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博主按语：施化是旅居加拿大的一位华裔学人，在海外开有博客。虽然从未谋面，经常在网上看到他的文章。 中國文化復興的「躁動」──讀李劼新書《梟雄與士林》 　　李劼是一個異數   　　二○一○年很快就要過去，二○一一的新年鐘聲即將響起。就在引導中國顛簸了一百年的所謂「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即將到來的時候，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李劼的新書《梟雄與士林》，一部政治和文化交融的學術專著，耳目為之一新。這本書是「十年磨一劍」的精品，寫得通俗痛快。雖不像有些作者旁徵博引地洋洋萬言，本書附錄中的參考書目給人的印象是治學嚴謹，厚積薄發。如果要問我讀完此書有什麼感想，第一個就是：期待已久的中國文化復興，終於胎動腹中。中國也許有希望了。       　　作為一個思想和文化的愛好者，十多年來，我一直不停地關注著海內外華人的言論和思想動向。不客氣地講，失望的居多。大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章和著作，都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不奇怪。因為中國的學者文人都是不獨立的，他們重視飯碗遠遠超過重視真理。海外的學者相對獨立一些，但也不夠超脫。有些是情勢所然，有些是才智不隸。情勢所然的意思是隨大流，附和眾議，為了多爭取信眾。才智不逮則純屬個人問題。而李劼可謂一個異數。       　　李劼被定位為當代著名思想文化學者，新潮作家，文藝評論家。他是上海人，本名陸偉民，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並在該系執教多年。一九九八年後旅居美國。從有關《紅樓夢》的著述開始，他涉獵中國近現代歷史，二十世紀西方文化，以及美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學史，藝術史等諸多領域，各有專著。其成果被收入《劍橋世界名人錄》二十六集（一九九五）。在我看來，有他這樣漂亮履歷的人，中國有不少，但論起獨立人格和才華悟性，很少有人與他比肩。       　　兩個坐標性的發現       　　具體說到《梟雄與士林》這本新著，李劼有兩個坐標性的發現。一個是民族文化如果不能超越功利，關注終極的審美，終究是墮落的。第二個和我的多年心得相似，即，所謂關注終極審美，實際就是關注人本身。人生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讓人活得好一些，包括自己和別人。失去此目的的人生，都是病態人生。此書用一百年來風流於中國政壇和文壇的頂尖名人做標本，一個個冷靜地解剖分析過來，下手毫不留情，說得頭頭是道。       　　這本書的文化背景跨越幾千年，從先秦到改革開放。作者發現，無論各領風騷的法家還是儒家，關注的都不過是駕御術，也就是策。比如法家的「峻刑」和儒家的「禮教」。直到今天，中國人看到一樣新東西，最直接的關心還是「有什麼功用」？比如，「自由有什麼用」，「民主有什麼用」？上至大賢大哲，下至黎民百姓，沒有幾個人關注終極價值，問：「策」的後面應該是什麼？李劼在書中用兩個字回答：「審美」。       　　說實在話，「美」是很空泛的，但中文的「美」已經很實用。少女美容為了吸引郎君，兒童學習鋼琴美術為了考級和升學。英文裡有一個詞彙「 Nice 」，但在中文裡找不到準確對應。「 Nice 」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終極價值，是一個沒有功利和無法歪曲的準則。誰不「 Nice 」，誰就被人討厭。而中國的政治舞台，「是一場接一場的流氓比賽。起先總是流氓戰勝書生，接著大流氓戰勝小流氓，然後又被更大的流氓打敗，最後總是最大的流氓勝出，把江山打包回家，將天下改換姓氏。」（李劼語）誰「 Nice 」，誰不「 Nice 」？一筆糊塗賬。中國人只懂駕御術，沒有審美價值。       　　李劼甚至把審美的價值放在宗教之上，從某種意義來講，也是合理的。基督教的「愛」，佛教的「大慈大悲」，無非是一種美，一種不可言傳只可意會的美。中國社會要重新歸復宗教，或許有困難。但是要歸復「美」，應該說還是有可能的。這有待於所有中國文化人和生意人的共同努力。作者把《紅樓夢》的美學價值提煉為「兒女情長」，「同情婦孺」，這與「功名利祿」相對照，的確是一種難得的美。       　　相信什麼，得到什麼       　　「審美」的背後應該還有一個終極，作者認為是「人」，他的常用詞彙是「人文」。因為所有的美都是對人而言、對有利於人而言，「害人」、「摧殘人」是不美的。納粹用人皮製成的燈罩，令人毛骨悚然。當然某些審美價值被扭曲的人除外。       　　一個最基本的道理：人降生到這個世界上，臍帶一剪斷就有了「獲得幸福」這個天然不可被剝奪的權利。可是為什麼世界上還有許多人不幸福呢？因為很多人並未意識到「人必須是幸福的」這個基本道理。中國人尤甚。       　　小時候學過一句立志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孟子），可見孟子就不知道「人必須是幸福的」。從原理上講，古代的生產力和抗禦自然災害力過於低下，無法保證每個人的基本生活資料，由此造成社會不安定，聖人們就相應地創造了倫理，騙得一部分人的忍受。可見在生產力發達的今天，還有人鼓吹回復「儒教」，多麼愚癡。但是「不患寡，患不均」，忍受的前提一旦被打破，有人富得流油了，剩下的一部分就再也不能忍受，於是就造反。       　　李劼有一個小發現：從洪秀全、孫中山到毛澤東，這些造反的梟雄們，都是「問題男人」。他們要麼在仕途上不順，要麼在私生活上不幸福。陳獨秀這個大學問家，一旦被人中傷，丟掉了北大的好職位，立刻變得激進，轉去組建中共。鄧小平……（此段删节）外國還有一個例子希特勒。中國的近代和現代史，總是這樣被「問題男人」左右著，犧牲了億萬人好幾代的幸福，教訓慘重。精力過人但心理不健全的能人，很容易一不當心就被搞成領袖，眾人跟他們跟到後來都吃苦。望我們的下一代切勿重蹈覆轍。         　　那麼怎樣才能幸福呢？也很簡單。首先要相信人是要幸福、不是要犧牲的。一般來說，相信什麼，得到什麼。如果一種制度不讓人幸福，改造這個制度；一個領袖不讓人幸福，趕他下台，讓他帶頭吃苦去。當制度改造好了，不再有那麼多的「問題男人」帶領大家去吃苦，我們的後代說不定就要過得幸福一點。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博主按语：这些年来，不少同道、朋友在刊物和网络上发表有关区区及其著述的评论。本博拟陆续选贴一部分，以飨读者；同时也以此向论者表示尊重和感谢。这里先贴一篇廖康写于四年前的一篇评论，最早见诸华夏文摘，其后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廖康撰写此文时，由于拙著《中国文化冷风景》仅完成绪论和一、二章，故寥文主要是聚焦于商周之交，作论。廖康是海外华人之中相当优秀的文化学者、艺术评论家，执教于美国西部的一所大学。 《唐子西文录》记载： “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虽不知何人所作，但经南宋大儒朱熹重复后，儒生们便经常以此来标榜孔子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天辟地的作 用。其实，若将这句话中的“仲尼”换作“姬旦”，虽然念起来难听，却堪当孔子对周公的评价。孔子一生的奋斗目标，我们都知道，乃是“克己复礼，天下归 仁。”所谓“礼”，就是指周礼。孔子最崇敬的圣人是周礼的制定者周公，也就是周文王的四子姬旦。儒家文化追到根上，并不是孔子，而是三姬：即周文王姬昌， 周武王姬发和摄政王姬旦。他们不仅推翻了商朝，建立了中国最长久的王朝，而且还彻底改变了此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民间生活，为后世树立了封建王朝和忠孝顺民 的规范；即所谓“周公建制”，使得随后三千年的中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样子。孔子的毕生努力和谆谆教导都是要身体力行这个规范，他发扬光大这个规范，其作用 在历史上无与伦比，但这规范主要是由周公姬旦建立的。 三千年来，持续不断的中华文明高踞全球之冠，让我们得意洋洋。近一 百五十年来，我们落后了，挨打了。痛定思痛，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反思，寻找救国之路。当我们追溯到中华文化渊源的时候，自然要问：在周朝以前，中国的政 治和民生是什么样的？三姬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变化？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商周之交那场巨变？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但一是由于欠缺史料，二是由于 思维方式的局限，三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关于这些问题一直没有突破性的回答，学者们基本上还在维持历代的评价。虽然有些人已经触及到问题的边缘，却 未能深入探讨。近年来，李劼做了大量研究，不仅发挥他生动的想象力撰写了历史小说《商周春秋》，而且引经据典写出了严肃的论著《中国文化的冷风景》。这部 鸿篇巨制无异于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颗原子弹，必将炸毁现存的正统历史，颠覆我们的文化史观，其冲击波必将涤荡中国文史哲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砸烂了孔家店，主张把西方文明的精华拿来我用，但是 并没有触动儒家学说的根基，也就是周礼，没有看到我们曾经固有的自由民主精神。因而历次改革都受到“全盘西化”和“数祖忘典”的指责，都因缺乏本土营养而 理不够直，气不够壮。殊不知，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并非完全是西方人的专利，我们的典籍也曾在历史的筛选中金漏沙存。对自由的向往，掌握自身命运的努力，自 己管理自家事务，本来就是人类最自然、最普遍的意愿和行为。我们华夏民族怎么会缺乏呢 ? 高兴时开怀大笑，兴奋时饮酒欢歌，乐声响起便舞之蹈之，跳起舞来便 忘乎所以……这一切本是各民族最自然、最常见的习性。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华夏民族变得如此中规中矩，木讷板结，只看专业艺人表演，自己从不参与？从什么 时候开始，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变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汉人变得如此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只知君臣父子，不知个体 尊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中国实行了官本位，人们有名字不叫名字，要称官职，官大一级压死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双膝跪倒在君王面前，跪倒在祖宗牌 位面前，而不再跪拜神明？追到根上，就是周礼。 虽然很少有人通读过《周礼》或一切都严格按照周礼行事，甚至还有一 些大学者如苏辙、万斯同、康有为等人认为《周礼》有伪，但其总体影响在中国文化中却无所不在。我们所熟悉的儒家学说无非是对《周礼》大义的阐释、评论和构 建而已。《周礼》的制定者周公姬旦是孔子平生最崇敬的人物，他在《论语·泰伯》中赞美道：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礼记·中 庸》记载孔子称颂周公：“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天子之礼。”孔子在其年老体衰之时，甚至慨叹道：“其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由于孔子的推崇， 周公成为儒家学者最为尊崇的古代圣人之一，曾与孔子合称为“周孔”。周公的思想言论，还体现在《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多士”、“无 逸”、“多方”诸篇中，这些文章后来成为儒家治国的理论依据之一。 孔子一生漂泊，未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周公是如何获得话语权？怎么得以实施他的理想？他究竟改变了什么？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如何评价这些得失？李劼的大作回答了这些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似乎早已回答了商灭周兴的问题。我们好像都知道一 些纣王罄竹难书的罪行，足以为“凤鸣岐山，武王伐纣”提取正义的理由。而且，我们熟悉的那句成语“助纣为虐”早已把纣王定格为荒淫无道、暴虐残忍的昏君。 然而孔子和司马迁是商周巨变后数百近千年的人物。他们是依据什么对纣王下的结论？他们是依据什么编纂商周的历史？是依据史料，还是依据自己的好恶？他们所 用的史料又有多大可信性？难道只有今人才会大肆删改史料，篡改历史吗？难道所有的成语都在表述真理吗？ 其实，这类怀疑一直存在。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论道：“纣之不善，不如 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19 · 20 》这也就是说，纣王并不象传说的那么坏。我们都熟悉孟子的一句名言：“尽信书，则 不如无书。”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下半句：“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此处， 孟子就是对关于武王伐纣的一篇文章提出质疑：“我对于《武成》，就只相信其中十之二三罢了。仁君天下无敌。假如周武王真是仁人君子，他讨伐天下最不仁道的 敌人，怎么还要打到让将士流的血把木棒子都漂了起来呢？”所以孟子感叹：“完全相信古书，那还不如没有书籍。” 近代大学者《古史辨》的作者顾颉刚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 叠地发展的。时代越近，纣罪越多，也越不可信……姐己的形象，原来得自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纣王淫暴，原来出于《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加工。” 《千古之谜 ? 帝王篇（殷纣王是暴君吗？）》确实，所有关于纣王暴虐的文字中以明朝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为最。这本书也是演义中写得最差，最属无稽之谈 的烂书。其唯一好处，就在于它胡编乱造得太过火了，让读者，那怕是最轻信的读者，也难免开始质疑：这些关于纣王和妲己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真实的史料太少了，现存的史书很可能早被当权者和赞同当权者的学者 删改了。但我们纵有怀疑，也不能无中生有。要攻破这些谜团的城堡，唯一可以让我们使用的武器就是逻辑思维。李劼的质疑首先基于《尙书》本身的记载。武王伐 纣，写过两篇檄文：“泰誓”（亦称“太誓”）和“牧誓”。前者据说是他第一次企图伐纣时写的，但仗没有打成。后者是牧野之战的总动员令。如果在“泰誓”中 他数落了纣王剜忠臣之心，剖孕妇之腹一类惨无人道的罪行，那为什么在真正决一死战之前的征讨檄文中反倒一字不提呢？为什么在司马迁所记的“太誓”里也没有 那些耸人听闻的暴虐罪行呢？顺乎逻辑的答案是：那些罪行是后人加的，是在周武王得胜之后才加上去的。胜者王侯，败者贼寇。死者是无法与生者辩论的，只得听 凭掌权者撰写历史。可是加写者只改了“泰誓”，没有改“牧誓”。如若两篇都改了，我们就难以质疑了。如若只改了“牧誓”，还可以说增添的罪行是纣王在“泰 誓”后新犯的，偏偏只改了“泰誓”，结果弄巧成拙。李劼的这一逻辑推断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最新的《尚书》版本，无论是 2001 年岳麓书社周秉 钧的注释本，还是 2004 年广州出版社徐奇堂的注释本，都认定“泰誓”乃后人的伪书而未收。 那么在唯一可信的“牧誓”中周武王列举了纣王什么罪状呢？只有六 条： 1 ）听信女人的话， 2 ）不祭祀祖先， 3 ）对祭祀大事不闻不问， 4 ）不任用同宗兄弟， 5 ）重用逃犯， 6 ）让他们虐待百姓，胡作非为。除了最后一条以外， 这些算什么罪呀？而且这最后一条罪状还如此笼统。所以后来才会有逢迎的文人来添加一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以构成推翻商王朝的正当理由。武王伐纣毕竟是长途跋 涉，犯上作乱——纠集众人从陕西跑到河南来打仗，用暴力推翻现存政权。如果没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就难以服众，也难以治理被征服的商民。即便如此，大批商民还 是用腿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不堪在轭下忍受奴役，为追求自由而大规模逃离故土的族群，并因此而产生了数千年来社会地位最低的新行业——商 人。 可怜那些拍马屁的文人想象力太贫乏，如果我们把覆灭夏桀和推翻商纣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历史惊人地相似。太相似了，直让我怀疑这究竟是真正发生的史实还是人为杜撰的史记。夏朝的末代君主桀宠信王后妹喜；商朝的末代君主纣宠 信王后妲己。桀王为了讨好妹喜而造倾宫、筑瑶台；纣王因宠爱妲己而不理朝政，修鹿台，建酒池肉林；桀王残害忠良，关押商汤；纣王炮烙贤臣，囚禁姬昌……而 且桀王和纣王都是力大无穷，善于徒手博击的勇士，他们并不傻，纣王还“资辨捷疾，闻见甚敏”，他们垮台，都是红颜祸水所致。现在看来，这类陈腐无聊的说法 简直不值一驳。可两千年来，却一直让大多数中国人信以为真。 当然，也有一些善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尤其是近代的知识分子，跳出了 传统思维的樊篱。顾颉刚在“殷纣王是暴君吗”一文中对纣王做出了重新评价，说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其地位驾乎武丁（殷商第二十代国君）、周武 王之上。‘暴君’的帽子是敌对派强加给他的。所谓‘罪恶的记载’多出于‘寓言十九’的战国，以及后人的尽情夸大……要正确评价纣王，应当依据《尚书》，而 《尚书》中所提出的六条罪状无一属实，乃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 顾颉刚还分析出纣王失败的四条原因：“第一，纣王族内部爆发了大分 裂，帝乙把王位传给了次子纣而不传给长子微子启，朝廷随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向纣发起进攻。他们进行了种种卑劣的活动。如造谣中伤，发动内讧，阴谋行 刺，卖国求荣等等。第二，纣王力克东夷后，兵力损耗大半，未及休整训练，即遭意外袭击。第三，大阴谋家周武王乘机起兵伐商，这支军队经过长期准备，强悍而 有组织，并有杰出领导。第四，牧野一战，俘虏兵临阵倒戈，动摇分子一哄而散。” 可惜，顾颉刚做出这些辨析后，没有进一步探讨周人给华夏文明带来了 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商周之交的变动仅仅是一次权力更替，谁推翻谁，怎么推翻的，倒也无关宏旨。这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变动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 次，评判谁个有理，辨别是非曲直远不如分析这种转变对我们的文化产生过什么影响有意义。我在篇首所说的“天不生姬旦”不仅仅是讽刺，也是应和李劼用“混沌 开窍”的典故来比喻商周之交的这场大变故。他在《中国文化的冷风景》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历史由此便“从无言到有言，从没有文字记载到有文字记载，从无 为而治到有为而治，从原始的民主联邦政体（转变为）后来的中央集权专制”。三姬实在是铲除华夏原生自由民主社会，建立神州专治独裁国家的始作俑者。历史的 混沌一旦被他们开了窍，至今仍难以复生。 商周之变，在政治上是强权打败了公理，集权打败了联邦，专治打败了 民主，等级打败了平等。在文化上是话语打败了无言，谎言打败了事实，礼教打败了自由，一己为尊的道德打败了一视同仁的法律，整齐划一的集体打败了五彩缤纷 的个性。所以，伯夷和叔齐这样的大贤才不肯臣服周朝，甚至不肯食周粮周草，而宁愿饿死山中。他们的《采薇歌》声音纵然微弱，三千年来却经久不息，顶着伟 大、光荣、正确的和谐之声唱了一曲反调。当然，伯夷叔齐的《采薇歌》并非历史上唯一的刺耳杂音。另有一部大书在哲学上一直在发出振聋发聩的大音。但“大音 希声”，长期以来，人们不知道周朝史官老子所著的《道德经》是写给谁看的，是针对谁写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写了书后就隐遁山林了；不知道与他欣赏的“小国寡 民”的对立面就是周公的大一统；不知道他提倡的“无为而治”是针对周公的“有为而治”，也就是赞赏箕子《洪范九畴》的“天治”，反对周公姬旦在“康诰”、 “酒诰”、“梓材”和“召诰”里鼓吹的“德治”。如果我们在老子批评《周礼》和周公建制的语境里重读《道德经》，这类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中国史学丰厚久远，颇具讽刺的是，要想了解历史，首要任务是厘清伪 史。李劼在大作第一章中探讨“历史的混沌是如何被开窍的”，矛头直指孔子和司马迁。但他绝不只是在思想意识上与这两位古代圣人对立，更重要的是，李劼论证 了他们正是出于思想意识的原因，才删改了《尚书》，杜撰了历史。曾有百篇之多的《尚书》如今仅余二十八篇，有关商周，记载的都是当权者的言论和得胜者的一 面之词。其中那怕记有“投靠了西周的微子启等人对纣王的指控，”也没有“纣王和妲己本人的言论……更没有据称是被纣王迫害的那三个殷商政坛要角，即箕子、 商容和比干如何劝谏纣王的记载。”如果说，“在经由孔子修订的历史法庭上，人们所见所闻的，只有控方的控诉，没有辩方的声辩，也没有主要证人的证词”，不 公正之处只在于史料的缺失。那数百年后，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我们看到的竟然是前所未闻的罪孽，添油加醋的指责和匪夷所思的夸张，不公正之处更在于听信 人云亦云的伪证并做出定论，编纂出一段伪史。而千年后的《封神演义》更让读者看到“只有生活在东厂西厂恐怖之下的明朝人才想得出来的残暴，在纣王的荒淫暴 虐形象塑造上完成了最后一笔。”李劼对顾颉刚“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说之贡献在于运用慎密的思辨，近一步将伪史证伪，让读者，包括我这样心存大疑大惑的 读者，也不得不赞同此说。 探讨商周政体，李劼主要依据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并指出两种制度 和文化的最主要差别在于“纲纪”。也就是自周朝开始，明确地硬性规定，王位要传给长子，其他孩子再贤能，也不可以立嫡。还有与之相应的天子诸侯制度、封建 弟子制度和宗法及丧服制度。为后来的三纲五常奠定了基础。虽然，我们对周朝以前的政治和民生缺乏了解，从残存的古籍中还是能够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把商朝的 大贤箕子给周武王讲的《洪范九畴》和姬旦所著的《周礼》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商要依循自然法则，尊崇上帝，爱护人民，善听众人的意见，不偏私，要 守法，遇到大事难决要卜卦，要与士卿和民众商量，天道与君行是合一的。而《周礼》的核心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男尊女卑、长子世袭和森严的等级制度。 李劼与王国维的分野在于对殷周制度的不同评价，李摆脱了王“有德与无德”之类主观唯心的历史观，从当今人文主义的高度俯瞰历史的全貌，借用李劼自己的词 语，他的观点从王国维的铺设的“历史跑道”上起飞了。 当然，前人早有为纣王翻案的文章，早有对纣王的重新评价；详细论述 他在为政期间，如何废除了许多不合理制度，取消残害奴隶的殉葬制，如何反对巫术，不信鬼神，不拘一格任用人材，让有才干的平民参政议政；详细论述他如何亲 自率军平定长期骚乱中国东南边陲的夷乱，并让夷人和殷人同化，开发了中原和沿海的经济和文化，为巩固、发展和统一中华民族的疆域奠定了基础，等等。李劼文 章重点不在为一人平反定位，而在重新评价历史演变。他对历史的厘清都是以残存的早期史料为依据，如《尚书》、《淮南子》和《山海经》。他对历史的评价则富 于自己独特的看法。 比如，三千年来，《周礼》被奉为圭臬，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里程碑。 李劼在其大作第二章“周公建制的历史意味和人文影响”中将此传统观念彻底解构。在此仅举刑律一例：周礼以道德干涉法治，开了人治之先；即所谓“民彝”，鼓 吹“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将殷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改为刑不上大夫，长期影响中国，一直到今天仍余波未泯。至于周武王求教箕子意味着什么？为什 么周武王会把殷商的封地交给纣王的儿子武庚，而不是纣王那位投奔了周朝的哥哥微子启？为什么周公只提周文王，不提周武王？周公与周武王有什么矛盾？为什么 周武王有隐退山林的念头？周武王英年突死有什么蹊跷？谁从中得利？为什么在周武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后又出现了“三监之乱”？他们的斗争仅仅是争权夺利， 还是有文化和政见上的冲突？周朝有王公赞同商，商朝有王公赞同周，这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周公要杀兄长姬鲜，放逐兄弟姬度？这一切动乱纷争和周公建制有什么 关系？这些问题在李劼的大作中都一一得到清晰明确而顺理成章，与众不同却令人满意的回答。 本文只是简介李劼关于商周巨变的评述，希望引起读者的兴趣。直接阅 读他发表在密西根大学中国留学生学报《视角》第 8 卷第 3 期（ 2007 年秋季）上《中国文化的冷风景》第二章，方能看清楚他是如何运用史料，如何进行思辨， 如何得到以上结论；如何论古谈今，鞭挞时政；如何评东论西，比较文化；如何以史为鉴，开启未来。  

一、 走出演义阴影的努力   由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制作中心主创，联合数家影视制作机构共同编制的九十五集《三国志》，仅从“大型史诗电视剧”的命名上，便可见出其雄心勃勃。该剧虽然与此前的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一样，改编自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但新版《三国》不仅以《三国志》之名有别于旧版，还特意以史诗作标榜。可见，新版不仅意在与旧版相异，而且更有志于突破原著小说《三国演义》的框框，以追溯史书典籍的方式，努力走出演义的阴影。因为原著小说不管如何精彩，却只是演义而已，并非史诗。   理当肯定的是，该剧确实从诸如《三国志》等等史书中摘取了诸多细节，充实了剧情，丰满了人物。比如，在原著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是个奸雄，但在新版电视剧里的曹操，却像个英雄。在诸侯会盟中的亮相，曹操形象，卓然不群。从史书中摘取的误入麦田细节，突出了曹操严于律己的执法和以身作则，其睿智远胜于演义所述望梅止渴那样的小聪明。而全剧从曹操刺杀董卓开篇，比之演义从刘、关、张的桃园结义起笔，无疑将曹操、而不是刘备，置于了叙事的中心。如此扬曹抑刘，完全吻合陈寿《三国志》的立意思路和顺序排列，魏、蜀、吴或曰曹、刘、孙。可以说，这样的重心转移，意味着该剧将演义之于历史的颠倒，重新颠倒了过来。因为不仅从立国的顺序上说，魏先蜀后吴更后；更重要的是，从这三个人物的历史地位来说，也当首推曹操，刘备孙权次之。   原著小说《三国演义》的推崇刘、关、张，不仅在于对刘备的刻意美化，对桃园结义的浓笔夸张，还在于对关羽的大肆渲染，以致后世之人，将关羽奉若神明，关帝庙随处可见。事实上，关羽之勇虽然与吕布相当，但关羽其人，在当时的武夫丛中，并非鹤立鸡群。更毋需说，关羽每逢大事必糊涂的愚夫本性。可以说，由孔明殚精竭虑成全的刘备帝王业，就是损失在关羽手里的。华容道放曹，满足了关羽一己的名节，却丧失了制敌于死地的天赐良机。后来的丢失荆州，更是将孔明好不容易为刘备打下的基业、连同孔明定下的联吴抗曹方针，毁于一旦。这可能也是原著演义在关羽形象塑造上的最大漏洞：只知道满足忠义名节的道德标高，却无视关羽在处事上的短见，在政治上的愚昧，以及铸成大错的不可原宥。   新版电视剧虽然不得不满足国人的审美习惯和心理定势，依演义葫芦画瓢，铺陈关云长如何斩颜良、文丑（史书里只有斩颜良并无杀文丑一说），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史书里只有一句话：关羽亡归刘备），但该剧却没有回避关羽的自负，关羽的不把孔明当回事，关羽的了无政治头脑。新版电视剧基本上写出了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关、张的那两句评语：“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从而如实刻画出了关羽之骄和张飞之暴。顺便指出一下，饰演关、张的两位演员，无论从扮相上还是从气质上抑或从恰如其分的表演上，都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   原著小说将关羽是作为道德榜样来树立的，比之于史书，加油添醋不说，还刻意拔高。当时的武夫丛中，并非没有比关羽和张飞更出色的人物。比如曹操帐下的李典，就远非关羽可比之将领。《三国志》如此评说李典其人曰：“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而足以与张飞相提并论的战将之中，仅曹操帐下，就有许褚。《三国志》说到许褚，有言如是：“太祖见而壮之，曰：‘此吾樊哙也。’”然而，演义出于扬刘抑曹的立意宗旨，于关羽、张飞重笔刻画，于李典、许褚，却轻描淡写。即便是西凉军中的马超，其勇猛也不下于关羽、张飞，只是没有为演义所重罢了。因此，新版《三国》能够按照史书记载如实刻画关羽、张飞，无疑突破了演义小说的局限。   新版《三国》最为出彩的人物塑造，恐怕当推鲁肃形象。在演义中的鲁肃，不过是瑜亮之间的陪衬。《三国演义》为了神化孔明，不仅贬抑周瑜，而且矮化鲁肃。而按照史书记载，鲁肃之才，不仅不下于周瑜，而且足以与孔明并肩。有关鲁肃其人，陈寿《三国志》如此评道：   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家富于财，性好施与。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   裴松之注《三国志》引《吴书》之说，如此赞曰：   肃为人方严，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手不释卷。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后，肃为之冠。――《吴书》   倘若再对照一下史书记载的孔明回答刘备的隆中对和鲁肃告诉孙权的帝业说，那么就可以发现，两者可谓所见略同，不分轩轾。当刘备向孔明询问逐鹿天下之大计，孔明回答如是：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诸葛亮传》   同样，当孙权与鲁肃密议东吴的未来，鲁肃如此告之：   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   寥寥数语，其深邃，其见地，却足以与孔明的隆中对相媲美，从而成为日后孙权刘备两方缔结联盟的思想奠基。新版的《三国》电视剧，虽然并没有将鲁肃形象提到与孔明并立的高度，但也按照史书记载，将这一人物作了应有的还原，从而纠正了《三国演义》为了神化孔明而矮化鲁肃的偏颇。在新版《三国》中的鲁肃，既有孔明那样的政治远见，又有孔明那样的忍辱负重和顾全大局的胸怀，还有孔明那样的清廉和淡泊，并且更是同样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可谓，蜀有诸葛亮，吴有鲁子敬。此乃该剧最值得称道的一处手笔。   为了突出东吴人物的风采照人，以此纠正《三国演义》一味拔高刘备阵营的偏见，新版《三国》着实下了番功夫。诸如添加少年孙权的不凡之举，重笔刻画周瑜、鲁肃、吕蒙三任大都督的前赴后继，并且更以陆逊战败刘备的理直气壮，强调了东吴英雄出少年的朝气蓬勃。同时，新版《三国》又在刘备形象上作了调整，着意开掘了刘备形象的另一面；尤其是在其称王称帝之后，与孔明之间的渐行渐远，一意孤行，与当初三顾茅庐时的毕恭毕敬，形成鲜明对照。还有刘备在进犯东吴时的失控，面对孙权求和时的狂傲，其几近疯狂的丑陋，颇类关羽。新版《三国》添加的诸如此类细节，皆为佳笔，显示了该剧走出《三国演义》阴影的可贵努力。   然而，尽管如此，新版《三国》在总体构想上，还是没能走出演义的阴影，在有些细节的设置上，甚至比演义更为阴暗。究其原因，恐怕得从《三国演义》的人文盲点，说起。   二、 为何说《三国演义》不是史诗而只是演义？   国人对史诗的误解可能在于，只要是有关历史的叙事，都可以叫做史诗。殊不知，有无史诗的意味，并不在于是否以历史作为叙事对象，而在于叙事本身，如何取舍历史，或者说，叙事者选择什么样的叙事方式。比如《伊里亚特》之所以被称作史诗，是因为荷马笔下的那场战争，不是聚焦于生存利益的纠结，而是源自爱情和婚姻的冲突。一者是不顾一切的相爱，一者是尊严受到了侵犯。爱情和尊严，与其说是利益范畴，不如说是关乎存在的标记。荷马的《伊里亚特》叙事，并不选择黑白分明的立场，而是向战争双方，同时投以悲悯的审视和悲情的观照；致使史诗的诗意，油然而生。基于同样的道理，古希腊的诸多悲剧，也具有同样的史诗意味。亚里士多德有言，悲剧是灵魂的净化；其实，史诗也同样具有净化灵魂的力量。这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具有如此史诗意味的经典，应该是《山海经》里的诸多人物和故事，倘若将那些人物和故事诉诸叙事作品的话。   明白了什么叫做史诗，那么人们可以发现，《三国演义》了无存在的诗意可言。这并不是说，那段历史本身没有什么诗意，而是意指作者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方式，充满了道德说教，并且沉溺于阴暗的权谋心计而不能自拔。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们，非但不会得到灵魂的净化，还可能被诸多阴狠的计谋所迷惑，误以为那是什么了不得的学问和本事，从而不知不觉之间，头脑会变得混乱，心理会变得阴暗。至于弥漫在小说里的道德迷雾，不仅不能使人变得明亮豁达，反而会让人变得怯懦和自卑。因为《三国演义》所追求的不是爱或尊严的有无，而是谁比谁更具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本事，而是对权谋的推崇，对权力的崇拜。就连头脑简单如张飞者，都知道其奋斗目标，是要让大哥刘备做皇帝。   《三国演义》所叙说的那段历史，其实早已有文字记载。即便不算各种史书，亦有南朝刘义庆编撰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流传于世。《世说新语》的叙事方式，与《三国演义》的道德说教，迥异其趣。《世说新语》的主角，也并非枭雄，而是士子。几乎是同样的历史，同样的人物，在《世说新语》里所呈现的，不是计谋，不是江山如何易手，不是谁为霸王谁是忠臣谁是奸雄谁是明主，而是诸多士子栩栩如生的言谈，性情，风貌。那样的叙说，即便不言史诗，其诗意也已然在其中了。此外，晋人陈寿所著《三国志》，虽然当属史笔，但也意趣盎然，绝无后来《三国演义》那样的道德面孔和阴暗心理。   比之于陈寿的《三国志》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人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既无董狐式的史笔风骨，亦无写人状物之间重在性情意趣的人文品质。作者罗贯中，元末明初之人，与汉魏那段历史相隔一千年左右。罗氏擅写历史故事，诸如《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等，作品颇丰，《三国演义》乃是其代表作。仅就文字功力而言，罗贯中并不逊于陈寿和刘义庆。罗氏之所以会将《三国演义》写成一部道德说教和权谋大全，是因为深受宋儒理学的熏染。   先秦以降，孔孟儒学发生两大嬗变。一次是汉儒的独尊儒术，一次是宋儒的程朱理学。独尊儒术引出的结果，是东汉刘秀开启的以儒治国，最后以汉末党锢血案告终。程朱理学将儒术从政治手段转化为个人修养，名为自省，实为愚民。三纲五常经由程朱理学，由外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内在的心灵桎梏。上古时代针对君王的种种道德约束，到了程朱理学变成了内圣外王的权力张狂。更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恫吓，连同没完没了的忠臣烈女表彰。汉儒的独尊儒术，仅止于庙堂和士林；而宋儒的道德说教，却笼罩天下，殃及所有黎民百姓，造成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仅就最为著名的两部古典小说而言，非但罗贯中的士子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深受其害，与罗贯中同时代的施耐庵基于民间流行的宋元评话撰写《水浒传》时，也同样难逃网罗。   基于共同的宋儒理学影响背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约而同地突出忠义两字。水泊梁山的聚啸山林，以忠义为宗旨。从桃园结义开篇的《三国演义》上演的，是一幕忠义的历史剧。忠义，既是这两部小说共同遵循的精神圭臬，也是这两部小说共同恪守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不明就里的读者，又通常会将这两部小说里的忠义，误读为世人心目中的侠义。事实上，此忠心，并非彼侠义。   侠义的理念，最早见诸墨家学派，并且与墨子的兼爱相谐；而与兼爱比肩而立的，则是平等。孔儒的仁爱是分等级、有尊卑的，而墨子的兼爱则是众生平等，既没有尊尊亲亲，也不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有别。侠义一旦变成忠义，那么首先消失的，与其说是友爱，不如说是平等。水泊梁山的众兄弟之间，是有座次的。而刘、关、张之间，不仅长幼有序，而且君臣分明。可见，这两部小说里的忠义，乃是披着侠义外衣的等级尊卑，乃是行走于江湖或现身于乱世的君君臣臣。要而言之，《三国演义》所演之义并非侠义，而是忠义。   为演绎忠义所苦的《三国演义》，一叶障目；作者之于三国那段历史，了无人文观照能力。有汉一代，帝王是西汉的帝王强壮，儒生是东汉的儒生精彩。以儒治国虽然失败了，但东汉的士风却因此而大盛，从而酝酿出无数士林精英；而且代代相继，并不因为党锢血案而中缀。假设罗贯中具有历史洞察力的话，那么他应该发现，三国历史的真正主角，既不是孙权、刘备，也不是董卓、曹操，而是众多的士林精英。中原儒生有中原儒生的风采，江东士子有江东士子的俊逸；天下人杰，何止卧龙凤雏？更毋需说，汉末士子思想之自由，性情之奔放，连同不避斧镬的阳刚气质，全都远非弱智而怯懦的宋儒可比。其时虽有倡言独尊儒术，但士林的精神渊源，却并不以儒为限。除了先秦遗风，尚有浮屠东来。党锢血案，时人虽然不曾总结以儒治国的失败，但士子却本能地意识到了儒学的短缺。无论是曹营的荀彧郭嘉，还是刘备帐下的孔明庞统，抑或东吴的周瑜鲁肃，全都博学而睿智，不为儒学所囿。即便儒雅如孔明者，也别有一番“臣本布衣、躬耕南阳”的清脱潇洒。与宋儒在人文风貌上的了无诗意可言截然相反，汉末士林，诗意盎然。遗憾的只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却茫然于如此精彩的汉末士林景观，以致其小说只能演义，无以史诗。   史诗的关注，不在于江山的易手，不在于权谋的较量，更不在于冷血程度的比试，而在于英雄与英雄之间的豪情相激，抑或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而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怆，抑或由无奈和激昂交织而成的内心冲撞；更在于尊严的有无，无论是英雄还是书生，都以尊严为是，而不以江山为然。再者，历史的诗意，并非都由男人的战伐来炫耀，也能经由女性的存在和女性的目光而呈现。诸如海伦之于特洛伊的那场战争，或者特洛伊妇女之于征服者的鄙睨。然而，怎能设想，罗贯中会选择洛神原型甄氏的视角，或者东吴大乔小乔的目光，审视汉末历史？整个一部《三国演义》，惟见男人在角逐江山，根本没有女人的位置可言。   罗贯中无法从汉末历史中读出人文的诗意何在。这与其说是罗氏的个人局限，不如说是罗氏耳濡目染的宋儒理学及其忠义观念所造成的陈腐偏见。倘若说，汉语文字是不断进化的，那么与之相反，中国文化却是不断退化的。其退化的标记之一，便是后世儒生总是读不懂这个民族先前的历史。宋儒读不懂汉末党锢，汉儒读不懂先秦诸子，孔孟读不懂商周之交。具体到《三国演义》则是，罗贯中读不懂曹操。   从某种意义上说，曹操是汉末党锢精英于冥冥之中所孕育的“超世之杰”（陈寿《三国志》语）。曹操少时目睹党锢血案，及长，曾上书要求平反党锢一案。或许是下意识地汲取了以儒不能治国的教训，曹操既深切同情党锢英雄，又不以儒术为然。陈寿有评如是：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一》   但曹操本人，却以周公自许，其《短歌行》最后一句有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实，申、商也罢，韩、白也罢，周公也罢，都可谓曹操的不同侧面。刑法之严，有如申、商；攻战之奇，有如韩、白；幕府之盛，可比周公。更有其《观沧海》的意境高远，其《龟虽寿》的超然齐物。作为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曹操开阔的心胸，丰富的个性，其时诸雄，无人比肩。至于所谓阉宦之后的家世诋毁，纯属无稽之谈。按史书记载，从曹操曾祖父算起，曹节、曹腾、曹嵩祖孙三代，皆为人仁厚，德行不薄。其祖父曹腾虽身为宦官，但历时四帝而口碑极佳。陈寿《三国志》曾有称道如是：   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一》   曹操之父曹嵩，乃夏侯氏过继于曹腾。因此渊源，曹操起事后的班底，主要由曹氏家族和夏侯氏家族的子弟构成。从曹操的家世上，根本找不出任何污痕，可资攻讦。却不料，刻意抹黑曹操的罗贯中竟会在《三国演义》里，硬是编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误杀吕伯奢一家数口；再让曹操说出那番冷血哲学：“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还不算，在曹操临死之前，罗贯中又杜撰狱杀名医华佗的故事，以此对照关羽的硬朗，着力刻画曹操的残忍。为了中伤曹操的爱才和曹操幕府的兼容并蓄，罗贯中还让《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杀害其首席幕僚荀彧，并且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要不是翻开历史一查，很难不信其真。陈寿《三国志》记载荀彧之死，仅寥寥数语：“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   罗贯中的这种手法，不算独创；前有孔儒之于商纣的抹黑，后有明朝三流小说家所著《封神演义》之于商纣和妲己的极度妖魔化。儒家的一个特色，就是喜欢黑白分明。倘若姬氏家族，诸如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周公姬旦是白的，那么商纣只能是黑的，《封神演义》再兴冲冲地添上一笔，商纣的女人，也是黑的。同样道理，既然罗贯中要把刘备捧为内圣外王的光辉典范，那么曹操就必须被写成乱世奸雄。老掉牙的好人坏人模式。   当然了，比起商纣，曹操还算是幸运的，只是枉担奸雄之名，没有被抹黑成商纣那样的恶魔。曹操之所以有这份幸运，是因为毕竟是个胜利者，而不是商纣那样的失败者。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都被儒家文人一脚踩入泥潭。幸亏曹操好歹算是魏国的太祖武皇帝，罗贯中即便抹黑，也不敢一撸到底，只到奸雄为止。   有了奸雄的反衬，罗贯中得以放手美化内圣外王的典范，刘备。按史书记载，刘备乃“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其人“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陈寿《三国志·刘二牧传》。虽然穷愁潦倒，“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但刘备依然“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似乎祖传纨绔习气犹在。但这类特征，在罗贯中的笔下全都被省略掉了。因为这不符合将刘备作为内圣外王典范的构想，更是有损刘备“忠义”形象。刘备形象在《三国演义》里，被突出的是垂手过膝、耳长及肩的帝王之相，仁义爱民、礼贤下士的仁君风范。尤其是刘备兵败、十余万众相随亡命的情景，被罗贯中在小说里大肆渲染，全然是一派圣主降临天下的皇恩浩荡；美其名曰：“刘玄德携民渡江”，而不顾事实上的结果乃是：“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陈寿《三国志·刘二牧传》）   比起曹操，刘备既无诗文之才，又不能运筹帷幄，更遑论治军治国治天下。群雄逐鹿之际，刘备屡战屡败，就像当年的孔丘一般惶惶如丧家之犬。刘备的那两位义弟，虽然骁勇，却是一个过骄，一个太暴，只能打打杀杀，不能成功大业。要不是三顾茅庐，将孔明硬是从隆中拽出，刘备于当时的天下，根本就没有一席立足之地。但罗贯中却不管这些，硬将刘备栩栩如生地写成一个真命天子。因为罗贯中需要一个内圣外王的典范，需要一个忠义的活标本。所谓的《三国演义》之义，就是这么演出来的。   从史书所记载的史实上看，被刘备三顾出来的孔明，其实是最悲剧的。少时喜诵《梁父吟》的诸葛孔明，胸怀大志，以管乐自比；结果却认领了一个平庸的刘备；不像曹操那样开创历史新局面，而是抱残守阙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时运如此不济，最后还要侍奉一个几近白痴的刘阿斗。孔明并非不知道自己无力回天，却又硬要六出祁山，屡屡无功而返，最后丧命于征途，有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孔明那两道《出师表》，确实写得感人肺腑。但这在《三国演义》里，却正好被罗贯中作了忠义的表率，为世人立出又一块忠臣牌坊。   三国时代的人臣之中，荀彧的精彩绝对不下于孔明。荀氏世家，尝有八龙之名，蜚声天下。陈寿《三国志》言：“彧父绲，济南相。叔父爽，司空。” 有关荀彧其人，陈寿有评如是：“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孔明帮助东吴打了赤壁之战，荀彧辅佐曹操取得官渡大捷。荀彧可说是曹操的管仲、乐毅。但因为荀彧置身曹营，没有投在刘备帐下，所以在《三国演义》里，只能落得个被赐死的下场。这应该算是罗贯中演义的又一生花妙笔。由此也可见出，演义与史诗，究竟相差在哪里。倘若是史诗，那么荀彧应该与孔明一样的光彩照人；但由于是演义，荀彧却只能被罗贯中当作抹黑曹操的一件道具。   读过史书再读《三国演义》，不会让人感到是一幕幕悲剧，而像是在观看被作者操纵的忠义喜剧。曹操花脸小丑，刘备假仁假义，孔明徒然鞠躬尽瘁，周瑜因为心胸狭窄最终被自己的瑜亮情结杀死；孙权更加可笑，竟然为了笼络刘备，不惜献出胞妹，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结果，小说里最为牛皮哄哄的人物，反倒是那个叫做关羽的赳赳武夫，被后人奉若神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若就创作自由的角度而言，亦无不可。只是这么一部经典名著，倘若经不起史书的检验，又岂能令人信服？   三、 史诗电视剧《三国志》缺的恰好就是诗意   厘清了从《三国志》等史书到《三国演义》的来龙去脉，再审视大型史诗电视剧《三国志》，就很容易发现，这部不无还原历史之志的电视剧，最终依然走不出演义的阴影。不啻如此，还添加了不少更为阴暗的细节，致使该剧比《三国演义》更像一部权谋大全。   该剧从曹操刺董起笔，固然是按史书记载，将叙事重心从《三国演义》的重刘轻曹转为曹先刘后，但同时也颇有回避曹操刘备与董卓袁绍诸枭雄一起从镇压黄巾起义发迹之嫌疑。《三国演义》不避此嫌，是因为在罗贯中的观念里，黄巾起义就是造反作乱，从而以贼称之。而新版电视剧的刻意回避，则是不知如何面对造反有理，不敢忤逆农民起义是历史动力的意识形态原则。该剧倘若也像罗贯中那样，称黄巾为贼，岂非对着和尚骂秃驴？因此，只好删除。也算是情有可原。   新版《三国》电视剧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号称史诗，却了无诗意可言。该剧虽然作了些走出演义阴影的努力，但既没有淡化《三国演义》的忠义观念，又比《三国演义》更加津津乐道于心计权谋。尽管如今大陆的电视剧制作，比先前确实阔气许多。战争场面的气势开始磅礴起来，就算不无抄袭好莱坞电影嫌疑，但也总算是差强人意。场景设置和服装道具，全都有模有样。诸多演员的表演也颇有长进，放松了不少，自然了许多。遗憾的只是，剧本的构思，导演的创意，底气依然不足。顾问似乎不少，恐怕滥竽充数者居多。   新版《三国》电视剧，大型是大型了，九十五集之巨，可是史诗，却无从说起。该剧依然高举忠义，并且还比演义更加醉心于玩弄权谋。尽管曹操被提升到男一号主角的地位，但形象却相当游移，有时像英雄，有时像枭雄，有时像痞子，有时像小人。屈居男二号主角的刘备形象，前面仁厚得有如尧舜转世，后面却失态得仿佛关羽附体。剧作的主创者，显然是没有弄明白曹操和刘备究竟是怎么回事，从而将这两个主角付诸真小人和伪君子的结构模式。剧作似乎有意提升一下曹操形象，但由于编创对曹操其人实在是不甚了了，结果弄得不伦不类。   《三国演义》里的青梅酒煮英雄一段，是罗贯中极其阴狠的一招。此招的阴狠在于，刻意贬低曹操的罗贯中，同时又利用曹操的大气和睿智，为刘备做足衬垫。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话，曹操应该讲过。但天下英雄数曹刘，却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不管怎么说，就算新版《三国》照顾观众的审美习惯，不得不保留这个段子，也可以演绎得更加曹操一些。亦即，以曹操在谈笑风生之中的智慧，反衬出刘备的平庸。但该剧却刚好相反，以曹操轻狂浮躁的喋喋不休，衬托了刘备的胸有成竹外加深沉无比。看过该段的中国观众，没准会产生如此印象：幸亏曹阿瞒生在汉末乱世，要是活在当朝体制内的话，早晚犯错误。看看人家刘备，那才叫稳重，懂事，识大体，是块入党提干的好材料。   当然了，新版《三国》并没有放过演义编造的曹操作孽段子，让曹操放手杀害吕伯奢一家，从而嚷嚷出罗贯中安在曹操头上的冷血哲学：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由此，再对照一下刘备亡命之际扶老携幼的万众追随，谁是汉末人民的大救星，一目了然。   饰演曹操的演员，早先是从《乔家大院》里走出来的。资质不错，演技也好，只是气质过于草莽。如此不足，在赤壁之战前夜的朗诵曹诗《短歌行》那场戏里，特别刺目。非常之人曹操，在征战中确实激情磅礴，但在吟诗之际，理应相当沉静。这场吟诗本该以如如不动的内心刻画为主，配之于与诗歌相应的画面，缓缓流动，以展开其深远的意境。但导演却会让曹操在长长的台阶上手舞足蹈，上窜下跳。即便是张飞作诗，也没有这般夸张。该主演也真够受罪，只得装腔作势一番，将这个段子演得相当滑稽，就像是个在高唱红歌的山大王；既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胸臆，亦无“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气度。   因为该剧不知不觉定下的真小人基调，《三国演义》之于曹操形象诸多丑化细节，大都没舍弃。杀吕伯奢一家，杀皇后，杀华陀，杀荀彧，诸如此类的残暴，一件都不少。那些个被害者之中，既有政敌，又有持不同政见幕僚，更有无辜如医生者。于是，曹操形象，几近成功的商纣；一如演义安排的荀彧之死，与孔儒杜撰的比干遇害，遥相对应。事实上，就政治家的素质而言，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没有一个能够跟曹操相比。但由于《三国演义》的缘故，国人心目中的曹操形象，难以挺拔而伟岸。新版《三国》也就因此将就着，顺水推舟，媚俗一把。倘若将唐太宗写得不堪，会有亵渎之嫌；但再怎么作践曹操，也不会让人觉得唐突。电视剧的编创与观众因此皆大欢喜。默契是微妙的，心理是下作的。   新版《三国》虽然留意到了刘备的虚伪，但还是选择了一个相貌敦厚的演员，担纲刘备形象。该演员怎么看都像是八路军的政委。假如他突然在剧中唱出一句“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来，是一点都不会让人感到突兀的。要不是该剧最后让他“一阔脸就变”，称王称帝之后，不再把孔明当回事，那么，饰演刘备的主演就很可能一路政委到底了。这样的救星形象，要说难演很难演，要说容易也很容易。只消端出一付救苦救难的架子就得，拿出一付天降大任的作派就像。再加上有曹操形象做托，更有孔明、赵云、关羽、张飞诸多绿叶陪衬，何愁不成？   说到为刘备作托，该剧非常荒唐地让庞统做了回献身明主的忠臣烈士。卧龙凤雏，在《三国演义》里本来就是罗贯中特地为拔高刘备而编造的神话传说，并不见诸史籍。可是，新版《三国》的编创，非但没有警惕自己上当受骗，而且还添油加醋，让庞统设计如何牺牲自己、为主公刘备换取攻打同宗刘璋却不伤仁义之名的借口。该剧在编造庞统如何壮烈的同时，又把庞统的那番计谋，设计得极其阴暗；全然小人作为，毫无曾经隐逸山林的高雅，根本不像出自狂放不羁之人的心胸。可说是让凤雏玩了把斗鸡之术。这与其说是该剧的自作聪明，不如说是以当世之人之委琐，渎汉末名士之睿智。   同样的荒唐，在该剧中尚有为司马懿准备的那幕无间道，即曹丕指派美女静姝侍奉司马懿，以做卧底。这个细节比庞统的自我牺牲更摩登，似乎是受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红色女谍黄慕兰传奇的启迪。静姝不静，司马不糊涂，曹丕的卧底，最后香消玉殒。静姝形象混合了西施、貂婵以及黄慕兰，既是美女计，又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故事。倘若让罗贯中看了这样的细节，没准会哈哈大笑：谁说就我在编造？人家编造得更离谱。罗贯中让孙权献出胞妹已经够离谱了，不料还有更离谱的曹丕赐美。倘若去征求九泉之下的曹丕有何意见，曹丕肯定不同意。曹丕可是连袁绍的儿媳都不肯放过的，哪里肯把处子静姝送出去卧底呢？就算曹丕肯牺牲一下，也断断乎想不出这样的计谋。以曹操的谋略之老到，也不过是让蒋干玩了把无间道，并且还输得很惨。曹操尚且如此，更何况智商差了其父一大截的曹丕？   毋庸置疑，司马懿的取代曹氏王朝，是相当阴暗的。尤其比之于孔明的鞠躬尽瘁，司马懿尤其显得肮脏不堪。而新版《三国》也显然意识到了司马懿的这种品性，所以在形象设计上，弄得比较委琐。但可叹的是，该剧竟然会以静姝卧底，与司马懿比赛委琐。若说该剧编创太弱智，也许人家不服气。可是，比较一下《三国演义》的诸多杜撰，人家罗贯中虽然杜撰，却编得并不委琐，该剧编创能说自己不弱智么？   不过，新版《三国》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还得数该剧的作曲。贯穿全剧的主题曲枉自多情，呜呜咽咽的，悲怆不像悲怆，哀怨亦非哀怨，不知道在倾诉些什么。尤其是那首片头歌曲，什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类的，全然是里比多的嚣张。被忠义观念折磨得心态不无扭曲的《三国演义》作者，尚且还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样的空灵开头，号称史诗的电视剧竟然会将片头歌曲诉诸莫名其妙的战斗豪情，仿佛号召救亡的《义勇军进行曲》。该剧的词曲作者，难道就没有读过曹操的“蒿里行”，或者王粲的“七哀诗”？或者误以为该剧的宗旨，也是要大国崛起？   历史进化到二十一世纪，一千多年前的民间评话，已经让位给了电视连续剧。昔日的口耳相传，变成了当今的影像观赏。民族文化心理的健康与否，过去可以通过评话、话本以及根据话本改写成的演义小说查看，如今却只能通过屏幕影像，尤其是电视连续剧，加以考察。相信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民族的心灵，如同新版《三国》显示的那么阴暗，如同该剧片头歌曲吼叫的那么凶狠。就算争夺江山不阴暗不行，不凶狠不行，也得给芸芸众生的内心深处，留出一片慈悲和怜悯吧。不是已经标榜史诗了么？为何就不能给出一点诗意呢？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二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附注：有关汉末党锢血案的史诗叙事，可参阅作者历史小说《汉末党锢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