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

　　写下“顾准”两个字前我踌躇再三。 　　“二十一世纪都过去七八年了才知道顾准，你太孤陋寡闻了吧？” 　　是的； 　　“‘顾准热’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热劲早过去了，你太少见多怪了吧？” 　　是的； 　　“顾准的东西，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他所涉及的文献都不过是通俗读物，至于概念的使用例如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则根本不是如今通常西方哲学领域中的理解1。” 　　是的； 　　“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2，顾准和孙冶方的价值观点现在看都很不足道，现在你说孙道顾，太过时了吧？” 　　是的； 　　“顾准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个经济学家尤其是会计学家，他最有价值的还是‘价值论’，一个非学者大概是看不懂的，你太不自量力了吧？”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一切都令我自卑，难堪和难过到无地自容，却不得不承认都有道理。 　　我是因为苦于寻找不到孙冶方经济思想的精髓–“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必须遵循价值规律”的源泉，在朋友的推荐下开读顾准的。2008年才开读顾准已是落伍不堪，读过之后忽然发现文章竟是无法写下去了则更是难堪。 　　顾准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座大山，不是高山仰止的山，是一座想绕却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山。 　　“写孙冶方绕不开顾准”是不言而喻的。我也琢磨过各样“绕”或者“不绕”的办法： 　　预防丢丑，避开盲区，人云亦云是一法； 　　云遮雾罩，肆意挥洒，大写意是一法； 　　罗列史料，快入快出是一法； 　　浅斟低唱，殇情滥情也是一法。 　　然而意义何在？文字还值得写下去吗？ 　　从小到大我的潜意识中都在寻觅着一个人，一个每个国家都一定至少会有一位的人–在法兰西他可能叫维克多·雨果，在不列颠他可能叫查尔斯·狄更斯，在美利坚她可能叫哈利特·斯陀夫人，在俄罗斯他可能叫列夫·托尔斯泰或者多斯妥耶夫斯基（还有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假如《静静的顿河》确是他写的话）……。在我的父祖之国这个人是谁呢？是鲁迅吗？是沈从文吗？都可能，但都不太像。 　　鲁迅在解剖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锋利和深刻度上，在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描述上，几乎是“全民公认”–还没有出其右者。然而树人先生极端地蔑视悲悯和宽容，一如他的遗嘱“我不要任何人的原谅，也不原谅任何人”，对中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怨跃然纸上，令人绝望； 　　从文先生一生“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他想到的只是美，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美是沈从文的上帝”3，他的文字令人心生悲悯，却不能像雨果或狄更斯，斯陀夫人或托尔斯泰那样开启人们最认真也最痛苦的思考– 　　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和底线？ 　　哪里是这个根本，这道底线之所在？ 　　他们的文字告诉人们，为了保住这条底线，无论多大的苦难也必须忍受，无论多惨烈的心碎也必须承担。他们的文字也明明白白地道出了这道底线，那就是–人道。他们留下的那些令人疼痛的文字像一块块砖石，筑成的就是这条亘古的底线。 　　无可奈何，不伦不类，我找到了顾准。 　　把顾准和雨果，狄更斯放在一起？你脑子进水了吧。有可能，否则为什么读顾准的过程中我几次出现掩卷呆坐，大脑一片空白，和青春少年时节读《九三年》，《双城记》一样的境况？每逢至此，我必下意识地翻到文章末页，一次次看清1972，1973的字样，才能接着读下去。 　　那是何样的年份？我们那时在想什么和做什么？我们的父一辈，祖一辈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如果用顾准作标准，可以很不敬地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是想了也没有去做–像顾准那样在血和汗，饥饿中和棍棒下把思想记录下来，给中国留下一点非物质遗产，给中国人留下一点人的尊严，给中国读书人留下一点可怜的体面。还有最坏的，就是我们做了，做了无数侮辱同类同时也侮辱自己之举，却什么都没有去想。 　　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的文字令我流泪，读顾准是第一次4。 　　李慎之先生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被海外人士质询–中国十年文革中到底有没有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李先生当即回答：有，有一个，他就是顾准！ 　　按照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的观点，“十年文革”只是一段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的“小历史”。欲说还休，不说也罢的这段小历史至今都还在“不准说，不许谈”的桎梏中，我却不相信它能在中国历史上“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在集体癔症中，近十亿人不思不想，装疯卖傻，斯文扫地活了足足十年，几无一人置身事外，仅此一点在世界史上就是空前，至今也还是绝后的。亲历者绝大部分人还在，境迁事未过，曲终人不散，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段在中国史上显得特别突兀，特别诡异的小断代，其蹊跷乖张和莫名戾气，至今都无人道得明白。 　　很多西方文人和学者，他们几乎是艳羡中国曾经有过这样奇异的人性大展示，给史家和作家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研究创作的源泉。可我们自己的许多所谓史家和作家们却宁愿去臆断夏商，妄论唐宋，戏说明清，也不愿细究这个小断代加大展览。像人类史上诸多的小断代一样，要将它们和大历史连续和清晰起来，需要时间和智慧，需要人类文明自身进步的支撑。这不是单靠历史学家就能做到的事情，这是全体中国人人人有责的一件事情。 　　李慎之先生对顾准所做的这一后来被不断引用的经典评价，是我下决心读完所有顾准文字的动力。亲历文革，我知道遇罗克，林昭，张志新，也略知曹禺，老舍，郭沫若，他们在顾准面前难道都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还是都没有“思考”？倘或是都没有“独立思考”？ 　　学者朱学勤提出过的一个很尖锐的疑问：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是的，顾准“何以如此”？ 　　在这个方面，我不愿再去重复前人的描述和观点。他的建树，他的苦难，他的高贵和稀有，已经有无数的美文在前。我想深究的是，顾准的故事“何以如是发生”？ 　　是的，何以如是发生。 　　即使顾准确是天才，和我们以及我们的父辈一样，他的成长过程大部分也是在“母体”内完成的。到他四十岁左右被从“母体”中排出，按照中国式逻辑，也是“被人误解”，“遭人陷害”而已，就像父辈们很多人身上发生过的故事一样，被殇情滥情的多，被分析推理的少，被逻辑思考的几乎没有。 　　从顾准19岁与潘序伦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直到他的临终遗言，我读完了能够到手的他的全部文集，文存，文稿，日记，笔记和各种传记。我知道读完他的所有文字已是不可能了，因为大量他的那些被毁掉的5和不被记载的东西，还有他来不及留下以及人们不愿意他留下的文字6，我是永远也读不到了（更令人遗憾和难过的是，他那些已经留下来的文字也非常蹊跷地难以觅到7），完全读懂他就更是不可能，他的经济学文章，他的哲学笔记，史学笔记，马恩笔记，经济学笔记……很多都远远超出我的阅读更遑论理解的能力。 　　站在现有的认知领域内，我无法挑剔李慎之先生的评价。 　　经过肃反镇反，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庐山会议，四清，文革……，吃得苦中苦的国人在精神上已经被“齐斩斩”得只剩下“归属”和“分享”两大原动力了。前者货真价实，后者极为可疑。十亿人每时每刻都浸润在“阶级斗争”大酱缸里，学习讲用会，忆苦思甜会，批判检讨会，吹风务虚会，斗争公审会……一刻不消停。有几个人没有感受过被拒之会外的恐惧？又有几个人不渴求身在“人民内部”的喜乐？能参加各种“会”，你就有了归属感，能在这些会上讲些话，你就充满了分享的快乐。 　　汉民族是个最惧怕孤独的民族，百姓和读书人要的都是“摩肩接踵”的热闹，“十万人家”的扎堆，惧怕的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苍凉，“羌笛杨柳”的孤独，许多人至死都不能明白“灵魂只能独行”这样一个简单到无法再简单的常识。顾准却是这个民族，那个年代不折不扣的异类。 　　过于出众的他没有生逢一个崇尚“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的民族和年代，恰恰相反，他生在一个好同恶异，最为推崇“齐斩斩”的民族和只允许“万众一心”加“万众一声”的年代，其“行”又过于突出，即使在眼下这个已经大大进步了的年代，这位很喜欢用“睥睨”二字的知识分子被“摧之”，“湍之”和“非之”也几乎是难免的。就在我采集顾准资料的今天还依然能听到“顾准持才傲物”的评价，令人不胜唏嘘。 　　顾准的不幸在东方几乎是必然的，尤其是在那个汉民族的民族性中猥琐的成分被最大限度地放大了的年代。 　　顾准的职业生涯开始得非常早，多彩而辉煌到了夺目的地步。他的成功来得太早，这样的人生在激情和理智两方面往往很难平衡。抛开为人熟知的他的青少年时期神童般出类拔萃的经历–中国会计学大师不谈，也不谈他1949年前自认为是职业革命家却被他后来的“同志们”所不屑的“业余革命家”历史8，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作者马太一样，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仅仅止于税吏–他的党的税吏。 　　和孙冶方一样，顾准也是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俩有一个异于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特点–都精通于一种非母语语言，一个是英语，一个是俄语，而且两人都通晓日语，这就比别人少了一道桎梏的藩篱，多了一条探索的绳索。 　　孙冶方正因为纯熟于俄语才会对中国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马列主义理论产生深深的怀疑，以至于到后来连俄文版也不再相信，即使身陷囹圄还孜孜以求，渴望攻克德文以触摸马克思主义的本源；而顾准，由于掌握了英语这门几乎可以称作是“世界语”的语言而能从更广阔，更深邃的角度去探索历史，剖析历史人物，因此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以及源头之外的东西。更可贵的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顾准想到，看到和道出了几乎全体中国读书人都不能，不愿，不敢想到，看到，更遑论“道出”的偶像们的各种问题–论据的缺略，论证的偏差，结论的谬误以及导致的后果9。 　　从这个角度看，顾准比孙冶方的起点要高得多。 　　但是孙顾两人又都是母体内的官员。和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别无他途。在这一母体内，做官就是服从，独立思考绝无可能，特立独行不啻自毁，洁身自好一事无成，同流合污理想又成泡影10。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对于顾准，孙冶方这样的知识分子最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纵有顾准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以鱼死网破的勇气向这可憎的宿命一头撞了过去，但从他们留下的文字里你仍处处可见他们的无奈和妥协。 　　1952年，做大上海“总税吏”还不到3年的顾准，因为反对“全国采用民主评议方式征税”–这种在今天看来过于不可思议的“人治”方针，坚持所有企业都应依率征税而被撤销职务。试想，即使在非常时期非常地域，没有“律”至少还有“率”吧，依率征税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更何况在执政后的和平年代11。 　　可是往往，最无趣的地方也是最不讲常识的。当权者丢给他一句话却相当有趣：“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12 　　如此的言简意骇，铿锵精要，爹娘的训斥加主子的呵斥，多少中国的读书人都听懂，理解和领受了，再不“胡思乱想”，再不“淘气”，可顾准他就是做不到，死也做不到–用膝盖而不是大脑去思，去想。 　　这个大知识分子在落入“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的屈辱境地后开始学习数学和几何学，他把这两门最容易让人掌握逻辑推理方法的学问作为研究经济的基础课一头扎了进去。 　　不愧天才的称谓，未几他就从数理中触摸到了强烈的逻辑感，这令他狂喜并沉醉其中13。不过很快，他就跨出了对数字和图形的迷恋–“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话音未落，他就一步从圆规三角尺和计算尺的神秘丛林跨入了历史的广袤平原，从读史，研史开始，一步步向解史–以历史解读现实进发。 　　看顾准读史，研史，解史的过程，就像看一个人怎样把自己脑子里的酱糊14一勺一勺生生挖出，倒掉，腾出一块清清朗朗的地盘来接纳真和善的过程，怎一个“美”字了得！ 　　读顾准，首先从美的角度上我就被征服了。美的思想，美的文字，美的魂灵，美的人，真可谓美不胜收，而他对人性的追问又是其中最美的部分。 　　就让我从这最美的部分下笔吧。 　　有一本顾准的传记–《拆下肋骨当火把》，资料丰富，下笔严谨，尤其书名出奇制胜，引用了泰戈尔的名句，令人联想到脱衣跳涯，以身饲虎的摩坷王子和背负十字架向各各他行走的耶稣。然而我读顾准得出的印象却不尽相同。 　　纵观顾准的全部著述，我既看不到要唤醒民众的鼓动家，也看不到要普度众生的传道士。我只看到一位苦难造就的学者，史家和思辩家，一个一把火把自身传统的奴性烧了个精光的民族另类，一个追问人性的悲悯者，一位和薛氏兄弟一样磊落但在罪恶面前更加警醒，也更加桀骜不驯的人。

　　这段时间，不断有金黄色油菜花盛开的照片，被各地网友发布到网上，又想起了千里之外的故乡。因为那里现在也是漫山遍野都是怒放的油菜花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美不胜收。 　　但是，这个时候，也正是疯狗在田间地头出没的时候。稍不小心，踏青赏春的人就会被疯狗偷袭。轻者是皮肉之痛，重者就可能把小命丢了。 　　因为从小就被家长严格教育，在这菜花花疯开的时候最最要提防疯狗，所以才没被疯狗咬着。但是，由于地处郊区，童年的时候被附近农户的狗咬伤，倒是常有的事情。 　　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有个怕狗的严重心理障碍，就是再小比如老鼠样的宠物狗，都可以把我撵得像鬼子进村了一样。 　　母亲任教的小学位于一片桂圆（学名龙眼）林里，是从解放前（1949年）一个恶霸地主的祠堂改造来的。老师宿舍和教室都混杂在一起。 　　好处是，老师们都可以等第一道上课铃响（打两次铃）后，才拿着教案从容地跨进隔壁的教室。不好的呢，如果老师没锁门，上课回来，就时常会发现房间里多了几个还流着鼻涕的低年级的小朋友，正在找水喝。 　　那时老师虽然挣钱也不多，但是爱心却是很多的。自然不忍心训斥那些走了很远的路来上学的农村孩子，赶紧帮着他们把水喝好了，再送回教室去。 　　出了小学的院子，桂园林里散住着很多农户，基本家家都喂狗。而且这些狗还都有个脾气，就是欺弱欺小，大人路过没事，小孩子路过它们就要叫就要咬，你越怕，它越追着你咬。 　　经常有学生被狗咬伤的，因为通往学校的每条路都住着有农户，都有狗。 　　记得，学校领导们还专门开过几次会议，研究怎么保护好祖国的花朵不受狗咬，想的那些办法都不太管用，因为农户们都能找各种借口不愿意把狗拴好。 　　没有办法，老师们就只好教育学生们要结伴而行要集体外出，如果发现有狗奔你来，千万别跑，你就拣块石头自卫还击。 　　但是，我还是有过两次被狗咬的惨痛经历。 　　一次，跟着几个大孩子去桂圆林里玩耍，小孩子总需要玩玩捉迷藏的简单游戏吧。由于我们几个光顾着打打闹闹，不小心靠近了某户农舍，结果那狗就冲出来了。 　　本来我们都说好看见狗不跑的，哪知那几个大孩子拔腿就跑，我最小也最胖，跑得最慢，就被狗追上了。 　　记得当时被狗咬伤后，那么小（还没上小学）的孩子最怕的还不是疼痛，而是怕回家后挨骂挨打，一瘸一拐地回家还不敢对母亲说。还是有个学生跑来告诉母亲，说你家孩子被狗咬伤了。 　　结果，母亲把我抓过去查看，真是屁股上给咬了个小坑，把母亲气得立刻就要去找那家讲道理。还是邻居劝她先别生气，跟那种人讲什么道理啊，先送孩子去卫生所吧。 　　从此，没有大人的陪伴，学校的孩子再也不敢去桂圆林里玩耍了。 　　另一次，就完全是自己太热爱劳动了。 　　由于要依靠隔壁矿区提供的天然气，学校的厨房就设在学校院子外几百米远的矿区的宿舍边上。路边又是有一家农户，有条狗。 　　白天，那家倒是把狗拴得很好，因为老师们都要去厨房做饭烧水，每天都要端着饭菜来回走上几次。那狗一闻吃的就很激动，不拴好狗的话，估计天天都要人狗大战几百回。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母亲一吃完晚饭就匆忙出门家访去了，剩下我和弟弟妹妹在家。 　　我当时读小学四年级，已经承担了很多家务，从洗碗洗衣服到挑水做饭。不知为何，当小领导的母亲总在忙，似乎有干不完的工作，父亲又在河对岸的另一个学校，每周末才回来一次。 　　经常放学后，找不到母亲，又要吃饭，就只好自己去学校厨房学着做饭。所以，学校老师们都夸我很勤快，经常骂自己的孩子要向我学习。 　　那晚等到天都黑完了，母亲家访还没回来。管学校厨房的老大娘都让老师带话，问学校里还有没有人要使用厨房的，没人用，她就要关门了。 　　想着自己和弟弟妹妹都还没有洗澡，当地夏天可是天天都要洗澡的，我就决定自己去厨房烧水然后挑回家来用。 　　那老大娘陪着我，看着我把水烧开，到进水桶里，帮我担在肩上，并叮嘱我要小心，送我走进茫茫夜色，当时大概晚上九点过。 　　结果路过那家农户时，才发现那狗并没被拴着，就站门口，还冲我狂叫，本来就很害怕的我，一紧张，挑的开水就掉下来，正好淋在两条腿上。 　　估计那惨叫声是惊天动地的，基本附近的农民全跑出来了，学校院子里的老师也都跑出来了。然后，就是手忙脚乱地把我抱回家里，母亲还没有回来。 　　据老师们回忆，本以为把裤子脱掉后两条腿凉出来要好些，结果一脱，就把两条腿的皮都撕下来了。看见那么血淋淋的，老师们全吓住了，也不知该怎么办，就剩下我在哭。他们讨论了半天，最后是决定派人去找母亲。 　　等我嗓子都哭哑了，母亲才回来。她老人家照例是很生气，记得她还准备找家什来教训我，老师们赶紧劝说，快送医院吧。此时已经是快夜里11点了。 　　于是几个男老师找了条长板凳，做了个简易担架，让我趴上面，就出发了。 　　先走了几里地，抬到附近的矿区医院，不料刚好有个天然气井爆炸了，那医院挤满了烧伤的工人，不收。就又抬着走了近十里地，还坐渡船过河走到市中心的医院。 　　那值班的白衣天使正在吃夜宵，大概见多不惊，根本不着急。让先把我放边上，等他不慌不忙地吃完后，还去洗了把脸，把嘴擦干净了，才走过来查看。 　　我还记得，当时都痛麻木了，嗓子也失声了。只听见送我的老师们在陪着笑脸哄他高兴，央求着他快点给我治疗。他做了一些处理，说这问题不大，只要不感染化脓，定期换药，慢慢调养就会好的，可以住院，也可以回家。 　　于是，迷糊中，听见大人们商量了一小会儿，又再三感谢了那医生，就又连夜赶路把我抬回家了。 　　那次严重烫伤在床上趴了大概有两个月，不能吃酱油、醋和带颜色的蔬菜等，说要影响新长的皮肤颜色，口淡得都要飞出鸟来。 　　每天听着外面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我最怕的就是耽误了功课跟不上了。更怕自己就站不起来了，要在床上躺一辈子。 　　课间休息时，总有认识和不认识的小伙伴跑家里来看我，告诉我外面发生的各种趣事。 　　等到来给我换药的矿区医生宣布伤口终于长好，我也可以下地走动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慢慢从黑黢黢的里屋走到外屋，来到门口，抬头看那久违的天空，盯着看了很久。 　　从此，母亲再也不让我干挑开水之类的危险活，其他家务也减少了很多。而在弟弟妹妹看来，则就是这个二姐变懒了。 　　有过这么两次被狗咬的教训，还能有谁不怕狗吗？还能有谁能不谈狗色变吗？ 　　更何况，人和狗哪能有道理可讲？

他们只是冰冷的数字，含糊的数字，绝望的数字。他们是汶川地震中山区的孤寂死者，看不见样子的死者，却是数万震灾死难者中的最大群体。生前，他们遭受了太多的贫穷与艰难；现在，他们应该享受至切的哀悼与关注。毕竟，生命没有斤两可称，死难者也没有轻重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