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

　　6月11日，李庄在自重庆回北京的飞机上 　　2011年12月12日，李庄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 　　最高法院申诉立案大厅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这里还有该院的信访接待室，是法院系统的上访通道之一。在北京的冬日阳光中，李庄父子穿过挂着各地牌照的警车，来到大厅提出立案请求。他此次申请的事项有二，一是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的“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二是对该案立案再审，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在递交上述申诉后，李庄被要求出示该案判决书的原件。由于这份原件在其出狱时被监狱没收，申诉因此暂停。 　　次日，李庄正式在北京东城区法院状告《中国青年报》名誉侵权，要求对方道歉并索赔0.5元。这个案子，李庄找到的代理律师，一个是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另外一个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上面算是李庄主动出击，但也不排除被动进入“第三季”的可能性。在李庄出狱前，重庆市公安局原李庄专案组又到监狱找他。专案组称，“第三季有没有，完全看你出狱后的表现”。李庄获知，因被李庄在庭上指说“出尔反尔、作风糜烂、吸毒”，第二季中的举报人徐丽军以诽谤罪在重庆市公安局控告了李庄并获立案调查。 　　人们看到，李庄之所以被卷入时代政治漩涡，既有大背景下的政治环境，亦与他本人行事风格有关。自称“愿为中国法治马前卒”的他，在生活中性格直率，表演欲强；身为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他重视取证，常和公检法机关发生冲突。这样一个不合规的刑事辩护律师，案发并非偶然。 　　李庄事件对中国司法界的影响深远而且复杂，也完全改变了李庄本人的命运。出狱后，他进入了中国著名自由派学者的圈子；他的儿子也通过司法考试，立志成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继承他的事业。今年过完五十岁生日的他，人生被这段经历截成了两半。 　　提讯 　　李庄自陈，548天刑期内，“里面的人”对他都非常客气，包括干警和在押服刑人员（已决犯）。 　　2009年12月12日（被捕）至2010年2月9日（第一季二审宣判日），李庄住的是有5张单人床的特殊监室，他在中间，自己一张床，监室里另外有6个已决犯人，两人一组三班倒，轮流值班，这六人轮流睡另外那四张床。李庄认为，这六个人是经过精挑细选来监视他的。 　　2010年2月9日被判处1年零6个月刑期后，李庄被押送至重庆市南川监狱，正在办理入监手续时，押送干警接到上级命令，又将他押回看守所。 　　原来的专案组见面后说了四句话：“李庄啊，成也是你的嘴，败也是你的嘴，祸从口出呀；你的一句话，害的我们年也过不好（当年2月14日是春节）；外省市举报你还有其他犯罪，我们已经立案，你还不能走；你说你宣判时说那些话干嘛啊？”李庄回问：“我的说话能引发外省市的犯罪吗？！” 　　李庄被转到了走廊尽头那间文强曾住的监室，依次向外，为李庄专门设置了三个临时机构，24小时值班的值班室／医务室和特警小分队。 　　提讯有六名特警在两边跟着他从监室到提讯室，一边三个，李庄对此非常反感：“如果再这么跟着，我就躺倒，你们抬我过去算了。”在他的强烈抗议下，以后的提讯取消了特警跟随。 　　文强执行死刑以后，看守所对其原来的监室进行了装修，增加了液晶电视，空调、地毯、电磁感应洗手盆、淋浴器、软包豪华坐便，墙壁也是软包的。此外，还专门配备了电磁炉和电饭锅以改善李庄的伙食。每天两次为他测血压、心跳，医务室配备了氧气包，特警室预备了担架，所有这些，都是怕脾气不好的李庄“想不开”。 　　在看守所，李庄经常吵着要见家属、见律师，结果都没有如愿，反而，那些网上下载下来骂他的文章让他看后，弄得他心烦意乱。 　　每个月的5日、15日，是已决犯会见亲属的日子，也是李庄情绪低落的日子。李庄后来感慨到：“每当看到他们会见完亲属，我都非常羡慕，自由的日期在他们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明确，而对于我，则是遥遥无期。” 　　第一季宣判后，专案组几个月没找他，直到5月底才第一次提讯他，密集连审了4天，前三天不做笔录，只是貌似不着边际的瞎聊，让他再说说龚案的代理经过。第四天，专案组给他做了笔录但还是不告诉他“漏罪”是什么。 　　这次提讯之后，又是几个月不理他，第二次提讯到了10月底，又密集连审了5天。 　　在看守所期间，干警们对他都很客气，他和他们相处得不错。2009年11月底重庆市高级法院原执行局局长乌小青，避开重庆市第二看守所第105监舍的监控摄像头自杀。为此，看守所有两个值班干警被检察院逮捕，罪名是涉嫌玩忽职守。李庄通过干警给他们支招：“玩忽职守罪必须是严重违反法定职守。巡视干警值班时没有及时监看摄像头，违反的是看守所内部的岗位责任制，中国很多看守所还没有摄像头呢。违规、违法、犯罪是不同的概念。”后来，这两个干警被免予起诉。 　　无论在看守所还是监狱，干警们家中有法律问题，不少找他来咨询。 　　世家 　　李庄服刑期间能和公安干警相处得不错，不仅得益于他的特殊身份，还得益于其家庭背景。他的语汇具有鲜明的公安特色，也对公安的职业特点非常熟悉。 　　第二季庭审期间，在阴雨连绵的重庆，李庄在北京铁路系统做警察的二哥说，“我们家大都在政法线上”。李庄的父亲是“老革命”，解放后先后辗转济南、天津、石家庄、北京，除“文革”期间被打倒外，他一直在政法系统工作，直到从法院离休。 　　李庄兄弟姐妹的各自家庭以及他们的第三代，很多都在各地的公检法系统。这样的环境，使得他知己知彼。“家人大都搞政法，他们怎么工作，什么思路，我从小就接触这些，知道从哪容易突破。很多同行可能没有这些先天优势吧，不了解业内的特点，或者说弱点，不知道如何着手。” 　　他的家族只有李庄一个人是从事律师职业的。在成为专职执业律师之前，李庄先后在铁路系统从事安全、法律等工作。 　　这里，他从事最长的就是货运事故的处理。“事故一发生，大家都要受到事故的牵连，查不出事故原因不放过；找不出事故责任者不放过；订不出今后整改措施不放过。” 　　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法律职业生涯中，李庄逐渐成为一个极具鲜明性格特征的律师，有人说他是“刺头”，有人说他是“害群之马”，有人说他是“优秀律师”。不管怎么说，李庄是一个不太常规的律师，很多在诉讼中与李庄分庭抗礼过的人，对他的感触尤为深刻。 　　孟玲谈起李庄，说他“虽然性格偏激了点，但作为一个律师是很敬业的，有时他为了核实一份重要的证据，上午从北京飞来上海，出机场直接去看守所会见孟英，会见结束后又马上飞回”。 　　妻子李艳芳对李庄的评价“他太耿直，爱较真儿”，在代理龚刚模案之前，李庄的这个特点已经非常显著，或有意或无意，面对侦查机关种种不合法的“惯例”，他总是以这样耿直的脾气“维权”，这样的工作风格，是导致他常常被请去“喝茶”的原因。 　　李庄认为自己是个偏执狂。“敢于取证、认真取证的律师，在中国确实不多见，因为风险太大”。当问及他为什么这样无所顾忌的去取证，李庄认为性格占了很大因素。“我从小就好奇，任何事情都想弄个明白，想穷尽一切未知的东西。”李庄不无调侃的说“医学上认为这是偏执性格，是一种病，发展的严重是需要吃药的。” 　　但与此同时，他还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设防的人。“我在看守所里边说：虽然我这么大，经历过这么多事，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是一个不设防的人，一个小学生都可以把我骗倒。但是，只能骗我一次，而且一旦我知道我被骗了，不是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说我不是君子，我就等不了十年。我就说了这样的话，因为他们骗了我很多。” 　　铁证 　　到第二季审判时，李庄偏执而且急于表达性格仍然没有改变，在庭上，他多次打断公诉人发言，给对方“上课”，告诫公诉人怎样应用法条，还不断告诉法官应当如何驾驭法庭审判。 　　事实上，李庄那天为了抑制自己暴躁的性格，还在自己的手上写了“克制”两个字，可是庭审中仍不能有效克制情绪，多次导致法庭休庭。他说，那一年多的时间在看守所，他只能看到或听到人家从网上下载的骂他的文章和消息，外界支持他的声音，一点儿也得不到，对他是“高度封闭，绝对保密”，以致情绪非常不好。 　　4月22日，江北法院裁定准许检方撤诉时，旁观听席上的李庄亲属们惊喜之余，百感交集。经法院许可，他们前往临时羁押室看望李庄，儿子李亚童扑上去紧紧地拥抱着爸爸，李艳芳在一旁失声痛哭，在场的多名司法警察也随之流泪；亲属们和李庄告别后，穿过法庭准备离开法院时，很多人、包括好几个法官在空荡荡的法庭里等着他们，目送他们走远。 　　对于李庄第二季检方的撤诉，李庄第一季辩护人，京衡律师集团主任陈有西认为是法制的胜利，是体制内法律人坚守的成果。但在李庄看来，根基在于“证据”。他说：“如果没有录像备份，如果我儿子没有从家中找出当年那份录音，你觉得后果会是什么样呢？” 　　第二季检方撤诉的理由是：“辩护方当庭举示的新证据，与公诉方所举示的证据存在矛盾，导致认定李庄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证据存在疑点。” 　　其中一份关键证据，即李庄之子李亚童从家中电脑取得的一份徐丽军的录音。据知情人士透露，重庆警方早在第二季开庭之前就从上海徐汇法院调取了徐丽军这份2005年的录音。当年李庄代理孟英案中，早已向徐汇法院提交过的，但在第二季控方指控的证据中，并未体现这份证据。而这份录音在辩护中发挥了大作用。 　　事实上，对证据的重视，是李庄个人执业最大的特色，这也是他敢于和公权力机关“呛声”的底气。在他过去的执业生涯中，动辄在一个案件中取证数十份，这在中国刑辩律师界绝无仅有。在朱立岩案中，他提交了55份证据；王向宁案，提交了71份证据，孟英案，仅申请证人出庭就达23名之多，提交49份证据。 　　在李庄看来，如果李庄代理李庄案，他会用自己的一套战术，归根结底还是取证。他说，“我要代理李庄案，我还是会在取证上下功夫的，千方百计取证，让证据说话，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份（证据），可以胜过一百张嘴的作用。” 　　取证对于一个律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中国，很多律师基本不取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在李庄看来，“其他律师不敢取证、不愿取证进一步导致不会取证。愈不会就愈不敢，愈不敢就愈不愿，艺高才能人胆大，总是不练怎么可能磨练出来呢。” 　　当然，这和中国刑事诉法制度有莫大关系，包括取证难在内的“三难”问题（其他“两难”是阅卷难、会见难），一直困扰着中国律师。勇于取证的律师，往往会落入刑法306条所规定的“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2010年，李庄“第一季”时，他便倒在了306条之下。 　　被捕 　　2009年6月，原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龚刚模涉黑被捕。其兄龚刚华托朋友来京找李庄，要他代理龚刚摸案子。 　　李庄说，龚家开始只谈及一把枪和高利贷的事，到重庆后才发现案情重大，认为龚家欺骗了他，他曾想推掉这个案子，后来是龚刚华的苦苦哀求，使他动了恻隐之心。“他在咖啡厅包厢里跪下来求我接这个案子，救他弟弟一命。”事后龚刚华在法庭质证时，不承认下跪之说，这让李庄“非常伤心”——“在法庭上，他们从头到尾都不敢看我的眼睛”。 　　当然，李庄并不是在做慈善，康达律师事务所和龚家订立的合同金额确实高达150万，——龚名下企业法律问题颇多，另有近亿元债权需清收，亦需专家论证。 　　2009年12月2日，李庄飞赴重庆，在与一中院法官做庭前交流时，他提出：开庭前需要做法医鉴定，对龚刚模的伤情进行确认；证据目录有2200套证据，120本卷宗，律师没有看到；不同被告人的口供笔录有惊人的相似，甚至标点符号、错别字都一样；要求不被监视下的会见等等。他还告知法院：将要采用在辽宁朱立岩案时用到的辩护方式。 　　数年前，李庄为辽阳“民营企业家”朱立岩辩护时，搜集了55份证据，4次打断公诉人发问，最终拂袖而去导致法庭不得不休庭。这种激烈的对抗方式，在中国刑事案件中极为少见，却是李庄的“资本”。 　　三次会见龚刚模，李庄都和警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中一次会见，他用手指着监视他们会见的警察，逐个问龚，“是他打你了吗？是他吗！”当龚刚模面对其中一个警察不敢吭声时，李庄大声呵斥这位警察：“你出去，第一，你不该监视监听，第二，你已经涉嫌刑讯逼供了。” 　　事后，他不无懊恼地说：“不该把诉讼策略和方向提前泄露，这等于把人家逼到了绝路，必须把你拿下，否则龚案怎么开庭啊”。 　　2009年12月9日，正在天津为另外一件案件出差的李庄接到司法部官员的电话，希望他退出龚刚模案，理由是重庆方面觉得他太“嚣张，有诱供行为，“录像为证”。 　　12月11日，李庄赶回北京，当即向康达律师事务所汇报代理工作细节。当日下午，正在开会的李庄突然接到重庆来电：“龚刚模在看守所情绪不稳，你能不能过来帮助做做工作”。 　　李庄当即回应：“我14日上午、15下午在最高院开庭，最迟我15日末班飞机赶过去，到时你们可以抓我，没关系”。 　　可是对方很急，催促李庄尽快赴渝，李庄又向对方建议道：“要不然我让助理先过去安慰一下龚刚模？” 　　“那就算了吧”。 　　对方挂断电话之后，李庄向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傅洋说：“他们已经等不及了，要诱捕我，如果我真的犯了罪，今天就算正式投案吧”。傅洋笑了笑，不置可否。 　　12月12日上午，康达所为此再次召开管委会，决定凡是涉及重庆案的律师全部撤出。康达所当即将决议逐级报告了北京市司法局和司法部律师主管机构。 　　与此同时，李庄也将该决议告诉龚刚模案的审判长——重庆一中院陈远平庭长。 　　“但退出之后，你要对人家当事人负责呀。庭，随时要开，没律师怎么行，要尽快告诉人家，帮当事人选择其他律师”。这样，李庄没有听从他人的劝阻——像同行朱明勇律师那样，出去躲一阵儿。午饭后，他开车奔龚妻程琪治病的肿瘤医院。 　　进入病房后，李庄将退出的消息告知病危中的程琪。正在此时，门被突然打开，进来七、八名警察将李庄团团围住。 　　按照后来公诉方公布的材料，此前两天，龚刚模是在看守所检举揭发李庄教唆其编造刑讯逼供的伪证。 　　在重庆江北机场，迎接李庄的是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飞机悬梯下面，李庄看到上百名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挎着微型冲锋枪的特警，他对王立军说，我真的不值得重庆动用这么大规模的司法力量，这要浪费纳税人多少钱啊。王立军对周围的警察说，你们面对的是一个懂法的人，一定要依法办案。 　　“认罪” 　　对于第一季二审时的突然“认罪”，李庄如今谈及时依然神秘兮兮。他确实写了含有六段内容的《悔罪书》，“被逼认罪缓刑”藏头诗的破解一度令舆论兴奋。而载有准确文字的李庄手写体《悔罪书》存于重庆公检法各机关，重庆官方对此避而不答。 　　一方面，李庄认为认罪是不得已之举。“抓我当天，专案组的一位领导就对我明说了‘抓你是大三长（公检法）开会定的，你就是零口供，我也要把你送进监狱，不送你进去，我警察就不干了。当时是指天发誓。” 　　另一方面，李庄认为自己的认罪中“暗藏玄机”。当问起“认罪”是否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时，李庄说：“当时考虑了，声誉肯定会受损害，但是，让我再次选择的话，如果出现相同的政治背景，相同的法制环境，我仍然会采用这种方式，这样更激烈，更壮观，既然大家把它看做是连续剧，这样不是更有跌宕起伏感吗，个人声誉？那是小事，把一个神秘的法律事件当众解剖，让大家用眼睛看到真相，比什么都重要，否则，大家不会看到二审开庭，也不会看到经过训练的证人当庭出丑。我仍然坚信我在离开法庭时说的最后那句话。” 　　“最后那句话”，指的是一季一审宣判那天，李庄在迈出法庭门口时，冲着旁听席上他的亲属大喊了一声：“时间会让一切暴露在阳光之下！” 　　尽管有人认为他的动机是辩诉交易的结果，但李庄认为自己这是“诈降”。他说：“既然大家都不按套路出牌，我为什么还要按套路出牌呢，索性各打各的牌吧。” 　　服刑 　　2011年4月22日李庄案“第二季”漏罪被撤诉，此时，他已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度过了14个多月。 　　距刑满还有47天，李庄很想在看守所服余刑，因为对环境和人员都比较熟悉了。当问为什么还要转往南川监狱，他说：“外界对第二季的管辖争议这么大，不送监狱怎么行啊，服刑地管辖，要充分证明我的服刑地在重庆，舆情需要啊”。 　　4月24下午，由六辆车组成的车队押解李庄去南川监狱。车上，看守所将李庄亲人这14个月来写的几十封家信，第一次交给他，此刻，李庄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信啊，他说：“十几个月，看守所只让我看到一封家信，内容就是找大师看过，说我是命中注定，不要怨天尤人”。 　　到南川监狱后，李庄重新办理了入监手续，包括新入狱的体检，各项随身物品逐项登记，发放监服备品等。在新犯集训监区，其他的犯人要训练三个月，每天队列训练，走正步。监狱方面没让李庄训练。 　　入监不久，监狱方面在李庄所在监室的二楼，专门腾出一间教室，供他在里面“改造”，——改造的内容就是看书：有历史、政治、佛教、诗词、国学等很多李庄喜欢的书，在教室的一头专门设了一台兵乓球案子。看书累了就打一会乒乓球。有时候下雨，外面的新犯不能训练，李庄还给他们讲课。 　　狱方还在他的监室安排了一位具有主任医师资格的犯人随时检查李庄的身体健康，每天早晚测两次血压和脉搏。 　　第二季被起诉后，他从自身的案件中觉得刑诉法中有很多漏洞，或者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刑诉法221条关于“漏罪”的规定，本身即有漏洞，因为没有检察院接受移交后的实施细则。再比如，律师法与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的冲突、侦查地审判地如何更为适宜、外地服刑人员如何转狱的问题等，刑诉法都没有具体的说明，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刑诉法中的若干“漏洞”》转交给监狱。 　　如同离开看守所一样，出狱时，李庄写的日记、诗歌、论文等一概不许带出，全部留在了监狱。 　　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李庄都是干警们不敢得罪的对象，对他优待有加。别的犯人每个月只有300元的购物额度，但他却不受限制，走绿色通道。到出狱时，他被抓时携带的1万5千多元基本用罄。 　　在看守所和监狱，与他同监室的其他犯人，一开始未必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李庄案外界的社会影响，李庄与他们难免有所冲突。在李庄看来，这些人都是卧底、监视他的，每天把他的一言一行向上汇报，因此他对他们也不甚客气。甚至对他们动过手。 　　到南川监狱里的第一天，他发现，掌勺分饭的舍长最后一个给他分饭。那顿饭吃的是黄豆炖鸡，最后给他留了个鸡头。李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没有吭声。第二天上午学习时，因李庄不守规矩抽烟，并且在“扒门”“扒窗”（在门口、窗口张望），舍长又当面向干部举报他。半夜，因这个舍长值班时走路发出声响，李庄抓住对方的脖领子大喝：“你是不是找死啊”？从此以后，那舍长对李庄毕恭毕敬，吃饭时第一个给他盛饭，“先让老李吃”。 　　出狱 　　6月11日凌晨3点，李庄就被狱警叫醒了。此前，他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睡好觉。他的家属、同事、朋友们也提前一天飞往重庆。 　　在飞机上，妻子李艳芳心事重重。狱方曾与她和家人协商了多种让李庄避开媒体“静悄悄”出狱的方案，但直到登机前，具体采用哪一种出狱方案，监狱方面始终对李庄家人保密。 　　6月初，监狱领导打电话给李艳芳，说自己将在六月中旬去北京开会，能不能“顺便”把李庄送到北京。李艳芳考虑到安全等风险不可控的问题，没有同意。 　　之后，狱方又提出，他们会在机场迎接来接李庄出狱的家属，且只能是李庄的妻儿，即李艳芳和李亚童二人，不得有其他人，一切食宿都由监狱方面安排，这一切都是“为了李庄的安全考虑”。 　　6月10上午10点多，李庄妻儿刚一落地重庆机场，监狱便来车将两人接走，到机场附近的宾馆住下。同机抵达的其他亲朋好友和媒体则秘密地住到了另外的酒店。李亚童曾提出，希望能去南川接人，但对方婉拒，理由仍是为了安全。 　　李亚童曾一再询问回程航班时刻，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机票都给你们买好了，但我们不知道具体航班。”直到7点多登机前，李亚童以家人接机不便为由，才问出航班的起飞时间是7点40分。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这之前，警方与机场方面就李庄乘机回京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主要内容就是如何保密，避免李庄家人尤其是李庄在登机前与媒体碰面，6月11日2时许，就有提前来的便衣赶到机场，布置周围警戒。 　　未来 　　对李庄来讲，这两年最大的收获，是儿子李亚童突然成熟了起来，“进去之前，我觉得他完全是个孩子。现在和他谈话，发现他的思想观念、对法律、对人生的认识真是判若两人。我的磨难，锻炼了他。” 　　李亚童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毕业生，2009年底，他正在家中复习准备报考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李庄事发，使他不得不放弃考研，提前承担了家中顶梁柱的责任。 　　父亲出来后，他报名了今年的司法考试，在北京的一个郊区密集训练。“这里荒凉得和南川（监狱）一样”，他在电话里说。成绩出来后，他以高分通过了这被称为“中国第一考”的测试。 　　出狱后，李庄的朋友圈大大拓展。因这一案件，他交往的圈子，从过去的司法界，拓展到知识界，贺卫方、于建嵘等人都成了他的朋友。经常和这些学者聚会，他的社交圈子被扩大，个人的气质也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律师，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变。应邀请，李庄开通了实名微博和博客，他为自己撰写的个人说明是：“前非著名律师，现著名非律师”。在微博上，他也正在努力谈论司法改革等公共话题。 　　陈有西曾邀请他担任其律所的北京分所主管，湖南律师杨金柱也曾计划和他一起开办一家律师学院。他说，自己也考虑注册一家公司，做法律文化顾问管理一类的业务。“你觉得大道这名字怎么样？”他转过脸来问道。

　　[陈有西按]李庄被捕二周年（12月12日）快到了,特转发两篇网上流传的文章以作一反思。青石和许丹两位我都不认识。但是他们的洞察和分析令人钦佩，这是两篇很有质量的文章。我作为亲历者，可以证实一下，他们的评价和分析是客观公允的。特别是青石对李庄认罪原因的分析，准确度可以打九十分以上。当然还有一些真相，估计不久也会出现了。包括那首大家一直在猜的“认罪藏头诗”原件。我一直想把这个权利和责任交还给李庄，因为只有他真正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故作认罪。真相总有完全揭示的一天。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总有一天会被曝到阳光下。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告诉弄权者，中国已经是一个有法治也有法律人的国家，任何权力要想肆无忌惮地绕过法律这道坎，并不那么容易。欠帐总是要还的。以后想再这样胡干的人，算算成本，三思而后行。 　　 李庄案两周年律师披露真相 　　青石 　　时间:2011-12-07 　　在中国，备受各界关注的“李庄伪证案”已有两年的时间。中国律师“青石”近日发表题为“李庄案真相（简明普及版）”的文章，以表示对李庄案的纪念。 　　这篇文章由“青石”发表于12月3日。专门为一些对于李庄案不了解其真相的人而写。青石表示“虽然李庄案真相最有资格来说的人是李庄自己，但是李庄还没有说，而又认为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进行澄清说明以消除人们的误解，以呈现案件真相。所以，以自己在网络及其他媒体上对于整个事件的关注和观察，来写一版简明普及版的李庄案真相。” 　　全文如下： 　　李庄案真相 　　（简明普及版） 　　作者：青石 　　在与一些同行或者非同行聊天中，发现他们对于李庄案存在着惊人的无知。所以，我想，李庄案虽然轰烈，但是社会上有相当不少的人并不了解其真相。 　　虽然李庄案真相最有资格来说的人是李庄自己，但是李庄还没有说，而我又认为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进行澄清说明以消除人们的误解，以呈现案件真相。所以，在下不揣浅陋，以自己在网络及其他媒体上对于整个事件的关注和观察，来写一版简明普及版的李庄案真相。 　　一、为什么会有李庄案？ 　　重庆打黑运动开始后，拘留逮捕了不少犯罪嫌疑人，并且准备要进行审判。此时，以李庄、朱明勇为代表的一批律师介入了重庆打黑案件的刑事辩护。他们介入之后，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发现了重庆打黑案件中存在着严重的刑讯逼供。作为有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北京律师，他们在辩护中，重点提出了重庆公安在打黑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着的刑讯逼供问题。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讯逼供而形成的口供等证据，是不能作为定罪证据的。因此，李庄等律师提出来的刑讯逼供问题，直接危及到了重庆打黑的合法性。如果李庄等律师代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声提出来的刑讯逼供成立，则人们对于重庆打黑的合法性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即：如果都是依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则重庆的打黑运动还有何合法性可言？如此，则此问题直指重庆打黑的命脉。所以，重庆方面决定要抓一个典型，扫除刑讯逼供的障碍，打击律师对此问题的追问，将律师吓服，让律师“配合”重庆打黑。 　　这就是李庄案发生的背景。 　　二、为什么会是李庄？ 　　前面说了李庄案发生的必然性，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是李庄的问题。在我看来，重庆之所以会选李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李庄辩护的，是号称重庆打黑第一案的龚刚模案，影响大，具有典型性，枪打出头鸟，李庄不幸刚好处在第一案中的第一被告人的第一辩护人地位；第二，李庄来自北京，是业内声名赫赫的康达所的律师，为了充分震慑其他律师，北京的律师，有背景的康达所的律师，便成了重庆的首选；第三，这可能还与李庄的个性有关，李庄是一个辩风非常强悍的刑事辩护律师，他在重庆会见被告人龚刚模时因为有公安侦查人员在场监视，他与公安侦查人员大吵大闹，让龚刚模现场指控对他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大叫侦查人员是犯罪嫌疑人，并叫侦查人员滚。而且，李庄曾有以罢辩而让被告人坚持要求他辩护这种方式使庭审进行不下去的记录和以此方式狙击龚刚模案审理的方案，所以，重庆在决定要抓一个律师的时候，如此“不会做人”，不懂点头哈腰的硬骨头的李庄，便成了首选。 　　本人在2005年左右，曾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旁听过李庄状告河北省沙河市公安局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案件，对其强悍凌厉的庭审风格，有过现场的见识。 　　三、李庄为什么要认罪？ 　　有人说，全国律师都在盼着李庄硬撑不认罪，为律师争一口气，但是李庄认罪了，辜负了全国律师，是软骨头，可悲。而且，因为他没有坚决不认罪，所以他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我请有这样想法的同行及非同行想一个问题：如果是你处在李庄当时的位置，面临那样的威逼利诱，你会怎么做？如果你真的认为你自己可以抛弃一切包括生命，不顾父母妻子，一心一意牺牲自我，那我认为你可以看不起李庄。但是，如果你也有一丝犹豫，对父母妻子的安危也有一丝的顾念，那么我认为你就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指责李庄。李庄二审认罪时，我曾在博客里说过一句话：只要是人，就会有弱点，李庄是人，所以李庄绝对会有可以被重庆抓住的弱点，我假设，只要重庆派人在李庄面前说一句话“听说政法大学校门口的交通挺乱的”，李庄立马就会趴下服软。 　　而李庄本人当庭陈述有“被比（逼）认罪缓刑，出来坚决申诉”之藏头尾句。 　　我们不能强求人人都去当英雄，更不能让别人去牺牲而快了自己的胸意，特别是在强权无底线的时候。 　　我认为，李庄认罪，一个是出于利益的考量，他轻信了对方，没想到与他交易的人言而无信；第二个是李庄当时在看守所里，信息封闭，他不可能知道外面的形势，他只能从他以往的经验来判断形势，从而导致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李庄认罪，但没有被判缓刑，我认为这不能怪李庄，这要怪李庄对方的言而无信及狡诈无行。这就跟强奸案中要谴责施暴者而不应责怪被害人是一个道理。 　　四、李庄有没有唆使龚刚模作伪证？ 　　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看，第一，龚刚模有没有被刑讯逼供。李庄会见时龚刚模告诉李庄他被吊打了八天八夜，手上有铐吊形成的明显伤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律师，如果当事人向你展示了伤痕且声称遭受刑讯逼供，如果不坚决的向司法机关提出来，就是严重失职。不过重庆公安说没有刑讯逼供，李庄案庭审时龚刚模出庭作证了，但是他手上有明显的铐吊伤痕。第二，李庄有没有唆使龚刚模违背事实改变证言。两个关键点，“唆使”，“违背事实”，二者缺一不可。如果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是真，则让龚刚模当庭大声说出来，就不是唆使龚刚模违背事实改变证言，而是辩护律师的职责所在。而关于有无唆使，李庄坚称没有，龚刚模说李庄眨了眼睛，而北京四律师在李庄案一审开庭时在北京表演了行为艺术“眨眼无罪”。 　　五、李庄自己干净吗？ 　　只要想想，存必灭李庄之居心，集全重庆之警力，遍全国之范围，历一年半之时间，才查出了一个不成立的李庄案第二季，就可以知道李庄自己不是不干净。只要想想有哪个律师可以经得住重庆查一年半而不被查出任何问题，不会被抓住任何把柄，你就知道李庄是不是干净的了。 　　六、李庄嫖娼是真是假？ 　　任何一个稍有理性的人，用脚趾头想想就会明白这个问题：李庄是一个从事多年刑事辩护的资深律师，会在那样紧张的情况下去嫖娼？而且还是当事人请嫖？重庆某网挂出来的“李庄”嫖娼被抓照片，立即就被网友揭露出是对照片进行PS后的裁赃。可笑的是重庆的检察官幺宁，居然在庄严的法庭上空口无凭的提出这个问题，遭到了李庄本人和辩护律师陈有西的当庭驳斥。 　　七、150万的收费是否太高？ 　　李庄收了龚刚模家属律师费用150万元，包括为有可能判死刑的龚刚模的涉黑罪案的辩护，包括龚刚模公司几亿资产的相关处理。家属与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家属付费后律师事务所开具了正式发票。 　　李庄作为一个资深刑辩律师，成功进行过多起辩护，委托他辩护，极有可能救龚刚模一命。几亿身家的龚刚模的命，不值150万元？并且，律师费用还包括为龚刚模的公司处理几亿资产的诉讼及非诉讼事宜。按照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发改委联合颁发的律师收费标准，按涉案标的的3-5%收费是政府指导价！照此政府指导价，仅一亿元标的案件的收费就可以是300-500万，可以说李庄收取150万元律师费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八、李庄是不是一个好律师 　　前几天上海律师王秋瑞在微博上说在听复旦大学某教授讲课时，某教授当着三四百年轻律师的面说李庄是律师界的败类。我不知道这个教授为何会说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教授的资讯来源。但是该教授的话却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动因。 　　如果你认真的关注了李庄案的前前后后，只要你的信息源不只是华龙网、重庆日报和中国青年报，那你绝对不会得出李庄是律师界的败类这个结论。 　　通过李庄案第二季，辩护人杨学林律师等调查发现，李庄在一起收费五万元的异地案件中，调取了四十多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你问问全中国的律师，有谁会为一个案件的被告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调取那么多证据？这样全心全意为委托人服务的律师，岂止是一个好律师，简直就是一个好律师。 　　九、李庄是不是英雄？ 　　李庄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负责任的中国刑事辩护律师，同时他也是一个因履行律师刑事辩护职责而受难的中国律师。他是一个平凡的律师，但是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法治史上。 　　2011年12月3日 　　201111133032 　　【陈光武按】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一个被吊销执业证书的下岗律师，却有那麽多人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原因何在？ 　　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但它确实又是个大问题。 　　文章的作者说的好。是权力的疯狂把人们推向李庄的一边，是李庄案《通稿》的荒谬让人们站出来发出了声音。当然，这一切还源于李庄自身的清白、事业的执着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份正义和善良。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支持李庄 　　许丹 　　两年前李庄在重庆入狱坐牢，中青报随之发出多篇诋毁李庄的文章，意在用中国特色的政治手段打压、抹黑李庄。 　　此时，远在江南与李庄素不相识的陈有西律师拍案而起，奋笔写下《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洋洋五千余言，字字砸向中青报。 　　重庆也好，中青报也罢，抓捕李庄，抹黑李庄这步棋走得是真臭！ 　　李庄一季定罪获刑后，网络上的置疑声此起彼伏；二季还没开庭，就出现了排山倒海的怒吼。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人支持李庄？ 　　探究根源，答案很简单。因为李庄一季让人感到恐惧，二季让人感到愤怒。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权力操纵法律、操纵媒体的疯狂，在李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自己未来悲哀的命运。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聚拢到了李庄的身边，走到李庄身边的人，不仅有律师、记者，还有文化、教育、医疗、企业各行各业的人士，甚至有干警及高级警官。 　　此时，不知道有多少人心同李庄，他蒙屈，大家叫冤；他坐牢，大家喊痛；他二季被重新起诉，大家用键盘鼠标一起为他辩护。这真是人心不可欺，天意不可违。恶事加在李庄一人之身，触怒的却是万民之怒。 　　正如杨海鹏在上海所言: “李庄以后可以是一种胶的名字，他的苦难，把那么多人胶合在一起。苦难，总是给大家启发，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 　　李庄出狱后，人们依然关注他，就连李庄儿子通过司考，都会引来数百条陌生人由衷的祝贺。 　　感恩节那天，李庄发出一条微博：“值此感恩节，感恩所有网友，在我身陷囹圄时，发出的山呼海啸般的正义呐喊，惊了天地！泣了鬼神！谢谢大家。” 　　这条微博引来数百人的回谢，有网友留言：李庄是为大家吃苦、坐牢应该感谢李庄。也有网友留言：感谢李庄把律师团结到了一起，把更多的人凝聚在了一起。 　　有人称这是感恩节里，最感人的一幕。 　　深思李庄一案，是权力的疯狂把人们推向李庄的身边，是媒体的无耻让人们站出来发出了声音支持李庄。当然，这一切还源自于李庄自身的清白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份善良。 　　许丹 于京城得悟轩

　　LX： 　　你几次来函问到李庄案的“内情”和我的看法，迟复为歉。我虽在重庆挂职锻炼，但在经济部门工作，对重庆司法界了解也不多。近日认真看了网上公开的案情资料，形成了几点初步看法，写下来供你和关心此案的朋友们参考。 　　我先谈谈对李庄案“第二季”为何发生的理解，然后转到李庄案引发的三个深层问题，即：（1）对抗式审判制下的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2）不同法律体系“杂交”和辩诉交易问题；（3）“法律现实主义”及其继承者“批判法学”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和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目前，网上流行一种对李庄案“第二季”的看法：“对于律师李庄的‘伪证’提出的再次控告，很容易给人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但根据《财经杂志》记者徐凯网上发布的《李庄漏罪真相》和《时代周刊》记者邓全伦发表的“李庄刑期将满漏罪追诉”以及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访谈，我们可以简单勾勒出李庄案“第二季”的轮廓： 　　2011年3月28日，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移送江北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李庄三项“漏罪”：一是龚刚模的表弟龚云飞2010年2月9日向江北区公安局举报的李庄代理龚刚模案中涉嫌合同诈骗；二是李庄在辽宁辽阳代理朱立岩涉黑案时引诱证人出具虚假书面证言；三是2008年在上海代理朱立岩前妻孟英“挪用资金案”时引诱证人徐丽军作伪证。江北区检察院审查后，去除了公安局起诉意见书中认定的“合同诈骗罪”，单以“辩护人妨碍作证罪”起诉，涉嫌犯罪事实仅保留上海一案。 　　上海一案的大致案情是：辽阳人朱立岩和孟英夫妇2001年在上海开设“金汤城沐浴有限公司”很是红火，同乡徐丽军要求人股但未获明确同意。徐丽军给了孟英100万元人民币，孟英用其中50万元还了个人房贷。2006年。在徐丽军举报后，上海徐汇区检察院以挪用资金罪将孟英诉至上海徐汇区法院。法院判定孟英挪用资金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但因“金汤城沐浴有限公司”九个股东的内部冲突和朱立岩在辽阳因涉黑人狱及朱孟离婚，徐丽军一直没有能拿回她给孟英的钱，也找不到孟英的律师李庄。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李庄在重庆代理龚刚模案中被指控“伪证”后，即于2010年1月16日，向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举报李庄教唆她改变证言，将其在金汤城公司的投资款改称是给孟英的个人借款，以避开挪用公司资金的指控。 　　不难理解，因为徐丽军的举报和重庆审理的李庄案第一季在性质上的密切关系，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决定对李庄的所谓“漏罪”进行起诉。但是，在庭审过程中，李庄的辩护律师出示了徐丽军于2005年8月接受上海市某法律服务所两名法律工作者调查时陈述的录音资料。这个录音资料系从李庄家中的移动硬盘内提取。这个新证据提出了关键疑问：究竟是徐丽军自己主动改变了证言，还是李庄引诱、教唆她改变证言？江北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该案的疑点体现在，通过审查辩护人所举示的证据，显示证人徐丽军在2005年8月向上海市某法律服务所两名法律工作者陈述：她当初意图向金汤城公司投资100万元，但金汤城公司股东朱立岩以100万元投资金额太小而不同意。徐丽军就私下与孟英进行了商议。孟英向徐丽军表示，开业以后不会让徐丽军吃亏。后他人询问徐丽军，孟英是否向徐丽军出具字据，徐丽军自称”又不是投资出什么条“。该证言，既与徐丽军2005年3月向孟英挪用资金案侦查人员所作证言证实100万元款项是投资款相矛盾，又与徐丽军2010年向重庆司法机关书面控告内容和六次接受重庆警方询问所陈述的100万元是投资款的证言相矛盾，从而导致认定李庄在2008年7月实施引诱、教唆徐丽军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事实存在疑点。”于是，2011年4月22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对李庄的起诉。 　　你一定已经注意到网上对重庆检察机关为什么起诉而后又撤诉的很多“阴谋论”的解释。但我认为，“阴谋论”可能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了。不妨设想，如果重庆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徐丽军举报李庄“漏罪”后无所作为，那是正常的，符合“法治”精神的吗？而一当庭审中发现李庄“漏罪”的事实认定存在疑点，检察院马上就决定撤诉，这不正是对法律和李庄合法权益的尊重吗？ 　　你可能问：“检察院为什么在起诉时忽略了辩方律师在庭审时出示的证据？是不是公诉方太草率了？”我没有看到过案件卷宗，只能从逻辑上分析，认为有如下两种可能性：一是江北区公安局在调查时，受到上海徐汇区法院已经判定孟英挪用资金罪成立的影响，因而没有花更大力气去从其他渠道找到徐丽军对上海市某法律服务所两名法律工作者陈述的录音；二是因为该录音是辩方律师“从李庄家中的移动硬盘内提取”，而在开庭前辩方又没有向检方作“证据展示”，从而导致检方在庭上遭遇“证据惊讶”（或译“证据突袭”）。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控辩双方庭前证据展示的强制性规定，但辩方律师可以到法院抄写检方向法院提供的指控证据，这就可能造成控辩双方在信息上的不对称。而2002年修订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明确规定，控辩双方庭前证据展示应是对称的，如果“一方未在庭前向对方开示其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该证据可以被法庭禁止使用。我并不确切知道李庄案第二季是否有庭前证据展示方面的问题，但毫无疑问，李庄案对我国今后法治发展的启发之一是：应该借鉴《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证据展示的对称性或双向性是美国最高法院1970年的“威廉姆斯诉佛罗里达州案”判决的重要成果，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多数州证据展示规则都是双向的了。 　　“阴谋论”解释还忽略了重庆市黄奇帆市长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给出的一个数据：“我们不光要求司法正义，也重视法制程序正义。举个数据来说，我们就从检察院起诉了530多个涉黑嫌疑犯，但最后法院判决的涉黑犯罪人员约370个。这意味有三分之一的人，经过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后，没被当黑社会成员处理。这个过程代表了法院独立办案和律师在实质辩护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数据很有说服力，它说明李庄案第二季中的检察院撤诉并不是那么特殊的唯一的事件，重庆打黑的整个司法过程是依正当程序进行的。 　　其实，在今日中国，检察院撤诉相当常见。有一个着名裸聊撤诉案是：“2005年9月15日，36岁的家庭主妇张立立（化名）在家中利用计算机通过ADSL拨号上网，以E话通的方式，用视频与多人共同进行裸聊时，被北京治安支队民警与分局科技信通处民警抓获。张对传播淫秽物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很快，案件被移送到检察机关。此案最后以聚众淫乱罪提起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检察机关仍没有放弃探讨和研究，法院也认为很难定罪，检察院经过反复研究，于2007年2月撤回起诉”。更有意思的是，根据曾在上海一个区检察院挂职锻炼的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万毅的研究，由于对检察院的绩效考核，我国检察院撤诉太多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将控制、降低法院‘无罪判决率’列为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个人的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导致各级检察机关及办案检察官过分重视‘无罪判决率’，严防死守，甚至在案件并不符合撤回起诉条件的情况下强行撤诉”。 　　最近，我买到南京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李爱君的《公诉中的博弈——我的公诉战争》一书。她是第二届全国十佳公诉人第二名。使我略感吃惊的不是她书中“与辩护人的博弈”一章，而是“与法官的博弈”那一章。这也从另一侧面佐证了万毅教授的研究。无论如何，网上一些担心中国又退回到“公检法联合办案时代”的言论，可能是过虑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法治已经很完善，无需改进。拿很多人诟病的李庄案第一季一审中证人不出庭来说，就说明我国在保护证人出庭安全和经济补偿上还需要做大量立法工作。为改变我国出庭证人只有5％的状况，200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山东东营中院、云南昆明中院、吉林延边中院、广东深圳中院、广东顺德法院、北京海淀法院、北京东城法院为试点法院。虽然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不在试点内，李庄案第一季二审中所有检方证人还是全部出庭，接受辩方律师质证，被四川大学法学院龙宗智教授誉为“难能可贵”。 　　说到这里，我顺便提一下龙宗智教授对李庄案“第一季”的证据学研究。他认为，控方对李庄教唆伪证有两个指控：（1）教唆龚刚模说被刑讯逼供；（2）教唆龚刚华找人伪证龚刚模不是保利公司实际控制人。龙宗智教授认为，指控（1）存疑，不应成立，但指控（2）成立，构成伪证罪，不过可以做“无罪化处理”。我这里不拟评价龙教授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从他文章中可见，重庆江北法院不是如网上一些文章所说，仅仅靠指责李庄“对龚刚模眨眼教唆”定案。 　　下面我们转向对李庄案引发的三个深层问题的讨论： 　　（1）对抗式审判制下的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 　　不论人们对李庄案第一季的判决看法如何分歧，恐怕没有人会否定李庄案第一季将引发对律师职业道德标准的深刻反思。在讨论李庄案第一季时，有人指出：“李庄案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律师能不能把有关的共犯的情况告诉自己受委托的被告人，让他在出庭时有所准备。对这个问题目前的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是有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的规定，但《刑法》第306条却没有串供构成犯罪的规定”。这里的潜台词是：只要不明确违法，律师就有权为委托人用户切手段服务。这个潜台词触及了律师职业道德标准的根本问题。 　　有趣的是，我国最近翻译出版了两本针锋相对的关于美国律师职业道德的书。一本是蒙罗？弗里德曼的《律师职业道德的底线》，另一本是戴维？鲁本的《律师与正义》。弗里德曼论述的观点是：“一个辩护人，在履行其职责的时候，只认识一个人，就是其当事人。对辩护人而言，其最重要且唯一的职责就是使用一切方式挽救其当事人，为其谋利，并把危险和负担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在辩护人履行上述职责的时候，他必须无视其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的惊慌、痛苦以及破坏。”而戴维？鲁本恰恰认为蒙罗？弗里德曼的论点荒唐之极，他指出：“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如果一个被起诉犯下强奸罪的被告辩称得到了受害人的同意，为其辩护的律师就应当设法交叉询问强奸受害人的性生活，以证明她在性生活方面是如此放纵以至于可以随便勾搭陌生人——即使他的当事人私下里已经告诉该律师，他确实强奸过受害人。” 　　弗里德曼并不否定在戴维·鲁本描述的状况下律师为委托人“尽职辩护”会给自身带来道德上的困扰。但他认为，如果律师考虑其他人（如受害人）的利益，而不是全心全意为委托人服务，将使英美的对抗式审判制失去意义，而“对抗制”审判从长期看是比欧洲大陆的“纠问制”审判更符合正义的要求的。我在下面第二个深层问题的讨论中要谈到“对抗制”和“纠问制”的利弊，这里我只想指出，即便在英国这个“对抗制”的发源地，也有一系列对律师单纯为委托人服务的限制，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所谓“等车顺序原则”。和美国只有一种律师不同，英国有两种律师，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前者人数大约为后者的十分之一。为了使出庭律师有对委托人的相对独立性，“等车顺序原则”要求出庭律师按顺序接案，这样同一个出庭律师可能本周为控方辩护，而下周又为辩方辩护。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西蒙是研究律师伦理的着名学者，他也是原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女婿。在《正义的实践——律师伦理的一个理论》一书中，他深入研究了布兰戴斯的“人民律师”伦理观。布兰戴斯在1916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当了三十多年律师，现在美国的布兰戴斯大学就是以他命名的。他的“人民律师”伦理观生动地体现在他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上。在一个案件中有人间他：“你是谁的律师？”，布兰戴斯答道：“我是这一情境的律师。”有一次，一位制鞋厂主请他代理因他削减工人工资工人诉讼他的案子，布兰戴斯建议他不要减薪而是重组库存和营销战略，结果劳资双方均满意。 　　尽管布兰戴斯的“人民律师”伦理观并没有体现在1983年美国律协的“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中，但美国旨在给予穷人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运动”，却是以布兰戴斯为精神符号的。至于在“非对抗制审判制”的德国，律师职业伦理就更强调律师相对于委托人的独立性了。德国的律师费用法规定，不论案件输赢，律师都得到同样的报酬，没有美国那种“胜诉酬金”，这就在经济上保证了律师的独立。 　　目前网上对李庄案的讨论，较多集中在“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是否应该废除的问题。我此信暂不讨论这个问题，建议你去读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教授张明楷的两篇文章。我想强调的是，李庄案对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的启示可能更值得关注。 　　现在转向对李庄案引发的第二个深层问题的讨论： 　　（2）不同法律体系“杂交”和辩诉交易问题 　　在我国着名刑法学家樊崇义教授70华诞纪念会议上，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教授陈瑞华指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一种“怪异局面”，即“制度引自英美法”，而“理论来自大陆法”：“1996年，中国的刑事审判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实行的带有大陆法倾向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被一种带有明显对抗性色彩的‘抗辩式审判方式，所取代。”他虽然没有使用不同法律体系“杂交”的说法，但意思是相近的。我们都熟悉一句常言“杂交优势”，但不是所有杂交必定都有优势。实际上，早在1995年对抗式审判制刚被引进中国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就警告说“杂交可能产生劣势”。他借鉴“法律与经济”学派波斯纳的观点，认为“在采用对抗制的普通法系中，对抗制增加了司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节约了立法活动的社会成本；而在采用讯问制的大陆法系中，讯问制似乎节省了司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要求并且也实际上增加了立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因为中国在立法制度上是大陆法系类型的，而如果在司法制度上，即使仅仅在民事和经济案件中，采用类似普通法的对抗制，这就将两种制度的’高消费‘结合在一起了……结合了这两种制度的毛病”。 　　如今看来，我们远远不是“仅仅在民事和经济案件中采用类似普通法的对抗制”，而是在刑事诉讼中也引人了“对抗制”。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对英美“对抗制”和大陆“纠问制”的利弊有深刻的了解，力争杂交优势，避免杂交劣势。实际上，李庄案中辩方律师提出的开庭前在法院查阅控方证据难的问题，是一个带有全国普遍性的“杂交劣势”：因为“对抗制”的实质是让控辩双方当事人自行调查取证，法官开庭前对案情知道越少越好，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移送法院的案件限制在主要证据上面，且主要证据的范围完全要由检察机关自行确定，这就使辩护律师在开庭前无法查阅和研读大量的控方证据”。而我前面建议的借鉴《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进行控辩双方对称性的证据展示，可以理解为变“杂交劣势”为“杂交优势”的探索。 　　最近出版中译本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兰博约教授的《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起源》一书，对我们理解英美“对抗制”和大陆“纠问制”的利弊有极大的启发价值。他尖锐地指出：“对抗式刑事程序最初专门适用于叛逆案件，这一奇特现象有助于说明对抗式程序的两大特别缺陷：财富效应和敌对效应。”所谓“叛逆案件”，是指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前10年间一系列冤案。由于国王查理二世无子女，英国新教徒们担心信奉天主教的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继位后会把英国拉回罗马教廷的怀抱，故政治宗教斗争在贵族内部极为惨烈，冤案不断，而受冤的贵族也没有律师为之辩护，因为传统英国司法观点是被告人自行陈述才有利于发现真相。1696年，英国通过“叛逆罪审判法”，首次将辩护律师引入刑事审判。兰博约教授评论道：“在贵族时代，叛逆基本上是富人才能犯的罪行……1696年’叛逆罪审判法‘的起草者可以想象，对于法案将惠及的对象而言，支付对抗式司法的费用不会难倒这些客户”，“后来……这一当初旨在满足贵族需要的程序制度开始适用于专属穷人阶层的那类法律服务，即严重犯罪。这正好印证了梅特兰在讨论英格兰法律史上另一问题（合同印鉴制度的推广）时所提出的观点：’上层人士的法律逐渐适用于所有人。‘在1696年，没有人会考虑到，为上层人士创设的刑事程序可能并不适用于乞丐”。这就是对抗制的“财富效应”。而所谓“敌对效应”，是指对抗式审判程序将事实真相的发现置于次要地位，因为对抗制的本质是“将收集和提交证据的工作交给各执一词的双方，所以各方都力图掩盖和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兰博约教授进一步评论道：“1696年叛逆罪审判法的起草者们何以未能对敌对型司法的内在危险保持更多的警惕？我认为，部分是因为斯图亚特时期的叛逆审判，使他们对派系立场问题已经无动于衷了……起草者们没有预见的是，他们坚执其仅适用于叛逆罪的这种程序形式，会超越法案的限制，将新近律师化的叛逆罪的敌对性，推展到普通的刑事司法中。” 　　兰博约教授强调，与英美“对抗制”将调查取证权交给控辩双方的“当事人主义”不同，欧洲大陆将“查究事实真相的职责交给法院，并赋予其进行调查的权力和资源。因此，欧陆的程序避免了刑事调查私人化这一英格兰程序中核心的缺陷。从中世纪开始，欧陆人就将刑事调查作为一项公共职能”。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不借鉴欧陆的法官对被告的直接“纠问制”呢？兰博约教授认为，虽然欧陆人将刑事调查作为一项公共职能是正确的方向，但在中世纪实践中有一个重大弊病，即刑讯逼供：“中世纪的欧陆法意识到，如果让法官去探寻和裁断事实真相，会存在错误和专断的风险，因此通过特别高标准的证据要求来约束法官……到十三世纪，根据已确立的规则，要判定一项死罪，必须有两名目击证人，除非被告自愿招供……因为严重犯罪在发生时往往都不为人知，两名目击证人的规则其实完全无法接受。但法庭又不愿意直接松动这一原则，因此发展出了司法刑讯……到十六至十七世纪，许多欧陆国家的法庭都发展出规避两名目击证人的规则，以避免使用司法刑讯。但到十八世纪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刑讯法依然是欧陆刑事诉讼程序传统中标志性的特色。”而两名目击证人规则没有在英国确立。正如英国法律史大师梅特兰所说：在欧陆，刑讯“逐渐成为对证据法的补救，后者使定罪几乎成为不可能……英格兰很幸运，无论是严格的法定证据规则，还是残酷而愚蠢的变通手段，都没有在这里扎根”。 　　兰博约教授全书总的结论是：法国革命后，十九世纪席卷欧洲的民主司法改革废除了刑讯，借鉴了英美对抗制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如陪审团），使如今“欧陆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成为欧陆和英格兰的混合体，但保持了其标志性的特色：刑事法庭有责任和权力寻求真相的原则。相形之下，在英格兰，十八世纪用心良苦的改革导致了对抗性的刑事审判，使其固有制度中的核心错误从此封尘难改：在刑事调查和审判中，不能发展出各种制度和程序来负责和担当起发现真相的任务”。也就是说，兰博约教授认为，前面提到的“财富效应”和“敌对效应”是对抗制的本质性错误，延续至今。 　　我之所以大段地引用兰博约教授的观点，是因为他的见解对我国目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有迫切的警示作用。正如北京大学刑法教授陈瑞华指出：“从近期有关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问题的讨论来看，那些旨在推动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对抗性司法的激进改革方案，几乎无一不是以围绕着提高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而展开的。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沉默权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和口供自愿规则的确立，到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扩大、审判方式的改革、二审程序的开庭审理等，几乎所有被正在推行或者即将展开的改革措施，都是以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为前提的，也都将刑事诉讼塑造成被告人与国家追诉机构’平等对抗‘的司法过程。但是，这种理想设计既难以解决被害人的有效参与问题，也难以解释司法实践中勃然兴起的刑事和解运动”。 　　我在此想特别指出，由于“对抗式审判制”的巨大成本，英美司法实践中的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真正“对抗审判”。在美国，竟然有高达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结案的。“辩诉交易”，指的是被告人以自己认罪，放弃被审判权，来换取减刑的“交易”。虽然这种“辩诉交易”在美国已经在实践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但美国最高法院却是在1970年的“Brady v. 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中才正式使之合法化的。中国在1996年引进“对抗式审判制”后，如果不相应借鉴“辩诉交易”，将使我们的司法体系不堪重负。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发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此案的大致案情是： 　　“被告人孟广虎在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北场内，因车辆争道与吊车司机王玉杰发生争执。随后，孟广虎和王玉杰等数人争吵。因感到势单力薄，孟打电话叫来了六个人，与王玉杰等人发生互殴，最后致被害人王玉杰脾脏破裂、小腿骨骨折，经法医鉴定为重伤。这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但公安机关没能抓获与孟广虎同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欲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孟广虎。孟广虎的辩护人、牡丹江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丁云品认为，由于本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无法确定被害人的重伤后果是何人所为。公诉方建议辩护人同意采用案件管辖法院准备试用的’辩诉交易‘方式审理此案。辩护人在征得被告人同意后，向公诉机关提出了’辩诉交易‘申请。而后，控辩双方进行了协商，达成三点合意：被告人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愿意接受法院的审判，自愿赔偿被害人因重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放弃本案具体罪责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观点，同意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证据及罪名，要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使用缓刑；公诉机关同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请求，建议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可适用缓刑。控辩双方达成协议后，由公诉机关在开庭前向法院提交了’辩诉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予以确认。’”，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帕杰特的研究，美国有四种不同类型的“辩诉交易”：（1）隐性辩诉交易；（2）检察官从轻指控辩诉交易；（3）法官从轻定罪辩诉交易；（4）检察官量刑建议辩诉交易。按此分类，上面的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属于“检察官从轻指控辩诉交易”及“检察官量刑建议辩诉交易”。而我个人认为，李庄案第一季的二审，则属于“隐性辩诉交易”：李庄以认罪，换取从一审的两年半刑期减刑到一年半。之所以说是“隐性辩诉交易”，是因为在这一类型的辩诉交易中，被告人不能得到法官或检察官的明确减刑承诺，而只能希望自己的认罪能在概率论的意义上带来减刑结果。帕杰特根据对美国实行禁酒令的1920年代的辩诉交易的经验研究，发现美国联邦法院当时更多实行“隐性辩诉交易”，而地方法院则更多实行“显性辩诉交易”（第2、3、4类型都是显性辩诉交易）。我认为，李庄案可能提供一个我国法学界深入研究“隐性辩诉交易”的契机。 　　最后，转到李庄案引发的第三个深层问题： 　　（3）“法律现实主义”及其继承者“批判法学”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和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有一场“实质解释论”和“形式解释论”的学术争论。“实质解释论”的代表之一，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场争论。我国“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现有“乞丐乙因为冬天无去处，便请求甲捏造乙盗窃甲1000元人民币的事实，向司法机关告发……以便在监狱里度过寒冬”。如果仅按字面“形式主义”地解释“刑法第243条”，那么甲的行为构成诬告陷害罪。但如果认为“刑法第243条”的实质精神（张明楷教授用的是“保护法益”这一专业术语）是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那么甲的行为因为得到了乙的有效承诺而不构成诬告陷害罪”。 　　在李庄案中，我们看到很多“法律形式主义”的表现。例如，关于李庄的委托人龚刚模究竟是否是保利夜总会的实际控制人的争论。辩方律师认为，由于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上不是龚刚模的名字，因此龚在法律上就不是“老板”。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过“隐名出资人”后来要求明确其股东身份的案例。相关法院并没有“形式主义”地根据工商登记来否定其股东资格，而是依据“隐名出资人”是否实际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力来判定，除非隐名出资的原因是违背国家法规的（如干部隐名入股小煤窑）。 　　在此，我想强调，“法律现实主义”是对法律条文的实质解释，而不是脱离法律条文的实质解释。例如，我们也可以说龚刚模的“第一桶金”（以4300多万元收购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21亿的不良债权）实质上不合理，但这就是脱离法律条文的实质解释，如果以此给龚刚模定罪就违背了现代刑法基本的“罪行法定”原则。因此，“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否定“形式”本身，法律条文总是要有一定形式的，而是批判“法律形式主义”忽略法律条文的实质精神。 　　“法律现实主义”是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法学运动，其代表人物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多年的院长庞德等人。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代表了“法律现实主义”的精神。目前“法律现实主义”的继承发展者是“批判法学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昂格尔和他的同事肯尼迪教授。我前面提到的研究布兰戴斯“人民律师”伦理观的西蒙就是昂格尔和肯尼迪的学生。“批判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批判法学运动”在1970年代最为活跃，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度三分之一教授都属于“批判法学”学派。但里根1980年上台后的保守政治氛围使“批判法学”运动相对衰落。但根据耶鲁大学法学院巴肯教授的说法，美国最高法院2000年对“布什诉戈尔”一案的判决，使“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的“批判法学”观点深入人心。 　　你一定还记得2000年美国大选时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因计票机器故障而争持不下。为了阻止戈尔一派重新计票（当时佛罗里达州法院已经宣布重新计票），布什上诉戈尔到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先是判定佛罗里达州法院无权要求重新计票，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二章，州议会而不是州法院才有权决定州“选举人”的产生方式。但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自己也感到这样判决太牵强，故最后他们以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作为否定重新计票的依据，因为“平等保护”是第14修正案的核心精神，而如果只对佛罗里达州的几个选区重新计票，而不对全美其他也有机器故障的地方重新计票，就违背了“平等保护”。而众所周知，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是美国自由派大法官判决公民权运动的关键案例“布朗诉教育委员会”的依据。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为了使布什当上总统，不惜使用自己对手的论据，这就在广大人群面前显示了“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这一“批判法学”观。 　　也许除了“布什诉戈尔”一案，还有两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案可以生动地说明“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一是1965年的“Griswold v.Connecticut”案， 二是1986年的“Bower v.Hardwick”案。在前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康涅狄格州禁止已婚夫妇使用避孕工具的法律是违宪的，因为破坏了公民“隐私权”。而在后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乔治亚州禁止“肛交”的法律并不违宪。一般来说，根据逻辑一致性的原则，人们会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应该判定乔治亚州禁止“肛交”的法律违宪，因为这个法律和康涅狄格州禁止已婚夫妇使用避孕工具的法律在破坏公民“隐私权”上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否说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没有尊重“法治”呢？ 　　这就涉及对“法治”的较精致而非天真的解释了。“法律形式主义”认为法律规则的逻辑一致性和演绎性可以给每一个案例唯一正确的判决，但“法律现实主义”认为，可能适用或经过解释后适用于的一个具体案例的法律规则常常不只一个，法官最后用哪个法律规则深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可能是潜意识的）。如上述“布什诉戈尔”一案，美国最高法院五位保守主义大法官权衡选定用宪法第14修正案为判决布什胜诉的依据。不难想象，如果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是自由派的话，他们也可以找到宪法依据判定布什败诉。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违背“法治”。因此，“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法治是政治斗争的特殊领域，而不是像“法律形式主义”那样故作天真地认为法治就是逻辑演绎。这次李庄案第二季中，控辩双方对管辖权的争议，从“法律现实主义”上看就很容易理解了。 　　有趣的是，“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可以说在美国法学界已经成了主流了。“法律与经济”学派的代表，美国联邦第七巡回法院首席大法官波斯纳也公开批评“法律形式主义”，这在他的《超越法律》一书中特别明显。波斯纳在他另一本书《法理学问题》中用有趣的比喻把音乐和法律联系起来：当一个音乐演奏者“解释”作品时，他是在阐明作曲家的创作“意图”，还是不可避免地表达他自己的理解？音乐史上有个着名故事：贝多芬创作第一钢琴协奏曲时，由于当时钢琴的设计还不能发出“F sharp”调，故他可能在一个想用“F sharp”的地方用了“F natural”。现在音乐界有个争论：今天的演奏家在弹奏第一钢琴协奏曲时，是否还必须按“F natural”演？“法律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弗朗克喜欢把法律比作“作曲”，把具体判案比作演奏。波斯纳也用音乐来说明“法律形式主义”的问题，这可能的确表明他向“批判法学”靠近了。 　　最后，我想强调，“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说“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并不是不要“法治”，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法律领域是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特殊领域，“法律形式主义”则是羞羞答答地回避这一事实。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应该“有机统一”。但如何真正做到这个“三结合”，还是有很多难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如果说重庆打黑和李庄案对我国法学、政治学理论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三结合”上还有很多需要改进、改革和创新的地方。 　　具体说来，“党的领导”在刑事政策上的最新表述是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但是，我们没有能尽快地出台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殊立法，使“宽严相济”中“严”的方面缺乏在一般刑法之外的有力明确的立法支持。令人深思的是，美国驻华大使馆法律顾问李张健仪（美国司法部有组织犯罪处前副处长）建议我国借鉴美国国会1970年通过的《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RICO）。该法在一般刑法之外，包括了一个回溯性条款：“起诉时通常不能对发生在起诉日5年之前的罪行进行指控……然而，根据RICO的规定，只要首次起诉时其中一个被指控的上游罪行发生在起诉日之前的5年之内，该罪之前的敲诈勒索型的犯罪行为只要是发生在最近犯罪之前的10年之内就可以被起诉。”当然，更为我国读者熟知的是，美国反恐中的“爱国者法案”中对一些一般刑法中不容许的侦查手段的特许。我这里不是对美国“爱国者法案”的实质合理性做评价，而是指出美国常用的特殊立法方式对我国可能有一定启发。“党的领导”在刑事政策上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特殊立法来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这是“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结合点。 　　那么，“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结合点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人民陪审团”。我国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1982年宪法并没有再规定人民陪审制度。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再次强调人民陪审制度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该决定中第4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我对这点很反感。我赞同托克维尔对美国陪审团的评价：“陪审团根本上是一个政治制度。”它和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精神一脉相承。我曾撰文称赞重庆“民生十条”，我希望重庆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上也有所创新，这可能在人民的主导性上开创我国改革的新局面。 　　好了，我这封信已经太长。希望你和朋友们还能耐心阅读，并赐教于我。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