现，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三中全会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才被发现并提出反思，人们把它的歌词“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国际歌”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打碎身上的枷锁，只有自己救自己”的诗句相比，对它的个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义提出过质疑和批评。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的吗？”（“东方红”始末）1944年收集整理并传播它的主要人是诗人公木，他在文革后也如此反思( 张菱)。 但是当时的讨论还尚未深入而又有待深入：对“感恩“的封建奴性及其由来还么来得及深思，人们也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和讨论这首歌的音乐方面是如何被神化——异化的，实际上歌词和音乐的被不断加工和不断异化是同步进行的：自1949年后，“根据地文化”即”党文化”被确立为全国的主流文化，这首歌就被作为领袖个人的颂歌而传遍全国，并具有了某种和“国歌”相同并超过“国歌“的典礼性和仪式性的庄严神圣意义，早在文革前的50/60年代，很多大会和典礼的仪式就有“唱国歌、唱东方红”这道程序，自文革始，这道程序就约定俗成了。50/60年代以后，尤其文革之前和之中，在步步增涨的个人崇拜、践踏民主、强化集权、张扬奴性的过程中，一批一批的音乐家们，怀着虔诚的愚忠，为了达到造神的须要，就要在音乐方面把这首乡村的情歌小调，拔高和改造成伟大领袖的庄严颂歌。但是这是有极大难度的，从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音乐技术呢？那办法也只能是向苏联学。 但是前苏联和中国有极大的不同，同为个人崇拜歌功颂德的作品的艺术水平，中国的无论形形色色的歌曲、合唱、交响乐，其技术水准和专业水平与前苏联相比，则相差悬殊而无法比拟耳！盖因前苏联从彼得一世起到18/19世纪早在1917建国之前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从总体说，它虽然仍是一个大量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它虽然还没有进入最先进的工业文明的西欧各国，但是却有了初步的工业文明，尤其是它的艺术成就，有了强大的的俄罗斯乐派和拉赫马尼诺夫等国际大师，在如此强大的古典音乐传统之后的音乐水准，那些“斯大林颂”、“列宁颂”的交响乐、大合唱，其艺术水准之高，是今天的中国人想不到的。而我国却是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党的文化”的正式提出和建立是在1942年毛主席发表“讲话”的延安，那时的延安和根据地还只有农业文明的大秧歌而没有工业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中国的“党的文化”的建立只能由农业文明的“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起步，“东方红”自不例外。起自“东方红”的我国的造神之作，经过1949年建国后的全国规范化，再到1958年的大跃进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歌颂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的新民歌(周扬主编郭沫若题词 )，再由文革文化达到顶峰，五十年来的这些音乐作品，总体说都是用农业文明的简陋的技术包装的“政治文化”。 由于1949年后的中国是向苏联“一边倒”，而我国的音乐家们学习和掌握这些主要来自苏联的音乐技术的时间还很短，水平还很幼稚，所以要把这首简朴而轻佻的情歌小调改造成伟大领袖的颂歌还很困难而吃力，那一次又一次的轮番作业的人为地强行改造的技术手法，就是把这首小歌的速度拉慢再拉慢、时值放大再放大、力度加强再加强、声部加多再加多，用管弦乐队配器色彩和大合唱的厚度浓涂重抹，力求拔高改变其原始面貌；不论这首小小的乡村情歌能否承担此种功能，毕竟经过多人多次多年历久的逐渐加工，最后终于将其强行变成肃穆、雄伟、巨大、厚重，但也威严、阴沉、呆滞、沉重的音乐形象，好象脱离了人间远远的升腾到高不可攀的九天云雾中的巨大而又恍惚虚幻的至尊大神，而这首民歌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始清新，它的音乐审美意义也就枯竭而僵化，活泼生动的生命力已丧失尽净，成了强行拔高改造的音乐“四不象”，既没有“斯大林颂”那样的真挚亲切纯朴的感情，更没有艺术的高水准。我在文革中被关押的每天早晨都听到高音喇叭播放它时，都感到我又要挨打挨批斗了而恐惧不已，多年后的偶而听到仍难免心惊肉跳的恐怖。它的从情歌到颂歌的这个加工过程就是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过程，就是宣扬封建愚忠、毁灭个性解放、扼杀独立思想、强化独裁专制、背离民主自由、也背离了“国际歌”的“要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飞出牢笼”而是自我套上个人崇拜的思想枷锁的过程。在前苏联，正是在响彻云霄的斯大林的颂歌声中，千百万人被杀害或冤死在大清洗的古拉格；而在我国，也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跃进“的饿殍千里哀鸿遍野，文革的打砸抢疯狂武斗，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全国，经济崩溃，国家命运频临绝境而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对。所以，个人崇拜扼杀民主使苏联东欧崩溃；在中国，不但毒害了毛泽东自己，也毒害了共产党本身，还毒害了我们每个人啊！”东方红”这支小歌的作用决不能说小啊！ 文革过去已28年了，对于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的危害，也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中都被彻底否定推翻了。如今，世界已进入21世纪，三中全会也开过26年了，六中全会也开过23年了，苏联东欧也解体16年了，人们都在对百年的共产主义史的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的教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中国正在努力开放向国际接近，本应当越来越远离封建而走向民主自由、人格独立、思想解放，对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本应进行深刻、反复的反思和批判以求尽可能彻底的铲除这罪恶的封建的毒瘤。改革开放迄今近30年后的今天，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冲破牢笼”吗？难道谁还相信有救世主吗？在中国，人们已认识到，1949年后的中国文艺，由“一切为政治服务”到“文革文化”而毁灭人类文化，其个人崇拜的疯狂性愚昧性和技术水平的落后，都是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堪称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愚昧之最耳！但是这些80年代曾有过的反思还没有继续坚持深入，就被人为地中断了！ 文革结束近30年了！今天，请看当今世界各国，有过“布什总统进行曲”、“撒切尔夫人之歌”吗？即令在落后的非洲、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各国，曾有过“X国王交响乐”、“Y大帝颂歌”吗？即使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木，有过如“东方红”式的颂歌吗？ 但是独独在我国却还抱住个人崇拜的封建阴魂不放，努力地仍然在造神！人们都还记得：四人帮刚刚打倒的1976年，马上就有了歌颂华国锋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并又唱遍全国，这首并无罪过的普通民歌，又被强插上个人崇拜的翅膀而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由于华国锋很快走出了历史，这首歌也马上消失了。但是如这样的已成过眼烟云而且滑稽可笑的事，却好象已成无限光荣的传统，又竟然变本加厉地扩充到为每一届领导人搞一首质量低劣的简谱颂歌，从歌颂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到歌颂江泽民的“走进新时代”均为此类产品。而且这些歌曲的艺术品质和灵魂的真诚，由于历史的根本改变而再也做不到昔日苏联的同类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真诚感人于百分之一了！有位第五代的著名作曲家还把 再加上 共同组合写成大型的四个乐章的 交响乐并多次演出和被多次播出！这就正如鲁迅早就说过的“吧儿的种子绵绵不绝“。更有甚者，不久前又有了超大型的一小时之长的溶合唱/独唱/诗朗诵/和大乐队于一炉的“黄山颂”的豪华型颂歌，我看了电视的播出，深为其富丽堂皇奢侈华贵其外，而平庸陈旧苍白媚俗其内的新的假大空的历史重演而悲哀：这才是真正的”精英垃圾”啊！ 我国的此类个人崇拜的颂歌，还有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特点，即被歌颂者的个人籍贯被赋予的特殊的意义。由于毛的湖南籍贯，建国后的他的颂歌就有了许多是用湖南民歌或湖南民间音乐或湖南花鼓音乐的风格来写作或改编或演唱，无数的此类产品中，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当地民歌风的 ，曾有一时此歌还被明确注明为湖南民歌。又因华国锋籍贯山西，他的颂歌就是他的家乡的山西晋中民歌 。如今胡锦濤主席先生籍贯安徽，于是 的全部策划操作和出资就有安徽省主持。个人籍贯，尤其是领导人的个人籍贯如此具有特殊意义，这大概是农业文明的中国特有的封建意味的现象，也根本背离了”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使我想起从前曾有过的为了为同乡的生存而建立的各省的”同乡会””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社会组织，以及挡次更底下的推而广之的地方性的封建会道门如青红帮/哥老会/袍哥/等等组织所代表的某些地域性的江湖游民的文化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领导人的贵同乡也都光辉几分，难道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观念的影子吗？难道没有封建传统的狭隘的地域观念的意味吗？而其词曲作者/改编者/演唱者/无不乘直升机而立马飞黄腾达，比文学界的一本书主义更走红，音乐界就大有一首歌吃一辈子而且相传多批梯队，已是司空见惯了。 虽是陕北民歌，但是由于是毛的”政治登基”的代表，所有的陕北民歌或陕北民间音乐五十年都走遍全国;而且所有的湖南民歌风的作品，如 等等，不论其艺术水准高下，也都有了特别身份而被特开绿灯不胫而走。本来对一切民间艺术的研究的确是艺术家们的工作，民间艺术和民间音乐本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但在中国却不是象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匈牙利的作曲家柯达衣和巴托克那样地从艺术和文化的学术意义出发而深入研究并获得历史的和国际的意义并为世界尊重，在我国民间音乐的推广却是因政治原因甚至因领导人的籍贯而起作用的，其独立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却并不受到关注，领导人一退出历史，这些民间音乐独立的艺术意义也就消失或退色。而这个问题，我们的几乎所有的有关学者却从未曾发现或讨论过。当然，此类产品的出世和走红，并非一定要领导人亲自明确发布指令，而多是左右和下人们的务求紧跟蓄意所为，而且大都是由于力献忠诚的愚忠愿望而致。但是这难道不正是鲁迅早已说过的”争当奴隶而不得”吗？ 邵燕祥在1998年的《说“神化“——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文章中，系统地分析了”神化“的历史和恶果后，又说：“对于文革而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1978年的三中全会倡导了实践标准与之对抗，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予以否定。然而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起的恶劣作用以外，对其它方面因素的研究，还是历史的弱项。例如：党政军学的各级干部，工农兵民的广大群众，为什么都不自觉的汇入了“神化”毛泽东的潮流？——我以为，长期皇权专制造成的“臣性”即“奴性”应居首位“（“非神化”340页，邵燕祥。花城出版社“思想者文库”1999年8月出版）这真是要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深入反思啊！ 历史错误在不断反复，使我感到深深的压抑、羞愧和无边的悲凉！无论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如何，我们何时才能剪掉脑袋后面的为每届国家领导人各献颂歌这根可耻而丑陋的封建的大辫子呢？ 后记：1，《东方红》所标志着的感恩思想的历史原因是更加悠久的中国封建的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产物，对感恩思想的深究和探讨，是更加深刻的历史课题，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展开，甚至还没有被提出来。 2，感恩思想和忠君观念，是同一事物的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好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它们的历史来源也同样悠久，都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历史过程，没有对封建的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进行过历史性的反思和批判。这都不是本文的范围了。 3，《东方红》由一首小歌的标题，进而到1963年又成为集中表现中国20世纪革命史的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标题，说明了对毛的歌颂和评价又上升扩大到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史的意义，是为文革的前奏和舆论准备。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已经是在否定了文革和初步批判了个人崇拜之后的1985年，却又一次同样兴师动众投入巨资恢复了《东方红》大歌舞，虽然改名为《中国革命史诗》，而内容却和1963年的版本全部相同的歌颂毛个人。这种和历史的进步相逆反的文化现象，却没有被提出过任何反思和质疑。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每逢有关节日，总是要在ＣＣＴＶ再次播出《长征组歌》，切莫说长征的历史真实已经被多人在多处多次提出疑问，被作为其象征和代表的18勇士强渡泸定桥就是子虚乌有的被编造出的假历史，包括人造卫星的呼号仍然是《东方红》，在文革中产生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结尾仍然是《东方红》，而文革已经结束30年多了如今仍然在在到处演出。这些都是代表性的继续宣扬个人崇拜的事件，却在今日也照常反复地继续做着而没有引起过任何评论和质疑！许多回忆录都说绝不能使文革的历史反复再出现，但是上述事件难道不是正在反复着吗？ 王西麟（中国名作曲家，居北京），原标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反思“东方红”》。《纵览中国》

王立軍事件曝光後，傳言滿天，有說薄熙來背後代表覑一股龐大勢力，也有說胡、溫、習聯成一線，應付一場驚世權力鬥爭，種種傳聞，可說巨細無遺，猶如電影情節一樣，其精彩程度，近23年來所罕見。 這類極富戲劇性的消息，不是出現在香港的主流媒體，又或是內地網絡，而是總部設在歐美各地，專注內地新聞的網站，再細心分析，每個網站的消息來源，都代表覑背後的政治勢力，他們在內地，無法明目張膽展開輿論攻勢，只好利用海外媒體，發布對自己派系有利的消息，以出口轉內銷手法，把對手抹黑為改革開放、甚或是人民的公敵。 由於這類消息太過露骨，又無法核實，香港主流傳媒更怕站錯隊，所以一般都極少貿然刊載。 一般人由此認定，大部分內容根本不可信，可以置之不理。 但其實，對內地政情熟識的人士，先會把這類消息抽絲剝繭，再跟內地官方消息對比，他們會發現，部分謠傳所堆砌成的一幅圖畫，竟然與現實情況不謀而合！ 內地的傳媒網站，早有南、北，左、右之分，背後所代表的，不單單是不同的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來自權力核心裏不同派別的政治力量。了解這種內地特有的傳媒生態後，就可以明白，某某報系可以長期大談改革開放，另一地方報系卻經常批判普世價值。 就算在不同的群眾突發事件，在不同時間裏，內地傳媒都有不同的處理手法，就如最近的四川什邡群眾抗議事件，如果在半年前，絕對是屬於敏感新聞，但今次卻可在各大媒體廣泛報道和討論，這類異常現象，又可以解讀出最新的政治形勢。 要掌握第一手國情，未必需要直通中南海的靈通線人，只要好好掌握以上的竅門，每個人都可以是中國問題專家。 現距離中共十八大還有3個多月，要操練我們觀察內地政局的能力，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香港 明報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方滨兴可说是中国网民最喜欢咒骂的人。有“中国防火墙之父”称号的方滨兴，上月19日在新浪微博悼念不久前逝世的一名计算机教授，由于方滨兴的微博帐号长期处于禁止评论的状态，网友上星期四在大量围观他的网站之后，只能靠转发来表达意见，而且转发都不约而同附有一句「可惜不是你」的评论，转发数量如滚雪球般的历久不衰，迄今已超过数万条。 身兼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的方滨兴，不久前在新浪微博帖文说：「在计算机界享有盛名的董占球教授昨天仙逝了。他是一位睿智的学者，学识渊博，为人爽朗，敢于直言，为我辈之楷模。他还是信息安全界的泰斗，为我辈所敬仰。董占球教授千古！」 　可怜董占球只因为认识方滨兴，人死了还无辜被拖下水，遭到网民围观吐糟。网民将悼文转发时纷纷加上「可惜不是你」的字句，其他啥都没说。「可惜不是你」由于是台湾歌手梁静茹的一首歌名，到了最近，喜欢恶搞的网友附加的句子还变了「下次就是你」，有些网友还调侃地说，「方滨兴被可惜不是你」。 　对大陆的网上警察而言，是否屏障「可惜不是你」这个词儿，是一大难题，因为封杀此词，梁静茹的歌曲也将无辜被屏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蔡孟妤／綜合報導 　美國老牌大報《紐約時報》昨日推出中文版網站，正式宣告走入中文世界。紐約時報發布聲明表示，希望能夠吸引「越來越多受過教育、生活富裕的中國公民」，為他們提供有關世界大事、商業和文化的高品質新聞報導，希望中國政府官員能接受該網站，但強調「不會為了中國政府要求修改網站」。 　《紐約時報》聲明，「新網站將特別為中國大陸讀者編輯，提供紐時得獎報導中最佳作品的翻譯，也會有中文作者提供的原創報導。」《紐約時報》媒體部落格指出，中文網站每天將主打約三十篇有關全球新聞和社論的文章。 　近來北京當局與在中國營運的外國媒體關係日趨緊張，半島電視台記者成為一九九八年以來首名遭中國驅逐的外國記者，此外，也會定期中斷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ＣＮＮ）和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等外國媒體的廣播。 　大陸擁有號稱「防火長城」的巨大網路控制和新聞檢查系統，負責刪除被認為對政府具有威脅的資訊或評論。《紐約時報》發言人表示，並未針對中文網站內容和中方有任何協議，網站的內容將由紐時自行決定，「不會為了因應中國政府的要求而修改網站內容」。 　不過他也說：「我們知道中國讀者偶爾不能看到其他外國媒體的某些文章，我們或許也必須忍受這點，但希望不會。」《紐約時報》部落格指出，紐約時報公司很清楚可能出現的新聞審查問題，但中文網站將遵照紐時的新聞工作規範，且伺服器設在中國之外，絕不會成為中國大陸官方的媒體夥伴。 台灣 中國時報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死故事》，於2012年六四，由臺灣允晨出版推出；德文版於10月，法蘭克福書展期間，由費舍爾出版社推出；英文版正在繙譯中） 在蒼茫的中國大地，究竟有多少像李旺陽這樣的沉默的受害者？廖亦武的新書《子彈鴉片》歷時多年蒐集、採訪，今年終於得以面世，揭開了黑暗冰山的殘酷一角。 文/鄭語 「請你們關注他，關注一隻螞蟻的命運。螞蟻改變了我。一隻螞蟻的命運最終將改變一個國家。」——2012年5月2日，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陳光誠身上之時，幾乎沒有人留意到流亡作家廖亦武為他的朋友李必豐發出的這聲呐喊。 這個叫李必豐的地下詩人，因為聲援「六四」學生和調查四川綿陽紡織工人罷工，曾經兩度入獄，罪名分別是「反革命宣傳煽動」和「經濟犯罪」。第一次被判了五 年，第二次被判了七年。就在去年廖亦武逃往德國後不久，他又被懷疑為廖亦武提供出逃經費而被投入看守所，在收押了七個多月之後，今年5月8日他再次因「合 同詐騙罪」被推上了射洪縣法院的審判席。 若不是《子彈鴉片》，或許沒幾個人知道這隻改變廖亦武命運的「螞蟻」。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和叱咤風雲的學運領袖們相比，他太渺小了。就像李旺陽，若不是他在臨死前公開說了幾句話，若不是他離奇「吊死」的消息在互聯網上廣傳，沒有幾個人知道 這位「就是砍頭也不回頭」的硬漢。可是，與那些流亡在外的民運精英們相比，或許他們才是「六四」最直接的受害者：因一腔熱血而鋃鐺入獄，弄得家破人亡却無 人問津。在這個只愛人民幣的「人民共和國」裏，早已沒有人記得那一年他們曾在三輪車上口若懸河的講演，那一夜，他們曾在木樨地手挽著手阻擋過人民解放 軍…… 二十三年後，滄海桑田，斗轉星移，當年的「北京戒嚴指揮部總指揮」陳希同開始出書否認自己的罪行；當年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總指揮」柴玲卻開始為鄧小平、李鵬們祈禱。達官顯貴們一個禁令接一個禁令，學運領袖們一個聲明接一個聲明，「六四」越來越像他們的一場戲，而大多數的抗暴 者的聲音在這場戲中却從來不曾被注意。 「我當時一直想找地方出版，但都沒有出版社願意出，因為這些人的生活根本就沒有人關注。」《子彈鴉片》的作者廖亦武在接受《陽光時務》的訪問時說。 從 2004年底開始，廖亦武採訪了十六位鮮為人知的六四抗暴者，連同一篇自訪，彙集成了這本《子彈鴉片》。廖亦武如此形容這本新書的主角們，「和李旺陽一 樣，他們早年投入街頭政治，參與六四抗暴，但後來迅速被社會所遺忘，他們現在的景况都非常凄凉。他們十幾二十歲，或是二、三十歲時就被投進監獄，坐了十幾 二十年牢出來，完全被這個社會邊緣化，曾經參與抗暴的歷史也被人們忘記，而現在也被大家所瞧不起。」 多年之前，王小波在他的雜文《沉默的大多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是時候了，看一看這些沉默的抗暴者，聽一聽這些失語者的聲音。 以下是陽光時務專訪《子彈鴉片》作者廖亦武的摘要： 陽光時務：李旺陽也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你怎麼看待李旺陽事件引起這麼大的社會震盪？ 廖 亦武：李旺陽在臨死之前還接受了採訪。很多其他人的絕望是無以言說，他們有生存的重擔，生存壓力很大，那麽能够站出來的人很少。如果大家看了《子彈鴉片》 這本書的話，會覺得李旺陽的命運是很普遍的，李旺陽事件中的絕望也是普遍的：一方面對國家獨裁政治的絕望，一方面是對精英政治的絕望。這個事件的悲劇性能 警示我們每一個人。就像我們學習哈維爾所提倡的「無權者的權利」，每一個沒有權力的人，每一個小人物都有權利，都有喉嚨，你不能漠視它。我認爲這是一個長 期遺忘、長期漠視的結果，這樣才會發生李旺陽這樣的悲劇。 所以，我一再强調一方面追究公安局的責任，要求徹查真相是應該的。另一方面， 每一個人，特別是身在海外的精英背景的這群人，他們應該反思。我認為這是這麽些年來最深刻的一次事件。對比我們之前一窩蜂地去預測，內部誰開明誰保守，這 個事件要有意義得多。這是很多次維權事件，包括寶馬車撞人、楊佳事件，小人物的命運，一次次積累而來。每一個年輕人都在參與，因為李旺陽的悲劇和《子彈鴉 片》中的悲劇，都可能成為這些年輕人自己的悲劇。互聯網給80、90後、70後參與的機會，可能其中不少已經到了海外，大家都在推動這個事情。不像老的民 運，是一種經營政治，像柴玲這樣去發言——我代表你向西方發言。現在不同了，現在有互聯網，年輕人的參與越來越多，這讓我看到那麽一點點希望。 我 認為，真正引起這個社會崩潰的，會是螞蟻的命運，就像李旺陽這個事件。李旺陽知名度很不高，在國際上完全沒人知道的，就像我書中所寫的人物一樣。這種事情 激起的衆怒，激起的社會的動蕩層面，我覺得更加深刻一些。因爲這種事件帶有很大的不可預測性，不是通過博弈可以解决的，你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每一個人的憤 怒。正是這些在黑暗角落、曝光燈之外的事情，這些事情的累積會導致這個國家的改變。這和突尼斯小販的事情差不多。 陽光時務：你怎麽看柴玲關於「寬恕」的言論？ 廖亦武：就在李旺陽事件之前，柴玲發表所謂的寬恕。她認為她是什麽人？她認爲她還是學生領袖嗎？23年她已經變成美國公民了，她還在發表寬恕鄧小平、李鵬。這真是太滑稽了，寬恕後面她還說了個阿門吧。 這 種滑稽下面隱含著沉痛。我們反思天安門事件引起世界震蕩的那次學生運動——那次群衆運動是中國唯一一次，中國歷史進入世界歷史格局的行動。中國歷史就是開 始街頭抗議，然後很多人投入，然後到軍隊鎮壓，死了兩三千人；這個事情過了幾個月，柏林墻倒塌。別人的歷史是基於天安門的教訓，因為別人對年輕人不敢開 槍，跟著就是發生前蘇聯解體。1989是個分界綫，這個分界綫剛好是以中國作為開頭。但是這樣的一個結果，當時就是一種精英政治，發生了血案，然後失敗， 精英政治的破産。最開始簽名抗議，不够資格你就不能簽名，表面上是大家參與，但不是一個全民（參與）的。所謂指揮的中心就是包括柴玲他們設立的那個地方， 我聽余志堅說——余志堅就是當時在天安門朝毛像投臭鶏蛋的抗議者——他說，我們要見一下這些學生領袖可不得了，要先遞交申請，遞交申請還進不去，崗哨層 層，最後還只派一個人出來接見我們；最後余志堅說，他們三個人準備要自焚抗議（學運領袖）。可轉頭一想如果這個時候自焚，別人可能還不明白這到底是要幹 嘛。於是他們就投去臭鶏蛋，結果還被學生的糾察隊扭送到警察的手裏，精英政治就是這樣。 發展到今天，我看自從茉莉花革命之後，精英政治 逐漸拋開，發展成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政治，我稱這個為平民政治。但是柴玲她好像還覺得自己還是小姑娘。我沒想到一個人做夢的時間這麽長。一個小姑娘做夢做 成了老大媽，還在做夢，還站在天安門。另外一方面，像李旺陽又太悲慘。這個世界是個大舞台。 我認為，特別是加入教會的這群人，他們應該 懺悔，而不是有權利來寬恕。他們當年通過黃雀行動全都跑到海外，他們這樣的行為對於那些小人物來說，他們幹了什麽……我們也不能譴責他們不勇敢，但是客觀 上對這群小人物造成的心理的陰影，一直蔓延到現在。如果到現在還沒有一種懺悔和悔罪的話，我認為這才是一種真正的人性的罪惡。特別是柴玲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覺得聽起來有點像是想和共産黨暗中做生意的异教徒，有點不對味。因為我剛寫了《上帝是紅色》的，人家傳教士那麽有獻身精神，哪像是這樣的。那些話好像是 异教徒說的話。 陽光時務：吳仁華說，把目光聚焦在廣場上有沒有死人，以及聚焦在學生領袖，是對六四的狹隘化以及誤讀，您怎麽看這句話？ 廖亦武：我覺得這個話他說得還不够。你看《子彈鴉片》，我覺得這是整個時代，一個是獨裁的性質决定了。我覺得這是廣泛的精英政治的結果。 陽光時務：我們稱之為「沉默的受害者」的這群人，據您了解，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這個總人數大約有多少呢？ 廖亦武：就在全國來說，基本上就是一個主體。你想當年，幾十個城市，有幾千萬人參加。我估計當時在全國至少抓了幾萬人。這就涉及到幾萬個家庭。這個數目太大了。香港後來公布的黃雀行動的名單，我們能看到的都是那些赫赫有名的人。 陽光時務：像楊佳、李旺陽這樣的小人物，他們必須要以犧牲生命爲代價才會引起人們的關注。您會不會覺得這個代價太沉重？ 廖 亦武：我有一個朋友叫李必豐，他因為我的出逃，兩個月之後就被抓了。他已經被關了八個多月。他的審判也被推遲。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就像雷在耳邊炸了一 樣。他已經是第三次進去。他前兩次進去加在一起判了12年，跟李旺陽差不多。這次又第三次進去。因為當局懷疑他協助我出逃，說他資助我錢之類的，把他給抓 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時也是沒有人關注。當時正好是陳光誠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陳光誠身上。 我用了很大的力氣去推動，後來西方的很多媒 體，特別是波蘭那邊，也在幫忙推動。6月2日、3日那個時候，波蘭很多家報紙都刊登了李必豐的事情。我在波蘭卡普欽斯基報道文學獎的獲獎時，就說了李必豐 的事情，在德國這邊每次朗讀我的作品時也會提到李必豐。在這邊也有很多人簽名聯署支持李必豐。比如，200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塔·米勒 （Herta Müller），她是第一個簽名的。比如哈金（作家，美國國家圖書獎獲得者），馬悅然（瑞典籍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他們當時在幾天之內都簽了 名。柏林文學節也把他們的總部借給我開了個新聞發布會，把李必豐的事件用六種文字發佈出來。我就看到了一個奇迹。我從中看到中西方價值觀的巨大差异。怎麽 一個小人物的命運在西方就引起這麽大的關注，引起每一個人的同情和關注，為什麽我們在東方還是在關注就是像柴玲這樣的人？西方的每一個平台，都是為小人物 發聲。 陽光時務：這本書，開始網上傳言說叫《六四·群體證言》，為什麽到最終出版的時候，您給他起名叫《子彈鴉片》呢？ 廖亦武：我認為這就是共産黨用的兩個方面，你不服就用子彈對付你。但是僅僅用子彈也不行啊，還要用鴉片烟，鴉片烟能够麻醉大家，麻醉大家就是賺錢嘛。包括我們柴玲也是中了這個鴉片烟的毒。 陽光時務：無論《底層訪談錄》，還是《上帝是紅色的》，還是這本《子彈鴉片》 都是寫的是被主流視野排斥最邊緣的群體，您為什麽致力於為這樣一群人寫作？ 因 爲我也是從六四、寫詩、然後入獄過來的。我坐過那個監獄，是監獄把我徹底的改變了。我沒有坐過秦城（秦城監獄），也沒有被當做一個高級的政治犯來關押。我 就是關在一個地方的監獄。和那些最普通的犯人，還有重刑犯關在一起，把我從那種先鋒派的詩人變成了一個時代的錄音機。我覺得記錄時代的聲音很重要。在這個 世界上，一個文人，只要能夠寫，只要他的記憶力還可以，就可以了。 陽光時務：這群人的命運都很殘酷，是什麽支撑你，讓你能够持續的去關注，去完成這部作品？ 廖亦武：這和我個人經歷有關，有很多底層的人生經驗可以交流。每個人其實都要發言，都需要講出他自己的故事。一個作家，只要有足够好的耳朵就行了。 陽光時務：你曾經說過：「那些坐牢的人最害怕的是他們為之奮鬥的正義的事業被人們所忘記。因為坐牢和付出的代價都能够忍受，最不能够忍受的是，坐牢付出的代價又被人們遺忘和忽視。」你接觸的他們，後悔過嗎？ 廖亦武：他們沒有後悔，他們只是憤怒，只是無奈，只是絕望。因為他們有一點和柴玲很像，覺得自己最輝煌的歷史就是那一段。他們也認為在那些年參與的抗暴是他們人生最輝煌的一段，不管現在怎麽樣。好像柴玲也這樣認為，那是她人生最輝煌的一段，但是兩種對輝煌的解讀就不一樣。 陽光時務：您採訪的「六四抗暴者」們怎麽看「平反六四」這個口號？ 廖亦武：什麽平反？他們（受訪的「六四抗暴者」）內心的想法，就是六四的這些劊子手遲早要受審判的，因為當局當時就是公開地開槍殺人。這和精英們說寬恕說是相反的。雖然現在已經是這樣了，但他們心裏還是存著某種希望。 本文來自: (陽光時務) 原文連接： http://www.isunaffairs.com///?p=7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