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上的演讲
先自我审查,然后出版了,再有一批审读员来审查(中国是有审读员的)。出版机构为了不出事,只能自己审查得更严格一些。这更可怕,是无形的恐惧。我的博客也是经常被删,我曾经责问编辑,你们不是设有“敏感词”过滤吗?你告诉我这些“敏感词” 是什么,我不用就行了。他说,虽然有敏感词过滤,但像我这种人,不只靠敏感词来审查的,上面专门有人看你的全篇文章,即使没有敏感词,也会勒令删除。中国作协主席对着全世界说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我不知道没有审查制度,这些事怎么发生?
阅读更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审查制度是国家机构对于新闻出版、传播和评论,进行审查、监控、过滤和限制的制度,是中国整个信息审查制度的一部分。这个审查制度最初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政权稳定、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23年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倒数第二,仅仅好于朝鲜,低于越南的倒数第三。而香港在港版国安法和中共外围机构收购自由媒体之下已经从2002年的第18名跌落到2023年的第140名。
在中国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是国有企业或者需要挂靠在某一国家单位之下,而互联网等新媒体也会遭到各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审查。任何被认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涉及政治敏感话题或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新闻都会被删减、修改、控制评论、设置议程或禁止发布。审查机构通常由政府或党组织负责,并设立了相应的审查标准和流程。
尽管中国政府声称这些审查措施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这些措施侵犯了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并影响了信息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其中,较知名的新闻审查案例有,2013年1月,广州《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发布献词,原名《中国梦,宪政梦》,但遭到广东省委宣传部门的删改,引发舆论关注。2005《南方都市报》编辑程益中等人被警方以“经济问题”为由而逮捕,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报道孙志刚案和SARS事件等新闻而遭到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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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布鸣真象 | 12 月 17, 2010
先自我审查,然后出版了,再有一批审读员来审查(中国是有审读员的)。出版机构为了不出事,只能自己审查得更严格一些。这更可怕,是无形的恐惧。我的博客也是经常被删,我曾经责问编辑,你们不是设有“敏感词”过滤吗?你告诉我这些“敏感词” 是什么,我不用就行了。他说,虽然有敏感词过滤,但像我这种人,不只靠敏感词来审查的,上面专门有人看你的全篇文章,即使没有敏感词,也会勒令删除。中国作协主席对着全世界说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我不知道没有审查制度,这些事怎么发生?
阅读更多发布者图样图森破 | 11 月 2, 2010
工作地点:天津 职责:保证公司信息安全;全面审查新浪博客 新浪播客 新浪新闻跟贴 新浪论坛 新浪圈子不出现违法不良信息; 通过每天的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以及监控部门监控下的所有产品的举报机制,对网站上存在的不良信息进行纠察,并对网站上存在的错误与不足,通过与各频道及技术部门的沟通日臻完善。 要求: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英语4级以上,能阅读英文文章;男性; 有相关论坛管理经验; 熟悉计算机与互联网使用; 具备团队合作,积极创新。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上传泄密文件: https://uploadleakfile.appspot.com/ Paypal捐赠: Donate@UploadLeaks.com 广而告之: YesVPN,美国VPN服务包月仅10元! http://bit.ly/YesVPN 威众安全路由器,硬件翻墙解决方案! http://bit.ly/9T4yAg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7 月 22, 2010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bc6a5a44d2e2016c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下) / CoChina 2010-06-30 19:44 | 此文是 Co-China 论坛主办的第 11 场活动 “ 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 ” 第二部分的文字稿,此文版权归 Co- China 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 论坛活动文字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 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 第二节:对自杀类报道的反思(下) 程绮瑾: 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具体的报道建议,我按照先是记者采访,然后到编辑的编版顺序。采访的时候,比如说访问死者遗属时要注意的一些情况,有些遗属可能是希望得到关注的,但从国外的研究来看,也有很多遗属在当下是并不希望被打扰的,可能还处于一个伤痛期,大家应该尊重他们有这样一个哀伤的时期。而且研究证明这些自杀遗属自己也处于很高的自杀风险中间,他们是很脆弱的人群。那你在采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怎么跟他沟通,怎么不刺激到他很敏感的神经。对于自杀未遂者,成年人的话比较好的访谈是你能够在访谈中让他意识到其实还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如果是面对一个未成年人,有的时候反而会有误导效应,未成年人可能会觉得现在记者因为我自杀这件事情来采访我了,那就证明我的自杀行为是能够博得关注的,那他可能再去尝试。当采访之后写稿子时,其实刚才大家都已经讨论到,避免煽情、夸张、美化或者浪漫化自杀。然后也要避免提及自杀者的全名或者他的个人信息,他的相片最好也不要刊登,为什么?出于同样的考虑,就是不要让读者以为我们可以一死成名。自杀方法也要避免详细描述,之前胡力汉也提到过,他曾经想死的时候就去报纸上找自杀方法,他还好没有找到,如果他找到哪一种药能够吃死而没有痛苦的话他当时很有可能真的就吃了,有很多真实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李欧梵的太太李子玉,她以前是受抑郁症困扰的,她曾经写过一本书,自己回顾她怎么对抗抑郁症。她里面提到她有四次尝试自杀的经验,全部都跟媒体有关,其中有一次就是在报纸上看到哪一种药吃了之后就可以致死,而且无痛。一般人们会找没有痛苦的自杀方法,像烧炭自杀就是,当时香港媒体的报道就说这是一种无痛自杀方法,所以就传染得很快,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描述。然后自杀原因要避免简化。有的时候媒体会直接说因情自杀或者是财务困扰,或者是考试或者是分手, 但其实这些可能都只是他在自杀之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根压死他的稻草,其实原因是很复杂的,可能他会有心理疾病,可能他有家庭的原因或者其它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 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不应该这样简化 。从媒体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来讲,也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自杀者有精神问题或者是滥药的记录一定要提及,为什么要提及呢?就是给社会一个启示作用,告诉人们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在外国有些媒体,如果是名人自杀,他会顾虑到这个名人的声名,会掩盖这个事情,但是从专业预防的角度来说,这个是值得拿出来说的,他是一个反面教材,应该告诉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如果是他的粉丝,应该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在处理自杀后果的时候要避免误导读者以为自杀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另外如果亲友的情绪过分悲伤,在报道的时候可以不用全部写出来,因为这也是同样考虑到,避免某些想要自杀的人,那些和亲友有矛盾的人会觉得 “ 我死了之后,我就可以让你们后悔了,我就可以让你们永远处于悔恨之中 ” ,要避免这样一种误导。 编辑排版的时候,标题尤其要谨慎。因为很多时候读者只扫标题,标题是最吸引他的。避免放在头版,因为那样会让受众觉得自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避免列出自杀方法,也避免数数的这种方式。之前大家讨论到几连跳、第十几跳这种方法,从人道的角度来说我 们不应该这样做。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比如美国金门大桥是所谓的自杀圣地,很多人在那里跳,金门大桥的管理方就很焦虑,说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来阻止这些事件继续恶化。他们曾经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在桥头竖起了一块显示屏,上面写 “ 曾经有多少人在这里跳桥自杀 ” ,原意是好的,希望起到警示作用,但后来发现有的人真的来这里自杀,他说我要做第 121 个;我要成为第 150 个,那个数字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反而变成去刺激有人来这里模仿自杀行为。所以像富士康事件,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会不会有的人因为想要成为第十几个?从媒体尽量减少伤害的角度来想,我们可以把标题设计得更妥当一点。同时要发布求助资料,但在内地大家实施起来可能有些难度,因为资源欠缺,但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最好是能够把相关的,比如说在深圳有哪些精神科医院,或者是有哪些心理辅导机构的名称和电话提供出来。虽然香港媒体喜欢做刺激的报道,但是他们在求助资料方面也做得不错。比如说若自杀事件是跟财务危机有关的话,它会提出你如果有财务危机可以向哪些机构求助,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的话你可以向哪些机构求助。 还有一点就是从业者自身的保护,记者本身会不会受到报道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实习生去卧底,他自己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受到影响?其它的记者会否受到影响?一个人若有关系亲近的人有过类似的经验,他可能会有情绪上的感染。我听说做富士康报道的卧底记者会觉得报道完之后有一种挫败感,觉得自己没有找到事情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觉得他的调查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富 士康自杀,然后就一直处于很挫败、很低落的情绪。我觉得对于这些从业者,可以告诉他们,你是在提出一个本来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自杀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非正常的事情,作为一个正常人要来揣摩一个极端的事情时你肯定是有限制的。而且当这些人的生命已经逝去的时候,你要来复原当时的情况,本来就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能贴近,但是你如果要求自己做到百分之百的复原,我觉得这是在自己为难自己。如果这些人周围的同事观察到他有这样低落的情绪,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同仁之间的支持。 还有一点是媒体和专家的合作,从国外的推广实践来说比较好的实践就是研究机构要跟媒体合作。在香港,港大的自杀预防中心跟香港媒体的沟通是很好的。在内地因为没有这样的机构,我其实自己很想做,就比如今天这样的工作坊,我觉得给我的启发很大。我们可以在内地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能通过传媒学院或者通过一些媒体机构让大家来做这样的讨论,是能够有效果的。不要真的等到有自杀的事情发生时记者才临时授命仓促上阵,我们可以在日常找一个机会讨论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国外的经验想跟大家分享,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和丹麦这三个国家,他们会为好的自杀报道颁奖。澳大利亚这个奖是由专门的预防自杀机构来颁发,而在比利时和丹麦这两个国家,它的评审委员会包括预防自杀的专业人士、媒体的代表和自杀遗属的代表,所以这个奖会比较有说服力,也能够给记者一种价值感、使命感。如果你的报道真的能够给这些遗属一份安慰或者是能够挽救生命的话,对记者是很好的鼓励。 我刚才说到在中国推广的具体的问题,一个是精神健康的资源本身就很欠缺。当你想要在报纸上列求助信息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或者你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他可能处于危机状态,但是你没有合适的人可以转介。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提出解决之道。我想说在香港有一些资源,是不是可以先利用起来?如果在内地没有找到合适资源的时候,可不可以先把香港资源利用起来?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专家的问题,我发现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在内地有点混乱。 比如说大家都是研究自杀预防的,我这张表单上面列的是香港研究自杀预防各个方面的专家,你会看到他写得很清楚,如果你要问跟统计有关的应该找谁,如果你要问跟青少年的自杀预防有关的你要找谁,如果你要问家庭暴力的心理医师你要找谁,分工其实是很细的,术业有专攻。在内地,比如富士康,我记得比较有趣的是媒体问一位心理学的老师关于自杀率的事情,他给出来的答案可能并不是最权威的,而且他自己可能表达也有点不太妥当, 就说富士康的自杀率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平均自杀率其实更高。 他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最合适的人选,有人专门做数字的会比较权威。 要比较自杀率该怎么比较?是每个年龄层、每个性别然后在不同的城市,以及城市的自杀率还是乡村的自杀率,这里面是有很多细致的讲究。 不是说你问一个,虽然也是做自杀研究但是是做心理学方面的学者,我觉得是问错人了。怎样找到最恰当的专家?我想需要研究者和媒体之间要有合作,我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帮助大家来建立一个资源库,可能以后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能够快速找到谁是最合适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我想这也是媒体能够在这件事情里面发挥的作用, 我觉得富士康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大家意识到自杀问题在中国到底有多严重, 以前没有人知道。中国的自杀率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一些研究显示在中国每年因自杀而死的人数占到全世界将近一半,大概 4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媒体可以通过这个事,可以做报道来引起有关方面或者社会的关注。 杜婷 :你这段时间也在研究中港台三地对富士康事件的报道的对比是吧,可不可以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程绮瑾: 对,但很初步,刚刚开展。初步的印象是三地的报道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可能是跟政治环境有关,比如说内地可能会受到新闻审查的影响,很多事情不可以报。我觉得刚才闾丘举的那个例子就很典型,当你知道有一个人又要自杀的时候,如果是内地媒体就不能报;如果是香港媒体,可能处于比较中立的位置,但是整体来说它还会偏向于想要保护工人、保护弱势群体来批判中国政府,有这种特别的立场;台湾的媒体,当然他们也有客观、中立的报道,但是有时候会有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里面,在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带上说 “ 这件事情是不是中国政府要把所有的罪推到台商身上? ” , “ 郭台铭是不是一个替罪羊? ” 。就是政治因素再加上三地不同的理念,对于精神健康的认知程度也不同。台湾和香港认知程度高一点,从报道里面会更多提到这个方面,但内地的报道,可能一方面认知不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媒体审查导致的反弹,不愿意把这件事情仅仅归结为精神健康。 黄煜: 刚才听了程绮瑾的发言挺有启发的。其实我也接受过《南华早报》的访问,记者问富士康事件报纸该不该报。我并没有觉得不应该报,但是怎样报呢?你可以讲一整套,但在面对社会现实时你很难去要求一些媒体不那样做,虽然我们都知道有些是不应该那样做的,但是为了市场销售,还有受众的期盼心理也会做。自杀是冲突事件的一种极端表现,媒体就是报道冲突事件或者戏剧化事件的。你叫他不报怎么可能呢?伦理规范对一些媒体可能是有用的,比如信报、明报、经济日报,但是对苹果、东方是完全不管用。不仅不管用,他还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戏剧化的成份加大,而这些报纸恰是市民大众最喜欢看的,这其实是社会现实的问题。 我的一个学生原来是亚视的主播,她因为是情感问题,两次成了第三者,最后扛不住了就烧炭自杀,那是 1998 年,东方日报整版的大标题,很震撼,后来社会上对这种报道手法有很强烈的批评,之后表面上看媒体有些收敛,但其实并非如此,只是烧炭已经成为自杀的一种常识选项,所以媒体因为常见就不怎么渲染了。当然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普遍认为烧炭是没有痛苦的,后来他们作了些弥补,找了些专家说烧炭的时候人会怎么痛苦,表情扭曲,用这样的报道做了一些平衡,但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不仅如此,由于动新闻的产生,它居然可以用动漫的形式来观看,可以看到像连环画一样的画面。但这并没有引起社会太大的反感,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人们会把报纸分类,比如这些报纸就应该让我看这些东西,那些报纸就不应该,人们自身有一种抗衡。内地的话我不太清楚小报的自由度到什么程度,但是大的报纸对自杀原因的探究还是下了很大工夫。比如说南方周末关于富士康的报道,大概是五六跳的时候就发表了他们的卧底报道。虽然作者很困惑,没有找到直接的残酷的血汗工厂的证据,只是从精神、心理、疏远、异化等方面找了一些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种尝试,是为大家对富士康这样一种连续性的、大规模的震撼性自杀提供了一种报道的方向。 从正面的研究、正面的理解去对自杀报道作出更多界定,这个很必要,但问题是在现实中实现起来很困难。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老师教他 理念式的新闻 ,要服务公众,要崇高、要职业,自杀报道如果涉及的话要遵循哪些规则。可一到实习回来很多学生就跟老师说你这样教完全没用,比如说一些学生去报道自杀,采访主任要求一定要问自杀的原因和家属的反映。所以他们许多人回来以后就感到特别难受。看到那些家属在本来就很痛苦的情况下,他们还一定要问这个人为什么要自杀,或者被什么人迫害,总之就是要找到戏剧的元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停反抗,那报社就派别人去做,最后弄到他们在那里什么都没得做。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学生有一年去了壹周刊实习。其实很多人对苹果、壹周刊一直有一种误解,认为他们做新闻很粗糙,其实他们对事实的查究已经严谨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我这个学生当时就在调查香港的同志卖淫,他们不停地派人去放蛇,我那个学生就被派去鸭店里面,不停地用各种方法去套他们情报。他实习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把当时放蛇的报道写出来,哪一部分是伪装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样把人家引蛇出洞,他觉得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所以最终他决定不做记者。 说回自杀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还是不报,它的界限是比较难掌握的。比如说拆迁自焚案,虽然很惨烈,但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对问题的解决。但另一种比如说大家可能还记得刘德华的一个粉丝来香港找刘德华,她的父亲后来自杀。媒体一窝蜂报道,又引发更多的事情。其实在报道个人悲剧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像有的媒体报富士康那样,拿个百分比来说 “ 富士康其实自杀率不是很高 ” 。这么多人连续自杀,肯定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常识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以为找一个专家,就像北京大学有一个很敢讲话的孙东东,他那个 99% 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从某个层面来看有一定道理,但是你放在那种场合下说出来就犯了大忌。我自己对媒体有一点研究,但是越深入探究,就觉得越难说得清楚,自杀报道到底媒体是帮凶还是解决问题的推手?怎么界定?关键就在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你定位在什么地方。你是完全一味迎合大众的,那你一定就是帮凶。资本主义的盈利法则,他一直会追求下去,除非大众有一天转向。拿香港来说,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互相竞争,我记得苹果日报 1998 年报道一个精神病人,把他母亲头给砍下来,头落在地上。然后东方日报不甘落后,过了不久有一个人跳楼,东方一口气拍了二十来张照片放在头版。用一个 L 型的,从他怎么跳到最后跳下来,最后脑浆涂地,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竞争。而社会大众一方面是一片谩骂,但另一方面销量奇好,这可能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长平: 刚才程绮瑾讲到希望有机会在内地做自杀类报道的指引,我觉得这很有意义,但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你有这样的东西,但我不感兴趣,记者会觉得跟我们没多大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觉得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比如争取更大的言论空间,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没解决,这样的细节暂时无法顾及。我之前提到一点就是 粗鄙化的管制让整个社会变得粗鄙化 。我们今天谈的已经是细致报道了,是属于让我们的精神生活过得比较精细这个层面的问题,是 “ 怎么报道 ” 的问题,那很多记者还停留在 “ 报还是不报 ” 的层面。这件事他都还没斗争完,他会觉得你现在和我说这些没用。所以你去跟他说自杀类报道要注意哪些细节,他会说我们现在反对专制的事情还没有完成,民主还没完成,那些都是小事,就相当于我还没有衣服穿,你跟我说怎么打领结。因为在这个粗鄙化的管制下,其实我们也只能过一种粗鄙的精神生活,这个是首先会遇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总会有一些人感兴趣,就像我们今天的研讨会,他也在传播,一点一点的先让一部分人精细起来。 同样的我们的专家也很粗鄙化,本来专家是带一点社会精细化、生活专业化,但我们的专家越来越粗鄙化,本来专家应该非常谨慎地发言,你在你那个领域拿出专业的姿态、专业的数据,但是我们的专家经常是跨领域,或者就在本领域他也不专业,不专业他又要说,比如说 99% 的上访者都有精神疾病,其实这个是可以说的,关键是你说那百分之几的时候你能不能细化,你的数据支持是什么。还有那几个说富士康自杀率不高的心理学家,这个本来就是富士康出钱请他们调查,在这种前提下你发言就更要谨慎。另外你是心理学家不是研究自杀率的,在还没有做调研的时候就急着表态,这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公众管教授叫 “ 叫兽 ” ;专家叫 “ 砖家 ” ,这个就是互相粗鄙化。 闾丘露薇: 我讲一下作为记者我们找专家时的一种心态。我们在第一线的时候找专家最主要是容易找,因为很多的采访是有时效性、紧迫性的,然后大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一个愿意讲话的,所以大家就会看到我们叫某些专家是万能博士,他是什么都能谈的。其实媒体很清楚,这个人他的分量到底是多少,但有的时候为了填充那个时段或者那个版面,实在没有办法。我一圈电话打下来,永远都是这个人。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者、学科的划分,没有那么细。你看香港的大学,每个学科细分很多专业,但是在国内是非常粗放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对口的学者。我觉得有一点其实中国的大学可以跟香港的这些学校学习,比方说香港的媒体每年都会收到一本各大学的通讯手册,在这个通讯手册里面每个院系的老师的电子邮件、办公室电话都会写在里面,它的一个好处是当有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知道要去找谁,至少给媒体提供了一个资源。当然这里面也有媒体自身的问题,就是记者干脆不知道去找什么样的专家,写富士康报道的那位记者可能觉得受访者有个心理专家的头衔已经足够了,觉得已经很对口了。因为我们平时缺乏细致的训练,所以经常会发生记者找专家、官员却去问和他们专业或身份不相干的问题的情况。 程绮瑾: 再补充一点,其实如果仅对记者来宣讲这些规则的话,那他会有一个机构的压力、上层管理者的压力,所以在国外推广的时候一个一致的经验就是我们应该走上层路线。从先说服媒体管理者开始,如果媒体管理者可以树立这种价值观的话,他才能通过规则要求他的记 者。 还有一点,说到专家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万能专家都还算好的。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让我觉得不能忍的例子是某电视台曾经做个一个节目叫《密室疗伤》,节目用了心理治疗的模式,主持人是一位所谓的心理学专家。首先这就很奇怪,中国的心理学专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比如在香港,你如果是临床心理师,是要受临床心理学的专业训练的,而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社工经过培训就可以担任,那和心理学专家是非常不同的。心理学专家和精神病学专家在香港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需要接受不同的训练。但是在内地好像不是分得很清楚。节目中此人自称是心理学专家,我后来专门去他的网站看了一下,发现他拿到的很多是咨询师培训的一些证书,这在香港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的。他那些所谓心理学的什么医师几级证书,在国内也不是一个完全官方认可或者很规 范的东西。再说节目,如果真有临床实践经验的话,临床心理师的首要准则就是不可以泄漏病人的隐私,但这个节目或许会说这些来上我们节目的人是自愿的,但我依然觉得这样完全不符合国际惯例。在国外哪怕是一些征得病人许可而把现场咨询的录像作为教学用途的,也不可将其外传,不可以有任何商业用途。这个节目却用了这种形式,而那位辅导师的辅导过程有非常多不规范的地方,包括刺激病人等。后期的剪辑更加戏剧化,如果你只看节目其中的一部分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比如说你是从中间才开始收看这个节目,你会觉得心理学家就鼓励大家在怕蛇的情况下一定要多看蛇,看得越多越好,直到看到让你自己想吐,才能够以毒攻毒,以后就不怕了。好在做了几期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节目被停了,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媒体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人来做这样一个节目,而且还打着 “ 为了普及精神健康理念 ” 的旗号,媒体自身的伦理准则实在降得太低了。 毛向辉: 首先我先分享两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在 twitter 上发生过两起自杀被解救的案件。一个是某位推友之前发出一条信息, “ 大家再见,如果有缘,来世再见吧,我已经决定今晚主动去结束我的生命 ” ,他的讯息马上就被 twitter 上他的朋友转发,然后又 CC 给了 twitter 上的一些名人,那一些推友就主动把电话留给他,说 “ 你可以打电话过来,我们可以聊一聊之类的 ” ,也有一些推友想办法去联络他身边的人。后来这个人也开始慢慢跟别人做一些开放的对话,然后把电话也公布出来,很多人都打电话给他,最后他决定不去自杀了。 twitter 上这种关怀引发我去思考,实际上想自杀的人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一些类似支持的话,可能孤立感或是对社会的排斥感会少一些,或许他就可能放弃自杀的念头。第二个是一个中学生,他自杀前还主动留了电话,说我要去自杀,然后他的一些朋友就开始 cc 给艾未未,冉云飞等, 这些 twitter 名人就变成了一个自杀救助中心的角色。 twitter 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在这种新媒体上佐拉和奥巴马可以在一句话中出现,也就是说在整个新媒体空间我们把社会和人之间的关系拉到比传统空间更近的地方。物理空间中虽然我们可以做邻居,但我们的心灵交流是很少的,但在 twitter 上,这种新媒体空间之中,可以很容易找到给你同情的人、给你帮助的人,或者说对你有辅助作用的人,所以这可能就是社会性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一个差别。 传统媒体是功能性的,从采访到编辑到发稿整个过程,是功能性的考虑。一家媒体,一个频道或者是一个声音,无论你多专业,新闻记者多有经验,都很难避免偏见。那整个新闻界就不一样,新闻界要追求的是多个角度不同报道,就像刚才讲有的媒体报道是专业性、理性、学术性更强的,有的可能是新闻性、时效性或者是说煽动性更强的东西,但从整个社会媒体空间来讲,相互之间是一个平衡力。比如说 twitter 上那两个自杀的案例,因为 twitter 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社会化媒 体,当两个人说出自杀的念头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劝阻他,其实有一些反而是在推他。有的人选择这种方式,有的人选择另外的方式,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综合的拉力。但关键就回到沟通的问题,最后他发现有一个对话空间,在这里可以交流,这个方面和传统媒体的观念不太一样。 我个人非常推崇新媒体,因为我觉得传统媒体在获取新闻源,快速进行多角度的探索方面肯定是不够的。它的带宽是有限的,比如说报纸每日出刊,电视要受节目时长、播出时段限制,可是新媒体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去 check 的一个过程。我认为我们社会中分享的程度还不够,大家用新媒体的程度还不够,所以才造成了大众对传统媒体的过分 依赖。 程绮瑾: 我想大家可能听说过在之前在香港有过一个案例,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自杀组群。当时这件事惊动了警方,后来这个小组就被封掉了。之前我看到他们的讨论,确实有人会在上面表达他想要自杀的情绪或者一些负面的想法,这里面有一个叠加。但我自己,包括我们港大防止自杀中心的一些同事,都是不赞成封杀这种组群的,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来表达。另外因为他们是公开的组群,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见,那对于做自杀预防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你看到了这些危机,然后你就可以对他们进行干预。如果你封杀掉了之后并不意味这些人就不想自杀了,他们还是继续会讨论这些话题,只不过转成封闭的小组,他们还是继续讨论,继续感染,但你却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干预。这其实也是回应毛向辉刚才说的,其实互联网带来的是一个沟通的机会。 我还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有一次听了一位香港警方的谈判专家的一个演讲。他就分享说谈判专家和处于自杀危险的人谈判的手法是什么?说到最后很简单,就是倾听,不做价值判断,其实和社工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你去倾听,尊重他的想法,尊重的过程中能够让对方冷静下来,把时间争取下来,然后能够让他回头继续好好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你采访的人正好是要跳楼的,这个时候如果旁边没有 谈判专家,你自己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先不要急于给他做判断或者说 “ 你不要死 ” ,倾听是最重要的。当你把他劝回来以后,如果记者还有精力和能力的话,最好能够跟他保持继续联络,或者你转介给某一位有专业能力的义工,可以继续联络他。
阅读更多发布者Zola | 5 月 28, 2010
蓝大海 发来一篇文章,他说希望我把文章放在一个能让搜索引擎收录得到的地方,让人能在网上搜索到。这篇文章是关于程益中的,我知道程益中这个名字,因为我以前转载过他的演讲稿《 在恐怖和谎言中坚持常识 》。 读程益中的故事,可能会让你绝望,可能会让你生产希望。 报人程益中 chenyizhong 程益中 注: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Panphilip 潘公凯著《OUT OF MAO’S SHADOW走出毛的阴影》一书第九章《The Newspaperman报人》,译者詹涓,编辑魏寒枫。 200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共官员仍在竭力封堵媒体报道SARS疫情。此刻,在中国只有一家报纸还在不断尝试突破封锁发布疫情蔓延的消息。这就是被中共官员轻蔑称为小报的《南方都市报》,广东省的一家区域性日报。像中国所有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也隶属中共党产,总编辑由中共委派。此时,和广东所有主流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被要求按照中央宣传口径报道SARS已被完全控制的新闻,一字一句都不得更改,这就是中共通常强调的宣传纪律。与广东省绝大多数的编辑记者一样,这份报纸的编辑记者也知道,他们被迫放在头版的关于SARS疫情被扑灭的消息并不真实。参与这场骗局令他们痛心,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与身为宣传工具的同行们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国家的媒体里,有许多男人女人都梦想着想要做点事情,而不是单纯宣传和重复当局的谎言。令《南方都市报》这张以通俗的版式和图片著称的报纸与同行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编辑们不愿意放弃报道真相的机会,而且他们往前深入走了一步。 在对SARS的报道已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份报纸的编辑们开始寻求方法,想要对这个起源于其它地区的疫情做更真实的报道。他们想要弥补过去被迫发布虚假消息给公众带来的困扰和伤害,向官僚机构显示其态度。几周后,他们的机会到了。在北京如期召开人大会议的第一天,该报其中一个前去报道会议的记者拦住了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这位副部长说话相当谨慎,但仍然露出了点口风。第二天,这份报纸打破了宣传部门对SARS报道的禁令,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指出当局已邀请国际专家来帮助其进行对疫情的研究。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编辑挑这篇文章放在头版,是想淡化其藐视宣传部禁令的冲击力。但读者翻开报纸,在内页却可以看到一整页直接挑战当局对SARS立场的报道。报道引述卫生部副部长的话,承认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疾病的起因和治疗办法。此外报道还引用这位官员的话说,领导应向公众提供未来疫情爆发的更多信息,以此来防止谣言传播,比方说此前广东曾传说醋和其他民间验方可以预防疾病,以致群众疯狂抢购。 不小心走漏了风声的是这位官员,可中共指责的却是《南方都市报》。宣传沙皇们认为,报纸编辑不应追求报道真正的新闻,不能将副部长的话照登出来;比起发布SARS方面的新闻,现在更应该做的是宣传好两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尤其震怒。这位保守僵化的政客是在朝鲜拿的大学文凭。在北京与广东省的记者开会时,他大发雷霆,冲着《南方都市报》记者大喊大叫,指责广东的媒体太不听话,需要好好管一管。他认为他在北京参加每年最重要的党内会议时,《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令他蒙羞,他命令手下要严肃处罚这份报纸,同时他要求该报召回报道两会的记者,准备面对一次大扫荡。 这并不是《南方都市报》第一次惹恼党内高层,所以报纸的领导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他们迅速上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且提出了防止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的几点计划。他们表示,写这篇SARS报道的记者已被开除,将报道放到头版的编辑也被停职。承担最终全部责任的是该报总编辑程益中,一个在中国报界的后起之秀,而他业已被降职处分。这份措辞严厉的检讨看来是安抚住了党内的头头们。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个被开除的记者仍然在为该报写稿,不过换了个署名;被停职的编辑继续天天来上班,不过换了个上班时段;而程益中也依然在管理着这份报纸,不过换成了执行总编辑的头衔。几个星期后,关于SARS的谎言被揭开,看起来《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则公开谴责谎言,承诺要令政府政务更公开透明。虽然中共对SARS报道的审查禁令一直未曾放松,但媒体内部所有人都知道,政治风向已经有点转向了,疫情可以得到更自由的报道。程益中指引员工开始大量报道以前无法报道的新闻。SARS报道重返报纸头版,而更大的新闻还在后面等着,程做好了准备,发布一条令该报此前的越界行为显得无足轻重,令中共与该报关系走向拐点、进一步恶化的新闻。 他是一个瘦削精干的男人,清澈的双眼直指人心,外表英俊,嘴角带着狡猾而又自信的笑容。在办公室里他穿着随便,通常是普通的T恤衬衫加牛仔裤,他本来已经就很年轻,但面貌看起来比实际年纪更小。他当时只有35岁,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主流日报总编辑。可是当外人来到《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时,他们很少会把他误认为是记者。虽然身材不够魁梧,面貌又显得年轻,可他身上散发着激情和一种天生的权威感,甚至会令更年长也更有资历的编辑记者也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从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创办《南方都市报》的国有传媒集团公司聘用的那一天起,程益中就与众不同。在一间满是城里人的屋子里,只有他是安徽来的农家子弟。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和诗人海子,是他的怀宁县老乡。在南方日报新分配来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他是唯一坦承参加过1989年民主示威游行的人。他过去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是中国南方最有名的学府,在大四时,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的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天安门运动。绝大多数同学后来都否认参与过游行,而程益中在接受南方报业集团面试时,却承认他参加了学生运动。而在当时,南方报业的领导们跟上级表示,集团没有一个员工参与示威游行。这样的表态现在看来站不住脚,但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迫害行动里,它却可以给他们一些政治庇护。假如他们聘用了程,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再将谎话编圆了。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们最终还是雇用了他。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惊人的决定。在中国墨守成规的媒体版图里,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南方报业集团是一块绿洲,在身为宣传工具的同时,却也在不断试探底线。旗下最大胆的媒体叫《南方周末》,它证明了报纸在受到严厉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保持优雅的文风,并因此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也激励了各地的记者。在中共的组织架构中,南方报业集团是宣传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党内有着一张各个利益团体结成的网络,这个集团在这个网络里同样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从意识形态来看,它是中共民主自由派的阵营。自从1957年开展的百花齐放运动以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前任领导就开始创办与党内主流声音有所不同的报纸,即《羊城晚报》。其中一位创始人强调说,假如政治气候不允许记者永远讲真话,那么,他们至少应当拒绝说谎话。一代又一代,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记者们都在努力达到这个标准。 广东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发展迅速,在这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宣传利器。广东有一亿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最富有,而且也是除了西藏和新疆这种民族地区之外,思想最独立的地区。自毛泽东以降,中央政府一直都想要加强对广东的统治,因为广东人习惯于接受来自附近的香港,而非遥远的北京的讯息。部分原因在于广东有着与外界交流的长期传统——外国商人在其港口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一波又一波广东移民也在亚洲和西方社会站稳脚跟——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因此一直对广东持怀疑态度,于是长期以来委派外省人来这里做高层领导。但广东人却以独特的身份而自矜,成长为一股不易妥协的政治力量。在1980年代,广东人成为市场改革的先锋,在北京当局还未应允的情况下,就开始力主进行改革。 对于像程益中这样,暑假在安徽的稻田里,帮助家人耕作的大学生来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个新的天地。他向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名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要留在广州,这座位于珠江边、经济兴旺发展的省会城市。他被安排担任《南方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这份报纸是集团的核心出版物,最坚定的党的喉舌。他大学时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在这份报纸的另外一个部门工作,后来两人结了婚。半年后,《南方日报》派他去湛江担任驻站记者,这是广东省的一个海滨城市,南海舰队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他很快就有了名气,成为报社当时最多产、也最有进取心的记者之一。他报道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乡村宗族之间绵延不断的冲突、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他尤其热衷报道当地官员收受贿赂、修建豪宅、徇私枉法的贪腐情况。他时常写些文章,会让编辑觉得太敏感,没法发表。编辑会把这类稿子转到内部参考,供官员审阅,或者干脆毙掉。程益中勉励自己,既然是做这样一份工作,碰到这类情况也是难免的。此刻,他还未完全成为后来那个理想主义的新闻工作者,他也会告诫自己,毕竟他所服务的报纸已经比大多数其他报纸都要更好了,而且新闻工作者的处境看来也在不断提升。在湛江的驻站记者工作告一段落后,1991年8月他被召回广州总部,担任文艺部特刊版的责任编辑工作。他野心勃勃,责任心强,工作勤勉积极,还入了党,想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总是第一个去办公室,给同事扫地打开水,把来稿和记者稿件整理好,齐刷刷地摆放在老编辑们的桌子上。 在1990年代中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面临经营危机。80年代末风波平息之后,保守派掌权,政治改革被叫停,但邓小平在1992年进行南巡期间,在广东停留了好几站,再次推进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进程。诸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这样的国营企业被告知,他们不能再继续依靠政府拨款,必须自谋生路。集团一度想要进军保健产品业、房地产业和其他领域,但遭遇一系列重大挫败,最终领导层决定,他们还是应该把注意力转回他们最了解的商业领域,那就是报业。 集团最主要的产品《南方日报》是门赔本生意,而且他们知道几乎不可能拿它赚钱。这份报纸是中共广东省委的喉舌,跟所有党委机关报一样,它受到严格的传统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在1980年代,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要求这些报纸在发表文章时,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而不再是“领导的语言”,但在他下台,遭到居家软禁后,中共废止了这样的要求。《南方日报》这类报纸仍然必须在头版报道千篇一律的会议新闻和空洞无物的官员讲话和官样文章;至于新闻审查官员认为不够积极,或者批评色彩太浓重的稿件,则仍然不能在头版刊登。在每次刊登领导图片时,他们仍然需要小心地去考量每张图片大小和规格,以免冒犯了某位大人物,以免传递出关于领导人党内地位的错误信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部努力想要让《南方日报》办得更好,在报纸中注入更多真正的新闻元素,但他们最终只能对陈规旧俗做一点修补,而不可能彻底颠覆。想要赚钱,他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创办一份全新的、打败陈腐规矩的报纸。新报纸仍然归国家所有,归中共控制,但它可以不是彻头彻尾的喉舌。相反,它可以是一份人们喜欢读的报纸。假如它能取得成功,广告和利润将随之涌来,中共也将得到一个更新、更有效的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程益中当时只有29岁,但南方日报当时的社长想让他主导创办这份试验性的新报纸。管理层希望能找到年轻人参与创刊,而老编辑们对程非常推崇,认为他不仅有才华有能力,同时还很招人喜欢。这是一次很大的提职——一共只有三个人担任创刊委员会的成员——程觉得当时自己并未做好创建新报纸的准备,但他还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他研究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集团早就决定,这份报纸将是小开版的报纸,名为《南方都市报》,程益中的注意力因此放在早前其他省委机关报创办的这类小报上。接着他写下了一万多字名为《南方都市报基本法》的行动计划,探讨如何才能让《南方都市报》超越其他所有报纸。他甚至亲自设计了新报纸红黄两色的报头。传统上报纸习惯用领导人的书法作报头,比如《人民日报》的报头就由毛泽东执笔,但程益中不希望这张报纸有这个色彩。所以他选择了古老的魏碑字体,这代表了他对这份报纸的理念:这份报纸应该成为一座丰碑,它应该历久弥新,令后人抚今追昔。 1997年1月1日,作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上市,程益中任副主编,主导报纸内容。第一期只有16版。当时全报社总共只有不到100名记者和编辑,程益中每晚要花很长时间,自己亲自编辑和设计好几个版。他感觉这份工作让他备感兴奋、心生满足感。他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原点,将要参与创造一段历史,他似乎觉得他正在做着的事情,可以落实他在1980年代末参加示威游行时的理想,实现他作为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传统职责。他看过描写水门事件的电影《总统班底》的盗版影碟,他想象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像《华盛顿邮报》那样的独立报纸,一份作为监督者和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报纸。他住在由集团提供的公寓里,房子就在办公室附近,但他却时常睡在办公室里。他妻子抱怨说,有时候会连着几天见不到他人影。这对夫妻刚刚生了个小男孩,但最让他宠溺的还是他的报纸。 “我爱我的工作,”程益中告诉我,“它契合我的理念和价值观,而且我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创刊伊始,《南方都市报》在亏钱,第一年亏了超过100万美元,一些集团领导对这个项目表示了质疑。但程益中很自信,简直近乎狂妄。在一次会议上,他预测这份小报将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发行量最大的、也是最赚钱的报纸,这话在当时听来实在遥不可及,不少头头们听后都哈哈大笑。但他们的怀疑,看来只是让程更加坚定,他在不断追求改进这份报纸的品质。《南方都市报》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忌,刊登其它报纸完全不可能刊登的稿件,那些人们真正想要去看的报道。它在头版刊登国际要闻,而传统的党报从来不会这么去做。当黛安娜王妃在巴黎死于一场车祸时,其他报纸只刊登了短讯,而《南方都市报》用四分之一的报纸版面报道了这起事件,令新闻界哗然。当关于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斯塔尔报告揭露后,《南方都市报》用10个版刊登了报告节选。在审查此稿时,宣传部官员表示极为不满,形容这份报告“太粗俗”,但程益中希望读者在看到它时做一个对比,因为中共有不少官员做的事情更丑陋,但从未被报道出来。不过在其它时候,这份报纸同样也会被迫充任党的宣传工具。当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该报用12个版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轰炸事件以及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由当局暗中操纵的反美示威游行。 程益中的理念很简单——他问自己想要看什么,然后就会让记者去写。《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个提供每日消费资讯版块的报纸——周一汽车,周四房地产。在1998年世界杯决赛期间,这份报纸出奇制胜,连续43天,每天做8个版的世界杯报道,令这个为足球而颠狂的国度为之惊喜。程益中本人自上大学起就是电影迷,他当时也写些影评文章。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 虽然《南方都市报》在体育和娱乐版块非常抢眼,但程益中也知道,他必须为读者提供另一种他们渴求的稀缺元素——那就是可以监督权力和批评政府的新闻报道。做这样的报道确实有市场因素在里面,但跟利润同样激励程益中的却是新闻工作的准则。在每周的员工例会上,他不断地提醒记者,他们是在为大众服务,鞭策他们要成为政府官员和权贵的监督者。当编辑记者问他,某篇稿件或新闻太敏感,是否应避免发表或报道时,程益中总会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编辑记者自我审查、充任宣传部官员的角色,他认为这非常糟糕。他希望编辑记者任何时候都要想方设法越过障碍,全力以赴争取把新闻发出来,而不要去自我审查。在他的指引下,《南方都市报》开始以关于犯罪和腐败问题的社会性批评报道而闻名。在一篇内部交流中,他对一篇指责妓女卖淫的稿件提出强烈批评,指出报纸应该为弱势群体讲话,妓女也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大家有本事就要去监督和批评有权有势者。在中国,其他报纸打的是安全牌,只做外省的批评报道,只批评老百姓的陋习和差错,避免激怒当地官员。而程益中则不遗余力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广州和广东其它地区,因为这里才是《南方都市报》读者大本营。在创办早期,《南方都市报》关于当地餐馆使用潲水油的调查报道和广州空气严重污染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广州官员极其震怒,跟省委宣传部抗议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损害了广州市的形象。但程益中冷静地维护这篇报道,对宣传部门表示,当地官员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报道揭露了他们的无能和工作失误,要说报道损害了谁的形象,那也只能说损害了必须对此负责任的官员和部门的形象。 软硬结合的新闻模式,令《南方都市报》在读者中迅速走红。创刊第一年年末发行量是8万份,到了次年底就窜升至近40万份。在1999年,发行量超过60万,广告开始大量涌入,报纸第一次赚到钱了。2000年,这份报纸成为中国最厚、同时也是卖得最贵的日报,72个版售价12美分左右。发行量迅速突破100万大关。程益中被提拔为总编辑。他的好友,一个名叫喻华峰的广告销售人员,成为头牌业务员、该报总经理。这两人都很年轻,但这份报纸的员工更年轻。2200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资深编辑的平均年龄也只有33岁。 对程益中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个兴奋莫名的年代。《南方都市报》从一个成功跃向另一个成功,成为中国最赚钱、阅读最广泛、最受公众喜爱的报纸之一。其他党报也纷纷效仿,创建了类似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小报,想要复制《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在谈起早年岁月时,程益中告诉我:“很兴奋。坐在办公室里,我可以听到报纸成长的声音。你可以布置一篇文章,刊登它,报摊的销量就会跟着上去。你知道读者是在拥抱你的报纸,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报纸在越长越大,越长越好。这种感觉特别让人满足。” 《南方都市报》用的图片越来越多,购买了新的彩印设备,搬进了广州市中心一个更大、更现代的采编中心。此时的程益中没有太多烦恼,如果说有的话,其中一个就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百般阻挠,他还没有办法把南方都市报的霓虹灯招牌挂到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 成功令《南方都市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程益中也在不断要求记者们更加进取。他对他们说:“在报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不依附权力而生存,现在,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做一份有权力的报纸。”但在树立地位的同时,《南方都市报》也在树敌。担任总编的第一年,旁边的深圳市想要禁止当地报摊销售这份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南方都市报》的批评报道很不受官员欢迎,也因为这份报纸正在从深圳本地报纸那里抢广告和读者。程益中和喻华峰组织报社予以反击,送了一个20人的记者队伍去深圳,请了1000人,在当地免费派送数万份报纸。次日,该报头版头条为“《南方都市报》在深圳遭到封杀”。但程小心地将批评集中在掌控深圳报摊的官员头上,避免直接批评该市头头脑脑,还刊登了几篇恭维深圳的文章。一个月后,禁令终于被取消。 在那些年,阅读《南方都市报》,是在阅读一份有态度的报纸。在中国,绝大报纸在报道犯罪新闻时,总会让读者感觉,警察局的工作做得很好,违法犯罪者总会被抓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此类新闻时,却做出了相反的暗示,指出中国执法机构权利被滥用的问题。比方说,有一篇激怒广州当地官员的文章报道说,一位在工厂打工的年轻女工被绑架,然后被胁迫到广州市据说整治得很好的区里卖淫。“我们所有的批评报道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没有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对社会是有害的,”程益中表示。“这只是个常识,但我们的报道要引导读者去追问,为什么我们的体制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会出那么多的问题。” 在报道惹恼了广州、深圳和其它城市的中共官员时,这份报纸享有一点官僚机制上的优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广东省委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组织架构上比市一级要高。如果《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让哪位当地领导很不开心,他也不能直接去处罚这份报纸,而是要去跟省里的宣传部门告状。视问题严重程度,广东省的宣传部门可能会斥责南方报业集团,要求其对《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做出适应的处理。在每次被训斥后,程益中都要被迫写一篇检讨,检讨其所犯的错误,并且深挖根源。在中国,写这一类的检讨很需要有点艺术,首先需要评估领导们有多生气,他们的影响有多大,随后再提出自我惩罚的方案,以求安抚他们。不止一次,宣传部门的官员们指责程益中的检讨态度不够诚恳,要求他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有时候对报纸施加的压力太大,程益中要被迫将检讨或道歉信刊登出来。他很讨恶这样去做,但他知道,想要让报纸继续发行,他必须要付出代价。 集团尽一切所能去保护这份报纸,但随着官员对该报的指责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强硬,程益中想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它们。他请来了一个专家,那是中国内地小城市的一个宣传官员,由他来执笔写检讨。这个人完全了解上面希望听到什么。他也知道何时抗争,更重要的是懂得何时撤退,怎样撤退。根据他对形势的判断,《南方都市报》可以对上面表示,他们开始进行调查,或者要求某位编辑写检讨,或者通过扣资金、停职甚至开除的方式对相关员工进行处罚。不过,检讨信里给宣传部门领导们看的这些措施,跟南都编辑部里正在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联系。假如南都真的落实了这些惩处,有些记者可能已经被炒了两次三次,有些编辑也许一年就被扣光了三年的奖金。 程益中在不断挑战当局容忍的底限,但他也意识到,有些报道还是会过火。他也知道最大最后的禁忌所在,所以他没有挑战一党专政,或者报道诸如1980年代末这类题材。他愤怒的是,即便如此,中共的官员们也总是横加阻拦,而且基本都是基于官员自私的个人原因。官员们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什么中共的名声;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仕途受阻,而不介意报纸揭露的社会不公和其它弊端;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正确,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程益中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其实你可以反党,但不可以去反党员。因为一党专政的实质其实就是一人专政,党只是一些人披在身上捞钱的袈裟,党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维护社会稳定只是为他们自己滥用职权为所欲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而已。” 有一次,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南方都市报》集中发了几篇批评报道,因此受到一连串斥责,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召来程益中和他的编委会成员训话。程益中对于钟阳胜这种思想僵化、态度刻板的中共官僚无甚敬意,不过在这3小时里他没说一句话。在会后跟同事们一起午餐时,程益中对钟训话的空洞乏味和官腔官调,进行了一连串的讽刺调侃。结果在当天下午,钟的一个手下就打来电话,责备他辱骂省委领导。程益中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程益中猜测这位告密者并没有敢将他出格的言辞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宣传部长。但经历此事,令他意识到在一党专政的国家,管理一份报纸将面对多大的风险。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在“走钢丝绳”,处境“危机四伏”。 但在他有机会打破对SARS新闻报道的管制时,他没有犹豫。政府强迫《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明明不是事实的文章,贬低报纸的尊严——同时违背了老一辈编辑信奉的是即便讲真话不可能,也必须要拒绝说谎话的信条——他想要显示他们的力量。《南方都市报》业已壮大,他认为中共官员不会因为SARS报道而将报纸关掉。他觉得最坏的可能是他们将他开除,而他认为这样的风险还算值得。他认为SARS疫情的报道恰恰是一份好报纸应当去追逐的新闻。 几周之后,对编辑们放到他案头的另一篇更冒险的报道,他也持一样的看法。 最初的新闻源头,是出现在互联网的BBS上。拿到消息的陈峰,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新员工,但在同时,31岁的他也是报社最有经验的记者之一。这是个身材矮小、很有幽默感的小伙子,剃着小平头,戴圆边眼睛,他曾供职《财经》,这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商业杂志,此外他还在河南帮助创建了一份报纸并任常务副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社请他过来加盟深度报道组,这个部门有十几名有经验的记者,负责长篇调查性报道。就在上任几天后,他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大学生给他留了个短信——她有个新闻线索想要给他。她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收容站莫名死亡。她并不知道太多细节,只知道死者刚从大学毕业,名叫孙志刚。 陈峰立刻就看出了这篇报道的潜力。收容制度臭名昭著,权威机构借此推行暂住证制度,并且可以通过收容站,将不想要的在城市谋生的人,通常是农民和没有生吃户口的人赶出城市。几乎每个人都会认识几个曾遭遇收容的朋友,警察可以随便在大街上将人拦住,查看他们的证件,假如少了什么证,就可以立刻将他们带走。对于权力的滥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政策,而警察常常会在人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将他们抓走。被收容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原籍,但收容站在遣送前,往往会收取费用。假如被收容的人没有钱,也没有人出面保他们出去,那这些人就只能在监狱的农田或工厂做活,以此来赚取自由。 陈峰意识到,一个大学毕业生死在收容站,这会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但同时在政治上也非常敏感。他不能确定《南方都市报》是否能在收容制度这个问题上发表任何文章。从以往的经验上他可以知道,大部分媒体都会明确避开任何对于司法机构的批评报道,公安局、法院、监狱,这些都是中国媒体禁忌性的话题。但当陈峰跟编辑说了孙志刚之死的事情后,编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嘱咐他继续调查下去。他对此印象深刻。这正是他来广州的原因——去为一个有勇气、有影响力,做真正的新闻的报纸工作。 陈峰没花多久,就找到了孙志刚的家人。在孙志刚死后两星期,他的父亲仍在广州,想要寻找儿子死去的原因。他是湖北乡下的农民,官员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他们只告诉他,他的儿子是因为心脏病突然死亡。但其父坚称,孙志刚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刚刚27岁。他在收容站遇到了什么?警察又究竟为什么要拉他去收容站?孙志刚才搬来广州,有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而且据他父亲说,他的一切证件都齐全。陈峰于是建议孙父找一个律师,请一个法医,先做尸检,取得法律方面的证据。 随后陈峰找来一位同事与他一起进行报道。王雷从长相上基本是他的反面,他又高又瘦,留长发和山羊胡子,但两人对好新闻的热情是一样的。两个记者一致认为,如果不能确定孙志刚的死因,那这篇报道就很少有下笔之处。当孙父打电话来,表示在广州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下这个案子时,他们鼓励他继续找下去,并且强调尸检的重要性。他们说,假如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报社就没法帮助他。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收集证据——警方记录,医院病历,所有当局愿意让孙父复印的资料,但这当中没什么有用的材料。到了4月中旬,也就是他们着手调查三周后,陈峰接到王雷的电话。孙志刚原先的同学筹集到了尸检的钱,他的家人将验尸报告的结果复印了一份给他。这个年轻的平面设计师是被人殴打致死。 陈峰冲回编辑部,跟王雷一起研究验尸报告。他们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了里面的医学术语,但结论很清楚。孙志刚的身体大面积,包括胳膊、双腿、肋骨和后背遭受到了剧烈冲击。冲击极其剧烈,导致他陷入休克,身体器官衰竭,因此致死。两个记者带着他们手上的所有材料,见了《南方都市报》的分管新闻的编委杨斌。杨斌立刻告诉他们继续跟进这条报道,并且给出了两条明确的指引。第一,他告诉他们要特别小心,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准确无误。如此敏感的新闻报道,不容有一个细小的错误。第二,他让他们要尽快完成调查,在宣传部的人听到风声、禁止他们报道此事之前将文章做出来。《南方都市报》可以将文章尽快刊登,这是因为中共不可能安排一个新闻审查官部队,在上摊前阅读每篇文章。宣传主管部门的做法是依靠记者自查,同时定期针对特定题材下封口令。蔑视上级指引,这自然很危险,但假如能在下禁令前快速行动起来,那报纸就可以声称他们并没有蓄意违反任何禁令了。 杨斌并没有跟两位记者提出,他们的这篇报道太敏感,也许没法刊登出来。但在午饭时他见了程益中,跟他提及了两位记者的发现。他很担心,因为《南方都市报》已经跟广州的公安和其他执法机构结下了梁子。这都是些很危险也很有实权的机构,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通过跟宣传部门的头头施加压力,来表达其愤怒。但一篇如此有份量的关于收容体制的文章,将会令对方采取更有力的报复手段。这篇文章的时机同样有问题。程益中和《南方都市报》因为违反了SARS的宣传禁令,已经如履薄冰。从技术上来讲,他甚至已经不再是该报总编了。但程益中觉得这篇报道太重要了,忽视不得,于是告诉杨斌一定要将报道发出来。 两个记者动作很快,开始分头行事。陈峰去见了法医,对方很紧张地解释说,从伤势来看,孙一定是遭受到了残忍的殴打,而且殴打应该发生在他死亡时间72小时之内。王雷则装作孙志刚的亲戚,去了收容站的医院,他在那里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并且录下了他们的种种搪塞之辞。他们还采访了孙志刚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室友和老板,大家共同整理出了孙志刚生命最后几天的时间表。他是在不到一个月前来的广州,在一家制衣公司工作,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在被拘当天晚上11时许,他给室友打来电话,说他在去网吧的路上被两个警察拦了,因为他没有随身带任何身份材料,所以他们要把他带去当地的派出所。这位室友立刻就带着孙志刚的身份证和钱想要去保他出来,但警察在放走了其他被收容人员后,却不肯放孙走。其中一个警察表示,他们有权决定该留谁该放谁。后来室友在收容站里看到了孙志刚,悄悄问他是不是得罪了警察。孙志刚回答说他跟警察说了几句话,但并没什么大问题。第二天,一位朋友接到了孙志刚打来的电话,此时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害怕,说他要被送去收容站。这位朋友给孙志刚的老板打了电话,后者去了收容站,想要把他保出来,但他也被拒绝了。第三天,孙志刚的朋友们得知,他已被转去收容站医院,于是想去探望他。医生不许他们去看,说是只有他的家属才能来保他。而当在被收容的第四天,朋友们再给医院打电话时,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陈峰和王雷将对公安部门的采访安排在了最后。他们去采访了派出所、收容站、医院和公安局,没人开口跟他们说话。唯一接受采访的是市局负责管理收容制度的一个小官僚。陈峰没有预约,直接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发现这人正在电脑上玩扑克游戏。他同意搁下游戏接受采访,但他表示他“99%确信”孙志刚在收容站没有受到殴打。他表示,在收容站和医院病房里都有摄像头,所以假如真有殴打的话,上面的人也应该会发现并且制止。可在陈锋表示想看看监控录像时,这位官员却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陈峰和王雷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他们本打算第二天再写这篇文章。巧的是他们碰到了杨斌,而杨斌问他们采访进展到哪一步时,他们提及在当天上午采访了警察局。杨斌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告诉记者们,他们应该在最后一刻再去联系公安,以防警察局一个电话打给宣传部,禁止这篇文章刊登。随后他让他们坐下来,立刻开写这篇报道。他希望当天晚上将稿子登出来。 陈峰和王雷没吃晚饭,奋笔疾书,在晚上9点半写完了文章。他们讲述了孙志刚的朋友曾如何努力想要将他保出来。他们不厌其烦,详细介绍了孙志刚身上的多处伤情。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警察将他扣在收容所,这种做法是否正确。他们指出,只有无家可归者、失去经济来源者,以及没有身份证的人才是收容的对象,但孙志刚的朋友已经向警方提供了他的身份证件,证明了他既有居所亦有工作。这是篇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新闻报道,笔法生动,情绪克制。一直是在文末,陈峰和王雷才开始引述亲友的话,描述孙志刚是个怎样的人:他很有才华、工作努力、为人固执。在文章后面,他们配了一张孙志刚家人从湖北小乡村来到广州的照片,展示了他在读书期间拿到的奖状。文中引用了孙父的原话:“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杨斌在报纸内页给这篇报道留了两个版,在头版下方放了一个大标题:“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大学毕业生,27岁,在广州街头被收容三天后死亡,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曾遭毒打。” 再过几个钟头,印厂就要开始印刷次日的报纸了。当夜班编辑读到孙志刚一文时,他犹豫了一下。杨斌告诉他,程益中已经看过这篇文章并且批准见报,但夜班编辑还是想让总编辑再最终考虑一下。假如改变主意的话,撤版还来得及。可在夜班编辑去程益中的家中找到他时,程益中还是下令,坚决刊发此文。 程益中十分清楚这篇报道将会引发多么大的震动,他一夜无眠,迫不及待地等待报纸出街。他相信全中国的人都会谈论此事,在离开办公室前,他特意提醒下属,要尽快把报道传给新浪网和搜狐网的编辑。这两个门户网站的读者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报纸或杂志,同时,因为它们属于私人公司运营,在面对新闻审查时回旋的余地要更大一些。虽然两个网站不得进行新闻采访,但可以刊登全国各个公开发行的媒体上的文章。网站在全国拥有巨大读者群,因此可以吸引人们关注新闻事件,影响社会舆论,并且可以用党报所不具备的方式进行公众议程设置。像《南方都市报》这类的报纸兴起,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媒体版图,而互联网助推并加速了这一进程。程益中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互联网的潜力,《南方都市报》与新浪和搜狐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天凌晨2点钟左右,《南方都市报》都会将最好的稿件提供给对方。而在这两家网站首页放上《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时,点阅率开始攀升。网络加大了报纸的影响力与冲击力,而且在内容上网后,宣传部门更加难以禁止其传播。程益中知道,一旦孙志刚之死的报道上网,就不再仅仅是一宗只会让本地官员跳脚的本埠新闻。这将是个全国性的报道,拥有全国读者的关注,在全国掀起反响。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其他重大新闻,可对孙志刚之死这篇报道的反响,是程益中在此之前见所未见的。人们读到此文后,立刻发email将文章转发,在中国最著名的BBS上,文章被不断转载。《南方都市报》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发来的传真,他们想要表达愤怒的情绪,或者诉说自己在收容站的遭遇。几万人在新浪和搜狐留言。程益中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两个网站的留言数量不断攀升,他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他和报纸正在其中。这篇报道表达了民众对收容制度的憎恶,人们现在想要公开表达对它的不满。记者们在不断接听电话传真,编辑部一片忙乱。陈峰和王雷根据对孙父的采访,完成了一篇后续报道。但在下午,一个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官员打来电话,下令《南方都市报》对此案不得进行任何报道。 对于这通电话程益中并不意外。他一整天都在等当局的电话,而他们的静默只会让他更加备感焦虑。他本来担心上面迟迟不发话,是在筹划着对他和报纸采取严厉的手段。现在他至少明白他和他的报纸处在怎样的境地了。他召来编辑记者开会,告诉陈峰和王雷,就算暂时没办法刊登相关稿件,但他们还是应该继续跟进孙案报道。他说报道被禁,只是一个暂时的挫败,他发誓要找到对策,会尽快把暂压下来的报道见诸报端;并且就算当局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案,那他们还可以报道其它类似的收容案件;如果他们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其它收容案件,那他们还可以抨击收容制度本身。他说,报纸应该继续质疑和挑战收容制度,因为一份好报纸就应当倡导社会进步。程益中肯定地说,假如《南方都市报》做好了本分工作继续报道下去,那么收容制度一定会被取消,收容法一定会被废止,而这就是《南方都市报》的奋斗目标。 陈峰和王雷对视了一眼。要政府取消收容制度这种想法,听起来犹如痴人说梦,他们都觉得总编辑疯了。 几周过去了,事情看起来真是出现了转机。中共新领导层刚刚取消了对SARS报道的禁令,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希望越来越大。关于政府诚信公开的讨论,令宣传部的新闻审官员们再也站不住脚跟。广东的宣传主管部门虽然禁止再报道孙志刚案,但北京的官员并未下此禁令,所以北京的报纸开始跟进报道《南方都市报》暂时所无法报道的新闻。陈峰和王雷写的那篇后续报道,虽然《南方都市报》没法刊出,但却出现在一家北京的报纸上。陈峰将文章交给了那家报社的一个编辑朋友,她用了一个笔名将文章登出。 全国各地的记者都开始深度挖掘收容制度的黑幕,在过去这样的题材完全是个禁区,但现在,编辑可以安排记者去采写这类新闻了。浮出水面的景象越来越令人震惊、令人悲愤。收容制度的动机,据中共声称,是要去帮助无家可归和没有生计的人回到家乡,可现在它却被警方用来“清洗”社区,为自己创收,其背后的实质就是黑金政治,无异于政权授权警察绑架公民加以勒索,当然照例会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借口。每年警察要无端随意逮捕200万人,将他们发配到700个收容站的庞大收容体系中去,并且要让被收容者拿金钱换取自由。报纸和互联网上充斥着关于收容站的可怕故事,男人和女人们被无端地抓起来,不仅遭到勒索,还要受到残忍的伤害。有一个中学生在南宁街头迷路,随后被送去收容站;四天后他回到家时遍体鳞伤、身无分文、语无伦次。两个13岁的女孩子被送去江苏省的一家收容站后,被老鸨“购买”,后在北京被迫卖淫。一个年轻女性向警察出示了她的暂住证,但对方随手将证件撕碎,将她拘禁;在收容站的人体仓库里,她被一群饥渴的男人强暴。 程益中设法让《南方都市报》继续走在报道的前列。迫于压力,当局高调宣布将对孙志刚案进行调查,于是他派记者住在孙家人所在的旅馆里,这样可以更严密地跟踪调查进展。他派其他记者采访法律学者,了解对收容制度的相关制衡性法规,随后《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一位市政府高官肆意将被收容者的范围放大。《南方都市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收容法和收容制度的言辞犀利的社论。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在打响一场圣战。程益中觉得现在没时间去追求所谓的客观了。强力支持收容制的国家机器和机制太强大了,而主张正义的力量又太弱小,眼下《南方都市报》不可能后退,也不可能不明确表达它的立场。 程益中在中共的消息来源告诉他,广东省委就孙志刚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省委大员观看了由闭路电视摄像头拍下的孙志刚在收容救治站被毒打致死的录像。这是一段非常残忍的画面。一帮人用棉被蒙住孙志刚,然后连续对他拳打脚踢,持续十几分钟。官员们还得知,这个收容救治医院开业不到一年时间,期间先后收治了近千人,近有100多人非正常死亡。程益中力促陈峰和王雷采访其他死难者在这个收容救治医院遇到了什么事情。他说,假如能弄到这个监控录像,就更好。 两名记者竭尽所能,但没有太大收获。没有哪个广州官员还愿意跟《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讲话。但陈峰还是又写了一篇出色的调查报道,详细介绍了湖南省的收容所是如何用每人13美元左右的价格,从广东警察那里“购买”下被收容人员。湖南省当地的警方,没法抓到足够的人提供给收容站,他们赚的钱不够多,所以要从外地买人。被收容者想要出去,就得出更高的价钱。没法筹到钱的人就只能像奴隶一样在监狱农场干活,或者被“转卖”给别的收容站。陈峰在文中写道,在5年时间里,该收容站赚到了近50万美元。 不仅仅只有媒体在群起批评收容制度。北京3位年轻的法律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其重新审查收容制度是否违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3人发现一个言辞比较含糊的法律条款,给予公民做类似请愿上书的权利,于是他们3人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周后,5位著名法学教授支持了他们对法律的此种解读,并且也发出了审视收容制度是否违宪的请求。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公众的义愤仍在持续发酵,孙志刚的朋友和同学建了一个纪念他的网站。甚至有人提出要在广州为他组织一次守夜。 在此期间,中共新任领导人一直对此保持缄默。假如他们像对待SARS的问题一样,积极应对坊间取缔收容制度的呼声,采取又一次大胆改革,那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他们与前任和中共老官僚之间的鸿沟。他们看起来是在严肃考虑未来的决策,但没人可以肯定结果是什么,也不指望能迅速看到结果。连《南方都市报》也不敢预判领导层的考量结果。《南方都市报》发表孙志案之死一文不到2个月后,一天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消息:新任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废除收容制度,并且决定立刻实施。700多所收容站随即关闭。在《南方都市报》的编辑部里,有人拿着新华社的通稿,跑去给程益中看。他惊呆了。他转过身来对同事说,他没有想到领导人的动作这么干净利索。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哪一家报纸曾经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此时,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已经出清样了,但程益中让编辑再加一个头条。他去请一位作者就此事撰写一篇社评。然后,他出门去和编辑记者聚餐庆祝。 许多党内有识之士也在庆祝《南方都市报》的胜利。他们将《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的案例视为教科书式的榜样,它证明了一份勇敢的媒体可以帮助中共与腐败作斗争,提高执政能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不过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报纸很满意,一些人由此更坚信失去对媒体的控制,将危及其官位。就在文章发表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把《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记者叫到一边,气急败坏地威胁说假如他在《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中找到一处不实,他一定会将《南方都市报》请上法院的被告席,让法院收拾《南方都市报》。后来程益中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捎来广州另一位高官的口信,警告他在这件事上一定要退让。广东省委的官员只是做了一场秀,显示他们对孙案进行了细致调查严肃处理,但事实很明显,他们只想尽快把事件了结。一个月后,广东当局就宣布已经逮捕并检控了孙志刚案涉案人员18人,包括8名被控殴打孙志刚的同监被收容人员,5名鼓励或默许殴打的警卫。无端扣押孙志刚的警察也成了阶下囚。他们被处以严厉的判刑,其中一个主犯被判处死刑。但审判未对外界公开,政府从未提供孙志刚致死的详细事件经过。只有几个记者允许进法庭旁听,但他们不得记笔记,也只能刊登官方提供的新闻通稿。当审判结果公布后,宣传部要求各大网站禁止网友发表评论。 从一开始程益中就清楚,《南方都市报》的此次“圣战”,必定会与某些权贵、某些机构结怨。收容制度被废除,势必会使中国各地的公安丧失一个有效的管制工具,同时失去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同时孙志刚一案也令广州的领导蒙羞,影响了一批官员的仕途。从公开层面,20多名官员受到处分,包括该市公安局副局长,但消息人士还向程益中透露,政治局的官员在内部严厉批评了广州市领导,此举将影响其他很多官员被提拔。之后程益中不断听到风声,广州的官员,市委书记林树森、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和公安局局长朱穗生在各种场合公开声称一定要《南方都市报》,声称假如省委宣传部收拾不了《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他们将寻找其他途径来收拾。 收容制度被取消后几个星期后,麻烦就开始来了。程益中当时和总经理喻华峰一起在上海出差,程益中接到了当时柯达公司一个主管打来的电话,柯达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主要的广告客户。她告诉他,广州警方去了她的办公室,询问她与《南方都市报》主要领导之间的交往。她说,他们特别想要知道,双方有没有不正当的礼物或现金往来。随后,程益中又接到一个类似的电话,来自广东省一个大型广告公司的总裁。到了7月中旬,几乎所有在《南方都市报》刊登过广告的大公司都被问了一圈。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显然是要求审计和警方对《南方都市报》的财务进行调查,想要找出该报贪污的证据。程益中对此一开始并不担心。他知道自己和同事们做事情干净,抓不到什么把柄。他也相信《南方都市报》在党内的支持者应该比反对者更多、更强大。7月底,警方一度扣留喻华锋,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请一位省领导出面干预,因此喻华峰在一天后即被释放。 将贪污调查搁到一边,在孙志刚案件获胜后,《南方都市报》发展非常迅猛。程益中不断打破中共宣传机构的条条框框,刊登了一系列广东公安丑闻的批评性报道,报纸荣获了几项新闻大奖。2003年发行量突破140万大关,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纯利润超过1.6亿元人民币。程益中和喻华峰期待着进一步发展,计划要向其他城市扩张。10月份,中宣部批准《南方都市报》和北京的一家国家级大报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在首都创办发行一份新的报纸。这份报纸被取名为《新京报》,继承《南方都市报》的新闻传统。中共批准程益中兼任该报总编,在管理《南方都市报》的同时兼管《新京报》,喻华峰兼任该报总经理。 在广州,警方还在不断向《南方都市报》施压。他们警告广告商不要再向《南方都市报》投放广告,否则会用查税的办法收拾他们,有些公司甚至被警告说,假使他们不检举揭发《南方都市报》的领导,他们自己就将面临起诉的危险。调查人员从《南方都市报》搬走了几卡车文件,翻检花费清单和账单,想要从中找到一点可供大做文章的蛛丝马迹。接着到了12月,警方出现在编辑部,再次带走了喻华峰。这一次,虽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再次恳请省领导出面,但警方仍然不肯释放他。程益中很担心,但他相信朋友被拘禁只是暂时的。他行动起来,动员党内力量、报社员工及社会支持喻华峰,联名上书高层,联系有影响力的中共老领导。他很愤怒,不断告诉自己,《南方都市报》一定要战胜敌人。 在喻华峰被捕10天后,《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记者兴冲冲地回到编辑部,带回了一条独家新闻。广东省疾控中心在广州市某医院确诊了一例SARS疑似病例。这是几个月来中国出现的首宗病例,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疫情卷土重来的疑虑。程益中当时在北京主持《新京报》的创刊筹备工作,但他的一个助手打来电话,问《南方都市报》是否应该发这条新闻。此时喻华峰仍在狱中,前途未卜,而这条消息一出街,必定会激怒官方。但程益中清楚这个时候做交易已经来不及,当时也没有哪条新闻比这一条更重大,于是他点头同意了。 几年后,当我问他当时的决定时,程益中告诉我,作此决定并不困难。他承认,没错,在喻被捕后,从“逻辑上”理应更加谨慎。“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他说,“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令我们牺牲新闻准则,我们没有理由妥协。” 《南方都市报》在SARS的第一波报道中,早期是向省的宣传口径屈服的,他不想再让这份报纸处于同样不堪的境地。此外他也表示,在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喻华峰遭遇的麻烦有那么大,也不能确定报纸的立场软化是否就真能救下他。程益中说,即使《南方都市报》用8个版为公安歌功颂德,也可能同样于事无补。他相信那些人,对《南方都市报》已经做出了决定。 当然,刊发SARS报道同样也于事无补。第二天,省委书记张德江召开紧急会议,与省委高层研究如何控制对SARS疫情复发的报道,结果非常尴尬地发现,在座所有人都已经看过早上的《南方都市报》,只有他例外。张德江极其恼火,而那些一心想要报复《南方都市报》的人现在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盟军——广东省最有权力的人,那个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同样因为《南方都市报》的SARS报道而暴跳如雷的大人物。对《南方都市报》领导层的贪污调查旋即升级。在1月份的头两个星期里,大批检察机关调查人员进驻《南方都市报》,轮番传讯盘问了该报20多个编辑记者和广告业务人员。1月5日下午,程益中被5名警察重重包围、押离《南方都市报》编辑部大楼,受到了近7个小时盘问后被释放。前一天,警方逮捕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分管《南方都市报》的编委李民英。 就在这期间,一个自称负责看管喻华峰的警察联系上程益中。程益中担心他的办公室被人监听,所以两人约在当地一家餐馆里见面。在这个闹哄哄的餐馆里,吃着热辣的湖北菜,这个看守告诉程益中,喻华锋被关在广州市南部的一家旅馆的地下收藏垃圾的暗室里,警方拿这里当作秘密的看守所。他说喻华峰被打得很惨很惨,打到他几度用头撞墙想要自杀。听到这里,程益中一下子感觉喘不过气来,食不下咽,他放下了碗筷。程益中和喻华峰一起为《南方都市报》的事业奋斗,程把喻视为自己最好的合作伙伴和战友;现在,喻为他和《南方都市报》备受折磨。喻华峰是个商人,不是记者,虽然程益中知道,喻华峰和他拥有着同样的新闻理念,也愿意为此承担风险,但他仍然觉得,现在受磨难的是喻华峰而不是自己,对此他有一种负罪感。更糟糕的是,现在他毕竟还是自由身,是做着中国两份最好报纸的明星总编辑,但他却没办法帮助他的朋友。程益中告诉我:“我对他所遭受的磨难,感同身受,心如刀绞。我觉得既内疚,又愤怒。这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体制弊端的仇恨。” 喻华峰妻子此时对程益中已经开始埋怨了,当他告诉她自己听到的消息时,情况更为糟糕,她认为他应该为自己丈夫的被捕负责,同时还指责他没有尽力去救他。她的愤怒令程益中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非常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他觉得没什么办法说服他。她现在独自一人、忧心忡忡、情绪激动,她在设法营救丈夫的同时,还要保护他们年幼的儿子,这个小男孩一直以为爸爸是出差去了。她请了律师,但律师和她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准见喻华峰一面,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程益中只能告诉她,他尽管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要将喻救出来,他清楚这样的表态对她来说并不足够。程益中非常明白,误解只是暂时的,等警方出现把自己拷走时,一切将迎刃而解,到时候她一定会明白,程益中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他也在做出牺牲,和喻华峰一样。 程益中十分清楚自己才是此次调查的真正目标,警方是想让喻华峰检举揭发他的“罪行”;而无论如何自己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调查的焦点转到了每年《南方都市报》为编辑记者和广告经理发放的年终奖金上面。检方想将这笔报酬定性为贪污公款,并且迫使高层员工退回奖金,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这显然是个无理的、完全不能成立的指控,但因为当局威胁说不退钱就要判刑,为求自保,一个接一个的南方都市报高层员工都将钱交了上去。只有程益中始终拒绝。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清楚现在违心认错退款已于事无补;相反,这只会成为他们犯罪的证据,甚至有可能危及他在狱中的同事。作为一个记者,程益中从没有天真到低估国安的能量,但他在看到这一切时也觉得简直难以相信。他觉得他们的所为未必太愚蠢了,因为这些作法必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民众一定会相信,逮捕他们是在给他们安上莫虚有的罪名,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2004年1月底,当局的螺丝拧得更紧了。在一次中共广东省纪委主持召开的广东省管干部的两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突然离题,大声辛辣地质问:中共是否还拥有《南方都市报》?他愤恨地说,媒体不能只监督别人不监督自己,也得有人去监督媒体。主持会议的广东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随即接过麦克风,恶狠狠地大声插话:“他们这是私分公款、侵吞国有资产哪!”与会人员都明白,这等于未判先决,已经在押的喻华峰和李民英已被判决,程益中在劫难逃。 这样的指责激怒了程益中。中国农历春节假期结束几天后,程益中在《南方都市报》经委会上发表了挑衅意味很浓的演讲《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他知道这是他的告别演说,所以他事先就把讲稿写好了,白纸黑字。在广州军区的大礼堂里,面对着2000多个员工,程益中首先引用古诗,“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借以表达对喻华峰的思念之情。他形容眼下《南方都市报》面对的是“乌云飞度的现实”。他说,自从孙志刚案的报道刊登以后,广州城的权势人物就“磨刀霍霍”,决意收拾《南方都市报》,这已是城中“公开的秘密”。他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遭受一点委屈和苦难也是值得的!……天降大任的同时,也必降大苦大难。我们既然选择了卓越,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挫折……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出类拔萃是我们成功和卓越的依据,也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论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报是一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存在价值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南方都市报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家报纸应有的方向……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心中为南方都市报树立了一座丰碑。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方都市报满怀期待。南方都市报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体现,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证。对南方都市报容忍是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应有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姿态……各位同仁,战友们!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现实残酷无情。我们的事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南方都市报正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位出发的战士都能归来……” 程益中说,无论如何,他希望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报》最困难的时候离开,而应选择战斗到底,直到乌云散尽、《南方都市报》重建光荣与辉煌。他宣布:“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3月初,当局高层勒令程益中从《新京报》总编辑的位置上辞职下来。他把这看作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标志着北京的中共新领导人——同样的人,曾经解除了SARS报道的封口令,废除了收容制度——已经同意让广东的下级单位采取措施逮捕他。接下来几天,在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们的会见时,程益中非常明确地告诉领导:他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了,但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应该坚信他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令集团蒙羞、对不起领导和同仁的事情。在最后的一份内部交流信上,他请《南方都市报》的同人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捍卫这份报纸。他回家与儿子亲热告别,跟妻子在小区里散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以避开家里可能安插的监听设施;他告诉她:在被捕后,请她一定要代表他告诉全社会,他是无辜的,他被捕入狱完全是因为《南方都市报》得罪了地方官员,他愿意为中国的新闻进步献出自由,而历史一定会还他清白,让他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他拜托她照顾好他80岁的老母亲和8岁的儿子。 几天后,3月19日,喻华峰接受一审判决,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11年。同一天,开庭前的凌晨2点55分,大批警察破门而入,逮捕了当时正在偏远西部差旅途中寄宿客栈的程益中。 他最初的反应是如释重负,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 接下来的故事听来很悲哀并且很讽刺:孙志刚案报道出炉,引发了一系列的整顿警察和狱政的改革,而因拍板刊登相关报道被捕的报纸总编辑现在却成了这类改革的受益者。程益中所在的看守所内外墙壁上张贴着海报,宣传中共正在进行看守所和监狱的“整改运动”,鼓励被牢头狱霸欺负的犯人向上面举报。程益中的狱友告诉他,看守所的情况在他的报纸报道孙志刚案之前,要比现在的情况糟糕得太多了!程益中心想,如此看来这也算是自己为自己无意谋了一个大大的福利。其中一些人被无罪关押了达6年之久,一直还在等待庭审或宣判。程益中当时在心里寻思,一旦条件允许,他还要让记者来报道这个很有新闻价值的选题。 大约有20个人跟程益中合住这间20来平方米的狱室。里面的老大很像香港黑社会,身材高大健硕,全身上下都是文身,正在等待“打靶”——在看守所,“打靶”是执行死刑的另外一个说法。程益中刚来时,这个等待“打靶”的人要他照例向他“报到”。还没等程益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一个看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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