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

知识精英为何堕落成了“流氓”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流氓”一词一般意指几种人，一是指动辄喊砍喊杀、崇尚暴力的家伙，与“暴徒”同义；二是指性方面喜欢胡来的猥琐之徒，与“淫棍”同义；三是指玩世不恭、摒弃道德感的人，与痞子同义。 不巧的是，最近的几桩新闻事件，新闻当事人本来是所谓的知识精英群体里的人物，却分别与上述三个特征相吻合。 诠释了“暴徒”涵义的是雇凶伤害方舟子的“准中科院院士”肖传国，目前已被刑拘，牢狱之灾正在等着这位海归教授；属于淫棍类的是这几天红遍网络的天津某副教授，这位副教授的日记近日被传到了网络上，日记显示，与这位副教授有染的女性多达十几人，其中包括很多女学生，日记中的性爱描写俯拾即是，香艳程度远超贪官韩峰的日记门；还有一位痞子类人物是“微博捉奸”的男主角，铅笔社的民间经济学家陈青蓝，在被妻子捉奸在床并在微博直播之后，号称自由主义者的陈青蓝的回应是：“道德永远是个人的选择，不存在集体道德。请不要挥舞着道德大棒来打人，因为那是你的道德，不一定是别人的道德。” 继“小姐”和“同志”之后，“精英”也正在成为一个被毁掉的词汇，搞得现在几乎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知识精英了，这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怪现状。最近上述三位“知识精英”的表现，无疑又在这个词汇身上添了几个脏脚印。 当增长压倒启蒙 精英本来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晶，是文明的火车头，是道德和美好生活方式的典范。中国知识精英的形象为何与此渐行渐远？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得从20年前说起。 高校是知识精英最为集中的地方，我们以这个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承担思想启蒙重任的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社会地位高，而且确实也集中了那个时代的优秀分子。一些知识精英在那个时代都是大众明星，相当风光。 在80年代，社会进步的主要阻力还是来自于思想，在这个背景之下，学者们的思考和研究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有引导作用，知识精英的使命感和道德感都相当强烈，大家都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真诚去思考和研究，不论是公众还是知识精英自己，都极少有人去怀疑这项工作的神圣意义。 这种情形在80年代末的社会震荡之后发生了很大改变，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来了个从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大转向。高校学术研究的环境也为之大变，之前纵横驰骋的大思想话题已经在言说空间上严重受限，知识界逐渐将研究的话题由思想转向了学术。 这种情形和清朝乾嘉学派的兴起似有相似之处，由于雍正、乾隆年间的言论限制，当时的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宋学好谈宏大的理学、议论时政的路数，改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考据和整理上，寻章摘句，专注于纯学术的考据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知识界在80年代末的这一转向未必是一件坏事，学者们从喧嚣的思想阵地上退下来，专心补一补纯学术的课，把学问做得更扎实、更专业、更符合现代学术规范，有利于弥补80年代思想界学养的不足，有利于祛除80年代的浮躁之气。 然而，这把从思想转移到学术的火没烧几年就行将熄灭。首先是整个社会的外部氛围急遽蜕变，全社会进入了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时代，增长压倒了启蒙。这使得以往处于社会关注焦点的知识精英逐渐淡出了公共视野，在闷声发大财的社会氛围下，谁还去关注什么思想和学术呢？ 公共知识分子风光不再，那么专业知识分子呢？本来在一个健全的现代学术环境中，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在一定的专业领域活动，价值评价也是由专业圈子来决定的。然而这些年愈演愈烈的学术行政化使得这种专业评价也乱了套。 学术政客和学霸们把持了学术评价，把持了学术资源的分配，这直接导致了学术界的腐败。这种腐败实际启动了一个“劣胜优汰”的机制，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反而是肖传国这样大肆造假的无耻小人混得风生水起，若不是因为偶然被方舟子戳穿，肖传国甚至可能因为造假而当上中科院院士。这样一种 “劣胜优汰”的机制实际就是在鼓励流氓行为，最终在知识精英群体中产生肖传国这样极端的流氓，也是早晚的事。 失意的知识精英 学术评价机制的失灵、高校的行政化，对于怀有学术理想的文科青年学者打击尤为巨大。他们本来在读书期间，受到了比上一辈学者更为现代更为规范的学术训练，其中不少人是怀着学术理想进入学界的，但进去后发现很难安心做学问。 做个专业学者吧，没有一个公正的专业评价圈子，拿不到课题，升不了职称，资源都在学术官僚和学霸那里把持着，他们都富得流油，而没有权力的青年学者却穷得滴血。 想做个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成，一来缺乏空间，二来现在整个社会并不像80年代那样关注学者的意见和研究了。因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早已不是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在尖锐而明了的社会矛盾面前，人们并不需要学者来提供多复杂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几年来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依然是那些老面孔，新人极少，这是一个极难诞生学术思想明星的时代。近年出现的一些所谓文化名人，比如韩寒、于丹、钱文忠等人，与其说是思想明星，不如说是娱乐明星，因为他们所做的东西，与学术思想关系不大。 一个踏入学界的年轻人面对这般情形，他要么选择投身于学术腐败的洪流，造假、行贿、投靠学术权贵以获得利益。要么走向社会，为既得利益集团背书。这两种选择，都将使得知识精英堕落成流氓，也自然为社会所鄙视。 在学术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后，后来者只能喝点清汤，极低的物质待遇加上无法实现学术兴趣和理想，这样的行当自然无法吸引到优秀的学生加入。就我切身观察，这些年国内高校的文科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在文科的基础学科，硕士博士学位已经很难吸引到优秀的学生，愿意留下来苦读的，才能平庸，没有出路不得不进高校的占了相当部分。一个无法吸引优秀分子的行业，自然也会走向恶性循环，最终也不被社会尊重。 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些知识精英既无法实现世俗利益，又缺乏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尊重和荣耀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严重怀疑这份工作的意义，很多人甚至称自己就是骗子。一些青年教师流传这样的说法，现在高校文科老师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点“性福利”了。谁瞧得起我们这些穷酸文人？也就只有去忽悠一下涉世未深的女学生的崇拜了。于是乎，天津副教授的性爱日记就这样炼成了。 知识精英的民粹化 除非成为学术权力圈子里的一员，这十年是知识精英最为失落的十年。尽管公共知识分子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风光，但依然有人愿意参与其间。毕竟，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更何况是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 但当下参与公共话题讨论的知识分子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却同样令人担忧。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在比较各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拥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力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不满，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同时，他们的民粹主义也派生于他们对更发达国家所持的一种矛盾心理……对民粹主义的崇拜产生了一种信念，即‘相信普通民众（即受教育者和非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道德价值’”。 当下中国知识精英深切地感到了社会分层的日益固化，而且至今还没看到打破这个铁屋的希望，这样一种绝望，加上自身境况的不如意，很容易走向激进的方向，产生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经常表现为，逢权威必反，逢权力必反，凡是底层民众的，就是受害的，就是正确的。 在近期的世卫麻疹疫苗事件中，以及在山西的转基因玉米的谣言中，许多知识精英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不相信科学，选择了相信低级的阴谋论和谣言，一些媒体报道也充当了传谣的角色。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知识精英的科学素养还严重不足，知识结构老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既有的民粹主义倾向使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民粹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激进思潮，往往在社会两极极端对立的时候得以盛行，破坏力巨大。而知识精英所持有的理性和对建设性批评的追求，本来是化解极端情绪的良药，如果知识精英群体也变得民粹化，那无疑会将我们的社会置于危险的境地。

    北京作家、记者谢朝平因撰写出版三门峡移民著作《大迁徙》，被陕西渭南市警方以“非法经营罪”跨省抓捕，现暂以取保候审落幕。看似这是一个完满的结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字狱”从此与中国人告别，也并不意味着政治走上开明，这仅是民意、权力和利益无序博弈的结果，与法治无关。近两年在大陆媒体发言而被警察抓捕的网民、记者和作家，只要被大陆媒体关注，大多以短暂拘留而获释，当然他们本就是无罪者；那些身居大陆却被北京禁声而在海外中文媒体发表文章的撰稿人，多有重判，但大陆媒体、学界和网民形成自律和默契，对他们几无声援和关注。从前者看似言论空间有宽松迹象，后者却成为权力报复性惩罚对象。“因言治罪”在中国大陆呈现以上两种结果，言论自由成为利益共同体表达选项。   言论自由是通往所有自由的门槛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天赋人权，也是公民的基本人格尊严，不管法律承认与否，这种权利都天然存在。人天生要吃饭，天生要说话，会说话会书写，这是人类跟低等动物的本质区别。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别人和政府的权利，包括说正确的话，包括说错误的话。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个人隐私和国家、商业秘密（非政府秘密），所有言论都应该得到保护。言论自由具体包括说话自由、写作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和发表自由。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之一，在于新闻媒体是信息和言论的双重平台。言论自由是所有自由的门槛。缺失言论自由，那么其它自由就是残缺的，人性就会被压抑，思想和创造性就会泯灭。   　自由的本质是自治，选择权取决于个人或利益共同体；言论自由的核心是言责自负：言论自由与言责自负不可分离，是一体两面。因此构成社会信息的自动纠错机制。言责自负在于让个人慎用言论权，如同美国公民拥有持枪权，但不能乱用枪支。不当言论一旦涉及编造虚构、侮辱人格和泄露商业机密，就该负法律责任。   　言论自由为什么要保护错误言论？这在于个人对某些事物，因年龄、信息、专业等的不对称，个人无法判断对错真伪，但是为了体现说话者的观点、资讯，或可能正确的“错话”，宁可让人说错话。因此，即使谣言和小道消息，也受言论自由保护，不能给造谣者和传播者治罪。“不明真相群众受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如何如何，在近年群体事件中屡屡见诸于官方新闻发布会，而这恰恰是政府权力暗箱操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造成的，错在政府，反倒怪罪于老百姓。                                 　　　　　因言治罪的怪圈    　 因言治罪向来是权力之手自上而下所罗织构陷。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文字狱个案，反右和文革言论罪，株连九族，杀人无数，不必一一列举，近年的彭水诗案、西丰案、王帅案等，到今天的谢朝平书案，都在提醒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国度。五千年文明细节里，从来就没有“自由”这两个字，18世纪末赴日留学生才从日文转译而来，赋予人权意义，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人不向往自由。文明古国的中国人今天有充分的肉体自由，但还没享有会说话、敢说话和能说话的权利。这个怪圈首先需要从遏制“因言治罪”来打破。 　　这些言罪个案都是经国内媒体报道而广为人知，被治罪者是在国内网络、媒体和出版界撰文出版被抓，但是，还有大批言罪者被重判，国内媒体不报道，国人不知道，成为国内媒体和时评人的自律和禁忌。前述个案王帅、仇子明、谢朝平等言罪者是幸运的，包括方舟子（方是另种言罪遭报复）。中国大陆划分为两个相互隔绝的言论圈子，从中可看到媒体、时评人和网民的功利与怯懦。 　　上述言论罪起因皆是触碰地方官员颜面和利益，地方政才动用宣传和警察机构随意使用法律条款胡乱抓人。当官职职业化、官员终身制，官员与制度便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体，于是官员颜面等同于政府颜面，官员利益等同于政府利益。政府和官员“伟光正”的“政治正确”内在需求，传承于封建皇帝以德治国、官宦以德治人的道德形象。地方官员会不惜被问责而捍卫官权利益和地方利益，他们愚蠢在以为官员就代表政府。但在北京高层的权力政治逻辑里，维稳才是制度自我修复和完善的最高准则，他们偶尔会尊重一下媒体和网络民意，宁可牺牲低级别官员，也要维护地方社会稳定。这里需要说明，维稳是以压榨民意和民利为前提的，既不合法也不道德更无人道，已引起全民反对。地方警察再三赴权力中心北京城抓捕记者和作家，甚至跨省抓捕网民，符合逻辑地猜测，此举隐含着北京被冒犯被挑战被羞辱这层微妙意思，北京当然要收拾地方权力的张狂，既然能让你当官，那就能撤职查办你。政府权力来源决定了官员的命运。这是上述言论罪案以放人收尾的逻辑所在，跟政改、政治清明无关。 　　在当下中国，道德是靠不住的，法律也是靠不住的，只有实行制度转型才是唯一最佳选择，这就是以推动言论自由而逐步走上制度民主转型的必要所在。言论自由是政治改革和制度转型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政改和转型就是一句空话。其次，政改不等于制度转型，政改需要做出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制度安排包括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其前提是民意觉醒，民间倒逼。 　　制造罪感和罗织罪名，这是言论案中预设的企图，目的在于制服当事人和搅浑社会舆论，让普通人难辨是非。在这些言罪个案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方面，即官员或地方政府违法犯罪在先，被网民、记者和作家揭发在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宣传部和警察局是两支邪恶的力量，成为官员的看门狗和打手，而不是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在罪恶登峰造极的国度里，谎言和暴力掠夺就是法律。”中国人还有权利选择不合作或非暴力抗争。 　　翻墙的网民都不会陌生，因大陆言论禁锢，2000年之后，大批先知先觉身居国内的异议人士，在海外中文媒体、网站大胆言论，因此被以各种罪名重判，这个名单可以列出一大串，杨天水、师涛、杜导斌、刘贤斌、郭飞雄……在海外发表文章，首先是他们在大陆受到限制；其次，被政府别有用心以“反华势力”和“反华媒体”名目构陷，须清楚，这些媒体在所在国都是合法注册的。这些良心犯以及亲属所遭遇的不公和苦难，点染着中国的底色。异议人士是最大的爱国者，但他们并不被国人普遍所知所接受。   以言论自由撬动政改   　　必须清醒地看到，频密纷乱的因言治罪个案，从肇始到结局都涂上浓烈的人治色彩，看不见的权力在背后操弄。没有法治保障的权力和权利，都是空中楼阁。这其中又涉及一个根本疑问，不是有宪法权利吗？没错，如上所述，但宪法权利被虚置，不能当真。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实行制度民主转型。人不可信，只有制度才能制约权力和规范行为，所以政改需要突破制度瓶颈，实行制度民主转型，而非简单的制度创新。 　　新闻自由、全民选举、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这是未来中国的必然选择。台湾能将总统陈水扁关进监狱，这就是制度优越的体现，中国历史上那些贪婪荒淫的皇帝、总统，从来没有站在被告席上被人民审判，台湾是第一次；台湾同为华文华人汉语，曾经的独裁者蒋经国1986年解除报禁党禁，和平完成制度民主转型，曾经杀人如麻、与民为敌的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在转型后，国民党马英九照样民选执政，中共却在一次次错失历史机遇。这个判断的依据是，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后，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并不会被消灭，社会和解是以共产党被清算作为前提的。 　　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缺乏的就是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精神，他们享有知识特权和智慧优势，但缺乏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这是一个共生社会，没有一个人或家庭可以脱离社会自给自足，避居世外桃源。你有权选择不关心社会和政治，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只要你没财力和机遇移民国外、还在国内生活的话，制度就会来关心你——有毒食品、环境恶化、房价高涨、教育和医疗弊端等，你逃得掉吗？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做一个关心社会的公民。公民意识需要培养，关心社会和他人就是关心自己。   2010年9月21日  

原文地址： 同事讲诉平日里的“锤子教授”肖传国：很不同的一面 作者： 古马 同事讲诉平日里的“锤子教授”肖传国：很不同的一面     “袭击方舟子真的是肖医生指使的吗?”王女士有点不大相信，“他给我的女儿看病从来都是轻声轻语的，还嘱咐医护人员有什么能免的就尽量减免。对病人来说他是个好医生。” 王女士因女儿的病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打过8年交道。 百思不得其解的并非王女士一人。26日上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来到武汉协和医院外科楼25楼泌尿外科科室。据正在住院的多位病人及其家属介绍，他们虽还没见过肖传国本人，但大多是冲着肖的名气而来。 一位坚持要等肖传国回来开具治疗方案的患者说，自己一直在关注肖传国的微博动态，“他(肖传国)那么有名的专家，再怎么傻也不会傻到刚作完案就去参与案子的讨论，唯恐警察找不到他头上去的地步吧!”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21日晚8时，北京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打假斗士”方舟子被打案告破。据介绍，经过缜密侦查，北京警方一举抓获该案4名嫌疑人，缴获羊角锤、钢管等作案工具。其中，主使人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 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究竟与二方(方舟子、方玄昌)有何种深仇大恨，肖传国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连日来，记者先后采访了肖传国的同事、同学、同行、病人等，试图寻找这个答案。 肖、方10年恩怨 今年55岁的肖传国，1975年毕业于湖北医学院(现武汉大学医学院)，后考入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并于1981年获医学硕士学位。肖传国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美国东弗吉尼亚医学院、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工作。1997年回国变身“海归”，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至今。 关于肖传国与方舟子的恩怨，记者找到两个版本：“挺肖派”称，2001年7月，肖传国以“昏教授”一名在网上发表《对方舟子“学术打假”的反思及批评》一文，揭露方舟子以假打假、以打求名的“打假”实质。2001年10月，肖传国再次以实名向《科学》杂志社举报方舟子抄袭该刊发表的文章，此举被指“断送了方舟子在美国学术界的前途，让其丢了饭碗”。 但是，“挺方派”则指出，由于方舟子在2005年9月21日的《北京科技报》上实名公开质疑肖传国引以为傲的“肖氏反射弧”手术而与之结怨。据方舟子介绍，肖传国还因此落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汉协和医院官网信息显示，“肖氏反射弧”是肖传国教授在1988年提出的，并于1995年进行了临床实验。手术结果显示，该手术可治疗截瘫患者大小便失控，由此引起医学界轰动。2003年，肖传国教授作为973计划项目“神经损伤修复和功能重建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获得2500万元的科研基金。 肖传国在众多“光环”围绕下信心倍增，他甚至向媒体公开宣称：“如果运气好的话，我有可能在五六年后获得诺贝尔奖。” “老肖就是这样的人，渴望得到鼓掌和捧场，不懂得低调理性处理自己的事情。”一位自称为肖传国友人的知情人士透露，“面对方舟子及其团队的口诛笔伐，2006年7月，肖传国率先拿起法律武器。他在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对方舟子提出名誉权控诉，并且胜诉了。” “按理说，官司打赢了，见好就收吧!但是老肖不干，争强好胜的性格促使他非要把官司打到方舟子的‘老巢’——北京去。不料，相同的控诉在北京却以败诉收场，这让肖传国颜面扫地，也让方舟子占了上风。此后，肖、方二人先后5次对簿公堂;博客、微博上的口水战也从未消停过。”该知情人士说，“老肖的争强好胜、好面子，加上方舟子的固执较真，两个人之间的死磕就这样持续了近10年时间。” 奇特的“人生目标” 或许正是肖传国的性格缺陷，让其受到了“冲动的惩罚”。 据警方初步审查，肖的作案动机旨在报复通过学术“打假”打掉自己2005年晋升中国科学院院士“官帽子”的方舟子。作案手段是肖传国花10万元雇用其妹夫的堂兄弟戴建湘，戴再用5万元找来许立春、龙光兴和康拥军，分别在北京海淀区和石景山区袭击《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和方舟子。目前涉案的人员均已被抓获。 不过，方舟子的伤势“不算很严重”，“只是腰部被砸了一下，擦破皮，流血了”，伤口形成的经过是“他们把铁锤扔过来，第一次没有砸中，第二次砸到我的腰了”。他向媒体展示的伤势图亦显示，腰部有三处红色原点状疤。 “这个案子太匪夷所思了。花10万雇凶撒辣椒水、拿锤子砸出轻伤?希望看到真相，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裁决吧!”对于袭方案，上述知情人士谨慎表态。 纳闷的还有肖传国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同学，他直言肖传国是湖北咸宁赤壁人，“就算要找人教训‘仇人’一顿，也应该回老家找个信得过的老乡呀，怎么会去找个少有交情的湖南远房亲戚呢?” 但肖传国在9月16日方舟子被打后的一则微博中竟无意提到了锤子，被很多人解读为泄露了天机。 而肖传国的“人生目标”也非同一般——积德、赚钱、报仇、打兔子。不知雇凶袭击方舟子一案，是否是肖传国实现“人生目标”之举? “根叔”们的责任 连日来，华中科技大学上上下下都在热议该校教授肖传国事件。就在北京警方对外通报案情的第二天清晨，该校校长李培根就及时在白云黄鹤论坛上发帖回应此事。“根叔”在帖子中称：“我昨天深夜从电视中知悉肖传国一事，深感震惊。他的这种行为显然应该受到谴责。我相信司法部门会作出公正处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李培根还建议，学校应暂停肖传国作为教师和医生的一切活动，待事件进一步清晰后作出最终处理。 武汉协和医院宣传部随即代表医院发布一则《关于肖传国教授涉嫌故意伤害罪的声明》。声明称：肖传国教授涉嫌故意伤害罪纯属个人行为，医院将密切关注。 然而，“肖传国事件”是否真的与校方、院方毫无关系?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一位副教授亦告诉本报记者：“其实，学术腐败已经不是个例了，已经在全国蔓延了，中国的学术界应该自省了，希望这个头从华中科大开始。”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则认为，虽然雇凶伤人是个体行为，但作为华中科大的教师，学校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熊丙奇表示，从2005年方舟子质疑肖传国的“肖氏反射弧”并没有得到国际公认以来，华中科技大学基本上采取“旁观”态度。“试想如果校方经过独立调查，并认定肖有学术不端行为的话，他还会一意孤行地认为是方舟子坏了他当院士的好事吗?而如果调查结果认定方舟子的质疑是子虚乌有，肖传国还会把院士落选与方舟子联系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