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记者谢朝平因撰写出版三门峡移民著作《大迁徙》，被陕西渭南市警方以“非法经营罪”跨省抓捕，现暂以取保候审落幕。看似这是一个完满的结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字狱”从此与中国人告别，也并不意味着政治走上开明，这仅是民意、权力和利益无序博弈的结果，与法治无关。近两年在大陆媒体发言而被警察抓捕的网民、记者和作家，只要被大陆媒体关注，大多以短暂拘留而获释，当然他们本就是无罪者；那些身居大陆却被北京禁声而在海外中文媒体发表文章的撰稿人，多有重判，但大陆媒体、学界和网民形成自律和默契，对他们几无声援和关注。从前者看似言论空间有宽松迹象，后者却成为权力报复性惩罚对象。“因言治罪”在中国大陆呈现以上两种结果，言论自由成为利益共同体表达选项。

言论自由是通往所有自由的门槛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天赋人权，也是公民的基本人格尊严，不管法律承认与否，这种权利都天然存在。人天生要吃饭，天生要说话，会说话会书写，这是人类跟低等动物的本质区别。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别人和政府的权利，包括说正确的话，包括说错误的话。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个人隐私和国家、商业秘密（非政府秘密），所有言论都应该得到保护。言论自由具体包括说话自由、写作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和发表自由。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之一，在于新闻媒体是信息和言论的双重平台。言论自由是所有自由的门槛。缺失言论自由，那么其它自由就是残缺的，人性就会被压抑，思想和创造性就会泯灭。

  　自由的本质是自治，选择权取决于个人或利益共同体；言论自由的核心是言责自负：言论自由与言责自负不可分离，是一体两面。因此构成社会信息的自动纠错机制。言责自负在于让个人慎用言论权，如同美国公民拥有持枪权，但不能乱用枪支。不当言论一旦涉及编造虚构、侮辱人格和泄露商业机密，就该负法律责任。

  　言论自由为什么要保护错误言论？这在于个人对某些事物，因年龄、信息、专业等的不对称，个人无法判断对错真伪，但是为了体现说话者的观点、资讯，或可能正确的“错话”，宁可让人说错话。因此，即使谣言和小道消息，也受言论自由保护，不能给造谣者和传播者治罪。“不明真相群众受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如何如何，在近年群体事件中屡屡见诸于官方新闻发布会，而这恰恰是政府权力暗箱操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造成的，错在政府，反倒怪罪于老百姓。

因言治罪的怪圈

 　 因言治罪向来是权力之手自上而下所罗织构陷。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文字狱个案，反右和文革言论罪，株连九族，杀人无数，不必一一列举，近年的彭水诗案、西丰案、王帅案等，到今天的谢朝平书案，都在提醒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国度。五千年文明细节里，从来就没有“自由”这两个字，18世纪末赴日留学生才从日文转译而来，赋予人权意义，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人不向往自由。文明古国的中国人今天有充分的肉体自由，但还没享有会说话、敢说话和能说话的权利。这个怪圈首先需要从遏制“因言治罪”来打破。

　　这些言罪个案都是经国内媒体报道而广为人知，被治罪者是在国内网络、媒体和出版界撰文出版被抓，但是，还有大批言罪者被重判，国内媒体不报道，国人不知道，成为国内媒体和时评人的自律和禁忌。前述个案王帅、仇子明、谢朝平等言罪者是幸运的，包括方舟子（方是另种言罪遭报复）。中国大陆划分为两个相互隔绝的言论圈子，从中可看到媒体、时评人和网民的功利与怯懦。

　　上述言论罪起因皆是触碰地方官员颜面和利益，地方政才动用宣传和警察机构随意使用法律条款胡乱抓人。当官职职业化、官员终身制，官员与制度便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体，于是官员颜面等同于政府颜面，官员利益等同于政府利益。政府和官员“伟光正”的“政治正确”内在需求，传承于封建皇帝以德治国、官宦以德治人的道德形象。地方官员会不惜被问责而捍卫官权利益和地方利益，他们愚蠢在以为官员就代表政府。但在北京高层的权力政治逻辑里，维稳才是制度自我修复和完善的最高准则，他们偶尔会尊重一下媒体和网络民意，宁可牺牲低级别官员，也要维护地方社会稳定。这里需要说明，维稳是以压榨民意和民利为前提的，既不合法也不道德更无人道，已引起全民反对。地方警察再三赴权力中心北京城抓捕记者和作家，甚至跨省抓捕网民，符合逻辑地猜测，此举隐含着北京被冒犯被挑战被羞辱这层微妙意思，北京当然要收拾地方权力的张狂，既然能让你当官，那就能撤职查办你。政府权力来源决定了官员的命运。这是上述言论罪案以放人收尾的逻辑所在，跟政改、政治清明无关。

　　在当下中国，道德是靠不住的，法律也是靠不住的，只有实行制度转型才是唯一最佳选择，这就是以推动言论自由而逐步走上制度民主转型的必要所在。言论自由是政治改革和制度转型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政改和转型就是一句空话。其次，政改不等于制度转型，政改需要做出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制度安排包括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其前提是民意觉醒，民间倒逼。

　　制造罪感和罗织罪名，这是言论案中预设的企图，目的在于制服当事人和搅浑社会舆论，让普通人难辨是非。在这些言罪个案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方面，即官员或地方政府违法犯罪在先，被网民、记者和作家揭发在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宣传部和警察局是两支邪恶的力量，成为官员的看门狗和打手，而不是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在罪恶登峰造极的国度里，谎言和暴力掠夺就是法律。”中国人还有权利选择不合作或非暴力抗争。

　　翻墙的网民都不会陌生，因大陆言论禁锢，2000年之后，大批先知先觉身居国内的异议人士，在海外中文媒体、网站大胆言论，因此被以各种罪名重判，这个名单可以列出一大串，杨天水、师涛、杜导斌、刘贤斌、郭飞雄……在海外发表文章，首先是他们在大陆受到限制；其次，被政府别有用心以“反华势力”和“反华媒体”名目构陷，须清楚，这些媒体在所在国都是合法注册的。这些良心犯以及亲属所遭遇的不公和苦难，点染着中国的底色。异议人士是最大的爱国者，但他们并不被国人普遍所知所接受。

以言论自由撬动政改

　　必须清醒地看到，频密纷乱的因言治罪个案，从肇始到结局都涂上浓烈的人治色彩，看不见的权力在背后操弄。没有法治保障的权力和权利，都是空中楼阁。这其中又涉及一个根本疑问，不是有宪法权利吗？没错，如上所述，但宪法权利被虚置，不能当真。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实行制度民主转型。人不可信，只有制度才能制约权力和规范行为，所以政改需要突破制度瓶颈，实行制度民主转型，而非简单的制度创新。

　　新闻自由、全民选举、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这是未来中国的必然选择。台湾能将总统陈水扁关进监狱，这就是制度优越的体现，中国历史上那些贪婪荒淫的皇帝、总统，从来没有站在被告席上被人民审判，台湾是第一次；台湾同为华文华人汉语，曾经的独裁者蒋经国1986年解除报禁党禁，和平完成制度民主转型，曾经杀人如麻、与民为敌的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在转型后，国民党马英九照样民选执政，中共却在一次次错失历史机遇。这个判断的依据是，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后，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并不会被消灭，社会和解是以共产党被清算作为前提的。

　　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缺乏的就是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精神，他们享有知识特权和智慧优势，但缺乏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这是一个共生社会，没有一个人或家庭可以脱离社会自给自足，避居世外桃源。你有权选择不关心社会和政治，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只要你没财力和机遇移民国外、还在国内生活的话，制度就会来关心你——有毒食品、环境恶化、房价高涨、教育和医疗弊端等，你逃得掉吗？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做一个关心社会的公民。公民意识需要培养，关心社会和他人就是关心自己。

2010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