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转贴]渴望文革的人,来看看文革的杀人方法

发帖人: 8680761     影响力指数:1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转贴]渴望文革的人,来看看文革的杀人方法 88 次点击 0 个回复 0 次转到微评 8680761 于 2011-12-4 12:12:4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毛泽东打下江山后,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 “ 红卫兵 ” 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戴上了 “ 红卫兵 ” 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 “ 文质彬彬 ” 的彬后,就说了一句 “ 要武嘛 ” ,宋因此改名为 “ 宋要武 ” 。 风风火火的 “ 武斗 ” 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毛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 “ 黑五类 ” (地、富、反、坏、右)采取 “ 连根拔 ” 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县内 13 个公社, 48 个大队,先后杀害了 325 人,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 “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 ‘ 红卫兵 ’ 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 ‘ 红卫兵 ’ 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 ‘ 抄 ’ 一个 ‘ 地主婆 ’ 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 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 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 …… 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 2. 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 “ 人 ” 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 ── )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 3. 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 “ 批斗 ” ,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 …… 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 “ 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 ” 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 “ 人肉筵席 ” :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 …… 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 ── 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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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常用词汇及口号

“文革”常用词汇选注 再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 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初期,以上海 “一月风暴”为开端的遍及全国各部门、各地方的全国性大夺权。 文斗、武斗:“文化大革命”中,用以批斗干部、群众。 文攻武卫:“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提出的一个挑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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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吃人的時光—-廣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

文、圖/楊猛 文革中的廣西吃人潮,第一次集中出現在兩派武鬥後引發的虐殺,失敗者成為犧牲品,殺人指揮者多為握有權力的革委會、聯指、武裝部、民兵組織。殺人手段特別殘忍,計有敲死、溺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被迫上吊。最恐怖的是活割和吃肉。文革「人吃人」的第二次高潮,為武鬥之後的「刮颱風」,始作俑者是《七三佈告》。 「哥哥被吃掉了。」57歲的覃乃堅站在老屋前,用白話有氣無力地咕噥了一句。 這裏是廣西武宣,一個籍籍無名的小城。 9月末的早上,覃乃堅值完夜班回家,臉色透著倦怠。 1968年,覃乃堅的兩個哥哥在文革武鬥中喪生。其中一個被俘後,被打死吃掉了。 43年後的今天,這仍然是個疑案:不知道兇手是誰、不知道都有誰參與吃人肉、不知道誰該對此負責。 文革及其帶來的創傷,像潛流一樣,依然隱埋在今日亢奮的大國崛起表象之下。聽到我們清早討論死人的事情,覃乃堅的妻子不安地走來走去,用嚴厲的眼神瞪自己的丈夫,審視我的採訪記錄。 歷史的迷霧,在南寧市委黨校副教授黃家楠心中也埋藏了多年。 1968年,19歲的黃家楠是廣西都安縣造反派「四二二」的筆桿子,跟同齡人一起投身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作為親歷者,黃目睹兩派武鬥、普通人相互仇殺、同學戰死。 「最瘋狂的傳聞是,人吃人,階級敵人被活活割肉吃掉。」黃家楠說。但是沒有證據。文革史料至今秘不示人。退休後,黃家楠決心尋找這段歷史真相。他走訪了廣西大大小小的檔案館,屢屢遭拒。地方誌上,涉及文革的記述,多為輕描淡寫的一句話「毛澤東晚年錯誤發動的這場運動,給廣西各族人民造成了沉重災難」。那些殘酷虐殺及死亡人數,公開資料多以「非正常死亡」一筆帶過。 2000年,在南寧的舊書攤上,黃家楠偶然淘到了上世紀80年代廣西處理文革遺留事件的大量案卷,「被撕掉了封皮,當廢品賣」。他花6800元買了14本。數年下來,收藏了一麻袋。讓黃膽戰心驚的是,一頁一頁翻看下去,他發現:人吃人的悲劇,文革時在廣西的確大範圍發生。 今年,黃家楠將蒐集的文革史料編寫成《壯鄉悲歌》一書。對文革廣西兩派殺戮進行了全面的回顧。血腥的歷史,如同浸入藥劑的底片,再度顯影清晰。 殺戮緣起 1967年1月,毛澤東鼓動全國造反派奪權。廣西第一把手韋國清被造反派打倒。時任廣西副書記伍晉南4月19日發表講話,公開支持造反派。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了廣西四二二造反大軍,簡稱「四二二」。出於援助越南對美戰爭的現實需要,北京又轉而支持韋國清「站出來」,支持韋國清的廣西造反派又組建了「無產階級革命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 被政治操弄的「四二二」和「聯指」,一派堅持「支伍打韋」,一派高喊「支韋打伍」。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此起彼伏,到了這年5月,逐漸演化為遍布廣西的兩大對立派,水火不容。 都安中學高三學生、19歲的黃家楠參加了四二二,主編《萬山紅》和《賽險峰》。開始,兩派用油印小報、大字報互相攻擊。現在黃家楠承認,「無論是四二二,還是聯指,其實對各自的主張都不清楚,大家都被裹挾進運動,都認為自己是毛澤東思想真正的捍衛者。」 辯論說服不了對手,武鬥開始了。 1967年6月13日到15日,南寧一中發生了文革以來南寧兩派第一次大規模武鬥,四二二派「指點江山」和聯指派「紅衛兵團」持續三天打石頭仗。學校教室的階磚大部分被撬出來,400餘人受傷。工人、農民、民兵等社會力量紛紛加入兩派,揭開了廣西全面武鬥的序幕。 7月23日,毛夫人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兩派響應「槍桿子裏出政權」的毛主席號召,開始搶奪槍支彈藥,修築工事武裝割據對抗,局勢進一步混亂。聯指派得到了政府和軍方的支持,人多勢眾,手裏有槍。作為少數派的四二二意識到了危險,開始搶奪援越軍事物資。革委會的成立,並沒有制止廣西各地此起彼伏的大規模武鬥。到了1968年,兩派決戰爆發在即。 1968年5月,武宣縣兩派戰事爆發前,覃乃堅12歲。「大喇叭晝夜廣播,催促住在雙方交火地帶的百姓迅速撤離。」 武宣的四二二佔據了具有500年曆史的北門城樓作為指揮部。從北門到縣城中心,西至潛江岸邊,是四二二的勢力範圍。四二二的作戰總指揮叫周偉安。覃乃堅記憶裏周是工人,在家行八,家就住在西街。 聯指總部則劃分為5個戰區,從1968年5月7日到9日,連續調集周邊民兵集結,將四二二包圍。 10日,聯指負責人廖漢生(編者註:並非中央軍委之廖漢生)在巡視中被冷槍擊斃,同日中午,聯指用炸藥襲擊北樓,戰爭打響。 5月12日,柳州「一反到底」聯指部分成員來武宣援戰,貴縣武裝部副部長率領民兵300餘人援戰聯指。對武宣四二二形成了南北夾擊。當天深夜,炸藥轟鳴,槍聲密集,火光照亮夜空。四二二造反大軍力不能支,棄城而逃。這場戰鬥歷時40多個小時,雙方死亡97人。 3個月後,黃家楠同樣親歷了一場生死之戰。因為四二二在都安受排擠,6月黃跟兩個同學搭車逃到了南寧,進入四二二解放路的武裝據點投靠同鄉。同鄉是武裝連連長,他自豪地帶領黃參觀擺滿了衝鋒槍、機槍、自製土炮、手榴彈的民房。戰前氣氛讓黃家楠感到緊張。 1968年8月5日,聯指向四二二解放路據點發動總攻,動用了高射機槍,四〇六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砲,以及發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藥包。毛澤東的追隨者們,喊著「保衛毛主席」的口號在槍聲中死去。跟黃一起逃到南寧的韋姓同學在砲火中死掉。黃在砲火中僥倖活下來。 5日,廣西四二二頭頭熊一軍率隊走出掩體投降,攻打解放路基本結束。黃家楠第一次見到這個風雲人物,是個40歲的瘦弱男人,舉著白旗,眼睛因為恐懼失去了神彩。 包括黃家楠在內,6445名四二二成員成為俘虜。上午九點,解放軍、聯指、工糾隊,一起押送俘虜出來。高舉雙手的黃家楠看到,很多俘虜被同單位的聯指派指認,點名拉出隊伍,沒有審判,當街馬上槍斃。隊伍走到廣州路照相館門前短短幾百米,已經槍殺了26人。他心裏充滿恐懼。 8日,戰斗全部結束。解放路附近33條街巷成為一片廢墟。四二二全軍覆沒。這場戰鬥是廣西兩派標誌性的戰役,號召攻克「最後的堡壘」。不完全統計,圍攻解放路和展覽路打死1470人。而勝利一派對失敗一派的報復性虐殺,隨即開始。 活割還是死割? 覃乃堅來到自家二樓,取出兩張信紙,這是1984年處理文革遺留事件時,武宣縣為兩派武鬥中死去的兩個哥哥開具的「死亡證明」。 內容大同小異。其中一份寫道:「覃乃武同志,生於一九四三年八月,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分農民,系武宣縣武宣鎮武北大隊第一生產隊人。在文化大革命內亂中,由於受極左路線的影響,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在二塘公社大平垌處,被迫害致死。」 覃乃武和覃乃文死時分別25歲、22歲。覃乃堅的印象裏,覃乃武魯莽好勝,覃乃文文靜,但「都是老實人」。一個在礦上做工,一個在家務農。僅僅因為家在四二二的地盤上,即被裹挾其中。 1968年5月12日,北門城樓失守之後,四二二派潰敗逃竄。當天深夜,覃乃文突圍逃到桐嶺,被聯指擒獲。事後,覃乃堅了解到,一根生鏽的8號鐵絲,穿過覃乃文的手腕,痛苦的覃乃文被扔在一部卡車上,押解回武宣。路上遭到了虐待。聯指戰士用一塊木板壓在他身上,10幾人踩踏木板,他的哥哥半路上就被壓死了。 覃乃武在突圍中受傷,跑到在郊區大龍村親戚家養傷20天,後又逃到二塘躲藏,被檢舉打死。覃乃堅說,後來經過他的調查,確認兇手姓甘,系二塘武裝部的部長。覃乃武的死更為恐怖。甘某當街打死覃乃武,手持利刃,剖開了覃乃武的腹腔,「用腳一踩,心肝就跳出來了,割下拿回煮著吃了。」剩餘的屍骨被懸屍示眾,圍觀群眾蜂擁上前,把肉割走,拿回去煮食。 在黃家楠蒐集到的官方處理文革遺留事件資料中,這種開膛取肝的人吃人多次出現在80年代的官方調查資料中。 割人肉做什麼? 《本草綱目》曾有人肉人肝可以入藥的描述。廣西民間曾有人肉治癆病的說法。當地流傳較廣的說法則是,日本兵曾打到廣西,當地人殺了日本兵曾以吃人肉的方式表達對侵略者的仇恨。故有民間俗語說「恨不得吃你的肉,挖你的肝」。 黃家楠說,「吃人肉是為了顯示對階級敵人的恨,也顯示自己的革命精神和勇氣。」他蒐集到的一份資料顯示:當年武宣一個19歲的名叫黃文留的女性農民,不僅勇敢地參與煮食階級敵人肉,還拿了2片肉回家給母親吃。黃文留的勇氣得到了回報,1970年,她當選為縣革委會副主任。直到上世紀80年代處遺時被揭發吃人肉才被開除黨籍和工職,發配到柳江縣水務局做挖沙工人。 黃家楠收集的檔案中,文革中,廣西最早出現的人吃人事件出現在1967年。「廣西的人吃人高潮主要有2次。」黃家楠說。第一次集中出現在兩派武鬥後引發的虐殺,失敗的四二二成為犧牲品,殺人指揮者多為握有權力的革委會、聯指、武裝部、民兵組織。殺人手段特別殘忍。計有敲死、溺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被迫上吊。最恐怖的是活割和吃肉。 武宣四二二總指揮周偉安5月13日凌晨突圍,14日逃到祿新鄉大榕村被擊斃,縣聯指頭頭潘茂蘭到大榕將周的頭顱和雙腳割下,拿到祿新為聯指武鬥死者開的追悼會場,懸掛於樹,當天又帶到縣城食品公司肉食門市部側畔懸掛於樹。 周偉安的四兄周石安,出工回家,被人舉報「這是周偉安的哥哥,偷過大米。」還沒來得及爭辯,就被民兵頭頭王春榮等人用扁擔打死,當街剖腹取肝。四二二紅衛兵覃守珍和韋國榮兩學生,12日被古祿大隊民兵抓住,行至糧所被打死,然後被割肉取肝。 關於這兩個紅衛兵之死,調查略有分歧:「活割」還是「死割」?一份群眾證言說,兩人是被打死後才被割肉取肝。另一份供詞則顯示,覃和韋兩人是被用刀活割取肝而死。 1968年6月11日,武宣縣革委會成立糾察隊,實際大開白色恐怖殺戒。 6月17日,武宣圩日,蔡朝成等人拿湯展輝上街游斗,走到新華書店門前,龍基用步槍將湯擊傷,王春榮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圍觀的趕集群眾蜂擁而上動手割肉,湯命絕身亡。縣副食品加工廠會計黃恩茂砍下一條腿骨拿回單位,給工人鍾桂華等剔肉煨燉吃。當時縣革委會副主任、縣武裝部副部長在場一言不發。 40多年之後,今天武宣北街83歲的余志忠老人還記得這殘酷的場面,「你一刀我一刀,很快就只剩下了骨頭架子。一個老媽子去晚了,肉都割完了,就用刀割下湯的卵(生殖器),用草繩紮起來拎走了。」 當時正在召開四級幹部會,參加縣四級幹部會議的個別代表也參加吃人肉。 6月21日晚,武宣中學18歲的張富展被打死,黃培剛取肝割下陰,其他人蜂擁而上把肉割完。 1968年6月23日,黎明啟三兄弟「黑五類分子」,被活生生敲死,而後剖腹取肝,割掉生殖器。 1968年7月,通挽區大團村第七生產隊批鬥甘大作,將他拉到附近田邊。甘業偉一棍沒有打死甘大作,甘祖揚動手脫掉大作的褲子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等我死先嘛,你們再割。」甘祖揚無動於衷,繼續割去甘大作的陰部。甘維形等人爭著割大腿肉,甘德柳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擁將甘大作的肉割光。 黃家楠說,文革「人吃人」的第二次高潮,為武鬥之後的「刮颱風」。 「始作俑者是《七三佈告》。」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七三佈告》,核心內容是對柳州發生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支援越南物資、衝擊解放軍機關部隊、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等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在這份掀起「向階級敵人進攻的砲火」的佈告中,偉大領袖毛澤東批示「照辦」。 7月24日,《廣西日報》發社論:貫徹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央《七三佈告》。之後,全區進一步掀起了對敵執行群眾專政,動用了軍隊,調動了民兵,刮起了殺人的十二級颱風。廣西各地均出現了亂抓、亂鬥、亂打死人的事件。 臨桂縣,全縣被打死的達2051人,佔當時全縣總人口265134人的0.77%。僅在1968年6月到10月間「三保衛」(保衛包主席、保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革委會)被公開、秘密殺害1783人。 7月20日,臨桂縣兩江万人大會,會後指揮民兵先將蔡玉階、謝樂斌等四人在兩江小學廁所附近槍殺,其餘37人用翻斗車運到「老鼠鑽倉」集體殺害。僅殺人高潮7月份,全縣就被打死475人。臨桂縣革委會常委韋英豪造反起家,「該殺的要殺他一批,不然,我們睡也睡不安穩。」從1968年6月到9月,韋親自組織殺人,被他一夥殺害的群眾共290人,1985年元月被廣西高院判處死刑。 北海市,1968年3月,外地亂殺人傳到北海。聯指頭頭到合浦參觀學習刮風殺人經驗認為,「合浦沙崗西場等地殺人很有辦法,打三棍,一棍打頭,一棍打下陰,一棍打背,人就死了。不用開槍。」於是各公社、派出所傳達,有的公社還結合本公社大隊情況,研究部署批鬥殺人,制訂殺人名單。 4月就形成了高潮,一個月就殺了115人。從1968年3月到9月,全市先後亂殺人141名,其中,革委會成立後就殺害了134人。 靈川縣,以群眾專政之名,殺害1103人,佔死亡人數78.9%。殺人主要集中在1968年的6月到9月。全縣11個公社125個大隊,除了一個大隊,其餘124個都亂殺人。其中10個公社以公社革委會和公社衛革指揮部共同策劃,召開群眾大會公開殺人。 賓陽縣,在貫徹執行《七三佈告》中,全縣每個公社都成批殺了人,從7月26日到8月6日的11天,全縣被打死3681人,有176戶全家滅絕。佔全縣在文革中死3951人總數的93%。策劃者到1983年處遺時,都分別給予了處分。 邕寧縣,全縣貫徹《七三佈告》中共抓關了所謂壞人2440多人,其中有783人在「群眾專政」的拳頭、木棍、石頭、槍口之下慘死,甚至有的被活埋、火葬、水葬、剖腹取肝。 9月30日,南曉平朗大隊社保主任李安昌在大隊廚房整菜時,聽見民兵李明成喊:「張明黎逃跑了!」即持槍出去追,開槍把張打死。李安昌手持匕首,當著眾人的面前,剖開張明黎的腹部,取出肝臟,舉起對「犯人」說:如果誰再逃跑,就同這樣的下場。說完即把肝拿回大隊炒吃。 黃家楠認為,從這些史料分析,發布命令、執行殺人者多為武裝部、民兵營及革委會頭頭,亂殺人多數經過了革委會同意。 《七三佈告》之後,廣西形式進一步惡化,成為鎮壓四二二的一場更大規模的殺人行動。根據1984年資料統計,文革期間,廣西死亡八萬四千多人。其中,《七三佈告》後死亡49272人,佔總數58.3%。如按照革委會成立之日為分水嶺,則在革委會之前死亡12456人,佔總數14.7%,成立後死71816人,佔總數85.3%。 人肉的滋味 40年後的今天,我來到武宣,試圖尋找一個仍然健在的食人肉者或者當事人。根據黃家楠整理的資料,武宣在文革期間死亡526人,其中75名死者被挖肝吃肉。而參與吃人肉的名單,至少在400人左右。 這當然難度很大。有的人已經死掉了,有的選擇了隱姓埋名。多數不知所踪。 40年過去了,現在的年輕人甚至不相信這是真的。 在武宣兩派激戰的北樓遺址,我故意帶著挑釁詢問一個經歷過武宣武鬥的當地人,「你有沒有嚐過人肉的滋味?」他被激怒了,一字一頓的回答我:「這是武宣的恥辱,不是每個人都是野蠻人。」 夕陽穿過北門城樓,拖出一個長長的陰影。這陰影至今壓在武宣人心頭,令文明蒙羞。 很幸運,我找到了一個仍然健在的當事人:87歲的吳宏泰。吳現居柳州。文革後,又成為柳州教育局處遺小組負責人。他既是歷史受害者,又是歷史的清算者。 1983年,作為處遺調查的負責人,吳宏泰親自去調查武宣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被學生打死、割肉吃掉的事件。 黃家憑曾任廣西蒼梧縣副縣長,武宣桐嶺中學副校長。因為出身問題,成為學生批鬥的對象。 1968年7月1日晚,桐嶺中學十丙班批鬥黃家憑校長。學生覃廷多等四人在押送黃家憑回宿舍的路上,一聲令下,眾人亂棍將黃家憑打死。 1983年調查時,吳宏泰逐一到案發學校查看現場。一個更驚人的事實隨之被披露:黃家憑死亡次日上午,學生黃佩農,剖開黃家憑的腹腔取肝,女學生張繼峰等人將黃的肌肉割光。只剩一具骨骼丟在樹下。一位老農因為不忍看慘狀,用簸箕把骨骼挑去埋葬。吳宏泰至今記得老農講述時的慘狀:「一個成人,只用2個簸箕就把遺骸掃走了。」 毛澤東的忠誠戰士們,對於吃階級敵人的肉還有諸多迷信。吳宏泰說,迷信之一,就是人肉不能拿到自己家裏烹製。所以,殺死黃家憑當天下午,年輕的兇手們,就在學校廚房周圍和宿舍屋簷下,用瓦片烘焙黃的肝和肉來吃。 吳宏泰說,調查時甚至發現,參與割肉烤吃的張繼峰,還是黃家憑兒子的女友,為了表示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向黃舉起了刀。黃的後人對這段歷史仍然心有餘悸,黃的兒子不願意和我見面,他承認這段野蠻的歷史是真的,但是「接受采訪需要經過領導批准」。 臨別時,吳宏泰小心翼翼地說了一段讓我更為震驚的話,「知道嗎?造反派開膛剖腹取肝的時候,我就在身邊。」 1968年,黃家楠正是武宣中學的校長。一夜之間,武宣中學的師生們分化為四二二和聯指兩派。武宣中學有70多個老師,吳宏泰在內的6個老師,被打成了五類分子。出身不好的老師們成為兩派輪流批鬥的對象, 「四二二文鬥,聯指喜歡打人,下手狠。」吳宏泰說。 1968年6月18日,吳宏泰和覃昌蘭、王著尤、韋天社等五位教師被付屏堃、何開朗等幾十個聯指派師生輪流批鬥。晚上8點批鬥吳樹芳老師,吳樹芳曾經在國民黨做營級幹部,在武宣中學教圖畫。因為畫了一張解放軍戰士瞄准開槍的宣傳畫,被批為「污衊解放軍是獨眼龍」而遭批鬥。 學生韋解安第一個用木棍打,跟著20人對吳樹芳進行毒打。後來一個聯指派的老師拿了一根2尺長的鐵條,交給何開朗,何用鐵條打吳樹芳的後腦。吳昏迷在地。 吳宏泰記得吳樹芳爬回宿舍,直喊腰疼,很快死於床上。一個小時後,另一老師覃昌蘭也被毆打致死。 「五類分子」趕忙向學校聯指司令部頭頭報告。頭頭廖振坤說,「當狗死」。聯指成員同時又是武宣中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成員,這天演出回學校餓了,想吃點宵夜,廖振坤說,「聽說人肝可以做藥,搞點回來。」 武宣中學聯指造反頭頭潘茂蘭、付屏堃等學生到廚房要了一把菜刀和一個塑料袋,押送吳宏泰、韋天社這些黑五類共4人,把吳樹芳屍體抬到一公里外的潛江邊。 到河邊後,付屏堃交給吳宏泰一把菜刀,「要我動手挖肝。」吳宏泰手腳打戰,哀求,我不懂怎麼樣要出來呀。又令韋天社,還是不敢。何開朗說,「給覃老師,他比較大力。」強迫覃老師動刀。眾人幫扶屍體,剖腹取肝,又令覃老師割了屁股上的肉,拋尸江中。 回到學校,潘茂蘭等人把心肝放在廚房菜板上,在場17人,分別在廚房和一個老師房間煮吃。有的還在走廊等處烘烤人肉人肝。 吳宏泰說,「如果當晚沒有動刀,我們肯定都被打死了。」第二天,有女生聽說此事,當場嘔吐。 40年後的今天,吳回憶起那股炙烤人肉的味道說,「腥味飄蕩,令人不寒而栗。」 文革結束多年後,吳宏泰收到了一封信。來信者是當年打人最狠的學生韋解安。 「信的大意是懺悔。他不敢來見我。只是表示,當年自己太幼稚。」 「知道韋解安打人狠到什麼程度嗎?」吳宏泰站起身,用手模仿著,「他用掃帚上的竹棍打我的後腦,一下一下打,當時不覺得疼,回來之後發現白襯衣都被血染紅了。原來韋在竹棍上釘上了釘子。」韋當年只有13歲。 因為對往事的厭惡,吳宏泰接到這封信後並沒有細讀,也沒回信。 「我不會跟他聯繫,你可以說他們當年幼稚,也可以說我不夠寬容。」夕陽照在這個舉止謙和的老人的臉上,沉默了好一會他一字一頓地說,「我絕對不會寬恕。」 九成人非正常死亡 派性武鬥也給黃家楠的生活造成很大影響。被當成俘虜遣送回都安後,他被送進學習班,前後有8年失去自由,直到30歲才討老婆。 1977年恢復高考考入廣西師院才扭轉了命運。 數年後,廣西開始對文革遺留事件進行處理。 1983年3月,自治區黨委召開「處遺」工作會議,層層成立了「處遺」領導小組和辦公室。一是平反。扣在黃家楠頭上的「反共救國團」被摘除。接著對文革中殺人兇手及其主謀、策劃、指揮者,視其情節處理。 鑑於亂打死人的問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歷史悲劇」,因此,根據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的指導思想,「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的方針和「適可而止的」精神,除了少數主謀被判刑槍決,大部分給予了黨紀開除處分。吃人肉者則一律開除出黨。 以武宣為例,後來官方統計,當地參與吃人心肝的有工人、農民幹部、黨員約400人。 27人被開除黨籍或者清除出黨。非黨員幹部因為吃人肉受行政記大過開除乾籍行政開除留用的18人。黨員工人吃人肉記行政大過降工資行政開除留用的21人,農民黨員因為吃人肉開除黨籍或者清除出黨的59人。 黃說,這顯示「人吃人」是一個參與範圍極廣的事件。但也只是個不完全名單,究竟有多少普通群眾參與其中,仍然是個謎。 武宣吃人肉事件被曝光,始於上世紀文革結束後,三名剛正不阿的地方官員:原廣西來賓副書記王祖鑑、原武宣公安局長杜天生、原武宣政協余光美,多次向北京檢舉揭發,人吃人內幕才曝光天下。王祖鑑和余光美多年前已經去世,77歲的杜天生患有心臟病臥床不起。 而在黃家楠蒐集的資料裏,廣西發生吃人肉,挖人肝的地方,還有上思、靈山、天等、貴縣、橫縣、武鳴、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縣、欽州等縣。 黃家楠分析,廣西在文革中死亡的八萬四千多人中,武鬥死亡的僅3312人。非武鬥情況下,被亂打死,迫死,或者失踪的809810人,佔96%。 「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廣西殺人多是在有領導有計劃進行的。殺人多是在非武鬥情況下,被個別或者集體殺害的。」 因為擔心家屬報復,政府並沒有告訴覃乃堅誰是殺害及吃掉哥哥的兇手。沒有審判,也不知道兇手,至今這成了受害者家屬的一個傷口。文革遺留事件是在行政系統解決。除了 ​​少部分民憤極大的亂殺人者被追加刑責外,大部分以開除公職和開除黨籍處理。比如,聯指總指揮黃某某處遺期間,羈押6個多月,免於刑事起訴,最後開除黨籍。 「人與人的信任完全消失了。」覃乃堅說,有段時間,在老城街上行走的時候,遇到那些沒有遇害人的家庭,他都會懷疑對方有沒有曾經參與過分食哥哥的肉。 覃家祖屋處於北街,被炮火炸毀。處遺期間,鎮政府賠了9根碗口粗4米長的杉木,又給每個哥哥賠了220元喪葬費。民間素有「死在柳州」之說,上好的杉木是做棺材的首選。但是這9根杉木卻無法盛殮亡兄的屍骨。因為屍骨被革命群眾遺棄,已經無處尋覓。 對於覃乃堅來說,故園隨著那場瘋狂的內戰已然淪落。覃說,1989年,他和同鄉第一次到北京旅遊,專門去毛澤東紀念堂參觀。原本他如億萬中國人一樣,對毛澤東帶著無緣由的崇拜,但是這次,「我非常認真的看著他的遺體,卻一點也找不到崇敬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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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 真实的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命运很相似?

真实的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命运很相似? ——熊飞骏 当之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学生在呼唤文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想过把“造反派”的瘾。 在平民青年印象里:文革时期的“造反派”能够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享有把各级“官老爷”踩在脚下任意凌辱不受惩罚的特权?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站在“造反派”那一边?是他们打倒官僚权贵的坚强后盾?真的好“爽”好“酷”啊? 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文革,在伟大领袖的光芒照耀下,让无权无势的平民青年踩在平时作威作幅的各级“官老爷”头上,在肆意殴打批倒批臭之后再取而代之,使自身的社会地位来个飞跃式提升,那该是何等快意恩仇的爽心事! 真实的文革与上述“印象”大相径庭。 一、      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一年多时间;其余九年“造反派”多是“被打击”和“被革命”的对象。 二、      在“造反派”短暂得势的日子里,他们想斗争谁斗到什么程度不是自己能够作主的,而是毛内阁及其追随官僚内定的。如果超越了“内定斗争对象”,“造反派”就会立马被打成“反革命”。说白了“造反派”不过是毛集团的“政治打手”,只能秉承上意不能自行其是。 三、      “造反派”在文革后期几乎全军覆没,不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就是被遣送到偏僻闭塞的农村“永久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四、      文革“造反派”的命运和“五七右派”很相似,早期沦为伟大领袖的“政治斗争工具”被“引蛇出洞”;等伟大领袖独裁目的达到后就被整体“一锅烩”。 ………… 下面我们以文革“红卫兵”为例来说事: 在当今青年心目中,“红卫兵”就是“造反派”? 真实情况不是这样! “红卫兵”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红卫兵”并不都是“造反派”? 文革“红卫兵”分为“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阵营。 “保皇派”以“官二代”为代表,由“根正苗红”的特权阶层及其追随者组成。 “保皇派”红卫兵是最早参与文化大革命的,著名的“红八月”就是首都“保皇派”红卫兵掀起的第一个文革高潮。 “保皇派”红卫兵在“红八月”期间的主要运动就是“破四旧”,抄家迫害文化人烧书毁文物,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反智反文明灾难。 今天的多数国民都误认为“抄家烧书毁文物”是文革“造反派”造的孽,这是对“造反派”最大的误解。 “破四旧”期间,“烧书毁文物”唱主角的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红卫兵,也就是“官二代”。 “保皇派”红卫兵的主要斗争打击对象不是官僚权贵,而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无权无势在社会上备受欺凌的弱势群体,以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为代表。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对象”,平时不但没条件侵害平民大众的利益,相反自身合法权益经常受到无情侵害。 “红八月”期间北京有几千人被“保皇派”红卫兵活活打死,死难者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弱势群体,没什么“官老爷”。给伟大领袖佩戴红袖章的那位“官二代”出身花季少女宋彬彬一人就活活打死了 13 人,全是无辜弱势平民,没一个当官的? ………… “造反派”红卫兵主要由无权无势的平民儿女组成,其中“右派”子女在里面起了主导作用。 平民“造反派”由于权利备受官僚权贵侵害,主要斗争矛头自然指向各级“官老爷”。他们才是真正的文革“造反派”,也是文革期间唯一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群体。 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从官僚队伍夺权”,以达到“个人独裁”目的。要想从官僚队伍手中夺权,就必须打到一部分掌握大权的达官显贵,刘、邓、陶、王、彭、罗、陆、杨首当其冲。要打到这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老爷”的子女肯定靠不住的。事实上在“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中,由“官二代”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不但没有担当“造反”角色,相反多坚定地站在“当权派”那一边和平民“造反派”对着干。 为了顺利从“当权派官僚”手中“夺权”完成“独裁”目标,伟大领袖暂时与平民“造反派”有了共同的敌人,很自然就站在支持平民“造反派”那一边。 1967 年是平民“造反派”在首都和省城大都市得势的一年,在与“官二代”保皇派的斗争中处于暂时的优势。但在广大地县级依旧是“官二代”保皇派占压倒优势。很多在省城暂时失势的“保皇派”退守到地县基层,在农村掀起针对弱势平民的反攻倒算。如湖南长沙的“保皇派”就退守零陵地区,在湖南道县等地掀起灭绝人性的疯狂大屠杀。 ………… 拥有深厚帝王特权思想的伟大领袖并无真正的“平民情怀”,他暂时支持平民“造反派”主要是基于有了“共同敌人”,要利用平民力量来对抗妨碍他搞“个人独裁”的“官僚当权派”。一旦“夺权”任务完成,“独裁”目的达到,伟大领袖就把平民“造反派”一脚踹开,转而与旧日的“传统盟友”官二代“保皇派”握手言和,对平民“造反派”实施过河拆桥式反攻倒算。 平民“造反派”自此厄运当头,成了数以万计“现行反革命”的祭品。 国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后,毛的“夺权独裁”大功告成,接下来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对平民“造反派”大开杀戒。“清理阶级队伍”顾名思义,就是清理“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而“阶级出身不好”者基本上都是“造反派”,根本没资格参加“保皇派”,也就自然决定了平民“造反派”是两大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 “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死人最多的时期。死难者绝大多数者是平民“造反派”和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官僚。 在“清阶”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连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学生领袖”都在劫难逃,一个个被隔离审查,从命运的巅峰跌入低谷,就更不用说普通平民“造反派”了。 那些幸免于“现行反革命”罪的“造反派”红卫兵,则被伟大领袖整体遣送到近乎石器时代的原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不至于太显眼,起初“造反派”红卫兵是和“保皇派”一同下乡的,但官二代“保皇派”红卫兵多分配到离城近条件好的地区,且因为“我爸是李刚”,没过多久就被“招工、入伍、上大学”远走高飞。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多被遣送到远离城镇的荒凉苦寒之地,并且只有“永久”“扎根农村干革命”,直到邓公让他们整体返城为止。 ………… 文革期间那些灭绝天良的大屠杀基本上都是“保皇派”造的孽,而不是平民“造反派”干的,“造反派”和“潜在造反派”甚至沦为主要屠杀对象。 1967 年 7 、 8 间湖南道县大屠杀,七千多无辜平民和无数儿童死于非命。就是城里暂时失势的“保皇派”退守道县农村,为了防止底层平民和出身不好的弱势群体支援城里“造反派”,利用该县的县官、乡官和村官组织“贫下中农法庭”,对想象中的“潜在造反派”进行灭绝人性大屠杀,连襁褓中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花季少女则先奸后杀,名为“吃大锅饭”? 1968 年广西大屠杀,就是在广西省委书记的亲自领导下,动用军队力量,号召“联指” 保皇派对“ 4.22 ” 造反派的血腥镇压。近 20 万平民被施以令人发指的野蛮方式残暴屠杀。“联指”保皇派甚至掀起了“吃人肉”运动,不但屠杀造反派,杀死后还要吃他们的肉?仅武宣县就至少吃了两百多人。 ………… 文革“造反派”的命运和“五七右派”有诸多相似之处。伟大领袖当初为了挑战“八大格局”,企图利用坚守良知勇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来对抗官僚队伍,后发现官僚队伍根基深厚短期难以摇动,就转而抛弃知识分子倒向官僚队伍那一边,用“引蛇出洞”托辞来对知识分子实施史无前例的大迫害。文革“造反派”又何尝不是“右派”悲剧重演呢? 中国人都以为伟大领袖五七年搞“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其实毛当初很可能出于真心,因为他当时的主要政治对手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妨碍他搞“独裁”的“官僚当权派”,暂时和知识分子结盟来对抗官僚队伍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后来他发现官僚队伍难以撼动,加上知识分子的言论远远超出了他的容忍底线,就决定及时转向,在官僚队伍内拿“引蛇出洞”来显示自己棋高一着;同时对当初意图加以利用的知识分子反戈一击。 那些呼唤再来次文革以改变自身屈辱命运,梦想过回“造反派”瘾,以为文革重来就能把“官老爷”和“官二代”踩在脚下,自已能扬眉吐气翻身做主人的平民青年,最好了解一下文革真相。如果中国再来次文革,你们不但不能向“官老爷”和“官二代”讨还公道,不但不能翻身做主人,相反会比今天更惨更悲剧!中国就算重新出一个伟大领袖,你们在领袖心目中的地位一样是只配被利用的炮灰和工具而已,利用价值一完注定过河拆桥恩将仇报。要想追求真正的“平等”,要想真正“翻身做主人”,要想你们的后代不继续做奴隶,除了民主宪政外别无出路。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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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文革更为空前的民族浩劫(图)

      比文革更为空前的民族浩劫(图)                    读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                            宋永毅 荷兰史学家冯克的新书中文版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新纪元/看中国配图) 给数千万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冯客教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英文版刚出版不到一年,该书的中文版便由新世纪出版社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翻译出版,对想要了解中国当代史真相的读者们来说,真是一件幸事。书的作者在副标题中把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大跃进/大饥荒称为“中国浩劫史”,该书的译者在中文版的“出版前言”里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相比较一般人都认同的“空前的”文革浩劫,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才是真正空前的民族浩劫──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作、译者的史识和学力。我想要补充的是:一般的读者之所以把文革认同为空前的民族浩劫而忽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灾难更为深重,和这两场浩劫中的主要受害人群体的不同有关.文革中的受害者,包括了绝大部分的中国精英阶层,如干部、艺术家、中国知识分子等等。文革后他们自然地提笔来控诉揭发,一时充溢了所有的舆论管道。而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亡灵,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中国农民,最大但又是最底层的沉默的群体,他们无法在劫后用“伤痕文学”等等的形式为自己伸冤诉苦。另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衬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不足:他们对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农民的灾难还是缺乏足够的关注,因为海内外研究大饥荒的着作远远少於研究文革的文字。作这一如是观,我们实在要感谢所有大饥荒的研究者和此书的作、译者们,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着作还了死在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中国农民的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对大饥荒全景式的历史回溯 和已经出版的研究大跃进/大饥荒的中英文专着相比,冯着的过人之处并不在理论的创新和考据的严谨。但是,冯客显然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以宏阔的布局,生动的描述,对这一浩劫做了一个主线清晰、语言简明并引人入胜的历史回溯。其源头,诚如作者在第一篇“追逐乌托邦”的八章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 今天人们对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还是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这样的单一回溯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冯着告诉我们: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这一恐怖的造成还不仅在于刚刚经历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中国党外知识分子的精英已荡然无存;更在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其实是毛泽东全面扫荡党内、军内、政府内“反对派”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上政治运动空前密集的一年。首先,在全国省、市一级搞出了近四十多个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比较着名的有河南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浙江以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为首;有甘肃以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有青海以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等等。在政府内,毛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陈等人推行的一九五六年经济政策的“反冒进”浪潮。这样,毛在党内军内都造成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原来敢于讲真话的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就基本被扫地出门,中央的周、陈、李、薄等人在政治压力下不但一再检讨对“一九五六年建设跃进”的“方针性错误”,还主动为一九五八年“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的“大跃进”大唱赞歌了。如果浏览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的报道便会发现,那时隔几天就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其次,就民间政治运动的密集度而言,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恐怕也大大超过了文革。早就有人统计,连同还没有结束的“第二次反右”,“肃反大跃进”、“向党交心”、“拔白旗运动”、“反坏运动”、“双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瞒产运动”、“平叛、反封建运动”等林林总总共有二、三十种之多。而且,如同冯着指出的,这些运动都伴之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而被暴力直接迫害致死者有“两百五十万”之巨。这样,这些政治打击运动无疑在社会各阶层制造出深深的恐惧。恰恰是这种政治气氛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毫无抵制地蔓延开来。继而,又使人对饿死千百万人的大饥荒的真相噤若寒蝉. 不忽略劳改营和军队两个盲点 在一般的对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因为材料的缺乏,劳改营和军营常常是被忽略的两个盲点.自从大陆作家杨显惠的纪实文字《夹边沟记事》问世以来,成千上万在劳改营中被活活饿死的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冯着对此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作者利用查阅到的内部文件,指出一九六○年大约有一百八十万劳改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大致死亡率是百分之五,但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却是百分之十,大约共有七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客指出:这只是一种“保守的估计”。根据我所看到的公安部的内部文件,这恐怕真是一种“保守的估计”。例如,公安部一九六○年九月十四日转发全国的有关广东文昌县冯家教养场有意饿死、打死劳教人员的通报中承认:建场仅一年的这一小小的劳教单位,劳教人员便从一千二百五十五人锐减到二百五十八人(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正常减员)。由於饿死劳改犯情况的普遍和严重,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向全国劳改劳教单位发出一个“关于制止三类人员死亡问题的紧急指示”,这一指示要求地方“每十天一次”向公安部报告囚犯“每天的病亡变化情况”。要“大力抢救病号”,直至死亡。以倡导“阶级斗争”闻名的公安部,在这一紧急通知的开篇却令人意外地宣示:“目前应当把生活问题当作中心任务狠抓,不然不但今年的生产、改造不好办,而且会增加社会阻力,再犯错误”。如果不是劳改劳教人员极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急速蔓延,公安部怎么可能这么有人情味?可惜的是,这一死亡趋势愈演愈烈。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年底(十二月十九日)所发的一二四号文件中承认:“目前死亡的数字,比去冬今春已有很大下降,但绝对数字仍然很高……。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而且去年死亡较少的十九个地区,今年就有十一个省、市比去年同期的死亡率增长.”换句话说,按公安部的统计,如果说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囚犯比率是百分之五,那么一九六一年绝对在百分之十以上(可算作百分之十一)。而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则远远超过了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十一,可能是百分之十二──十五。仅按此计算,至少有九十万人在劳改营中被饿死和折磨致死。 冯客在他的书中还细心地提到了一般的统计“不包括军队人口”,因为档案被封锁。其实,也并非无迹可寻。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发了一个“总后勤部关于全军浮肿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他指出:“全军浮肿病患者,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严重!”这一报告披露:自一九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仅三个月中,军队人口中新发生的浮肿病患者为“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人”。如以此推算,一年就可能有近十二万军人因为饿而得浮肿病。自然,因为军队是基本保证供应的“国家机器”单位,大多数人是可以通过国家剥夺农民的口粮给他们治好的,但绝不是所有的人。如果有百分之零点五至百分一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治好,数年内也就可能有万余人的非正常死亡。 难道毛泽东不知道饿死人吗? 善良的人们常常疑惑:在胡搞“大跃进”当中基层大规模地饿死人,大概毛一定是不知情的吧?而冯着却用他查到的内部文件告诉人们,毛泽东是基本知情而为之。例如云南陆良县和大跃进的“圣地”徐水县,一九五八年就直接向毛上报过因为高征购和暴力造成成百上千的人被饿死的实情。如果我们看一下同期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等文件,更会发觉当时的内部秘密调查和基层干群的告御状早已经如雪片直飞毛和中央。又如,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的河南“豫东事件”里,共死亡十多万人。尽管河南省委掩盖真相,只上报毛“死了五千余人”,但五千余人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毛却无动于衷。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苗头在河南一出现,河南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就有不少群众于十月二十日直接给毛写信告状,毛还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做了批阅。不久河南省委的正式调查也直接向毛肯定了这些规模不小的暴力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但毛仍认为只是无碍大局的局部的现象,如冯着所说:“他无视人民死活”;“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六月期间,毛没有放慢大跃进的步伐,而是坚定地继续追求乌托邦。大跃进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天堂而部署,今天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明天全体人民的好日子……运动一定要进行下去。”然而,一旦大跃进全面失控,恶果日益明显时,又如同作者指出的:“毛泽东就转过身来,把自己的账算到别人头上……不仅把混乱的责任转嫁给地方干部乃至他的亲密战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关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冯着的书名就是《毛泽东的大饥荒》,但作者并不主张只追究毛泽东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认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是一党制,第二个是极端的集体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目下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读完全书,却觉得冯着对毛的个人责任,即他专横暴戾的性格、翻云覆雨的权术等等对大饥荒的影响的客观描述,亦是不可多得的精采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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