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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青年黄宾在书店贴“勿忘六四”被刑拘 郑州青年黄宾在书店贴“勿忘六四”被刑拘 24岁的郑州人士黄宾因为在书店贴了“勿忘六四”的纸条，被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区第二分局以“传播不实信息”为由处以行政拘留5天。据维权网站参与报道，5月31号晚上，正在和朋友进餐的黄宾突然被郑州警察带走。6月1号，郑州警察对黄宾住处进行抄家，电脑被抄走。黄宾给他女朋友发出短信，“我被行政拘留五日。”随后电话便无法接通。据报道，5月30号晚，黄宾在推特上发出信息表示，他在逛书店时，书店的读者心情展示版上可以贴纸条，他贴了“勿忘六四”。

外交部副部长撰文称小国不能肆意侵犯挑衅大国 外交部副部长撰文称小国不能肆意侵犯挑衅大国 中新网6月3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日刊登中国外交部 (微博) 副部长傅莹题为《关于东亚的合作安全》文章，傅莹在文中指出大小国家都要相互尊重，大国不能轻视和欺负小国，小国也不能肆意侵犯和挑衅大国。 以下是文章全文： 亚太国家的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齐聚狮城。如何建设一个安全的东亚？利用这一会机会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恰逢其时。 中国通过与东盟对话合作，培育了一种全新的安全观念。 这一新安全观的核心是平等与合作，所以可以称之为合作安全。 合作安全的源泉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繁荣。战后亚洲60多年的历史表明，武力或者集团政治都不可能保障长久的和平。例如东亚安全形势的全面改观，始于冷战结束特别是柬埔寨战争的结束，自那时起，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实现了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地区稳定的良性循环。 合作的安全很难产生于动荡与纷争的环境。回首东亚20世纪大部分日子里兵荒马乱的痛苦，看看今天西亚北非地区此起彼伏的战火与人民流离失所，东亚人有理由为自已的成就骄傲，并百倍珍惜。 合作安全是全面的安全、全体的安全，一个区域的安全感往往取决于安全链条中最脆弱的那个环节。以朝鲜半岛为例，那里仍有冷战的坚冰，存在极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在此情势之下，弱势的一方很容易缺乏安全感，而施压和遏制只能增强其被威胁感。 合作的安全需要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在亚洲，维护地区安全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基础、制度框架和历史经验。过去20年，亚洲国家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了众多争端，有的即使没有解决也确保了不失控。亚洲国家应当继续创造条件，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好自己的问题。 中美关系对东亚安全有重要影响。中美要多对话多合作，少做令对方为难的事，这样地区国家也不会感到为难。 合作的安全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得到印证：安全是共同的、相互的。霸权，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在亚洲都不受欢迎；安全是综合的，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综合施策。 合作的安全应该使一国的安全在与他国的互利合作中实现和增进。大小国家都要相互尊重，大国不能轻视和欺负小国，小国也不能肆意侵犯和挑衅大国。处理安全问题首先要有大局观念。要树立长远的国家利益观。 我们必须尊重冷战后建设亚洲多边安全机制的历史与现实，应该维护东盟的主导地位，坚持协商一致原则，照顾各方舒适度，没有理由强求一统或大国主导。 中国提出并践行合作安全观：首先确保做好自己的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今天13亿中国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能为各国提供数一数二的出口市场，提供资金和经验，创造成千上万就业机会。 中国主张与所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不树敌，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建设性地调解国际争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签署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做出贡献，也承担责任。 中国亚太安全政策的目标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中国自身的稳定与繁荣；二是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三是与亚太各国开展对话与合作。这是中方1994年在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上明确提出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是多元和复杂的，完善和加强自己的国防能力理所当然，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 中国是南中国海航道的主要使用国。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与安全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与南中国海沿岸国的共同责任，不应该将此与现实的主权与海域争端混为一谈。而争议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相关国家积极寻求对话，不断增进信任，同时不应影响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 黄岩岛属于中国，向无争议，就是在菲律宾最新出版的国家地图上，黄岩岛也标注在菲领土范围之外。在21世纪的今天，对别国的领土重新命名、制造新的领土争议，甚至要求提交国际仲裁毫无道理。如果纵容这种作法，只会带来混乱。中方期待与菲方协商解决，并正在为此做出努力。 中国视东盟国家为战略伙伴，我们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命运相关，共同致力于亚洲的整体复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合作方式增进彼此安全、推进全面合作，在合作的基础上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东盟和亚洲国家的共同心愿。 合作的安全需要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在亚洲，维护地区安全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基础、制度框架和历史经验。过去20年，亚洲国家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了众多争端，有的即使没有解决也确保了不失控。亚洲国家应当继续创造条件，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好自己的问题。 分享到: 我要评论 > 相关报道： 亚洲安全会议发言人:南海问题不应排除美国 菲律宾总统称将与奥巴马卡梅伦讨论南海问题 菲律宾邀外资在南海争议海域勘探油气获突破 南海维权百年 南海中国策 微博推荐 | 今日微博热点 （编辑：SN056）

下一輪改革中最大的挑戰就在於如何安撫既得利益團體；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正是因為這個團體過於龐大，而且已經不是鐵板一塊，所以才給了改革進一步深化的空間。 對話時間：2009年11月，北京。 沒有新聞自由，哪來改良 陳平：近現代社會以來，新聞自由是所有進步人士、有良知的人，進步政黨包括馬克思主義政黨都認為天經地義的人民的權利。現在怎麼新聞自由成了禁區了？ 王 長江：馬克思強烈地抨擊過新聞檢查制度。因為他覺得，人們的自由很重要的一點就體現在發表自己的意見的自由上；在列寧時期也還是不錯的，關於社會主義到底 怎麼搞，列寧雖然跟許多人有一些激烈的爭論，但是從來沒有把這些人當成自己的對立面，打成是什麼什麼，這個壞事還是從斯大林做起的。斯大林性格當中就有很 不容忍的地方。當然也有國際的原因了。幾個資本主義國家一包圍，在這種情況下，什麼都成了階級鬥爭，最後呢，就逐漸建立了這麼一套制度，從歷史上說，沒有 太多的合理性。到今天，冷戰早就結束了，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更沒有多少合理性了。 陳平：你是從合理不合理，我從中立的角度，也覺得對於執政者是弊大於利的。 王 長江：是，我對這個問題是這樣看的，就是政黨利用媒體來為自己服務，這是毫無疑問的。比如說好多政黨有自己的電視台，有自己的報紙等等，但不是說用一種違 反規律的辦法來利用，應當像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一樣，掌握傳播的規律性的東西。傳播就有一個受眾的問題，那受眾怎麼才能接受你這個東西呢？這又不是以你的意 志為轉移的，那麼相對來說，你就應該掌握這些規律，只有把這些掌握得很好很好的時候，這個政黨才實際上真正的控制了這個手段、這個途徑。 如果違背新聞的規律，你再去弄，已經不起什麼效果了。我感覺到最大的問題就在這兒，我們不是說，作為執政黨不能去利用新聞的規律，來宣傳一種價值觀念，宣傳一種導向，不是不可以這樣，關鍵就是你不可以違背它的規律性的東西，違背它基本的一些準則，去處理這些事情。 陳 平：我覺得，在目前這一個時期，要想走改良的道路，新聞自由是非常必須，而且重要的。因為它可以讓各種資訊通暢，是化解社會激烈衝突的最有效的一個工具。 也是讓各個階層包括最高領導人能夠知道真實情況的一個前提。沒有新聞自由，我很難相信，中國大陸能夠順利走上一條改良的道路。 王 長江：現代政黨很重要的理念之一，就是要學會和媒體相處，學會和民間組織相處，我覺得這是兩個最基本的東西，因為這兩個東西是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起來的。 我剛才說了，民間組織的成立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因為組織起來比沒有組織能夠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所以他自然要發展起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你這個政 黨怎麼辦，你不能說為了控制而控制。 新 聞也是如此，尤其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我們可以看出，它的獨立性越來越強，比如說網絡，網絡是相互連接，相互交流，有相對獨立性，它既然成了一種獨立的溝 通管道，那很多資訊就從那兒走了，你可以今天屏蔽一個，明天，又把另外一個怎麼樣，但是從長遠的角度去說，你就不能簡單的只是窮對付，你必須學會和他相 處，這又回到了民主的老的起點上，就是主體全部浮在表面，然後主體之間進行博弈。博弈又不是說你死我活的博弈，而應該是雙贏的博弈，政黨和媒體也是如此。 陳平：你不溝通。 王 長江：肯定是你死我活。所以的確就有一個怎麼處理好相互之間關係的問題。現在搞市場經濟，它有很多原則和政治是共通的，利益原則如果放到政黨政治裏面，說 穿了，就是如何雙贏。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只要想通了，想透了，應該說，現有的體制框架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平台，我們應該考慮怎麼利用好這個平 台，然後向前推進，不要是動不動就覺得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敢往前走，結果讓一些既得利益者得了好處。 大陸是初級的民主 陳 平：和人討論時候我經常說，我認為現在的中國大陸是民主共和社會，無非它是一個很初級的階段。因為首先沒有君主，尤其1976年毛澤東去世以後，中國社會 又往前走了一步。沒有任何人再去懷疑人民或者公民是國家的主人。沒有任何人再在這個問題上，再去表示一種很含混的概念。第二，誰也不敢說，我當皇帝。誰也 做不到倒退到世襲制。所以說，我們是一個民主社會，只不過是一個很低級階段的民主社會。這麼一個階段現在最大的問題，應該說就是我看你經常所說的，是一個 和既得利益的博弈的問題了。 王長江：我認為改革的阻力主要在這個地方。越往前發展，特別是越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獲得一些成功，需要政治體制和它相適應，這時候的你就會發現，舊的那套東西已經沉澱出了一整套的體制，而這個體制的背後就是利益。 關 鍵就是，怎麼使這些既得利益收斂，當然我們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採用革命的方式，把它再重新翻個個兒。那可能對整個中國都不好。但是如何在一種比較平穩的情 況下，使得既得利益的發展勢頭受到遏制。然後在遏制的基礎上，再使它收斂，受到限制，一步一步的進入正軌，可能這是改革要解決的最大的問題。 陳 平：我觀察既得利益也沒有多少空間了。我分兩大塊。首先說權力的集團，公開的，灰色的，包括這個集團本身也不能容忍的對社會的掠奪，把這三塊都加起來，它 在國民經濟當中所占的比重，已經大到嚴重阻礙中國進一步的發展財稅的收入總和占GDP30%多吧。而全民的工資收入也就佔百分之三十多。 既得利益已經龐大到沒法再大了，已經太大了。到了這一步，你還能怎麼消費？還能怎麼揮霍？就是說既得利益的只有減少，沒有擴張的空間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揮霍，也到了極限了。 王長江：到了今天，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了，這個深水區，就是表面浮出來的那些問題全都盤根錯節的，和根本層次的問題連接在一起，而根本中的根本，是執政黨。成為一種繞不開，擺脫不掉，也不能不正視這樣一個問題。我所說的根本問題是，我們對民主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 共 產黨一開始執政時宣傳的主要理念就是這個。但是問題在什麼地方呢，民主它不光是一個理念，民主最重要的，它是一套體系，是一個系統，是一個制度。它是相互 連接，像一台機器一樣運轉，哪一個齒輪擺佈的不好，它就對整個機器的運作產生一種副作用。西方國家民主發展到今天的最大成果是什麼，不是理念如何改變了， 最重要的是它把這套理念變成了一套可以運作的東西，而且越來越精細，越來越完善。 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反倒讓過去那些保守的東西，給弄的一塌糊塗。什麼叫人民當家作主？反倒是被代替當家作主。和當家作主完全混在一塊。 什麼是民主的基礎？是利益。我們把利益壓在道德線以下，把對利益的追求看作是可恥的東西，看作是低下的落後的東西，結果民主就沒有了基礎。我們現在就面臨著兩大任務，一大任務是要搞清楚民主的細節，結果有人還不讓，所謂的「批判普世價值」，就是這麼來的。 第二大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怎麼把民主體制確立起來。 作主就必須授權，怎麼授權？弄一套看上去特別不完善的選舉體制，讓人一看就覺得像作假一樣，那怎麼能說授了權了呢？授權環節沒有了，後面的用權環節，以及監督環節，所有的都不起作用。所以現在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所有這些，都沒有連接起來。而我們過去認為這是一種常態。 陳平：就現在不是一個價值認識的問題。 王 長江：那麼阻力在什麼地方？在於作為既得利益得利的工具，這一套東西是在運作的，你要把它拆開了，重新連接，它當然不幹了。當然他也不會說，反帝民主是因 為既得利益受到了損害，他不會這樣說，他，他會自己給自己戴上很高的帽子，說這樣是不是損害了党的領導，這樣是不是體現不了社會主義，冠冕堂皇得很。 陳平：就像中世紀的教堂輿論，教皇的輿論。 王長江：對對，一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 執政黨不是鐵板一塊 陳平：但是有一點我沒有想通的一個事情，中共已經足夠大了，但實際上最後是人數並不多的一小部分人在掌握它。 王長江：所以問題就在這兒，它並不是過去想像的革命黨那樣鐵板一塊的東西。實際上在這個執政過程當中，已經分成了若干不同的部分。 陳平：實際上七十年代末，鄧小平以及當年倍受磨難的一批老革命家， 1978，1979年提出來改革，實際上提出的是一種政治體制改革。他們所說的經濟體制的改革本身也是屬於社會制度、政治體制改革的範疇，而不是所謂的狹義的改革。 王 長江：八十年代的時候要進行改革的一種願望，和現在需要改革的這樣一種迫切性，兩者是不完全一樣的。前面真是出於一種理想，出於一種對國家發展緩慢的憂 慮，想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發展，這些方式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包括社會，這時候推動改革帶有很強的主動性。當然阻礙最大的，也正是人的思想。怎麼主動 啊？主動就要破除界限，但是當時意識形態上劃的界限非常之嚴格，也可以說是一種似乎不可逾越的禁錮。 但是現在呢，不是意識形態的教條在束縛著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我認為是兩方面的束縛。 陳平：一方面是利益的束縛，形成了一個個的既得利益階層，另外一個是傳統文化的束縛，傳統中國社會，沒有人生而平等，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個人自由，個人權力這樣的文化傳統。這兩點呢已經形成了今天中國向前進的一個很強的束縛力。 王 長江：現在我們已經把許多禁錮給打破了，沿著這樣一個思路向前推進，經濟是向前推進了，政治雖然也在亦步亦趨地向前進，但總體來說，它是滯後於經濟改革的 發展，這個滯後不是一般的滯後，滯後的東西，體現出的是一種體制的滯後。所謂體制的滯後，說穿了，就是不合理的體制，它會沉澱出各種不合理的利益，這種不 合理的利益，如果是利用公權來謀取的，那就可以叫做既得利益。所以最危險的就是形成了既得利益。所謂改革，無非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如果它已經在掌權的位置 上獲得了利益，它以這樣一個身份參與到改革裏面去，那它一出面就是強勢集團，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這種失衡，要麼用比較平和的方式，通過說服的方式，來把它 化解掉， 要麼通過體制改革的方式，通過限制權力的方式，逼迫既得利益把你那點不合理的利拿出來，還給老百姓，如果始終不肯還，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老百姓採取極端的 手段。 陳平：但極端的結果，多數是難以帶來社會進步，而且社會往往是倒退。對吧？ 王長江：是，因為它破壞的不光是相互之間的利益關係，它破壞的最重要的就是道德體系，極端容易越過道德底線。 陳平：我現在真的是很矛盾，一方面看到原教旨的理想主義危害極大，但沒有理想主義，改革靠什麼力量推動？另一方面，現在既得利益的格局形成了，在這麼一個狀態下，我覺得自我執政者的自我改良確實是蠻難的。所以我也想不出這個前景未來是什麼樣。 王長江：執政黨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已經開始認識到，只有改，才符合歷史的潮流，才能獲得更多的執政的合法性。我如果不改，還是要出問題。這個問題，是早晚要出的事情。我認為，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 陳平：對，你認為要尋求一種權威的合法性。一種制度的合法性，這合法性有法律層面的合法性，和心理的合法性。 王 長江：那當然主要還是意義上。 所以我在分析這個改革動力的時候，我還是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想法的。就是不要把執政黨看作是鐵板一塊的一個整體，從主觀願望上說，建立一個党總是要成為一個 組織，特別是成為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但是這個政黨執政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執了政，掌權就是掌握利益，掌權就是掌握利益分配的權力、資源配置的權力， 如果體制不科學，不要說老百姓對你這個執政黨有意見。執政黨內部就有意見。 可以說，革命黨確實是鐵板一塊的，但是執政黨不是，執政黨從來都是要把執政作為首要目標，但是，政權本質上是公共權力，你要掌握公共權力，那就首先要獲得至少是多數人的認可，那什麼是多數人呢？ 多 數人不可能利益都一致，多數人是由許多利益集合而成的，從這個角度說，你只要作為執政黨，你就必須代表更廣大的人的利益。從這個角度說，執政黨不可能是鐵 板一塊，恰恰相反，執政黨應當盡可能的體現意識形態上的和利益上的包容性，能夠把盡可能多的人集合在一起，所以從這個角度說，我覺得政黨的這樣一種狀態， 應當說反倒是回到了它的常態，反倒是回到了政黨應當有的那個位置，關鍵就是我們怎麼把這樣一種狀態，把它制度化，提升到一種常態的水準。 陳平：你不能說，我這個政黨的目的，我就是要成為統治者。我就是要成為一個從事國家管理的集團。 王長江：對，這肯定是不對的。 陳平：中國兩千多年吧，上面有個皇帝，家天下之下呢，就是文官體系。文官的門檻是科舉，那無非現在科舉變成了一張黨票。上面少了一個君主，路徑換了一張門票。 改革的動力在基層 王長江：一個執政黨要推動改革，那麼很多人覺得，它改了半天不就是改自己嗎？那改自己，它哪來的動力呢？那麼這裏面就要分析動力。 陳平：我不要代人受過，這也是動力。 王 長江：我在分析動力的時候是這樣認為的。首先，不要把黨看作鐵板一塊，實際上這麼大的一個執政黨，在黨裏面還是有很大的改革的動力的。我認為改革的動力至 少來自兩個方面，第一，就是党的領導人，道理很簡單，領導人代表的是党，要負責的是整個党，哪個領導人也不希望說，在自己手裏把這個黨毀掉了，自己成了千 秋罪人，就是你說的代人受過。所以我認為，從這個角度去說，要改革這一點，在領導人那兒應該是不含糊的，特別是主要領導人，這是一個動力。 第 二個動力呢，我認為是來自基層。我們說這個黨面臨的挑戰就是老百姓也起來了，群體性突發性事件多了，這是事實。但所謂黨面臨挑戰只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就好 比一個球踢在牆上彈回來了，球和牆之間發生了一種作用，這個作用對球來說就是一種挑戰，但不是整個球的各個部分都一下子貼到牆上了，接觸到的只是一個面， 對於一個黨來說，也是如此。我們想像一下，群體性突發性事件接觸的這個面是誰？是我們的基層組織、我們的基層幹部。實際上基層壓力非常之大，甚至是生存的 需要，就是作為一個人，要活的稍微像樣一點，別老天天讓老百姓指著脊樑骨罵。所以就想改善一下我的環境，至少我要改善一下和老百姓之間的關係，一步一步這 就成為一種改革的動力了。 你 比如說，為什麼他要搞差額選舉，他為什麼要讓老百姓自己提名，其實是他最後逼到這一步了。就這件事我不決定了，讓你們來決定行不行。你們自己選行不行？那 回過頭來看，這不就是推動了直選嗎？他這樣去做從中獲得了一種好處，就是責任同時也就讓別人分擔了。過去責任全在我，現在既然是你選出的，那你就有責任。 這樣一來，自己的負擔反倒更輕一些。於是就想方設法的去使得官民之間的關係能夠更加緩和，更加協調，我覺得這就是動力，這就是很大的動力。 陳平：我覺得為了自己，也得要改了。 王長江：是，這叫危機意識。增強危機意識，實際上說的就是這些內容。 陳平：別危機了，把自己洗洗白吧。為了這一點，也應該改革。 王長江：我說了兩塊了，還有一塊真是阻力，它既不是最高領導人，所以不需要去向全黨負責。老百姓來什麼群體性事件，又離的遠著呢。 陳平：對，然後他們呢，他們倒是真撈。 王長江：級別呢又比下面高。該收的全收了上來。責任該推的推了出去，你看過的多滋潤，恰恰這些人是最反對改革的。最後形成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集團。捆在一塊，狼狽為奸，嚴重地阻礙我們的改革。 我 們不是在這兒分析領導人有什麼缺陷或者什麼。但是，在和平時期成長起來的領導人，的的確確要顧及到方方面面，所以，在想改革出路的時候，我總是在想，這相 互之間應該是一種什麼關係？恐怕一個領導人要非常清醒，要認識到這種危機，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一個變革時期的領袖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第二，要鼓勵 地方的改革創新，恰恰是這些既得利益者，他對底下的改革，他是恐懼的。 為 什麼呢？道理很簡單，現在是手裏有權，又不需要負責任，憑什麼讓渡，所以，他對下面的改革創新是不感興趣的。而從骨子裏說是反對的。而從距離上說，又跟黨 的上層近，他把這樣一些消極的資訊傳遞上去之後，不就等於在阻礙改革嗎？所以，現在整個體制上不順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基層幹部在不斷地推進改革，但是從我 們的體制上說，他需要獨自承擔風險，一方面，鼓勵你改革，另外一方面，風險自擔。這樣的情況下，誰願意改革？所以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必須給他相應 的權力，鼓勵他去探索創新。我們現在說要鼓勵幹事的人，但是從體制上去看，是不幹事的人，他很保險，如果是這樣一個體制長期下去，那這兩個動力，不足以推 動中間部分。 那 光這個動力還不夠，還必須要有外面的動力，那就是媒體的動力。我們現在的媒體，相對來說獨立性越來越強，尤其是網路的發展，產生了一種互動，我覺得這是一 種可喜的現象。第二還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公民社會的發展。你得去扶持，去引導民間社會的發展。民間社會有自己的利益的，所以它早晚是要組織起來的，它 自己就能成立，只不過不讓成立，那就處於非法狀態，非法狀態，就是你的對立面。 陳平：長久壓制民間組織，最後會引發暴力的。 王 長江：長久就麻煩了，因為，你把它作為對立面了，明智的方法就是去引導它發展，去支持它發展，農民利益不能老靠領導人天天在那兒維護，溫總理為民工討工 資，我是非常感動的，但是社會不能光靠感動來推動，你得讓他自己，有這個條件、有這個管道來維護自己的權利，那麼多人，你替得過來嗎？只有一條路，你讓它 有組織，這樣的話，才能形成一種真正的民主意義上的利益博弈，才能真正的限制住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我是這樣一個想法。 陳平：但是專制體制下面，好像這個腸梗阻的解決，很難很難。一個就是有相當強的政治強人。 王 長江：對。我還是這個思路，一方面呢，要有相當強的，意識相當清醒的政治強人。但是另外一個方面，還是要靠基層組織的發達，包括黨內的也包括民間的，這個 條件應該說正在成熟，因為搞市場經濟，這一點你是想擋也擋不住的。從這個角度說呢，我個人覺得，對於改革前景到底是樂觀還是不樂觀，這得分兩方面看，不是 說，有了這樣的動力，就樂觀了，有動力，還得看推動歷史的進度，能不能和老百姓的大體期望能夠合拍，落後太多，到時即使改也沒用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 特別明顯。 你說戈爾巴喬夫不是一個改革者，恐怕不好這樣說吧。但是它在重大的改革之前，往往是猶猶豫豫，最後每做一個，老百姓對它已經不感興趣了，退出歷史舞台，那是自然的事情，所以，不是說我們有動力，就可以樂觀了。有動力，只能說明我們有機遇， 但 是這個機遇，還是要靠你去把握，如果大體上能夠符合老百姓的利益願望要求，還能走在時代前列；要是沒有這一切，遠遠落後，老百姓一次失望，再一次失望，那 最後導致的結果只能是你退出歷史舞台，老百姓是生生不息的，不會退出歷史舞台的，最後退出舞台的，只能是領導者，執政者。

政治改革永遠不可能通過官僚集團進行，而戰勝官僚集團的抗拒，也非體制內可以做到。唯一可行之路，是領袖直接與民眾聯手。 文/王力雄 沒人懷疑未來中國一定會變，區別在於是可控的變還是失控的變。改革是可控，崩潰則是失控，革命有可能可控，也可能失控。 同樣沒人懷疑，變的最佳途徑是執政當局自我改革。但是權力機器化的困境在於——官僚集團不要改革，領袖則受官僚集團制約，無法改革。 官僚集團寄生於體制，既無超越體制的需要，也無超越體制的可能。領袖的個人理想、歷史榮譽，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鬥爭的需要，可能與官僚集團不一致。若期望執政當局自我改革，要清楚這個區別——官僚集團只會是反動力量，唯一的可能（如果存在可能的話）來自領袖。 不 管薄熙來出於什麼動機，也先不論他追求的目標是好是壞，他是在推動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權力機器。他的下場是被權力機器絞殺。但是與薄同齡的一代， 經歷過意識形態顛覆，造過反，下過鄉，置身社會底層，再接受高等教育，吸納西方思想，會生成複雜的多面，即使在官場只展現單面，深處可能還存有另外的面。 溫家寶也數次表示要政改，如果不是作秀，其停留於空喊的原因只能是無法克服官僚集團的阻力。 對於領袖，戰勝官僚集團是最大難題，迄今只有文革提供了成功先例。 一般看法，體制內的改革需要不受官僚集團制約的政治強人才能推動。但是從毛澤東的經驗看，作為前所未有的強人，他照樣無法在體制內克服官僚集團的抗拒。專制領袖無奈官僚集團，根源在於二者關係是「以少制多」。再強勢的領袖，一雙眼睛也看管不住百萬官僚。 文革是毛的最終辦法，他跳出體制，登上天安門城樓，直接對民眾發出號召，授權民眾不服從官僚集團。毛發動文革時的接見紅衛兵、寫大字報、支持造反、鼓動串聯、發布「最高指示」等，都是為了跨過官僚集團，直接指揮民眾。這使官僚集團無法再阻擋毛的意志，連其自身也被打倒。 之所以民眾打倒官僚集團如摧枯拉朽，在於二者關係是「以多制少」。毛只需告訴民眾如何做，授予民眾合法性，其餘則是「放手發動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這 是文革的一個重要啟示：政治改革永遠不可能通過官僚集團進行，而戰勝官僚集團的抗拒，也非體制內可以做到。唯一可行之路，是領袖直接與民眾聯手。這是文革 付出巨大代價換得的遺產，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可以說，政治改革最困難的問題——如何戰勝官僚集團，文革已經給出了解決之道。 毛 成功實現了「破舊」，卻未做到「立新」。他聯手民眾打倒官僚集團，然而失去官僚集團管理的社會難以為繼，他又不得不重建官僚集團。雖然人換了，結構和機制 不變，新掌權的「工農兵」照樣淪為官僚集團，速度更快。毛只有無奈地宣稱「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而他一撒手人世，官僚集團首先是廢除他賦予民眾造反的 合法性。這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官僚集團對民眾力量的恐懼。 之 所以毛和民眾聯手可以摧毀官僚集團，卻無法防止官僚集團復辟，在於未找到取代官僚體制的方法。毛的「不破不立」之邏輯，無法擺脫面對的悖論：打碎官僚集 團，必然導致無政府，不讓社會失控，又要重建官僚集團。在沒有超越性的重建中，即使全換上新人，也是換湯不換藥。 「破字當頭」，「立」無可能，前面破掉的，也會捲土重來。 要 避免毛的前車之鑑，就要變成「先立後破」。先立，意味著放在第一位的，不是打碎舊秩序，而是建立新秩序，那種建立是自下而上，自小到大，從社會細胞的層面 逐步擴展，循序漸進地頂替舊秩序，始終保證社會不失序，直到新秩序全面形成後，舊秩序才徹底退出。這樣的「立字當頭」，最終達到「破在其中」。 機器化的官僚集團既然有了制約領袖的能力，如何會任其所為呢？不錯，正因為如此，領袖要做的和能做的，只是啟動政治改革，政改的真正進程要靠民眾完成。文革已經證明，民眾若真正起來，官僚集團根本不是對手。 機器化的權力可以控制領袖，但是專制結構又使這種控制必然存在時間差。在電視和互聯網時代，這個時間差即使不多，也足以讓領袖完成啟動政改的「第一推動」。 當 年為了點燃文革，毛要把1300萬紅衛兵調到北京接見。今日領袖卻可以瞬間面對數億民眾，在官僚集團還未來得及反應之前，發出政改號召，把「立新」方法交 給民眾，並授權他們不服從官僚集團。這種得天獨厚的優勢，是毛當年夢想不到的，也是今日領袖的決勝法寶，使其能夠僅憑一人之力，開啟改天換地的進程。 與毛的不同是，今日領袖一旦和民眾聯手，會成為權力機器的階下囚，然而換來的是青史留名，在其啟動的政改成功後，自身也未嘗不會另有一番新天地。 領 袖與民眾聯手的政改之路，最終成敗取決於交給民眾的「立新」方法。那必須是一經啟動就能自動完成的多中心、內驅動、自組織方法，能在實現進程中自動整合， 從局部擴大到全局；那方法不可被權力扼殺，強力也無法鎮壓，既能與舊秩序和平相處，又能隨成長不斷取代舊秩序，直至徹底轉型。 那方法是什麼？至為關鍵。 (作者係北京學者)

無論廣東還是重慶均是中國民權不斷發展，大眾權利意識不斷提高的這個政治推力下的結果，是一條藤蔓上的兩個有差異的葫蘆，或者有一個注定無法瓜熟蒂落，但他們都是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一環。 文/劉遠舉 民生的好和打黑中的壞，讓重慶模式毀譽參半。反對者強烈批評打黑的黑暗，並質疑民生好處在經濟上的可持續性。而贊同者以民生好處為據，並歸功於強政府下的強人政治——正如蕭功秦教授的解讀——政府做好地區頂層經濟設計，整合資源，致力民生。 先不論此觀點是否正確，新權威主義並不能回答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重慶民生好處的基礎性政治推力是什麼？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的理論入手，可從一個巧妙而深刻的角度來答此疑問。 阿馬蒂亞·森通過對多國飢荒的研究認為：法律、經濟、政治等特徵決定了社會中的權利關係，最終決定了不同階層的人對糧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例如，1943年孟加拉政府為了保證工業地區加爾各答的糧食供應，從農業地區調糧，造成了飢荒。 在 中國也有過類似情況。根據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之子的回憶：當時京、津、滬糧庫告急，為避免「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影響是很不好的。」經過權衡，中央 決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犧牲。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四川外調糧食147億斤，確保了京、津、滬的糧食供應，但四川人民卻為此付出極其慘烈的代價。 這 並非特例，林毅夫和楊濤運用阿瑪蒂亞的理論，研究了「三年自然災害」後發現：在中國的中央計劃體系中，食物獲取權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過定量配給系 統獲得食物，而農民卻需強制性上繳。這種糧食獲取權的差異的後果就是：一個省的城市人口越多，該省的飢荒犧牲者就越少。這不但和當年農民政治權利低於城市 居民相吻合，也能很好的闡釋今天的諸多公共現象：校車、教育等準公共品的供給，在國庫充盈的今天，不是「供給不足」，而是「權利不足」造成資源在階層間、 地區間、戶籍間的分配不均。 從阿馬蒂亞.森的理論剖析重慶民生背後的政治推動力，「五個重慶」的倡導、廉租房、更好的治安、交巡警亭等等，均有公共品的意味，其分配特徵也類似於糧食分配，取決於社會中的權利關係——具體而言——即民權，它決定了政府資源投向民生領域的分配比例。 民權和公共品供給力度的具體因果邏輯可從「幾個大城市缺糧，國際影響不好」這句話著眼。「影響」二字意味著城市信息隔絕度低於農村，也就意味著城市居民有更多的言論權利——雖然在當時的中國，這不是指發表，而是指被外國人觀察到。 而在當下的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也得益於發達的信息技術，中國已有一定程度的言論權利，微博上、網絡上民眾可以發出讚美、批評的聲音。各省份之間讚美和相互批評的聲音都能被全國、甚至全世界聽到，不存在隔絕於整個中國的信息孤島。 在 這個前提下，參與競爭政治的區域中，當某個「和現實的差異」的口號被彰顯時，差異必然吸引輿論注意，重慶民眾的聲音也會得到更多關注，因而更加重要。同 時，更多的矚目必然引致更多的非議，這種非議即使在本地區被壓制，在地區間的競爭作用下，來至本地區或其他地區的批評聲音會通過各種渠道，甚至境外媒體所 發出——批評的空間被撐大了。 最 終，即使存在少數極端的壓制言論的例子，但整體而言，重慶市民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在工具理性導向的競爭政治中，在參與軟性票選競爭的過程中，競爭者必然 需要不斷放出自己的理念、優點。考慮到當地民眾更大的話語權，必然會提供更好的公共品以換取「美言」，避免「惡語」，如同西方政治模式中的「賄賂選民」， 於是，重慶的民生顯著提升。類似的行為必然有類似的特徵，還存爭議的重慶民生耗資巨大、負債、不可持續正類似於現在困擾西方政治的高福利、高赤字。 中國改革30年來，在民權逐步發展的大背景下，民權已成為了政治競爭獲取力量的來源之一。同時，地區政治競爭推動政治透明化，進而推動言論自由和民權的發展，最終促進了民生福利供給的提升。 所 以，重慶的民生既可以由新權威主義進行針對區域的具體解釋：權威主導下，通過頂層設計、權威貫徹進行的龐大社會工程；但更重要、更全面的解釋是：整個中國 的民權不斷發展的歷史背景下，地區競爭政治之下的民眾獲取了更大的話語空間，以一種自下而上的需求、在多元博弈中達到更高的福利。 故此，重慶模式中的民生好處，其真正的邏輯起點、政治推力在於整個中國民權的不斷解放。需要強調的是，這並不是一地、一人的結果，而是整個中國的歷史背景的結果。 這 種民權發展、信息自由帶來的福利，在多年前的信息隔絕的中國是不可想像的。在信息孤島中，宣傳部往往就是「民生部」！金正日給朝鮮人發魚、憶苦思甜、解放 世界受苦人民都是典型的例子。三年大飢荒時的四川受極左路線危害，糧產大幅下滑卻大幅外調糧食，天府之國路有餓殍，地方大員卻步步高升。這是當年的信息封 閉下的「文革式民生」，也體現出在當年民權狀況下的官員的工具理性。 也 許，重慶有民粹的意味，但中國社會並非是從西方意義的民主自由國家倒退到民粹，而是從權威「進步」到民粹。紮根在民粹的競爭政治非但不是一種倒退，反而是 一種進步。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進步並不是重慶一地之進步，而是重慶在整個中國大環境進步之下，所作出的「工具理性」的選擇。 從李井泉選擇調糧，並在此後的歲月中一力承擔罵名，再到今天另一種同樣被斥為左，卻截然相反的行為模式及截然相反的民生後果，工具理性在不同時代中導致的不同行為，充分體現了中國30年來的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民 權發展，這條貫穿於重慶模式中的政治推力決定了權威在民生上的行為方式，正是民權的發展帶來了民生的發展。改革開放，本質上是放開了民權中「生產權」、 「交易權」，可以說，一部改革史就是一部民權發展史。但是，現階段民權的發展仍然不夠，私權不夠強壯，仍有公權的粗暴和殘酷入侵。這既是中國的特徵，也當 然是重慶的特徵，這個特徵引出了另一熱點議題——打黑及黑打。 四 川，歷來有袍哥傳統和碼頭文化，這絕非如一些學者所美化的社會組織自治。這種習氣對社會的侵害相當之大，形成諸多治安、社會問題，這從全重慶市區的麵曾統 一漲價就可見一斑。打黑，作為治安公共品而言，在前述的民權、政治、公共品的相互作用邏輯之下必然供應得更充足，自然受到市民歡迎。 同時，也毋庸諱言，公檢法同台辦案，拘捕打壓律師辯護權，都是現代政治文明不可容忍的違憲行為。但正如前面所言，重慶模式中的民生好處不過是在中國整體發展的大環境下工具理性的小氣候，同樣，重慶打黑中的黑打，僅僅歸咎於重慶，也是不全面的。 山東有陳光誠、武漢有東星航空、河北有聶樹斌、湖南有太子奶、北京有截訪的黑監獄，司法不公、不獨立、刑訊逼供、律師受到壓制在當前中國的大現實下各地均有發生。雖然重慶在量上更大，但如果上述地區沒有發生文革，那麼重慶亦然。 於是，對立的感受可得到清楚的闡釋：重慶模式中的好與不好，都在於民權的張與不張。一方面，重慶大眾感受到了普遍民權進步帶來的民生好處，但在民權未張、輿論之光未能普照的地方也充滿殘暴。解決之道亦清楚明白，那就是民權的繼續發展，其路徑是言論自由、政治競爭與透明。 起碼，在競爭政治的表面張力下，這些陰暗之處不再沉於水面之下，而被全國人民所了解——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李莊案以來輿論的廣泛批評，正是得益於整個中國的進步，以及這個進步所能容納的競爭所帶來的言論空間。 輿論界的對立有趣而荒謬，感性的激動於紅色斗篷，而對其下覆蓋的綠色萌芽視而不見。而只有嚴肅、審慎、理性的思考才有助於理解抽象的政治行為的各個方面。 對於反對重慶模式，支持廣東模式的人而言，重慶和民生和廣東的開明都是民權發展的不同形式。以筆者愚見，孫立平教授採取的「對重慶懷疑的同時仍保留表態」的內在邏輯正在於此——因為民權所至，則民生向好，因為民權不至，則暗無天日。 無 論廣東還是重慶均是中國民權不斷發展，大眾權利意識不斷提高的這個政治推力下的結果，是一條藤蔓上的兩個有差異的葫蘆，或者有一個注定無法瓜熟蒂落，但他 們都是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一環。更重要的是，這種陽光下的爭奇鬥艷，正是枝蔓爭相朝高處生長，植物變得更加繁茂的過程。 對 於盲目支持重慶模式的人而言，他們不能領會紅歌的深層口號性意義，慶幸尋找到一個現實依附，對於重慶的「紅歌和經典」中的「封資修」內容、對於重慶招商中 對資本的寬厚和逢迎、對於重慶壓低要素價格、剝奪農民土地，都統統視而不見——當然，右派批評者對此也視而不見。但無論如何，反對者和支持者有一個共同的 基礎——民權。即使對於「烏有之鄉」而言，他們的支持，必然建立在他們的權利上。 更 重要的是，正如唯物辨證的結論：矛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最終唯一動力。民權這種社會基礎力量的發展導致的更為透明的政治競爭，軟性票選，立足民意的競爭行 為，撐大了政治空間，刺激了有特點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讓社會各個層面活躍起來，這必然是通向政治改革的現實的、工具理性的必由之路。如果陷入 「明君政改」的迷思，就看不到沒有民權的發展，沒有政治競爭，也就沒有烏坎的開明和重慶的民生，也就看不到打通政改之路的一個有力的發動機。 但 遺憾的是，現在的輿論簡單的給出意識形態圖騰化的結論，用文革作「批判的武器」進行「帽子武器的批判」，批評重慶民眾無「政治覺悟」。實際上，關於文革的 討論，關鍵在於進行一種面向未來的開放性討論。但在現實社會中，文革是政治禁忌，同時也是一個公共言論的禁忌，這兩個同時存在的禁忌就造成一種尷尬的局 面：後一個禁忌不但使前一個禁忌變得可疑，更形  成一個深刻的諷刺。 推動過去30年的經濟改革的政治推力是民權，其基礎則是《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難想見，出於當時復雜的政治、歷史、社會、意識形態局面，《決議》必然有其模糊、局限、折中的虛浮之處，也必然體現在其衍生的政治推動力之中。 隨 著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面對今天中國社會中巨大的改革阻力，這種政治基礎的虛浮導致了「民權發展」這個政治推動力後續乏力，並已廣泛影響當今中國的各個 層面。沒有政改，會再回文革，而沒有徹底反思1978年之前的歷史，則就無法超越經濟角度，站在歷史的高度上去認識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明白 改革自哪裡來，又該到哪裡去；民權自哪裡來，又該向何處去，而這正是我們繼續改革的道德、社會、政治、認識基礎。 《阿毘達磨俱舍論·分別世品》中所言：「唯此洲中有金剛座，上窮地際，下據金輪，一切菩薩，將登正覺，皆坐此座上。 」在佛教的世界觀中，金剛座直抵大地底層的金輪，乃虛幻色相的世界中唯一堅實之處，故能承抵佛祖悟道時的「大實在」。 那 麼，今天中國的繼續改革比之前更難、更複雜、阻力更大，需要更強有力的政治推動力的話，我們勢必需要更堅實的政治、歷史、意識形態基礎以凝聚全民共識，這 就有必要在面對新的歷史機遇和挑戰時，重新審視過去，做出新的結論。從最基本的邏輯自洽和操作層面來講，這種重新審視和評價是躲不過去的，也是必然發生的 ——難道，繼續改革前路上能擺脫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聲音嗎？ (作者係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