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有机会，我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出了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 那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后写高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于是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功秦才是此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这本书与高华，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散散心的心情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黑名单。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初到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结束长达两年多的受监控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有这方面体验的人，无法体验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自己植根于斯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只是在2000年7月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就是亲身见识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在会议期间共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就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手不少，高华那张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学勤与晓农曾见过面，高华则是第一次见到他。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何清涟，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夜难眠。 高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微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酷评，相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他，还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Black List。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今年早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附近的醒客咖啡和汪晖见面，他在清华教书。他是个不高、结实的男子，头发有了几缕灰色，神情愉悦，看起来总是很愿意微笑，他来的时候骑着辆老式的自行车，这以后我们见面他也都是这么来的。他穿着深色的灯芯绒裤子，磨沙的外套，黑色的套头衫，在美国的校园里这么穿也不会错。 　　作为中国的重要知识分子刊物《读书》的主编之一，四卷本中国思想研究的作者，汪晖才四十多岁，他被认为是“新左派”(一群作家和学者的集合)的一个中心人物。新左派知识分子提倡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外的“中国它选”(Chinese alternative)，以求能够保证被最近的改革抛在后面的中国8亿农民的福利。他和中国大部分执不同政见者不同，这部分人大多是人权和主张民主的活动者，汪晖和新左派认为党的领导是一个可能变化的力量。最近的事件–上个月末通过反腐败处理党内的领导以及一贯的限制市场过度的发展–显示，这种观点并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矛盾的。虽然新左派从来没有直接指导过政府政策，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在过去几年中，汪晖有说服力地、而且经常地分析一个外人认为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矛盾：一个独裁的国家培养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又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见面的第一个下午，汪晖基本没有闲聊，就开始分析这个国家的问题。他描述了共产党已经向富有的商人开放入党渠道，虽然官方还是致力于平等主义。他说，很多党的地方官员，利用他们专断的权力牺牲了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农村人口而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和房地产投机商合伙从农民那里夺取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中国官员们所说，60%的土地获得是非法的。)其结果就是政治精英和商业利益的联合，汪晖说，这让人想起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中相似的联合。 　　当他谈到市场改革是如何扩大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时候，穿着漂亮的学生在浏览一些深奥的书籍(里欧.斯特劳斯、哈贝马斯)，查阅电子邮件，抿着摩咖。在私有的醒客咖啡馆和连着的万圣书园，汪晖看来很有名。学生们很尊敬地问候他，服务生非常地周到。然而汪晖还是属于一个少数群体。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度的毛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失败敬而远之，即使是那些跟国家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复兴是不可缺的。朱学勤，上海大学的一个历史教授，中国最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告诉我他想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市场改革。对他来说，中国现在的不稳定不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而是由政治压制的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阻碍了间接民主和宪政政府的出现。 　　汪晖很愿意承认中国的经济改革努力并不是没有带来巨大的好处。他赞扬了改革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978到1985年，这个阶段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村生存条件。他说，是中央政府最近在城市创造财富的执着–以及它把政治权力交给地方上的党老板(这些人经常公开忽视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的决定–导致了中国的高度不平等。不仅在中国也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接受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福利系统的分崩离析，贫富差距的加大，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汪晖来说，提醒国家它以前对工人和农民作出的、没有实现的承诺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虽然他援引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汪晖很快告诉我他不喜欢新左派这个标签，虽然他自己也用过这个词。汪晖说，“80年代中，知识分子反感‘左’的思想，认为它引起了中国所有的问题，右翼的激进分子用‘新左派’这个词来打击我们，想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毛时代的残余。”汪晖也不愿意被等同于60年代欧美的激进知识分子，新左派其实最早是用来描述这群人的。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过激情和口号，但是却只有很少政治实践，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后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支持像伊拉克民主那样的“幻想项目”，这没什么可吃惊的。 　　汪晖更倾向用“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来描绘他自己和执类似想法的同事，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是新生的中国乡村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减轻农村贫穷和环境破坏。虽然宽泛地说是左翼的，《读书》发表的文章来自意识形态的整个领域。汪晖本人的写作也广泛地利用西方思想者的作品，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戴尔到全球化的理论家华勒斯坦。汪晖说，“我觉得知识质量(intellectual quality)是重要的，我不希望只要是左翼的就拿来用。”汪晖说，《读书》曾经进行过抽象的关于后殖民理论的讨论，也有在中国关于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是怎样破坏了农村社会的最有意思的分析。当然《读书》能够发表的文章也是有所限制的，汪晖对这一点很坦白。跟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刊物的编辑一样，《读书》的作者和编辑必须行使某种程度的“自我审阅”。文章中不能直接批评领导班子，也不能在政府最为敏感的话题上跟官方论调偏离的太过分–比如说台湾或者新疆西藏的难以控制的穆斯林和佛教少数民族问题。 　　汪晖说，“在西方人们问我，‘你怎么定义你的位置 ?’‘你是不是个执不同政见者?’我说：‘不是。’什么是执不同政见者?这是个冷战时期的范畴。现在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很多在美国的中国执不同政见者可以回到中国。但是他们不愿意回来。他们在美国过得不错。对那些问我是不是执不同政见者的人，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批评的知识分子。我们支持某些政府政策，某些我们反对。这都要根据政策的内容来决定。” 　　汪晖出生在东南部的江苏省扬州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汪晖才7岁，刚进小学。十年动乱给老一代带来了创伤，但是对汪晖来说留下的是温和的记忆。他回忆起每年学农，被学校带到乡村去干一两个礼拜活。“我们这一代城市的知识分子，”他说，“是最后一代还有乡村生活的第一手经验的。” 　　他把他中学毕业以后在扬州的工厂工作的20个月作为一份可贵的经验。1977年他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文革期间很多大学要么关门了要么只招收工农兵学员。“数千名学生竞争着一个入学名额，”他回忆到。 　　当他在1980年代中期从扬州去北京开始博士学习的时候，汪晖发现他成了一个拥有更多特权的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说，“在毛时代成为攻击对象;现在，在毛以后的时代，他们又成了精英。”汪晖说，到那时，知识分子都同意应该做什么：中国必须抛弃它的“封建”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追上资本主义的西方。十年的伤痕使得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失败。汪晖认为，结果他们没有进行任何真正关于西方模式的消费社会可能在中国被重新建构，或者这种消费社会在中国对环境来说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被理想化了。 　　汪晖最初开始发展他自己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想法是在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论文题目是中国最受尊敬的现代作家之一，鲁迅(1881-1936)。汪晖解释说，鲁迅是一个左翼作家，但是他对左翼作家们和活动家们非常地批评。他批判中国的传统，但也是个优秀的古典学者。他欢迎西方关于进步的概念，但是也对它很怀疑。鲁迅内在的矛盾帮助汪晖看到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弃旧扬新的问题–毛主义者和自由市场资本家们却都是执这种观点的。 　　——【略】—— 　　汪晖把他的“真正的教育”看成是从陕西(中国最穷的一个地区)开始的。他看到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沿海城市与内陆省份的明显差距，非常震惊。他也对自己和自己的同事的无知感到震惊。“我们[这以前]根本不知道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旧秩序都深陷危机。” 　　陕西的公社制度瓦解了，土地被重新分配了。但是这个地区并不出产任何有价值的农产品，甚至都不能生产足够的口粮。由于贫穷的加深，犯罪和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有争夺土地的暴力殴斗,男人们赌博，打老婆和女儿，甚至卖掉她们。汪晖住在一个低地的村庄，晚上睡着宿舍就有洪水淹进来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宣传手册，警告农民们不要赌博不要犯罪。他也帮助重建一所洪水破坏的小学。“就在那一年，”汪晖说，“我意识到福利系统和合作网络对中国的很多人来说还是多么重要。”这不是个社会主义的概念。即使是过去统治中国的皇朝也通过赋税和救济来平衡中国富裕和穷困的地区。 　　“人们把中国的经验局限为共产主义独裁和计划经济的失败，认为市场会做一切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在过去很多事情是怎样成功运作的，普通人又是多么欢迎这些方式，比如说农村医疗保险的合作制，农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那在今天也许是有用的经验，既然国家不再对农村医疗进行投资了。” 　　汪晖在陕西遇到的很多穷人把他看成是来自北京的受过教育的人，回去会让中央政府的干部们给他们送来些帮助。汪晖说，“这个角色很沉重，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我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汪晖告诉我，他十个月以后回北京的时候，怀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世界差距之大的深刻感觉。 　　他在陕西的时候，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杂志发表文章说他的鲁迅研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例子。然而汪晖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就回到了学术生活。 　　汪晖不太喜欢谈1989。他抱怨了西方媒体中提到这个事件就想到的关于中国的“过分公式化的形象”。然而，我们的谈话是不同寻常的。我在中国城市旅行的时候，我发现很难让人们谈论这个话题。邓小平在1992年试图通过号召快速的市场改革来埋葬幽灵，他也许当时就考虑到了个人财富以及能够买到西方的名牌商品对许多最新变得富有的人们来说足以弥补政治民主的缺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看起来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事件以后最大的公众骚乱发生在1992年8月，那时几万中国人想在刚刚开张的深圳股票交易所购买股票。 　　通过出口为主的工业来在城市中创造财富的努力–这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一部分，他的后任也都肯定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经济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长，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了世界第四大。然而中国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一亿五千万人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大概二亿农村人口拥进了城镇寻找低收入的工作。四百多万人参加了2005年记录的87000次抗议，这个数字并不一定完全反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收入差距最悬殊国家之一，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都在衰退，地方党干部强加的费用和税收的环境中的人们真实的愤怒和不满。汪晖说，这一切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罪于“激进的右翼分子”，或者说那些引用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海耶克(他们鼓吹不加控制的市场，在80年代对里根和撒切尔政府都有很大影响)、要求中国融合进全球经济却不考虑大规模私有化的社会代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汪晖又提到，正是他们一直得到统治精英的青睐而且支配着国家管理的媒体。 　　汪晖说，只是在最近十年，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挑战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民主和繁荣的观念。回到北京以后，汪晖于1991年合作建立了《学人》杂志，他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这些知识分子的角度。当他们与西方学术界和学者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对欧美国家的问题更加敏感，也对后社会主义的国家试图把它们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新自由主义靠近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加敏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试图(2001年中国已经加入WTO)在学者中引起了意料之外的激烈争论。就像汪晖描述的那样，争论的方向已经变化了：“很多人那时已经知道全球化不是个用来描述一个中性过程的中性词汇。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成长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说新左派拥护一种随便的反全球化姿态;新左派对最近城市中产阶级中爆发的反日和反美潮是执批评态度的–汪晖把这种爆发归为“消费民族主义”。汪晖说，这种消费民族主义其实正与美国推行的全球化是同一种全球化：“这其实是一种伪民族主义，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对中国增加税收和罚款。” 　　汪晖停顿了一下，又加了几句：“很多人都认识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经济没有像其他亚洲经济那样崩溃，是因为民族国家有能力保护中国经济。现在，中国的出口垄断的经济当然要比印度更加倚赖西方世界的秩序，尤其是美国经济。” 　　今年一月，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揭露他的家乡扬州的一个工厂的工人的困境，扬州是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据汪晖说，2004年当地政府把这家赢利的国有工厂卖给深圳的一家房地产发展商。工人股份以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出卖，工厂管理不良导致亏损以后一千多工人下岗。2004年7月，工人罢工。汪晖称这是扬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激荡，工人们堵住了一条主要高速公路，拦住公共交通，冲击了市府办公楼。 　　汪晖告诉我，他正在帮助工人们起诉当地政府。他上大学以前曾经在附近的工厂工作过，这使他感到和这些工人们有一种特殊的联系。他记得他的工资非常低，大概不到2美元一个月(这是按照现在的牌价折算的)，但关键问题是，他认识的工人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安全。“有些人宣称市场会自动迫使国家变得更加民主，”他说，“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只要想想在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精英联盟。国家只有在受到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比如说工人和农民–的压力时才会改变。” 　　汪晖关于扬州的故事并不独特。有很多叙述提到控制公共财产的地方政府官员通过私有化国有财产聚集了大量财富。根据刘小波最近的报告，中国最富有的2万人中，90%都跟高级政府或者党的官员有联系。 　　对汪晖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扩大中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或者为一小拨已经在市场改革中获得力量的人创造法律和宪法权利。他说，民主在中国必须是基于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意，也动员大多数人，必须能够保证大多数人得到社会和经济公正。 　　然而对某些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来说，比如说崔之元，汪晖的一个亲密朋友和合作者，他在清华大学教政治学，他就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碰撞中存在着一些机会。“中国有更多的空间发展新想法，”他描述他为什么在美国呆了很多年以后回到中国时对我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系统已经固定了，但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地方，很多东西还在变化中。我们有一个历史的机遇来建构一个比西方更加公正的社会。”对崔之元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澄清概念。他说，”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对立的和分裂的并没有什么帮助。两者在20世纪中共同行进。不仅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这是与工会联盟达成谅解以后形成的。” 　　最近几年，崔之元在一个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相关的问题上找到了愿意聆听而且掌握权力的听众，这个问题就是集体所有的财产。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称在市场经济中，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这个观念在中国是个激进的观点。崔之元在一篇2004年发表于《读书》的文章中挑战了这个观点，他强调了财产所有权本质上的社群性。他引用了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把约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财产”权改成了“生命、自由、和快乐”这个例子。 　　“杰弗逊认识到，”他说，“财产权是从社会而不是从自然生发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没有关于财产权的具体条款，这个问题是后来在第五条修正案才提出来的。”崔之元继续说，差不多带着点欢欣，2004年他的文章在很多人大的立法委员中广泛传阅。他说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辩论，导致人大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宪法修正案，在措辞上有点像美国的第五条宪法修正案，只是简单地陈述没有人可以“不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就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 　　这个春天有一点变得明显了：新左派对福利国家的宣扬在党的领导层内部也有共鸣，领导层很担心社会不稳定，也急切地希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合法性。今年三月，我和汪晖见面的前几周，人大在北京开会，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许多年来第一个党内的公开意识形态争论的论坛。立法者们批评政府官员在向市场力量出卖国家利益。反对市场的情绪如此之浓，以至于一项保护私有财产和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议案(这两条一直被外国投资者和中国的商人所游说)根本就没被讨论。温家宝总理在描述农村重大新投资项目的时候，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共产党当前的“重要历史任务”。他也勾画了平衡经济成长和环境保护的步骤。 　　一个德国记者告诉我这是他在北京的八年中从一个高级领导人口中听到的最左翼的演说：“即使是美国和欧洲政客也不会去谈建设绿色GDP。”汪晖也同意这个说法。他说他看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关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也很高兴。“我们在江泽民的时代太执着于美国了，”他说，“我们非常需要改善我们和日本、印度的关系。我们都属于这么古老和辉煌的文明，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跟随、模仿美国。” 　　他又带着微笑加了一句，“国家总理公开承认医疗和教育都是失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以前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汪晖说他认为政府对于消除农村贫穷是真诚的。但他也还是谨慎的，他说，“中国的去中心化已经严重到把中央政府的政策转化为行动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上个月，发生了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对高级党内干部的清理，中央领导以贪污罪撤除了上海党委领导的职务，这使得人们猜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领导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重新整合，也许还会在政策上转向保护社会福利系统和停止污染。汪晖还是有点怀疑，“上海的事件至少是激励人心的，”他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想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政治结果，但是这些是结果而不是理由。” 　　对汪晖来说，不去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的危险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不改善情况，那就会有更多的独裁。我们已经在俄国看到人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像普金那样的，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贪污、政治混乱、和经济停滞。激进的市场化使得人们失去安全感，对秩序和自上而下的干涉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 　　在抨击腐败的地方政府时，新左派往往看起来像是在想建立独裁政客喜欢的老大哥式的政府。中央政府的社会主义修辞和新左派的观点的越来越多的相似性当然会让很多人不安。龙应台，一个知名台湾作家和民主的提倡者，早前曾经告诉我，她对那些看起来在意识形态上跟党体制很近的新左派很小心。刘军宁把这个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是一个流行的自由政治理论者，1999年离开中国，但是后来又回国了，他宣称新左派就是被对西方的仇恨激励着，是党的民主主义旧卫士的一个新名称。 　　虽然这个听起来也许有点像是在夸张：温铁军，原来是个政府官员，现在主持重建农村的项目，也被看成新左派，他和温家宝、胡锦涛一起参加了他称为“脑力激荡”(brainstorming sessions)的会议。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比如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 或者亚当·米什尼克 (Adam Michnik)，典型地通过批判拥有一切权力的国家来获得道德领袖的地位。新左派是怎么调整他们和国家的关系呢? 　　当我向崔之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时间不再有精神饱满的态度。“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怎样在道德上还有知识上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崔之元并不把共产党政权看成一个“整体”。他说，在地方和中央的层面上，共产党政权都有很多方面。“几乎每天，”崔之元说，“《纽约时报》都报道农民抗议政府的骚乱，但是如果你听听农民在说什么，他们在告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所以即使是农民都能看到国家的不同方面，谁支持他们，谁不支持他们。” 　　王晓明，上海大学的文化研究教授，把他自己的位置定位为在汪晖的右侧，但是他说他同情新左派对待共产党政权的实际的态度。“公民社会在中国是非常软弱的，”他说，“既然政府是改变的最积极的代理人，除了推动政府放弃它的一些权力，也不得不推动政府来做它应该做的。” 　　我和汪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否定了所有关于新左派对政权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说法。“我们试图去做的是创造一个知识环境，在这里探讨新政策，”他说，“我知道很多领导人都读温铁军的文章，他们也读崔之元关于财产权的文章。《读书》发表的其他文章也同样地很有影响，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们跟政权没有其他的联系。” 　　汪晖看来一点都不焦虑与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会不会把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变成支持政府政策的书呆子和雇佣文人，这种现象是给政府提供建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古老传统。“我们当然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汪晖说，“西方人问，中国怎么能在独裁国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忽略了现代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是并没有多少民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帮助下发展的。你必须问问西方的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是否可以不经过浩大的战争和环境破坏而实现。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中国已经停止砍伐自己的森林，中国森林的大部分已经消失了，而其他国家还是必须为中国的消费提供木材。”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汪晖也谈到了崔之元先前向我提起的一个题目：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怎样对整个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影响。“西方社会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并且通过他们的决定改变了世界，”他说，“中国和印度在新的世纪也会扮演同样关键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只模仿西方。他们必须探索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它选(alternatives)。否则，那些‘消费民族主义者’已经在说了，‘美国曾经最大，现在我们最大。’” 　　汪晖大笑，然后加了句：“这是很没劲的。” 　　——————- 　　记者: 潘卡奇.米西拉(Pankaj Mishra) 上次为纽约时报的期刊写的文章是关于流亡在外的西藏人的。 他最近的出版的一本书是《西方的诱惑：怎样在印度、巴基斯坦、西藏以及更多地方成为现代的》(Temptations of the West: How to be Modern in India, Pakistan, Tibet and Beyond). 　　——————- 　　原版载http://wen.org.cn/modules/newbb/viewt … p?topic_id=17&forum=1 　　2006年10月15日 　　《纽约时报 .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