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專訪

《 大 事件 》 記者 柯宇倩 王立軍發現海伍德死亡，割肉當證據？ 根據坊間流傳的版本，王立軍奉命前往南山麗景渡假酒店處理海伍德命案，在調閱監視器時，發現谷開來最後一個離開海伍德房間，留了點心機的王立軍，刻意讓法醫切下一小片海伍德的皮肉化驗，此物或許成為後來谷開來認罪的證據。 高光俊對此提出質疑：要保存取下的肉，是否需要特殊容器？保存地點為何？而且，王立軍有很多其他取證選擇，如海伍德的指甲、頭髮、血液，甚是排泄物都比一塊肉好保存。因此高光俊認為這項傳聞不太可靠。 因為兩億英鎊殺人？ 海伍德究竟是為了什麼遭到殺害，也一直未有定論，新華社稱，谷開來及薄瓜瓜與海伍德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覆查，現有證據證明海伍德死於他殺，谷開來和張曉軍有重大作案嫌疑。 許多坊間版本也都指向谷開來與海伍德之間的金錢糾紛，有稱谷開來不願意支付海伍德約兩億英鎊的佣金，因此，海伍德開始蒐集薄家海外洗錢的證據，從此種下殺機。 “我不大相信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妻子會只因為兩億英鎊殺人。”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谷開來與薄熙來可能牽涉的海外資產就是幾十億人民幣，比較有可能的是海伍德拿不到錢，準備公布對薄熙來不利的消息，才引發谷開來的殺意，但高光俊指出，中國有句話：凡是錢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如果谷開來確實與海伍德的謀殺有關，一定有比錢更重要的動機。 高光俊表示，做刑事偵察的人都知道，殺人案最好破，因為動機明確，很容易找出兇手，如果谷開來殺害海伍德，第一個可能的動機是情殺，但傳谷開來的情人眾多，因此，情殺可能性不大，第二個可能的動機就是源自海伍德的間諜背景，這對整個薄家都是非常要命的，高光俊相信海伍德的死與第二個因素有關。 把谷開來稱為薄谷開來？ 新華社在宣布調查谷開來的專稿中，不尋常地把谷開來稱作“薄谷開來”，新華社指出：“據警方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移送司法機關。” 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許多分析都認為新華社此作法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暗示谷開來有外國身份，第二種原因是顯示谷開來與薄熙來之間的關連性，兩種都有可能。“這種官方發出的稿子是審查又審查的，不可能是打字錯誤，應該是有意的。” 谷開來可能的判刑 按照中共規定，如果涉案者是黨員，則由中紀委來處理，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就由司法部門處理，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後者依照案件的發生地點，來判定哪個單位對此案有管轄權，因此，谷開來和張曉軍案應該由重慶市公安局處理，但由於重慶市公安局局長自己都有案在身，因此案件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刑事偵查局直接處理。此外，谷開來也牽涉到發生在其他省份的案件，因此，必須由公安部來協調處理。 至於谷開來可能的刑期，高光俊認為可能輕判。高光俊說，按照中共法律規定，有時殺一個人都會被判死刑，如果谷開來牽涉好幾條人命，照理是判死刑，但中共的“刑不上大夫”觀念仍很濃重，因此，司法部門還可能找其他理由對谷開來寬大處理，谷開來最嚴重應只會被判死緩。(《大事件》) 高光俊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察系，西南政法學院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所重點法學院，有中國法學界的黃埔軍校之稱。高光俊在中央人民公安學院培養出的學生，如今也幾乎都在中國公安系統工作。因此，高光俊所認識的中國法學界，特別是公安系統人士較多，加上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的發生地，正是高光俊求學之地，重慶的公安法司人員有八、九成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使得高光俊對薄王案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 《 大事件 》 ) 《 大事件 》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5?apKey=fedd22f528

《大事件》記者柯宇倩／熱鬧的台灣大選落幕，馬英九將繼續執政 4 年，台灣民眾既不需擔心政黨輪替期間可能產生的動盪，也不需憂慮蔡英文上台後台海關係可能倒退，但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范世平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指出，未來 4 年兩岸關係恐怕也不如外界所想的“會越來越好”，兩岸的交流在馬英九第一任期尾聲時已逐漸出現瓶頸，要突破瓶頸，就得談政治問題，但在台灣經過本土化教育後，對馬英九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也不太能理解，因此如何定位台灣，會是馬英九的重要課題。 范世平為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法學博士，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曾任台灣國立金門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研究領域為兩岸政治、經貿與觀光議題。 兩岸關係左右台灣大選 馬英九與吳敦義在台灣第 13 屆總統副總統選舉中，以 689 萬 1,139 萬票大幅超越蔡英文與蘇嘉全的 609 萬 3,578 萬票，馬英九獲總統連任，范世平認為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大部分台灣民眾對過去民進黨執政 8 年期間兩岸關係的緊張，仍有很大的擔憂，這樣的擔憂並沒有因為蔡英文走較中間的路線而有所改變。 經常與前往大陸交流的范世平對《大事件》分析，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擔憂無法解除的原因，是蔡英文在兩岸政策的論述上一直沒有講得很明白，對台灣共識的解釋也較模糊，相對來說，馬英九過去 4 年在穩定兩岸關係上的政績較明顯，獲得大多數台灣人的認同。 馬英九在選前便多次批評蔡英文的兩岸主張的內容過於空泛，代表蔡英文還未準備好執政。外界普遍認為，本次台灣大選主要是對“九二共識”認同與否的投票， 《旺報》社論指出， 2012 年的大選是“九二共識”的勝利。 范世平倒不認為“九二共識”對 總統選戰結果有如此重要的影響力，他對《大事件》解釋，其實很多台灣老百姓搞不懂什麼是 “九二共識” ，大部分人選擇馬吳的原因，第一是認為“台灣共識”講得不清不楚，第二是憂心過去陳水扁時代的兩岸緊張關係再現。 “ 在台灣，大家並不會去深究‘ 九二共識’的 意涵。 ”范世平認為，所謂的“九二共識”，已經 變成一種符號，支持 “九二共識” ，就等於支持兩岸關係的穩定，因此許多大陸的台灣企業家支持 “九二共識” ， “九二共識” 變成台灣關係穩定的代名詞，但實際上 “九二共識”與兩岸的穩定， 當然有相當大的落差。 大選前兩週，包括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奇美實業董事長廖錦祥、義聯集團創辦人林義守、商業總會理事長張平沼、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等大老闆，紛紛表態支持 “九二共識”，企業家在兩岸議題上如此“團結”， 在台灣大選中還是頭一遭。 但 “九二共識”的具體內容卻沒有引發太多的討論，其實整體來看， 本次選舉中各候選人的具體政見似乎都不那麼重要，主要影響因素仍是意識型態。 范世平 對《大事件》解釋，選舉到後來通常沒辦法講大道理、沒有太多時間去辯論，具體政策是什麼，只是學者間討論的話題，老百姓沒那麼大的心力想搞清楚。“民主政治本來就是這樣，所以只能用一個很簡單的符號，例如說‘ 九二共識’就 等於兩岸和平，然後問你要不要，國民黨已經把它型塑成‘否定九二共識，就是否定兩岸和平’。” 范世平表示， 民進黨過去很善於包裝、善於打出簡單的口號煽動選民情緒，比如愛台灣與不愛台灣，但這次民進黨失去以往文宣的優勢，而國民黨反而掌握住 “九二共識” 這樣的意象。 范世平對《大事件》分析，民進黨文宣攻勢不如預期， 可能因為蔡英文是名學者，不像過去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般，知道如何在街頭煽動群眾，因此外界覺得蔡英文不論是講台灣共識，還是談大聯合政府，都講得不清不楚，沒辦法發揮號召力。 民進黨可能出現激烈的路線之爭 原本民進黨寄望“決戰中台灣”，就是認為綠營在南部獲得的票數可抵銷在北部失去的票數，但本次總統選舉，以五都為例，國民黨在新北市以 124 萬的票數贏綠營 22 萬票，在台北市以 63 萬的票數大贏綠營 28 萬票，藍營在大台北地區所贏票數達到 50 萬；而民進黨在台南市贏國民黨 18 萬票，高雄市贏 12 萬，無法抵銷國民黨在北部贏得的票數。 民進黨本次在中南部贏的沒有預料的多， 范世平認為，可能使得 民進黨未來的路線之爭變得相當激烈。“蔡英文在某程度上，將民進黨從一個草根性、非常本土的政黨，往中間移動，但這在民進黨內部一直有不同的聲音，只是因為自從蔡英文當黨主席後，幾次選舉都很成功，讓她建立起在民進黨內部的領導力，但實際上，中南部的選民對蔡英文很陌生，而且覺得她在一些路線上很模糊。” 不只蔡英文往中間靠，馬英九也是如此。有人批評馬英九一下子親中共，一下子討好民進黨， 范世平對《大事件》表示， 民進黨裡的基本教義派也這樣批評蔡英文，這是因為蔡英文與馬英九都看到台灣的藍綠選民正往中間移動，“他們能怎麼辦，能不要（順應選民）嗎？” 因此，批評者指責馬英九既討好民進黨，又討好共產黨， 范世平認為 是沒辦法的事。“馬英九不可能完全向中共靠攏，因為這是主流民意，今天有誰要挑戰主流民意，就必需負出沈重的政治代價。” 范世平表示， 說馬英九勢利也好，沒有原則也好，但“當選就是硬道理”，馬英九就是要叫國民黨往中間選民靠。“所以馬英九不敢說自己是中國人，哪怕他心裡很想講，民進黨也是，蔡英文今天還能喊台灣獨立嗎？不行，因為她知道多數民眾不支持，可是中南部民眾就會認為蔡英文不是他們過去所熟悉的民進黨。” 中國大陸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張文生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曾分析，雖然蔡英文在兩岸政策上更加理性，但她仍沒辦法改變民進黨整體的意識型態和大陸政策的本質。此外，蔡英文的黨內勢力也還單薄，如果 2012 年蔡英文敗選，她就有可能成為民進黨內的過渡性人物。 范世平對《大事件》指出，目前已 普遍認為，蘇貞昌在這次選舉當中，暗地佈著自己的局，顯見民進黨的老一輩，如蘇貞昌、謝長廷，並沒有停下準備再起的動作。“蔡英文沒當選，是否可能重啟他們的希望？這是值得注意的。這也不光是他們個人的意願，而是他們的派系需要。” 蔡英文敗選後，當日便宣布辭去黨主席一職，雖然民進黨極力慰留，但蔡英文辭意堅決，民進黨 1 月 16 日舉行臨時中常會、中執會，會中同意接受蔡英文的請辭案，將於 2 月底正式生效。 雖然蔡英文離開黨主席的位置，但其影響力仍可能繼續發揮。 范世平對《大事件》分析，如果大家覺得這次民進黨的得票率還是增加了，蔡英文小輸為贏，許多民進黨員也認為蔡英文的中間路線正確，則民進黨內部就會掀起一波非常激烈的政治鬥爭，這樣的鬥爭也是路線之爭。 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范世平。（《大事件》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記者柯宇倩／在今日美國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哈金，當初決定以英語寫作時，曾經猶疑過，也曾經歷被多家出版社拒絕出版的一段日子。哈金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用英語寫作是為了生存而下的抉擇，如今他已很難回到中文寫作。不斷嘗試新題材、新寫法的哈金，未來將把西方讀者的注意力從中國拉回美國，讓讀者更瞭解在美國土地上發生的華人移民故事。 從中國到美國，不斷嘗試新題材 2001年，兒子北上求學，哈金也決定離開艾默理大學，到波士頓大學教授英語文學寫作。至今，哈金仍覺得以英語寫作有其挑戰性。“英語不是我的母語，不管什麼時候，都可能覺得寫起來很彆扭。一開始覺得英語寫作有種uncertainty（不確定性），但後來也慢慢能接受這種不確定性。”哈金對《明鏡》表示，有時寫作就需要這樣的不確定性，如果有把握什麼都能做好，最後寫出來的作品肯定不好。 剛開始用英語寫作，哈金曾擔心被人看作賣國賊，如今哈金以平常心看待此事。“總有人說用英語寫作就是賣國賊，但我不管他，那些事情我沒辦法掌握，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把我自己的書寫好就是了。” 裘小龍曾指出，以英文寫作時，會考慮到某些中國的歷史背景對英語讀者來說並不熟悉，因此必須在書中加以介紹。雖然故事情節經常涉及中國歷史，但寫作時，哈金在這部分沒遇上什麼問題。“我很少做解釋，即使涉及中國背景，我也盡量把小說寫得沒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也能讀懂。”哈金認為，寫作更關鍵的是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怎樣才能說得恰到好處，這與作品涉及的背景無關。 以英語寫作多年後，哈金認為自己很難再回到中文寫作。1997年，哈金獲得美國公民身份，2004年，在聽聞北京大學英語系有位教授詩歌的老師離職後，哈金曾向北大遞交申請信，卻未得到回應。“我連回中國都不可能了，我母親最近病了，但我沒法回去，他們不給我簽證。” 連回中國的盼望都無法實現，哈金認為更別說用中文寫作。“要寫一部長篇，必須是很多年的準備和工作，但我不能回中國（做準備），而且用漢語寫作，中間如果有一個小事把你打斷就會前功盡棄。” 但將自己的小說翻成中文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哈金的短篇小說集《落地》就是由他親自翻譯。他對《明鏡》表示，比起交給專職譯者，當然最好還是由自己來翻譯，但畢竟有工作在身，因此時間允許的話，他較可能翻譯短篇作品，而且短篇翻譯錢少又辛苦，還必須做得精，由他親自翻譯更能掌控品質。 哈金的作品多描寫從前中國與華人的生活，而非現代的中國，問他是否因為身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瞭解較少，他表示這是一個因素。“在海外，對中國大的東西還是很清楚，而且還會看得更清楚，但特別是中國的小東西，比如街上的氣味、新的方言，還有街道、房子的模樣，就很難掌握。” 哈金對《明鏡》表示，如果真要寫現代中國，也可以有不同的寫法，但他想寫的不是現代的中國，現階段，華人移民美國的經驗對他來說更為重要，而北美華人的故事自然又會跟中國過去的歷史聯繫在一起。 而美國讀者也並非對哪個時代的中國，或特定的中國事件特別感興趣，“關鍵是你故事講的好不好。”哈金說。 與許多人不同的是，哈金在成長過程中曾加入解放軍、入過黨，但他不認為這些經歷對寫作有太大的影響，可能就是有沒有文人氣息的差別。“我跟中國大陸和台灣很多作家不一樣，我是從底層出來的、當兵出身的，比較少有文人的習慣、精神狀態，也很難跟他們融入到一塊。” 雖然哈金作品主要圍繞在中國、華人移民上，但堅持英語寫作多年、工作環境也幾乎使用英文，哈金認為自己既不是未融入主流社會，也並非已經美國化。“我應該是既中國又美國，在中間吧。”他笑道。 在寫作的路上，哈金不斷嘗試新寫法與新題材，如《自由生活》是哈金第一次寫華人移民的故事，而《落地》更可看出不同之處：以類似散文體寫成，許多故事透著超現實的氣氛，描寫現代的美國華人生活。哈金對《明鏡》解釋，他不像一些大陸、台灣或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對於題材的選擇有明確的範圍界定，“其實我的每本書都是描寫一個新的地方，都是一個新的啟程。” 哈金表示，未來也會做其他的嘗試，因為他不可能老寫中國大陸的事。目前哈金正在撰寫的故事，便是與美國東海岸華人移民相關的故事，預計兩年後完成。 哈金在2012年台北國際書展上演講。（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記者柯宇倩／1849年，在淘金熱潮下，中國人首度大批抵美，然而直到1990年代，美國的華裔文學才開始獲得發展。即使在美國定居多年，華裔作家筆下寫的仍是中國、主角也多為華人，研究美國華人作家的紐約市立大學巴魯克學院（Baruch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英語系教授周杉（Eva S. Chou）對《明鏡》分析，在美國華裔作家的作品中經常能見到作家自己的成長背景，而或許這些人都有份對於中國歷史的責任感，因此作品有著濃厚的中國味。 50至90年代兩代表作家：黎錦揚、Louis Chu 不過從195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仍有兩位值得注意的華裔作家。一位是黎錦揚（C. Y. Lee），他是二次大戰後最早以英文撰寫中國人題材並成功打入西方西方文壇的華人作家。 黎錦揚1917年出生於湖南，1941年畢業於西南聯大，但他並非淘金熱時期到美國的移民。1943年，黎錦揚為了逃離二次世界大戰而赴美，1947年取得耶魯大學戲劇碩士，畢業後，黎錦揚為舊金山的一份中文報撰寫英語專欄，因此搬到舊金山中國城。 1957年黎錦揚出版了第一部英文小說《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這部作品以舊金山為背景，描述華裔移民與第二代的觀念衝突，此書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且被改編為百老匯音樂劇及電影。 黎錦揚尚有自傳《躍登百老匯》、《憤怒之門》、《太平天國》、《金山》、《中國外傳》等共11部作品，其中有描寫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描寫太平天國洪秀全戀愛故事的，都充滿濃厚的中國味。 第二位華裔作者為 Louis Chu。Louis Chu 1915年出生於中國台山，後移民至新澤西，在紐約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1961 年 Louis Chu出版了《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作品。剛開始，此作品並未發揮影響力， 1979年重新出版後作品才受到關注，只是 Louis Chu於1970年逝世，來不及見到《吃一碗茶》獲得的成功。 《吃一碗茶》在1989年被改編成電影，故事的背景是紐約中國城，主人翁則來自廣東人，故事探討了美國的移民法與華裔移民的“單身漢社會”現象，至今仍是研究華人移民者的重要參考作品。 美國華裔文學90年代起飛 1990年，華人英語文學開始快速發展，這時期發跡的作家也較為現代人所熟知，這些作家的作品經常登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的書評版。如黎錦揚、Louis Chu般，之後的華人作家也多以中國、移民作為書中人物的背景，周杉在會後接受《明鏡》記者採訪時表示，如今的美國華裔作家約有一半在中國出生、一半在美國出生，當然，每個作家的寫作方式都不同，如任璧蓮（Gish Jen，本名Lillian Jen）的文章很有個人風格，她將本身的幽默感融入對話中，但就算是美國出生者，如華裔第二代的任璧蓮，其作品也經常與中國移民有關。 任璧蓮的父親是一位被國民政府派到美國的水利工程師，母親則是來自上海富裕家庭的美國留學生。後因共產黨掌控大陸，任璧蓮一家便留在美國。她出生於紐約長島，目前居於波士頓。任璧蓮1977年畢業於哈佛大學英文系，幾年後，任璧蓮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寫作坊學習創作。任璧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為1991年出版的《典型美國人》（Typical American），該作品入圍美國書評小說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Fiction），獲得很大的反響。 受到父母成長背景的影響，《典型美國人》以幽默、諷刺的筆調，描述1950年代來自上海上流社會的張家三口，在追求“美國夢”時的奮鬥歷程。故事探討了價值觀的衝突、身份認同，而張家從一開始對“典型美國人”提出質疑，到最後自己卻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令讀者反思所謂的美國夢、物質主義、自由等概念。任璧蓮的作品經常探討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問題。 周杉對《明鏡》表示，對於不是在美國出生的華裔作家，如哈金、裘小龍、李翊雲來說，受到中國的影響更大，如1989年對此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時間點，也或許因為這些作家都有份對中國歷史或文化的責任感，因此作品中多透露出中國氣息。 華裔作家哈金（Ha Jin）的本名為金雪飛，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父親是一名軍官。哈金14歲時曾加入解放軍，並在朝鮮族村落駐紮過半年的時間。1985年哈金赴美，隨之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也使得哈金決定留在美國。哈金曾於麻州波士頓大學寫作班學習寫作，如今他是這個寫作班的授課教授。 哈金的小說曾獲眾多文學獎項，其特點在於能僅用幾頁的篇幅，便創造出一個虛構的世界，哈金也擅長描寫細節，其小說多以中國為題材，有從軍經驗的他，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好兵》（Ocean of Words，1996）、長篇小說《戰廢品》（War Trash，2004）都以軍隊為背景，小說外，哈金也出版詩集。 李翊雲（Yiyun Li）則是1972年出生於北京的華人作家，2000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免疫專業碩士，但隨後發現自己對寫作感興趣，因此2002年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寫作坊，2005年獲藝術創作碩士學位，目前居於加州屋崙市。 李翊雲2005年時出版英文短篇小說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故事背景多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描述社會中各行各業人物的足跡。2009年出版長篇小說《漂泊者》（The Vagrants），述說中國文革時代的背叛故事， 2010年則推出短篇小說集《金童玉女》（Gold Boy, Emerald Girl）。 在華裔作家中，裘小龍（Qiu Xiaolong）較特別，他的寫作以偵探小說為主，其上海刑偵隊長陳超探案系列小說已被翻譯成法、德、意、瑞典、丹麥、挪威、中、日等語言出版，並獲得多項小說獎。 裘小龍1953年生於上海，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時因為因經營香水生意被打成右派， 裘小龍自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後，1988年進入密蘇裡州聖路易斯市的華盛頓大學，獲比較文學博士，後留校任教至今。 裘小龍80年代曾以中文創作詩歌，1989年六四事件後裘小龍決定移居美國，並開始用英語寫作，他的第一本長篇英文推理小說《紅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在2000年出版，背景設定為六四天安門事後剛過、1990年代的上海，故事追查一名女勞模關紅英之死的背後案情，其中的陳超探長企圖改變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形象：知識份子，喜愛陸游、蘇東坡，裘小龍將他命名為“詩人大偵探”，在陳超的探案下，陸續揭發了性醜聞、貪污等問題。 用英語寫作，對母與非英語者來說，首要克服的就是如何準確表達自己的想法，至於在美國讀者心中，作品原本就以英語寫成或是翻譯來而，差別不大。周杉對《明鏡》指出，美國人對於翻譯過來的華文作品，或是直接用英語寫成的華人作品，接受度都一樣，實際上讀者自己也分不太清楚，只會因作品類型不同而有不同的市場，如裘小龍寫偵探小說，符合大眾口味，其他華人作家的成績也不錯，但比較文學性的作品接受度可能低一些，因此用哪一種語言書寫，更大程度取決於作者自己。 “比如馬建住在英國居住多年，仍然堅持用中文寫作，他認為只有中文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而他的太太是懂漢語的英國人，給他的作品翻譯。”周杉說。 與中國有關的小說，不只海外的華裔作家在寫，身處中國的作家也在寫。周杉對《明鏡》表示，在美國寫中國，或許能從一種更客觀的角度來書寫，這也是海外作家的優勢。不過，許多美國華裔作家筆下的中國，都非現代的中國，周杉指出，裘小龍曾說，他必須回顧更早時期的歷史，才能更瞭解現在的中國，例如要探討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就該回到50、60年代，檢視當時的歷史事件是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另一方面，周杉表示，美國人也對過去的中國更感興趣，例如哈金背景年代較現代的《落地》一書，獲得的反響就較不如他的其他小說。 不過，從幾位華裔作家的身上，能看出他們試圖在題材、人物上做轉變。周杉對《明鏡》舉例，如上述的《落地》，就可感受到哈金已開始嘗試一些可能沒那麼受歡迎的寫作方式和題材。“《落地》講的是美國的事，每篇都很短，不太像小說，如果不熟悉這種文體的讀者，就比較不能接受。” 此外，周杉指出，任璧蓮的最新小說《世界與鎮》（World and Town），主角孔海娣（Hattie Kong）便不純粹是一個華人，而是一名中國父親與美國傳教士母親生下的混血兒，孔海娣因丈夫逝世搬到新英格蘭河湖鎮（Riverlake）後，認識了一個柬埔寨移民家庭，故事便圍繞在孔海娣與柬埔寨家庭的新生活與世界的變遷上；由此見到幾位華人作家正跨出嘗試性的一步。 周杉表示，任璧蓮（Gish Jen，本名Lillian Jen）的文章很有個人風格。圖為任璧蓮。

《明鏡月刊》記者 柯宇倩 眼下的中國老百姓並不需要民主？2011年11月1日，《明鏡月刊》編輯部於紐約舉行了“蘆笛對話胡平”討論會，兩位海外著名思想家圍繞著“民主在中國如何來臨”這一主題進行針鋒相對的理性辯論，對中國的未來之路開啟了不同角度的思考。以下是這次對談的下半部分。 蘆笛：咱們都是受過工農兵教育出來的，咱們都吃大苦、耐大勞，揮汗如雨，我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覺得老百姓非常愚昧，中國老百姓尤其如此，非常容易衝動走極端。西方老百姓也是愚昧的，他們的社會先進，不在於老百姓，而在於精英階層是聰明的，咱們與他們的區別只在於精英階層，所以你不要指望老百姓能理解你；一個新制度的建立，如果沒有老百姓的合作，強行動用國家權力，必然要失敗，而民主法治的運行，不是靠國家權力威懾就能解決的。 同樣都是法治國家，也有區別。到英國地鐵裡，只聽見人的腳步聲，聽不見人講話；要過街，不會有人闖紅燈。到意大利，地鐵站熱鬧得跟市集一樣，過街得冒生命危險，一點規矩都不講，這就體現了國民素質和文化傳統的區別。德國原來法治就很嚴格，所以訓政後公民就都守規矩。法治國家的運行，很大程度上得靠老百姓自律。現在的中國老百姓根本沒有自律的概念，一下子搞起民主來，再也沒有誰用暴力管他了，肯定天下大亂。 所以也不可能像王軍濤講的，黑人自發進行民權運動、和平抗爭（註：詳見《新史記》第4期《怎樣評價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百年歷程？》一文）。那是在美國，不是在中國。美國60年代的民權運動決定性的戰場在國會，黑人解放是靠白人打白人完成的。約翰遜總統的民權法案能通過，靠的也是白人參議員自由左派，當然黑人就沒有再鬧的理由了。所以，解決問題的還是精英階層，老百姓頂多跑跑龍套，呼應一下。 要是明天中國發生民主革命，別指望老百姓會明白毛澤東的危害，會知道你的好意。他們享受過毛時代經濟上的“平等”，以為那就是公平，不知道不准你發財才是最大的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不公，他們更不知道西方民主是什麼意思。毛時代所造出的國民心態，就是“我窮沒關係，但你絕不能比我富”。 胡平：你說的是一段時間的心態，“文革”之後的老百姓不是這樣想。 蘆笛：這是硬幣翻過來，一回事。 胡平：不，當初改革之所以能發動，能改得起來，恰恰就在於大家都體認到毛的那一套，特別是文革那一套是錯誤的。今天中國流行的很多觀念和毛時代整個相反。例如富人炫耀自己的財富，因為那被認為是成功的標誌，如果是毛時代，他就不會炫耀。性關係也是，毛時代是何等的禁慾主義，現在中國性關係性觀念之混亂之開放，超過任何國家。 所以正因為有個毛時代，造成那麼大的反彈，才使得同樣的情況不太可能再次發生，今天中國的毛病恰恰都是相反的。當然，專制會留下很多壞的遺產，專制不是民主的預科班。我們確實會面對很多困難的問題。 蘆笛：對，這也是我的困惑。 胡平：所以我說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們對事的具體看法可能都一樣，都對中國現狀極其不滿，對整個中國老百姓素質評價不高，也知道素質不高很大程度上是現在這麼做的結果。這麼做下去只會越來越壞，如果來了革命，老百姓素質這麼低，肯定也會有很多問題，但持續下去只會更糟糕，所以還不如早點來革命。 你說的另一個問題我也考慮過，如果要清算人家，要他還錢，當官的更不願意，所以我很晚才提這個意見，因為我發現，他們自己明白得很，這就是為什麼幾百萬的官兒這麼團結、這麼殘酷無情地壓制。現在當官的都是我們的同學，原來沒多壞，現在這麼壞，因為他們太自覺，所以如果我們假裝沒這回事也行不通，因為他們做賊心虛比你還明白，你說不計較，他也不會信。 蘆笛：這點我同意。 胡平：所以我能體會劉曉波為什麼說他沒有敵人，他站在第一線，想非暴力抗爭，希望早日結束暴政，但力量又有限，要對方讓步，就必須在給壓力的同時也給對方一個體面的出路，如果說：你是我的敵人，我和你們你死我活，那怎麼成？當你以非暴力方式反抗時，你需要做出承諾：如果你放下武器，我不會把武器接過來打你。如果你說：你今天不拿槍打我，等我贏的時候我來打你；那當然不行。 我們可以找一個卸包袱的辦法，如果明天民主了，假設明年1月1號大選，在此之前把不法之財交出來，就既往不究，不再法律追究，給你個台階下，他們也知道交出不義之財是應該的，而且交出之後還是能維持一種體面的生活水平。 蘆笛：靠這個就能勝過毛左的政黨了？ 胡平：當然無法擔保，民主就意味著不確定，就像搞比賽你無法確定誰總能當冠軍。且不說我們反對派現在沒有很大的規模，其代表性有限，到開放民主時也無法肯定會贏得多少選票。假設反對派跟執政黨施加壓力，要求開放民主，並承諾既往不究，最後執政黨也開放民主了，如果第二天冒出一個復仇黨，要求清算，而他們贏得了更多的選票，那麼你原來的承諾也就不起作用了。 蘆笛：我完全同意。 胡平：為什麼有的國家能和平轉型民主，就是積累的仇恨不多，有人組織復仇黨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力，溫和派有更大的代表性，妥協比較容易。但如果目前這種狀況再繼續下去，和緩的轉型就越加困難。 所以第一，我們沒法擔保民主開放後，毛左一定不會佔上風，第二，民主的、理性的聲音肯定與時間成反比。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候，理性的聲音比較有影響力，比如八九民運，不管我們怎麼評價方勵之，他總還是個知識分子，那時候他被大家崇拜，崇拜他總比崇拜別人好，就像現在如果劉曉波在國內真有很大的號召力，也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到底是理性的，但很可能理性的聲音在中國會越來越微弱，另一種聲音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我們很擔憂，20年前還沒這樣的擔憂。八九民運時，共產黨說學生搞動亂，但大家，包括很多官員都不以為然。因為在當時，大家對共產黨沒多大的仇恨，甚至對鄧小平還有一定的好感，對最反感的李鵬，頂多也就是要他下台，沒說要法辦，但現在一定比以前激烈，因為隨著時間推移，仇恨加深了，就是布羅茨基（註：Joseph Brodsky，20世紀俄國流亡詩人）的那句話：時間使邪惡增值。 所以我擔心中國情況會更壞，早點結束，固然有風險，但不確定性小一點。 胡平認為，八九民運時，大家對共產黨沒多大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