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平

过两年的努力，我们对于法治的前景仍然不乐观，对于食品安全的前景依然深怀忧虑。我们尽力了，但很遗憾，我们能做的太少，在此两周年之际，我们想说，真的很对不起。

中国的专业律师、法学家甚至司法部门高级官员都表示，在刑事案件的侦办、起诉和审判等各个环节，辩护律师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考虑，结果酿成一些冤案错案。有关官员表示，听取辩护律师的制度需要通过立法来建立和完善。 上星期天，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律政》杂志社主办了一场关于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化问题的高层论坛。与会者有来自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高级官员，也有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高级法学家，还有一些专业律师。 *律师和学者：不听律师意见 司法不公频生* 与会的专业律师和学者们抱怨，在刑事案件的侦办、起诉和审判等各个环节，公检法部门没有充分听取和考虑辩护律师的意见，司法不公现象频生，民众怨气很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赵作海和佘祥林等冤案的发生。 在座的司法部门高级官员对辩护律师意见没有被充分听取的批评没有提出反驳。最高检公诉厅的处级官员张寒玉在发言中说，有关机关在复查案件时发现，许多错案没有记录辩方的辩词，即使有也未获得司法部门的重视。 *李方平：现有律师法未落实* 2008年修订过的中国律师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件和案卷材料。但是，经常为一些敏感刑事案件勇敢担任辩护律师的李方平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辩护律师很难向检察机关反映意见、为被告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辩护权利。 李方平说：“在公安(侦查)阶段和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意见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比如在审查起诉阶段，它也不告知你检察官是谁，你有什么情况也没法去跟他沟通。他甚至不给他本人的电话，也不知道具体谁在办这个案件。象北京朝阳区检察院就是如此。所以你有什么意见的话，无法跟检察官去沟通。实际上是剥夺了律师的辩护权利，(是一种)变相剥夺。” *何培华：县一级问题更严重* 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培华说，他的个人经历是，辩护律师意见得不到司法部门尊重和采纳的情况在县一级尤其严重。 何培华说：“在中国目前来讲，公诉人的素质还存在参差不齐的问题。广州检察院、广东省检察院我接触得比较多，(它们)在这方面比较好。但是到县一级，比较偏远比较闭塞的地方，可能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比如会见难，阅卷难，你提出意见他不理睬你。应该说在下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一些。” *官员：听取辩护律师的具体制度需立法来实现* 上星期出席《方圆律政》杂志社高层论坛的官员说，政府会考虑对司法机关的具体操作程序做出新的制度性规范，以便落实律师法已明确规定但没有被司法机关落实的辩护律师角色。在座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厅和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都表示，听取辩护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通过立法来实现。 *李方平：立法不应由公检法主导* 北京律师李方平对此表示欢迎。不过他认为，这项立法工作本身需要专业辩护律师的参与，以确保律师法的精神得到充分体现，而且不应该由公检法部门去主导。 李方平说：“如果由公检法去主导，通常是限制律师权利的。我们看到各个地方上的公检法司国安等五家、六家联合发文，往往会规定很多排外的情形。比如说，按道理48小时应该安排会见，它会规定黑社会案件、群体性案件、贪污受贿案件等等可以不在48小时安排会见。现在的律师法规定，即便是国家秘密案件也应该安排会见，但他们仍然以老的刑诉法或内部的一些规定来限制律师。” 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担任法律顾问的何培华律师说，全国性有关立法值得去做，但预计需要较长时间，因此他最近参与了当地的一项有关立法工作，对目前国家有关法律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充，其中包括处理辩护律师会见难和阅卷难的问题。

安徽一名青年因不满安庆教育局以他是“艾滋病感染者”为由拒绝录取就业，向当地法院提出法律诉讼。安庆某区法院接受起诉材料，很可能下星期立案。一旦获准立案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艾滋病就业歧视案。 *体检不合格被不予录取* 来自农村家庭的小吴(化名)今年5月报名参加安徽省安庆市直学校教师招聘考试并通过笔试和面试，可是在参加体检后被安庆市教育局发出“体检不合格”的告知书，以“艾滋病毒感染者”为由不予录取。 小吴不满受到就业歧视，但和教育局交涉无果，终于在8月26日委托律师向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起诉安庆市教育局，要求法院判令教育局拒录行为违法并录取小吴。目前法院已经接收起诉材料，最快星期一会有立案结果，也令本案有望成为《就业促进法》实施后中国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业歧视诉讼案。 根据中国卫生部1998年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知识要点，艾滋病全称是性免疫缺陷综合症，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与艾滋病人和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例如握手、拥抱、一同进餐，都不会传染艾滋病。 *有法律依据支持* 曾代理“天津乙肝歧视第一案”和“中国基因歧视第一案”等反歧视诉讼案的律师李方平认为，虽然中国有许多法律法规都有对艾滋病感染者平等就业等各方面权利的明确保护，但是社会上仍有歧视现象。 他说：“电话已经通知可以受理了。星期一可以来办理手续。 这个案件反应HIV感染者的就业状况受到歧视是客观存在，但是很少有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就业权利。小吴能够去交涉和诉讼，也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表现。” 李律师认为，根据2008年通过的《就业促进法》和2005年的《艾滋病防止条例》都对类似就业歧视有明文禁止性规定，比如不能以病毒携带者为由进行就业或教育歧视。 李律师还说：“现在在乙肝歧视方面，现在法律方面障碍和社会层面歧视都在消减，但还没有彻底根除，还需要团结努力。艾滋病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 *社会公共认识滞后* 同样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托马斯(化名)是艾滋病感染关怀公益机构“爱之关怀”的负责人。 他认为，中国社会对认识艾滋病和保护感染者权益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社会公共认识。 他说：“虽然政府政策法规已经明文禁止，但是在现实操作中有很多瓶颈和障碍。我们很期望庭审能有一个积极的进展，依法维护人的权益。国外也有很多好的经验完全可以借鉴和促进法规法律的修订。” 托马斯表示，目前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有70多万艾滋病感染者。而广东、云南和广西都排在全国艾滋病高发地区前5位，所以“爱之关怀”也在这些地区进行艾滋病相关的治疗知识服务，在2006年获得联合国颁发的“红丝带奖”。 *感染者多无奈隐藏* 因为社会缺乏足够的包容而又经常有歧视发生，托马斯认为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选择隐藏自己。 他说：“这是非常非常普遍，我想几乎每一个在中国的感染者都是处于这样的状况。害怕被别人知道，比如找工作、交往和治疗，保密是首要的因素。同样因为这个氛围，很多人感染了或者怀疑自己感染了，没有勇气去做检测，害怕个人隐私被透露。” 民间反歧视人士、香港中文大学客座研究员陆军认为，非政府组织NGO带给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更多的信心和支持。他说：“以前当事人都不愿意起诉，现在因为NGO比较活跃，他们找到NGO之后信心就比较强了。” 中国正在制订2011年-2015年防控艾滋病行动计划，目标是减少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降低艾滋病病死率，提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生活质量，相关投入达2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