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

  —–致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郭守松司长的信 （授权维权网发布） 尊敬的郭守松司长： 您好！我们是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居民秦玉玲，杨自娥，王丙乾、王桂美，也是临沂市政府非法暴力强拆的受害人。冒昧地给您写信，是出于对您和中央的特别信任！也是因为您曾经答允陈光诚要查处地方政府对他们一家的残酷迫害。 我们几户遭遇临沂市政府非法暴力强拆已经6年。拆迁是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法律手续，没有任何人出示证件、更没有任何拆迁人同我们谈拆迁补偿的情况下，由政府官员带队，出动公安、城管和全副武装的打手数百人，以暴力方式进行的。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我们手中的视频资料就是最好的证明！！ 几年来，我们依法维权，四处奔波，备尝艰辛：在上访途中遭到北京黑保安的拦截及临沂公安的非法拘留，个中的滋味是常人难以忍受和理解的。虽然我们当中的秦玉玲女士曾两次接到国家信访局的官员打来电话了解核实情况，但最后还是没有音信，不了了之。尽管如此，我们对中央“依法治国”的号召依然没有丧失信心，还是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艰难地走在依法维权的道路上……，因为我们坚信：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王朝，毕竟有宪法和法律，毕竟在推进民主和法制。再退一步讲，即便是最黑暗的王朝，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及恶吏的胡作非为、巧取豪夺也不能放任不管！何况朗朗乾坤，我们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竟在“没有任何程序、手续”的情况下成了一片废墟 ！！！ 因为遭遇临沂市政府非法暴力强拆而依法维权的缘故，我们特别关注互联网上有关依法维权的信息。尤其是听说老乡陈光诚懂法律，不畏强权仗义执言，现在又在您的帮助下在美国学习法律，我们对老乡陈光诚充满了敬佩之情！同时便萌发了向其咨询学习的念头。后来打听到和我们同样遭受临沂市政府暴力强拆的受害人刘国慧女士和陈光诚先生有联系，我们就主动请她带我们去东师古村，想通过陈光诚先生的家人与其取得联系，求得法律上帮助。同时也想见证一下早已知晓的临沂地方政府动用公权力迫害陈光诚的罪行。 10月10日我们相约来到陈光诚先生的家乡东师古村，从其家人的血泪控诉和村民的描述及现场的观摩中，我们了解到了地方当局对陈光诚一家的软禁和迫害简直令人发指！而且此迫害还在继续，地方政府官员带领几十人凌晨翻墙进入陈光诚先生的大哥陈光福家暴力殴打他的家人，打砸他家物品，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被殴打重伤后，用菜刀正当防卫砍伤入室行凶的镇长张建后报警投案，却被以“故意杀人罪”关押在沂南县看守所。 9月10日，陈克贵的父亲陈光福依法向沂南县公安局和双后镇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和《复议申请》，法律规定15天答复和5天受理的复议，陈光福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连最起码的法律程序在临沂都无法实现，彰显了司法在临沂是何等的黑暗和苍白，揭示了临沂地方政府无视法律，践踏法律的事实。 我们还了解到， 自8月份，东师古村成立了一支由村书记陈光山任队长的14人的“治安巡逻队”美其名曰“是为了确保我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星罗密布在全村各个角落，其主要职责就是应对上级派来的调查组和监控外来人员及村民动向，禁止村民和外来人员攀谈。 我们相信您代表中央答允陈光诚要查处地方政府对他们一家迫害的承诺会兑现，我们相信中央现在已经做了调查，但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的调查组如果在8月份之后来到东师古做调查，其调查对象很可能都是这些“拿工资”的事先安排培训好应对上级调查的“治安队员”。 另外，我们还要向您反映临沂市政府野蛮暴力强拆和操纵司法疯狂打压迫害拆迁受害人的问题。我们8名兰山区非法暴力拆迁受害人向国务院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反映临沂市政府搬迁非法占用耕地4万多亩的问题，此信息9月2日挂到因特网不久，马上就有临沂市兰山公安局的国保上门调查情况……。 怎奈我们既不违法、也没违纪。但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这些原本爱党爱国、遵纪守法的顺民，由此竟成了市政府的监控对象！ 尊敬的郭司长，中央天天讲和谐、和谐！究竟是谁造成了不和谐？维稳、维稳！究竟谁是破坏稳定的元凶！以临沂市政府与我们这些受害人之间的不和谐为例，制造不和谐的始作俑者无疑就是临沂市政府！如今我们倒成了临沂市政府的“维稳对象”。但我们认定：只要党旗国旗高高飘扬，只要还有天理、人伦，临沂市政府就应该赔偿我们的合法财产！否则，这种不和谐、不稳定将会永远继续下去。 尊敬的郭司长,您是主管信访的领导，我们的合法房产被临沂市政府非法暴力强拆后，曾四处求助，也多次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不要说见不到您，就是反应问题的信件恐怕也递不到您手里。但我们深信，中央对这种公然践踏宪法和法律、肆意损害他人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绝不会视而不见，一直容忍下去。 恳请您帮助解决我们遭遇的非法暴力拆迁问题，同时我们呼吁：严惩迫害陈光诚的责任人！还临沂法制昌明的蓝天！ 急盼回音 此致 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 郭守松 司长 山东临沂拆迁受害人：秦玉玲、杨自娥、王丙乾、王桂美 联系地址：山东临沂市沂蒙路197号5号楼5-3，501 电话：15863998257 2012年10月12 日

作者： 骆驼   媳妇研究生毕业以后，回到了母校上班，因此我也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回去走走。校园里依旧绿草茵茵，宿舍与教室也还是老样子，只是年轻身影变了模样。只需要看一眼那些涉世未深的面孔，就可以回答十年时间究竟带来了什么——不仅仅有了日渐臃肿的身体和灵魂，还有那些被生活消磨掉的青涩和无知。 “做一个恪守底线的人”，这是易中天先生在演讲中提到对大学学子的期望。这种期望是在面对现实无奈的同时，试图对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做最后的坚持，无疑令人钦佩。但是，比起古人所谓“斯世清浊，全赖吾辈激昂”，显然还是有些距离。二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的底线一退再退，而我们这些现代的知识青年，一定会让老祖宗失望至极。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从年轻人身上应该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未来，而那些在大学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则理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前些天，一个朋友批评了我的这种观点。他说，上大学这件事本身，根本说明不了什么，而且往往是在大学里被鼓励的那些好学生，更不可能承担起什么责任。 我认为他说的对。 在那些应该疯狂长大的年纪，我们用宝贵的青春宣换取了一些无用（或者有害）的知识，换取了一点风花雪月的时间，换取了一张苍白无力的证书；唯独，没有换来成长。当明白了这一点后，我才想到，原来那些年的迷茫与彷徨，其实来源于内心的饥饿与贫困。隐藏在学校婆娑树荫和朗朗书声背后的，是一张你我都无法逃脱的大网。而那些年我们一起上过的大学，也远远不是记忆中那么美好。只因为那些被遗弃掉了再也无法回头的青春，我便有理由感到失望，对这个不务正业的时代，也对不务正业的自己。庄子说：“以天下之沉浊，不可与庄语”。可我们毕竟没有先贤那般超脱的潇洒，只希望能用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吐槽这个号称最好的年代——用韩寒的话说，就是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谈那些犬儒和懦弱。也许这个时代，就像希特勒所说的，年轻人有了摩托车、明星、音乐以及对同伴的竞争意识，就失去了判断力和批判力。有毒的食物让人失去身体的健康，有毒的环境则让人失去灵魂的强壮。在这个最好的时代，我们都成了残疾人。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谈那些无知和浅薄。麦克桑德尔说过，“当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而在那些年里，我们却浅薄的令人发指。有些人或许根本不适合学习；有些人出于本能地对课本里那些东西保持距离，却又找不到真正的知识；有些人热爱优异的成绩，却难免回过头来说一句，这些都没什么用；有些人则在人云亦云。但无一例外的，我们都莽撞地认为自己掌握真理，都不清楚自己的无知。培根说“读书使人明智”，但到底也要分一下是什么书、什么人。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谈我对它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那么的令人沮丧，却也隐含着一丝微弱的希望。舒马赫说：“教育的任务乃是设法去了解我们当前处身于其中的世界，并从事明智的抉择。”我们那绿草如茵的校园显然无法承载这样的任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开放的信息社会，再也没有谁能够垄断群体意识了。毕竟在校园之外的世界里，当乌合之众被拆散为一个个个体时，我还是看到了智慧的火光。 2012年的9月即将过去，因为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在这个月里，学校经历了外人可能无从得知的紧张。但至少从我身边的人们看来，奉旨爱国的热情不再如往日高涨。当体制无法完成教育的任务时，不自觉的个体教育便会萌生。也许速度很慢，也许方向各不相同，但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人们对告别愚昧的发自内心的愿望。 在这个本应疯狂长大的年纪，我们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自己的步伐，但至少，我们还在向前走着。

你在自己的铺子里贴上一句自己都不相信的政治宣言，这当然也是一种说谎。可怕的是，你不在乎这种欺瞒；久而久之，甚且习惯活在谎言之中，反正如此撒谎也不难受，蔓延下去，你可能还会开始怀疑任何宏大的理念与崇高的信仰，觉得它们都只不过是种怎么说都无所谓的大话。洗脑教育本身并非构成危害，而它的本质危害是消解了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崇高和伟大。     酬问师 文/周圆（安徽师范大学）     又到了一年的教师节，心里莫名地怀念起小学时教我们语文课的聂老师，前几年听人说，他已经罹患肝癌去世了。当时听到这样不幸的消息，心里委实难过了一阵子，我没有参加过他沉静的葬礼，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珍藏的遗物，也许在我人生中唯一值得纪念的东西就是他给予我童年时代的启蒙教导和师范影响。这个世界或许就是这样：很多人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然后匆匆关上岁月的门，转眼消失不见。 聂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个头不高，微胖，时常穿着白衬衣，搭配着黑色的小马甲，一副绅士的派头，这似乎有点像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的音乐助教克莱门特·马修的模样。他是一位幽默风趣的人，一间间七八十年代的学校青砖瓦房，一群群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忽而在简桌陋椅旁比量手劲，忽而在廊檐操场上跳来蹦去，转眼间都被他收拾地服服帖帖，不敢造次。他对自己学生的教育方式并非来自严厉的惩罚，而是温柔的”恫吓”。每当谁的作业没有做完，聂老师总是拿着竹尺让没做完的学生来到讲台旁，令其脱掉裤子，撅起小屁股，在众多一双双慌张哑默的眼神面前，玩起了”杀鸡儆猴”的假把戏。一边是轻柔调侃地训斥，一边是竹尺不停地摇晃，当竹板轻轻地敲在粗裂的地板上时，某同学早已是哭喊不断，有时连裤裆里都吓得屎尿纵横，这让其他的学生在提心吊胆的氛围里顿时陷入空前的哄笑中，于是某同学下次再也不敢因为偷懒玩耍而没去做功课了。     每当晴朗的下午，聂老师总要带着我们一群人去室外的操场上散步，在高大的杉木底下，大家围着他席地而坐，有时他会给我们讲孙悟空、猪八戒的故事，有时也会和大家一起猜谜语，做游戏，或者让某人”毛遂自荐”地起来背唐诗，唱儿歌，画画，博得其余人的阵阵掌声，大家在他面前没有什么紧张和不适感，有的只是纯真的笑靥和无忌的童言。”红色”花坛和棍棒相加的年代，在那时看来，这一切已是教育者对于学生最大的个性关怀和人文坚守，那也是我童年时代最后一段快乐的学习时光，而聂老师也在这群孩子中间完成了自己独特的师导理念。 我是出生在农村家庭，那时候也没有上过什么幼稚园或者学前教育之类的课程，没有条件玩上滑梯床、秋千荡、跷跷板或是旋转木马，但是和聂老师相处的那段童年时光却是令我永生难忘。也许他更喜欢的是”自然主义”的人文教育理念，而非苛刻严厉的变相折磨打骂。著名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潘光旦先生曾经趣谈师生之间的关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他曾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每一个人为目的，必须在每一个人身上着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个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为了促进个性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 潘光旦先生的教育”高论”或许不太适合这个国度，或者说他没有人认清这个国家”特殊”的教育形势，而他自己最终也成了教育的受害者。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成为五大”右派”之一；文革时期，他和费孝通先生经常傍晚一起散步，却被一群不分青红皂白的小学生红卫兵争相围观，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后来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时，潘光旦已经成为重危的病人，却得不到任何的治疗。住在他家隔壁的费孝通先生曾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最后潘光旦在费孝通的怀中停止呼吸，痛苦地死去。我似乎还能想象得到先生在垂死前那种悲鸣的姿态和绝望的呼喊，虔诚的育人火种在窒息的国度里陷入灭绝的幽薮。 人生也许只能停留在某个阶段才能获得某种纯粹的永恒，过了那个阶段，一切都变得了然无趣，教育亦是如此。聂老师后来因为和校长产生了一点小矛盾，被迫去了另外一所学校，在教育这条”革命传统”的战线链条上，依旧遵循的是政治强权大于师者尊严的铁规法则。有时遇见他的时候，我们都会亲切地和他打招呼，他也是微笑着向我们问好，像一座安静孤独的石像，屹立在某个路口。而我们的集体主义成长旅程这时才刚刚开启，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领袖标语到向红领巾、N道杠优秀班级分子看齐，每个人都在接受着庞大”红色教育”的洗礼，而后又在应试教育的河槽里摸爬滚打，乏味长大。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作为一个训练机构，学校不但规训人的身体，还规训人的精神，同时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的机器，它和权力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我们从福柯的话语里发现学校作为一个对学生个体进行规训的机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消极和否定的，甚至是一种压制的象征。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依然起着教育人和培养人的宏大目标和社会责任。在教育领域，对学生实行适当的规训是应该也是必要的，但不能将其发展为极端不民主的压制与摧残。而福柯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教育观念，坚持师生间的相互尊重，反对形形色色的束缚，这对推动当代教育新的理念的形成是有着一定积极的启发意义。     著名导演张元曾拍过一部电影《看上去很美》，改编自作家王朔的同名小说，影片里让人恐怖的不是集体主义的拉屎，而是集体主义的擦屁股，这是规矩也是你属于这个群体的标志。当方枪枪冷冷注视着集体的饭局，衣服不同的他和那些习惯于听话的孩子拉开，终于他换上了相同的衣服，若有所思的做着最后无力的反抗。而现在的城乡幼儿园和小学都被铁栅栏紧紧地圈住，像是一群被豢养的笼中灰鸽子，无力地抖抖失色的羽毛，早早地学乖了听话，在晨读的朗朗声里都变成了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民谣歌手徐强曾在歌里这样唱道： 在花园里 在草地上   我们幸福的象花儿一样   雄鸡在歌唱   小松树你要快快长   我们要好好学习   我们要天天向上   严肃活泼 团结紧张   谁的语录把我心照亮   红太阳  红太阳   指引我们得解放   我们是红色的五道杠                             ——徐强《五道杠》 梁文道在最近一次大陆演讲中，曾提到哈维尔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肉贩在他摊铺后方的墙上悬挂了一幅标语，上头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什么他要挂上这幅标语？是因为这句话和卖肉的生意相关还是因为他很认同这句话，非常希望这个目标早日实现？不，他挂上这句话甚至不是出于强迫。这幅标语可有可无，可挂可不挂；但挂了也不碍事，而且总比不挂要好。这位肉贩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态度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头，挂上这个远大的理想十分合适；可他对这个理想的态度却是冷漠的，无所谓的。你在自己的铺子里贴上一句自己都不相信的政治宣言，这当然也是一种说谎。可怕的是，你不在乎这种欺瞒；久而久之，甚且习惯活在谎言之中，反正如此撒谎也不难受，蔓延下去，你可能还会开始怀疑任何宏大的理念与崇高的信仰，觉得它们都只不过是种怎么说都无所谓的大话。洗脑教育本身并非构成危害，而它的本质危害是消解了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崇高和伟大。 我尊重每一代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他们是祖国辛勤的园丁，也是伟大的灵魂工匠。教师节成立于八十年代中期，那个年代的人对于知识的尊重和渴求或许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是无法超越的理想标杆。商业化和功利主义的现代社会让人文精神和知识尊严日益走向失落的边缘化。今天借着教师节，写下这篇拙作《酬问师》，既是为了纪念和酬谢过去的恩师，也是追问和反思当代人文语境下的政治教育环境。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果一名老师能够做到潘光旦先生的”传道”和聂老师的”授业”，我就认为他已经很了不起了。至于”解惑”，也许是任何师者一生都无法解开的谜底，韩愈也是一样。 （采编：麦静；责编：麦静） 您可能也喜欢：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房中损益 ＜开阳＞红朝知识分子政策反思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启蒙世纪的漫漫长路 我该去恨的日本究竟在哪？ ＜开阳＞“卍”与北斗 无觅

杨氏达才者，陕西镇坪人也。方少时，聪慧伶俐，父母呵爱之，盼其日后腾达、傲视群才，故以“达才”为名，未置字。

始龀，启蒙开智，敏学而好问，学业始终佼佼，同龄者皆不及也。师赞曰：孺子可塑，日后必成大器也！越十数载，初试科甲，果然高中皇榜！喜讯至，乡邻皆以为荣，奔相转告；达才举家更以为耀，欢喜如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