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

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文革    ● 宋永毅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极权制度的没落，并激发了中国独特的民主运动。“文革”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但它也使许多年轻人对共产党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幻灭感，激励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推动政治改革的热情。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无疑是想通过党内外不断进行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清洗，更全面而严密地控制人民的头脑，为他本人树立起中国新帝王的权威。然而，在整个动乱时期，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中间，始终存在着对毛泽东体制的怀疑与抵制。在这场大灾难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判决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公开批判过30到50株“大毒草”（即赞成异端思想的作品）[1]，如遇罗克的“出身论”（1966）和“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974），中共领导层对异端思想的出现极为惊恐。此外，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地下文学和读书运动一直不绝如缕。1966年爆发政治和社会动乱时，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激进的红卫兵把各种书籍当作“封资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没过多久，还是这些人，即所谓的“红卫兵一代”，几乎是在“文革”刚爆发的一年后，又开始热切地寻找、阅读和流传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了。     从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中可以引出一系列极有意义的问题：“文革”开始时，中国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几乎全都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后来他们为何又变成了毛泽东的敌人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文革”和毛泽东体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青年人的这一思想觉醒的过程中，在他们从激进到理性、从无知到成熟的转变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值得探索的事？本文通过追溯“文革”时期的地下读书运动，探讨一代“红卫兵”思想觉醒旅程的起源、形成、成熟和分化过程，追寻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迹。          一、令人惊讶的发现：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培育了自己的反对派          了解地下读书运动的起源，关键是要认识到“文革”本身包含的矛盾。深入研究“文革”时期的异端思想，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最先使中国人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产生异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革”时，固执地相信自己已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在党内“失去了大部分权力”，他认为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同伙占据着全国的大部份党政要职[2].1966年夏，“文革”刚一爆发，刘少奇和邓小平便立刻派出许多工作组，试图控制住运动星火燎原的势头。毛泽东看到，整个党政系统都处在自己对手的牢牢掌握之中，所以他认为自己唯一能利用的力量就是群众运动了。为了在全国发动群众运动，对抗刘邓及其控制的党组织和工作组，毛泽东把自己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暂时掩盖起来。与此同时，他向民众展示了一幅有关未来政治改革的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蓝图，从而赢得了千百万年青人的支持。首先，毛泽东向人们许诺，经过“文革”之后官僚制度将被消灭，会建立一个新社会。他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民主要素来表达这样的承诺，例如象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人民享有罢免和更换政府官员的权利，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毛泽东又正式向人民公开承诺，要实现“大民主”和“全面选举”。[3]其次，毛泽东为了让人们追随自己，还打出了人权牌。刘邓派出的工作组迫害了许多“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却把刘邓的政策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平反运动，为那些受迫害的人平反。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毛泽东还鼓励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对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党组织。[4]     毛泽东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打出民主和人权牌，本来只不过是以此作为自己夺回权力的权宜之计。可是天真幼稚的学生看不透这一点，他们把这当成了严肃探讨政治改革、消除中国在“文革”以前存在的社会弊病的大好机会。“文革”时期主要的异端思想之一──“新思潮”，便萌生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中。     乔兼武和李文博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学生，他们写下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给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公开信”（1966年8月30日）和“公社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1966年10月17日）两张大字报，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认为：“文革”前的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奴隶制的温床与社会基础；应当号召人民通过“消灭党的组织结构”，“砸烂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切办公室”，来打碎旧的国家官僚机器[5]；要采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来选择干部。用李文博的话说，“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应当是“改造”，即“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一群热情的学生在1966冬至1967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新思潮》的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就是其创办者心目中的“新思潮”。[6]     在李文博和乔兼武的直接影响下[7]，北京市的两名中学生伊林和涤西也贴出了他们的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他们除了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林彪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还认为林彪“没有认识到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变得日益突出的问题，即改进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巴黎公社那样的‘东方公社’”。[8]当局很快就镇压了这些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们将矛头直指林彪。可是，他们以巴黎公社为楷模，主张建立一种新型政治制度的观点，却被当时上百万“造反派”所接受。上海“一月风暴”后成功夺权的“造反派”就一度把新成立的市行政机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打倒了政敌、完全夺回权力后，便立刻放弃了自己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这让他的许多狂热追随者困惑不解。在“一月风暴”过后不久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否定了关于人民普选原则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的构想，而是要成立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它以所谓“三结合”（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组成。[9]     然而，毛泽东的变脸却无法阻挡那些勤思好学的青年人的独立思考以及他们探索中国前途的热情。从1967年到1968年的混乱时期，中国的“新思潮”运动从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有可观的发展。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现了20到30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兵团”、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设在北京各中学的“《四三战报》编辑部”、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和“渤海战团”、上海的“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广东的“八五公社”、湖南的“省无联”[10]和湖北武汉的“北决扬”[11].     这一时期的“新思潮”讨论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一批青年理论探讨者在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年6月11日）中宣布，在“文革”以前的中国，党的干部都变成了“特权阶层”，“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文革”就是一个把财产从特权阶层重新分配给广大人民的特殊过程。[12]他们预言，今后的“文革”运动将继续这一重新分配权力和财产的过程。     新思潮的探索者还抨击“文革”前的国家机器，认为毛泽东批准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的“至今仍在运转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应当起来推翻”这些“革命委员会”[13]，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机器。这些“新思潮”的青年探索者们对“文革”前的中国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存在着一个由90％中共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新阶级。湖南省“省无联”的杨曦光（即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去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在“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6日）一文中主张彻底消灭这个“特权阶级”，砸烂包括“革命委员会”在内的旧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将来“实行人民自治”的人民公社。十分巧合的是，这些理论类似于著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异议人士米洛万·德热拉斯的名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中的观点。杨曦光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把所有独立的“新思潮”研究团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新政党，将大量民兵改造成一支新军队，通过内战夺取权力。[14]这种革命行动计划类似于毛泽东在50年前提出的如何建立红色中国的理论。     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新思潮”的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追求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制度时严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为何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却把他们当成“极左派”和“极端反革命”严加迫害呢？     其中的原因其实并不难找到。首先，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当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研究和讨论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发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政策和行动事实上偏离甚至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勇敢的思想者越是深入研究理解马克思主义，就越怀疑和反对“文革”及其理论。     其次，这些年青思想者过于天真，缺少政治经验，看不透革命领袖的政治权谋，也没有能力戳穿领袖们用政治宣传高调掩盖起来的真实动机。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出于权宜之计作了某种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但这仅仅是毛耍的又一次政治权谋而已，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操纵群众运动夺得政治权力。而青年理论探索者却误以为，毛泽东是在其政敌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他的乌托邦蓝图，他们认为，“毛主席一再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证明这种势力十分强大[15]”。     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与许多热衷于“夺权”的“造反派”有所不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许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夺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实现什么崇高的革命目标，而是他们受到成为新的当权派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青年理论探索者们所关心的是，“不仅要打破官僚体制，而且要创建一个新社会”，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具批判性的头脑，并不想顺从地变成中央的消极工具的人”。[16]          二、史无前例的悲喜剧：“自来红”成了“反革命”          按照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工农兵应是共产党中国的社会基础，但在现实里中共的高干及其子女却演变成一个凌驾于工农大众之上的特权阶层。“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出史无前例的悲喜剧，它使一些以高干子女为代表的“自来红”的青年学生变成了毛泽东体制的反对派。“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动）的出现以及它所代表的思想，便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     “联动”成员一般被称为“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是首都和各省中学里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毛泽东及其党内一小撮人的支持和默许下，这些“老红卫兵”在“红色八月”期间殴打和杀害了大量无辜[17]，毁坏了大批中国的古代文明遗存。他们一度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掌上明珠”。可是，毛泽东的不断清洗终于落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95％的高干头上，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联动”成员的父母。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和特权，这些“老红卫兵”很快就变成了“保皇派”，令人啼笑皆非地成了毛泽东的革命对象。     这些失势的中共高干的子女比较了解中国党政领导层内部斗争的底细，又因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抛弃而怀恨在心，所以他们在觉醒之后于1966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反抗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的思想觉醒过程记录在“联动”文件“中共中央及驻京党政军机关干部子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开宣言”（1967年1月1日）之中[18].     “联动”成员们所代表的“新思潮”与上述青年理论探索者不同，“联动”成员们对研究和阐述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兴趣不大，却很关注中共领导人的个人错误及高层内讧，所以“联动”曾号召人民粉碎党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它的两个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换言之，最先向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正是“联动”成员。从中共建政到“文革”爆发的17年里，民众对隐藏在中共宣传骗局背后的政治真相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一直对毛泽东和中共抱有幻想。因此“联动”成员对中共内部黑暗的权力斗争的揭露，在教育和唤醒民众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动”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国回到“文革”以前的状态。有趣的是，虽然“联动”成员也赞成“民主”和“消灭一切独裁制度”，但他们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却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显然，“联动”成员的政治主张是想用“文革”之前党的集体独裁来代替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的个人独裁，这样的主张其实与民主毫无关系。     1967年1月，中国当局正式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它的大多数主要成员都被捕入狱。然而，政治迫害使这些年青的受害人提前成熟。一些“联动”或“老红卫兵”成员获释后，成立了研究“文革”的独立团体，探索政治改革的新途径[20]，其中一些人还创办了地下刊物《新思潮》[21].     1967年冬，北京的一些前保守派“红卫兵”运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初期提出的一些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观点，批判了毛泽东及其同伙。在这场被称为“十二月黑风”的“反革命逆流”运动中，他们至少张贴了20张“反革命大字报”。与“联动”成员一样，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有“自来红”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中共要员，“文革”之初因执行刘邓的政策而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整肃。毛泽东及其同伙曾经打出“人权”和“民主”的旗号，号召民众起来清算这些干部追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些“保守派红卫兵”在自己的大字报中撕下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民主”面具。在他们当时风靡一时的一张大字报“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1966年12月2日）中，这些“保守派红卫兵”根据《十六条》中宣布的“巴黎公社实行的全面选举”的民主原则，强烈质疑“中央文革小组”的合法性[22].当然，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表现出掩盖自己错误的倾向，例如他们仍然强调“血统论”。     在混乱不堪的1967年春夏之际，“文革”高潮中兴起的群众运动分裂为两大派──“激进派”和“温和派”，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武斗。混乱的局面使民众强烈要求恢复秩序。这时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个温和的“红卫兵”组织“四一四派”，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属于“自来红”的学生。他们的理论家周泉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1967年8月）等大字报中提出了“四一四思潮”这一提法。与极左派的“新思潮”相反，周泉缨否认“阶级关系有任何变化”，不认为“文革前17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因此他强烈反对实行任何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群众运动使全国陷入混乱，他的主张是，革命应当“停下来，巩固成果，做出让步”。[23]周泉缨在1967年9月14日又写了题为“炮轰陶铸──一个窃取文革成果的袁世凯式人物”的大字报。其实，此前半年多，陶铸即已失宠于毛泽东。周泉缨的这张大字报真正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陈伯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周泉缨认为，陈伯达是个“反革命两面派”[24]，正在把“文革”引入歧途；他还想揭露“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以及周恩来和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周泉缨和另一些“四一四派”的“笔杆子”都未直接回答中国将来的正确方向在哪里这个问题。他们称赞“文革”前的中国以及对“新思潮”的批判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只是想回到自己失去的天堂──“文革”前的中国。          三、地下读书运动──异端思想的成熟与分化          在“文革”与这一代年青人的关系中，书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当1966年爆发了政治和社会大动乱时，成千上万激进的“红卫兵”把书籍统统当作“封资修垃圾”，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付之一炬。迷信毛泽东的千百万年青信徒认为，“红宝书”已经告诉了他们指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一年之后这一代人中的先驱者却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阅读和传播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当时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已关门，除了官方批准的极少数图书外，大部份书籍遭到查禁。这些探求新知的青年人为了满足对图书的渴求，不得不通过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地下阅读网，交换和传播他们喜欢的图书。这种地下读书活动的一个参与者回忆道：“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文革期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阅读经历，尤其是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学。……读书小组通过相互交流结为一体，最后形成了一个地下网，使他们能够看到和交换各种书籍。这并非武汉的各别现象，全国都是如此。[25]”     从1967年到1976年，全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无数个地下读书会。越来越多“文革”时代的青年人产生了与赵振开──即后来中国著名的诗人北岛──相同的认识。赵振开说：“只有驶过知识的海洋，才能抵达真理之岛。[26]”具有反讽意味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广泛阅读使他们用马列原著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提出质疑，用正宗的人道主义传统去评估革命，以西方哲学和法学去批判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正是这种广泛的地下读书运动让一代人告别了天真，形成了自己的异端思想，使他们走向“文革”的反面──民主和基本人权。     许多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起初是希望通过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寻找革命真理，可是他们真诚的努力往往以挫折而告终。梁恒是“文革”期间湖南省的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学生，他在“文革”后出版的自传《革命之子》一书中介绍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读得越多，我就越是把书中所讲的社会与自己的社会进行比较，头脑也变得越发混乱。这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情况；有我这种问题的相当普遍，大家都能看到的报上的大话与我们可悲的现实之间的差距。[27]”     由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不能充分解答他们的满腔疑问，官方的正统宣传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惑，于是这些青年人开始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之外寻找答案，他们的阅读范围逐渐扩大，涵盖了所谓的“反动书籍”。     一位中年作家在回忆读书经历对他在1967年年底觉醒的影响时说：“我读了当时在大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两本书，一本是锡兰共产党员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晓夫主义》，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这两本书里描述的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让我浑身发凉，四肢麻木。我在头脑中把斯大林的清洗与文革和毛泽东联系在了一起。我突然觉悟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暴君，他们都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维持着自己的独裁统治。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那不过是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清洗。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完全是在步斯大林的后尘。……我认为，自己的思想转变在这个时期大学生造反派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28]”     1966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29].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所写；另一类是黄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称之为“灰皮书”和“黄皮书”。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们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的兴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道其中的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米洛万·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弗里德利希·A ·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891－1917年回忆录》和《解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如托洛茨基、德热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尼琴，实际上都是曾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他们的觉悟过程几乎和“文革”时期中国的青年思想者一模一样。除了作者的政治背景值得注意外，还应当提到，上述书目中有些书揭露了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黑暗，它与毛泽东1960年代发动的“文革”十分相似。而书目中那些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则引起了这些异端学生的共鸣。20世纪现代派中的一个主要文学流派，即西方的现代派，突出表达了反抗传统社会的青年一代的怀疑、失望与反叛。“文革”时期的中国青年人经历了同样的彷徨、失望和“造反”的经历，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情感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至于为何纳粹德国的历史会吸引许多有头脑的中国青年人的注意，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学者高瑞全在讲述他第一次读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感受时说：“它就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对此书的阅读引导他比较德国的纳粹运动与中国的“文革”，结果发现两者都会“使国家走上毁灭之路，尽管它们最初都得到了群众的盲目拥护[30]”。上海复旦大学“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胡守钧对该书的启蒙作用做了如下解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我们很快便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才从毛泽东的乌托邦美梦中惊醒。[31]”     有意思的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也促使这些青年探索者有意识地从“革命的敌人”的作品中寻找启迪。例如，一些“老红卫兵”在1968年看了许多他们曾经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批判过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却惊奇地发现，站在历史正确方面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他的敌人们。     现任《中国税务报》社长的张木生曾是北京地下读书活动中的一位青年知识分子。他组织了一个地下读书会，向他的同伴们介绍他对毛泽东及其在中共历史上的错误的分析。他为当时自己的读书会开列的阅读目录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拉扎尔·皮斯特腊克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张木生回忆道：“我也看一些所谓‘右派’的讲话和他们交给党组织的有关自己思想进步的汇报。此外，我还得到了一份彭德怀在1959年的反党信。根据我本人在农村的经历，我不但认为彭德怀讲的事情绝对真实，而且他和那些右派的文章都十分深入而客观。[32]”张木生在一次沙龙式讨论中发表了题为“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的演讲，把“文革”早期的异端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对“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前的毛泽东体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批判。     由于参与地下读书活动的青年思想者常常公开宣扬自己对“文革”的异端观点，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政治迫害。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些读书小组都很短命。     1968年年末，中国当局把大约1，600万城市学生送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场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对那些原“红卫兵”来说是个明确的信号：他们对党已经没有用处了，因此不再是毛泽东的“革命小将”，而成了“再教育的对象”。社会政治地位的突然变化以及在贫困农村的艰苦生活使这些青年人既沮丧又困惑，这激励他们通过探索性的阅读来重新评价“文革”。     北京的下放知青卢叔宁曾在日记中讲述了那时他对书籍的“精神饥渴”，他让自己的朋友给他带来更多的书，因为“我们的知识极其贫乏；我们的精神胃口极其饥饿；我们读书的愿望极其强烈。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寻找精神食粮──书籍。[33]”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更生动地反映着他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王申酉在“文革”早期因创办反对“文革”的“反动杂志”而被打成“反动学生”。他与另一些“反革命学生”组成了一个地下读书会。为了找到更多有关政治、哲学、经济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一天夜里他们潜入已被封闭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偷”了二百多本书[34].在当局及其信从者看来，“反动学生”的这种“罪行”是完全不可原谅的，但对这些“饥饿”的真理追求者来说，他们就像是从天上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王申酉热衷于读书和独立思考，在给女友的长信中阐述了自己逐渐成熟的异端思想，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国的政治制度。1977年4月27日，秉承毛泽东意志的中共当局在毛泽东死后，以“反毛泽东思想罪”将王申酉处死。     从中国和海外出版的下乡知青的大量怀旧文章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文革”期间下乡知青把大批书籍带到农村阅读，回城时又常与朋友交流各自的独立见解，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尽管当局在1967年迫害过早期的地下读书会，但这样的镇压并不能阻止地下读书运动的延续和扩大。事实上，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地下读书会，不过它们都刻意保持低调，没有正式的名称，很少组织公开的讨论或交流活动，也不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全国范围的地下读书活动主要有两种交流形式，通信和沙龙。     著名的通信式读书团体的一个重要案例是1970年代上海复旦大学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它由上百名持异见的青年人组成。这个“小集团”包括上海的一些原“红卫兵造反派”，他们曾两次参与“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行动，大多数人在1968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尽管这些学生在挑战张春桥时受到挫折并遭到政治迫害，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编辑了一份地下刊物《远方战友通信集》，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读书笔记。这些文章表明，他们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痛苦经历，开始严肃地探讨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这个团体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方农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重性”观点：这种国家的“政府一边镇压人民，一边保护官僚”。这个团体的另一名成员童允安主张，“用新的机构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逮捕任何公民都要经过法院公审”，“人民选举法官，全民选举干部”。[35]这些想法往往来自他们读过的马列主义原著和西方哲学，甚至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这类“修正主义文献”。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是又一个案例。1969年到1971年由北京的下乡知青徐晓与一些青年工人和战士在山西和上海等地组成了一个通信小组。“由于环境压抑，双方只能写信。徐晓和他们通信，都是十几页纸。”当局拆检他们的通信，指控这个松散的通信团体成员“搜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36]”，最后以荒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罪名将其成员悉数投入监狱，有两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讨论理论或文学话题的私人地下沙龙是地下读书活动网络成员的另一种交流方式。例如，赵一凡是1970年代北京的这种网络的活跃成员之一，他就领导着一个这样的地下沙龙，给朋友们提供一些“禁书”、“灰皮书”和“黄皮书”，并组织私下的讨论活动。中国当代一些著名小说家和诗人，如史铁生、北岛、芒克和郭路生等，都参加过这类沙龙的活动。据他们回忆，“此时在沙龙里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37]”。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徐晓也是这类网络的活跃成员。她后来回忆道，她得到的第一批禁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徐晓写道：“赵一凡和他的沙龙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这个沙龙开展的西方哲学和文学阅读活动也影响了芒克和北岛。来自白洋淀的诗人多多和根子，就是通过地下文学交流活动，在西方现代派的启发下开始写新诗，后于1980年代形成了当代诗歌流派“白洋淀诗群”。出人预料的是，地下读书运动也为1980年代中国的开放准备了人才。     活跃的地下沙龙也散布在偏远的农村。例如，河南省兰考县──这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就有一个地下读书会。1968年该地某工厂的10位大学生和中学生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读书会。90年代以来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学者朱学勤回忆当时这个团体的读书经历时说：“[他们]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38]”朱学勤后来把这些读书者称为“六八年人”。     这类的地下读书会超越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革”派别。例如，北京女学生“徐浩渊”沙龙的主要成员是过去的“老红卫兵”，而“二流社”沙龙是由一些“文革”初期反对过“老红卫兵”的前“四三派”红卫兵组成的。这两个读书会的成员从前有过严重的过节，但此刻却凑在一起读书和讨论问题。1969年冬，前“老红卫兵”张木生和一位高干之子加入了一个由前“四三派”成员和知识分子子女组成的沙龙。家庭背景各异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共同探索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和中国的出路，为后来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社会学者杨东平后来作过这样的评论：“整整一代人在严酷的环境驱策下，重新聚在一起，彼此接受。这是一次摆脱了派别之争的集体反叛。这一代人通过重新塑造集体人格和共同文化，最终完成了向人的过渡。[39]”          四、新高度：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          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异端青年思考者的作品是遇罗克的署名为“北京家庭背景研究小组”的文章“出身论”（1967年1月18日）。可以说，“出身论”是“文革”期间中国出现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文革伊始，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其父是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遇罗克虽然学习优异，却未能进入大学。在1966年的“红色八月”期间，一些“老红卫兵”以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为由，殴打甚至残杀无辜的人。“红卫兵”们用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却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这种荒谬的“血统论”。遇罗克挺身而出，凭借他在过去几年里积累的西方哲学知识，于1966年底写了这篇“出身论”，试图从理论上澄清对“家庭出身”的政治偏见[40].他先把文章油印了一百份，贴在了北京市区的一些电线杆上。随后他又把修改过的该文交给支持他观点的群众组织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于1967年1月18日刊登在这家报纸上。“出身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一期的《中学文革报》印了约6万份，一周内便在北京销售一空，全国各地则翻印了一百万份以上。该报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表示支持的信函。[41]     遇罗克不象“红卫兵”那样关注中共的党内斗争，也未钟情于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的政治“承诺”，更没有参与“战斗队”之类的流行活动，他是个独立的思考者，选择了为民众和受政治迫害者代言的角色。他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人权，他强调，“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罗克所关心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公正”与“平等”，尤其是因家庭出身受到政府排挤的千百万青年人的政治和教育权利。他揭露了中国社会中为当局鼓励的政治歧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问道：“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42]”在否定“血统论”的同时，遇罗克还指出，在中国社会里“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其成员利用血缘关系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这是“新思潮”当中非常尖锐的一个观点。遇罗克还谴责当局授权“红卫兵”剥夺他人的人权，进行政治迫害的行径，如“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该文的末尾他向民众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43]”遇罗克在1968年1月5日被捕，于1970年3月5日被中共杀害，年仅27岁。     1970年春当局发动了名为“一打三反”的政治运动，以打击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其中也包括地下读书活动，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许多参与者被捕入狱或受到政治迫害。除了上文提到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等例之外，还有南京的“金查华马列主义小组”和宁夏自治区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等许多案例。当局以“攻击毛泽东和文革”的罪名将金查华处死，他的朋友陈卓然、苏小彬、倪寒予和王茂雅对这种残忍的杀害极端不满，他们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张贴了数十张标语，标语的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金查华烈士永垂不朽！”。不久当局又把他们以“陈卓然反革命集团”之罪关进监狱，后来也将陈卓然杀害了[44].     与“红卫兵”早期的异端团体和派别相比，地下读书运动提高了青年一代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认知水平，帮助他们比较深刻地认识和判断政治社会弊病。     例如，1969年底，张木生在地下沙龙的那次以“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为题的演讲中，比较系统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及其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他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热情和干劲都被糟蹋了。工分差别太小，这对老弱妇幼有利，因此难以进行调整。全县的生产队都在开会，工分制没通过之前他们是不会结束会议的。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损失”：“集体生产总会导致产量下降，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中看不到好处。农民也没钱买机械。这种集体所有制哪能撑得下去？”当时他的眼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10年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演讲中，张木生不仅分析了农村制度和政策，还讨论了政治制度问题。他大胆支持毛泽东的“敌人”，如1957年的“右派”、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甚至还支持赫鲁晓夫的改革。那时他的一些判断显示出深刻的洞见。他说：“右派们在1957年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制度，这正是他们超前于别人的地方”：“这一切都说明制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中的活跃分子，张木生当时能从本质上摒弃和否定中共的制度，实为认知上的重大“飞跃”。[45]     上文提到的王申酉也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批判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要政策。1976年，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及我对毛主席的看法”一文中批评了毛泽东及中共发动的主要政治经济运动，如1954年的“集体化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1959年的所谓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和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6].这些错误中共直到1981年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承认，但这份权威性的官方文件对这些错误的肤浅认识尚不及王申酉5年前看法的深度。     王申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梦犯下了几大错误。首先，“这种公社……只能使农民愚昧落后的状态永久化，没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其次，针对毛泽东“消灭劳动分工”的蓝图，王写道：“只有通过大工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才有可能没有例外地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平等分配劳动。这将大大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使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会理论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恩格斯）”。再次，“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消灭劳动分工”的时间尚不成熟。[47]王申酉对毛泽东及其政策的分析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的挑战，因此就更透彻，更有说服力。     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异议人士探讨中国政治痼疾和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的热情。1974年“李一哲”以“批林”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李一哲”是广东的一个地下学习小组3位成员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笔名。他们于1974年11月10日贴出了这份大字报，它随后在全国各地被广泛地油印和传抄。     “李一哲”的文章包含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与遇罗克和杨曦光一样，“李一哲”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与苏联相类似的特权阶层”，党的干部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新资产阶级”，“一个对起来反抗其特权的群众进行镇压的新贵集团”[48]：“李一哲”也猛烈抨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49]；这几位作者承继了遇罗克的人权观，认为中国“需要民主，需要社会主义法制，需要能够保护广大群众的革命权利和做人的权利[50]”；他们还强调要“保障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探讨如何让干部对人民负责，当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到让人民满意时应当怎么办。“李一哲”最先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法制，还向第四届全国人大呼吁，要求在新宪法中重新确立法治原则，让司法系统摆脱政治，以便保护普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它也在中国首次提出，未来的政治改革应当沿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进行。这种观点到了1980年代为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接纳[51].     地下读书运动深化了青年思考者的认识，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起未来的民主和人道社会的具体蓝图。例如，贵州省的陈尔晋在题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长文中讲述了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看法。他观点的的核心是两党制，“承认革命的合法性，尊重真理，铲除长期以来在一党制掩盖下权力斗争中的那些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52]”。此外，陈尔晋还提出了一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产主义制度。陈尔晋强调：“每个公民既有义务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也有权利批评政府。造谣诽谤将受到全社会的鄙视。批评主席不是犯罪，对不同意主席的人更不能进行残酷迫害。”他不仅谴责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推行的政治迫害，还强烈表达了对自由人权的渴望。陈尔晋的主张实际上是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蓝本的，但他给它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压抑的时代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观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他真诚地追求民主和人权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回顾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期间的思想觉醒以及从激进到理性、从幼稚到成熟的整个过程，1970年代的地下读书运动确实代表着异端思想的一个新高度。考虑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压抑的政治和社会气氛，这一代人当中青年思考者的文章和思想方式自然会有局限性。他们都是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中成长的，当他们试图批判毛泽东思想时，往往会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其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当中寻找依据；他们大部份人都没有完全摒弃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对西方民主制度所知有限，因此不少人只是主张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却无从想象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能在完全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年代里凭借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提出以上种种观点，实属难能可贵。他们勇敢地追求真理，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向毛泽东和中共的体制发起挑战，毫无疑问他们理应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开放的胸襟、高尚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他们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变成毛泽东的反对派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旅程，都值得后人铭记。          「作者说明」本文原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40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英文论文（2004年1月6-7日），由伊洪译成中文，作者做了最后的审阅和不少修改。          「注释」     [1]见宋永毅、孙大进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

“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阿  城（北京，作家） 现在不去书店买书了。 这里的图书馆也不去。   陈  村（上海，作家） 最近去过季风书园，买新近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 不去图书馆找书，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陈丹青（北京，画家） 自从我自己的书在书店卖以后，就再也不去书店了。 去图书馆借书几乎是古代的记忆。   陈冠中（北京，作家） 书店固定去万圣，但自去年以来书店去得少了，不如在网络上买书多了。 在大陆从来不去图书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去大学图书馆。   陈平原（北京，教授） 现在买书就是请学生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陈尚君（上海，教授） 坚持到书店买书，每月要花上千元，网络购书为辅。 偶尔去图书馆借书，主要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陈思和（上海，教授） 书店当然去得多了，我不会在网上买书，要买也是托学生买点。 图书馆我现在去得少了。   陈子善（上海，教授） 最近一次去书店是上周日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店。我现在每周一次去季风书店华师大店，最近一次在书店买的书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华师大图书馆还是经常去，上海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对我来说图书馆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很多材料都是在图书馆发现的。   董  桥（香港，作家） 英文新书店、旧书店还去去。 图书馆只是偶尔到港大时去查查资料。   冯  象（美国，学者） 一月去书店一两次，买五六七八本。 图书馆很少用了。   傅  杰（上海，教授） 逛书店已成瘾，但通常只在学校周边。 通常也只去学校图书馆。   傅月庵（台北，作家） 我在旧书店工作,总到书店借书看,看完还回去卖。 图书馆就不去了。   葛剑雄（上海，教授） 近年几乎没有去书店买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书也来不及看。 没有去其他图书馆借书。复旦大学图书馆与我自己的藏书已能满足我的需要，偶然通过馆际文献传递找过一两种资料。   葛兆光（上海，教授） 我仍然隔一段会去书店买书。 但很少去图书馆借书。   何兆武（北京，教授） 每个月去一次万圣。 图书馆不去了，嫌麻烦。   黄  裳（上海，作家） 书只托朋友买。 图书馆不去了。   江晓原（上海，教授） 书店仍然去，但越来越少了。偶尔也在网上买书。当然我的情况稍微特殊些，因为许多我需要的书出版社会送给我。 图书馆很少去。已经好多年都不去了。以前是因为图书馆服务太差，现在也许有所改善，但我们已经有别的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图书馆，比如网络、个人藏书等等。现在许多期刊、图书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蒋  寅（北京，学者） 家里书放不下了。 主要去图书馆借书。   恺  蒂（南非，作家） 书店经常去。 图书馆不去，这里没有好的公共图书馆。   李  辉（北京，作家） 当然去书店买书，可欣赏，可比较，可挑选。 图书馆偶尔去查资料，书就不借了。   李  黎（美国，作家） 在美国买英文书，近年比较少到书店买，而多半是网购。但我不在网上买中文书——回台湾和大陆时，逛书店是美好的享受，每次都买到行李超重。 从前觉得不上图书馆简直活不下去。自从有了互联网，除非是为了特别的报刊杂志或者网上查不到的数据，近年是越来越少上图书馆了。   李长声（日本，作家） 近处有几家书店，甚至有一家较大的，穿过它进站乘车，所以书店几乎不是特意去。书店的乐趣在于翻阅，其次才是买，虽然很有点对不起开店的。没有藏书之好，更不想搬家拉上几汽车，不得不买时才买。 家里不订报，楼后有一个图书室，去那儿看报看杂志。附近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一百多万册，每周至少去一趟。比起书店来，更爱图书馆，起码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该馆在公共图书馆的出借统计中名列前茅，我贡献大焉。   李公明（广州，教授） 我买书主要三种渠道，一个是书店，还有一个是批发市场，还有就是网络。 图书馆这些年去得比较少了，利用藏书比较多吧。   梁小民（北京，教授） 网络购书比较多，每隔一两个月买一次，实体书店去得很少。 最近半年我图书馆去得很少，过去形成的习惯就是中文书能买就买，英文书偶尔从图书馆借。   梁治平（北京，学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网上稍多），大约一年一两次。 不去图书馆。   林  达（美国，作家） 一个月去一两次。网购剧增，书店骤减，《第五元素》的世界在逼近。 去的。图书馆还一年两次卖旧书，比萝卜还便宜。   林行止（香港，作家） 平时少出门，在网上购书为主。 读书喜在书上画线，图书馆借的书上不能乱画，所以不去借。   刘  铮（广州，编辑） 在书店买书的次数越来越少。 已有数年未在图书馆借书了。   刘军宁（北京，学者） 很少去书店。如有机会通常会在国外买些原著。 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图书馆了。政治学在中国太不发达了，在书店和图书馆都很难找到自己要的书。   刘梦溪（北京，学者） 过一段时间总要去中国书店或万圣书园。 图书馆不直接去，而是托年轻人去借书。   刘  擎（上海，教授） 一个月去一两次书店。 一年难得去一次图书馆。   刘绍铭（香港，教授） 退休多年，无“学报文章”压力，空闲时只读些以前应该看但一直抽不出闲时来看的“闲书”，逛书店。 去图书馆都是偶一为之。   刘苏里（北京，学者） 出差在外，当地书店是一定要逛的。平时主要在万圣买书。昨天还买了几本：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隈研吾《自然的建筑》，柯布西耶《一栋建筑，一座宫殿》，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等。 大学毕业后，就没去过图书馆。看书靠买。想看什么买什么，买什么看什么。   刘再复（美国，学者） 在美国去图书馆借书多，在香港和大陆去书店买书多。 我基本不上网、不用手机，所有时间都留给读书。   陆谷孙（上海，教授） 难得去书店买，主要在黄鱼车和Amazon买书。 要看的书图书馆没有也不会有，更难得去。   陆建德（北京，学者） 现在好书多，因此到书店就生出恐怖感——自己精力、时间不够，担心已经远远落伍。偶尔在书店买书，常请朋友在网上代购。 虽是伤心之地，还是常去。有些书舍不得还——因为相关的文章还没有写。现在就还，意味着放弃、失败，其实是虚荣心在作怪。   罗  岗（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季风书园华东师大店，这店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支持一下，估计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一有机会就去光顾一下。最近这次去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饶宗颐的访谈录《文学与神明》，一本是斯金纳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我当然上图书馆，特别是我任教大学的图书馆，不过去借新书很少，大多数时候是查资料，譬如旧期刊旧报纸，还有现在不易看到的旧书。现在图书馆的编目都数字化了，所以查书也很方便。   骆玉明（上海，教授） 买书网购或者托学生去书店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马立诚（北京，学者） 我现在实体书店和网购的书比例各占一半。 图书馆我也会去的，写一些文章或书，家里相关藏书不够时，就得去图书馆查资料。   迈  克（法国，作家） 书店当然去，虽然比以往少。 向来很少借图书馆的书。我想我有双重标准洁癖，一方面嫌借来的书有气味，一方面遗憾不能在上头眉批。   毛  尖（上海，作家） 去书店给儿子买了不少书，自己的书，开始买KINDLE版了。 一直在图书馆借书，以前在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图书馆，现在哈佛，一周去三次。   孟  晖（北京，作家） 书店必须去的，不亲手翻书又怎知是否打动自己。 很想养成每周坐一天图书馆的习惯，但惭愧一直没去过。   娜  斯（北京，作家） 住的附近没有好的书店，不愿在路上浪费时间，所以主要网上买书。 以前在美国时常去图书馆借书，回北京后图书馆没那么方便，很少去。最近加入了一个附近的书店会员，年费六百八十八元，可以随便借书，免费一定数量的咖啡，以后可常去。   南方朔（台北，学者） 经常去诚品、 PAGEONE等书店买中英文书，英文书还邮购。 图书馆不去了。   钱理群（北京，教授） 书店我很少去了，人家寄给我的书也够我读，也来不及读。偶尔我还是到网上买书，买的都是跟本专业研究相关的书。 我已经不去图书馆了，因为没有精力。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去，喜欢那里的历史氛围，读书要跟那样一个场合融合起来。   钱满素（北京，学者） 我大概半年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在图书馆借书。   裘小龙（美国，作家） 书店常去，买书喝咖啡。 偶尔去公共图书馆借书。   邵燕祥（北京，作家） 看中的书让小孩在网上买。 图书馆不去了。   沈昌文（北京，出版家） 买得起新书，但是买不起新房子，所以早已不敢买新书了。 图书馆里可以随便供我翻阅的书，家里大多有，又何必在那里费时间。但常去书店和图书馆听讲座。   沈宏非（上海，作家） 书店还是会去，但的确没有太经常了。 图书馆从来不去，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施康强（北京，翻译家） 偶尔去书店买书。 只在本单位的图书馆借书。   舒国治（台北，作家） 不敢乱逛书店。 去图书馆这件事早就不做了。   苏  童（南京，作家） 常去先锋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孙甘露（上海，作家） 通常每个月会去次季风书园买书，平时路过各种书店，也都会进去看看，至少会挑走一本书吧。想看的会去设法买来，或者托朋友找。 已经很多年没去图书馆借书了。   唐  诺（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汪丁丁（北京，教授） 我给《新世纪周刊》推荐新书，每月要去书店。不过从今年4月始，我不再推荐新书，因为值得推荐的新书越来越少。 已近二十年不去图书馆借书了，因为，学术研究所需的最新文献和经典文献，在我工作的几所大学校园里都可以更方便地并且数目更多地通过诸如Elsevier或JSTOR这样的大型期刊库获得。   王安忆（上海，作家） 经常去书店买书。 去图书馆不为借书，而是搜查资料。   王德威（美国，教授） 最近去的书店是风入松和诚品。 我当然还去图书馆，图书馆非常有用。   王晓明（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香港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买了两本书，看完了就留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不能写准确的书名：一本是讲重庆武斗的，新华社一位老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的调查，有一些很细的资料；一本是汉译世界名著的老书，薄薄一册，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写的一份讲述西班牙人对中南美洲的血腥侵略和压迫的报告。 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去查老报纸。   王则柯（广州，教授） 很少去书店，年事已高。 不觉得需要去图书馆借什么书。   吴敬琏（北京，学者） 一般都让学生代买书。 图书馆偶尔去。   吴晓波（杭州，作家） 书店这些年不太去了，自己在杭州的蓝狮子书屋有时会去去。 图书馆我也没时间去，但助理常会去为我的写作查资料。   小  宝（上海，作家） 实体书店只去季风，从来不在网络书店买书。 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不去了，在网上“爱问”下载的盗版图书倒是不少。   谢  泳（厦门，教授） 我一周到一次书店，不一定都买书，但喜欢到书店里随便翻翻，网络时代，我还是喜欢在书店翻书。 我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基本的书我都有，除非特别需要而不可能得到的，我才会到图书馆，但这样的时候不会很多。   谢春彦（上海，画家） 看到《上海书评》上介绍的书有兴趣，会专程去书店买。 买不到的书，又不会上网查，所以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借书。   辛丰年（南通，作家） 偶尔请年轻人去书店代买书。 这里的图书馆不值得去。   须  兰（上海，作家） 去书店买书和网购各占一半。 偶尔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或借书。   徐友渔（北京，学者） 去书店买书，大概三到四周一次。 更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买书没有地方放。   许纪霖（上海，教授） 书读得越多，越是发现大部分的书是不值得买的。 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好书要拥有。   严  锋（上海，教授） 书店我还是去的，一两个月去一次吧，大部分还是通过网络来买。 图书馆大概是三个月去一次，主要是找一些教学研究方面的书。   严搏非（上海，学者） 在其他书店买书只是偶尔为之，去北京时，偶尔会在万圣买几本。此外，若到国外，一般会在书店买一两本书。 很久没去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太不方便，希望以后会去。   杨国强（上海，教授） 以前经常去，现在很少去了，都是请学生在网上买。 从来不去图书馆，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   扬之水（北京，学者） 买书只去书店。 图书馆去得更多。   也  斯（香港，教授） 现在还去书店买书，不抱太多希望，但偶然还能捡到一两本。小店专精，有时也会褊狭；大店芜杂，有时也能包容不同口味。我对书店屡次失望，但走过也还是看看。 现在也还从图书馆借书。公共图书馆做得马马虎虎，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倒还可以。新书不够好看，便借旧书来看了。反正现在的书过了几年便没法在书店找到，还得靠图书馆。   叶兆言（南京，作家） 好书太多，网上买，让女儿买。 图书馆不去了，现在找资料很容易。   余  华（北京，作家） 书店也已去得不多，现在网上买书比较多，上一次在网上集中买了一批书。 图书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以前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   余英时（美国，学者） 常去街上书店买书，老年人学术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新书了。 为研究需要，也时常去学校图书馆查资料。   虞云国（上海，教授） 一般一个月会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去图书馆，除了要查阅一些罕见的书报。   查建英（美国，作家） 去书店买书，不过也网购。 图书馆基本不去借。   张大春（台北，作家） 入暑无它只好眠，穿林午梦得悠然。平生每忘吟迟语，满意犹思改旧篇。一事多余还酒债，十年不费买书钱。借来几本装模样，头枕南华是谪仙。   张汝伦（上海，教授） 我经常去书店买书，一个月至少要在书店买两三次书。 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   赵毅衡（成都，教授） 去书店少了，网络买书太方便。 图书馆的书没有书摊精彩，也很少去了。   郑  重（上海，记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止  庵（北京，作家） 我只去实体书店买书，到目前为止还没在网络书店买过一本新书。 图书馆不太去，偶尔去查查资料，但收获不太大。   周振鹤（上海，教授） 当然还到书店去买书。不过买新书少，买旧书与特价书多。新书在网上买。买书速度远远快过读书。 基本上不去图书馆借书，但去查书。查自己没有的书，尤其是大部头而网上又没有的书。   朱天文（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朱维铮（上海，教授） 偶尔去复旦周围小书店淘点旧书，现在书店不景气，买书的人也不多，倒能碰到些便宜的好书。 不去。我是昼伏夜出，晚上图书馆要关门的。所以查资料都请学生代劳。   朱学勤（上海，教授） 书店买书去得还是蛮多的。 图书馆也会去，固定去上图。   （东方早报，创刊于上海、面向全国的财经类综合性日报。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3/625898.shtml ）

“ 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就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我们中国从 ‘ 五四 ’ 以后，几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化革命理想的核心。 ”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我们都熟悉两个名词，一个叫文化，一个叫革命，那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革命，我们其实并不很了解，尤其是当把文化和革命这两个词捏到一起成为一个词组的时候，叫做文化革命这个词我们大家就更熟悉了，特别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父兄辈的这一代人来说它不仅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和一段生活经历。那么从文化革命再到带引号的“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的思想家朱学勤教授，来给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朱学勤教授。   （朱学勤，1952年生于上海，初中毕业后赴河南兰考县插队落户，恢复高考之后相继在陕西师大取得历史系硕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和评论界的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被与誉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已有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等，其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获1999年中国国家图书荣誉奖。）   主持人：朱先生您说你特别服膺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就是梁漱溟对学者做了两种划分。一种是学术中人，一种是问题中人，你说你非常敬佩前一种人，但是您好像命中注定只能做后一种人。就说您是一个问题意识很强的学者，那么我想这种问题意识的出现一定和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和文化革命的那一段时期，和文化革命这件事情一定有很密切的关系。   朱学勤：当我说我是问题中人的时候，显然是内心是有问题的。我的问题是：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活加上进入学术生活以前作为一个“文革”中毕业中学生，在插队生活中那种热烈的业余的思想辩论，这两者贯通聚焦于一点，我一直想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一百年，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什么多灾多难，灾难最后推到顶峰为什么会是文化革命这样的产物会出现，如果你要问我，我这一生就是想追求什么，其实我并不追求学术上的一些既有的那些比如说称谓呀，比如说地位呀，我觉得那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学术生活，能够解开从青少年时期就酝酿在心里的这个问题，中国怎么了，怎么会走到那样惨烈的一步。这就是我的问题。   主持人：那么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直到现在还一直缠绕着您的一个大问题。   朱学勤：不能说到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但是我至少看清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思路何在?我的思路就在于我学了法国革命的历史，我的硕士、博士论文都是围绕着法国革命来的，当时选择这个法国革命作为我自己的专业方向其实内心就有一个问题推动。我在“文革”当中就开始感觉到，中国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经过俄国革命这个中转站，上面的源头跟法国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把法国革命解剖清楚的话，局限在中国（革命）的范围里面讲这场文化革命的起因的话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那根思路呢逐渐清晰，就是我们在世界近代历史上看到有两种类型的革命，一种类型的革命就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还有一种类型的革命就是英国革命到美国革命，这两种类型的革命，在文化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导致的社会后果，民族命运也是截然相反的。   主持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朱学勤教授，讲一讲他终身缠绕的一个大问题，文化革命。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从文化革命到带引号的“文化革命”》欢迎。   朱学勤：谢谢鲁湘对我的一个介绍，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文化革命就是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呢是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胡适到鲁迅“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五四”，那个一、二十年代里面，结派而成的文化革命的理想。第二个文化革命就是打引号的“文化革命”，恰恰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文化革命”，所谓1966年开始1976年结束这个“文化革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对后一个“文化革命”的否定，无非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上的层面，有那个历史决议。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界普遍的否定。知识界普遍的否定呢我觉得是必要的，甚至于到目前为止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个知识界的否定呢，它局限在后一个“文化革命”的本身，而没有打开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纵深，就是这个文化革命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知识界，二十世纪以来世世代代追求的那个文化革命的理想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我们首先看在1640年以后的世界近代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革命，一种类型的革命就是英美革命，那么英美的革命呢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小革命的模式。为什么说小革命呢？英国呢有政治革命，杀了一个国王，再迎回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复辟再把它赶走，把这个国王的女婿和他的女儿请回来，这就长达四十八年的英国革命的这个内容，最后终结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是光荣妥协了。那么它是革命，杀了国王，它触动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甚至于触动了当时的经济领域里面的财产关系，但是呢它是在1688年以后，马上就是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无论是国王还是政府乃至革命以后成立的新政府，他们的手不能够摸向就是臣民的信仰领域。就政府权利是不可以进入文化领域的。   那么它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的第二年，用立法的形式通过了一个《容忍法》，就是国王要容忍自己治下臣民保持与他不同的宗教信仰。那么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大部分都是什么，宗教生活的时候允许不同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允许不同的精神选择。所以1688年以后经过这场革命他们马上制止革命的野马撞倒拦绳，撞倒栅栏冲向文化领域。就是革命迫不得已在政治领域发生波及到社会领域，但是不能进入到第三阶段进入到文化领域。   美国革命呢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它最意味深长的是什么?它不是在思想领域里发生，它不是在社会财产关系领域里发生，它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变动。政治上的变动非常深刻，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什么？共和国，第一个以成文宪法建立的宪政秩序。但是美国革命在1787年宪法以后的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就规定：议会无权制定干预公民精神信仰的法律。那美国革命几乎是0.5场的革命，它比英国革命来说它只有政治革命它连社会革命都没有，更无须谈文化革命。英美的革命它们内在有不同的地方，但如果找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只能有政治革命不能有文化革命，而且是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下来，文化不能碰。   那么法国革命呢，俄国革命就不一样了，法国革命我们知道教科书告诉我们三阶段。1789年到1790年第一阶段，所谓大资产阶级执掌革命领导权的阶段，充满妥协，不彻底。第二阶段那么比如说就是吉仑特派这个阶段，也是不彻底，也是妥协。最彻底最富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的是1793年执政的雅各宾专政，雅各宾专政到1794年嘎然结束，整整一年。这一年雅各宾党人称自己比前两个阶段激进、彻底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把革命的手伸向了人们的灵魂，伸向了人们的精神王国，所以雅各宾党人称自己这一年有一个最好的说法，他们称自己执政的这个阶段叫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你看在中国人搞“文化革命”前的二百多年，法国人已经搞过文化革命了。甚至于有些文化革命的性质和我们1966年“文化革命”的这个性质非常接近，比如说要强迫人民改变宗教信仰，那么革命所到之处老百姓开始改自己的名字。我们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大家改名字，改名字啊，张为东，李为青，毛为彪，他们那边也改成革命性的名字。路名改了，把比如说东郊民巷要改成反帝路啊，反修路啊，他们也改路名，改地名啊。扑克牌上的四个老人头，我们“文化革命”的时候也改啊，改成革命的符号。二百年前法国人就做过，也改过。那么法国人那个时候认为自己为什么是大革命不是小革命?大就大在什么，它把革命从政治进入到社会，从社会引进到文化。他们认为没有社会革命无以保障政治革命的胜利成果，没有文化领域里的灵魂革命无以保障社会领域里面取得的成果，这是法国革命。   俄国革命也是啊，俄国革命我们现在只记得的是打东宫政治领域，实际上俄国人到后来就是搞得天翻地覆也是文化革命。那么这场“文化革命”留在我们政治文化里面的一个残余的符号，我们今天学校里面的老师们习焉不察还是用的，我认为这个符号是最反动的一个符号，就是天天年年都要说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没有一个职业是可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除了中世纪的教士，把中世纪色彩如此浓厚的一个口号，延伸到俄国革命来，这本身就证明俄国革命误入歧途了。   那么这两场革命它们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两类型的革命，前一个英美类型的革命，是走出中世纪的革命。走出中世纪的革命它要求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政教分离，这个是中世纪和现代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根本的差别之一。那么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我后面讲到的中国革命，它一个误区在哪里呢?它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形式，最大规模的复制，它要为之决裂的那个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是什么，政教合一。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就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我们中国从“五四”以后，几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化革命理想的核心。   那么我讲清楚世界近代史上两种类型的革命以后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国的选择。我认为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变法”这个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英美为师，那么逐渐地朝我们器艺不如人，船坚炮利不如人，逐步地认识到，所有的差别关键是制度的差别，这样才有“戊戌变法”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那么“戊戌变法”变的什么，就直指制度本身了。那么这场变法失败，失败并不说明什么，此前追求方向的错误。我认为从1840年到1898年这个将近六十年，一个甲子，里面知识界的追求是正确的。后来是怎么走向岔路的呢？   一，梁启超逃亡海外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他不是就是把这一场失败，就是指向比如说康、梁集团的，政策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幼稚、操切、失误，而是大而化之这些，把它归结为是整个民族国民气质的差别。就把一场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人谋不臧，归结为整个民族都要一起负责任的是什么文化问题。梁启超的作品到今天我都非常欣赏，但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就是这一点，他是“戊戌变法”之后，用文化原因总结一场具体的制度创新失败的第一人。梁启超之后那么就有胡适，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的这个消息捶胸顿足说，这次回去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回来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就是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这样才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当中涌现的就是一个闯将就是鲁迅。鲁迅从日本回来，以后他一辈子就是信守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出的信仰，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性问题，要改造国民性。那么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周围呢，逐渐的形成了一些左翼的青年，这一辈子都是信仰鲁迅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条，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关键就是在老百姓的国民性格。所以你看“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急剧的转向，它转向转在哪里呢，结束了此前八十年中国知识分子以英美为师的这种制度选择，以俄为师的一个文化改造。这个文化改造呼唤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此后就是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这一代，乃至于1949年以后，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这一代，这些知识青年当中的非常优秀的成员，之所以参加革命，之所以拥护革命，关键的一条，这场革命有改造文化，改造灵魂的这样的一种魅人的美学光芒。   这样一来呢，所以到了1966年毛泽东就是悍然决定发动“文革”，除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原因，他认为大权旁落，要把落到刘、邓手里的政治权力拿回来之外，这当然是应该否定的，除此之外你不能否定的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化理想在发酵，毛泽东是“五四青年”啊，他“五四”那代饱吸着从胡适到鲁迅这些文化大师灌输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文化，国民的性格，所谓的国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现在我们知识界来否定“文革”是有必要的，但是却在否定当中切断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脉络，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是妨碍了我们对“文化革命”这场惨祸的历史深思的。   你们想想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他居然就把发动“文革”这一件事情和打倒蒋介石这件千难万难的事情并举，而且他明白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是拥护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而后面的这件事恰好相反，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他为什么这样念兹在兹，看中自己的“文革”呢，他认为这才是他一生追求的最终理想。   跟着我爬雪山过草地的这些老干部们，你们只有政治目标，你们要夺江山打天下，你们不知道我带你们爬雪山走草地之前“五四”时代已经形成的文化理想。过了这个雪山，爬了这个草地，得了这个天下干什么，要在六亿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我的政治权力来发动“文化革命”，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面貌。所以我认为，今天就是知识界否定“文革”还没有到位，没有到位到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有历史深度的那个动机挖掘出来。你只有挖到这一步才能够有效避免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避免这样的惨祸再次发生，再次发生。所以我的看法跟知识界的大部分人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打引号的“文化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孽，也不是一个加四个所谓加“四人帮”的罪孽，不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罪孽，它由来有自，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此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这个里面来。胡适也罢，鲁迅也罢，矛盾也罢，郭沫若也罢，巴金也罢，你去看看我们在大学中文系里面现当代文学的教科书里面，你们找到的这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理想核心什么，都是在追求那个文化理想啊，都是在追求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引爆文化革命啊。   等到1966年“文化革命”来了，这才惊呼你不仅仅是触及我的皮肉，还要触及我的灵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大革文化命。这话错了没有?没错，是这样。对了没有，也没对。就是今天触及你们灵魂触及你们皮肉的这场革命，恰恰是你们几代人不断呼唤的结果。后一场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前面的这个文化革命的联系，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木匠造枷夹自家”。只是这个木枷，几代人你一锤我一炼的把它锻造成功，最后套上脖子，啪嗒一声锁扣上时候你喊了起来了，不对，毛泽东你搞错了。殊不知毛泽东是饱读你们的文学作品，你们的文化理想才走到这一步的。所以毛泽东到晚年他感到内心孤独，感到不被人理解，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到1978年“文革”终于在政治上结束了，结束以后我们知识界出现的是什么呢，“文革”结束了，文化热大讨论开始了。你看“文化革命”、文化讨论，那么文化讨论的这个命题所向也是在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落后，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千错万错，错在我们是黄河文明，我们错在此前有个孔子，有个孟子。孔子、孟子创造了儒家文化，文化束缚了我们。我想文化热的讨论是在“文革”结束的背景底下展开的，但是文化热讨论的这个逻辑指向和“文革”的指向在否定之中有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热的讨论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了“文革”的一个精神内核：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从“五四”走到“文革”政治上破产了，那么“文革”结束以后知识界又有一场几乎延续十年的文化热大讨论，那么这个文化热大讨论，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方式继续延续那个文化决定论，模糊人们对制度创新，制度选择的这个认识。   我想当初推出文化热讨论的时候，始作俑者是明白的。因为当时刚刚结束“文革”，整个形势还不如现在宽松，现在我们已经把制度创新，政治文明写进党的决议，甚至于政治文明已经写进我们的宪法了。那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一个忌讳，所以文化热讨论的少部分始作俑者心里面是明白的，是没办法正面讨论制度选择，只能抚其后背，讨论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软联系。那悲剧就在那里，始作俑者是一个话语策略，跟进的人不明白啊，跟进的人慢慢慢慢就弄假成真，真认为可以讨论的是惟一正确的内容。真认为我们民族的落后，现代化的障碍是要由孔子、孟子、儒家文化负责的。这个文化论讨论就滑稽了，走到后来就出现了一场“荆柯刺秦王”，不是刺秦王，而是荆柯刺孔孟的闹剧。没有勇气刺秦王，而有勇气刺孔孟，其孔孟于九泉之下他也要大呼冤枉的。三千年前的两个思想家，怎么能够为三千年以后的不孝子孙落后于世界来负责任呢?这当中有多少次制度选择的三岔路口你们走错了路。无独有偶，当国内有一部分朋友迷恋文化决定论的时候，海外新儒家这个时候他们学术也进来，只是呢他们把这次文化决定论的几个论证的方向和国内的文化决定论调了一个个。国内的文化决定论是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吗?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地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否定传统的文化，才能够在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我们的现代化。那么海外新儒家呢是倒过来说，你们要建设现代化吗这个现代化只能够从儒家的文化典籍里面从内向外开“内圣开外王”，从文化里面开出一个现代化。所以两边是以相反的论证，论证同一个谬论。同一个谬论是什么，文化是决定的，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所以两边吵得一塌糊涂，他们共享的逻辑前提确是一致的，同一个文化决定论。而这个文化决定论从“五四”到“文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展示过它的逻辑后果，只是不明白。“文革”否定了，“文革”的灵魂在文化热讨论当中延续下来，文化热结束了，但是文化热还可以在海外新儒家否定中国文化热的这个方向当中，继续延续下来。所以走到今天我始终认为，妨碍中国认识现代化症结所在的人，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不是商人，农民、工人、商人，他们是有具体的利益选择的。因不同的利益选择，而结出的结结实实的制度性障碍。   最近就是全国人大，北京大学全国人大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有一个报告，他到农村去做了一个报告，发在南方周末整版上。他的这个报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农民是否有民主的热情，不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取决于他们是阿Q，还是赵老太爷，而是取决于他们什么?他们的利益觉醒。阿Q就要自己明白，他最要命的那一亩三分地不能被人无情的、无偿的圈占，他就自然而然的产生民主要求。用不着去读鲁迅改造国民性写下的这个《阿Q正传》，他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参政民主的积极分子。那么蔡定剑的这个报告就非常重要，他用非常实证的社会调查，实际上是否定了几代知识分子共享的文化决定论。工人也是如此，商人就不用谈了对不对。真正就是让知识分子自己糊涂起来的呢，就是他天天在书斋里打交道的这个观念呀、精神呀、符号呀、文化呀，他把自己书桌上的这一摊看成是决定自己所参与其中的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了。历史不是这样展开的，历史是在知识分子观念视野的背后展开的。   我有有限的几次出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也告诉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并不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时候，或者一个地区，并不发生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长达六十几年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旧有的传统文化跟最新的这种宪政民主，他们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嫁接在一起。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们中国，两句话。我说上帝就是无心让中国人在一百年里面，饱尝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没有受过的这些苦难。   但是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也有眼哪，它在同一块无文化土壤上，它放了三个制度模式，让中国人就是哪一天明白过来看一看，文化是不是决定的。第一个模块在中国大陆，经历过从“五四”以来几次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破坏的就是差不多了，你看看它的制度选择，你看看它的宪政民主，你看看它的政治文明程度，是不是就是传统文化破坏得越厉害，宪政民主就越扎实，政治文明就是越进步呢?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香港，香港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香港没有政治民主，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底下，但是它有自由经济，它有传统文化。我到香港去几次我发现，香港市民文化上的传统色彩远远超过我们内地老百姓，但是香港在1949年到1997年这个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叹不如的。大陆人自叹不如的。正是因为有香港走到我们前面的这个刺激，所以邓小平第一次所谓到中国的南部圈一个圈，设一个特区，一定要设在香港的对面，深圳。这是他的一个原因所在。   看台湾，我1997年到台湾去，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多少年不来往了，听说我到中央研究院访问，他们开着车接我回去。回去到他家，就是一家老小三代吃一个团圆饭，大陆来人了嘛，四十年不来往，我们家从大陆这边来一个学者他们很高兴，吃饭。吃饭以前是政治生活，什么政治生活呢，看电视啊。那时候就是台湾的几个党派候选人刚刚发表过竞选演说，然后就是老百姓做自己的政治参与的选择，四个中年人，三男一女，四个不同的投票方向，而且在吃饭以前，当着我一个大陆来的亲人的面，吵，骂，骂得不堪入耳。 主持人：跟“文革”中间一家分成几派一样的。   朱学勤：跟我熟悉的“文革”当中就是一家分成几派，夫妻吃不成一桌饭一模一样。那个骂，你个就是，你那个李登辉是个什么东西。那边骂你那个陈水扁是个流氓。第三个又骂谁谁谁谁。我想这顿饭我还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啊。你们因为引进西方的民主，一家兄弟亲情伦理关系全破坏了，哎，饭做好了，老太太说上桌吧。一上桌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老大坐当中，右手是大陆来的客人，这边是老大，这边是老二，老三、老四长幼有序。酒杯一端必须先敬老太，第二杯敬大陆来的亲人，其乐融融。半个小时以前是西式民主，半个小时以后是中国传统。那次我感触良深，就这一桌饭就使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跟西式民主之间它是不必破坏，也不必往外面开，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生一个嫁接作用了。我想那桌饭一个小时，前半小时加后半小时胜过我在大陆读十年书。十年文化讨论的书。所以我今天讲到现在千言万语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道理，这常识性的道理是什么呢?“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我先讲到这里为止，接下来欢迎你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乃至尖锐的反驳，我们在讨论当再展开这个话题的纵深好不好?   主持人：刚才朱教授的这个精彩演讲啊，我想大家可能都听得已经入了迷了，那么现在是进入讨论阶段。下面我想请这个，把话题交给现场的观众。   提问：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精彩的演讲，我的问题是，听了朱教授的讲座之后，对于制度的选择到底是由少数人的选择，还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决定产生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变迁，而在社会的进程中，是少数的精英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社会进程的主导推动者。我的问题完了，谢谢朱教授。   主持人：谢谢这位同学。   朱学勤：他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学校讲演的时候也多次遭遇，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考是这样：我想一个制度的方向正确与否它确实是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推动息息相关，那么在这一意义上说，一个正确的制度它首先确实来自于什么？千百万人的利益觉醒和利益推动。但是它们之间又不是简单的一个逻辑锁定的关系，不，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中间层面，就是有权力参与制度选择驳议的那些政治家，他们是有可能既阻拦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趋势所要求的那个方向，也可能把这个方向强行拨向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正好反对的那个方向。这个时候政治家的责任，成与败的责任，几乎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看到凡是制度选择正确的地区、民族、国家，那么政治家的选择基本上跟底下这个东西是一个正相关关系。所以这样的一种制度选择，一旦选择了以后，它就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于千百万民众的这种支持更新。而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选择，我们也是经常看见，时时常常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但是我们接着看到的第二页就是，每当出现这种选择的时候，它就把一时的成功归结为是什么少数人的英明，把长久的失败归咎于多数人的愚昧。我想你们是能够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不费劲就能看到这样两种不同的说法同时存在的。所以我在这里想讲的就是民众、少数政治精英和制度选择之间，这三个层面，在中间这个层面是会发生种种让人意外的变化的，当发生意外的变化的时候，选正确了你也应该承认这就是少数人的英明，选错了你也就应当承担少数人的错。比如说1787年美国宪法的制定，就是那五十五个人，在一个叫费城独立厅的地方关起窗帘秘密讨论了三个多月，如果这次宪政选择是错误的，没有理由归结为当时二百万美国人民，就是你五十五个人的错误。你今天正确了，事后宪法草案出来，经过十三州公民的投票同意，投到第九州就成功了，成功了到现在人们还是铭记着那五十五个开国英雄的功劳，历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反对一个正确的制度选择和千百万人们利益之间的正相关，我反对的是什么，做对了说自己的英明，做错了是多数人的愚昧，这样的一种教科书的解释。   主持人：在这点上我可以插一句，因为使我想起萨特说起的一句话，萨特经常讨论这个欧洲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所以萨特有一句话说得是很极端的，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挽回的事情负全部责任。   朱学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感谢你的这一段插话，我作为中华民族知识界的一员，我觉得应该和整个知识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历史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控诉、咒骂。我是受害者，不，在你被受害以前，你的理想你的追求是参与了导致迫害你的这一场人间地狱的制作的。你的文化革命不打引号的理想，是参与了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洪流的来临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反对过去的那个历史学界的讨论，到底是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我认为是奴隶和英雄同时创造历史，是英雄的责任不要推到奴隶头上去。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主持人：还有哪一位？   提问：谢谢朱老师，你的讲话给我们带来一种很不同的观点，然后我想从你的开始从“五四”开始讲的是，你说“五四”之后它有个文化决定论，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然后朱老师提到是从法国起源，然后俄国中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太小了而朱老师没提到，中国本身历史上的原因，就说比如说汉武帝时候的那种独尊儒术其实已经开始对国民精神方面开始控制了，然后一直到很久，不知道什么原因朱老师没有提到，我想问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也说“五四”，我理解“五四”最核心的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然后一直以来我也觉得它是对思想一种解放，它引入了一些东西，它是对思想解放而不是一种思想控制，这两点不是很了解，也希望朱老师给我们一个回答，谢谢。   朱学勤：我尽量简短地来回答这两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主持人：有可能造成对你讲演的误解的问题。   朱学勤：没有，这个汉武帝这个罢黜百家我为什么没有提，因为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除了从中学教科书一直到大学教科书的说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认为董仲舒数提出罢黜百家就是独尊儒术不是来压制民生，压制民权，更多的是用来限制君权，限制汉武帝。   主持人：恐吓皇帝。   朱学勤：恐吓皇帝，吓唬他，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的回答到这里，你可以找到那些资料。第二个呢你说“五四”是鼓吹的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呀，不错，完全对，正是这样。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法国，俄国式的思想解放恰恰就是什么?观念的个性解放，观念的个性解放，而不是什么利益诉求加法制规范，英美这边你去看，在它们早期革命的时候，并不是奔腾的个性解放，而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追究，就是制度选择的保护。这个差别很大。你去看我们的“五四”型的思想家，大部分都是因为反对旧式婚姻，追究个性解放然后投身新文化的运动的洪流，他们的民主，更多的是什么?个性解放的民主。个性解放的民主下一步就是鲁迅已经说的，鲁迅说的我骨子里，我想深处是个人的无治主义，无治主义在“五四”时期就是安那基主义，安那基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那么从个性解放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到不需要现代社会的法制束缚的这样一种无法无天，你说毛泽东的青年性格，一直到他“文革”发动就是所谓，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那种做法，这个之间是能够找到“五四”型思想解放的偏颇以及后果的。   主持人：我做过一个材料统计就是“五四”的思潮中间，引进的西方各种思潮中间，其实是以非理性思潮为主，而不是英国传统的理性思潮为主，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五四”时期大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朱学勤：没有无政府主义的铺垫，他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那句话没说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之前还应该说，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前中国的“五四”型，“新文化运动”型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已经在信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让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走廊。而英美这边你看一看，无论革命前的所谓思想家，根本没有提出过无政府主义，如果有基本上就不是主流，还是革命当中的领袖人物。无法设想无政府主义底下的一个乌托邦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啊，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成为英美知识界，知识生活的一个主要市场，而恰恰是这个东西成为了我们“五四”型解放思潮的一个主干，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理解为跟“五四”的正相关关系，能够比目前知识界流行的把它想象成一个负相关关系，能打开更多的精神视野和历史纵深，能够促使我们思索得更多更久远。   主持人：非常感谢朱学勤教授今天的精彩演讲和在座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欢迎下周同一时间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朱学勤，历史文化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出自世纪大讲堂。原文链接： http ://21 ccom . net / articles / lsjd / lsjj / article _2011032232044. 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