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

一点说明： 一个多月前，应一个杂志之约撰文，其时正值一位主持人微博披露果冻、酸奶内幕后引起轩然大波。出于对对激烈交锋中围绕新闻人职业操守辩论的兴趣，写了这个题目，如期发给约稿刊物，但直到昨天，才告知被“毙了”。虽然时过境迁，但问题本身没有“过”，所以还是选择在博客上发出来。我要特别声明的是：对文章涉及到一些观点，完全是一种知性的兴趣，对观点不对人。   新闻从业者要遵从的准则是从其职业责任派生的 一 从皮鞋到胶囊、酸奶、果冻……之旅，令人惊恐。尽管消息一经披露，就上演了火烧厂房、一夜铲平的大戏，接着是空心胶囊“投水自尽”、被“活埋”的奇幻剧，然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却不是推土机铲得掉的，也不是火葬水葬土葬能掩埋的。没人敢说自己可以不光顾药品，也没人敢说自己、特别是自家小孩不吃酸奶、果冻、雪糕、兴许还有豆腐干之类大众食品，说人人自危，绝非危言耸听。何况，还有外媒指问题胶囊已经流向国际市场。这地方，一旦消息外泄，过去轻车熟路的回避术、忽悠术，一时也就不好使了。 以上种种反应和事态，起于央视主持人赵普 4 月 9 日那条不足 50 字的微博—— @ 赵普：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的短信：不要再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 这条微博发出没几天，网传赵普因违反央视相关规定被内部停岗。这个消息引起强烈反弹的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引发对媒体人职业操守的争论。有议者认为在未获供职单位允许的情况下微博曝光问题食品，有违职业操守。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信息属实但有司禁言、赵抢发新闻、泄密”等任何一种情况，都职操有亏，是“以大义为名，拒绝承担职业人的责任”；“只要有辞职的自由，就无权损害东家的利益”；议者还提出“企业不仅是员工的利益共同体，也是其价值共同体，赵普不认同某某三观，却加入进去……” 不管怎样看待这些观点，在各行各业职业操守严重缺失的社会背景下，它触及的问题很重要。 二 每个行业都有一套跟行业特性和职责相符的准则要遵守。新闻媒体人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职业准则，首先取决于他们须履行的职业责任。 一位新闻学学人曾引用过的“社会雷达”比喻，极为传神地道出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本质及功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2011 年和 2012 年连续两年的世界新闻日致辞强调的是这一“社会雷达”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功能：“……手机等新的媒体和工具继续赋予人们更大的力量，丰富了新闻采集手段，让一度基本上处于隐秘状态的政府和工商界的运作情况昭然于世”（ 2011 ）。“一个自由的新闻媒体可以为人民提供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重大决定所需的信息。它对领导人实施问责、揭露腐败、促进决策的透明度。它加深人民对事实的了解”（ 2012 ）。 要言之，新闻媒体承载了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充当着大众的信息桥梁，在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上，它要起的是尖兵作用。揭露公权滥用，揭露被遮蔽的真相，尽可能给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的资讯，是新闻媒体的天职。新闻媒体及从业者要遵循的职业准则是直接从中导出的。 三 《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庄严宣告：人人有权“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但新闻人在寻求、接收和传递信息上有一套专业准则要遵守，这种专业准则是为了使报道力求客观、准确、公正，以维护新闻媒体履行天职必不可少的公信力。新闻业最发达、成熟国家媒体业内形成的伦理准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如“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职业伦理规范”要求：追求真实并加以报道；减小伤害；独立行动，除了公众的知情权之外，新闻记者不应该对任何其他利益负有责任……。再如“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原则声明”，该原则声明第一条就是“责任”，这条开宗明义即：搜集和传播新闻与意见的最初目的是服务大众利益，将情况通知他们，使他们能对当时的情况作出判断。   “除了公众的知情权之外，新闻记者不应该对任何其他利益负有责任”跟“搜集和传播新闻与意见的最初目的是服务大众利益，将情况通知他们”，这出自两种媒体自治组织的准则表述有异，但强调的价值原则别无二致，其间凝聚的是媒体人的职业共识。这样的伦理规范中，新闻人要谨守的核心价值准则与具体的专业要求、包括对获取信息手段的伦理和技术性要求浑然一体。 任何新闻人，不论供职哪家媒体，都需要共守以上伦理准则。在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中，每家媒体，不论私营公营，往往还会制定内部规约以有利竞争。这意味着新闻人往往要遵从两套准则：作为新闻人的职业规范和作为雇员要遵守的供职单位规则。正常情况下，两套准则不冲突，如果频繁冲突，特别是发生在根本职责和价值观上的冲突，那么，所供职媒体的内部规定就需要检讨。在新闻自由、竞争充分的条件下，一家媒体的内部规约背离新闻人须共守的价值，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无异于自杀。所以，正常情况下新闻人要遵守的职业准则与供职媒体内部规约一般不会处于冲突状态，即使发生冲突，当事人可以根据两种准则的价值排序作选择。无论具体当事人作何选择，但职业准则不等同于服从供职机构、服从雇主。这如同大学教师，无论供职于哪所大学，都得遵守一套公认准则，这套准则也是大学之于大学所不可违背的，如果某所大学要求教师作弊，有教师揭露了，违背职业准则的是大学当局而不是揭露问题的教师。 四 在本文前面所引围绕赵普事件发出的职业责任观，无论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认可了提出者的前置论点：把职业伦理等同于雇员跟雇主、长工跟东家的关系。维护雇主或东家的利益，成了职业伦理准则。然而，把雇主利益视为新闻职业的准则，无论在西式民办媒体为主体的媒体格局下还是在官营为主体的我国现行媒体体制下，都不靠谱。 中国现有媒体体制下，官煤作为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它跟员工的关系是不能用自由竞争格局下私营媒体跟员工的关系来比附的。拿央视来说，即使经过企业化改制，但它的副部级行政级别、享有的财政补贴、它并非得自公平竞争而高于其他媒体的独尊地位和事实上的垄断性质（可以说，在市场化运作的表象背后是凌驾于市场和对媒体市场竞争的破坏）都表明：它完全不同于私人出资、真正按市场化运作的独立媒体，无论后面指挥它的是什么机构，归根结底，民众是这种媒体的东家。 前不久，芮成钢在新书首发式上表示：泄露台里不许发布的消息不是好员工，将来也很难做个优秀的人。自己不会在微博随意爆料，只有台里准许发布才会在微博里发布。 芮记者这番言论标榜他自己是遵守内部规定的模范。可媒体人的职业责任在他心目中价值几何？台里规定是可以见天的明规则还是内部掌握不能公之于众的东西？台里“不许发布”的理由是什么？是消息不准确或未经核实？……这样一些新闻人绕不过的问题，他回避了。 然而，这些问题是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如果不许发布的消息并非不确实或未经核实，那就意味着“台里”在向公众封锁、隐瞒消息，在损害公众知情权，当隐瞒的消息事关健康和生命安全，那就是在犯罪。导致几十万儿童受害的三聚氰胺事件是典型案例。 至于雇员跟雇主的关系，严格说来不属职业伦理范畴。这对关系的调节一般说来是在双方博弈中进行的，这个博弈过程中，各自的社团要扮演重要角色。在没有自治社团的地方，一般说来，员工不得不接受霸王条款。 五 中国新闻媒体生存环境扭曲，新闻人缺乏自己的自治组织，没有经由行业自治组织制定的规范，却有很多来自权力系统的固定律条和数不胜数的临时指令，临时指令之多、之密集，绝大多数他国新闻人难以想象；这些不仅来自行业外而且来自理应是媒体监督对象的指令，往往绑缚媒体手脚、阻碍媒体对真相的追求，更阻碍媒体履行对公众知情权的责任。 我国现存媒体体制下，新闻媒体多为官营，至少有官方背景。官营媒体是高度等级化的，其中“国家级”媒体身份特殊。在饱受等级制和等级精神浸润的国度，“国家级”三个字具有非比寻常的魔力，连“贫困”前面冠以这三个字都仿佛有了莫大特权，值得敲锣打鼓、大搞庆祝，更别说国家级媒体的“通天”位置。在禁令重重而又拥有与新闻媒体本性不符的特权的情况下，媒体履行职责的空间太小，滥用媒体，把它当成获取不当利益工具的空间却不小。于是，一方面，大道不畅小道畅，重大事件上新闻媒体缺位、延迟导致流言满天飞。重要消息出口转内销，或像一些网友所调侃的，“谣言”充当民间内参，官方通告成为“谣言”盗版，成我国信息传播一大特色……；另一方面，地方官、企业主被一些记者——不管是有证记者或无证“临时工”敲诈勒索的事屡屡发生…… 这样的新闻乱象，根子何在，很多人心照不宣。指令与职业准则的冲突使新闻人处境尴尬，媒体角色混乱，行为混乱，对于公众的知情权来说，我国媒体常常游移于追求与遮蔽真相、提供信息与封锁信息……之间。近年不少事件，公众最终能了解真相，有赖于部分媒体人承担风险，打破有违新闻人职责的禁令。 六 新闻人首先要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以及这种职业应该共守的价值观及准则负责，而作为特定媒体的员工，也面临媒体内部规约的约束。如果央视有压制报道的内部规定，它的员工就被置于新闻从业者规范和特定媒体机构内部规定的矛盾之中，不得不做出选择。一旦作了选择，就得承担选择的后果。但公众有权知道这国家级媒体内部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如果内部规定经常性的把新闻人置于价值冲突中，这不仅是整个职业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吴英案与民企的法律环境 肖雪慧 1月18日，浙江高院宣布了对吴英的二审判决。尽管宣判时机选在离除夕仅四天、人们忙于准备过年、还有上亿人加入春运大军之时，还是引爆舆论和持续的公共讨论。无论民间出于对司法公正的朴素追求还是专业人士从我国金融体制、民企处境，从法理、现行法律出发，几乎一边倒表示了对二审维持死刑判决的强烈质疑。出现这种近年公共讨论中恐怕绝无仅有的情况，原因很多。例如，案件本身疑点重重且包含一系列案中案、适用法律不当等。对于一个死刑判决来说，诸种疑点中任何一个，都该足以促使法院对判决进行认真审视。而其中案中案——吴英被捕前收到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遭绑架期间被迫签下空白文件，法院以她被迫签署的文件为依据强行缺席裁定；被捕后资产被警方违规拍卖（吴英父亲坚称吴英的资产被贱卖、低估、瓜分，据警方日前披露的吴英资产处置情况，吴父所说非虚）。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一系列事件牵涉法律甚至刑事问题，参与其中的公权部门有渎职滥权之嫌。这一切更关系到吴英案的定性，但一二审法院却在案中案成谜的情况下以非法集资诈骗罪对吴英作出死刑判决。 诈骗罪，各国皆有，但非法集资罪极具中国特色。在金融垄断背景下，一方面民企向银行贷款难，另一方面高通胀和银行低利率造成事实上的存款负利率。民间高息借贷，对于民企，有被迫承担制度性不公导致的生存发展高成本一面，但也是自救途径；对民间资金，则是保值和升值的可行之路。我国历史上曾经有发达的、信誉良好的民间借贷和民间金融信贷体系。几年前笔者山西开会期间参观过一家银号，从其历史可以发现，民间金融信贷机构，至迟在清代，已经形成具相当规模的、规范运作的民间金融信贷体系。但这个体系以及与其长期并存的民间借贷，被49之后全面国有化过程打断。改革开放后民间自主创业蓬勃兴起，民间借贷又自发兴起，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浙江，吴英式借贷非常普遍。然而事实上广泛存在的民间借贷却没有法律地位，更无非官方金融机构的立足之地。非法集资入刑，一个“面对公众”，民间借贷就成“非法集资”，摊上“扰乱金融秩序”的罪名。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边界模糊，使急需资金的创业者随时面临不可预期的法律风险。 但就吴英案而言，即使在她背负的罪名下，罪名能否成立，也有待解的疑点。在现有司法解释下，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是借贷对象为不特定人群。吴英借贷的对象始终是包括亲友在内的11人，但检方和法院在并无证据证明吴英委托11人发展借贷网络的情况下，把11人背后存在的借贷网算在吴英头上，完成了将吴英借贷对象由特定11人向“不特定社会人群”的扩展，并以这种无证据且逻辑有亏的推演来认定吴英面向社会公众集资。在认定诈骗上，又无视吴英被绑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剧吴英企业资金链断裂、公安局违规拍卖使吴英资产严重缩水等，这种情况下对吴英被捕后无法归还的3.8亿资金数目认定，也难以令人信服。即使认可法院认定的3.8亿，也没有法律依据能把“还不起”等同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事实上，吴英既没有捐款逃之夭夭，也未像日前媒体披露“涉民间借款22亿”的温州某集团在逼人入股时使用“解聘”之类手段强制人借钱，说欺诈太牵强。 法院认定吴英犯非法集资诈骗罪，但这个罪名要判死刑必须满足一个要件，即刑法第199条的“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吴英向自然人借贷，扯不上“国家和人民”，第199条用于吴英案，是滥用。 但非法集资诈骗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模糊，本身也给了法官在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认定上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对罪刑法定的现代司法原则构成严重挑战。这一点在吴英案体现得非常典型。 民间借贷，民不告法不究，吴英案没有受害人做原告，能否入刑尚且存疑，但却被入罪。吴英罪名由最高刑10年的非法吸纳公众存款罪向最高刑可判死的集资诈骗罪变更、犯罪主体由单位（吴英的本色集团）向吴英个人变更，以及前面所述主审法官对吴英借贷对象怎样实现由特定11人向“社会公众”的扩展和对“非法占有”的认定，而吴英狱中举报7官员受贿则不被视为立功情节，如此等等，最终吴英被入罪并做成死罪。可以说，整个过程淋漓尽致演绎了这个罪名下法官腾挪移动的空间是何等之大。而吴英本人，不论这个案子最终结果如何，这个事件都凸显了民营企业家法律环境的险恶。 2012年2月13日星期一   本期《人物》杂志刊出时有删节

春运时节，回乡难返程也难   今年不像往年，电视等主流媒体对春运的报道明显少许多，去年不断出现于电视媒体震撼场面——浩浩荡荡摩托返乡大军——今年也没有出现。报道少，不等于今年春运形势比往年乐观，恰恰相反，更严峻。一是人数更大，据有关部门预测，今年全国春运客流量将达到31.58亿人次，相当于中国人口整体迁移两次（应该是2.5次吧）。二是一票难求加剧，至少，铁道部作为改革措施推出的网络订票使原本就一票难求的民工更难上加难，而民工正是这场大迁徙的最大一个群体。票难求究竟困住多少民工使其无法回家，究竟迫使多少人采取危险度高的长途骑摩回家，不得而知。初六一过，企业开工，已经返家的民工得返程上班了，今天正值初六， 现在各地已经 迎来返程高峰。而这个时段全国连日大范围雨雪天气甚至暴雪严重影响陆路交通，刚经历了回家难又要面临回程难。 但无论如何，在这场被人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地表迁移运动”中，回家和返程路再艰难，能回一趟家，也属幸运。 春运和春运买票难，作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每年成为公共议题在所难免。有人不解：天这么冷，为什么非要回家，非要路上受罪？于是得出结论：“一帮自虐型的人”；有人指，春运产生的原因是铁路运输票价过低，导致长距离劳务输出增多；春运难引出的票价话题年年重复，今年围绕网络订票还有了一场“春运该不该涨价”的一虎一席谈，这场电视争论中，有人指是观念问题驱使人非得这个时候回家，称需要改变春节回家的观念；有人指回乡潮很不理性；有人极力主张“火车票应该涨价”，理由是靠市场规律调节供需不平衡，通过增加这个时候的回家成本抑制回家需求…… 然而，指回乡不理性的、说该改变观念的，说票价低导致长距离劳务输出增多，献策涨价调节和遏制回家需求的，有意无意，都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事实。 且不说亿万民工对输入地的贡献，也不说长距离劳务输出的背后是地区发展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并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跟政策偏向、资源不合理配置有直接关系，有些城市集中配置了各方面优势资源，有更多更好地发展机遇，其他地方的人要去讨生活、谋发展，天经地义。近年来某些城市一直有官员、两会代委提出要设置高门槛控制人口流入，或者以高门槛赶走外地人。这些主张理念上是反宪法的，从现实看，如果付诸实施，别说经济发展受损，只要一个月的家政荒、民工荒，或者几天垃圾围城，他们就该懂得城市已经如何离不开外来人了。 这里要说的基本事实是，第一，城市的建设早就离不开从农村走出来的亿万民工，他们却很难被他们所建设的城市真正接纳，只是长期暂住城市，其中大多数与妻儿父母分离。跟亿万民工暂住城市现象相伴生的严酷现实是：包括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全国农村上亿留守人口。据香港文汇报日前消息，上亿留守人口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这意味着什么，应该明白，无需说破。春节长假，几乎是在外务工者跟父母、夫妻、儿女团聚的唯一时机，不得不充当候鸟匆匆返乡与家人短暂团聚。这个现实，是民工要回家的硬道理。在它面前，改变观念之类说法过于苍白。指责春节回乡不理性、自虐，则荒唐可笑。荒唐在于，这是一群不需要这个时候行走在路上的人指责别人行走在路上。每次看到这些说法，我很想知道，如果他们自己一年四季住工棚或集体宿舍，长期与妻儿父母分离，以致儿女不识父、妻子不堪守活寡而夫妻关系面临危机，还能不能有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气概对自己说同样的话。 第二，铁路涨价论者只抓住市场经济中供过于求情况下的价格调节作用，却不提中国铁路高度垄断性这个事实，更不提亿万民工集中在这个时候回家跟亲人团聚，是畸形社会产生出来的不正常需要——不正常不是指回家的人，对他们来说，这是再低不过、也再合理不过的需求。铁路垄断机制下，涨价，铁道部门坐收了利益却并不能缓解运力紧张与春运刚性需求的矛盾，对需要回家的民工，这个时候增加回家的成本，无异于趁火打劫。 说到成本，有一个事实是很多即使理解民工回乡的人也没有注意的。这就是民工为回家所要付的金钱、时间、精力、安全的代价，其实多半是额外代价，是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下的城乡权利分殊和农民权利贫困情况下，不得不付的代价。 春运解困，还得从这个根子上着力。献策者，则需要脚踏真实的大地，放下那种在太空腾云驾雾的姿态。 2012年大年初六（1月28日）   2月3日南方都市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