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权力制衡。党内党外，皆同此理。人治可以由一个领导人或一个领导机构包揽一切；法治则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一个机构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要讲究依法表决，讲究 分权 制衡。这才是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人们常说，马克思 主义要与时俱进。 …. 恢复常识落实党内三权分立: 《财经网》网友: 我们要求国家权利的三权分立. 恢复常识落实党内三权分立: 《财经网》网友: 真是不懂装懂，生搬硬套！学一点皮毛，就拿来蒙人！ 三权分立是针对国家 公权力 分配，也就是说，国家公权… …
阅读更多——曹思源《各国宪法比较》拾英 为什么曹思源要对各国宪法进行比较？他十分困惑！一部据说十分伟大的宪法，竟然保护不了它下至普通公民，上至国家主席的尊严和生命。1967年，纹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造反派批斗。造反派一会儿扭住他，让他呈卑躬屈膝状，一会儿又揪住他稀疏的头发，强迫他抬头拍照。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刘少奇鼻青脸肿，鞋子被打丢了，只能光着脚站在地上。批斗会结束，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权利。可是宪法根本保护不了他。 根据《世界宪法全书》，曹思源把世界上110个国家的宪法与中國宪法进行比较，有很多惊奇的发现。 1，无产階級專政 中國宪法是一部專政宪法。中國宪法第一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階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国家”。曹思源发现，在世界各国宪法中，目前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宪法宣告实行“无产階級專政”，即中國和朝鲜。 民间流行一句话，“无产階級專政可不是吃素的”。难道它是吃荤的？没错！看看以前專政国家的“业绩”吧。前苏联，十月革命时期的24位政治领导人，有14人被杀害，60名军事领导人，有54人被杀害；有120万普通黨员被处死或判以徒刑，斯大林处死的共產黨人是沙皇俄国时期的8倍。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进行了3年多的无产階級專政，竟然把这个国家的700万人口，杀了330万。 2，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举世公认，各国宪法都作出了类似规定。中國宪法第二条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问题在于，人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许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人民行使主权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比如匈牙利宪法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它通过选出的代表和以直接的方式行使主权”。中國宪法则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对于中國人来说，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权力有人“代表”行使，根本不知道还有直接行使权力一说。中國人不能直接行使舆论权，对政府官员、政府行为进行评议；不能行使直接投票权，直接选举高级官员和进行公民投票。如果某个獨裁者（比如苏哈托）控制了代议机关，全国公民的意见就会无法得到表达，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改变的唯一办法就是到体制外去造反。 实际上，人大代表的“代表权”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如果全权代表，那不是“代表”而是“代替”了。人民代表可以代表人民发表政见，但不能因此阻止公民直接发表自己的政见。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应该由公民进行直接投票进行决策。 3，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宪法的基石。美国宪法的结构甚至就是对三权的详细标注。各国宪法都特别载明，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机构，三权不得集中于同一个机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是治理国家的基础。除了中國以外，全球只有7个国家的宪法，没有确立三权分立。 按照现行中國宪法的描述，中國不讲“三权分立”，而是讲“一府两院”（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唯一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类历史证明，任何国家都应该分权制衡，而不能高度集權。一个不受任何制约、至高无上的权力核心常常会造成沉痛的灾难。 鄧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會主義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纹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1980年8月18日《黨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4，公民知情权 世界各国宪法越来越注重保护公民知情权。在110个国家中，有104个国家有“公开化”的条款。公开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审判公开、议会会议公开、条约公开、政黨公开、官员经济状况公开、招标公开。议会会议公开，已成为各国通例，并作为一项制度在想法中确立。比如法国宪法规定：国会两院会议公开举行。议事记录要全文刊登于政府公报。中國宪法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它举世震惊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保守国家秘密，却只字不提他们向选民公开信息的义务。主权属于人民，人民要管理国家事务，宪法又不允许他们了解事情的真相。这就是中國宪法的逻辑。 中國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不知情，如何选举公民放心满意的代表？不知情，如何罢免公民不放心的代表？不知情，如何监督人民代表的工作？ 5，宪法监督 各国宪法基本上都规定了宪法监督的制度，对违宪行为进行审查。有宪法，却没有宪法监督机制，宪法岂不成了废纸一张？各国宪法监督机构，多由法院承担。其中，由专职法院负责的占53%，由其他司法机构的占30%，由议会负责的占11%，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占7%.中國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负责解释和监督宪法实施。但是，那些举报上来的违宪材料，只会躺在人大抽屉里睡大觉。民间有一个笑话：现在唱歌跳舞有人管，偷鸡摸狗有人管，就是违宪没人管。 6，修宪程序 中國自1954宪法以后，都没有规定严格的修宪程序，也没有规定宪法停止生效的特别程序。美国宪法规定：“国会在两院三分之二议员认为必要时，应提出本宪法的修正案，或根据各州三分之二州议会的请求，召开制宪会议提出修正案”。其他宪政发达的国家，也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修宪程序。良好的修宪程序有效地防止了单一机构垄断修宪权，确保宪法不被随意篡改。 1975年1月，中國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了一连串秘密会议，17日会议结束。19日突然发表了公报，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已修改完毕。 7，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 中國宪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但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对之做出规定的是人大代表《选举法》。按照该法，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间接选举是中國选举的常态。实际上，选举的常态应该是直接选举，它能直接反映民意，真正体现“主权在民”。列寧就说，“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 直选的范围不仅包括议员，有的国家甚至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间接选举不是由选民直接挑选最终当选者，很难体现选民的意志。比如，很多老百姓痛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但却阻止不了他们“光荣当选”。间接选举之弊，还在于很容易出现威胁、贿赂代表，操纵选举现象。 8，政黨规范 在110个国家中，有82个国家对政黨作出规范。其中，只有5个国家规定某个执政黨要处于特殊地位，另外的国家，不仅没有规定任何政黨要处于特殊地位，甚至连政黨的名字也不在宪法中出现。它们只是在宪法中对政黨行为进行规范。规范内容主要是：一、任何公民都有权组建、参加、退出某个政黨。二、保护多黨制，绝不能只有一个政黨谋求执政地位。三、黨国分离原则。政黨必须与国家机构分开，政黨不可敢于国家司法和军队，国家元首必须中止自己在其政黨中的活动，军人、安全和司法人员不能参加任何政黨活动。四、政黨参与国家管理的方式只能是，出任议员，影响立法；担任政府主要负责人，在工作中体现该黨执政思想。五、“票箱里出政权”，政黨是否执政，只能依据它在法定选举中得票多少。 极少数国家，对政黨地位做出了规定。比如，越南宪法规定，越南共產黨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古巴宪法规定，“古巴共產黨是国家和社会的最高领导力量”，还规定，“在黨的领导下，共產主义青年联盟努力将其成员培养成未来的黨员”。在这些国家的宪法中，不仅规定某个当要处于领导地位，还要把青年作为其后备军和接班人。这不仅让人想起秦始皇。他自封“始皇”，幻想“二世”、“三世”……万万世。秦始皇不成想，到秦二世，秦朝就玩完了。 9，人權 人權范围很广。各国宪法中比较突出的提到的有：国籍选择、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 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关于国籍的内容。它们大多对双重国籍作了规定，其中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只占少数。中國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是，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获得国际？在什么情况下失去本国国籍？能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国籍？这些问题在中國宪法中只字未提。对之做出规定的是国籍法。中國的国籍法规定：“不承认中國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中國公民一旦加入外国国籍，就自动丧失中國国籍。很多国家在国际上采取不禁止的态度。按照“法无禁止即允许”的原则，很多国家的公民可以拥有双重国籍。比如，美国和香港。 宗教自由是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享有一项基本人權。各国在宗教自由问题上，呈现“两多两少”的特点。即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自由，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宗教活动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极少数国家只允许公民在头脑里有宗教信仰自由，而没有参与宗教活动的自由，极少数国家用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宗教自由。中國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中國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宪法中并没有保障性条款。根据2001年公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一，只有出版单位有权进行出版活动，个人无权自由出版；第二，出版单位的设立要经过行政审批；第三，出版单位设立后，出版活动必须接受政府严格监督。这岂不是说：我承认你有恋爱自由，但你与谁恋爱，必须接受我的审查和监督。菲律宾宪法规定：“国家过个人无权垄断大众传播媒介或信息传播设备”。韩国宪法规定：“言论、出版不受审批和检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10，国家机构 各国宪法都对国家立法机关、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军队统帅、司法机构做出了规定。 各国的立法机关有“一院制”和“两院制”的区别。所谓一院制，就是立法机关只设一套机构。所谓两院制，就是设立两套机构的议会制度。这两套机构一般叫参议院与众议院，或上议院与下议院。目前世界上大国一般都采取两院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两院制的优点是，既照顾了人口的代表性，又照顾了地区的代表性。就中國而言，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人大代表名额，则各地会很不平衡，损害地区利益；如果按省份分配人大代表名额，人口多的省份的公民的平等权利也会受到损害。实际上，假如中國实行两院制，既可以解决公平问题，还可以使立法更慎重和周详，避免草率、武断的决策。 在110个国家中，有76个国家的元首是总统。在三权分立下，总统权力受到制约。中國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國已经不把国家主席对万翻译为“Chairman”，而改成“President”，与总统相对应。但是，按照宪法，中國的国家主席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决定权和否决权，只有“公布权”、“发布权”，充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传声筒。 在实行总统制的76个国家中，总统直接由选民选举的有52个；总统作为行政首脑掌握行政权力的，有66个。行政首脑如何产生，关系到他对谁负责。政府首脑由选民直选产生，直接对选民负责；政府首脑由议会选举产生，直接对议会负责。后者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人会问，议会选举产生行政首脑有何危险性呢？议会产生政府首脑，相当于议会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有导致议会专权的可能；一旦某个黨派控制了议会的绝对多数，那么它也就掌握了政府首脑及其掌握的国家行政权。此时，国家权力将有失去制衡与监督的危险。 军队属于谁？毫无疑问属于人民。中國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为什么属于人民？因为军队是人民花钱养的。既然如此，军队的最高统帅，毫无疑问应该是国家主席。令人乍舌的是，中國宪法竟然规定，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既不归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也不归人民政府——国务院及其总理，而是归一个单独的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是全世界的一个特例。 举世公认，司法必须獨立。无司法獨立，即无司法公正。中國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獨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中國宪法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两个重大缺陷：没有确立法官的獨立地位；没有规定法官的任命程序。匈牙利宪法规定，“法官獨立并只服从于法律”。厄瓜多尔宪法规定，“司法机构獨立行使职权”。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宪法？宪法的本质在于：保护公民权利，规范公仆权力。它不是光荣榜，没必要把什么人的名字写进去。它不是理论著作，没必要把什么主义、思想写进去。它不是历史书，没必要追溯可歌可泣的历史。它不是黨章，没必要把某个政黨的路线、方针、政策写进去。宪法要体现的是普世价值，要书写的是民意中没有差别的“公意”。 信孚大学学员 刘小东 作者:刘小东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0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宪法与各国宪法有何不同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自由与宪法的精义：你的自由止于国家的不自由 (0) 美国的宪法和政局的稳定 (3) 美国的“美国权利法案”第一条直指国会权力说明什么 (1) 美国宪法：分权．制衡．民主化进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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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更多最近有一官员指责一部分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或公民是”吃共骂共”，这并不奇怪，很多官员建国后就这么说。这一说法是党是亲爱的妈妈的逻辑结果组成部分。党是亲爱的妈妈，妈妈是不能骂的。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谋幸福的不能骂。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党与毛泽东是一体的，骂党就是骂毛泽东，骂毛泽东就是骂党，骂就是反革命。人民的幸福是毛泽东和党恩赐的，人民的吃穿住行是党和毛泽东恩赐的，所以得感谢毛泽东感谢共产党。改革开放后，这一用法已经成为很多官员的潜意识，动辄用这一传统说法宰制人民的思想。这一说法讲了六十年，违背常识也违背了六十年。具体地说，”吃共骂共”的说法违反了如下常识。 第一，违反了先有社会后有国家的常识。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证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论是人与人处在战争状态还是人与人处于和平状态，人与人之间都有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才需要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认为国家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把部分权利交由国家，国家合法垄断暴力并维持和平、秩序，到了近现代又具有保护生命、财产、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从社会中产生，也就意味着国家要从社会提取税收，否则国家就难以运转。也就是说，社会养活了国家。有了现代意义的国家才有了现代意义的政党。 西方政党筹集经费主要通过四种渠道：党员缴纳的党费、社会捐助、党产经营所得以及国家提供的公共补贴。20世纪60年代之前，党费和社会捐助是政党经费的主要来源，此后公共补贴的比重逐渐上升，在某些国家甚至成为政党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公共补贴可分两种：一是直接补贴，一是间接补贴。直接补贴即现金补贴，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政党的竞选花费。所谓间接补贴是指国家为政党竞选及日常运转提供一定物质支持，其中主要在邮寄、公共建筑的使用、媒体及税收等领域为政党提供便利。（谢峰：《公共补贴：西方政党财政的重要来源》，《学习时报》2006年第357期）这四种渠道都充分说明是党员、社会养活了西方政党，而不是西方政党养活了党员，公共补贴来源于国家的财政税收，换句话说，也是社会养活了政党。 对于中国政党来说，中国政党没有竞选，所以也就不需要相应的竞选费用，但并不等于说中国政党就没有费用，费用反而更多。因为中国政党是党国体制的一部分，所以中国政党的费用主要是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党员交纳的党费，但据曹思源先生的研究，这部分费用不足以让政党正常运转，党员的费用仅占政党运作的一半左右，另一半的费用就全靠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当然是来自于纳税人。政党的费用不是政党自身生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党员和社会，是党员和纳税人养活政党而不是政党养活了党员和社会。更由于党国体制，使得中国官员队伍极为庞大，使国家的税负更加沉重。只要看各地方的建筑就一目了然，有市委办公大楼，就有市政府办公大楼。西方同样的税收只养一套人马，一套班子，而中国却养两套人马，两套班子，且两套班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吃着纳税人的饭，用着纳税人的钱，靠纳税人养活着。 社会――国家――政党是一个逻辑和经验线索，这一线索表明所有的政党，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无论是资本主义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都需要社会来养活而不是相反。 第二，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常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首先满足自己的吃穿住行，满足吃穿住行的主体是劳动人民。在满足吃穿住行之后，人们才能从事其它的活动，文学、艺术、政治等。吃穿住行构成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由吃穿住行而形成的关系叫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国家。无论社会如何变化，由吃穿住行组成的生产力都是社会的最终决定力量，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使国家机器运转的公务员都离不开吃穿住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基本道理就是吃穿住行的主体――劳动群众养活了官员。 第三，违反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常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活着的时代，农民、工人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是简单劳动，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复杂劳动，脑力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不劳动，并把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把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的不劳而获也就在于用工人的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工人的钱一部分交给国家税收，资本家的钱也有一部分交给国家税收部门，两者的钱都变成了国家财政的一部分。现在的西方国家还有一个高额累进税，把资本家、有钱人的大部分钱都交了税，有的甚至达到其收入的50%、60%甚至更多。按着马克思的观点，国家公务员是不创造价值的，国家的财政收入转化成公务员的工资，让公务员生存。 在毛泽东时代，公有制一统天下，计划经济大行其道，搞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改革开放三十年，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占尽三分之二江山，套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已经说明的事情，拿着马克思这张旧船票仍然可以登上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农民、工人的劳动支撑着国家的正常运转，农民工人用他们的劳动美化着城市，给公务员提供营养，为公务员补血。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说，知识分子是工人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主力军，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党员干部是靠工资吃饭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变成了党员干部的工资。 在封建专制社会可以说吃”皇粮”，不能”吃皇骂皇”，道理很简单，封建专制社会从来都是家国不分，皇帝把家当国把国当家的。现在虽然是党国体制，但也不是封建专制社会家国不分，就算是党与国不分，党和国的官员、党员干部也是由人民来养活的。衣食父母是民众而不是党，某些官员为所欲为，”吃民骂民”更接近事实。党员干部作为公务员的组成部分，不能经商，所以不能创收，不能创收就不可能有收入，没有收入就不可能养活别人，不能养活别人何谈”吃共骂共”？ 第四，违反了纳税人的相关常识。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的权利有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委托税务代理权、陈述与申辩权、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绝检查权、税收法律救济权、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等十四项权利。《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初步肯定了纳税人的基本权利，而权利的第一项就是纳税人的知情权，就是要知道税收的基本用途。 从纳税人与政治、与政党的关系来说，知情才能有效监督。纳税人纳税，理应获得服务，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也是纳税人，也理应获得相应的服务。如果政府官员、党员干部服务不到位，贪污受贿，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自己的儿女移民到国外并花纳税人的钱生活，”吃民宰民”那就是违背了纳税人的意志，就必然受到纳税人的批评，受到法律的惩罚。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这句社会谚语用在政府身上倒也贴切，吃了纳税人的，就应该为纳税人服务，不为纳税人服务，批评就成了纳税人的权利。 第五，违反了公民权利的常识。《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 “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纳税人、知识分子是公民，不是臣民，更不是贱民，言论自由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这个权利任何政党、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第六，违反了党是工具的常识。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工具的政治。对此，邓小平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说过，政党只是个工具，政党这个工具也会犯错误，如官僚主义的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允许别人批评，让党外人士监督，让人民群众监督。实践表明，政党犯错误远不止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其错误的危害也远远超过官僚主义，一个政党，尤其是一党独大、党国体制下的政党，必须加强监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政党只是个工具的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这有利于防止政党的权力滥用。 政党是个工具的观点表明，政党经费来自于税收，来自于中国社会，是社会养育了党，社会才是党亲爱的妈妈，人民才是党亲爱的妈妈，而党不是人民亲爱的妈妈，党只是社会用来为其服务的工具，如果党犯了错误，必须受到社会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吃民、民骂党”是天经地义。 最后要奉劝官员的是：说话要讲常识，离开了常识的道理不是道理。不讲常识就会引来围观，围观就是力量。如果官员鬼话连篇，满嘴跑飞机，下场一定很不幸，可能如苏联的党员干部受人唾弃，如突尼斯总统出逃，如埃及总统交权，更惨一点的如齐奥赛斯库被人枪毙。讲常识饿不死人，丢不了官，不讲常识，什么可能性都有。 来源：共识网 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021129633.html 欢迎订阅搞屁： 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阅读更多中国国家的经济扩张和中国人在海外显示的超强购买力构筑出“中国龙”将要吞咽世界的景象，欧美对中国“买下世界”的势头予以密切的关注。 *毛的后代报复式扩张* 法国《费加罗报》说，中国“那些富足而且为所欲为的毛的后代”正在对世界“进行报复式的无限度扩张”，从企业、土地到港口、债务，他们无所不买。 中国对外投资被称“令人晕旋”，从2008年的260亿美元、2009年的433亿美元，到2010年的600亿美元，规模越来越大。从非洲、南美的矿产和可耕地到美国的金融公司和欧洲的技术，都有中国购买的身影；中国这个经济火车头为了向前“狂奔”，正在“用无所不包的燃料灌满油箱”。比如，中国对非洲投资之大让非洲的“中国非洲”之称不胫而走。 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报道，800名中国游客组成的“千人聚拉斯、共度中国年”访问团在中国大年初三晚间于赌城拉斯维加斯大道的梅西百货旗舰店“包场”血拼，豪刷信用卡、出手千金的购货令店员瞠目和手软。梅西部门经理表示，中国春节期间的一个星期，出手阔绰的中国顾客已经达到四、五千。 *中国势必继续踏平世界之路*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当国力继续上升之际，中国仍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其踏平世界之路。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市场的控制程度往往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英国1914年曾经拥有对外直接投资的45%，美国1967年顶峰期为67%，而当今中国仅仅拥有6%，多数为国营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目前大部仍为非跨国性质，其“购买世界”的成长空间显而易见。 《经济学人杂志》还说，中国的高额储蓄也将刺激更多收购。中国公司通常现金过剩、银行则是储蓄过剩，这些富裕资金目前主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用来购买外国公债，但是中国可能也应该将投资分散化；中国公司进军海外目标有三，原材料、技术和市场。 *研发创新“维稳”经济* 无独有偶，日本公司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美国收购狂潮曾经引起人们的焦虑之情。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曹思源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上对中国“买下世界”的炒作与当年日本的“买下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处。 曹思源说：“过去说日本买下世界，它也没有买下世界；所谓‘买下世界’并不是科学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 北京的经济学家刘正山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研发创新，但这也正是隐忧所在。 刘正山说：“一个经济持续发展最理想的状态是高增长低膨胀，但是中国的货币对内贬值很严重。贬值幅度越大，老百姓越希望把手中的资金进行保值增值，其途径一是股市，另一方面为房地产。09年曾经有一份报告说，市场上70%的购房者为投资和投机者。这意味着人们没有动机做企业和从事创新，这种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不会那么光明。” *地产泡沫致日本经济瘫痪* 日本当年的经济神话得益于由制造商、供应商、分销商和银行组成的大型联合体“集团企业”，制造商在得以提高研究和开发预算的基础上，轿车、摩托车等产业飞跃发展，带动海外销售成功，随之而来的充裕资金拉动经济迅速腾飞。 不过，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企业和银行坚信经济增长将持续，土地价格也绝对不会下降，银行放松银根，企业向银行贷款大量购置房地产。但随着泡沫被刺破，投资房地产的企业发生巨额亏损，银行业在巨额问题贷款的拖累之下几乎全面陷入瘫痪，日本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至今难以重振旗鼓。
阅读更多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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