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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在首个任期内推出了”重返亚太”战略，第二个任期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趋势将得以延续，其对华”接触加遏制”的基本政策也不会改变，而遏制中国崛起，会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这预示着中美将进入硬碰硬的时代。 　　经过近一番苦战，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本月终於击败对手罗姆尼赢得连任，这让很多中国人舒了一口气，因为相比於罗姆尼的咄咄逼人，奥巴马毕竟不那麽锋芒毕露，对中国的态度尚有转园的余地，而且他的成功连任可以缩短中美新一届领导人之间相互试探的时间，有利於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专家们普遍预计，奥巴马在新的四年任期中会延续最近几年对华政策的总体基调，对待中国崛起仍然会继续采用”拉堵”结合的两手策略,而其进一步强推的”重返亚太”战略可能使今後四年的中美关系面临更加复杂、更具有竞争性、更难以管理的局面。 　　奥连任带来机遇与挑战 　　奥巴马获得连任保障了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不单他的对华政策将得以延续，同时两国领导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将得以延续。而这一切，对於中美关系而言无疑是一大和好。 　　事实上，中美两国领导层保持及时、有效的沟通对於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有助於双方加强了解，增进互信，避免误判，从而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增加新的动力。 　　鉴於在奥巴马第一届任内中美双方能，达成重要共识，彼此之间实现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高层往来势头强劲，因此人们有理由期待未来的四年内中美关系保持稳定，避免许多风险，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的危险性大大地降低了，直接发生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美国问题研究专家林宏宇教授指出，奥巴马连任成功总体上对中美关系更为有利。林宏宇表示，”通过上一任期的经验，奥巴马会更成熟地处理中国和亚太事务，尽量减少中美关系之间的摩擦和负面因素，中美关系将会更成熟，20 1 2年对中美两国政坛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年，但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两国共识，相信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会在这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表示，随着中国的崛起，奥巴马再无法居高临下地”指点”中国，他必须将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对手”。奥巴马在执政期间一方面寻求与中国合作，一方面保持竞争态势，因此此次成功连任，对於中美关系而言是喜优参半。 　　喜的是，奥巴马比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更有利於中美关系。罗姆尼此前多次对中国放狠话，他曾表示，当选总统的第一天就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此，金灿荣表示，如果罗姆尼当选，中美关系一定会在未来几个月”阵痛”不断。 　　此外，奥巴马当选有利於美国对华政策的延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副研究员刘飞涛表示，奥巴马的连任相当於其政策主张也一并”闯关”成功，他在对华政策上不会有太大变化。”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夥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主流。”他说。 　　优的是，中美关系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浮出水面。北京的专家均认为，台湾、西藏、知识产权及经贸摩擦等老问题将继续影响中美关系。而随着中国业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美国在太空、网络及电子等领域也将不断组中国设置门槛。 　　而且，奥巴马任内推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这一战略的重心就是遏制中国崛起，重新巩固美国亚洲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继续掌控世界权力,金灿荣表示，”重返亚太”战略折射出美式罗辑，即中国国力上升势力会危害美国的利益。”为此，美国急迫地寻自己对亚太地区的领导权。这是对中国所走的和平发展道路的误解。 　　不过，金灿荣同时表示，美国将采取”求稳防乱”策略，不会轻易触碰中国底线，奥巴马还是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毕竟解决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才是其当务之急。 　 　经贸由”压舱石”变”冲突源” 　　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奥巴马和罗姆尼在辩论对华政策时罕见地集中在经贸领域，而美中之间本来一直存在着深刻而又敏戚的外交、人权和安全话题被”有意省略”了。 　　软化美中关系中传统的外交、人权和安全议题，预示着民主与共和两党在这些传统对华争议话题上的立场趋於一致，这表明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上台，其对华政策都将呈现出”政软经硬”的新态势。 　　罗姆尼外交政策团队的重要成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最近在《外交》季刊上发文，提议美国在战略和外交上”甩掉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认为，这一观点虽听起来极端，却反映了现在美国外交界主流对美中合作普遍持悲观论的心态。一个在外交和战略领域，看低i美中合作的美国政府，转而倾向於美中经贸对抗、甚至为美中之间局部的经贸和安全对抗做铺垫，这一可能性正在上升。 　　过去中美经贸关系被称为两国关系中的”压舱石”，它对於稳固中美关系能够起到实质性的平衡作用。然而，在奥巴马未来的四年任期内，如果美国经济没有明显好转，如果两国未能妥善处理贸易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很可能会变成两国关系的，冲突源]。 　　虽然奥巴马在今年大选中对华强硬的调门要比罗姆尼低，但实际上无论是从前四年的执政经验还是从历史经验看，奥巴马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强硬手段可能比起罗姆尼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上，通常在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间，中美贸易关系会更融洽一些，而在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中美贸易摩擦会更多一些。原因在於，共和党更多代表了金融集团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民主党更多代表了中产阶级与蓝领工人的利益。 　　事实上，奥巴马执政这4年中，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手腕，美国商务部向WTO提出了8件针对中国的”非正当贸易竞争”指控，实施了39项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反倾销”和”补偿性”加税案，针对中国的频率和力度远高於布殊政府执政的8年。 　　与此同时，奥巴马还於今年稍早前专门创设了一个贸易执法单位，汇集各行政部门资源，以确保中国等国家遵守相关规范。 　　专家分析，在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美国与中国贸易关系料将持续发生争执，奥巴马政府料继续将对中国一些产品课徵反倾销和反贴补税。此外，奥巴马政府可能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更多控诉中国案件，且很可能会持续面临美国企业施压，要求对抗来自中国国有和国家支援企业的竞争。 　　在美国经济不振的背景下，两国经贸摩擦几乎很难避免。从短期看，美国经济正面临两大威胁，一是今年末明年初所谓”财政悬崖”的冲击，二是失业率依然高居不下。攻口果在奥巴马新的任期开始之初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他的政府很可能会通过打压中国，来转移矛盾。 　　这意味着，在奥巴马的下一个任期内，中美经贸势必面临一系列挑战，有合作也有对抗，有摩擦也有妥协，有挑战也有机遇。而究竟经贸关系会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还是，冲突源i，有时就在於双方领导人的一念之差。 　　分析人士指出，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将经济问题和政治、外交问题交织在一起，是极不明智的。遏制中国不仅对全球经济无益，也将会把美国经济推向深渊。两国在贸易制裁上的过激举动可能引起一场贸易战，以此类推，债务危机、财政危机、失业和通膨将自然地把美国经济再次拖入滞涨的泥潭。唯有加强经贸合作，才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唯一出路。 　　 中美关系或进入硬碰硬时代 　　奥巴马在首个任期内推出了”重返亚太”战略，但多局限於一些口号，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i的趋势将得以延续，其对华”接触加遏制”的基本政策也不会改变。 　　因不再有连任的压力，奥巴马极有可能在其第二任期内，在从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抽身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介入亚太事务，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遏制中国崛起，从而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 　　专家认为，奥巴马对华战略已经过四年布局，目前已进入图穷匕见的关键时期。如果说他第一个任期重返亚洲战略还处於打基础、造舆论的排兵布阵阶段，那麽第二任期便可能是刀刀见血、步步进逼的绞杀期，这预示着中美将进入硬碰硬的时代。 　　奥巴马在选举中成功连任之後首次出访的地区便是东南亚国家，他於11月17日至20日分别访问泰国、缅甸和柬埔寨，并在访问柬埔寨首都金边期间出席东亚峰会，这表明奥巴马在新任期内要押宝亚洲。 　　国际观察家认为，美国总统、国务卿和防长相继访问亚洲，是美国向亚洲国家传达的一个强烈信号。 　　然而，正当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中国周边的邻国却趁机”挟美以自重”，加大挑衅中国的力度。事实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太的美国要加大军事存在，根本目的就是对付中国，妄图从南海、东海、藏南等领海和领土争端中分得一杯羹。无论4月开始的黄岩岛争端，还是9月份激化的钓鱼岛主权之争，背後隐现的美国无形之手都指明了谁才是岛争的”庆父”。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丛培影博士认为，战略中心东移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最终目的是防止大国崛起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现实情况是，美国将中国认定为能够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改变现状国家，必须防范压制中国崛起。 　　中国社科院美台问题学者张华博士也认为，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是美国的大战略，美国国内对这一战略具有高度共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的目标就是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不要有任何一个强国将美国从亚太地区”挤出去”。 　　所以，如何有效地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是美国的终极目的，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说，战略重心东移的这一趋势无法改变，如今奥巴马成功连任，这一进程也必将加快。 　　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日涵认为，面对美国加快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中国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更应该客观地找准自己的位置，积极寻找破解之道，在外交战略上，应该继续努力把搞好周边关系放在首要位置，积极把握周边国家需求，提高外交工作的针对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布局并非铁板一块，中国更需要利用好周边国家对於中美两国”两面不得罪”的心理，寻找战略突破口，分化对方阵营。

第十位 淘宝店主 “早上8点睡醒，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整天都是坐着，从早8点一直坐到晚12点，就连吃午饭也是盯着电脑屏幕吃， 因为就怕一走开就有人进来问问题，还有半夜三更上来买东西的网友。”一个经营了在淘宝开店5年的店主小卜介绍到 ，淘宝店主的生活，一般人难以适应。像卖服装的，赶上来新货就更忙了，基本上白天分货，晚上在网上上传照片， 做促销图。虽然没了老板的压迫，但是给自己干更容易“废寝忘食”。 第九位 富士康、普华永道、华为公司工人 “普华永道25岁女硕士过劳死”、“深圳富士康工人洗澡时猝死”各大知名公司过劳死的新闻这两年层出不穷，25天 加班66个小时，去年深圳富士康工人洗澡时猝死的新闻也曾轰动一时。据悉，富士康工人陈龙每周的加班时间已远远 超过了劳动法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陈家人认为，“他是在长期的慢性疲劳中累死的。” 第八位 医生 “12小时急诊高度紧张 35岁医生过劳猝死”7月8日，福州市第一医院急诊外科一男性医生，与朋友喝茶聊天，突发心 脏病，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福州总院急诊科张伟主任透露，林医生是突发心脏病猝死。对林先生做身体检查后，并 未发现他有任何基础病，而且身体一向很好。但像林先生这样35岁的年龄，不仅要面对家庭的压力，还要承受作为急 诊科医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如果这种压力长期积累超出人体所能承受范围，就容易出现心脏骤停、心肌梗塞等猝死 的意外，就是所谓的“过劳死” 第七位 城管 本是制止小摊贩的违规行为，不想发生争执，言谈交涉中，轻推几下，管理员金甲便脸色苍白，没走几步便一头栽倒 在地，心脏病发作猝死。 第六位 记者 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微博总爆料说，某某报社又有记者长时间工作采访猝死在工作场所。确实是这样的记者这样机 动性很强的职业，基本没有能规律工作的时间，说不定就要连续工作48个小时，不停的奔波让一些记者苦不堪言。 第五位 警察 “警长连续工作40小时猝死办公室”.警力不足工作繁重成为民警健康出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大量非警务工作压力，令情 况更恶化。 第四位 环卫工 中暑，生物钟紊乱，天气炎热工作劳累，易发交通事故安全系数低，环卫工也算得上是一件一等一的高危岗位。 第三位 网编 连续多日加班，每天工作到凌晨，有时甚至通宵加班，近来网站主编、编辑过劳死这样的新闻层出不穷，浙江卫视、 优酷网等媒体的员工过劳死的新闻，让人不由得对休息不规律、长期加班的工作状态提高警惕。 第二位 公务员 “公务员竟陪领导喝酒猝死”还不算工伤。有人说公务员怎么会经常熬夜加班，那么舒服的职业怎么可能猝死呢。可 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公务员们的辛苦啊，他们经常出去应酬，各种饭局和交际，喝酒多，女人多，这对身体都是巨大的 伤害。公务员排名第二，实至名归啊。 第一位 临时工 临时工三个字也越来越多的成为责任推卸的“高发行业”。但凡出事都可以赖在悲催的临时工的头上。吃的比狗差， 干的比驴多，死的比猪惨。论惨，论危险，谁能比得了中国的临时工？ 来源:中新网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日本民主党执政团队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和警告，于9月10日决定“购买”钓鱼岛，导致中日关系骤然恶化，引发了两国自邦交正常化4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冲突。这场风波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和野田内阁合演的一出“双簧戏”。其深层原因是日本当权者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势头，蓄意推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钓鱼岛争端将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今年4月以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主权归属问题出现尖锐对立。其直接导火线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一手炮制的“购买”钓鱼岛闹剧。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日本民主党执政团队先是默认和怂恿，继而不顾中国的一再规劝，悍然实施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的严重挑衅。中日关系由此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本文拟透过钓鱼岛“国有化”过程中日本朝野反华势力彼此利用又相互角逐的关系，分析日本当权者肆意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深层背景，并试图对钓鱼岛争端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初步的研判。 　　一、野田内阁与日本右翼势力合演的一出“双簧戏” 　　2012年恰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孔子曾说过，“四十而不惑”。这是指人到了40岁就会臻于成熟和稳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日两国间不仅没有出现人们所期盼的成熟与稳定，反而由于钓鱼岛争端日趋白热化，致使双边关系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这场风波的直接导火线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策划的“购买”钓鱼岛闹剧。众所周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对立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大悬案。两国领导人在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曾约定将钓鱼岛这一敏感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仪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更明确地提出了“搁置争议”的主张，为中日两国在以后的岁月里长期和平友好，开展互利合作奠定了基础。 　　石原慎太郎在日本政坛素以其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著称。他早年曾是“青岚会”干将，开口闭口称中国为“支那”，一贯以破坏中日关系为己任。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风波后，石原抨击民主党政权释放被扣中国船长是“丧权辱国”。2012年4月16日，石原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声称东京都已与钓鱼岛及北小岛、南小岛的所有人达成协议，待都议会批准后将在年内完成购买手续。他批评外务省对中国总是战战兢兢，声称要让东京都来“保卫”“尖阁列岛”（即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下同）[1]。 　　石原这番话顿时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反应。《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称，石原“明知会对政府的外交添乱却硬要说大话，只能说是不负责任”[2]。而《读卖新闻》、《产经新闻》则齐声喝彩。《产经新闻》就称赞石原此举是“保卫尖阁列岛、加强实际控制的有效提案，应该举国支持”。甚至还呼吁在岛上常驻自卫队[3]。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野田内阁的官房长官藤村修在4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愿意与东京都交换意见，很可能在这一构想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推进[4]。4月18日，野田佳彦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政府正在确认土地所有者的本意，打算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是暗示日政府将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 　　迹象显示，这场购岛闹剧是野田内阁与石原慎太郎合演的一出“双簧戏”。 　　第一，石原慎太郎的购岛闹剧需要中央政府的“背书” 　　东京都要到远隔千里之外购买日本自称是属于冲绳县的钓鱼岛，这原本就是非常唐突和难以理解的。然而，野田内阁的“管家”藤村修却非但没有提出质疑，反而在第一时间非常爽快地表示政府愿意与向东京都交换意见，在石原构想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据媒体透露，石原在宣布购岛设想的一个多月前的3月9日曾经到首相官邸拜会野田。这次会见据称是就有关建立新党问题交换意见，实际上却是石原向野田介绍他准备从岛主手里“购买”钓鱼岛的构想。所以，野田对石原的购岛设想早有所闻，藤村的表态表明内阁对石原此举起码是予以默认的。 　　第二，野田内阁的“国有化”举措需借重石原慎太郎 　　日本政府在敏感问题上有所动作时总会借助右翼势力造势或先作铺垫。典型的事例是1978年8月和1996年7月，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先后在钓鱼岛、北小岛非法兴建灯塔，引起中方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始则推脱责任，继而却将其收归国有，载入政府正式发行的海图之中。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实行所谓的“国有化”也是如此。先是让石原这个“大嘴巴”造舆论，张声势。石原发起的购岛募捐不到1个月内就筹集了7.6亿日元，至8月14日已突破14亿日元。部分媒体举行的民调表明，约60%的被调查者支持购岛。石原炮制的购岛闹剧实际上是为日本当权者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动作而进行的舆论铺垫和民意准备。野田认为时机成熟便顺水推舟般地推出了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 　　第三，野田内阁与石原慎太郎间既相互勾结又争抢风头 　　野田与石原在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彼此间也有矛盾：一是双方都想掌握主动，捞取政治资本；二是石原始终对民主党政权有猜忌和怀疑。石原慎太郎策划“购买”钓鱼岛闹剧的目的，主要是为自己凝聚人气，为其长子石原伸晃竞选自民党总裁、继而觊觎首相宝座捞取政治资本。而野田则需要用钓鱼岛“国有化”塑造自己“敢于决断”的政治形象，提振持续低迷的支持率。据媒体透露，野田早在5月18日就作出了国有化的决断，并背着石原悄悄地与“岛主”联络，许诺以高于东京都的价码购岛。7月6日，野田派首相助理长岛昭久到东京都厅拜会石原慎太郎，传达了由国家购买钓鱼岛及北小岛、南小岛意向。石原毫不掩饰他对野田横插一杠的不满。此后，东京都两次申请登岛丈量土地面积和进行调查均遭政府拒绝更加剧了彼此间的矛盾。8月19日，石原慎太郎拜访首相官邸，与野田进行了3月9日以来的第三次会谈。石原自知在价码上难以与中央政府相匹敌，遂提出支持“国有化”的条件，即政府必须保证在岛上兴建避风港、灯塔等设施。东京都可考虑将募集来的捐款转交野田内阁。野田未作出明确承诺，石原只能悻悻而归。 　　一段时期以来，日本国内流行的解释是野田内阁是迫于无奈，为了避免石原慎太郎在“购买”钓鱼岛后寻衅滋事才作出了“国有化”的决断，其根本目的是为“实现平稳而安全的管理”。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野田内阁强化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早就有一系列动作。强化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是野田的一贯主张。2004年3月，时任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的野田佳彦曾强烈主张由国会通过决议，强调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野田当上首相不到半年，就授意内阁府的“海洋综合对策本部”公布了39个无名岛的名字，并将这些岛屿作为确定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基点。其中有钓鱼岛附属的4个小岛礁在内。石原提出购岛设想可以说是与野田不谋而合，正中下怀。 　　其次，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绝不是简单地维持现状。据《读卖新闻》透露，日本政府对“国有化”以后如何运筹钓鱼岛共有从A到H的8套方案。其中，A案是暂时冻结，B案是实施保护环境，C案是改造灯塔，D案是兴建避风码头，最强硬的当数H案，就是向钓鱼岛派驻自卫队。8月30日，野田在首相官邸召集核心阁僚磋商钓鱼岛对策时，意欲按B、C两案操作，第一步先将日方在钓鱼岛上非法兴建的灯塔换上LED光源。只是由于玄叶光一郎外相和冈田克也副首相坚决反对才暂时收回成命[5]。 　　再者，野田内阁在推进所谓“国有化”过程中始终对中方的规劝和警告置若罔闻。自从石原慎太郎策划购岛闹剧以来，中方再三地提醒日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野田却完全置之不理，直至从后台跳到前台，一意孤行地推行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9月9日，胡锦涛主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APEC首脑会议期间与野田进行了非正式会谈，强调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应同中方一道，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然而，就在会谈的第二天，野田便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用20.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的决议。翌日，又同所谓的土地所有者签署了购岛合同。前总务大臣原口一博曾当面抨击野田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会晤的第二天就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这难道是正常的外交吗？”[6] 事实完全戳穿了野田等人所谓“国有化”是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谎言。 　 　二、日本当权者在钓鱼岛问题挑衅中国的深层原因 　　人们不禁要问，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民主党执政团队无视中日双方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的事实，置双方达成的默契于不顾，蓄意要将它对钓鱼岛的非法控制变为实效控制、法理控制，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依笔者所见，主要有以下三大因素： 　　第一，民主党执政团队中“少壮派”集团用提振民意支持的国内政治需要绑架日本外交政策，致使日本执政当局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陷入一味强硬的死胡同 　　野田内阁之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中国，很大程度上与其政权运营遭遇严重困难有关。2009年9月,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掌控了日本的最高权力。但是，这个成立仅仅13年，又长期在野的政党极端缺乏执政经验，无法驾驭膨大的官僚队伍，在施政上乏善可陈，内部纷争却有日益加剧的趋势。民主党从2009年9月上台以来，差不多每年换一位首相。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到野田佳彦，呈现出每下愈况的局面。鸠山内阁问世时，支持率高达72%，是战后仅次于小泉纯一郎内阁的第二高记录，但5个月后便跌破50%，至卸任前仅有19.1%；菅直人内阁也是“高开低走”，成立时有62%，而卸任前的2011年7月降为16%；野田内阁成立时的支持率只有53%，两个月后的11月降为40%，12月更跌至31%。相比之下，鸠山内阁和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跌至30%分别是6个月以后和5个月以后。在石原慎太郎提出购岛设想的2012年4月，野田内阁的支持率已跌至19.8%的“危险水域”。 　　野田佳彦和他的前任菅直人一样，不得不面对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局面。野田上任后召集的第179届临时国会，内阁提出的34项法案仅有13项获得通过，创历史最低记录。2012年1月召开的第180届例行国会也不断出状况。自民党等在野党控制的参议院在2011年12月9日通过针对防卫大臣一川保夫、消费者问题担当大臣兼国家公安委员长山冈贤次的问责决议，2012年4月20日和8月29日，又分别通过了对防卫大臣田中直纪、国土交通大臣前田武志以及野田佳彦首相本人的问责决议。这在战后日本宪政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祸不单行的是，野田脚下也闹起了“地震”。由于民主党内部在消费税增税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前代表小泽一郎为首的非主流派不仅在6月26日众议院投票表决这项法案时投了反对票，随后又有49名议员追随小泽脱离民主党另组“国民生活第一党”。这是民主党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分裂。民主党在2009年执政时共有423名国会议员，目前仅有332人，只要再有5名众议员退党就将失去众议院的过半数地位，而再有1名参议员出走就将失去参议院第一大党地位。 　　野田佳彦率领的民主党执政团队中以“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为主。野田自己是第一期毕业生，堪称老大，而外务大臣玄叶光一郎、国土交通大臣吉田治、公安委员长松原仁、文部科学大臣城井崇、首相助理本多平直和内阁官房副长官长浜博行等则都是他的同门学弟。毕业于“松下政经塾”的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在野田组阁后转任民主党政调会长，很快就将政调会的地位提升到炙手可热的地步。“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家共同的特点是年少气盛，血气方刚，擅长演讲，惯于作秀，但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社会历练，行事莽撞而不顾后果。他们最拿手的政治伎俩就是制造一两个热门议题，对外鼓噪，对内炒作，转移视线，拉拢民众。摆脱内阁支持率持续低迷的困境，野田和他的追随者们自然想到了拿钓鱼岛问题说事，用一味强硬的对华政策来提升人气，化解危机。正如《朝日新闻》所指出的，“对野田政权来说，由于提高消费税和启动核电站等‘国民无法接受的政策’造成支持率急剧下降，购买尖阁列岛就有争取国民支持的考虑。” [7]据时事通信社调查，在将钓鱼岛“国有化”后，野田内阁的支持率为23.3%，比上月上升了3.5个百分点。而日本雅虎的调查更令人惊异地比上月蹿升17.5个百分点，达33.2%，与野田内阁问世时持平[8]。可见野田等人的算计还是收到一定效果的。 　　第二，中日两国处于力量对比发生“世纪逆转”后的心理调适期，日本国内日渐抬头的对华嫉妒、警惕和怀疑的思潮导致日本执政当局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采取非理性的行动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国际格局转型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间力量消长的结果势必导致围绕主导权的角逐日趋白热化。就中日两国而言，GDP总额对比出现“世纪逆转”是彼此间风波迭起，矛盾凸显的深层原因。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迅速上升。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9分之1,2010年却反超日本，2011年更进一步拉大了差距。而日本从1990年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解体，经济持续滑坡，政局连年动荡，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也逐年下降。2005年以后，日本“入常”受挫，外汇储备、外贸总额、汽车销售量等综合性指标相继被中国超过。许多习惯居高临下俯视中国的日本人越来越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嫉妒、警惕和怀疑。他们既担心中国可能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径进行“秋后算账”，也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重新将日本贬为自己的附庸。用一位在日华人学者的话来说：“日本的对华心态正处于一种复杂而扭曲的状况”[9]。2012年6月20日，《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中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占64.5%，是开始这项调查8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日本人中对中国印象不好的竟然高达84.3%，比中国高出近20个百分点。这一差距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10]。

  《中国周刊》2012年第11期封面 徐一龙: 好爸爸，坏爸爸 　　似乎突然之间，一切都消失了，在儿子成年之后，那种古往今来父与子之间难以逃脱的矛盾，都消失了——没有代沟、没有叛逆、没有儿子的理想、没有老爸的顽固，连文学家和精神科专家坚信的“弑父情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儿子们变得孝顺和务实，心满意足地在父亲的余荫下，开始自己的人生；老爸们变得充满权威，像回到了年轻时候，幼小的子女对他言听计从。这幅父慈子孝的场景，却没什么可夸耀之处，有人称它为“拼爹时代”。 　　因为那些慈父、孝子不过是特定人群。一些身为公务人员的父亲们，可以把权力变现为金钱、仕途和其他一切割裂看来美好的事物，供儿子们享用。儿子们抛弃了叛逆，或深埋叛逆，安静地享受着这一切。在这个诞生“屌丝”一词的时代，人们越发羡慕：干得好不如生得好。 　　这绝非是一种民间的猜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了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群子女高出13%。 　　还有更多扎眼的个例证明这些。就在10月底，广东纪检部门证实，被网友举报的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拥有21套房产，而他2012年在财产申报时，只申报了自己和儿子各一套房产。纪委也证实，蔡彬的儿子为澳洲籍。蔡彬时年56岁，正常情况论，他的儿子应已成年，具备足够的智力去思考：父亲的财产是否干净，自己享有的一切是否合理。如果他愿意思考的话。 　　似乎突然之间，“儿子们”的个人奋斗变得艰难起来，年轻人开始逃离北上广，外企也不如公务员吃香，靠着有势力的父亲谋得一条出路变得理所应当。可35岁以上的人，闭上眼睛，那个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梦的时代，分明还历历在目。那是个刚刚开放进城路径的时代，一个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一个打破“铁饭碗”的时代，一个甚至连“爹”都没有的民企能够大获成功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之前，人们原本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儿子们可以摆脱这个血统论的咒语时，他们兴奋地一路狂奔——把自己的命运和父亲切割，才更像个强者。 　　其实，血统论从未消失。1980年代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亦有身为军队高官的一个母亲，在战前，试图把自己的儿子调出作战部队的桥段。这位女军官破坏了军队的原则，被军长拒绝。 　　在改革开放之初，官员的子女们利用双轨制漏洞，搞来批条，左手以计划经济的价格买来物资，右手以市场经济的价格卖出物资。“拼爹”如同一条暗流，在集体主义时代和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都涓涓不断。只是，在信息匮乏的时代，在人们对美好而合理的生活要求较低的时代，人们对“拼爹”的容忍度非常之高。当前提条件开始反转，而“拼爹”有增无减时，人们的情绪也开始改变。 　　人们意识到，那些可以“拼爹”的人，不但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影响了青年正常向上流动，而且极其不合理。某种程度，不合理、不公正对人心的打击不啻于利益受损。在现代技术的传播下，人们对千里之外的不合理义愤填膺，不为自身的利益，只为人们深信：人不该生活在不合理之中。 　　至于子女父辈财富恩泽下的生活方式引发的激辩，其实很简单。理论上，只要财富来源合法，炫富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法，他们有权过别人眼中“荒唐、堕落”的生活。那或许也是一种糟糕的父与子的关系，但与公共利益无关。人们对“拼爹时代”的厌恶，也从来不是“子不教，父之过”的教育问题。父亲将公共资源不当地让渡到儿子身上，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关系，传统文化和现代政治文明，其实都有明确的界定。 　　一个能量强大的父亲该怎么帮助儿子，人们期待有更良性的关系。蜘蛛侠的叔叔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关于父辈的责任，可以小到帮助儿子成为一个善良、幸福、有能力的人；也可以大到帮助儿子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当然，每个父亲都有这个责任，那些看起来更强大的父亲，更不应该放弃这个责任。 —————————————— 徐一龙: （一）输给父亲 　　“02、03、06、09、11、27；04”这组数字，马啸至今没有忘记。那是一年前，他离开北京时买8000元双色球的选号。 　　那是第二场赌博。五年前，他和父亲赌自己能在北京安身立命，他输了。购买彩票像一次“出老千”，如果能中个头奖，他就能反败为赢，不用走父亲规定的道路。 　　他又输了。他只能像少年时一样，在父亲的护航下，获得人们羡慕的一切。 　　最后一搏 　　一年前的9月27日，北京下了一场秋雨，凉意渐浓。30岁的马啸兜里揣着一张晚上11点多的火车票，这一天，他要离开漂了4年的北京。临走时，他去了趟彩票店。这个彩票店在西四环玉海园小区附近，距离马啸与朋友“诗人”合租的两室一厅有1000米远。因为下雨，那天彩票店里人不算多。 　　“02、03、06、09、11、27；04这组数字50倍倍投，其他79注也是50倍倍投，机打。” 　　柜台后面的小姑娘抬起了头，眼前的大主顾穿着驼色的风衣，戴着黑框眼镜，右手握着一个黑色万向轮行李箱的把手。8000块钱，按照7%的提成，算个大生意。 　　拿着8000块钱换来的16张、每张5注的50倍倍投彩票，马啸和穿着工装裤的大叔、套着珊瑚绒睡衣的主妇、一身涂料斑点的家装工人、拎着小坤包的白领女孩儿们一起坐在了彩票站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这晚是双色球的开奖日，中或者不中，晚上9点半就会有结果。 　　彩票站店面不大，墙上挂着各个品种的彩票中奖号码走势图，地上散落着被丢弃的各式彩票。马啸一会坐下，一会站起溜达，等待着开奖。时钟指向21点30分，屋外的雨还在下……“本期的双色球中奖号码为06、10、11、25、32、33；05”，一组数字从中国教育电视台双色球开奖主持人的嘴里念了出来。 　　马啸低下头核对着手中的16张彩票，“很惨，都没中。看来，必须回家了”，马啸站起来，转身，出门。 　　夜色中的北京车水马龙，不知名的人们顶着风雨匆匆赶路。打车去西站的路上，马啸特意让师傅多转了个弯，看了看租住多年的房间和曾奋斗过的出版公司。 　　穿过玉海园、经过林静小吃、开过五棵松地铁站……沿着西长安街，马啸的北漂生活在雨中结束了。明天，他将放弃北京辛苦的奋斗，迎来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的“体制内的幸福”。 　　那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生活，可马啸，一直都不喜欢。 　　父亲铺的路 　　马啸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父亲身居高位。“老马当兵出身，转业后进了政法系统，他也想让我走这条路”。 　　初中毕业时，马啸第一次见识了父亲权力的力量。 　　马啸从小成绩忽上忽下，最喜欢的事儿是打篮球。老马在儿子眼里是个“粗人”，不经常回家，但对于自己的篮球运动却很支持。从初一开始，前前后后给他买过十几个样式不同的篮球。 　　老马第一次变脸是在马啸升入初三下学期后，不仅阻拦马啸去打篮球，还从学校请了三门主课的老师给儿子补习。对于父亲突如其来的严厉，马啸并没有放在心上，敷衍补习的同时策划着周末溜号去打球。那年中考，马啸的成绩毫不意外地没有突破400分大关，距离当年省属示范高中的分数线相差一百多分。马啸着急了，他读的是当地最好的初中，他可从没想过自己考不上高中。 　　陆陆续续地，同学们拿到了高中、职高或者是中专的录取通知书。其他成绩差的同学的父母们都提着礼物四处奔波，老马却不动声色。 　　离开学还有一周，马啸的焦灼和对父亲的埋怨达到了制高点，“大不了就不读了”。但没想到，一所省属示范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突然寄到家里。 　　马啸后来才知道，在中考进入录取阶段一周后，老马就已经帮儿子拿到了示范高中的校长批条。为了给他个教训，才瞒了他一个暑假。 　　那所重点高中赞助费明码标价是两万元，可光有钱上不了这个学校，马啸渐渐认识到老马的“能量”。 　　在高中，马啸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和广播电台。他天生有一把好嗓子，每周五当一次男主播，让他感觉非常良好。一个不大不小的理想，也在他心中默默地生根发芽。 　　高考后，马啸给自己预估了一个不高也不低的分数，上重点线肯定是没戏，但越过本科线也不是没可能。他在学校发的填报志愿书里，找出了所有二本和专科的播音主持专业。老马看过儿子填写的草表，甩过来一句“胡闹”就不再说话。马啸很想反驳什么，却开始第一次后悔自己耽误了时光，“如果我的成绩足够好，也许就能安排自己的命运”。 　　“第一志愿，我帮你选好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你也不想想自己的成绩能不能上本科。关键是上了本科，哪怕是清华北大，你以为就能落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老马甩下自己的决定离开了马啸的房间。一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对青春期的马啸来说算不上什么。在体制内厮混几十年的老马却特别看重。他的预想没错，多年以后，公务员越来越热。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仅招2万余人，却有137万人报名。 　　在填报志愿的短短三天里，马啸用沉默作为对父亲无声的反抗。但老马并没有当回事，他看着儿子在提前录取一栏写下了自己选好的学校，就没再理会马啸在后面的志愿栏里齐刷刷地写满“播音主持”。老马离开家后，约了教委的朋友去吃饭。 　　果然，高考录取刚刚开始，马啸就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录取学校是一所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一所随处可见警官制服的专科学校，让他“感觉被送进了监狱”。 　　借来的自由 　　“每一天，我都在酝酿着叛逃。”马啸这样回忆自己的大学时光。 　　马啸的宿舍住着一位“诗人”，他是另一个地级市领导的孩子。“诗人”本想读中文，马啸本想学主持，他们很快成为了兄弟。老马偶尔会来看马啸，每次来时都会请同宿舍的舍友吃饭。马啸知道，“这是他在帮我织网。蜘蛛的强大，从不在于自己比其他昆虫多出来的脚，而在于那张绵密、细致的蛛网。” 　　临近毕业，老马就帮儿子安排好了工作，回到市里法院的执法队或者公安局。 　　“诗人”的父亲也给儿子做了类似的安排，但“诗人”拒绝了，他要报名参加大学中文系的自学考试。“诗人”的选择对马啸的冲击很大，他想起了自己被搁置的“男主播”梦。 　　那年直到六月底，马啸还没有回家，也没有带回学校发的毕业生就业三方协议书。老马急了，一天数个电话追问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已经为儿子打点好，马啸回来就能进法院的执法队，“比做公安更安全”。 　　马啸不得不说实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了老马不回家工作的决定。老马大怒，声音在听筒里轰鸣，“要是现在不回来，你以后也别回来”。挂掉电话，马啸一夜未眠，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他已经习惯去走父亲安排好的道路，一旦要自己拐上另外一条小路，既犹疑又兴奋。那天，老马也没睡，挂了电话就找来自己的司机，开着夜车在次日一早赶到了警官学校。 　　父子见面，马啸一字一顿地说出“你让我自己闯闯”。之后，任凭老马说什么、骂什么，都不回一句话，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离校的毕业生和卖旧货的跳蚤市场。 　　老马第一次被儿子打败了，他无奈地同意了儿子继续参加自考，工作或者不工作都可以，并提出最好去学法律。之后，他赶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打点被儿子“放了鸽子”的各种关系。 　　马啸则和“诗人”一起留在太原，拿着老马的钱在学校外边租了房子，买回考试指导用书。由于省内本科院校还没有开设播音主持的自考考试，他选择了关系较近的新闻学。 　　自学考试一年最多可以考8门专业课，取得自考毕业证最快的时间是两年。获得自由的马啸，第一次铆足了劲儿用功考试。两年半之后，他顺利地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马啸知道，老马在背后也下了工夫，父亲在教委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自己，“至少是在论文答辩上”。 　　拿到文凭，马啸开始和“诗人”一起计划未来。去北京，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个决定让老马十分窝火，但他知道儿子主意已定后，要马啸答应他一个条件：可以在北京发展五年，好坏全靠自己；期间，家里不会再给马啸任何资助；五年之后，如果马啸的户口、编制、住房没有得到解决，就要接受父亲的安排，回家工作。 　　马啸答应了，五年啊，他相信自己会拥有一切。拿着从父亲借来的自由，他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失败了的赌约 　　2006年2月3日，大年初六，马啸站在了北京西站北广场上。他投奔了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诗人”，两人在阜石路玉海园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房租每月1600元。“诗人”没有做诗人，成为了北京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马啸初去时，这家公司正需要人，因为有熟人介绍，马啸面试很快就通过了。 　　马啸在这家公司的最初职务是营销编辑。这个职位地位微妙：不负责具体的选题执行，但参与选题的策划；不直接承担发行回款任务，但会为渠道销售做全程的营销规划和服务。在专业出版社中，营销编辑还要负责某一类图书的专项推广。这是一份需要经验的工作。 　　初来乍到的马啸尚未在北京建立起广阔的人际关系，除了“诗人”，他几乎没有朋友。警官学校的同学大多都回到地方政法系统。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只有每月1800元的基本工资，业务提成约为0。交完房租、水电之后，口袋里还有不到1000块钱。马啸算过，这些钱就算都存下来，一年以后，也只能购买北京1.5平方米的房子。 　　日子在维持中向前，播音的梦渐行渐远。来北京的第三年，随着人脉的积累，马啸开始独立做图书策划，经手的几本图书也有了不错的销量。马啸开始向老马报喜，但老马对儿子这份没有编制、不解决住房、待遇和公务员相差甚远的工作却完全不看好。 　　2010年，马啸来北京的第四年，由于业绩良好，他获得了一次升职做主管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不止是职业平台的扩展，待遇也会升档。马啸踌躇满志，自己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他提前把好消息告诉了老马。但没想到的是，在最后时刻，他失败了，“职位最后给了副社长推荐的人，是上边的关系”。马啸并不清楚，哪里是上边，但这次失利却令他心生挫败，“或许，老马是对的，这是一个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时代，就像我曾挤掉别人一样，报应终于来了”。 　　升职事件后，马啸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老马的耐心也已消耗殆尽。虽然，那一年马啸的工资多时能有一万左右，少时也有五六千元，但北京的繁华地带房价却已突破三万大关，租住的玉海园小区也在不断涨价，曾经的两居室已经涨到了3200元每月。 　　没房、没车、没编制……2011年，老马下了最后通牒，“赶紧回家，法院系统的招考要开始了”。 　　是坚持，还是回家？从老马下达命令的那天就折磨着马啸，他一直拖着，拖到2011年7月，距离与父亲的约定还有半年的时候，考试的前三天，回家了。那场考试，马啸顺利达线了。五人进入复试，只招收一人，老马的关系让马啸成了那个幸运的“分子”。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和“副社长推荐的人”，一模一样。 　　在职位公示期间，马啸回到北京，辞去工作、退掉房子，只是心里仍旧不甘心。于是，临走的雨夜，他买了8000块钱彩票，做最后的一搏，他失败了。 　　现在，每天早上8点，马啸就要赶到法院。虽然比北京的工作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可这里的工作要轻松很多。马啸的办公室有一半的空间摆放着收纳柜，里面是各类刑事、民事案件的卷宗，泛黄的与崭新的；另一半的空间是一起共事的三个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面前都摆放着一杯茶水、一份报纸。 　　在这里，马啸一天也开口说不了几句话，时间像静水般缓慢，翻翻卷宗、写写文件，时间却又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回来半年多，我知道自己老了”。 　　马啸知道，在别人眼中，他就是那个所谓的“既得利益者”，那是他一直想逃避的角色。只要闲下来，他就会想一个问题，“如果老马不能为我铺垫前程，对我是幸还是不幸？如果世上没有关系一说，自由是不是就能公平地生长？如果，那个雨夜我中了大奖，北京是不是就能属于我？” 　　直到现在，老马也不知道那8000元钱彩票的故事，那是马啸自己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选的那组特别号码——“02、03、06、09、11、27、04”意为“2006年2月3日，来到北京；2011年9月27日，离开北京，5年时光有4年很快乐。”那是只有他读得懂的密码。 —————————————— 徐一龙: （二）安子的三次聚会 　　安子怨恨父亲，他没法理解，父亲是检察院检察长，却不帮他上个好大学，不帮他当上公务员。而他的两个好朋友，都从父亲那儿得到了这些。每次跟朋友聚会，他的怨恨都会加深一些。 　　第一次聚会 　　2007年的夏天，高考结束了。安子约两个好朋友聚一次。聚会的酒店名叫小城故事，酒店包间不大，墙上挂着山水画，房间里回响着轻轻的古筝声。 　　安子先到，他拧开桌上的一瓶白酒，倒了一小杯，一口干了。旋子刚好进门，看到这一场景，有些惊奇。安子沉默了一会儿，对旋子说：“我考砸了。” 　　安子从小在区政府大院长大，父亲是一地级市的检察院检察长。13岁时，安子跟着父亲参加了一次聚会，聚会上他结识了旋子和盼盼。旋子的父亲也是当地政府高官，而盼盼的父亲是商会会长。 　　三个年龄、家庭环境颇相仿的男孩很快成了好朋友，升高中时，三人进入同一所重点高中。开学不久，他们对学校的意见越来越大——一个宿舍20多人共用一个卫生间，食堂的土豆连皮都不刮……三人在坚持一年后跟他们的父母摊牌，要转学。旋子和盼盼的父母很快为他们办理了转学手续，而安子的父亲却拒绝了他。安子大吵大闹了一场也没用，父亲对他说：“连这点儿苦你都吃不了，你以后成不了气候。” 　　虽说三个人分开了，但交情一直没断。 　　那天的聚会，盼盼最后一个到。他一进屋就问安子考了哪所学校。 　　安子没有回答，反问他的情况。“人大，2+2，先在国内学两年，再到美国学两年，我爸想让我以后从政，让我学法律。” 　　安子知道，旋子和盼盼的学习成绩还不如他。盼盼也没隐瞒，学校是父亲给办的。旋子的上学也是老爸帮的忙，“农大，当时本来也弄人大，后来老爷子说人大保送太麻烦，就去了农大，学国际贸易。” 　　盼盼和旋子说完，安子沉默了一会儿，把酒倒满：“我上专科。” 　　盼盼和旋子转学后，安子很少跟其他同学接触，他觉得同学们都拿异样的眼光看他。高三一天晚自习，安子心情不好，在教室最后一排喝酒。后来同学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训话，说他是害群之马。 　　“我天天数高考的日子，大多数的孩子认为高考是受难日，我反而盼着那天早点儿到，早考完，早离开，早解脱。”安子从小学习二胡，高考时也以艺考生的身份参加考试。他轻松拿到四川某高等音乐院校的专业证，但文化课却低了32分，上不了本科，只能上专科。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去移动公司，注销了自己的手机号。“除了旋子和盼盼，我不想让别人找到我。” 　　听说安子上不了本科，旋子和盼盼给他支招。说来说去，还得让安子的老爸出力。安子基本没怎么说话，他本来想跟朋友们倾诉，现在却成了哑巴。“我不想说话，我想不明白，我爸论权力、论地位不比别人差，为什么他们的父亲能为他们做的，我爸却做不到？” 　　他的脑袋一直都是蒙的，朋友们的建议在他耳边不断回绕，但他听到的最多的却是服务员上菜报的菜名：“您好，您点的清蒸鲈鱼。”“您好，海参汤请慢用。” 　　聚会后，安子回到家里，父亲在客厅看书。安子给父亲倒了一杯水，说道：“爸，我不想去上专科。”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安子难以忘记，那是父子俩第一次大冲突。 　　父亲边看书，边说道：“学是你自己考的，你不想去上，我替你去上？” 　　“我刚跟旋子和盼盼吃完饭，他们一个去了农大一个去了人大，都是家里给弄的，你也帮我弄弄吧，求求你了。” 　　“是吗？我不知道，你不好好学习，考不好来找我？我没那么大能力，你要想去好学校，你就复读，自己再好好考，我帮不了你。” 　　“我就是再复读几遍，也就考这个样儿，你儿子上专科，你别出去嫌丢人，反正丢人也是丢的你的人。” 　　父亲合上书，有些愤怒，“烂泥扶不上墙！我丢人是我的事儿，你有本事给我长长脸，弄学校的事儿想都别想，以后不用再说了！” 　　安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爸！你告诉我！我是不是你亲生的？！他们去了哪儿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你就知道埋怨我，除了埋怨我，你还会什么？！你为什么不管我？！” 　　父亲站起来把书狠狠地扔在安子身上，“自己的路自己走不好，还怨老子？老子能管你一时，能管你一世？！”转身摔门离开了家。 　　安子一夜未眠，“从那时起，我开始怨恨我的父亲。” 　　上不了本科让安子的心理很受打击，“我感觉自己从小的那种优越感在渐渐消失，头上顶的光环也在渐渐消退，这种感觉像走夜路，看不到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适应。” 　　2007年9月1日，大专开学，父亲正值公差，顺道送安子报到。一路上，父子俩几乎没说什么话。晚上跟父亲吃饭，安子借着酒劲儿，再次跟父亲吵了一架。他冲出酒店，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一件T恤，一条短裤，一双拖鞋。成都街头的霓虹灯都亮了起来，他觉得，那一切都跟他无关。那晚，他睡在了ATM室里。 　　第二次聚会 　　2010年6月，安子大专毕业，回到老家。旋子和盼盼提前订好了房间给他接风。还是原来的酒店，包间里的装饰一点没变，倒是俩朋友，让他有点陌生，“旋子留起了小胡子，盼盼剃了个小平头，穿个衬衣，更像一个公务员了。” 　　盼盼这时候本该在美国读书，但父亲提前让他回国在老家法院实习，学校的毕业证是国内发，父亲有办法拿到，不用他操心。旋子也还有一年才毕业，但父亲给了他300万元，让他在老家成立一家公司。 　　大专三年，家里一个月只给安子700块钱生活费，他处处省吃俭用。“同学请客，我经常找理由不去，我吃了，还得还，我还不起。”平时课程较少，他可以到学校附近的乐器行给学生上上二胡课，挣点儿零花钱。这三年里，安子几乎没有开口求过父亲。“我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较劲，我知道就算是找我爸也没用，要管我早管了，何苦没事儿找事儿。” 　　一杯酒下去，安子打开了话匣子，把这三年的苦水都倒了出来。朋友们听后都默不作声。“他们觉得我说的有些不可思议，好像这些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 　　安子说了自己的打算，“一是回来求我爸给我办个公务员。二是回学校专升本继续上。”旋子和盼盼都说，回老家当公务员是最好的选择。 　　安子也觉得这样更好，可他真没把握说服父亲帮他。旋子说，这次不会不帮了，择业不是考学，情况不一样。他们揣测，安子的父亲想让安子在外面多吃点儿苦，以后好回来接班儿，现在苦也吃了，还能一直不管安子了？ 　　饭后，安子坐在出租车里，脑袋里特别乱，他想静下心来，好好跟父亲谈一谈。“这么多年，我跟我爸一直吵，一直闹。说实话，我也闹够了。” 　　安子回到家，父亲挺高兴，还接过他的行李。安子顺势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你让我当公务员吧。” 　　父亲坐在沙发上，问他：“你为什么想当公务员？” 　　“当公务员，稳定，有前途。你从政，我以后也从政。子承父业难道不应该吗？”安子反问父亲道。 　　“公务员要参加考试，最低学历要本科，你是专科，都不具备考试的资格。” 　　安子的声音有些发颤，“爸，盼盼都是他爸给他办的，我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几年在外头，苦也吃了，脾气也改了。我已经变了，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 　　“你不是这块儿料，你一回家就跟我说这个，你说你变了，其实你一点儿没变。以前我跟你说过，路是要靠自己走的。这个我办不了，你爸没那么大能力。” 　　安子转身拿起行李，回了房间。 　　他躺在床上，回想跟父亲的对话，他心里清楚，不是不能办，是不想办。 　　奇怪的是，这次他没觉得那么失落，“这么多年我爸一直跟我说，不能，不行，如果他说能给办，我反倒不习惯了。” 　　一周后，安子回成都，父亲破例给他买了一张机票，送他去机场。过安检，进候机厅，安子一直目视前方，没有回过头。 　　回到学校，安子开始做他专升本的工作。他在校学习成绩还算不错，还是校学生会的成员，但是升本名额有限，他深知竞争激烈残酷，“工作必须要做”。他以买新琴的名义，向母亲要了两万块钱，作为“活动经费”。为了跟班主任搞好关系，他渐渐的成为了班主任的司机，天天接送班主任上下班。 　　2010年7月中旬，安子如愿拿到专升本的名额。第一时间，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说：“这才是你该走的路，别的不要多想。” 　　“我想他应该是高兴的。”安子说。 　　第三次聚会 　　2012年8月，安子本科毕业，回家探亲。旋子去车站接他，安子下车，没看到盼盼。旋子说，盼盼这两天准备提副科，天天陪领导，可能晚点儿到，一会直接去酒店会合。 　　汽车沿着公路行驶了大约十分钟，安子透过玻璃看到路边正在施工的工地。旋子指着工地告诉安子，这块地是父亲帮他拿的，265亩，住宅区自己盖，商业区包给别人做，明年9月份竣工。安子打开车窗，探出头去，仔细地看了看。 　　安子读本科的两年里，系主任介绍安子到一个小电视台工作，一个月1000多块钱。有时候晚上要加班做片子，回去得晚，宿舍常常关门。他在电视台附近租了一间卧室，500元一个月。“成都是座不夜城。到处都是酒吧，但我从来都没进去过，我知道，开瓶酒可能就是我一个多月的房租。” 　　车行30分钟，到达目的地。安子下车，进了饭店，屋内的装修完全改变了。墙上的山水画变成了油画，中式木质的桌椅换成了欧式的雕花桌椅，背景音乐也换了。 　　盼盼正好赶到，招呼着安子、旋子赶紧入座。 　　这次聚会，安子显得有些尴尬。朋友们简短问了几句安子的近况后，一直都在谈论一个项目。席间，安子得知，老家的开发区有一栋烂尾楼，旋子和盼盼想通过他们父亲的资源，在楼房拍卖的竞标中中标，拿下这个项目。而负责拍卖下委托书的法院就是盼盼所在的法院。两家父亲，一个出钱，一个出路子，现在项目正在紧张进行中。 　　旋子说，资源就像蛋糕，就这么大，趁着父亲还没退，多分几块儿。这块地接过来就算现在不做，先囤着，以后想做随时都能做。安子听着，说了一句：“挺好……” 　　那顿饭，安子很少说话。他觉得自己跟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当时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这种感觉不是嫉妒，是羡慕，我们的生活已经朝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了。” 　　安子在家呆了半个月，临走时约父亲到茶楼，有过一次心平气和的谈话。他还是希望父亲能帮自己，父亲还是拒绝了，可没有吵架。 　　安子说：“爸，有时候我挺恨你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但我是你父亲。儿子啊，有些东西不是爸爸不愿意给你，是不能给你，给了你，不是帮你，是在害你。” 　　安子现在还在那个小电视台工作，一个月还是1000多块钱的收入，他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可是已经习惯靠自己了。 　　他仍然无法彻底理解父亲为什么不愿意帮自己，他隐隐约约地觉得，或许，跟高二那次闯的祸有关。 　　那是12月的一个夜晚，凌晨两点。路面的积雪冻成了一层冰，安子偷偷把父亲的公车开上了路。汽车的挡风玻璃起了一层薄雾，安子隐约看到前面有物体，猛踩一脚刹车。一对骑着三轮车的夫妇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幸好没受什么伤。 —————————————— 刘畅：（三）小学校长的“条子笔记” 　　【领导那么多，孩子都想上好学校，该给哪些孩子留位置，是当好校长的大本事。】 　　作为一所重点小学校长，老严每年得花小一半精力，处理领导批来的条子。条子多、位置少，甄别、判断能力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 　　一张“条子”的诞生 　　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刚刚处理完那些关系户的严校长，却并不能轻松些许——明年的“条子”已经提前八个月到来了。 　　在广东省一所重点小学当了十多年校长，老严也算经验丰富，看到那催命般的十多张小纸条，他还是倒吸一口冷气。 　　“世上本不该有条子，但走关系的人多了……”老严想开个玩笑，可他开不下去了。用他的话讲，事情得分两面看，条子多必然会带来难以取舍、违背原则的困扰，但同时也说明了学校的办学实力，而且“学校越好，条子越多”。 讲完这个故事，老严呵呵地笑了好一阵。 　　老严任职的小学，地处全市最繁华的地段，离市重点初中很近，周围全是高档住宅区。虽然是小学，但占地面积比一般的高中大得多，像个大花园。教师都是从各地抽调的优秀老师。一般的小学只能开设一门音乐、美术、艺术课，而这里光美术课就分为油画、素描、水彩课多个类别；还有专门的管乐队，素质教育位居全市前列。 　　“一般非富即贵之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来这儿读书。”说到自己的学校，老严还是挺自豪，“名校，依然是名校。” 　　从原则上讲，所有拥有当地户口的幼儿园毕业生，都要根据电脑派位的原则，在免入学考试的情况下，按照居住地划分区域，就近升入附近的小学。老严的学校，至少每年有90%以上的学生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入学。 　　因为所处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大，各所小学还会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预留少量名额，可以免费入学。但这个名额，一般的名校都不会真正用在外来打工子弟身上。 　　“我们不可能腾出指标来。”老严说，那些指标都要为各种领导的关系留用。 　　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各地教委就开始发布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各大名校会设置一个“关系户指标”，规定其数量的上限，这远远不够用。 　　老严所在的小学每年招生400人左右，他们的关系户指标上限是46个，而争抢这几十个名额的关系户，有1000来个。这1000多人，都有“条子”。 　　它们形式各异：有的就是一张顺手撕下，印着单位名称的信纸，直接用笔写着领导们的字迹；有的则是装在信封里，捂得密不透风、严严实实；有的是用油墨打印出来的，看着更像是上级单位下发的通知文件；还有一些，是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甚至是一个突然的电话…… 　　拿到了这些条子，你就获得了参与竞争的机会，去争取成为择校生的资格。 　　择校生需要交择校费，但在这场竞争中，钱根本不重要——能掏钱的人太多了。 　　条子背的硬实力，成了最管用的通行证。 　　局中局 　　与条子如影随形的，是饭局。 　　主动张罗的，一般是上级领导或者老严的朋友。这里面的水“不比官场饭局的浅”。无论你找哪个部门领导的关系，官位再大，最终的条子，也得落实到教育系统的官员来出面办事。 　　“老严啊，好久不见了，过来吃个饭吧。”教育局或系统内的领导会这样通知他。 　　饭店一般都是当地最好的，桌上摆满了最贵的酒菜。到场的除了领导，肯定还会有一个“领导的好朋友”。开场白基本上是“都是我的朋友，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觥筹交错之间，是很少说“正事儿”的。到了饭局结束的时候，聊得差不多了，领导会或严肃或幽默地点上一句：“最近学校的学位紧不紧张啊，如果有空余，他(领导朋友)的孩子，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考虑啊。”当然，还会补上一句：“如果实在紧张，不要有思想压力，就得按原则办！” 　　这句话，老严听过无数遍，但“怎么办”，差异可就大了。“领导都很精明的，不会留下话柄。”饭局后，领导一般会打个电话过来。如果电话那头一再强掉“不能违反原则”，那这个事儿就可以暂时放下了。如果最后一句是“得认真处理啊”，那这事儿就得抓紧办了。 　　甚至不用事后联络，饭局上的一举一动就可以作出判断了。 　　如果领导对他的朋友非常热情，不断敬酒夹菜，而且神态恭敬，那就是很重要的朋友。说到“正事儿”的时候，老严会直接掏出小本子，当面记下来，以示重视。 　　如果领导说话虽然客气，却表现得不是很亲热，说话打着官腔，菜也没动几口，那这个饭局仅仅就是应付差事的“面子工程”。老严就会苦着脸十分为难地告知：“哎呀，现在学位已经满了，我也很难办啊……” 　　有的领导很忙，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得提前退席了。走之前他一定会再嘱咐上两句，比如“做出这么多贡献的纳税人，一定要想想办法”。但深谙察言观色之道的老严，基本上心里有数，知道“该按着什么规格办”了。 　　如果领导一上桌就开门见山，直接说“正事儿”，那不仅说明这是自己人，而且很可能是比“领导还有面子”的朋友——事情就得马不停蹄地办了。 　　老严干笑了一声：“这一切都是饭桌上能看出来的。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唱双簧了。” 　　这些细微之处，诸如语气、神态、动作以及和朋友的亲密程度……没法一一例举，都是“多年经验积累而成”的。 　　老严赴过无数的饭局，收过数不清的条子。 　　第一次收到条子，是2004年，一位教育局的领导写给他的，同时也吃了饭，用他的话说，这就是“双保险”了。饭桌上的老严，内心颇有一番斗争。尽管不情愿，事情还是办了。如果跟当地主管部门的关系处理不好，老严和学校都会麻烦无穷。“学校组织教师旅游，需要相关部门批给你培训和参观学习费用；有些好的老师想要调动过来，管人事的部门就会刁难你，甚至调水平差的老师过来；需要更新教学设备，申请批资金，也可以不拨给你。” 　　十年下来，托过关系的部门数不胜数：财政局、税务局、社保局、人事局、公安局、发改局、旅游局、审计局、统计局、城管局、旅游局、人大和政协还有卫生局……末了他补了一句：“甚至计生办。” 　　但处理这些条子的方式可大不一样。像财政局、发改局和税务局这样的“财神爷”，社保局、人事局这样管人的单位，顶头上司教育局——这些管钱、管人、管事儿的“管用单位”，万万不能得罪。 　　但像统计局、文化局这样的冷衙门，跟学校事务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就可以找借口打个哈哈推辞回去。 　　当然也得看具体情况，如果学校里有人超生，即使计生办这样的部门，也得帮人家办事儿。 　　老严有几位同学，在北京的初中当校长，私下里聊过——教育部里的实权部门，比如基础教育一司和二司，直接管理中小学校；教师工作司，主抓老师的培训和调动，这些部门的条子就跟“圣旨一样”。而高教司也同样是实权部门，但与小学教育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就可以不予理睬。而边缘部门就更别说了，比如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老干部司，甚至还不如市教育系统的直管部门说话管用，很容易就搪塞。 　　“规矩” 　　以前，递条子的人们流传着这样一个潜规则：如果字用圆珠笔写的，那事情就“可办可不办”；如果用黑色碳素笔或钢笔写的，那就“尽量办”；如果条子盖了领导的个人印章，那就“一定要办”了。 　　老严对两种实体的条子印象深刻。第一种，家长找到领导，领导没办法，只得写了个条子，像公文一样的：某某校长，现在是这样的情况，请根据教育政策范围内的原则，在允许的条件下，给予办理。 　　第二种条子，内容中会明确要求解决问题，还提出“其他方面”的照顾。这一般是关系很铁的领导，言语间不会顾忌，类似私人信件的形式，信是封着的。开头也不叫校长了，直呼老严的名字。 　　“一般写‘办理’的，基本都不办理。‘照顾”，就不一样了。”他解释着。 　　而现在，老严接到的实体条子越来越少，甚至连短信都很少了，“那是黑纸白字，出事儿了这就是证据！现在领导可没那么傻。” 　　如果是“非常大”的领导，那孩子的家长不仅不用交赞助费，报名后连电脑派位程序都省了，户籍、学籍等关系早就有人处理好了。 　　曾经有一个孩子，一分钱没花，一步到位，是以政策上“海归高端引进人才子女”的形式入的学。上面就打了个电话，就一层一层地压下来了，催着办。“实际上是不是呢，我不好说。”老严压低了语调，“可以确定的是，家里有个省一级的领导。” 　　但有些真材实料的海归人才子女，就不见得有这种待遇了。一个刚刚归国、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下了一番苦工夫，拿来了厚厚一打政策文件，还咨询了律师，当然也找关系。饭桌上，领导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老严一边陪着笑，一边咬定“没位子”。 　　保险柜里的“条子笔记” 　　收到了实体条子，老严会把它销毁，但他会把这些内容记在一个笔记本上；至于各种电话、当面打招呼的各种“看不见的条子”，他更要记录下来，一是方便自己查阅办理；二是备用好各种关系。 　　老严有一个32开本的牛皮笔记本，专门记录各种条子关系。 　　翻开这个不起眼的本子，基本上3个孩子写一页，一年要记上400个左右的孩子。每个孩子会标明两个信息：一个是孩子的个人信息；一个是孩子的父母以及委托关系人的信息。 　　这个笔记本，被老严锁在了校长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每年5、6月份，当地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开始发布。到了8月中旬，笔记本上便已经陆陆续续记下400多个等着入学的孩子。根据对方的情况和能量，经过层层过滤，老严会选拔出最终的几十人。这个时候想加塞已经晚了，老严早就给这些关系排出了先后顺序，不能动了。他会告诉这些临时抱佛脚的人：谈都不用谈，位子满了。 　　以今年为例，8月17日晚12点，一切准备就绪，老严将所有定下来的名字，迅速填录在学校报名系统中的名单中——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小时以内完成，为的就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第二天，老严会亲自给委托的领导以及孩子的家长打电话过去：“事情办妥了。”而被淘汰的大多数人，他也会派人去打个电话通知一下。那些没能办成事儿的委托领导，老严也会客客气气地赔上一阵不是。 　　哪怕细致到这份上，老严还是看走一次眼。 　　2010年左右的时候，朋友引荐了一位“在机关开车”的关系户。因为没看出有什么背景，老严直接做出了判断：不是重点照顾对象。他根本都没记在笔记本上。 　　过了一个星期，教育局的领导给他打来了电话：“那个司机的事儿，办了没有。”他如实回答：“他的条件不符合，还是先优先别人吧。” 　　对方也不拐弯了，撕破窗户纸：“他是市常委的司机，这事儿别拖了！” 　　“十年来，我唯一的一次误判。”老严说。 　　当时的名额已经用完了，他只得拿出压箱底儿底牌：三个包括上级领导都不清楚的名额。这是他特地为了避免在关键时刻出现突发情况而准备的。 　　“如果没遇到紧急情况，那这三个名额岂不浪费了？”《中国周刊》记者问道。 　　“那就浪费了吧。”他说，“这是保命用的。” 　　那些没有关系的家长，就只能打亲情牌了，找老严的亲戚、朋友说情。“甚至有人找到我孩子的同学！”一到快招生的时候，老严的手机便会设置号码屏蔽，陌生的号一律不接，也会跟门卫打好招呼，找校长的一律不见。即使这样，小区门口还是会蹲着几个求情的家长。 　　有一对普通家庭的姐妹，姐姐在他学校就读，等到妹妹要上小学时，因为学区划分发生变化，不能上这所小学了。姐姐曾到校长办公室说情，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只得安慰姐姐：“以后，学校的场馆和校园对你妹妹开放，这样你们还能一起玩。” 　　虽然总要跟条子打交道，老严也对条子很反感。“我是农村出来的人，也是个外地人，良心上过意不去——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就没有机会呢？凭什么他们就有机会呢？” 　　但也并非没有例外。 　　老严讲了个校长圈里流传甚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普通家庭想让自己的孩子上重点初中，可孩子的父母是外来务工者，他们有个亲戚在区教委工作，级别没大到可以写条子。亲戚就把自己知道的这所学校的条子生列了个名单，给了孩子的父母。家长拿着这个名单天天守在校门口等校长。 　　没过多长时间，这个孩子顺利地升入了这所重点初中。 张友红：（四）二代收入差距背后 　　这仍然是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时代吗？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湖南省委党校选择了相似的课题 　　——父母身份对子女的影响——结果都指向一点： 　　父母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的收入、地位；公务人员父母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更大。 　　李宏彬递给记者一本《大学生调查论文集》，今年5月成书，论文来源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关注的是：什么决定了大学生的收入和代际传递的问题。 　　李宏彬，现任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斯坦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博导。 　 　作为这次调查的主要领导者，李宏彬参与了前期设计和后期结果讨论的全过程。从调查到出论文，持续了三年。在这场调查中，父母中至少一人为公务人员(包括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大学生，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题目。接受调查的有来自19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4%的大学生是所谓的官员 子女。 　　他翻开271页，是一篇题为《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的论文。论文的结果是：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 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著正向的影响，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高出13%(约280元/月)。公务人员子女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有显 著的工资溢价的情况。 　　李宏彬说：“这篇写得很隐讳。” 　　他们只能推测，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是父母与估值之间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也可能是父母有着更好的获取信息的渠道。” 　 　他们也排除了诸多可能，譬如：是不是这些子女学习成绩更好、个人素质更高而直接影响了工资高？是不是他们在大学期间通过学生干部和技术证书等积累了更多 人力资本而影响了工资……研究组给出了一系列周密的经济学公式发现，这些可观测到的学生自己的特征并不能解释这种工资溢价。 　　相反，“有一部分是我们(研究者)无法观察到的，但是雇主能观察到。”一些不可观测到的因素与其父母的政治资本相关。 　 　调查发现，在控制父母的其他特征，如户口、收入、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后，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甚至更大了。做这份研究，持续了三年。李宏彬说，“现在还在不 断出论文。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话题，做这个调查，是想从学术上做一次探讨，对人们熟悉的现象做一些科学分析，数据设计，找到一些数据的证据而已。” 　　这的确是个再熟悉不过的话题。 　　2010年7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一篇名为《为二代创建公平的竞技场》的文章说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了阶层差别，换代之际，恰恰形成了一批富二代，官二代，二代农民工……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有的是背影……” 　　另一位学者，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豆小红，也在关注代际关系。让他自己都感到尴尬的是，同样是“穷二代”的自己，一路拼搏，读完了博士，依旧没有实现上层梦，“每个月工资才3000多，能怎么办呢？起点就不公平。” 　　在豆小红的研究中，把二代们的境遇分为：上层、上中层、中层、中下层、下层。 　 　他的研究结果显示，父辈是中下层的223名受访者中，有160人同样居于中下层；而父辈属于上层的30人，无一人“堕”入下层，落入中下层的只有2人， 落入中层的也只有3人。他的调查似乎佐证了“收入阶层固化说”。在“富二代”、“官二代”面前，“穷二代”永远没有平等的竞技机会。 　　有趣的是，在李宏彬和他的同事的调查中，公务人员子女被公务员录取的比例远高于其他人员。而且“这些录取上公务员的大学生成绩似乎更差”。这着实让他吃了一惊。 　　对话李宏彬 　　给“二代们”公平的竞技场 　　Q＝《中国周刊》 　　A＝李宏彬 　　二代问题的本质 　　Q：我关注到，在这6000多份调查问卷里，你们并没有着重关注和研究“富二代”问题，为什么？ 　 　A：其实问卷涵盖大量的信息，只是我们发表的文章是有关这个话题的。相对而言，“富二代”问题严重性小一点，关键是看财富获得的方式。比如“富二代”的 财富是其父辈通过个人能力和努力获得的，不应该过分干涉。我们不能阻止大家去创造财富，社会最有效率的状态是让有能力的并努力的人们获得应有的回报。 　　在我们不完全市场化的时候，权力是值钱的。譬如，孩子要上好的小学，有人需要交30万，他们不用交就能上。为什么？这种情况导致的最严重问题是，有可能降低社会经济的效率、带来社会不公。在法治健全的国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Q：在完全市场经济状态下，仇富的心理会不会指向“富二代”？ 　 　A：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富人做什么无可厚非。你看像美国的希尔顿集团的继承人，做很多奇怪的事。在美国没有人仇她，仇她干嘛？钱是人家自己的，爱干什么 干什么，无可厚非，如果她触犯了法律，那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富本身并不是问题，主要看致富的方式，用权力换取财富才是问题。 　　给穷人更多机会 　　Q：二代并不是现在才有，但是最近却被广泛关注，为什么？ 　 　A：所有的时代都有这个问题。以前社会资源少，大家也看不到。只不过现在信息渠道通畅，更容易曝光。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孩子，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这种 转移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效率，长此以往，就会积累很多社会问题。穷人们的机会被挤压，他们总要找个出口，就会造成社会动荡。 　　Q：二代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A：最本质上是社会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健康的社会秩序下，应该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升，社会是流动的，而不是穷人永远穷，富人永远富。核心问题还是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二代只是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没有二代问题也会有其他问题出现。 　　现在很多人不高兴，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过去的三十年里，迅速富起了一帮人。这里面也有运气的成分，赶上了机遇和没赶上机遇的人差别会很大。如果机遇不好的人没有机会改变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这种社会流动性小，社会矛盾会很大。 　　Q：怎么样才能做到公平？ 　 　A：经济学上讲公平，是指规则的公平，过程的公平，所有人有同样的机会参与公平竞争。结果如何那就要看先天基因和后天努力了，而不是结果都一样就是公 平。就像博尔特，他天赋高，后天又努力训练，跑得最快，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和他跑得一样快才算公平。不管你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都 有机会，都遵守一样的规则去平等竞技，这才是公平。 　　市场化与透明化 　　Q：有人认为，兼顾公平和社会效率，美国做得比较好。 　　A：美国也有问题，但相对比较好。当官的也都是有钱的，但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没钱也支撑不起选举。而且他们有监督，少有腐败。 　　Q：怎样让二代们的晋升更合理些？ 　　A：进一步市场化。比如，应该鼓励民企办医院，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教育等领域，垄断是导致很多社会不公现象的根源。同时，健全法治。 　　Q：目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譬如，公务员公示制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子女暗箱操作录取的事情。你怎么看？ 　　A：我觉得核心不是公示，而是为什么在中国做官有那么多好处。核心的问题是，让大家不要争着去做官。在美国，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当公务员，钱赚得不多，还不能腐败。在中国怎么这么受欢迎，就是有各种寻租机会，可以腐败。 　　Q：针对这些症状，最有效率和具有可操作习惯的药方是什么？ 　　A：现在的问题是，权力集中，而且可交易，又缺乏监督。药方还是要市场化，把权力交还给市场，在阳光下交易。不要垄断，只要存在垄断，就一定是麻烦的。官员们没利益可寻租了，没腐败可言了，做官的诱惑就小了。 —————————————— 闫小青：（五）“定向招聘”变形记 　　原本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定向招聘”制度，被一些有能力的父母们，彻底“改造”了。 　　今年九月，一封署名“耒阳市全体计生临时工”的举报帖引起公众关注。帖子举报，最近一次湖南耒阳事业编招考中，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录取10人，其中5人为局领导亲属。 　　官方调查证实，被录用者中有4人为局领导亲属。面对质疑，当地计生局局长回应，“不可能作弊，是公平、公正的……只有部分临时工对招聘不满，前两天已开会做过工作，解释清楚了。” 　　这样的解释反而掀起了新一轮舆论的声讨。 　　“拼爹”的前世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有这样一个结论：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如果追溯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诞生史，就不难发现，“2.1倍”的一部分原因可以归咎给历史。 　　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干部录用主要由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毕业生、组织调配安置退伍军人、从社会上有计划地吸收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干部职位出现空缺时，主要采取领导推荐的方式进行选拔。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举贤任命或子承父业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人保部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种方式能够与当时的计 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有助于稳固新政权，集中力量办大事。虽然1978年后提高了国家干部录用要求后，干部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降低，但‘统包统配’暴 露出诸多弊端，在那时，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根本难以避免。” 　　亲身经历了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当时，就有人提出以考试的方式录用干部。十多年来，全国代表大会不断讨论公务员录用程序设计的 方案。1994年6月《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正式颁布。自此之后，国家公务员“逢进必考”的选拔一直沿用。直到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开始实 施，“至此，公务员考录工作才算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考试，就有作弊。 　　2011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联合公布《关于个别地方事业单位违规招聘和违规进人事件的通报》，曝光了五个事业单位违规招聘案例。 　　这份通报中称：上述事件虽属个案，但暴露出基层事业单位在公开招聘工作中存在的“内部招聘”、“人情招聘”、“舞弊招聘”等严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极个别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 　　“定向”是如何变形的 　　“这些其实是冰山一角，”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她长期研究反腐问题，也亲身见识过不大不小的“黑幕”。 　　去年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招收了一个编制内讲师，林喆担任考官。有一个进入面试的女生很优秀，主考官对她说：“我们更想招一个男孩儿，你再等通知吧。” 　　“我心里特别想告诉那个姑娘，别耽误工夫了，等了也是白等。”林喆一早就知道这个编制是留给男性的，“进入面试的唯一的男性应聘者是本校子弟。” 　　“这虽然不算违规，拿到编制的男孩笔试的时候成绩第一，博士毕业，人能力也很强，但这对于其他来应聘的人来说却不公平，”林喆感叹，“就是这些身边可见的小小位子都不公平，更不要说那些香饽饽一样的公务员岗位。” 　　“对于那些想让子女继承自己权力的官员来说，‘逢进必考’的选拔程序成了阻碍，”林喆说，“但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如果不得不按照规定公开招聘，那就去钻制度的漏洞。‘定向招聘’就是一块最好的遮羞布，也让世袭官员从地上走向地下。” 　　在2011年中组部、人保部曝光的五大事业单位违规招聘案例中，“屏南事件”恐怕可以称得上最“量体裁衣”的“定向招聘”。 　　2010年11月，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招聘工作人员，将招聘条件限定为获得国外学士学位的25岁以下女性。最终只有宁德市某市领导之女一人符合条件，未经考试直接聘用。 　　近年来被曝光的“定向招聘”事件中可以见到的花招层出不穷。当户籍限制、年龄门槛、性别要求、专业对口等等要求不足以保障主人公子女上马时，“父亲们”就设计出区辖限制、特长要求，甚至非官子女不取的条件。 　　“其实定向招聘的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组织部已经给‘屏南事件’定性为违规招聘，”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工作人员解释说：“定向招聘原本为了想不拘一格降人才，能够更广泛地吸收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被一些以权谋私者利用。” 　　网络的局限 　　在新闻舆论的监督下，“屏南事件”事件曝光后，宁德市人事局进行了调查和处理，并取消了本次招聘。 　　2010年12月，屏南县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游代进财政局局长职务和张功成人事局局长职务，给予游代进记大过处分、张功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诸多公务员、事业单位考录违规的事件中几乎都是和“屏南事件”相同的套路：网友举报揭发，媒体介入调查，最后舆论监督击败公权私用。 　　很多人担忧单单靠网络来举报打击的暗箱操作仅仅是冰山一角，林喆认为，“网络的监督虽然有效，而职能部门却缺位了。只要网上没曝光，媒体不捣乱，官二代子女照样会不公平地进入体制内工作。”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网络监督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曾表示：近来曝光考试录用违规事件虽然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压力，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2011年12月12日，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2012年年初，公务员局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国考将加大对考生“德”的考察，公务员录用考试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 　　这些举措又引起公众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就指出：“《公务员回避规定》是专门针对党政机关单位考试的，但有些人看准了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可以互调的机会，先把自己的孩子走后门弄到相对容易进的事业单位，待升到一定级别后再调回党政机关。” 　　而对于国考考德的标准就更让人担忧，甚至有人怀疑“考德”给拼爹提供更大操作空间。 　　有人评价：“考德怎么制订客观的标准和体系，还不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那么以后暗箱操作岂不更加简单、更加蛮横。” 　　“制度建立和网络的监管虽然让权力世袭不再像以前那样唾手可得，但是无法解决根本。”林喆说。 　　独木桥的吸引力 　　“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为帮儿子考公务员而违规操作的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纪委书记梁国影在法庭上的辩护。 　　梁国影不仅根据儿子的学历水平更改考试录用标准，还两次贿赂考试机构官员更改儿子考分，并确保儿子通过面试，一路护送到名单公示。梁国影的儿子林钰成是中专学历，参加公务员考试前一直在做临时工。而梁国影口中好的前程就是让林钰成考入中山市农业局市场与经济信息科。 　　这样一个位置，足够让官员父母们去违法、违规暗箱操作。 　　“所有人都知道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好处，”林喆分析，“除了更多的享受政策优惠和福利之外，公务员还有更为宽广的人脉资源优势。” 　　清华大学一项调查中显示，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起薪比非官员子女收入高出13%。而在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制作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 　　从2008年开始，公务员报名通过审核人数已经连续五年超过100万人，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数量年年递增。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公务员并不是大学生就业的最佳选择。”人保部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分析，“随着公务员考录提供了公平竞争机会，而就业形势又较为严峻，才让公务员成为重要选择。” 　　然而有些学者的看法却更为激进。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桑百川认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各项改革措施常常意味着‘放权’，然而到了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了大政府时代。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能力有了广阔用武之地，政府行政权力成为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源，这是报考公务员热的体制基础。” 　 　“没人怀疑进入体制内工作会得到更多好处，”林喆举例说，月入三千元的公务员，可以拿到自建房、团购房，这就意味着省下了几十万元，相当于月入五千元工 资的打工者十年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中国毕竟还是个人情社会，进入体制内，子女上学问题、医疗、养老、甚至排队要车号等等麻烦都一并解决了。” —————————————— 焦东雨：（六）美国如何规避“拼爹” 　　起跑线或许并不一样，但规则必须公开透明，“你不能直接宣布：‘我儿

       一团又一团的火焰在雪域升起，一个又一个生命在壮烈燃烧。 接连发生藏人自焚悲剧，中国官方加紧镇压行动，国际社会几乎束手无策，华文媒体遮遮掩掩，西文媒体已经见怪不怪。在此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势下，中国的海外民运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针对这个问题，经民主中国阵线的提议，全球中国海外民运组织协调会在北美时间 11月17日和24日接连召开了两次网络会议，商讨对策。会议提出，全球中国民运携手努力，与藏族兄弟姐妹们一道，在世界范围内发起强大舆论压力，促使联合国以及西方民主国家派出独立调查团，前往藏区调查自焚真相，迫使中共放弃在藏区的暴力镇压，尊重西藏人民的人权，立即与西藏人民的真正代表——以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的西藏流亡政府进行谈判，最终实现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西藏人民真正的民族自治。        相继出席了这两次网络会议的民运和人权组织代表有，公民力量杨建利，民阵代表盛雪、潘晴、边大卫、王进忠、刘轩等，民联代表薛伟等，民联阵代表黄奔，民主党联总代表汪岷，加拿大人权网络代表高升、乐群，香港民促会代表陈钊，社民党代表刘因全，《北京之春》代表扎西顿珠，加拿大人权活动人士、国际法学者李天明，绿党代表李东澄，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代表陈用林、张小刚，欧洲蒙维藏汉协谈会的代表洛桑旺堆、潘永忠，以及亚太人权基金会的代表，达赖喇嘛驻纽约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驻瑞士华人联络官洛桑尼玛，驻堪培拉华人联络官达珍，藏人学者丹增以及其他藏族同胞多玛、东赛等。        17日的会议委托张小刚等人组成起草小组，起草了《致各国议员、政府首脑、人权组织、各国主要媒体、欧盟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呼吁书》。《呼吁书》起草后在一周的时间里，发给各组织几经修改，并在24日的会议上获得通过。 同时还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学者Michael Stainton先生和澳洲妇女为西藏的 Kerry Wright 女士的参与下，由加拿大中国人权网络主席 Michael Craig 先生修改润色了英文翻译稿。《呼吁书》 促请国际社会严重关注已经在西藏发生的78起自焚，并造成64人死亡的人类惨剧， 希望国际社会积极介入，防止此类悲剧继续发生。《呼吁书》吁请各国议会、政府以及传媒派遣独立调查团进入事发的藏区，进行藏人自焚的真相调查，并把真相公诸于世；同时吁请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对藏族同胞的人权迫害，确保藏族同胞的信仰和文化得到保护和尊重。        在24日的会议上，刚刚从达兰萨拉出席国际援藏组织大会赶回来的杨建利，介绍了此次大会的概况。杨建利说，大会通过了“叙利亚机制”，所谓叙利亚机制，也就是因为在联合国由于中共和俄国的阻挠而无所作为的情况下，由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之外的介入叙利亚国内冲突，支持叙利亚国内政治反对力量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危机，谴责和制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人民的暴力镇压。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必将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杨建利介绍说，出席该次会议的华人都与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进行了良好的交流沟通，对西藏人民的政治诉求表示 理解和支持。双方的共识是，中国的民主化是解决西藏人民追求高度自治的前提， 在中国民主化的架构下，西藏所存在的问题必将迎刃而解。杨建利认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治诉求，必须全球化，持续化。在该次大会上，杨建利作了题为《真相必叫我们得自由》的演讲。杨建利认为，西藏人民的苦难的根源之一就是中共向全世界掩盖了西藏人民苦难的真相，全世界都无从了解西藏人民的真实情况，因此没有给以西藏人民以理解和支持。达赖喇嘛说：在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真相就是我 们唯一的武器。所以现在就要发动一场真相之战。这是战胜邪恶最强大的武器。我 们要向西方各国政府讲真相，向全世界人民讲真相。只有在真相面前，中共的所有 谎言才被戳穿。杨建利承诺，他要以全身心投入真相之战。 主持会议的盛雪说，汉藏人民追求自由、人权、民主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首先要尽快结束中共独裁专制统治，汉藏人民才能获得尊严和自由，也才有机会选择生活方式。自由和民主是汉藏人民共同的福祉。盛雪提议，刚刚通过《呼吁书》不但要翻译成英文稿，还需要翻译成藏文、日文、德文等其它文字，以最大限度的传播和推动这一行动。盛雪表示，在全世界征集联署的同时，一边在各国推动《呼吁书》提出的诉求。盛雪还特别强调，在中国大陆推动个人和民间维权组织的联署，可以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活动本身就是一次介绍西藏真相，进行民主教育和人权理念的普及。        《公民议报》的主编张晓刚认为，有藏族同胞提出，此次藏人自焚事件世界舆论反应冷淡，以及海外民运对这件事情需要加强宣传的问题，提出一定要有适当的方式让各国社会行动起来。他建议，可以把对《呼吁书》的宣传和推广，与藏人学者丹增提出的行动方案结合起来推动，如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城市开展接力、成立由世界名流组成的藏人自焚应急小组，以便及时向全世界的政界和舆论进行通报和游说，以及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终止中共的席位，等等。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让主流社会都能知道藏人持续自焚事件，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的同时，游说各民主国家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介入西藏问题。 在张晓刚发言之后，居住在多伦多的西藏同胞多玛女士，做了简短发言。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她主张西藏独立，她说，西藏从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人民追求独立天经地义，她相信，总有一天西藏人民会实现独立。 洛桑尼玛感谢汉族民主人士对西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感谢海外民运组织在西藏同胞自焚事件中积极采取救助行动，其中讲真相非常重要，介绍西藏人民的人权灾难非常必要。目前中共正在造谣说海外藏人操纵藏人自焚，说达赖喇嘛鼓励自焚，因此我们一定要让国际社会对此有清楚的了解，以争取各国议员和政府对西藏的支持。他说，发动世界范围的联名联署十分好，但是要持续推广，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西方社会的冷淡，说明宣传的力度不够，说明中共的谎言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于藏人自焚事件，要从整个中国人权的大范围的视角着手，要强调汉藏人权是一样的，要互相支持。汉族人民在支持藏族争取人权的同时，也是在争取自己的人权。 贡噶扎西谈了自己对参加两次会议的感想。他说：这两次会议，说明了西藏人民的苦难得到了汉族朋友的理解和同情，这叫我很感动。我对将来中国民主化之后西藏问题的解决充满信心。我认为，汉藏人民一样受到中共专制统治压迫，没有人权，没有民主，所以汉藏人民的追求是一致的。他感到，西藏人民的所有追求和苦难，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理解同情固然重要，但是和汉族人民站出来理解支持的效果不一样。因为西藏人民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汉族朋友，没有汉族朋友的理解和同情乃至支持，西藏人民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愿望，所以说，汉族朋友对我们的理解支持来得更重要，更宝贵。在汉族朋友的帮助之下，西方社会才能加深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感谢汉族的朋友。达珍希望汉族朋友多写文章，告诉汉人更多的真相， 戳穿中共的谎言。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扎西顿珠，刘因全，潘永忠，李天明等人。 杨建利在补充发言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他说：西藏人的自焚事件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重大的历史事件。试问，在人类历史上，这么持续，这么惨烈的自焚惨剧吗？我们应该责无旁贷的记录下人类这悲惨的一页，责无旁贷的告诉世人真相，责无旁贷的制止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杨建利总结了六点建议：第一，建议西藏流亡政府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定期向新闻传媒发布流亡政府以及藏区情势；第二，开展讲真相，不仅藏族人民要讲，凡是理解和同情藏族人民的汉族同胞都要讲；第三，要求所在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本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员像骆家辉那样深入藏区了解实情；第四，促请联合国以及欧盟的人权组织关注西藏自焚事件；第五，促请各国政府建立西藏问题的反应机制；第六，在美国明年的新国会上任之时，推动相关法案，针对藏人自焚，西藏人权现状恶化阻止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国。杨建利还提议，在今年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当天，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接力绝食抗议。 201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