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对日俄战争的双重历史误读 　　马国川：现在有很多人对辛亥革命颇多微词，因为据说清末新政开展得很有声色。那么，清末新政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绩？ 　　萧功秦：清末新政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庚子之变后，危机四伏的统治者已经痛定思痛，在整整十一年里，改革全方位推进，而且反对派很少。在1908年之前，一向被视为保守的慈禧太后是最积极的，经常下旨催促，只怕大臣们提不出建议来。亨廷顿说过，处在危机感当中的统治者，要求改革的良好愿望要超过一般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想用良好的表现来换回他在臣民当中的合法性。 　　马国川：但是，慈禧是这样的人吗？ 　　萧功秦：慈禧出逃北京和从西安回京的路上，目睹了许多民间的悲惨状况，发了几次脾气，责骂大臣以前为什么不告诉实情。她痛定思痛，认为都是自己的错，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回京后，她就厉行改革。在1905年以前，改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进行的，改革的性质是“开明专制化”，即从绝对权威主义变成开明专制。用专制的权力推行开明的政策，包括发展实业、发展教育、改革法律、奖励留学、设立新军等一系列现代化政策。 　　马国川：您认为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真心推动改革，可是她发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室“万事一系”，“皇帝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和日本的宪法比起来，《钦定宪法大纲》更加维护君主专制。一方面宣布改革，另一方面在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这不是矛盾的吗？ 　　萧功秦：中国有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皇帝的专制权威也是一种传统的政治资源，在变革时代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清王朝的皇室是满族，满族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要比汉族统治者脆弱，老百姓对前者的信任度低得多。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作为异族统治者，满族皇室的合法性非常脆弱，稍有失误都会导致民众信任的坍塌。 　　马国川：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权力看得那么重要，哪怕照抄日本的宪法行不行？ 　　萧功秦：总体上来说，《钦定宪法大纲》仍然是模仿日本的，但是汉族人对此特别敏感：改革了，你们还要永远统治我们吗？可是，开明专制和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最基大的不同，就是皇帝的权威不受挑战。开明专制的权威是不受挑战的，否则就不是开明专制。清朝统治者要实行的是开明专制，从这个基本前提去看，《钦定宪法大纲》并无不妥。 　　虽然皇帝的权威不受挑战，但是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可以通过一种分权的方式进行有限政治参与。这种参与不是民主，不能用民主的标准来要求。一定要界定清楚这一历史阶段就是开明专制时期，不要用民主的原则来指控统治者。开明专制就得按照开明专制的规则做。如果没有日俄战争的话，也不会有激进的立宪运动，清末新政就会顺利进行。假以时日，中国的现代化会有极大进步。 　　马国川：为什么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会影响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呢？ 　　萧功秦：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中国人产生两个误读。第一个误读，认为日俄战争是“立宪战胜了专制”。立宪是以宪法制约王权，实际上，当时日本并不是立宪，天皇的权威还是绝对的，他用这种绝对权威来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日本的政治学家称之为“伪立宪君主主义”，就是以立宪为幌子来实施开明专制，天皇不受制约。所以，日俄战争不是“立宪战胜了专制”，而是日本的开明专制战胜了俄国的帝制。 　　第二个误读是，虽然中国认为日本成功了，但是没有学日本的“开明专制”，而是学真正立宪的英国，英国就是分权。日本是靠了君主主义打败了俄国，中国以为实行立宪，把权力分散给地方才能强国。一百年来没有人认识到这两个误读，只有我认识到。 　　马国川：这双重误读如何影响了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呢？ 　　萧功秦：在晚清新政的那个历史阶段，中国还需要加强政府的权威，通过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利用开明专制的手段来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会的进步。但是误读日俄战争、开始立宪以后，把权力一下给分散掉了。地方上建立的咨议局和中央设立的资政院，形成了两个反抗政府的舞台。如果整个社会有很强的共识，下面和上面的共识是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舞台无所谓。可是，当时中国恰恰是危机感四伏，占据这些舞台的立宪派和统治者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马国川：日俄战争以后，难道清王朝进行分权，设立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是错误之举？ 　　萧功秦：资政院和咨议局建立以后，实际上是两个挑战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威的一个体制内平台。在一个危机不是很强的社会里，建立这么一种体制可以增加政治参与，凝聚社会力量。但是在危机加深的社会里，这种制度的建立会起到反作用。 　　辛亥之前清王朝进入了权力真空时期 　　马国川：立宪派所代表的士绅阶层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是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度越大越好，因此要求加快立宪速度。 　　萧功秦：那时清政府还在筹备立宪，筹备期九年到十一年。从逻辑上讲这也没错，因为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使得中国老百姓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有序的民众政治参与。而对于占据了政治舞台的资政院和咨议局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不是根据立宪的社会条件成熟程度，而是根据危机感的深度来决定是否应该加快立宪进程。实际上，危机感完全是主观判断。 　　马国川：改革快慢很难有客观标准，因为执政者和民众的判断标准很难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不能以执政者的主观感受来判断改革快慢，而是要符合民众对改革的心理预期。 　　萧功秦：问题在于，老百姓的判断不一定是正确的。 　　马国川：如果说老百姓的判断不一定正确，怎么能说权威层的判断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萧功秦：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老百姓对改革的预期是根据危机感的程度来决定的，危机感越强，改革速度应该越快。但是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在社会矛盾很尖锐的时候，政治开放的速度越快，就可能导致政治参与度爆炸，参与爆炸就是革命–革命不就是大众直接参与政治吗？ 　　马国川：在清末真正的平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当时的士绅阶层，他们对于形势的判断有误差吗？对于晚清的社会状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有的认为晚清时期危机四伏，另一种判断则认为，晚清社会基本上是平稳，孙中山发动的十次革命都是昙花一现。 　　萧功秦：分水岭是1908年。如果在1908年以前，哪怕是咨议局、资政院出现了，由于慈禧太后有非常强的权威，她已经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实际统治，即使有人对她不满，她还是能够控制局面，社会还是有序地在发展。但是1908年慈禧死了，新上任的摄政王就没有那样的权威，不足以维持局面。 　　马国川：李泽厚先生曾经说，如果慈禧晚死十年的话，局面可能大不一样。 　　萧功秦：很有可能是这样的。1908年以后，士绅阶层是相当激进的，激进到要求立即开国会，否则国家就落后了！为什么一些地方官员也站在士绅一边，请求尽快召开国会呢？他们并不认为请愿者是对的，而是看到一万多人在广场上集会磕头，他们感到恐怖。危机感使他们认识到，早开一天，至少会少一点对抗。 　　双重误读也并没有构成致命的问题，它等于是埋伏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马国川：致命的问题在哪儿？ 　　萧功秦：致命的问题是综合性的。第一，庚子事变以后慈禧权威的合法性大大衰落；第二，日俄战争以后，在开明专制政治的框架下设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为社会不满的人士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渠道；第三，慈禧死了以后，新上来的摄政王搞了一个“皇族内阁”，刺激了民众最敏感的神经，让本来有期待的人们也感到绝望。与此同时，那些能够在满汉之间起到中和、缓冲作用的老臣，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相继死亡或退休，清王朝进入了权力真空时期，只剩下剩一些八旗阔少。这些人既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能力，更没有政治威望，由这些人独占政权，使得汉族人完全绝望，促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排满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开始越来越弥散在社会上。 　　马国川：这股思潮是什么时候开始起的？ 　　萧功秦：是1899年“庚子之变”以后。此前，孙中山在海外传播排满革命，基本上没有人听，甚至有人觉得他是神经病。“庚子之变”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主要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新军里。新军军官都是汉人，他们到日本去留学，而日本就是一个排满革命的大本营。新军军官的思想很快被革命思潮“格式化”了，去的时候是开明专制思想，回来后是排满革命思想，他们不断在军队内部传播革命思想，清朝对军队的管理师是粗放式的，湖北地区的清军军营里面竟然有1/3的人参加革命的外围组织文学社，竟然没有被发现。 　　马国川：当初没有“政委”啊。 　　萧功秦：孙中山的革命是“墙外开花墙里香”，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成功的，没想到真正成功的是新军。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排满思潮已经开始在民间弥散，统治者提前丧失合法性，而且满族统治阶级人数很少。这造成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现象，革命军是如此之弱，没有领导人、没有指挥员，也没有经过训练，可是统治者不做任何反抗就投降了。 　　“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 　　马国川：革命军固然脆弱，统治者比革命军还要弱。 　　萧功秦：1908年慈禧死去之前，连国外观察家都认为慈禧是完全能够控制得住局势的，清朝政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此后社会进入到了权力真空时期，新贵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更没有手段，偏偏霸占要津，极大地刺激了汉人敏感的神经，民众躁动起来，局面开始失控。排满思潮已经成为一个话语优势，统治者提前地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心，没有反抗就投降了。在这种情况下，新军一旦起事，立刻星火燎原。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兰桃子。 　　为什么是乌合之众？革命没有领袖、没有计划，也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各个地方的联络，连同盟会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只要有几个人拿着枪跑到总督府把总督抓起来，然后把军火库一占领，省城就成功了。县城也如法炮制，把县衙一占领就成功了。死人最多的省大概是武昌。其次就是云南死了160多人。有的省一个人没死，就独立了。这样，一个月里面13个省宣布独立，清廷大势已去。所以，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和平的革命，成本最低，代价最低，恐怕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马国川：辛亥革命以如此低的代价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实在值得庆幸。 　　萧功秦:可是，辛亥革命是很悲哀的。因为这样一场革命根本没有能力把各个独立的省结合起来，组织一个有力的政府，因此不得不和袁世凯讨价还价，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解决清廷退位问题。 　　当时，独立的省互不相属，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把它们结合起来，中国社会就四分五裂了。为了防止碎片化，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瓜分，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可是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只能各个省派两名代表到南京谈判，临时政府完全是一个松散的邦联性的政权。邦联制不是由民主的诉求产生的，而是为了社会不至于分裂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临时政府非常弱势，不但没有军费，连军饷都发不来，根本没有办法北伐，唯一的办法是和北洋军阀谈判，让袁世凯去劝清王朝退位，然后把总统的权力交给袁世凯，让袁世凯当大总统。 　　马国川：不费一兵一卒，和平解决帝制问题，不是很好吗？ 　　萧功秦：问题在于，革命党既然将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却又不放心，实行内阁制，由国会来控制内阁，把有实权的袁世凯架空了。袁世凯当然不甘心。在制度设计上，议会可以弹劾内阁，内阁没有反过来要求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由于权力不平衡，就造成国会专制。成员大多数是国民党员的国会肆意对内阁进行弹劾和阻挠，实际上成为对政敌进行攻击的工具。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内阁制。另外，西方内阁制的特点是，内阁的首相总理一般属于国会多数党的领袖，这样内阁和国会之间就不会有很大的矛盾。而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总统袁世凯不愿意让国民党担任总理，内阁总理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导致内阁和国会之间矛盾越来越多。 　　当时的外国观察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莫理循就说，民国政治不稳定，很快就像波兰一样无政府化，如果出现不了拿坡仑式人物，这个国家就一天天烂下去，直烂到这个国家被人家瓜分了。 　　革命造成了一个弱政权，政权内部的结构又极端不合理，移植西方的内阁制，出现无穷的党政，造成无序化，结果只能是走向袁世凯的专制。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结果。 　　马国川：您是说，袁世凯的专制是辛亥革命的必然结果？ 　　萧功秦：这是必然的，否则中国真的会“一天天烂下去”。 　　总之，辛亥革命是一群乌合之众来摘清王朝的烂桃子，然后建立了一个弱势的政权，弱势政权的内部制度和《临时约法》是一个芦苇织成的狭小“笼子”，关着一个大老虎。当“老虎”冲破笼子后，就废除了民主政治，实行威权政治。袁世凯的专制建立起来以后，稳定了一个时期。至少在袁世凯宣布帝制以前，1913年到1916年中国社会开始恢复秩序，发展教育，发展实业，而且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几以上。 　　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 　　马国川：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不合格的民主政治，又被袁世凯的专制所取代。 　　萧功秦：袁世凯推行的是开明专制，即“新权威主义”。他还提到民主有约法时期和宪法时期两个阶段。目前是约法时期，因为教育水平还太低，经济还不够发达；将来中国条件成熟，再进入民主的宪法时期。至少他有民主承诺，搞不搞是另外一回事，有承诺比没有承诺好。 　　当时，威权政治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政权稳定了，经济发展了。但是袁世凯的威权政治和未来的蒋介石政权相比又有很大的弱点。袁世凯没有一个政党作为执政基础，只有依靠北洋军阀，以恩威并用的手段利用同党来稳定政治秩序。如果袁世凯活得时间长一点，这种强人政治也能延续下去，在一定阶段社会也可能出现新的阶级力量，出现新的资产阶级革命。但问题是，袁世凯56岁就死掉了。 　　马国川：袁世凯之死也有自己的因素，共和已经建立，应人们基本认同民国的情况下，他又搞帝制当皇帝，实在是一大败笔。 　　萧功秦：绝对是一个大败笔，这又牵扯到中国专制政治的劣根性，专制体制造成统治者获取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袁世凯以为民众对民国失望了，才选择了帝制。在当时的思维中，除了民主制度就是专制制度，还没有威权政治的说法。民主不行，就回到帝制，中间没有有缓冲地带。其实，袁世凯已经创造了“强人政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权威主义”。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的，他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历史，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以为这种强人政治是不稳定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统治方式，要么是帝制，要么是民主。袁世凯自己有野心，又相信迷信，信息来源也不对称，以为民众对民国失望了，很自然就选择了帝制。他的帝制也是开明专制，因为当时还有宪法。 　　马国川：您这是从同情的角度来思考他怎么思考问题的。 　　萧功秦：对于历史人物，不能仅仅流于道德谴责，而要寻找其行为的内在逻辑。袁世凯称帝，激起了整个社会的反感。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专制政治就像一个泥菩萨，原来人们很崇拜他，一旦一个莽汉把它打碎了，满地泥块，即使再把它扶起来，神圣感已经没有了。所以，袁世凯很快就推翻了，此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碎片化。中国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的军阀混战并不是辛亥革命的直接结果，但是间接结果，因为辛亥革命把原来一千多年来形成的专制帝制推翻后，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是需要条件的，中国不具备，只能够形成强人政治，而且是劣质的、粗放的强人政治。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使自己丧失了合法性，促成了他的早死。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早死，不搞帝制，可以继续可以当大总统。另外，如果袁世凯死前命令段祺瑞接班，也可以稳定相当一个时期，以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变化。但是他没有任命段祺瑞，为了南北统一，中国陷入军阀混战。 　　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联系的。 　　辛亥革命推倒了第一张骨牌 　　马国川：也就是说，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并不高？ 　　萧功秦：对辛亥革命无非几种判断：一种判断，辛亥革命是好的，同盟会是民主革命；第二种判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所以要无产阶级革命；第三种判断，认为是辛亥革命是被袁世凯中断的民主进程。 　　相关新闻： 　　许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中国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 胡锦涛江泽民等出席 　　周瑞金：辛亥百年 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民国史大陆版编纂30年出版 肯定蒋介石抗日作用 　　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没那么大，辛亥革命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它恰恰是二十世纪大混乱的开端。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如果当时按照预备立宪大纲加快改革，在皇权不受挑战的情况下，社会还能够有序地前进。一旦最高权威没有了，人人逐鹿，内战就越来越大。 　　马国川：辛亥革命只是摘了满清一个烂桃子，革命本来也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革命，中国从辛亥一步步走到后来，很难苛责某一些人。另外，满清实际上已经死了，没有希望，也只能是走到这一步来了。 　　萧功秦：关键是我们从哪一个角度看历史。我不是站在哪一边，没有苛求历史人物“应该怎么样”。 　　我反对把辛亥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事实是，辛亥革命是一个的激进的排满革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民族革命，是在满清统治极其虚弱的情况下面开展起来的，所以轻而易举地就成功了，但是没办法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只能采取凑合性的形式，这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化。 　　马国川：但是，在慈禧死后，政治顶层已经真空化了，对下面还有能多大的威慑力量？ 　　萧功秦：真空化也是暂时现象，如果武昌起义后后立宪派提出的“十九信条”全部实现，开明皇帝在上面实行立宪政治，就能够避免以前的真空化，仍然有可能在这个体制下面建立起一种有序的政治。但是这种方案被辛亥革命所推翻了，形成稳定体制的概率极低，几乎没有了可能。因为13个省组成了松散的邦联，然后又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让袁世凯做总统。革命党限制的手段非常苛刻，完全没有现实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最高层的破裂，以后就变成一盘散沙。这个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只要革命爆发，后面的就不可避免。 　　马国川：就是说，辛亥实际上推倒了第一张骨牌？ 　　萧功秦：对，而且以后每一张牌都必然倒掉。武昌首义后，孙中山没有力量北伐，于是不得不接受与北方共建统一的政权，让北洋领袖袁世凯当上总统，面对北洋势力的“名实俱归”，南方革命派又不心甘，一定要因人设法，设计出一种难以操作的内阁制，来限制袁世凯这个总统的权力，让总统变为空架子才甘心，这样的民主体制肯定会引发党争与政治分裂的，这种体制就是“用芦苇编的小笼子关大老虎”的体制，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必然会政治崩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四分五裂，还不如清末开明专制式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后的悲剧，就是形成了中国的碎片化，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每一步都是不可避免的。 　　马国川：难道这个问题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没有认识到吗？ 　　萧功秦：一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都认识到这一点了，他们作为旁观者还是比较清醒的。康有为为什么反对革命？他预见到革命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墨西哥？。 　　马国川：为什么不说，鸦片战争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张骨牌呢？ 　　萧功秦：中华帝国的调试能力很弱，在整整半世纪力，不断地挫折和失败，消耗了原来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源，最后进入一个危机时期，变革的难度非常大，后来就很难避免革命。前面如果及时纠正，清王朝还有机会。比如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表现好一些；第二次失败了以后，如果洋务运动能够有更多机会来弥补；甲午战争失败后，如果戊戌变法选人准确，也不至于后来的结果。从历史上看，清王朝确实是一步一步走向危机，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有多种可能性。可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一个方向了。 　　辛亥革命只要一爆发，各地风起云涌，很快碎片化，临时政府只能是联邦制；南北之间只能谈判，谈判的结果只能够是让袁世凯当总统；袁世凯当总统，孙中山制约他的结果一定是体制无法运作，最终只能崩盘；体制崩盘，社会肯定陷入无序状态。这些历史都是不可逆的，而此前的历史每一个部分都是可逆的，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还有很多权威和能力，还有纠错机制。 　　马国川：换句话说，辛亥革命时历史的大背景已经完全转化了。 　　萧功秦：那时就没办法了，中国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隧道。 　　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马国川：在辛亥以前，统治阶层方面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检讨的？ 　　萧功秦：在面对西方挑战以后的整整半个多世纪里，如何应对西方挑战，如何进行社会的自我更新，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需要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国专制统治者的学习能力极差，和中国相比，日本的学习能力就强得多。因为明治时期日本有256个相对独立的封建番主，他们可以对西方的挑战做出独立的反应和决策。因此日本具有多元的试错能力，而中国只有一个最高皇帝，试错机会非常单一。 　　一元化的专制政体和多元体制比起来，前者内部的大一统结构往往缺乏应对危机的多元调试能力。一个真正的实现稳定变革的社会，内部需要一种多元整合机制。除了国家管控和干预的力量之外，让民间和个人具有多元的微观的试错的机会，社会内部的各个要素不同程度地参与社会的整合，他们的存在大大地减轻了中央政府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的难度，他们在支持和协助国家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方面功不可没。日本就有多元的整合机制。国家作为主渠道以外，民间社会和个人自主地面对着社会环境的压力，不断地进行着微观的调试。 　　马国川：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恰恰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内部深深缺乏的。 　　萧功秦：在研究鸦片战争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所谓“投降派”的那些大臣，如耆善等人最早意识到西方力量的强大，不能够用传统办法来制服，只能通过妥协“两害相全取其轻”。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耆善等人作为谈判者或将领，直接面对西方，确实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们有两个判断，第一，西方人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第二，西方的目的是做生意，而且讲信用，只要签订条约问题就解决了。这是避免中国损失最小的办法。在深宫里的皇帝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 　　马国川：按说耆善等人都是皇帝的近亲大臣，应该能够影响到皇帝的认识啊？ 　　萧功秦：尽管在前线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又不能把真实信息告诉皇帝，否则自己就保不住了。所以，耆善被抓起来后，道光皇帝就派军机大臣审问他，你既然打不过，为什么不向我请求派军队？耆善连这样的问题都不敢说真话，只说“我老糊涂了”。事实上，知道信息的人都是悲剧结局，被赐死、砍头或者充军。皇帝永远得不到真实消息，他的信息极端的不对称。例如，清政府和西方签订的条约翻译成中文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文本，中文文本一律是卑微乞求的口吻。所以，皇帝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仍然沉浸在他那个世界中心里。由于缺乏试错的能力，学习能力极差，使得统治者一次次丧失机会，最后陷入了总危机。 　　马国川：也就是说，君主专制在不断地把信息渠道给封闭掉。 　　萧功秦：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恭亲王了解了西方，才有一些正确的判断。利用自主权做了事情，中国开始洋务运动。遗憾的是，洋务运动又受到国内严重的阻挠，一直不能成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陷入焦虑状态，开始走向进行改革。戊戌变法失败后，马上又是“庚子事变”，统治者的统治权威大面积流失，陷入了“急诊室效应”，想改革已经晚了。 　　所谓“急诊室效应”，是指专制帝国陷入危机以后面临的两难选择：在危机中改革成功概率非常低，不改革也是死路一条。慈禧以后，如果有一个能干一些的皇帝，可能情况好一些，但是大势所趋，已经没有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了。 　　马国川：专制体制学习能力差、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一直存在，在面对新的文明形态挑战时，弊端更加彰显，最后很有可能走进一条死胡同。 　　萧功秦：今天回顾辛亥革命，这是值得当今中国人吸取的一个历史教训。从历史来分析，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改革积累下来的危机结果，这个结果又开创了二十世纪大混乱的先河。一百年后重新反思，我们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现代化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应该加强学习能力和试错能力，培育多元的社会整合机制，让每一个个体和社会组织都有一定的自主能力，帮助国家来完成社会转型。要创造一些制度增加社会的试错能力，避免大的动荡，不要等到这个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进行改革。这是下一个一百年中国走向成功的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萧功秦简介： 　　历史学家，湖南衡阳人，1946年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与比较，二十世纪中国变革史等等。现在主要从事当代中国转型政治学研究。主要著作：《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中国的大转型》等。

经济观察报 秋风/文 　　 　　辛亥首义成功一百年了。这场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但辛亥首义之后的二十世纪，中国充满了反复、曲折、灾难。见证了这些之后，今人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也就大相径庭，而且，不乏悖谬。 　　 　　比如，一直有人称赞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帝制”云云。然而，早在革命之前，梁启超就已清楚指出，帝制的对应物是共和，宪政的对应物是专制。继续保留帝制，并不妨碍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转型。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先生评价说，革命真正的功劳是建立了宪政政府。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功劳根本不应当是推翻帝制。一百年后，官学两届似乎全然不知梁任公所说之常识。 　　 　　另有一些人的认知同样赶不上任公。先生在革命前虽反对革命，但革命后则义无反顾地支持建立共和，在袁世凯称帝后，也策动倒袁运动。然而，过去三十年来，很多人却把推翻帝制当成辛亥革命的一大罪状。比如，萧功秦先生断言：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李泽厚也说，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性事件，之后形成了很强的历史惯性，那就是不断地革命。 　　 　　这样的看法今日仍然十分流行。反辛亥革命似乎成为一种时髦。最早提出这种立场的人，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灾难。痛定思痛，他们开始寻找原因，先是找到他们参加的激进革命，然后找到国民革命，再找到五四运动，最后找到了辛亥革命。据此，他们提出“告别革命”说，当然要告别辛亥革命。 　　 　　然而，革命果真可以如此轻易告别么？李泽厚先生说辛亥革命是个偶然事件，人们也完全可以说，此后日益激进的革命也完全可能是历史的偶然。它确实是历史的偶然。如果不是欧洲因为一战及其政治后果，中国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浪么？二十世纪，整个世界都受到了欧洲形成的激进观念的震撼，而不限于中国。而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辛亥革命，哪怕二次革命，性质上与二十年代之后的革命完全不同，虽然都有着革命之名。 　　 　　既然告别了革命，反过来，他们高度肯定清末立宪，并断言，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维护皇权秩序的立宪改良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唯一道路。更有人主张，如果袁世凯复辟成功，中国也许就有救了。这些学者依据他们的这一历史想象，提出了或者信奉“新权威主义”。 　　 　　对此，人们可以提出疑问：历史真的有唯一正确的道路么？退一步说，即便学者们在一百年后知道，在辛亥革命之外还有一条更好的路，当时人有没有可能具有这一后见之明？辛亥革命前一年，哪怕是立宪派，对于清廷也相当失望，而趋向激进化，难道他们也错了？新权威主义者说，立宪改良派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但他们也支持和参加了革命，那么，那条所谓的正确道路确实是正确的么？再退一步说，同样身处于历史进程中的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条道路是将被历史证明为唯一正确的道路？ 　　 　　上面简单的分析说明，以今天思想学术界的积累，还没有到准确评估辛亥革命的时候。问题的关键在于，今日的思想学术界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演变，尚没有提供一个恰当的解释框架。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旧范式已经失灵，但替代它的新范式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思想学术界还没有准确地把握，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这样，人们虽然具有了重写现代史的愿望，由于缺乏有效的新范式，这一工作却无法展开。 　　 　　令人沮丧的是，现代中国的主流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由于严重的“汉学化”，已经丧失了针对现代中国历史提出新范式的能力。 　　 　　http://www.eeo.com.cn/2011/1009/213020.shtml

核心提示：台海两年对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是令专制政府不安的对比。 原文： From Sun to Mao to now 来源：《经济学人》 发表：2011年10月8日 本文参考了其他“ 同来源译文 ”，“译者”的志愿者对此文做了补译和二次校对 【原文配图】 一百前的十月十日，发生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一场兵变引发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的覆灭。台湾尽管1949年后因内战原因与中国大陆分离，但仍然自称为1911年那个民主共和国的合法继承人，并将在百年庆典当天举行庆祝游行和空军表演。对中国大陆来说则五味陈杂——这个国家也花费了很多心思在大张旗鼓的纪念上，但执政的共产党仍在沉闷的氛围里忙着辩论当年革命者的民主梦想，而这一切在台湾早已实现。 在谁是1911年革命继承者的问题上，大陆和台湾各执一词，争执已久。被尊为革命领导人的孙中山在海峡两岸都备受官方推崇，就像以往的周年庆典一样，他和毛泽东的巨型肖像将并排出现在十月一日的天安门广场上。但是共产党过度高调的纪念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心虚。  九月下旬，由香港著名功夫影星成龙主演的辛亥革命史片《1911》上映了，尽管官方大肆宣传，但票房成绩却持续低迷。该片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对清末新政改革的描述，尽管这些改革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2003年上映的热播剧《走向共和》虽然对于这些改革多有提及，却尚未杀青就被叫停，并被禁止重播。片中有这样一幕：革命发生六年后，孙中山在一场政治演说中悲叹“强民才能得自由”。今日之中国，对于审查制度的不安之声仍不绝于耳。 过去的一年中，官员们试图阻止关于辛亥革命的讨论步入敏感地带。2010年11月，在中国南部省份湖南省发行的《潇湘晨报》因为刊发了一期关于辛亥革命的增刊， 遇到了审查方面的麻烦。该报引述了当时还是捷克持不同政见者的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写给捷克共产党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的一封信，其中有句话说，“历史需要被再次倾听”。而这句话的背景是哈维尔先生哀叹共产党对历史的封锁和禁制，该报对比并未做出解释，事实上也不需要。它背后不言而喻的是1911革命对民主的诉求不可能被永远压制。 近几个月来，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让政要们绷紧了神经。四月他们禁止了北京主要几所大学里学生策划的关于辛亥革命的座谈会。一家报道了该事件的网站称，他们并不旨在关注“这场鼓舞人心的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事件背后所潜藏的有关民主的议题。  两星期前，当局突然取消了一部由一个香港剧团出演的话剧《孙中山先生》的首映，该剧原定于在紧邻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大剧院上演。据说是因为“后勤”方面的原因，但香港媒体推测，可能是因为该剧包括孙中山爱情生活在内的一些内容被认为与现实脱节。 但 是当局并未因为政治上的担忧而放弃这样一个可以挥霍的机会。在革命的发起地武汉，官方宣布了一项投资200亿之巨的计划，旨在进行与1911年革命相关的展览和城市改造。1912年清帝的退位结束了2000多年的王权统治。武汉和各地的官员们对于伴随着动荡的暴力反清活动则深缄其口。  有些中国学者认为，辛亥革命除了引发了军阀割据和独裁政府，于国无益。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1911年后的中国确实陷入了军阀混战的乱局。任何民主共和的希望都淹没在了对国家稳定的诉求中，而共产党也于1949年成功地控制住了局面。中国的学者李泽厚近几年声称，中国本应给清政府的改革更多的机会，这引起了一些争论。 共产党坚称1911辛亥革命是正当合理的，最后却陷入难圆其说的窘境。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另外一部庆祝共产党九十岁生日的影片（译注，指《建国大业》），尽管众星云集，却意外激起了观众的不同反应。该片涵盖了从辛亥革命到1921年共产党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其间展现的人们如何对坏政府进行反抗的“经验”，也在中国的网络论坛上激起了千层浪，热评如潮。多有趣的想法！ 相关阅读： 布鲁金斯学会卜睿哲：中华民国对两岸关系的重要性 《纽约时报》中国历史，从头说起――《建党伟业》影评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4 13:06:27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进入专题 ： 杨小凯 革命 反革命    ● 杨小凯 （ 进入专栏 ）   向继东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          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          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江泽民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八九风波”后，他们在海外完成，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e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 。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 ，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论：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分子全部悲剧都是咎自由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