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评论 | 2015年度评论报告：你忧国 他爱国
每逢年底，各个行当少不了总结过往，以期用盘点开未来的企盼。而选择年度评论，也有一些媒体机构在搞，诸如腾讯大家之类。但凡评选，总是出自评选者的眼界，标准一二三，也只是敷衍而已，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主事者的心胸，或者说胸中块垒所致。...
时政评论
时政评论 :: 经济还是精神导致中共解体？
作者: 张三一言 主题: 经济还是精神导致中共解体？ 时间: 周四 9 15, 2011 9:08 上午 (GMT -5) 经济还是精神导致中共解体？ 张三一言 这里的“中共解体”，其一，指的是中共一党专政极权制度解体；其二，指的是中共一党专政政权解体。 [一]、会不会出现解体中共的革命，决定于共产党拒绝还是自行民主转型。 中共国会不会革命？ 一般人的理论是：经济、物质的贫乏就会革命。我不认同这一判断。我认为：精神的贫富才是决定会不会出现革命的原因。我写过一篇《富不革命是救党理论》谈论这个问题。（http://www.wqyd.org/bbs/viewthread.php?tid=33881 http://69.65.19.160/~nodomain/xwh/index.html ）现在进一步再谈。 专制统治者一向散布经济、物质的贫则革命富不革命的谎言。极力隐瞒精神贫则革命富不革命的真相和道理。相应的就是搞好经济、宣扬经济建设成就；并以经济成就作为合法性依据。中共就是这么做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把人们注意力引向经济，以遂其拒绝民主转型的目的。这种散布谎言和隐瞒真相至今没有消退的迹象。令人厌恶的是不少标榜民主人士、民运人士的知识精英也唱此烂调。 实情实理是怎么样的呢？ 经济水平不能提高，甚至是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些原因，人们一般只会作经济改善或要求分配平等要求，其影响也限于经济领域内；大多不会导致指向制度或统治者的革命（解度解体、政权垮台）；尤其在极贫穷的情况下更少发生革命，饿死几千万人时代平安无事就是证明。 塞缪尔•P•亨延顿在他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革命会出在社会有了进步、经济有了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有所改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并且有一定闲暇的时候。 这是说，经济物质贫乏时不会出现革命，经济物质提升时才会出现革命。为甚么会如此？ 一句话：因为精神贫乏。 但是，这个答案还是可以质疑的：经济物质贫乏时精神也是同样贫乏，何以又平安无事？ 这个理由是因为在经济物质贫乏时，人们为了生存要用全副精力改善经济物质生活，无暇顾及精神生活问题；此时的精神生活位处可有可无的无关重要地位，所以此时无人会为精神问题劳神，不会出革命。当社会有了进步、经济有了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有所改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解决了生存之忧，并且有一定空闲时间的时候，人们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精神问题了，问题就来了。社会“不平等”、“不公义”，自己处在被压制被掠夺被奴役地位…成了人们关注焦点、社会主要矛盾。若遇上统治者不疏导、不让步（即统治者不改良），民众又蓄足实力，社会冲突就出现，这就是革命。 中共国今天，正是处于这个局势中。人们常说的中国正在处于社会总爆发前夕指的也是这个局势。革命一起，共产党就解体，一解体就永无翻身之日。 现在革命尚未爆发，共产党中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局势。他们对这一社会重病开了这么一剂医药方：“把改革赶在革命前头”。他们所谓的改革指的就是众所周知的邓江胡的改革，即经济改革。这改革倒是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阻延革命到来，但是，不能根除革命──事实上倒是经济改革到了后期反倒成了革命的催生婆；所以，这是断对症，下错药。 对症应下的药是民主改革，把民主改革赶在革命之前。可惜的是共产党绝对拒绝民主改革，就是绝对拒绝对症的药方。政治重病的共产党怎能不死亡？ 但是政治是人的活动，不能离开人。经济决定会否出现革命论是见物不见人，谈政治不谈人，怎能不失败？ 张三一言 20110907三 香港
一个印度朋友对我说：如果你们中国………
如果中国实现了自由民主 如果中国实现了自由民主，不管你是农村人员还是无业人员，你都老有所养。 如果中国实现了自由民主，那怕你是最穷的人也有医疗保险，你就病有所依。 如果中国实现了自由民主，你的孩子就可以享受小学到高中的免费教育，就可以有大学助学 …
法广 | 中国观察: 谁也不知道食品安全堕落的尽头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张华的评论称：“最近两星期，中国有毒食物之多，令人目不暇给，千奇百怪的‘创新能力’，更叫人目瞪口呆 ”“有毒食物突然爆发，应是今年二月起，五名政治局常委先后高调关注食物安全，被视为北京当局向有毒食物宣战的行动，国内传媒现时只是配合中央，加强报道及揭发，才让人有此错觉。实际上，有毒食物一直存在，例如墨汁粉丝就存在一年多，近日才被揭发。因此，不用担心，中国的有毒食物并非突然猛增，而是一直都那么多！”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内地无良商贩利令智昏，穷凶极恶，不仅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而且发展到直接投毒，制造剧毒食品害人。这些商贩之所以无所畏惧，皆因当局屡屡放纵”。“更不堪的是，当局对用有毒食品害人的杀人犯视若无睹，对维权抗暴的正义之士反而横加打击。赵连海为五十万三聚氰胺受害婴儿请命，却被当局抓捕判刑，骨肉分离，亲人四散。当局如此颠倒是非，等同助长邪恶，压制正义。”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另一篇评论称：“百姓的苦难已累积多年，但奇怪的是当局为何一直置若罔闻？到底是不想管，还是管不了呢？如果是不想管，就是根本不管百姓死活，这样的政府谈何执政为民呢？如果是管不了，那就是执政能力出了问题。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政府如何取信于民，继续执政呢？其实，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也很简单，就是落实食品安全面前人人平等，老百姓吃甚么，领导人就吃甚么，外国人吃甚么，中国人就吃甚么。如果中南海食堂天天供应的都是石灰面粉，国宴上供应的都是假茅台，领导人家中吃的是瘦肉精猪肉，这些领导人怎么会像今天这般只说不做，或者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中国很多问题，都是特权制度引起。中央官员食品特供，他们吃喝所用都是由专门农场出品的百分百绿色食品，因此他们不会像普通百姓般对黑心食品痛心疾首。正因为缺少感同身受，高官们对黑心食品泛滥毫不在意，但若他们的子女因吃了黑心食品而猝死，他们还会如此安之若素吗？” 广东《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称：“食品安全问题证实了最令人担忧的现实，那就是法治和道德双双溃败，击破了商业伦理与执法监督的底线，社会和企业再无底线可守。 ” “食品安全事件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将那些黑暗吸聚过来，比如贪腐、渎职、贿赂与交易，聚拢了狡诈的奸商、暧昧的食品安全检查官以及狗苟蝇营的小商贩。能驱逐这些魔障的唯有道德秩序上的执法为公。可现实提供了冷酷的答案，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丽满所言，立法保食品安全只是纸上谈兵，执法环节落实不了。” “尽管不知道下一个有毒食品是什么，但它一定会出现，黑名单势必要延伸下去。谁也不知道食品安全堕落的尽头，但有些事实摆在那里，如出口食品一直是安全的，太多理应被问责治罪的人逃过惩罚。安全的食品不是没有可能，执法者具有道德也是前提条件之一。道德批判当然需要，可道德沦丧无法解释核心症结。再怎么灰心，也无法否认：法治建设仍是比道德谴责更优先的选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社会管理”强化控制 劳教制度引起批评
存储公民信息强化控制 德国《日报》5月10日报道说：”中共要加强监督13亿4千万居民，每个公民的个人信息都会被存储于一个全国信息库，不仅包括姓名、性别、民族、生日、固定住址、区号和照片，而且还有计划生育部门、税务部门和学校掌握的情况。 “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中国的警察和情报部门最高负责人周永康，他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因而是中国最强有力的9个人物之一。他认为收集数据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年复一年越来越复杂。让这位官员特别担心的是巨大的收入鸿沟，以及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 该报接着写道，”周解释说，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社会管理’制度。这个听起来中性的概念是党和国家首脑胡锦涛今年春天引入的新口号，其背后意图是中国政府试图维持稳定，提早查出异议人士的所在之处，尽可能地将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 该报认为，”埃及和其它北非及中东国家的’茉莉花’民主运动增强了北京当局对有组织抗议的恐惧。通过掌握具体公民的信息，中共不仅希望及时地辨别冲突，而且也希望能够更快地查明异议人士。” “按照迄今实行的户口制度，中国人通常必须在出生地或其父母的出生地登记，其个人信息的档案也保存在那里。但是很多中国人近年来迁居别处，所以当局难以审查。” 该报还写道，”中国政府今年3月份已经将2011年的国内安全经费预算比去年提高13.8%，将近650亿欧元，安全部门以及法院从而第一次比军队获得更多的经费。现在警察在各大城市和西藏及新疆等地区铺设了摄像头监视网，比如借助它来监视寺院和清真寺的入口。” “劳教制度违背宪法” 针对北京宋庄的行为艺术家成力因表演性爱艺术被处以一年劳教，奥地利《标准报》5月11日写道：”中国当局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将所谓的寻衅滋事者在劳教所关押3年，不用动用法官走司法程序。被行政关押的大都是小偷、轻微犯罪分子或妓女，但是也有上访者、法轮功学员、地下教会信徒以及异议人士。中国的司法改革者多年来就要求，结束这个从1957年起就在中国实行的警察任意关押，它是与中国的宪法相违背的，也是中国与欧洲和美国在进行法治国家对话中没有解决的争议点。” “在艺术家艾未未可能被警察带走、没有通知其家人他被关何处以及因何’经济犯罪’对他调查的一个多月之后，中国当局再次制造一个例子。许多博客主担心的是，如同艾未未的案子一样，是意在威慑以及当局实施强硬打击的标志。” 该报指出，”中国的媒体被审查，甚至不敢问及这位艺术家35天来呆在何处。与艾未未一案不同的是，多家日报在星期一（5月10日）马上就抓住对成力的判处提出批评。……” 编译：林泉 责编：谢菲 （以上内容摘自其它媒体，不必然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金融时报 | 高晓松与夏俊峰
（2011年5月11日） 一 北京读者可以在昨天早晨看到醉驾获刑第一人双手背在脑后，在《新京报》上发誓“下辈子也不喝了”，下午又会在《北京晚报》上发现，另有一人昨晚连撞三车被刑拘。而且这个上午写下悔过书的司机是个“明星名人”——高晓松。 作为一份本不以“视觉冲击力”见长的报纸，《北京晚报》把高晓松三个字推向了头版头条粗黑体。其内版刊出证明其“超标两倍”的酒精检验报告，引述交警描述称，前晚10时许，这位音乐人驾驶越野车在东直门外与前方三辆轿车相撞。在刊出高晓松那段“对不起，永不酒驾”的悔过书内容时，这份北京畅销的报纸称：“上午，在东城交通支队事故科，高晓松躲在屋里，死活不见记者。” 与《北京晚报》硬拼下午市场的《法制晚报》则表现得更兴奋。其摄影记者的确有资格兴奋，因为他们拍到了现场照片。画面中，高晓松走下肇事车辆，被警方带走。这家以社会新闻见长的京城新兴报纸，用整个“最后消息”版描述高晓松是如何“站不稳”、“被扶上警车”的，最大的一张肖像正是他坐在警车栅栏后昏黄的灯光中。 央视和新华社的报道昨日午时均已到来，商业门户已经为这桩醉驾事故建立专题。根据腾讯网易引用的好友转述，“高晓松反倒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可以借此沉淀一下。他说需要平静下内心。”搜狐再度展现其在娱乐报道领域的投入，傍晚以新闻首页二条位置推荐中新社稿件称，“略显疲态”的高晓松向外界鞠躬致歉，他“或将被判处一至六个月的拘役”。新浪微博上，流传着由他担任评委的东方卫视选秀节目临时换人消息。 醉驾先驱，且为名人，还持美国护照，巨大的新闻价值，也反映在了今晨出街的各地都市报上。平时出现在娱乐版的高晓松照片来到了要闻版，甚至直接跳上头版。山东《生活日报》头版四个大字加感叹号：“真丢人啊！”；宁夏《新消息报》是“这次玩大了”；《东莞时报》不仅把那酒后踉跄的脚步放满封面，更借用其成名曲调侃一句“酒桌的你”；《东方早报》感伤情怀，《是错误的夜晚，但不掩盖他为我们撰写的最美的青春纪念》；《新京报》在版面上放上一幅表现四车连撞的示意图，称高晓松面对记者提问，共说了12次对不起，而有其粉丝致电警方求情，“喝酒也不是什么大事”。 事发之后，对高晓松的指责中有一重要背景，即他早前评点药家鑫案时曾问“漠视生命的人会爱音乐吗”，于是便有人“还治其人之身”。除“醉驾触刑为公众人物敲响警钟”（刊《齐鲁晚报》）、“名人常人须一起过关”（刊《华商报》）之类的标题之外，多有评论者联系前情，加以指责。《新京报》把这句名言直接做成了标题。《青年时报》评论标题说的更明白，《高晓松离药家鑫有多远》：“当20多天前高晓松咄咄逼人、厉声说出这质问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一质问最后会调转头来，指向了自己……一个人‘漠视生命’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自我判断、自我约束的理性，高晓松醉驾如此，药家鑫杀人也是如此，都跟是否‘漠视生命’没有关系。”《天府早报》7版头条评论用“乌鸦站在猪身上，就看见别人黑了”来形容这个恃才傲物的音乐才子：“他总是把话说得很满、很重，不给自己留后路，仿佛笃定自己总是站在正确和正义的一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南都周刊| 中国缺的不是善心
（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我一直认为“善心与善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善心既非善行的充分条件，也非善行的必要条件。因为善行是事后去看，事先你无法穷尽未来所有的不确定性，所以不可能在事先就认定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好事。何况好心办坏事的例子也是“罄竹难书”的。 因此聚焦在慈善动机上的争议，除了浪费社会资源之外，并不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实际上，中国整个公益慈善领域的改革极其滞后，1949年之后，慈善国有化，国有企业承担了不少社会职能，使得不仅企业的效率比较低下，社会的自我空间也未能因此生长壮大。而后的国企改革剥离了社会职能，提高了效率，但被剥离的社会职能没有相应的承载空间。熊培云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重新发现社会》，正是提到这被忽视的社会里有一些自我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需要被重新尊重和使用起来。 放在这个宏观背景下，再来看陈光标最近被质疑的个案，你就不难发现，目前不少媒体质疑陈的动机，陈反过头来怀疑媒体的操守，两厢里互相比较谁的道德更高尚，这种与公益慈善完全无关的口水仗，是浪费了。 对于公益慈善行业来说，善心有助于锦上添花，但与这个行当的专业程度并不相关。我们经常听说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出于善意去救助流浪狗流浪猫，这种善心值得珍视。但其行善方法却有可以商榷之处。这些给流浪猫流浪狗喂食的成本相对来说很低，但要给它们节育则需要花费高额的代价，因此很多好心人因为能力所限只做了上半段，没有意识到缺乏节育可能使得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激增，乃至需要更多的喂食，进一步增大了喂食者的压力。好心反而陷入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导致要救助的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不减反增，就好心的意图而言，是彻底失败了。所以公益慈善行业从不缺少善心，只是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操作。 换这种角度来理解陈光标事件，就会发现陈与部分媒体相互指责动机的行为并不专业。因为公益慈善行业的不专业，所以才会出现陈这种大派现金的“高调”、“粗暴”的行善做法，也才会出现媒体纠结于动机，而不去探索如何使得陈这种不专业的行善能专业起来。 当然，对于陈光标而言，既然是好心人办好事，就应该将媒体的质疑和监督当成自己行善专业化的一个契机。而对于媒体而言，这同样是一个机会来反思是不是有比质疑动机更好的监督方式。双方如果能各自转换视角，或许可以把公益慈善事业真的往前推进。即便不能推进一大步，推进一小步也是“很大的善行”。 话说回来，这种技术上的专业化固然重要，但如果制度性的障碍没有消除，公益慈善的专业化还是无法真正实现。不妨问为什么陈光标不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将公益慈善事业与江苏黄埔集团分开来，以免媒体和公众上这个企业的网站还以为是一个公益组织？为什么企业不能通过自己设立社会责任基金来行善，而非要将钱捐给有天价饭局丑闻的官方慈善机构？为什么那些捐赠收据原本媒体可以轻易获得，现在却非要大动干戈才能从各种片言只语里抽取信息？为什么这诸多问题说了多年，却依旧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看起来依旧是个“山寨”呢？ 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指向国家垄断和主导公益慈善行业这个体制性的障碍。如果设立私人基金会很容易，如果信息公开透明，并且有高效的监督，本就不会发生陈光标事件。而政府之所以不愿意放开公益慈善行业，除了寻租者在其中获得灰色利益外，主要还是因为一种被误导的担忧，即以为放开民间慈善，民心就会转向民间组织，威胁和谐稳定。事实上，正是改革开放为稳定保驾护航，公益慈善领域也不例外，民间组织承担社会职能恰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不妨以各种慈善领域的争议事件为开端，进一步推进慈善领域的改革开放。
党报放出包容“异质思维” 的信息意味着什么？（傅申奇）
读到《人民日报》的文章《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文中说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想起1992年我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写的《辩护词》，我写道： “发表政治见解是需要法律加以保护的，这便是当代文明，然而文明之光尚未照遍地球的每个角落。所以还有人把言论看作行为，这种看法属于野蛮的范畴。不过，这种看法在中国仍有很大的市场。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先生，我是幸运儿。与我的老师、兄长和战友——王申酉烈士相比，我是幸运儿。他仅因一篇未写完的文章，未经认真的预审，更谈不上辩护，就被认定为反革命犯，遭到枪决。而我，今天却能在法庭上合法地行使我的辩护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为了这么一段历史距离，许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包括王申酉烈士的鲜血。 同时，我又是不幸者。与我们的下一代相比，我是不幸者。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将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语言，自由地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并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我今天却因为用书面语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而走到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准备承受许多年的监禁生活。这本身又是历史进步所需要的阶梯。我与许多人还必须付出代价。” 我还写到：“十八世纪的先哲伏尔泰说，‘即使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也要用生命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是很高的境界，但二十世纪有了更高的境界。” 十九年过去了，今天《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总算引用了伏尔泰的名言，承认了十八世纪的境界。但在现实中我仍然看到刘晓波因言治罪；刘贤斌又因言重判十年；艾未未被无端拘禁；曾多次坐牢的朱虞夫仅因为表示支持茉莉花行动又被逮捕；无数人因传播茉莉花的信息被失踪、被劳教、被逮捕、被判刑，我感叹中国在精神和政治领域的进步竟如此缓慢！ 对官方的言论不必当真，共产党夺权之前就唱过自由、民主的高调。我关切的是几个月来面对茉莉花革命惊惶失措、草木皆兵的北京当局突然放出了“包容异质思维”的信息，这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意味着面对绵延不断的茉莉花革命、面对上海工人的大罢工、面对几千名云集北京的上海访民，迷恋暴力维稳的僵硬派已经山穷水尽、黔驴技穷，走到了尽头。知识界文艺界，民间和党内的不同声音获得了表达的空间。此时此刻，我希望社会各界，包括党内的有识之士，抓住历史时机，充分表达异质思维，变局就在前头！希望稳定又希望改变的广大民众将和你们站在一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南都周刊：没有平等，何谈分配主义
文_西闪 什么是正义？“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在他主持编撰的《法学汇编》（Digest）开篇就如此宣称。1500多年过去了，在有关正义的诸多解释中，这句宣言仍是最简洁的。 可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简洁的定义未必管用。因为和人类的其它美德相比，正义是一种特别注重结果、力求切实可行的美德。要追寻它，普遍抽象的原则固然需要，但把正义放到历史的维度中去考察，无疑是较好的方法之一。在这样的考察中，古老定义中隐去的三个关键要素：什么叫“应得”？哪些东西属于应得？以及谁来给予？都会显露出它们的历史复杂性。《分配正义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一书篇幅不长，但准确地标注出三个要素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与转折。 分配必须依据美德 事实上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意识到追寻正义不能停留于唱高调的阶段。他的老师柏拉图说，正义是所有美德当中最根本的美德，它根源于人的内心，包含着一个人与他人的所有关系，因此称得上是“普遍正义”或“整体美德”。亚里士多德承认老师说得很对，不过他觉得整体美德也好，普遍正义也好，具有过于模糊空疏的伦理含义，实在不易把握。所以，他提出要讨论整体美德中具体的、可以把握的、至关重要的那一部分，即归属政治机构和司法裁决的特殊范畴内的那部分正义。与普遍正义相对应，他称这一部分正义为“特殊正义”。 接下来，亚里士多德把特殊正义划分成两类。一类是“矫正正义”（rectificatory justice），另一类叫“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对待这两种类型的正义，他采用了不同的平等模式—前者是算术意义上的严格平等，而后者是几何意义上的比例平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思，矫正正义指的是人与人自愿或不自愿的交往中应该遵循的原则。举个简单的例子：A和B是平等的两个人，假如A不公正地从B那里拿走了C，从而形成A+C和B-C两种情形，那么依照矫正的原则，必须从A那里取走相当于C的东西，补偿给B—这就叫矫正正义。矫正正义涵盖了自愿与不自愿两种人际交往的方式，买卖、借贷、租约等自愿交往，谋杀、伤害、盗劫等非自愿交往都受此管辖。不过，从上面这个简单的例子也能看出来，矫正正义是一种“消极的”正义—只有当不正义的事情发生后，它才会发挥矫正的作用。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分配正义要积极得多，因为它关注的不是惩罚和补偿，而是奖励。由于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公民、权力、投票、执政能力等与政治秩序相关的议题，所以他认为分配正义就是根据勇敢、正直、功绩等政治美德，按照比例平等的原则，分配职务、地位、荣誉，或者金钱。德行越高，分到的越多；德行越低，分到的越少。总之，就像他说的那样，以政治地位为核心，“所有人都同意公正的分配必须根据美德而进行。” —正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开端，《简史》论证了“分配正义”这一概念在历史中发生的近乎戏剧性的改变。 接下来的2000年，一直到18世纪，后世的思想家所做的就是对亚里士多德建构起来的分配正义“大厦”进行修修补补，但它的根基还是美德。 到了启蒙时期，也就是洛克、休谟和斯密的时代，在有关分配正义的讨论中，大家关注的核心依然是美德—仅有洛克为美德增添了“劳动”这个新品种。斯密在谈到乞丐要求人们施舍的问题，乞丐所谓的“权利”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他依旧把分配正义视为一切美德的笼统说法，而贫穷显然不是美德。不过，斯密也非常明确地反对穷人比富人道德上低劣的说法，并且提出了一些具有分配正义特征的建议。比如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国家确保穷人的基本教育以及培养他们的道德和政治判断力等等。 没有人注定贫穷 当然，思想家们的观念很难予以简单地概括。相形之下，生活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期的普通人要单纯得多。当时的人们或多或少开始关注财产权，关注贫富差距，但仍然坚持正义/慈善的主流区分。他们显然没有预料到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正义观也将出现戏剧性的转折。正如《简史》描述的那样，一直到18世纪中期，传统的社会等级观念还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到了18世纪末，大家一致同意没有人注定生活在贫穷的最底层，“通过智慧、勤奋和幸运”（康德语）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乃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简史》的作者认为，除了上述提到的斯密，卢梭和康德也为这场观念巨变提供了丰富而矛盾的思想资源。卢梭一方面强烈地谴责财产制度导致的仇恨、冲突和贫穷，把它们称作必须消除的社会罪恶，另一方面又说“财产权是公民所有权利中最神圣的权利，在有些方面甚至比自由本身更重要。”他对所谓进步报以极大的怀疑，同时鼓励人们相信所有的社会罪恶都能够克服，并且宣称他心目中的天堂乃是一个没有财产，也没有正义的地方。然而事实上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相比，只有卢梭是最具现代含义的启蒙者，因为他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平等的政治优于精英的政治——人与人之间最理想的状态是平等关系，不是等级关系，而巨大的贫富差距会对人们的平等关系造成伤害。 深受卢梭影响的康德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救济穷人是国家义务的思想家。在分配正义的领域，他比卢梭还要激进。他敦促国家开办医院、学校和救助无家可归者的机构，用纳税人的钱直接为穷人提供救济。他还非常敏锐地揭示出慈善背后隐藏的等级关系，因为一个人在物质上帮助别人的时候，很可能从道德上贬低了对方。而在康德看来，所有美德的本质就是帮助创造由平等、理性的人组成的群体，一旦有人自我感觉在道德上比别人优越，就破坏了道德本身。因此，真正的慈善不应该被看做慷慨和善意的表现，而应该是“荣誉的债务”，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固有权利的尊重。 到此为止，读者们可能已经发现，人人平等的思想如何彻底地改变了分配正义的传统含义。之前，无论分配正义的观念发生多大的变化，“应得”的前提始终是与美德密切相关。但现在，“应得”的前提在于人人内在的平等价值。这意味着无论道德差距有多大，从本质上讲，任何人都配得到美好的生活。 在《简史》作者心目中，斯密、卢梭和康德不单是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也是现代意义上分配正义的奠基人。不过，尽管已是呼之欲出，他们都没有正式为分配正义提供准确的定义。这项工作是由康德的学生费希特和法国政治活动家巴贝夫（G. Babeuf）完成的。特别是巴贝夫，他把摆脱生活贫困视作一种政治权利，第一次提出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人人平等应该列入政治议程。自此之后，现代的分配正义终于具备了确切的含义：国家保证人人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物质财富。 之后相当长的时期，有关分配正义的吁求依旧处于政治讨论的边缘，就连马克思也不太重视。马克思当然支持穷人在劳动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报偿，但是仅仅因为“这是一个人”，就有权得到某些物品，这并不在他理解的正义范畴之内。事实上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部分历程中，人们抛弃了“按德分配”的传统分配正义，接受了洛克、马克思等人的“按劳分配”原则，但是现代分配正义中隐含的“按需分配”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太遥远太激进。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罗尔斯、诺奇克、沃尔泽等人的争论才把分配正义带入政治哲学思考的中心地带。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正义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正义诸领域》等著作，以及最近周保松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一书可以参考。 令人放心的是，《分配正义简史》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视野广阔、图像明晰的历史背景。我个人认为，假如人们不了解这部书所介绍的历史，任何有关分配正义的讨论都难免会显得虚浮。
金融时报： “五道杠”传奇
（2011年5月4日） 一 《东方早报》今日头版头条引用新华社电稿：“国务院设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督促加强网络信息管理，负责审批和监管网络新闻，国新办主任王晨任主任”。 午前，门户网站开始推荐新华社答问稿，一位负责人强调：“国际上少数人不顾基本事实，搞双重标准，对中国的互联网管理说三道四，意在抹黑中国，完全是别有用心，是站不住脚的。”据称，这个将专门负责监管网络的办公室将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 二 “精神病人”徐武的名字今天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九版和人民网头条。 在这篇《“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中，作者承认，“人们关注‘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尤其在此前数位‘精神病人’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而后建议：“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高级记者”白方或许会后悔自己低估了当今记者的技术能力。这位武钢新闻发言人的“温泉电话”录音自前晚流出后，原本似乎要悻悻而归的记者们精神抖擞，再次投入战斗。 “飞越疯人院”的故事重回凤凰网新闻首页，据其转载消息，人民网昨日下午得知“温泉门”后派出记者联系白方，这位发言人称，“该事件非常复杂，媒体不应进行炒作……记者是被利用的，记者在被利用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不当手段，有很多不实的报道，编造了诸多事实，设了很多圈套，采取了一些卑劣的手段。” 武钢等来的不只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还等来了一些借由此机将目光重新投向“疯人院”的媒体，而这当中最特殊的可能要算《羊城晚报》。 作为《新快报》的母报，这份广州老牌晚报在昨日午后出刊的“网事”版头条上书“温泉没泡好，怪罪女记者？”但在整篇报道中，始终以“广东某报”指代《新快报》。 《第一财经日报》今天也冲了进来，刊出署名“江诚”的报道，在简述事件进程及白方“温泉门”引起轩然大波后，引述称，徐武父母于5月3日傍晚被带走，“武钢方面还提醒包括徐武邻居在内的知情人士不要再跟记者接触。”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的微博自述，昨晚她在武汉采访“精神病”上访户时，遭遇包括警方在内的干扰，后经多方声援得到解救。于是，自“鸿忠抢笔”以来，就对湖北舆论环境愤愤不平的记者同行们，开始继续嘲笑说，4月30日“《湖北日报》们”头版刊载的李书记“重视并善于通过舆论引导推动实际工作”的指示，是多么“叶公好龙”。 三 虽然不能向读者贡献有关“飞越疯人院”、退还公务员津贴、乃至咸宁那场持续四个月的出租车罢运消息，但湖北媒体至少可以谈论一下“五道杠”。 黄艺博，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是在过去几天内和徐武齐名的新闻主角，而且，他们都来自江城，区别是，“精神病”获得声援，“五道杠”遭遇戏谑。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