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绑赴刑场的青春
死刑——这两个字,在键盘上敲打的时候,手就突然开始颤抖。十指似乎如溺水者的慌乱,在虚空中挣扎。我在人世间讲述时代的故事,却一直不自觉又仿佛在刻意地回避着这两个透着血腥的字眼;仿佛要到血已冷却的阴间,才适合此类残酷的讲述。...
阅读更多发布者Xiao Qiang | 9 月 10, 2010
死刑——这两个字,在键盘上敲打的时候,手就突然开始颤抖。十指似乎如溺水者的慌乱,在虚空中挣扎。我在人世间讲述时代的故事,却一直不自觉又仿佛在刻意地回避着这两个透着血腥的字眼;仿佛要到血已冷却的阴间,才适合此类残酷的讲述。...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imes | 8 月 31, 2010
在人类世界中,精神到底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黑格尔对精神现象作过系统的研究,他的《精神现象学》就被称作“黑格尔的圣经”,虽然偏重的是普遍精神,仍不失为一份富于原创意义的遗产。但是,他的继承者接受的只是群体的、历史的、理性的、本质的、统一的部分,而抛弃了个体的、经验的、感性的、现象的、差异的部分,抛弃了深蕴其中的合理的内核,一种否定的精神。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不是被看做政治动物就是被看做经济动物,精神被等同于意识形态,它只是物质的附庸。所谓权力意志,实际上也是物质化了的。马克斯·韦伯作为社会学家,一个伟大的思想成果,则是肯定精神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指出,正是新教的宗教精神,一种新的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的发展。在这里,精神对社会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杠杆一般重要的;至于精神创造物本身,其作为原动力的存在就更不待言说了。 精神就其本源状态来说是开敞的,澄明的,充沛的,流动飞扬的,然而,在不同的地域和时代里,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个人中间,难免要发生变异,而可能呈现为浑浊,凝滞,沉重,涸寂如茫茫戈壁。个人是精神的实际担当者,由于不堪重负,于是有呻吟,有控告,有呐喊。诗不为诗人所独有,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住一弹,心弦立应,是为伟美之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集中于精神方面解说诗人的职能,其中,极力推崇摩罗诗人,其实是异端诗人。他把对主流社会的挑战反抗看做是自由精神的极致,这样概括摩罗诗人的共同特色:“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鲁迅认为,自由精神不是一个民族所固有的,与其说是先天的赐予,无宁说是斗争的产物。所以,真正的诗人,一定是“精神界之战士”,一反历来的“罪恶之声”,而能“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鲁迅在另一篇短文《诗歌之敌》里有一段话,说到博大的诗人“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其实,这也正是鲁迅诗学的精髓。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8 月 15, 2010
我要介绍的第三本书是梁小斌的《梁小斌如是说》。(新华出版社2005年10月)梁小斌也是一位纯粹的把写作当主要生活的人。他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体,这些短小的散文诗表面上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但同样有着一般人看不见的深层结构。是由于这个结构,他的这些 …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imes | 4 月 28, 2010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4 月 5, 2010
作者:旅冰山 | 评论(0) | 标签:意淫, 文学, 中国, 文坛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文坛盛行起一股意淫文字之风,久而久之竟然成为一种风景,不过在我看来,这种风景的存在恰恰是大杀风景的表现,也成了像我这种“别有用心”者诟病中国文学的理由,因为只要由这种风气如此盛行下去,中国文坛就会继续死气沉沉不思进取……
鄙人鲁笨,但就我所知道的意淫文字的例子,“在路上……”是首当其冲了,一会儿是这个在路上另一会儿是那个在路上,看那样子,大有谁若不承认在路上就好像不在文坛似地,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何向阳的《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一听就知道这本书的名字确实够罗嗦的,你朝圣就朝圣去呗朝圣者大多时间是在路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不我说作者罗里罗嗦,多印这三个字或许会为社会多提供一个就业岗位,但是对读者时间的浪费对下一代养成罗嗦的习惯,我认为所起的作用却是贻害无穷的……。后来对“在路上……”听得多了,才知道这是意淫西方某作家的一个同样的书名。
接着,也就是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中国文坛的意淫文字之风发展到一个高潮期,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一出版,《家画》、《村画》、《寨画》等等啥画都出来了,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刚刚出版,《小浴女》随着意淫之风就跟风上市,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一出版,其结果像一窝蜂儿似地,《寡的门》、《婆的门》、《媳的门》都出来了,把中国文坛上的意淫之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为后来的《有了快感你就喊》、《不想上床》、《拯救乳房》铺平了意淫文字的道路。
除了对文艺作品名字的意淫外,对作家名字的意淫,也是“意淫家”的重点目标,记得北岛诗歌吃香那会儿,就有什么东岛西岛冒出来了,贾平凹一吃香喝辣(听说写一个字就卖一千元),这凹那凹也就想跟着沾点儿光,有的甚至连作家是男是女都没搞清,就胡乱地意淫来意淫去的了,这种意淫是档次比较低的意淫,但还不是档次最低的意淫,档次最低的意淫不仅是意淫书名,而且是直接克隆作家的名字。
不仅作家们意淫文字,学者们其实也照样意淫文字,比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有本书叫做《人,诗意地栖居》,当年存在主义在中国不热的时候人们都不诗意地栖居,现在存在主义哲学在我们中国大行其道所以人人都想来个诗意地栖居,其结果是,“诗意地栖居”成了一个被学者意淫得不能再烂的字眼。
学者们意淫了“诗意地栖居”,接着又意淫“正午的……”,据说“正午的……”也是来自西方某作家,在中国首先是河南作家李洱意淫“正午的……”,有意思的是,上海大学文学教授作家葛红兵,大声为学院派作家李洱的意淫叫好,最后竟然发展到按捺不住,即与其在一旁看着别人意淫,不如咱哥们一起上去进行意淫,所以,就把他的一个集子定名《正午的诗学》,到此把学者们对文字的意淫推向了高潮。所不同的是,学者们一向看不起一般作家,都认为作家们水平太低太粗俗,你再意淫也不能“有了快感就喊”呀,“不想上床”你老小子就别上床了,这完全是很个人、很私密性的问题,又不是杨玉环出浴这也值得说给大家?最可笑的是“拯救乳房”了,还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题材,结果却用很不严肃的题目包装,这不是明摆着意淫文字是意淫什么呢?自从葛红兵的长篇小说《沙床》出版后,学者的自尊和矜持便不复存在,人家作家是有点俗不然起名不叫《不想上床》,你作为学者就不应该沾人家床的边,结果你的《沙床》……沙床其谐音不跟“上床”差不多吗?要不人家朱大可也不会痛心疾首地说,你葛红兵把学者的脸都给丢光了……
有时我会思考一下中国文坛为什么盛行意淫之风呢?难道是这些人天生有意淫文字的嗜好吗?对于这个我可从来都没听说过,从通常支配人们行为的因素上来判断,我认为意淫文字久盛不衰的真实动因,是因为他们的意淫能够使之成名得利。
鄙人不才,现在仍是一个无名小卒未名作者,拿那些“意淫家”们的话说就是一直“在路上”,四十岁早应该立起来的我至今尚未修成正果,可是,鄙人竟也有200万字的篇章奇货可居。为了给自己那点儿奇货起个好听的名字许会卖个大价钱,鄙人简直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啊,当初的出发点是决不能学他人意淫文字,自己苦思冥想出来的东西当然也不想被他人意淫,但是,从近几年一番经历来看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
我的长篇小说《针尖上的舞女》定稿后,当时起的名字是《一夜风流》,起罢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儿俗气,2001年秋我在黄河科技学院兼职,课间同教《大学语文》的朋友王庆杰谈起来,他也认为起这样的书名确实有点儿不妥,他说你教大学哲学咋说也得起一个耐人寻味的书名,下课后我们俩一同向校车走去,走着走着我眼前一亮,因为刚刚给学生讲过中世纪神甫没有事儿干,整天净琢磨些诸如“针尖上能够站多少位天使之类的命题”,对呀,英国文学家托马斯·哈代给《德伯家的苔丝》的副标题是“一位纯洁的姑娘”,我为什么不能把我的女主公褒扬一下呢?“针尖上的天使”……“针尖上的舞女”,对,我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针尖上的舞女》,该书名字的来历过程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接着就茫无目的向出版社乱投,所有投稿一如石沉大海,有个大型杂志的杨编辑倒是说话实在,她说如果给你出版的话,杂志就有可能被封……,乖乖,怎么这么厉害,那还是保你们的饭碗重要啊!
2002年春天,我把长篇小说《针尖上的舞女》的前两章发表在上海“榕树下”网站上,接着,就见不少和我的这个书名沾边的书名,比如什么《刀尖上的蜜汁》、《刀刃上的行走》、《针尖上的天使》、《塔尖上的舞者》等等等等,看来我们中国文坛上的意淫之风真的是无可救药了,连我这个无名小卒都开始“意淫”起来,失去了主体思考能力和原创性活力,本来就落在人后的中国文学希望何在呢?我这样说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和道理的,风行世界的现代文艺思潮的兴起,它们总是建立在传统抑或背叛传统的基础之上,反观近年来中国的“现代派”文艺思潮,却是建立在反叛别人传统的基础上,这样做难道显得不是十二分可笑吗?我们有新酒灌旧瓶似的文艺复兴吗?还是有高屋建瓴式的启蒙运动呢?什么都没有你搞什么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呢,这些花哩呼哨的东西只能是思想的时装,当这些人主动遗弃了中国的读者后,其结果必然是被中国的读者所遗弃。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旧瓶子,但就是酿不出醇香的美酒来,根本原因就是思想能力和原创性活力萎缩,中国当代文学出不了大家也出不了小家!我个人认为,你如果意淫人家的思想的话,也应该挑挑拣拣“意淫”那些伟大的思想,比如人道主义、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等等,我最看不起那些“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有那种“跪着造反”式的意淫,比如现在文坛上对“外省”二字的意淫,这虽是档次比较高一点的“意淫”,即为多少带一点儿思想含量的意淫,也充分说明了其原创性思维的贫乏。“外省”最初好像原产于法国,法国人把首都巴黎以外的人通称“外省”人,多多少少带有瞧不起“外省人”的味道;接下来“外省文化”传到俄罗斯后,以说“俄语”为耻以说法语为荣的贵族们,也“外省”长“外省”短地热叫起来,“外省”成了损人、贬人的一种思想定势,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定势,近来被中国文坛“意淫”得不成样子,旧俄作家毕竟还“意淫”出一部《外省散记》,中国作家淫来淫去意淫出了什么,白白浪费了一大堆脑细胞和精子……
最近,我通过观察和思考后又有新的发现,我发现文坛上的意淫文字之风正在向其他行业转移,比如郑州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前几年与文学遥相呼应意淫这“皇”那“帝”,现在随着“小资”情调的大肆泛滥,竟然淫性不改——意淫起了国外的文学流派和文字,比如人们熟知法国著名的“左岸”,现在竟然成了郑州著名的一盘楼市,无独有偶,德国作家史托姆虚构的《茵梦湖》,小说不仅写得好而且名字起得美,让人听起来浮想联翩,可它已经被本市的房地产商“意淫”,一个居民小区的名字已经定名为茵梦湖,简直是败坏胃口有个小坑没有就这还茵梦湖呢,可笑的是,其他的房地产商顿时发现了“茵”字可淫,所以,带“茵”字的小区正雨后春笋般在我们这个城市神话似地冒出……这就是我所发现的文坛外意淫的新动向。
文学作品如果缺乏思想和形式的大突破,那就只有意淫书名这条路可走了,房地产商如果不在提高房产质量上下功夫,那我可真要为入住居民的人身安全担心了。
200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