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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胡泳: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胡泳: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文革法则    ● 胡泳       方韩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对立阵营双方使用同样的标签指认和声讨对方。第一个标签是“五毛”。一边断定:“原来的韩寒已经死了,现在的韩寒已经是一个名声最响的五毛”;另一边质问:“方舟子:除了五毛还有可能是什么?”。在天涯杂谈上,有个帖子的题目叫做:《方舟子和韩寒,到底谁是五毛?》。     第二个标签是“文革余孽”。一边分析:“从打击别人的手法上看,方舟子骨子里就是一文革余孽”;另一边反驳:“其实韩寒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还有篇来自天涯杂谈的帖子说:《方韩大战,我看到了文革余孽后代们继承的原生愚昧》。     上面所述是一些韩粉或方粉的标签化行为,然而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用更雄辩、更富断言性的语言进行类似的批判。比如法学家萧瀚,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对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推定,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教育家信力建说得更加惊悚:“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     社会学家赵鼎新尽管同萧瀚、信力建对韩寒的认识相左,也没有忘记拿文革来说事:“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尽情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今日反韩的人,被称作“网络红卫兵”,而同样的头衔,曾经在数年前韩寒卷入的另外一场著名争论中,被安放在韩寒及其粉丝身上。在韩白之战中,著名的“父子兵”陆天明和陆川分别说过这样的话:“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如果说在老一辈的手中,我们得不到批评的自由,那么在韩寒这一拨人的手中,我们就能得到了吗?我们依然得不到!韩寒,中国文学平民化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以一幅破四旧的嘴脸打砸抢的气势,挥动手中的皮鞭棍棒,喊着铲除文坛壁垒的口号,骨子里却行党同伐异的暴力之实。说他们是红卫兵,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我讨厌红卫兵,因为他们会把铜头皮带抽在老舍的脸上。韩寒他们不是在这么干吗?”     事实说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我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法则”,是因为了解早期互联网文化的人,都熟悉“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由美国知名的互联网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 Godwin)在1990年提出,该法则表示:当一场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这里的“1”也就是100%,意味着确定无疑。换句话说,戈德温观察到,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的讨论——无论何种话题、何种范围——都一定会有人出来批评意见不同的另一方的看法类似希特勒或者纳粹。由此“戈德温法则”也被称作“纳粹类比法则”。     循此推论,我所谓的“文革法则”是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文革或红卫兵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希特勒”?因为纳粹的事例极端疯狂,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极端的例子容易让参与辩论的所有人理解。而且,纳粹类比特别有用也因为几乎人人都熟悉。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谈希特勒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中文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文革”?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疯狂事例,而且所去未远。问题是,如果总在讨论中互指“文革余孽”,这本身就不免像“文革余孽”,因为文革的手段之一就是扣帽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互指五毛的现象,不过是“文革法则”的一个较小应用而已。     无论是“纳粹类比法则”还是“文革类比法则”,都给公共论域提出了重大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类比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历史上最残忍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被拿来形容你不同意的人或事?     乔治·奥威尔早在他1946年的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就睿智地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这里不妨篡改一下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15分钟的希特勒。     1990年的时候,戈德温对论坛、用户新闻组、网络社区中盛行的纳粹类比厌烦透顶,他在想:缺少了这样现成顺手的修辞榔头,难道讨论就无从发生了吗?他觉得纳粹类比及其戾气已经形成了网络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所以,他提出“戈德温法则”的本意,是要创造一种“反基因”,令讨论的参与者在油滑地做出类比之前,用力想想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meme)的带菌传递者。     戈德温的逻辑很有力量: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或者错误的弥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反弥因(countermeme)去与之对抗吗?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去改变我们的信息环境吗?好的公民应该致力于创造好的弥因以改善社会,并精心制作“抗病毒”的反弥因来中和甚至去除在网络空间和更大的社会中浮动的坏弥因。     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也是要让中国网民深思,当你轻易地把你的竞争对手形容为文革红卫兵的时候,其实可能意味着你失掉了好的论证,而去借助了煽情的力量。想象一下这个对话场景:     A:你这种做法真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B:你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才是文革余孽!     在这样的氛围中,理性的讨论即告终止,同人身攻击和标签化、污名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样。 反思“文革法则”,实则为了倡导一种社会规则,和一种辩论共识:一旦一场讨论进入了文革类比,它的有用性就完结了。因为它不仅侮辱了对方,而且还把讨论引入主观式的对错判断。     对戈德温法则或者文革法则的一个常见的批评可能是:有时候和纳粹或文革对比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情况就是如此。戈德温本人对此批评意见的回答是:我的法则并不评论具体情况下与希特勒(纳粹)作比合适与否的问题。正因为这些类比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更要防止滥用,否则合理类比的效果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在具体的论辩中,如果你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对手比作红卫兵,不妨遵循如下步骤:     1)停止打字。     2)断网,关掉你的计算机。     3)造访离你最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喝杯咖啡,找一本关于文革的书,比如萧瀚文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或者《文革受难者》,仔细地阅读这本书。     4)重新上网,重读那个让你如此愤怒的帖子。     5)如果你还是忍不住要把别人比作红卫兵,再重复一编上边的步骤。     6)一旦你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你就可以上网发帖了。     我一直希望,书店里能摆更多关于文革的书,图书馆里能借更多关于红卫兵的书。如果说在线讨论中的文革类比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网民的确是把它当做恶劣的历史先例在警示他人的。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革法则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27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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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政改不成功文革悲剧可能重现

  人民网北京3月14日电(人民网前方报道组) 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温家宝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很高兴能在您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上提问。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谢谢。   温家宝: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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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 | 比较文革,社会道德并未滑坡

比较文革,社会道德并未滑坡   顾则徐     在近日新京报对全国政协委员贺捷生女士专访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新京报:“现在有说法称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你怎么看?”贺捷生:“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妥当的、让人感到难过的做法,但应该说是个例。这也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过去相对简单,现在则有多重忧患。”贺捷生女士能够否定“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很了不起的胸襟。   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在今天的中国甚嚣尘上,但并没有什么理性分析,基本属于凭感觉拍脑门的感叹。否定现在,崇拜过去,不过是一种传统的民族无意识。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写了个九斤老太,她的口头禅是“一代不如一代”,非常形象。“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论”的一个新表现而已。中国在春秋战国出现诸子百家时,主流的思维方式就是崇拜三代,批判当下,尤其以儒家学说为突出,几乎是无不以既往圣人为是非衡量标准,由此,养成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当然,不同的时代具体内涵会有差别,今天的“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所内涵的意识是对毛时代社会道德的赞扬。   今天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毛时代?如果改变一下提问方式,也就是今天青年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老年人?说个我身边的例子: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母亲也是基本不假思索地喜欢感叹“现在的人啊”,我便问她坐地铁时候什么人让座多?她便回答:“现在小青年好,很热情让座。上点年龄的人就不是,最喜欢抢座位。”这时候,我母亲就承认现在的青年比过去的时代更有公德心了。我提醒我母亲,出门问路等找青年人更能得到帮助,她按照我说的去做,很有体会,虽然仍然习惯性地会感叹“现在的人啊”,但也会说“现在的小青年好,大学生好”。   毛时代社会道德有三个特点:一是组织化,以组织原则和指示为是非标准,自己失去头脑;二是斗争化,做什么都要有根阶级斗争的弦,脑子里不是阴谋就是阳谋;三是表扬化,道德好坏以得到表扬为标准,为了得到表扬就泛滥了虚伪、虚假、做作。这三样特点纠合在一起是非常可怕的。比如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个连跟亲近的人都不能讲真话的时代,因为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互相出卖是很普遍的现象。在那样的道德环境下,即使幼稚的中、小学生也是很有心计。我曾有个在文革早期做过中学红卫兵头头、现在是副厅级干部的酒友,他吹嘘他领导天才的一个事例是:成为头头后,要挑选、培养跟班,于是一次骑自行车经过一帮同班同学身边时,故意摔下躺地上,眯着眼睛观察他们的反应,马上跑来扶他的人说明有忠心,就重用,惊叫、紧张的人次之,不积极的人说明不忠心,就给予“打倒”批判、批斗。当时他还只是十五岁的初中学生,就有这样的诡计,是多么可怕?而这样的人现在是领导干部,是最喜欢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的。   “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与人们对社会治安的不满和对生活方式的误解有密切的感性关系。说是感性关系,是因为这种误解不是来源于理性。今天的社会治安诚然有问题,但不等于以前的社会治安就比现在好,比如在上海文革后期和结束时候,马路边到处是耸着肩、抖着腿的“阿飞”,那时候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好抢,最常见的便只能是抢路过人的军帽,叫“飞帽子”。正是因为全国到处是“阿飞”,便构成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滥刑的“严打”理由。至于生活方式改变而导致“道德败坏”感叹泛滥,也是从文革后的“喇叭裤”开始的,人们一方面仇视“奇装异服”,一方面又积极穿着“奇装异服”,批判邓丽君“靡靡之音”的人也起劲卡拉OK着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就如民国时期很多一边提倡一夫一妻,一边三妻五妾的康有为式人物一样。   由于至今对毛时代的道德状况缺乏真实叙述,更多是虚假的美好化描述,而回忆通常总是美好的心理现象也加重了历史幻象,因此,“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已经成了流行话语。在这样的背景下,贺捷生女士能指出“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虽然孤独,但很有拨开云雾的意义。至少是今天的青年,就比过去的人单纯、直率、实在得多了。     2012-3-7 发表于2012-3-8《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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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胡泳   方韩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对立阵营双方使用同样的标签指认和声讨对方。第一个标签是“五毛”。一边断定:“原来的韩寒已经死了,现在的韩寒已经是一个名声最响的五毛”;另一边质问:“ 方舟子:除了五毛还有可能是什么? ”。在天涯杂谈上,有个帖子的题目叫做:《 方舟子和韩寒,到底谁是五毛?》 。 第二个标签是“文革余孽”。一边分析:“从打击别人的手法上看,方舟子骨子里就是一文革余孽”;另一边反驳:“其实韩寒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还有篇来自天涯杂谈的帖子说:《 方韩大战,我看到了文革余孽后代们继承的原生愚昧 》。 上面所述是一些韩粉或方粉的标签化行为,然而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用更雄辩、更富断言性的语言进行类似的批判。比如法学家萧瀚,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对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推定,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教育家信力建说得更加惊悚:“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 20 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 社会学家赵鼎新尽管同萧瀚、信力建对韩寒的认识相左,也没有忘记拿文革来说事: “ 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尽情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今日反韩的人,被称作“网络红卫兵”,而同样的头衔,曾经在数年前韩寒卷入的另外一场著名争论中,被安放在韩寒及其粉丝身上。在韩白之战中,著名的“父子兵”陆天明和陆川分别说过这样的话:“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如果说在老一辈的手中,我们得不到批评的自由,那么在韩寒这一拨人的手中,我们就能得到了吗?我们依然得不到!韩寒,中国文学平民化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以一幅破四旧的嘴脸打砸抢的气势,挥动手中的皮鞭棍棒,喊着铲除文坛壁垒的口号,骨子里却行党同伐异的暴力之实。说他们是红卫兵,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我讨厌红卫兵,因为他们会把铜头皮带抽在老舍的脸上。韩寒他们不是在这么干吗?” 事实说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我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法则”,是因为了解早期互联网文化的人,都熟悉“戈德温法则”( Godwin’s Law ),由美国知名的互联网律师迈克·戈德温( Mike Godwin )在 1990 年提出,该法则表示:当一场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 纳粹主义 或 希特勒 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 。这里的“ 1 ”也就是 100% ,意味着确定无疑。换句话说,戈德温观察到,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的讨论——无论何种话题、何种范围——都一定会有人出来批评意见不同的另一方的看法类似希特勒或者纳粹。由此“戈德温法则”也被称作“纳粹类比法则”。 循此推论,我所谓的“文革法则”是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 文革 或 红卫兵 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 。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希特勒”?因为纳粹的事例极端疯狂,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极端的例子容易让参与辩论的所有人理解。而且,纳粹类比特别有用也因为几乎人人都熟悉。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谈希特勒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中文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文革”?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疯狂事例,而且所去未远。问题是,如果总在讨论中互指“文革余孽”,这本身就不免像“文革余孽”,因为文革的手段之一就是扣帽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互指五毛的现象,不过是“文革法则”的一个较小应用而已。 无论是“纳粹类比法则”还是“文革类比法则”,都给公共论域提出了重大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类比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历史上最残忍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被拿来形容你不同意的人或事? 乔治·奥威尔早在他 1946 年的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就睿智地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这里不妨篡改一下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 15 分钟的希特勒。 1990 年的时候,戈德温对论坛、用户新闻组、网络社区中盛行的纳粹类比厌烦透顶,他在想:缺少了这样现成顺手的修辞榔头,难道讨论就无从发生了吗?他觉得纳粹类比及其戾气已经形成了网络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所以,他提出“戈德温法则”的本意,是要创造一种“反基因”,令讨论的参与者在油滑地做出类比之前,用力想想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 meme )的带菌传递者。 戈德温的逻辑很有力量: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或者错误的弥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反弥因( countermeme )去与之对抗吗?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去改变我们的信息环境吗?好的公民应该致力于创造好的弥因以改善社会,并精心制作“抗病毒”的反弥因来中和甚至去除在网络空间和更大的社会中浮动的坏弥因。 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也是要让中国网民深思,当你轻易地把你的竞争对手形容为文革红卫兵的时候,其实可能意味着你失掉了好的论证,而去借助了煽情的力量。想象一下这个对话场景: A :你这种做法真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B :你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才是文革余孽! 在这样的氛围中,理性的讨论即告终止,同人身攻击和标签化、污名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样。   反思“文革法则”,实则为了倡导一种社会规则,和一种辩论共识:一旦一场讨论进入了文革类比,它的有用性就完结了。因为它不仅侮辱了对方,而且还把讨论引入主观式的对错判断。 对戈德温法则或者文革法则的一个常见的批评可能是:有时候和纳粹或文革对比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情况就是如此。戈德温本人对此批评意见的回答是:我的法则并不评论具体情况下与希特勒(纳粹)作比合适与否的问题。正因为这些类比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更要防止滥用,否则合理类比的效果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在具体的论辩中,如果你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对手比作红卫兵,不妨遵循如下步骤: 1 )停止打字。 2 )断网,关掉你的计算机。 3 )造访离你最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喝杯咖啡,找一本关于文革的书,比如萧瀚文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或者《文革受难者》,仔细地阅读这本书。 4 )重新上网,重读那个让你如此愤怒的帖子。 5 )如果你还是忍不住要把别人比作红卫兵,再重复一编上边的步骤。 6 )一旦你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你就可以上网发帖了。 我一直希望,书店里能摆更多关于文革的书,图书馆里能借更多关于红卫兵的书。如果说在线讨论中的文革类比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网民的确是把它当做恶劣的历史先例在警示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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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何清涟 | 为了中国不再沦为修罗场-介绍谭合成《血的神话》等“文革”研究

乡贤谭合成这本《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记录了被中国、当然更被屠杀发生地湖南省当局刻意掩埋的一段历史。在我这个曾经目睹类似惨案发生的人心中,这不只是历史,而是经历了一场地狱之旅,这场地狱之旅永久性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文革”中被屠杀的人有多少?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8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Bloody Century (《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死亡人数共计为210万人左右。专研“文革”的学者宋永毅曾写过一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比对了各种说法,最后仍然无法得出确数——这让人再次想起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名言:“中国是记者的天堂 ,统计学家的地狱”,信然。 在难以计数的“文革”死难人数中,我的乡梓之地湖南省在“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应该相当惊人。而且这些死亡人数中,有一个群体大规模地死于所谓“群众专政”,事实上处在社会底层的贫下中农,凭借毛泽东给予的“革命同盟军”地位,对中共政府划定的“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实施大规模屠杀。湖南省境内这一屠杀浪潮,从1967年一直延续至1968年,在相对落后地区均有发生,至今已经确认的已经有道县、邵阳县与溆浦地区等地。 为什么这三地的屠杀能够确认?那是因为有三位身份及处境完全不同的作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他们是:谭合成、林启山(陆芒)与苏阳。我本人年幼时曾亲历邵阳县“黑杀风”,一直希望有纪录湖南“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问世,因此,这三篇作品当中,林、苏两位作者的文章都经我推荐、编辑并发表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 谭合成先生有关道县大屠杀的文章在海外流布很广。我早在90年代中期就在香港的《开放》杂志上读到相关连载,其时作者署名“章成”。我当时就为作者那种为历史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因为有关“文革”的研究,在中国思想最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也只打开了一条门缝,此后更是被列为学术文化禁区,不容触碰。在湖南省内,1967-1968年发生的大屠杀,地方当局一直讳莫如深。我记得当年邵阳市有人在地处市中心的邮电局墙上贴出大字报要求追查邵阳县“黑杀风”的元凶,结果是当局不去追查凶手,反而将贴大字报的人投入监狱。可以想见,为了将道县“文革”屠杀真相揭橥于世,谭合成数至道县,采访许多亲历者,并得到了当年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的书即依据这些“板上钉钉”的历史资料写成。若非本着历史良知,怀有尊重生命的大爱,很难冒政治风险,孜孜于这种不知何时才能够见天日的挖掘历史的写作。 林启山先生(笔名陆芒),是湖南省邵阳市一位退休老干部。他曾亲历1968年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在1974年4月还参加湖南邵阳地区、邵阳县联合调查团的调查工作。根据其保存的《调查材料纪实》,他在晚年写成了初稿,并将其收于回忆录《老虎坪纪事》,张贴于国内天涯网上。当年邵阳县“黑杀风”猖獗之时,我还年幼,但却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地处下资江下游,万人空巷去看沿江漂流下来的尸体的“盛况”,以及当时邵阳市被这股百里之外刮来的“黑杀风”搅得惊恐不安的日子。90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一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以笔名“沈默”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上。因此,当我看到陆芒先生的文章,如获至宝,立即与其联系,征求其同意后,将这一章改写并编成“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始末”,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第3期上。 苏阳先生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是其英文著作《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组成部分。苏阳先生曾在中国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的地方志中披沙沥金,选取了若干个样本研究。如果说前两者都是叙事式,其价值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苏阳的研究则在于学术领域。该书对屠杀时间(即为何发生于那段时间)、屠杀地点的政治地理特征、屠杀发生的原因都做了探索性的分析。对于海内外“文革”研究中“非正常死亡”这一重要课题,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界碑性的意义。 中国“文革”的大屠杀,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因为屠戮者与被屠戮者都是同一民族;也不是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屠杀,因为这些被杀害者无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早就处于被统治阶级与其他社会成员凌虐的凄惨境地。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其根源就在于当时主宰中国的神灵毛泽东对“敌人”的定义。坚持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在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为中国找出的“敌人”之多前所未有。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所谓“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政府的的军、政 、警、宪、特等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当时在中国至少达一亿左右,接近当时七亿人口的七分之一。这种发生于非战争年代的大规模迫害直至屠杀,至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只有红色高棉可以相比。 在世的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受到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其深重罪孽也被全人类以各种形式在反思与批判。但波尔布特的老师——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所制造的巨大罪孽,不仅在中国本土未被认真清算,在国际社会也未能形成公开谴责。在中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年3月改组,现称人权理事会)虽经多次尝试,至今还未能通过谴责中国“文革”的决议。 红色高棉“ S-21集中营”的死囚档案库,让世界看到了红色高棉的确切罪证。 中国当局曾多次下令销毁“文革”档案,中国今后就算等来了民主化实现的时刻,也很难对“文革”这一国家罪错有完整的档案纪录。但有了上述三位作者留下的三份文献,算是为死于湖南1967-1968年间集体屠杀的中国人树立了几块文字纪念碑。尽管这些作品至今都未能在中国境内正式出版。但我相信,它们总有回到其其精神故乡中国的那一天。 谭合成写下《血的神话》,意在对“文革”屠杀事件进行良心的拷问,其目的不仅是要让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一段极为可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希望国人通过反省而提升文明程度。现阶段,中国已经沦为一个暴力蔓延的国度,政府过度迷恋政治暴力,民间屈服于政治暴力并盲目崇拜其他种类的各种暴力。追根溯源,缘于中国从未认真反思过自己亲手制造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如同谭合成在书中所说:“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对中国“文革”这段历史的挖掘和反思,远非几本著作就能了结。但可以肯定的是,谭合成等人的著作,已经为“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铺上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奠基石。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键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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