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

价值判断 vs. 事实判断

一 关于价值观输出 前面一篇博文我提到,我不想“输出价值观”,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太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让别人去遵循——当然,你非得向我问点价值观方面的事,我也不介意说你听听。有朋友在网上问我,老魏你既然自诩不输出价值观,那你成天还扯淡个啥? 我想,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 其一,在有些文章里,我可能会谈到我的一些价值观,但我会很小心也很特别地去用诸如此类的词语来强调:“在我看来”、“我认为”等等。我在行文中,希望任何一个读到的人都注意到,这是我的价值观,我没有任何企图希望大家来遵守。——不过,有时候一些印成铅字的文章,编辑会因为版面问题删去这些似乎对全文无关紧要的词,但在我这个blog里,发布的都是原文。 其二,在大多数文章里,我做的都是事实判断的事,而不是价值判断。要知道,这两者的区别非常大,而很可悲的是,有些人搞不清楚这两者的区别。 二 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一般说来,事实判断的结果是:真或假;而价值判断的结果是:对或错(也可能是好或坏)。事实判断的是事实,所谓事实,那就是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一样的。而价值判断的是价值,所谓价值,极有可能,不同的人评价不一。 举例而言。 如果唐骏说他拿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方舟子说他没拿过,他们争论的就是个事实判断。结果很明确:假。故而唐骏拒绝承认他说过自己拿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 现在唐骏说他拿过西太平大学的博士,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此话为真。在我的视野范围里,也没人对此有异议。 现在方舟子说,西太平大学的博士学位含金量很低。这句话就比较搞了。因为这句话揉合着两种判断。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方法的问题。方舟子列了很多说法,来证明这个学位含金量很低。具体有什么方法,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方法都是正确的,那么的确含金量很低。但如果这些方法有些人不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含金量很低这句话就为假。 故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先有一个价值判断:用什么样的方法验证,这些方法是对还是错?然后有一个事实判断,经过这些方法验证后的结果为真还为假? 类似的问题还有,唐骏是真成功还是假成功? 同样的,什么样的方法认为是成功?方舟子谈过他的成功观,这就属于价值判断。如果大家接受他的成功观,那么,再来讨论唐骏是成功还是不成功也不迟。如果彼此对于成功的认证方法不同且无法互相认同,那种辩论,纯属鸡同鸭讲。 由事实判断可以推事实判断,比如1+1=2可以推2+2=4。由事实判断也可以推价值判断,但这是“惊险的一跃”。比如一个人借了1次钱不还,你可以说他“曾经借钱不还”(事实判断),但你若要得出结论说此人“人品极差”(价值判断),这是很难说的事。(即便借100次钱不还,都很难说) 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三 普世价值 价值的判断,要非常小心。因为大部分的价值观,是不普世的。 普世价值观很少,可以点击 这里 去了解一下。顺便说一句,即使是普世价值,司马南也专门写过一系列的文章去批判。这是价值判断的再判断,也是一种价值观。 但很多价值观,别说普世,就连我隔壁的邻居都和我看法不一。比如说,上面提到的“成功”二字。不同的人绝对有不同的解读。 比进行价值判断更需要小心的事就是:价值观输出。也就是希望他人把自己认为 对 的价值观也认为是对的。比如方舟子有一次在微博上对宗教的看法,我就认为他在做价值判断的事,并且在输出价值观。 为什么要小心这件事呢?因为人类有很多灾祸,都是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握有的权力,希望——嗯,是强迫——所有人都遵从他们的价值观。 回到上文举的借钱的例子。这个家伙借了100次钱不还,你认定此人人品极差,这是可以的。你可以从此不再借钱给他乃至和他断绝来往,都成立。但你要让你身边的朋友也这么做,就大错特错了。你应该做的事仅仅是——在我看来,呵呵——告诉他们,此人借钱100次不还。 四 真 其实这个字很不好,很容易产生误解。英文里也一样:true。 真这个词两边都靠得上,你可以用于事实正确,也可以用于价值正确。有时候,真是真假的代名词,有时候,真是好坏的好。于是乎,我们会看到两个人为个“真”争了个头破血流,但殊不知,张三是在说真假,李四是在说好坏。牛头不对马嘴,徒费口舌而已。 在我看来,所谓真理越辩越明的这个真,指的是事实,而不是价值。价值这个玩意儿,越辩越一笔糊涂账。辩到最后,只能说对方是异教徒,如果手里有点武器,那就可以开打了。 宗教其实是一种价值观(或者一组价值观),所以有人说,宗教是不能讲道理的。这话的意思其实宗教是不能进行事实判断的。故而,智者治国,立下两条规矩:宗教自由(任何人都有权信奉自己的价值观),政教分离(但这种价值观不能成为所有国民的价值观)。 五 媒体的责任 所谓媒体要报道真相,这句话十分之夸大其词。能报道出事实就不错了,还真相呐。 但的确有很多媒体工作者在做这个事。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说过,立场即真相。这话说得透彻。的确,真相这两个字,和价值判断的距离,更近一些。 今天我们的媒体上,事实判断极少,价值判断却多得一塌糊涂。连狗日的都出来了,实在是,唉,无话可说。 其实,我主张的是,在事实判断上我们要严苛,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在价值判断上我们要宽容,不要轻易给一个人下定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那是死了以后的事——盖棺定论。 并不是每个犯了罪的人都要被枪毙,法律还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更何况那些不涉及刑事的事呢? Copyleft © 2010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注意:转载勿改标题! ItTalks — 魏武挥的Blog (digitalfingerprint:fc4f8fc31f70097eea4b780b13146415) 欢迎 follow我的微博 分享 我的分享 与本日志可能相关的文章有: 无有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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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方舟子打假与王维洛打假

方舟子打假与王维洛打假 芦笛 方舟子乃是有名的“学术打假斗士”,而王维洛却从来无人认为他与“打假”有何相干。实际上,方舟子打假不假(成了拗口令了),但不幸多与“学术”没什么相干,主要还是“人事打假”。 举最近轰动海内外的唐骏假博士案为例,这事是方舟子揭发出来的,但丝毫不需要任何智力投入,只需查看一下唐骏的CV,再查一下“西太平洋大学”是什么学校就足矣。这种事,任何一个毫无科学文化知识、遑论专业知识的人事干部都能干,与学术实无相干,只能称为“人事打假”。方以一个永恒的博士后去干这种体力活,还为此暴得大名,只能证明刻下的中国完全是欺诈公行,而人事官员和雇主们又是何等尸位素餐,形同虚设,以致需要一个远居海外的冻结博士后来替他们尽职。 当然,除了充当义勇人事干部外,方舟子也曾偶涉学术领域,在其中打过假,其最为人知者,就是对鲁迅那不学无术(这儿的“学”,指的是科学)之徒的“所谓中医,大抵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作“学术证明”。可惜起到的作用与那老匹夫一般,只证明了自己的不学无术(这儿的“学”,指的是医学)。 正因为他对医学一窍不通,才会说出“废医验药”的昏话来,完全不知道中医用药是所谓“辨证论治”,而所谓“辨证论治”确有道理,乃是把病人的一系列症状,归结为所谓“证”的症候群,再用“活人蹚地雷”的原始人试错法,摸索出一堆汤头来。如所周知,中药多是植物,即使是单一药物,也很难分离提纯,查出其有效成分,遑论查明各组分彼此之间有无协同作用、拮抗作用或是叠加作用,等等。若是再考虑整个汤头那更复杂的混合物,这“验药”就更是昏话一句了。尤可笑者,他在其论坛中危言耸听地列举了一大堆中成药的毒性,却连“半数致死量”的起码药理学概念都不懂,连一切药物都是潜在的毒药、关键在于剂量的常识都没得。大概他活了几十年,到现在没听说过“水中毒”,更不知道若将钾盐静脉推注入人体,则受者心搏立停。那是不是钾这种人体必需电解质也成了必须禁用的剧毒药物?更何况中医中药的主要潜在危险,不是药物可能具有的毒性,而是因辨证错误而用错了药。因为辨证完全靠大夫主观感觉,没有客观诊察手段,所以出错的可能性颇大,即使是多年名医也难免。若辨证错误,把虚证弄成了实证,表证弄成了里证,or vice versa,则本来没有毒性的药物也能毒杀病人。所以,即使“验药”可行,验出来的“安全中药”也未必安全,遑论有效。 我这不是鼓吹“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其思路可以引入西医,引起后者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我对中医的态度早就说得明明白白了:作为一种调理医学,它确有疗效,能覆盖为西医目前忽略的某些领域,应该作为一种替代疗法存在下去。但它因为不使用逻辑思维与实证手段,基本概念无法落实,其理论也无法整理,因此毫无发展余地,是一种注定要萎谢的低阶技术,或曰“夕阳技术”。方舟子全面否定中医,与“我要注册”出来乱吹中医、打西医的“假”,外表相反,实质同一,都是外行鼓倒内行。这若能称为“学术打假”,那“打假”者本人的“学术”大概只能算成是招摇撞骗、大言欺世的国术。 当然,方舟子的“学术打假”也不完全是这种货色,我记得还有揭穿什么核酸食品的骗局。那倒确实是根据粗浅的科学知识(中学生理卫生水平)的打假,并非人事打假。勿过,一个永生博士后去干那种粗活,似乎也只证明了中国那种欺诈社会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而且,方氏轰动媒体的,似乎还是人事打假与“中医打假”这两大类。而本坛网友大数学家唐好色先生出来讴歌方舟子神圣的“使命感”,似乎也就是基于这些理由。这种现象似乎反映了许多蠢人对什么是“学术”,大数学家included,连基本概念都没有。 或许就是因为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学术打假”,大概更因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优良民族传统,国人(以及劣质汉学家)见到小偷被逮,便欢呼雀跃,而敢去揭穿大盗的学术欺诈如王维洛者,便因为这些人动摇了愚民对专制制度的优越性的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热爱,违反了一言堂的科学精神,就要大义凛然挺身出来斥之为“唱衰”,诬之为“集体无根据恐惧”,目的是破坏中国的水电事业,使中国沦入美国那种default的惨境,必须使用“人事批判”的利器,将其批倒批臭,证明他是文科出身,而对手是院士专家。而且,他的声音在国内根本就听不见,因此必然是外行鼓倒内行。至于人家外行在何处,论点论据有何软硬伤,则对不起,那不在数学家兼劣质汉学家的学术范围内。 不幸的是,我昨天转来的文章(http://big5.cctv.com/gate/big5/hb.cctv.com/20091111/102602.shtml),证明了王维洛那民科兼学科兼傻逼的学术打假确有道理,而那些负责设计大坝的院士专家们要么是白痴,要么是骗子,两者必居其一。 在那篇文章中,为劣质汉学家唐好色先生无限景仰的洋共当局明确承认: “过去三峡工程调度规程为反季节调节,汛期泄水,枯水期蓄水。” 具体来说,就是在汛期把大坝水位降到145米的所谓“汛限水位”,而在枯水期将大坝水位提升到175米的“正常水位”。这就是水库管理人员两年来一直在奋斗不息的伟大目标。它之所以伟大,倒不能说那是专家们故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坑害下游,而是因为它能“安全挣钱”──汛期泄水就避免了上游洪灾的风险,而枯水期蓄水,则能达到大坝的“正常水位”,实现水库发电与航运的经济指标,悠悠万事,唯钱为大。 可怜的是,两年的奋斗,证明了就连这伟大的挣钱目标也未必是安全的。那文章已经说了,在2008年与2009年两年的枯水期,管理人员都试图将大坝水位升高到175的“正常水位”,但两次都因同样原因不得不半道停了下来:上游出现地质灾情险情,下游出现水荒,因此两次都只能把水位升到171-172米,就再也不敢往上涨,实现发电挣钱的战略目标了。经过这原始人试错法,英明的洋共院士专家们发现此路不通,于是决定大胆“利用洪水资源”,在9月份开始蓄水,截“洪水尾巴”,然而这“大胆决策”是否可行,尚在未定之天。 这就是劣质汉学家唐好舔(oops, 是唐好色)歌颂的大坝的伟大的蓄洪功能──连“截洪水尾巴”都成了一种感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我到这会儿还禁不住纳闷,那么多院士专家,为何竟然连反调节必然在汛期加重下游洪灾、在旱季加重下游旱灾的常识都不知道,还要“先筑坝,后测量”,效越王勾践去变革大粪,亲口尝一尝,才知道那并非大快朵颐的美味? 据洋共官方媒体报导,2008年1月8日,长江水利网汉口水文站监测,当日该站水位为13.98米,是有水文记录142年以来,长江出现的罕见低水位。沿岸城市出现饮水困难;“黄金水道”告急,据长江航道局统计,去年10月以来,长江主干线已经发生40余起船舶搁浅事故,航道拥挤阻塞,使长江航运企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仅枯水期增加运力所增加的油耗便达2000万元;洞庭湖、鄱阳湖面积剧减;各种珍稀水生动物死亡的消息频现,鱼类的采食场遭到破坏,鱼类产量锐减;旱灾还可能引发大规模鼠患。综合经济损失与生态环境破坏,根本就是难以估量的,纵是开明的洋共,也从来不兴公布此类损失数字(唐好T——阿也,是Se——要说了,“阴谋论是无法反驳的!”未必吧?亮出损失数字来,不就能粉碎这阴谋论了么?劣质汉学家不知道,所谓“阴谋论”的指控,只适用于透明施政的国家,而不透明乃是为他激赏的威权政体的优越性。这就请这位不相信阴谋论的老T,前去跪求英明的洋共中央变得透明一些,公布大饥荒的死亡数字与六四死亡数字[掌声雷动ing])。 出了这种烂事,烂仔们还有本事抵赖,“长江水利委员会表示,长江水情历来与降水有直接关系,与三峡工程无关。”可惜直接受害的航道部门未必同意,他们认为,“首先是降水量少于往年,上游来水少,形成了50年来最严重的秋旱。其次,三峡汛后进行了一次蓄水,2007年12月初下泄流量在5000立方米/秒,只有以前流量的一半。12月4日,中游船舶搁浅严重。经过双方的协商,三峡增加下泄流量约 200立方米/秒,但对改变中游枯水现状的作用有限。”(http://society.people.com.cn/GB/6782620.html) 2008年旱灾,据说是天不下雨,娘不嫁人,没有办法,与三峡水库蓄水无关。2009年枯水期三峡再度蓄水,下游再度出现旱灾,据郑守仁院士说,那还是天不下雨,娘不嫁人,没有办法,与三峡水库蓄水还是无关!这些人轻侮天下人的智力,居然也就到了这种肆无忌惮的地步:谁也没办法让老天下雨,但修水库,不就是为了解决或至少缓解天不下雨造成的问题么?如今下游缺水,你还要雪上加霜,人为降低长江上游对下游的供水量,这就如同人家资金周转不过来,你这“银行”非但不把存款还出来,还去效法城管把人家的钱盒子抢走了,该负什么责任,就连文盲大老粗也能看出来吧?院士专家们到底是哪儿来的这底气,竟然认为大众就那么弱智,所以连这毫无抵赖可能的责任,都有本事出来赖? 令人绝望的是,这种只顾自己发电赚大钱、不顾下游死活、以邻为壑的下流做法似乎成了普遍实践。湖南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聂芳容说,湘江上游最大的水库 ──东江水库也是只顾发电,“未承担补水任务”,9月前就将积蓄的25亿立方米水下泄用于发电,到了旱季湘江出现低水位,水库便无法有效补水了。(http://big5.cctv.com/gate/big5/hb.cctv.com/20091111/102602.shtml)。 所以,咱们的水库是“水电”工程没错,与“水利”却无相干,称为水害工程倒实至名归。这就是咱们“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的优越性。世上竟有只顾发电不顾下游水情的“单功能”水库,当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 旱季如此,雨季又如何?在旧作中,我这个完全彻底的外行已经向比我还外行的“专家”wm解释过水库对下游供水的调节方式了。把有关段落拷贝在此: “如果年降雨量在水库调节范围内,则水库水位变化如下: 平水季节(秋):流入等于流出──下游流量等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不变 枯水季节(冬):流入小于流出──下游流量大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下降 平水季节(春):流入等于流出──下游流量等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不变 洪水季节(夏):流入大于流出──下游流量小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上升 这‘平水季节’是我捏造的术语,是指汛期与枯水之间的过渡时期,此期河道的自然供水量不多不少,恰适合下游需要,因此水库不作调节,来多少放多少。其调节作用只在枯水与汛期发挥,枯水时放水,汛期蓄水。 由此可见,库内水位一年涨落不定,最低点乃是枯水季节末尾,在此后的平水季节一直保持不变(因为出入相等),直到汛期来临,此乃自然出现的变化。坝前水位在汛期中涨到最高点,并在随之而来的平水季节保持不变(因为出入相等),直到枯水季节开始,才因放水量逐渐高于来水量而造成库内水位下降。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总而言之,若年降雨量不超过水库调节范围,水库的理想工作状况是排水量不因上游来水量而变化,一年四季都保持在一个恒定水平,使得下游的供水量基本是个常数,不受季节影响。除非遇到大涝大旱,一般的水库都应该处于这种状况。” 而三峡水库(以及其他只管发电的单功能水库如上述东江水库)的工作机制则与上述正常原理反着来,上面已经说过了,那是在枯水期蓄水,力争达到175米的“正常水位”,以实现原设计的发电量,获得足够经济效益,待到汛期来了,就赶快放水,把大坝水位控制在145米所谓的“汛限水位”上。这是为什么呢?那是要留足库容,苦苦等待千年一遇的洪水。根据院士专家们的计算,只有保持这个水位,则千年一遇的洪水万一来了,也只能涨到175米的水位: “三峡水库调蓄不同频率洪水时,相对应的水库最高水位列于下表: 洪水频率 枝城控制泄量 (立方米/秒) 水库蓄洪量(亿立方米) 水库蓄水位 (米) 5% (二十年一遇) 56700 73.3 157.5 1% (百年一遇) 56700 143.3 166.7 0.1% (千年一遇) 71500 221.2 175.0”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http://www.3g.gov.cn/xxxq.ycs?GUID=1891) 管理水库人员的尴尬,是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次来的是不是千年一遇的洪水,所以汛前的常规操作,必然是把水位放到145米(据张光斗的披露,好像这还不够安全,必须降到135米,这里假设正式资料的计算可靠)。在第一次洪峰到来后,如果大坝水位超过了145米,那在洪峰过去后就得赶快放水,让水位回落到145米,以防下一次洪峰是千年一遇的。于是在整个汛期中,三峡水库都毫无蓄洪功能,而是不断大量放水,其平均值相当于来多少放多少。这么做虽然起到了所谓“削峰”作用,却使得下游长期处于危险的高水位状态。这一点也为洋共当局一不小心披露了,据中评社北京7月17日电: “截至17日8时,长江干流九江站水位涨至20.59米,超警戒水位0.59米,创下11年来最高水位。与此同时,江西鄱阳湖水位也已经持续超过警戒线,目前,两者水位还在呈上涨趋势。这次九江段水位再超警戒线主要是由于长江中下游有集中强降雨过程,来水明显增多, 加上三峡水库加大泄洪, 导致长江九江站水位明显偏高并将维持一段时间高水位。 此外,江西鄱阳湖水位超警戒水位时间累积已达25天,受高水位长时间浸泡,各地圩堤已经发生渗漏、泡泉、崩塌、滑坡等各类险情,一旦再有大规 模降雨,将对圩堤安全造成威胁。 ” (http://chinareviewagency.net/doc/1013/8/4/6/10138465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384655) 这就是为唐好T先生大赞大颂的三峡水库的伟大的蓄洪功能,而且他还以无比严谨的科学态度斩钉截铁地作出预言(prophecy):“不造(三峡水库)的话, 过几年下游就一片泽国”! 按过去两年的操作规程,这种汛前大量放水降低水位(也就是来少放多,使得下游提前进入汛期),汛期中来多少放多少的背时作法,要维持到11月间,水库才开始蓄水(也就是来多放少)。但如上所述,这种背时作法连续两年引出了严重恶果,因此院士专家们现在考虑决定英勇地“开发洪水资源”,拦洪水尾巴,从9月中开始来多放少,提高水位。这么做,当然无法缓解雨季下游的水患──连三峡集团三峡枢纽梯级调度中心主任袁杰都承认:“进入9月后,中下游的水位已比汛期低很多,行洪能力较大,大洪水完全可以泄走。”水库到那阵子才开始“蓄洪”,完全是雨后送伞,但好歹能减轻因水库在枯水期蓄水而加重下游旱情的灾难。 可惜就连雨后送伞,都还危机重重。我昨天转来的那文章已经说过了,那风险就是有可能引起上游洪灾。何以故?专家们没敢说,那就是学术打假英雄王维洛早就指出的水力坡度问题:虽然9月份流量已经大大降低,但与枯水季节相比还是很高,因此水力坡度必然较枯水期大得多。大坝水位增加,叠加到上游去,就有可能引起上游洪灾,淹没重庆。专家们不是唐好T那种石化头壳隧道眼,知道重庆万万淹不得。哪怕淹没下游万里农田,也决不能淹了在GDP中占有相当份额、更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直辖市。那半截子(1/5?待考)汉学家不懂装懂来谈大陆事,自然一辈子也绝无可能弄懂我党当年在上游决口“分洪”、使得万里良田尽成泽国、保住天津不被水淹的高妙道理何在。 从三峡水库这档子烂事上,足可洞见咱们实行唐好T提倡的科学一言堂精神、绝不许屁民对关系到子孙万代的重大工程提出质疑的威权政体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但决定了打假英雄只能拍苍蝇,决不能打老虎,更保障了洋共当局可以用一万个错误去掩盖第一个错误,把学术欺诈做大做强,做到“院级”(国务院,工程技术科学院,等等)。这优越性之所以丝毫不受窒碍地发挥出来,政府的枪杆子与笔杆子当然居功厥伟,不过也得靠国人以及劣质外国人中专出唐好T那种宝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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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谢绝高薪聘请 毅然回国”是谎言

来自: Solidot – FeedzShare    science.solidot.org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02日,  已有 8 人推荐 Moses 写道 “方舟子的 Blog 写道, 钱伟长生前多次描述的 “谢绝八万高薪聘请毅然回国” 的履历十分可能是他编造的谎言: 钱伟长1946年回国,回国前为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研究工程师,这一位置的年薪在现在估计也就七、八万美元吧,美国工资真够稳定的,60年不变。1946年8万美金是什么概念呢?根据 MeasuringWorth,1946年的8万美元,按消费价格指数算,相当于2006年的82万美元,按非技术工资算,相当于142万美元,按人均GDP算,则相当于223万美元。全美国能拿这么高工资的人屈指可数。当时美国总统的年薪只有7万5千美元,通用汽车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也只有5万多美元,加州理工真够有钱的,竟给钱伟长开了这么高的工资,在当时该算得上高校工资第一人了吧?华罗庚在美国时已是大牌教授,年薪据说只有约1万美元,比钱院士差远了。 另外 “1933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 100 米栏钱伟长获得 13 秒 4 的成绩” 和节目中说钱伟长在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时 “填表格有一条是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的声称, 也被怀疑是假造的. 同时, 方舟子也指媒体上说钱伟长是 “两弹一星” 元勋的说法也不正确, 实际上钱伟长根本没参加过 “两弹一星”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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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先驱钱伟长_方舟子_新浪博客

来自: blog.sina.com.cn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01日,  已有 10 人推荐 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正在采访上海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不禁佩服其记忆力之超群,90多岁的人了,对年轻时代的事仍记得清清楚楚,侃侃而谈。由此才知道钱院士原来还是“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先驱者。他是这么对记者说的:他是1946年回国的,48年的时候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怎么过日子?而他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元…… 是不是钱院士口误,把8千说成了8万了呢?于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多年来钱院士就一直在对记者说他当年在美国的年薪是8万或10万美元。 例如,《光明日报》2001年11月14日刊登《爱国是我终生不渝的情怀——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一文,记载钱院士的话说:“当时我在国外的生活相当好,当过技术方面的‘洋官’,每年十万美金,但我不稀罕。……回国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虽然工资数目和买的暖水瓶的数量略有出入,但还在同一个数量级。 又如《新民晚报》2004年3月1日登的《与体育结下70多年缘分——专访钱伟长》一文记载钱院士的话说:“我姓钱,却不喜欢钱。1946年回国的时候,美国给我的年薪是8万美金,要挽留我在他们那里工作。我却坚决回来了。”此文还说:“1933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爆出冷门:清华大学的小个子钱伟长以13秒4的成绩跨入了100米栏的前三名!”看来钱院士小时候就是个小刘翔嘛,不出国争光实在是可惜了:去年多哈亚运会我国选手刘静获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成绩也不过比钱院士当年快了一点(12秒93)。男子没有100米栏,只有110米栏,不好比,但1952年第一届亚运会男子110米栏冠军成绩是15.2秒,如果跑100米栏,应该是跑不过钱院士的。 当然,感动大家的不是运动天才的钱院士,而是谢绝高薪聘请的钱院士。例如一篇发表于2003年6月10日的文章《为留芬芳在人间》如此说:“是强烈的爱国信念给了钱伟长巨大的精神力量,钱伟长放弃年薪十万美金的‘洋官’,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奋斗……” 钱伟长1946年回国,回国前为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研究工程师,这一位置的年薪在现在估计也就七、八万美元吧,美国工资真够稳定的,60年不变。1946年8万美金是什么概念呢?根据MeasuringWorth.Com,1946年的8万美元,按消费价格指数算,相当于2006年的82万美元,按非技术工资算,相当于142万美元,按人均GDP算,则相当于223万美元。全美国能拿这么高工资的人屈指可数。当时美国总统的年薪只有7万5千美元,通用汽车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也只有5万多美元,加州理工真够有钱的,竟给钱伟长开了这么高的工资,在当时该算得上高校工资第一人了吧?华罗庚在美国时已是大牌教授,年薪据说只有约1万美元,比钱院士差远了。 钱伟长在节目里又说,当时喷射推进实验室又希望他回去,他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填表格有一条是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这也相当奇怪。当时(1948年)中美是盟国,怎么可能问两国开仗时效忠于哪一方?即使是敌国,也不可能傻到公开这么问,否则岂不是公告天下凡是获得签证的人都是准备背叛中国的?钱伟长在标榜自己的爱国气节的同时,岂不是在污蔑当时去美国的中国人全都是在签证时正式声明了想要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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