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13年裏，香港大學將數百位深入學習、體驗香港法律制度的研究生，送到內地司法、立法部門的崗位。 文/邱博宇 1999年，香港大學法學院出現了一批來自內地的新同學。他們有的是在職律師，有的是在職法官，還有中央各部委的法律工作者，在這裏，他們開始了為期近一年的普通法碩士學位進修。除了8個月的學術課程外，他們還有一兩個月在終審法院、警署、立法會等香港機構實習的機會，學成之後全部返回內地，並把這段經歷帶到了他們原有的工作崗位中。 年復一年，而今這個項目已是第13年了。這十三年裏，香港大學將數百位深入學習、體驗香港法律制度的研究生，送到內地司法、立法部門的崗位。 「我們每年在深圳就要培養13至15個法官，以前都沒有過這樣的，都是一個省一個法官，回去以後他的影響就消失了，一個法官到一個省裏就不可能有影響了。但是深圳就不太一樣，深圳是一個城市，持續10年，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個法官在那兒。他們都在這裏學一年碩士課程，中途還有實習和觀摩，跟着香港法官一起工作一段時間，感受香港法院的操作過程。那回去以後對他們的思維就會有很大的影響了。而且這種影響不是一個人的影響，他們之間有個群體，他們回去以後互相之間還會交流，他會影響他的上級和下級，這樣他不停的交流，潛移默化。他實際上也不是政治影響，而是一個法制的影響。」傅華伶說。 傅華伶是現任香港大學法律系的系主任，主攻憲法與人權。他說現在香港大學法律系和內地的交流項目特別多：從NGO、 憲法論壇、集體談判、維權、法律援助到留學，各方面都在做，普通法碩士的進修項目是他覺得比較滿意的一個。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是香港的法制是比較完善的。那麼它完善在什麼地方？它能起一個什麼樣的示範作用？這個示範作用不是說你來我們這裡看一看，聽一個案子就能解決的，你需要深入了解，在這裏學習一年。然後你不停地跟法官去接觸和觀摩。然後你自己才能去領會到這個價值在什麼地方。」 葉憲（化名）幾年前在從這個項目中畢業，現在已經回到了原單位，在深圳某區法院做法官助理。在談到這段經歷時，她不經意地流露出了一種敬畏之情： 「香港的法官是非常獨立的，這是和內地最大的區別。雖然已經過了幾年了，但現在還是會感嘆學的東西，感覺像是在內心播下了一顆種子。可能一時沒有辦法全部施展開，但是還是會堅持一些東西。」 正在清華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的胡健，2010年從這個項目中畢業。在港讀書時，他在《法制日報》上開設專欄《香江札記》,發表了六十多篇關於香港法治的文章。在他的記憶裏，香港大學對多元化意識形態的包容對他有很大啟發： 「香港大學是一個很小但是非常活躍的校園。大家有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觀點，對內地同一個問題大家都有不同觀點和看法。比如說內地的徵地拆遷爭議、食品安全問題等。留學的時候，我們可以以學生的身份去旁聽不同政黨的議員的講座，這給我們提供了多元化的視野。當時有個大律師跟我講了一句話令我印像很深刻：『我們不一定非要以政治化的眼光來看待這些人，雖然他們的政治觀點、政治立場不同，但是這些人也是香港人，也是愛香港的，他用他選擇的方式去愛香港。』這讓我有很大啟發，就是一定要用包容的眼光、開放的心態來看待不同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溝通和協商。」 司法環境與法律體系 內地目前的司法環境與香港比還有差距，特別司法獨立的情況讓人擔憂。2007年，胡錦濤對司法機構提出了「三個至上」，首當其衝的就是「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保證黨對人民法院工作的絕對領導」。 「這邊的法院體制還是行政體制，院長不像國外的首席大法官，要辦案。他首先是行政官員。他很多考慮都不是辦案，不是解決了多少問題。特別是一旦有敏感的重大要案，會有很多關係從各方來找他，因為這下關係的影響，他會給下面法官一些壓力。」福田區法院的葉憲說，「５年前，內地還能有強調往司法獨立這個方向走，這五年涌現了『三個至上』這些，就是黨領導法院。」 除了香港和內地本身的司法環境不同之外，這個項目當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兩地分屬完全不同的法律體系：香港是沿用英國使用普通法（common law）的，而中國內地和法國，德國這一樣使用的是大陸法（civil law）。 普通法是一種沿用經驗的法律，多採用不成文法，強調遵循先例。定罪和量刑的時候，需要參考過去相似的案例和法律原則來推導和解釋，相比大陸法，對司法程序更加重視。 而大陸法重視的是法典，在審判時要求法官嚴格按照具體的法律條款來執行。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法研究的何舟教授曾經講過一則笑話，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兩套法律體系的不同：大陸法律師要掌握的是幾本書，而普通法律師要掌握的是幾座圖書館。 在面對司法環境和法律體系差異的問題時，傅華伶認為在使用學到的知識時肯定是有困難的，但是某些方面依舊也是可以相容的： 「學習和應用的落差肯定會有，這對法官也是個考驗。那你就能做一個折中，事實上這種折中是最好的。如果你完全把它帶回去，系統裏面會有個排他性，反彈太強也不行。你帶回去的東西要是人家可以接受的，接受的東西肯定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你慢慢地習慣這裏，再回到內地那個環境，就可能會覺得不自然了。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影響，你紮根在中國法律制度中間，你帶回去一些新的東西，然後你就能慢慢影響這個制度。」 在談到影響制度時，傅華伶對十八大後出現司法改革很有信心，並且相信，這十多年向內地，尤其是向中央各部委培養的100多各學生肯定是會起到作用： 「估計十八大以後又會重提司法改革。那讓他們怎麼改，你總有一個視角，總有一個第一步。大家都覺得我們這個不好，那麼好的是什麼？香港就是一段比較好的參照：一個華人社會的法制社會，這是一個可行的制度。沒有說一定要讓你西化。然後你就是自己悟出來，你在香港學了一年，實習過，跟法官也挺熟，還有很多交流。那麼你覺得，在國內的制度之下，那些司法改革，第一步應該是什麼。那麼這樣就明確了。」 誰改變誰？ 回歸十五周年，從1997年提出的「井水不犯河水」到今天香港人普遍恐慌的「西環治港」陰影，改變已成必然，誰改變誰？這才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而香港，從來不是被動的那一方。 內地的政治不開放，香港的政治不可能有民主：很難想象民主能夠在一個大的專制環境中真正持續下去。傅教授認為，相比抵制內地，改變中國才是更好的選擇，「從清朝開始，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不光是顛覆共產黨，顛覆國民黨，顛覆大清，它有它的空間，環境和資源，任何人想利用香港他都可以去用。所以關鍵不是香港怎麼去自己抵抗，這樣太消極了，還是應該想，怎麼去影響內地。這是最好的防守，也是最好的進攻。大家都可以去和內地的媒體合作，和內地的NGO合作，他們做香港的事情，我們做內地的事情，你我大家分得不用太清楚，最後建立起一個公民社會，也是香港人自己的。香港現在不是說在羅湖修一個圍牆把人堵起來就好，這樣已經不行了。現在能做的就是圍牆不要修得太高，你影響我我也可以影響你。 談到現在在中央擔任職務的香港人，傅教授也指出，這些人比公眾的想象中要有力量，並且希望他們以及香港社會用更多的聲音，把事情推動下去。「三鹿事件的時候，劉夢熊當時就站出來以中央政府，政協委員的身份質疑抓捕趙連海（三鹿牌奶粉受害者父親），施加壓力。然後就通過體制內進行決策，然後很快就把人給放了。這次李旺陽，劉健儀也是以人大代表身份說要寫信，信還沒寫，內地就放出聲音說要重新調查。雖然調不調查有很多阻力，會是個長期的過程，但是說重新調查就相當於說之前自殺可能是有問題了，所以香港也應該加碼，讓聲音大一些，把事情發展推動下去。」 胡健的觀察，更加傾向於香港採取一些春雨潤無聲的方式去改變內地，「香港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智慧，在單一制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憲政安排結構之下，那種春風化雨般的影響比激烈的對抗反而會有效得多，成本更低，傷害更小，應該更多地去用這種包容與合作的方式去影響，雙方都去理智地面對批評，糾正問題。這對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以及兩地的發展都是更好的一個選擇。近期發生的曾蔭權特首被廉署調查，兩位特首候選人都被發現違章搭建房屋，很快被曝光和查處，都對內地的廉政文化和制度建設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 在改變中國的方面，法院工作的葉憲卻不認為香港能在中國的大方向上有所作為，她更看好香港在公民社會上的文化滲透，「香港可能不會對內地在大方面有所影響。但是香港是個很成熟的公民社會，每個人都會有很強的責任感，或者說教養，比較注重自己的行為是否會造成別人的不便。一個公民社會，一個成熟的社會不在於有多少高樓，而是在於公民有什麼樣的素養。而且香港的這種素養和價值觀是可以向內地滲透的。」

成名說：「不少學者認為這事不關己，也不想為自己添加心理壓力，沒有想到（學術界）有危險，結果就變成『溫水煮蛙』，我們集體不發聲的話，就只會失去更多（自由）。」 文/ 陳嘯軒 被指是中共「地下黨員」的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中聯辦的鼎力襄助下上台，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慨嘆「一國兩制」逐漸褪色，「港人治港」已變成「黨人治港」。泛民主派認為，要避免梁振英政府損害香港的核心價值，未來主要就要依靠群眾力量，泛民政黨也要繼續做好「在野黨」的角色。近期屢遭中聯辦炮轟的香港學者成名，也呼籲港人挺身而出捍衛核心價值，因為「群眾力量不可欺」。 民主黨元老李柱銘早前接受《陽光時務》專訪時曾坦言，擔心梁振英上台後會出手「對付」他和泛民主派人士。他沒有具體說明自己的「恐慌」，但就認為梁治下的特區政府，今後可能會設法令他們「再不能那麼自由地活動」。（見第十六期，《誰將管治香港：「黨人治港」的疑慮》） 過去多年來一直仍是泛民主派旗艦政黨的民主黨，在未來五年的梁振英時代將如何應對？自2006年底已出任黨主席的何俊仁說：「長久以來，我們一直都是在野黨派，不是管治團隊的一部分，與特區政府都不是合作關係。我們將繼續代表巿民監察政府，防止政府做出違背民意、有害香港社會利益和核心價值的事，但不會『逢梁必反』或『逢政府必反』。」他又指，中聯辦明顯插手介入了特首選舉，令人擔心香港根據《基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已遭到相當損害。 1989年「六四事件」後，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曾告誡當年曾通過上街遊行和捐款支援北京民主運動的港人「井水不犯河水」，意即香港人不應介入或干預內地的事務。回歸後，前特首董建華曾三度勸喻去年初病逝的支聯會前主席司徒華，要求他停辦「六四」悼念活動和解散支聯會，但均遭到嚴詞拒絕。 梁振英「寧左勿右」 去年接替司徒華出任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人預期，梁振英上台後，特區政府有三招「對付」支聯會。「第一，它會用現行法例來收窄巿民示威遊行的空間，我們對此已有辦法對付，可以根據法律進行『公民抗命』，由法庭的裁決去保障我們的權利。第二，它會修改目前的法例，例如通過《基本法》23條的立法，令煽動顛覆（中央政府）等罪名的定義，不再由香港定義，而是交由內地來定義。這樣的話，劉曉波這類在內地被判顛覆罪成立的人，我們去聲援他，屆時也可能犯法。第三，它會通過在學校實施國民教育，給學生『洗腦』，令有關當代中國的課程內容，變成對國家建設成就的歌功頌德，忽視社會陰暗面。」 李卓人強調，全稱「香港巿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角色是「支援」而非「領導」內地的民運，「內地公民社會出現運動，我們去支援他們，而不是去推動。」他擔心，如果香港特區政府通過了《基本法》23條的立法，支援民運就可能變成犯法行為。 李卓人認為，梁振英上台後，對支聯會構成的壓力，將較前兩任特首曾蔭權和董建華更大。「梁振英在選舉過程中很懂得玩弄權術，有能力的人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出壞事。他與中聯辦的關係很密切，中聯辦曾積極幫他拉票，他當選後又立即到中聯辦謝票。因此，他要『回報』中聯辦的機會也很大，在政治上會『寧左勿右』，讓中聯辦對香港的干預更加大。」 面對梁振英的「鷹派」作風，支聯會如處自處？李卓人說：「我們主要就是要設法保持強大的民意支持，令特區政府不敢對我們『輕舉妄動』。最近有2.5萬人因為李旺陽冤案上街遊行，其中很多都是首次上街的年輕人。他們願意為了一些與自己比較遙遠的事情而上街吶喊，令我對香港群眾感到樂觀和鼓舞。」 至於在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香港回歸15年以來，已先後發生了三次較重大的學術自由受到損害的事件，分別是：2000年時任行政長官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涉嫌干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特首民望調查；2007年爆出教育統籌局前常任秘書長羅范淑芬，被指向教育學院校方施壓，要求約束兩名學者有關批評教育改革的言論；以及最近發生的多位學者，遭親北京報章以至中聯辦連篇炮轟的風波。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就是事件的主角之一。去年底至今年初，包括他在內的幾名立場較傾向民主派的學者，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等人，接連遭到本地親北京報章和左派人士的口誅筆伐。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更以中央駐港官員身份，親身上陣向鍾庭耀「發炮」，炮轟由鍾進行有關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民調，是為「特定政團利益服務」，令學術界彌漫一股白色恐怖。 群眾力量不可欺 至於成名本人，也曾被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在《文匯報》撰文狠批，被罵為「極端職業政客」。他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坦言，擔心香港的學術自由在梁振英上台後倒退。「梁振英與中央的關係千絲萬縷，他曾任基本法諮委會秘書長，以往他關於民主、自由、法治的言論，都是模棱兩可及非常保守，包括他近年對六四的言論，甚至拋出『鄧小平應該拿到諾貝爾和平獎』的驚人言論。」 成名認為，近年中聯辦介入特區內部事務愈來愈明顯，包括中聯辦官員曾撰文建議在香港建立「兩支管治團隊」，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三權（行政、立法、司法）合作」論，中央或中聯辦可能介入了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大規模「種票」，以至郝鐵川公開批評鍾庭耀在特首選舉前夕進行民間模擬投票等，顯示「一國兩制」已經逐漸變質為「一國一制」。 對於這股來自中聯辦以至北方吹襲學術界的「白色恐怖」，會否令到學術自由進一步收縮，成名認為這要視乎學術界中人怎樣回應。「就拿最近幾名學者遭到親京派報章集中炮轟來說，很多人仍然不知道此事，報章也很少報道。不少學者認為這事不關己，也不想為自己添加心理壓力，沒有想到（學術界）有危險，結果就變成『溫水煮蛙』，我們集體不發聲的話，就只會失去更多（自由）。」 成名指出，其實香港早已發生學者疑因政治因素而丟失教職的事件，儘管這些事件的實際原因，外人往往難以求證。例如演藝學院校長湯柏燊和副校長蘇迪基，在去年底雙雙獲通知不再獲續約。校內有教職員懷疑，此乃演藝學院在2010年初把校內場地，租借予有法輪功背景的「神韻舞蹈團」演出，導致港府尷尬有關。成名認為，事件或涉及政治壓力，因為湯柏燊在演藝界德高望重，多年來為演藝學院籌得不少經費，獲得校內師生高度評價，突然不再獲續約並不尋常。 在成名、鍾庭耀等學者遭到中聯辦點名炮轟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聯同一些學者，今年初曾在學術界發動捍衛學術自由的聯署，結果收集到六百多名學者和大學教職員的簽名。成名稱，聯署學者也要求與大學校方商討，爭取在大學聘用教職員條款上，確保僱員不會因為牽涉學術自由或政治問題而被解僱。 「群眾力量不可欺，但不少香港人的政治無力感太強，忽視了這一點。只要民眾力量夠強大，北京以至特區政府未必敢強推違背香港主流核心價值的政策，因為這帶來的政治和經濟代價都會太大。例如2003年50萬人上街遊行，就導致特區政府宣布無限期擱置《基本法》23條的立法。」成名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會否繼續衰敗，端視巿民會否挺身而出捍衛。

　　吴道平 　　 　　１９９２年秋，我和家人回国，去扬州旅游。我们在一个“麦当劳”坐定，给儿子要了份早餐。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胸口挂着写有“经理”的铭牌，走过来对我们殷勤地笑笑，然后大声对着柜台嚷道：“这位老先生订的东西，请快一些！” 　　 　　我不禁吃了一惊：那年我才五十岁刚出头，怎么就成了“老先生”了？我已经那么老啦？我怎么还感到自己的生命还没有充分展开呢？一时感觉难以接受。 　　但只要看看“麦当劳”里面的工作人员，个个是青春年华的俊男靓女，找不到一个中年人；一清早再走到街头、公园看看，那些已经退休、下岗，早晨有时间去晨练的人，许多还没有我年纪大——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起码在中国，根据中国当下的社会标准，我已经老了。 　　从我和同学们一道被迫下乡插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十个年头；从我们进入大学算起，也已经三十年了。这几十年过得匆匆忙忙，家事国事天下事，躲闪不开，少有时间来观察一下自己，自己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少有时间来想一想这皱纹、白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蓦然回首来看看自己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我们，“知青”的一代人正在老去，正在从社会中心向边缘隐退，正在走向人生的最后一阶段。 　　是，我们正在无可挽回地老去。今年国内同学们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当年的难友有些已经永远无法和我们相聚，他们因自杀或恶疾过早离开了我们。十年之后，当举办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能保证今年聚会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依然能够在一起相聚？今天，作为“知青”的一代人，十年之后，将彻底退到社会的最边缘，那时，是否还会有人，除了我们自己，能够记住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这么一场运动，这么一代人？我们甘心就这么无声无息，像被偶然吹皱的一池春水一样，随时间渐渐平息下去，为社会、世人、历史慢慢遗忘？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我们要写下自己的故事、心路历程，为死去的难友、为中国的真实历史、为我们的后代，也为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无声无息地离去，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那些死于非命的难友们？前几天国内的同学发来电子信，讲述了他同班两位同学和同村另一位回乡知青自杀的故事。他那两位同学都富有才华、各有特长，如果活到如今，一定是很优秀的人材。但他们年轻的生命就被那黑暗的岁月吞噬了，再也没有看到过光明。去年，我回国探望一位身患晚期胃癌的当年难友。二十多年未见，已经憔悴不堪的他从病床上挣扎起来，问我的唯一一个问题竟然是：“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民主化？”在医院准备终止治疗、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的时刻，他没有对个人遭遇或者身后的嘱托讲一个字，所关心的竟然还是国之大政！他自己完全明白，“民主化”与否其实和他已经毫无关系了，他的生命顶多再延续一个多月。这样的人，除了“知青”，恐怕也难得见到了。今天的青年，恐怕也难以理解这样的一代人的思索和情怀。 　　 　　我们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消失。要留下他们的故事，要让后代知道，在中国有这么一段历史，存在过这样一拨优秀青年，他们的青春还没有闪光，就被黑暗吞噬了。这是我们幸运活着的人能够为他们做的唯一一件事。 　　 　　我们要为国家留下真实的记录。那是一个被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称为“只有东汉末年‘十常侍’和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的统治才可以与之相比”的黑暗年代，至今却仍然在被官方舆论所粉饰，不敢、不肯、不甘从制度上、从统治集团及其领导人身上、从统治的理论基础上彻底加以否定。他们迷信“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以为只要掌握了政权，就能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涂抹历史，以此在历史上永远享有正面的形象。他们不愿相信“真实”的力量，也不敢正视“真实”的力量。殊不知，任何谎言，包括官修历史中的谎言，只要逻辑地追究到底，一定会因出现破绽而被戳穿。只有历史记录符合事实时，才会依靠证据链的逻辑力量，永远地流传下去。就比如，１９６０年代饿死三千多万人口的大饥荒，官方编织谎言，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据此写成的文件、社论、历史读物、教科书，连篇累牍，持续几十年。但全国的气象记录在，国家的财政支出记录在，前苏联的档案在，各地的地方志、人口统计数字在，当年幸存者口述、笔录的材料在。在这些证据链的逻辑力量面前，官方墨写的谎言哪能掩盖得了人民的斑斑血迹！谎言哪还有存在的空间！ 　　毫无疑问，“山上下乡”这段历史，官方会写，已经在写，出于统治的需要已经在粉饰、歪曲、掩盖。我们不能把这段历史的书写权和解释权拱手让给官方，要留下我们自己的故事，让后代历史学家去比较、鉴别、分析，判断出真伪。 　　 　　或许要问：我们留下自己那些琐碎、零散、非常个人化的故事，怎么会对历史的书写起作用？甚至怎么流传得下来？ 　　 　　我回答：因为历史的书写和解释本来就不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想象那样，总是由统治者控制的。中国历史最久的几部历史书的书写者，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不仅不是什么“胜利者”，统治者，实在都是当时的失败者，甚至是当时的“罪犯”，而中国史学的传统，恰恰就是他们奠基的。历史研究所依靠的，除了官方记录、官方史书以外，还要依靠民间史书和民间的记录，比如中国历史上大量的个人笔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比较、鉴别、分析以去伪存真，重构历史真相。正是由于这些民间历史文献的存在使得“胜利者”无法左右历史的解释。我们今天记录自己故事的一点一滴，都会成为官修历史的对照，成为将来历史学家发现官修历史的破绽、重构历史真相的证据链上的一环。就如目前大量存在的有关三年大饥荒的私人记录，正在成为历史学家分析的依据一样。至于流传，以当代的条件不再是问题。司马迁的时代要“藏之名山”才能“传之后世”，我们只要往“博客”上一放，就能传播开来、流传下去。 　　 　　我们要书写自己的故事，留下我们当年的心路历程，作为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交给后代。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写出了自己对八年半插队生涯中所作所为的“悔”：在逆境中，看不到黑暗必然过去、光明必将到来的历史趋势，对社会、对国家、对自己了无信心，由焦虑而自暴自弃，浪费了大量时光；由于对前途的失望，加之不敢冲破当时舆论的牢笼，长期压抑自己的感情而不敢追求爱情，等等。总之一句话，八年半时间，只是为“做稳了奴隶”而努力，竟不曾思考过怎样做一个人。我想，上千万的“知青”，反思自己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用文字把它们留下来，必定会形成一笔丰厚的生活遗产。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极少数人，想必不会有什么物质财富留给后代，即使如我这样在“知青”中算是后来境遇比较好的也是如此。我们注定终身清贫。但是，留下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能使我们的后代在他们的生活道路上少一点“悔”，因此，这是比物质财富更加宝贵的遗产。 　　 　　我们也要为自己书写自己的故事。四十周年纪念之际，同学来电子信说，他心情很沉重，想到自杀的三位同学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我自己最近也同他一样心情沉重：我们的心态还无法完全从“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走出来。那位患胃癌去世的同学的儿子对我说，他父亲三十年来都处在因“上山下乡”造成的抑郁心态中，这应当是导致恶疾的最主要的因素。 　　 　　每年的１０月１８日，我往往习惯性地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三交响曲“巴贝亚”（Ｂａｒｂｉ－Ｙａｒ，意译为“娘子谷”）。这是一部交响合唱，词作者是俄国大诗人叶甫图申科。作品是他为纪念二次大战中在娘子谷被德国人集体屠杀的俄国人而作的，论者多以为实际上也控诉了斯大林统治下的大屠杀，控诉了极权统治的罪恶。那如浑厚、压抑、满腔悲愤、如泣如诉的歌声，似乎也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知道，我这是在借他的音乐宣泄内心的压抑。 　　 　　是从压抑的心态中走出来的时候了！我们“知青”一代人，多数人目前生活虽远不如意，多数人一辈子的生活虽然从未显现过玫瑰色，但是路还得往前走，生活还在继续。为了我们自己晚年快乐些，幸福些，我们也必须从“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走出来！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宣泄”，就是说出、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将埋藏在心底的一切倾诉出来。这是心理治疗的不二法门。 　　 　　为了死去的难友，为了留下真实的历史，为了我们的后代，也为了我们自己，当年的“知青”们，请拿起笔来，打开电脑，留下我们自己的故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8ee850102e9xe.html

印度迪士尼频道 最近播出卡通“ 哆啦A梦 ”，在孟加拉引起争议，由于卡通采印度语配音，部分民众认为，此举强迫孩童学习邻国印度的语言，更学会说谎，由于节目每天重播，吸引许多儿童收看。 若各位看过一位不满母亲在 The blog of a Mom 的故事，就会瞭解哆啦A梦在当地引起的热潮： 我的五岁儿子若没有哆啦A梦可看，就不愿意吃饭，若不准他看哆啦A梦，他就不做功课，也不睡觉。 另一位母亲寄给 Daily Prothom Alo 的信里写道： 我的八岁儿子说，他没办法自己完成作业，需要一部如同哆啦A梦的机器人，陪伴他写完功课。   机器猫哆啦A梦，照片来自Wikimedia，依据创用CC BY-SA授权使用 哆啦A梦本为日本连载漫画，后改编为电视与电影卡通，这只无耳猫从22世纪回到现代，帮助一位国小学生大雄，故事就此开始。 大雄生性懒惰，运气始终不好，哆啦A梦使用各种22世纪的道具，试图帮助大雄，但大雄常常误用各种功能，惹出更多麻烦。 这部卡通颇具娱乐效果，但教育意义有待商榷，因为哆啦A梦提供大雄的建议里，也包括作弊与说谎。 哆啦A梦在当地是透过卫星，以印度语配音播出，由于这部卡通经常播放，许多孩童学会不少印度语文句，甚至与家人交谈时，也开始使用印度语，而不再使用母语孟加拉语，引发诸多争议。 许多人声称，这些孩童看完卡通后，开始模仿主角大雄的行为，例如不写功课、考试作弊等，相关论辩从主流媒体散播至无数家庭，不少人要求迪士尼频道停播哆啦A梦。 Kanak Barman 在Somewhereinblog提到： 幼童受哆啦A梦卡通伤害最深，他们的孟加拉语还不流利，却很快开始学会印度语，影响程度很大，如果节目不马上停播，这个年龄层未来使用印度语的比例会高于孟加拉语，所以这个频道在孟加拉应该尽快禁播。 另一方面，对于这项问题， Shahriar Shafique 在BlogBDNews24.com归咎于欠缺受欢迎的孟加拉语儿童节目： 孟加拉电视频道超过20个，但儿童节目质量却不足，就我记忆所及，BTV共有三个优良节目，包括 Sisimpur 、 Meena 、Moner Kotha，每星期播出几次，Desh TV电视台也播出Meena卡通，其他部分电视台则播出Tom & Jerry配音版本，这些节目也很受欢迎，但播出时段较短，其余时段则播出连续剧、新闻、谈话性节目、料理节目、选秀节目，对孩童价值有限，谈话性节目、 烹饪节目、两性关系经验令人难以理解，也无法吸引孩童。 Fahmidul Haque 并不认为哆啦A梦会威胁孟加拉语： 孟加拉语具有力量，能够抵抗外来语言入侵，卫星电视于九零年代初期出现时，人们觉得国内语言与文化将遭摧毁，但本地语言及文化适 应这些变迁，许多孟加拉语频道陆续出现，所以今日我们已鲜少听到“外来文化”一词，若哆啦A梦真会造成问题，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即为购买这部卡通的版权， 并改为孟加拉语配音。 校对： Portnoy 作者 পান্থ রহমান রেজা (Pantha)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b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唐吉诃德觉得他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巨人伤害，而我必须保护我的家人不受这些建造在人口稠密区的巨人侵扰。他们不光距我们的房屋仅有咫尺之遥，而且还占据了用来耕种的肥沃土地。”波多黎各博客作者 Raúl Colón 五月时在一篇题为《 唐吉诃德、风车、健康风险与圣塔伊莎贝 》的文章中这样说。身为波多黎各南部海岸自治城市圣塔伊莎贝的居民，Raúl 担心自家附近装设四十四座涡轮将产生的健康风险。 来自加州旧金山模范能源（ Pattern Energy ）公司的圣塔伊莎贝风力农场（Finca de Viento Santa Isabel）计划，是预计今年要在本岛启动的几个耗资数百万美金的再生能源 计划之一 ，完成后将是加勒比海区域同类建设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能源公司 网站 上表示他们预期“提供相当于二万五千户年度所需，干净安全的可再生能源”。然而当五月下旬竖立第一座涡轮之后，圣塔伊莎贝两万一千多名居民中，有些人像 Raúl 一样对计划本身和风车太过靠近自家房屋产生了疑虑。   忧心忡忡的社运团体像是拯救农业前线（ Frente de Rescate Agrícola，FRA ）呼吁大家注意 Pattern Energy 公司的圣塔伊莎贝风力农场， 称 这个计划会对自治市的农业和居民健康带来不良影响，而他们所保证的能源降价并不会实现。波多黎各农民协会主席 Ramón González 抨击这个计划，他 对媒体表示 ：“这里面发生的事令人不安。他们将牺牲本岛三千亩最好的农地。”去年年底几位 FRA 成员因为在现场抗议 遭到逮捕 。 这已经不是 Pattern Energy 第一次遇到有所疑虑的民众抗议了，加州圣地牙哥郡 欧克提罗泉 一个类似的计划也受到反对。同时麻萨诸塞州佛茅斯的居民野开始表示 涡轮噪音如何影响他们的健康 ，使计划 暂时终止 。 回到波多黎各，瓜亚尼亚自治市的居民最近报告另一个风力农场计划区裂开的土地飘出 可疑的烟雾 。许多人认为这项温玛再生能源（Windmar Renewal Energy）公司开发的 问题重重的计划 导致了 生态浩劫 。 以下这段幽默的影片是波多黎各独立音乐与艺术家费南多．卡斯楚．阿瓦雷斯（Fernando Castro Álvarez）制作的模范能源公司在圣塔伊莎贝设施巡礼。影片中“工人库雷”乐意冒生命和健康的危险换取“进步”，这是费南多的影音计划 La Avanzada Y 的一部分。   Thumbnail image of a wind turbine in the Isle of Lewis, taken from http://www.uhi.ac.uk/sustainable's Flickr account under CC License BY-2.0. 校对： Portnoy 作者 Alfredo Richner · 译者 Hsu-Lei Lee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