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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多维社报道，中国一部名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的电影，当它于今秋在全国上映时，各地的观众将会看到一部充满苦涩的革命浪漫主义欢乐的传说。电影戏剧化地讲述了在上世纪50年代期间，数千名年纪在13到19岁的少女，随着军队的足迹，来到中国遥远西部的穆斯林地区定居的故事。 　　 　　但在现实生活中，那是一次炼狱之旅。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该报驻远东记者谢瑞丹的一篇题为“毛泽东时代奴隶少女新娘的隐藏痛苦”的报道。报道说，一批老年妇女出面讲述，当年她们是如何被虚假的培训和教育承诺引诱去中国的新边疆，结果发现自己被关在军营里，被强制与军人结婚。记者还发现，毛泽东曾批准派遣了900名原上海妓女到军队中接受“思想改造”，数千名战争中留下的寡妇也被征召到西部大荒原，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新丈夫孕育后代。 　　 　　在成千上万名移民西部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的故事，像作家卢一萍所记述的这八千名来自湖南的女孩这么的悲凉。卢一萍花了5年时间，追踪采访当年湘女中幸存者，这些人当年大都是清纯的农村女孩，对“新中国”充满理想。“当时，在新疆有20万名士兵，只有少数已经结婚了。所以，从1949年到1954年，军方上层在隐瞒征召女兵的真实目的的情况下，从中国各地征召了4万妇女进疆，”他说。 　　 　　“她们被告知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绝口未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卢一萍在百度网上说。而在湘女们在长途跋涉，刚到达西部时，就得到了当头一棒：她们被立即上了一堂“军事”课，其内容与苏联式的理想，或者建设工程毫无关联，而是“革命婚姻”。然后，她们被送到遍布各地的军营。一组20名的湘女发现她们被送到一个有1,000多人的军营，几天内，就马上与20名资格最老的军官结婚了。 　　 　　当年15岁的肖叶群拒绝与一名26岁的部队政委王富民结婚。“当时我发现他比我大9岁，我不愿意当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她回忆说，“他就拿出了枪，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好像要开枪打死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再也不敢说不愿意了。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几十年后，就在中国准备庆祝解放60周年之时，肖叶群和其他湘女的故事在媒体上发表了。包括一个倔强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的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当年的湘女戴庆媛回忆说，“军区的司令官王震来迎接我们，他对我们说，‘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从将军的话里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就哭了。 　　 　　戴庆嫒还回忆说，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来说，觉得结婚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多少爱，十分压抑。“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固守疆土，扎根边疆。我认为那种婚姻是道德婚姻。过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我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不敢说不服从命令，所以那个时候都服从了。” 　　 　　《八千湘女上天山》的作者卢一萍说，他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全体湘女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它唯一的价值也许就是对抗对大众记忆的抹杀。面对每一位湘女，就是面对她们的一生，也是面对中国上个世纪多灾多难的历史。“越往后采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采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她们让我承受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刚解放时的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两百公斤，除去口粮、种子，所剩无几。而驻疆部队年需粮食近400万公斤。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七倍，如再运到伊犁、阿尔泰、喀什、和田等地，价格还得翻番。从前苏联进口，每吨粮价为300卢布，所需费用要数亿人民币，这对解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当时的决策者只有采取历朝历代所实施过的政策，那就是依靠屯垦来戍守边陲。但自汉以降，历代屯垦无不陷入一代而终的局面。这使决策者们认识到，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让屯垦者扎根于此，使这里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家园。 　　 　　但新疆当时只有30万汉族人口，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所以，当时的汉族人口是不能解决驻疆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的。而道理很简单，有男有女才能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养儿女，有了儿女才能谓之扎根边疆，扎下了根才能最终达到屯垦戍边的战略目的。正是在这个战略目的之下，当时实行了这种带有很强的由组织出面、带有“分配”特色的婚姻形式。当时的决策者也知道，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实施的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政策。实行“分配婚姻”，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婚姻方式。 　　 　　对于她们这一代人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衡量。因为当时还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的婚姻模式，这种非自由的婚姻模式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婚姻“幸福”与否，“父母”只考虑自己的目的。只是这里的父母和媒妁变成了“单位”和“组织”，它更加强力，更难以违抗，她们内心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在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她们的牺牲，驻疆的二十万大军的军心就不会稳定；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那些丰饶的绿洲；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新疆的屯垦事业；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新疆今天的稳定。她们是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但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她们孕育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东西：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 　　 　　湖南女兵多为知识青年，她们带来的是湖湘文化，她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言行影响着这里的人，影响着自己的后代，让这种伟大的东西在这里扎根，并与其它文化交融，它为新疆混血的文化特质注入了新的血液。 　　 　　本文摘自《颜昌海先生博客》 　　 　　 　　 　　 —白衬衫 　　 　　 　　 　　

　　 诗人徐志摩生年不满三十五，但真正作为诗人存在也就十来年时间。且听诗人夫子自道“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nilton！（汉密尔顿，）”。这是1931年8月，诗人去世前几个月，为自己的新诗《猛虎集》作序时说的话。查诗人年谱，1920年10月，诗人虚年二十四，在伦敦结识了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于是开始迷上了小萝莉林徽因，同时也迷上了卿卿我我的诗（1921年开始写诗）。从此，诗与女人便形塑了徐志摩，这个形象一直流传到今天。 然而，诚如诗人言，在他二十四岁以前，他对政治（民约论）的兴趣远甚于对诗的兴趣。在诗与女人之外，如果我们要为徐志摩描绘一幅思想肖像（没有这幅肖像，诗人的形象岂能完整），则无法忽略他从1920年开始的言论表现，这些言论大抵围绕对苏俄的态度而展开。尤其是1920年，它是诗人结交小萝莉的开始，也是诗人对苏俄批判的初始（它跳跃性地持续了六七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段华章）。回首百年，苏俄问题乃是有关吾族国运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徐志摩海外问难苏俄的同时，1920年也正是国内《新青年》大力倾销苏俄制度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时期。这一年徐志摩接连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罗素游俄记书后》，另一篇是《评韦尔斯之游俄记》。两文1921年同时发在梁启超研究系主办的《改造》杂志上。如果和《新青年》的文字对读，可以发现，当苏俄势力开始渗透并影响中国时，中国知识界的态度是不一致的。 1920年，刚从美国辗转伦敦的徐志摩并没有去过苏俄，他对苏俄的看法基本上是受到罗素包括韦尔斯的影响。对于罗素的崇拜，诗人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得够清楚：“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眼泪出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很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飘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只是徐志摩到伦敦时并没有遇上罗素，罗素应国内梁启超“讲学社”的邀请到古老的中国来讲学了。从美国到英国，徐志摩未见其人读其文，于是就有了这篇有关罗素与苏俄的文字。奇怪的是，如此仰慕罗素的徐志摩，并非唯罗素马首是瞻，一味恭维，而是对他的游俄记亦赞亦弹。 罗素对苏俄的观感，在游俄之前和之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价值翻转。从对苏俄的认同到对它的批评，徐志摩的行文正是从其变化入手。它涉及罗素两篇文章，除归来之后的游俄记，还有去苏联之前几近讴歌苏俄的《民主与革命》。好在与志摩文字同时，国内的《新青年》因罗素来华，也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罗素。《新青年》1920年10月1日第二号开篇就是为罗素编的一个专辑，其中正有沈雁冰（茅盾）翻译罗素的《游俄之感想》，也有张崧年（张申府）翻译游俄之前的《民主与革命》（分两期连载在《新青年》的罗素专辑中）。如果我们一边读《新青年》上的罗素原文，一边读《改造》中的徐志摩对罗素的评论，不但可以看清一度歧路的罗素歧在哪里，更可以看清这个时年二十三却方向感和立场都很明确的徐志摩。 1920年代的罗素是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即行会社会主义），主张各个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自我管理生产，实行行业自治。这是出于对资本主义不满而主张改良的一种社会主义形态。赴俄之前，罗素在《民主与革命》中声称“我便是以战争之结果已从自由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人”。他不掩饰自己对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好感，特别是他失望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民主、和平希望的落空，便转而把它们寄托在新兴的俄罗斯身上。他是这样评价俄国人“我但能以为布尔什维克派人现在正在做的，对于世界的将来，简直比雅谷班派人（雅各宾）在法国成就过的重要更大，因为他们的行动规模更大，他们的学说更基本的新。我相信通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扶持他，并和他协同动作。” 罗素是1920年5月11日入境俄罗斯的，6月16日离开。一个多月的时间使他能够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脚踏实地考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似入境前对俄罗斯的评论只是从观念到观念。 比如他在《民主与革命》中还这样表态“无产阶级专政原是自认的一个过渡的情形，一个战时的方略，但当旧有产阶级仍在奋力鼓动反革命时，是有正当的理由。”可是入俄之后，罗素很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吊诡，无产阶级专政固然是专政，但无产阶级有时跟字面的意思却没有关系。只有具有“阶级觉悟”的那部分人（即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比如列宁本不是无产阶级，但他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见”。至于那些真正的无产阶级，亦即靠工资生活但“意见却不对”的人，不但被摒在无产阶级之外，而且还是有产阶级的跟随。 在俄罗斯，罗素是见过列宁的。两人用英语讲谈，列宁不但英语好，而且爱笑。“他笑得很多，起初我尚觉得他的笑是出于好客和娱客的意思。但是渐渐儿我觉得他是狞笑。他是专断的，镇静的……，我知道他蔑视许多人，他是个知识上的贵族。”谈到专政问题时，列宁直率得惊人：“他说明农人中间富者和贫者的分界，政府鼓吹贫者去反抗富者，指导暴烈行动，他说来很似津津有味的。他竟至说，加于农人方面的‘迪克推多’（即专政）或者要继续很久，因为农人们都求自由交易（按自由交易是指不由官买官卖）。”这样的专政已经不是针对资产阶级而是针对广大的农民了。就专政的集权性，罗素有了这样的批评：“我对于共产主义是信仰的，但不能信仰那种集中大权于少数人手内的共产主义”。他惧怕战争的继续，因为战争是继续“迪克推多”的最好的理由，于是“那些统治者便迟早终必要用他们的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特殊的经济地位”，而且当时征兆已经出来了。 “一临事实而幻想破，一即尘缘而香火坠”，这是徐志摩对罗素游俄的讥弹，还带着一些调侃。徐志摩无疑认同罗素的价值翻转，与此同时也表明了他自己对苏俄的否定的态度。从篇幅中可以看到，徐志摩对自己敬爱的大哲学家抱持的态度是“吾爱之慕之不如吾异之疑之”。有人说罗素爱苏俄不过一时意兴，并非真诚的信仰，徐志摩反诘：罗氏如果在其他方面举世无出其右，“如何发言经世，一任情感，与庸众齐辙哉”。当罗素扬俄抑资，批评资本主义控制教育新闻和文艺，以支配普通人民之意识。徐志摩如同发难：“吾亦愿问罗氏彼资本家何以能控制教育与言论乃至影戏事业”。观念人常为观念所误，面临现实，罗素终于嗅到了俄罗斯的血腥。资本主义如果是资本垄断，俄罗斯的专政则是权力垄断。一个多月的行旅终于让罗素不再相信革命与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专政可以导致社会进化，罗素适时地转身了，徐志摩对此评论：“及著《民治与革命》而罗素遍体腥红。然后入红邦观红光，大失望，脱尽红气，复归于白，大白而特白。一度轮回，功德圆满。”是之为赞。 《新青年》虽然为罗素编过专辑，但对罗素的转身却未必以为然。比如发过游俄记之后，又发过两次从苏俄翻译过来的对罗素的批评，这是否可以委婉地看作刊物对罗素的态度。说到底，对罗素的态度其实就是对苏俄的态度，在言论上乳莺初啼的徐志摩和《新青年》自始就是两样。《新青年》对苏俄的引进与徐志摩对苏俄的批评庶几同步。其时，《新青年》已经大红大紫，对当时年轻人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徐志摩和《新青年》无缘，也没有任何人事关系（其时还不认识胡适）。正是在批评罗素游记的结尾，身在伦敦的徐志摩对国内隔空喊话：“今国内新青年醒矣，吾愿其爱红竟红，爱白竟白，毋因人红而我姑红，毋为人白而我勉为白。”这是批评国内新青年对苏俄的盲目追随。然而，“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诗人的声音被辜负了，它是微弱的，也是徒劳的。它不曾发生过任何现实意义，正如今天我们审视它，却无法否认它于20世纪思想史的意义。悲催的是，思想设若不能影响正在发生着的现实，我们只能说“呜呼”。  

从1999年在西雅图就开始争取了，这一次，2012年大年初三，在墨西哥城，终于有机会采访Gates。谈他怎么做慈善。 墨西哥城内的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位于城区西南，拥有大片绿地，素有“城市之肺”之称。公园又与著名的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相拥相邻，从人头攒动的墨西哥老城区来到此处，更觉神清气爽。 2月12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三的下午，我们从“城市之肺”南门穿过马路，来到附近的四季酒店。刚刚抵达墨西哥城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此接受了财新的专访。 58岁的盖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