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

三是在对人民群众进行“公民教育”时，往往偏重公民的义务意识、守法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培养；而忽视提高公民权利意识、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意识，这种公民教育难免陷入旧时代臣民、子民教育的窠臼。 ( http://www.aisixiang.com ) …

姚监复：温家宝——不可能大有作为的悲剧性人物 本台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温家宝——不可能大有作为的悲剧性人物 作者：姚监复 （首发于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9月14日 ） 一、 赵紫阳认定：温“不可能大有作为” 2004年3月和5月有两次同赵紫阳长谈的机遇，我都问过他对胡、温的看法。他的判断是：“胡、温是好人，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我追问：“为什么？”赵的回答令我意外：“他们是我们培养的人！”我讲：“我懂了，我们都是学《联共党史》长大的人。”赵笑了。 温家宝是60年代的大学生党员，党要求又红又专，批白专道路。因此，首先是当党的驯服工具，以阶级斗争观点看一切，包括自己的思想。因为《联共党史》讲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越来越尖锐、越激烈。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温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他不敢讲党的改革，实际上主要谈的是行政机构改革；谈了普遍价值（他没用‘普世价值’，留了回旋余地），但不谈言论自由、开放报禁、党禁。他的思想没有进步到蒋经国敢于废除党禁、报禁的认识高度。他的思想被《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和语录、诗词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四个凡是”的思想牢笼紧紧框死了。“我们培养”出来的听组织话、听领袖最高指示的好人、好党员，怎么可能大胆改革、大有作为呢？ 结论是，温家宝一定会在最后两年说尽可能多的好话，但是，没有具体措施，落实不了，一定会成为正确的废话、好听的空话，最多是说了好多句好话，却成不了大事，不可能大有作为。 二、 关键时刻，温是守纪律的听从最高领导命令的驯服工具，绝不敢坚持真理、正义和良心 温家宝是好人，也是好党员，即组织上绝对服从最高领袖（邓小平），宁可政治路线犯错误，也绝不敢、也不会坚持真理、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这正是张劲夫准确地概括的党的高干特殊性格：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 1989年6月20日李鹏六四日记中对温家宝的记录就是证明。李鹏写道：“胡启立说，5月20日彭冲打电话问我，人大拟定的要万里回国的电报，中央批发了没有……然后胡启立即打电话给赵紫阳，赵紫阳口头表示同意万里中止访问美国，第二天，胡启立便要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发这份电报，温家宝看了电报稿之后，就对胡启立说，这份电报中办不能发，胡启立才去找赵紫阳签发的。”“由赵紫阳批准的以人大名义给万里的电报已经由外交部发出。”而邓小平、李鹏控制的“中央叫他继续在美国访问。”李鹏认为“温家宝同志拒绝发出赵紫阳批准的电报是对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温家宝拒绝了也抛弃了总书记赵紫阳的命令，而是听从了李鹏，背后是邓小平。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透露，赵在1989年5月戒严后要温家宝召开政治局会议，被温婉言推托了。估计也是后面有人对温打了招呼或者自己做出了“聪明”的选择。 温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为什么不听赵总书记的命令，却接受另一位常委李总理的指示？是坚持真理、正义、良心、遵守党章、宪法，还是保住权位，只听有权势的邓军委主席和李总理的话？温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是“我们培养”的“一个驯服工具”、一个愚忠的典型，制度使然。 三、 温是不是作秀？为什么作秀？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就是注重形式、死要面子、死不认错 不少哲人，包括马恩讲过，人是动物，既有人性，又有兽性；是天使，也是魔鬼，必然有两面性。余杰派揭露温是影帝，全是事实；反余杰派认为温讲政改、具有亲民形象也是事实，也是好事。这也证明了哲人判断之准确。同时，要重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从《十字街头》的赵丹到解放初的青年学生，上海商家都供应衬衫假领子，外面西装、领带，里面的的衬衫只有一个领子和几个扣子的一块布，没有下幅。我当年就穿过，一天换一个假领子，同学们还以为我家很阔气。 现在，为了大国崛起、GDP世界第二，政府不顾环境，唱了多少个“复舟曲”；不顾公民宪法权利，违反《产权法》，城乡公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被剥夺，强征强拆迁，长沙房产局曾新亮局长公开讲，对拆迁户要“主动出击，请公安局按敌对势力办”。（《南都周报》2010年7 月16日）但是，一俊难遮百丑，用GDP总值、外汇储备总额的数字，似乎有个真的假领子，就可以让全国老百姓和全世界忘掉中国每年近20万起群体事件和基尼系数接近0.5的危险临界线，还可以自夸“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似乎可以英雄救美（国）人，拯救金融危机中的世界。总理也可以向世界吹嘘中国实力，可赠与穷国美元，还可以大买房利美股票，即使从60美元一股跌至1美元一股，也不认输。而不必为世界谴责中国输出非典再次当众流泪了。有人认为建筑是象征与标志，标志性建筑，如象征着中国经济的泡沫的水立方，象征着中国社会的紊乱的奥体中心，象征着中国政治不稳定的倒立的世博中国馆. 温家宝强调不政改，死路一条，死亡的象征则是毛泽东遗体边上的“十四陵”——地面下看戏的国家大剧院。这一切，温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多讲讲，说了出来，这是好事，比不说好，所以，对于政治演员，不必要求太高。时至今日，温还未去瞻仰世博馆，他心里有数，3000－4000亿元买几声喝彩，真不太值得。电影演员里根当总统，演“星球大战”的假戏，苏联信以为真，投入大量军费，军事竞赛，经济拖垮，最后亡党亡国了。温总理没有周总理的军权，调不动直升飞机救灾，只能摔电话；他没有汪东兴式的近卫军，当中办主任、总理，也心惊胆战；温只能学周氏“不死不倒不走”的策略，唯命是从，既尽可能保护一点部下，也才能保住自己；主席一声令下或者一个暗示，周可以当刘少奇、贺龙等专案组组长，定性为敌我矛盾，甚至当帮凶、杀手、至少是从犯、共犯。 如果温家宝能多讲点好话，多做点实事，应欢迎，学习周恩来亲民形象是会引起好感的，但是，千万不要学习周恩来当专案组长，参与迫害死那么多高干的悲惨事件。虽然，最后由胡耀邦平反，收拾残局，不过还是留下严重的政治后遗症。当影帝，无可厚非；但是当帮凶、从犯，历史将作出最后判决。后人和历史将按事实，而不是根据讲话好坏做出最终判决。还有两年最后任期，人们期待胡温的是，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方面有一些真动作，以真刀真枪真炮轰开旧体制，为民真谋利益。周恩来早就告诉基辛格：“你不要看我们说什么，要看我们做什么！”如果只说不做，胡、温将是错过历史最佳机遇的悲剧性人物，本应当也可以大有作为，可惜只能无所作为，成为在历史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走了过场，很快将被人遗忘。 温家宝的讲话绝不是意味着中国政改的新时期和大转折，不过是下台前的其言也善的个人行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是，能得人心，老百姓愿意听，讲总比不讲好！ 四、为温家宝改变“影帝”形象而献策：做15件实事 温家宝一年到头，东奔西跑，南来北往，国内国外，十分操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疲劳。结果，余杰、鲍彤还授予“影帝”称号，似乎不太公平。所以，也有不少有心人为温总摘帽加冕。但事与愿违，没有讲到要害上，关键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上几件扎扎实实、见实效的实事，象杜润生办了一件包产到户、取消人民公社的实事，亿万农民就忘不了杜老。因此，本人原为温总献策。 当年田纪云宣布温家宝代替他分管农业的会议是在中南海召开的。那是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经验交流会代表向田纪云、温家宝、陈俊生、宋健汇报后，田纪云请温家宝发言时田公布的。很荣幸，温家宝发言谈及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稿子，是本人参与起草，温亲自修改的。现在，过了二十多年，我再提15条切实可行、具体并有操作性的、也是温总理有权可以办到的建议，提供温总参考，如能采纳，将可能使“影帝”形象自消。 1、请温总以个人名义正式建议为“六四”平反； 2、请温总写一篇文章：《忆“八九风波”中的邓小平、赵紫阳、李鹏》，谈谈你所知道的六四真相； 3、请温总写一篇回忆录：《赵紫阳与中国改革》，并向赵紫阳灵前献上一束花； 4、请用总理名义与职权宣布，国务院各部委、局取消党组，实行部长（主任、局长）负责制。保留机关党委。机关党委书记可列席部务会； 5、请用总理名义与权力命令财政部公布各党派（含中共、八大民主党）年度经费预决算；并向人大报告，提请审批； 6、请用总理名义与职权命令国家审计署，每年公布对各党派（含中共、八大民主党）财政经费使用情况、绩效与问题审计结果的报告，并向人大报告； 7、请用总理名义与职权命令国务院新闻出版署，将其工作特别是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问题向国务院直接报告、请示；并抄送中国共产党等各个民主党派的宣传部，参考； 8、由于教育部不承认各级党校毕业生的学历与资格，请用总理名义与职权命令国务院教育部提出“关于各级党校转为教育部管理的合法的正规大学、学院的具体方案建议”； 9、请温总本人在职期间率先公布个人财产状况； 10、请温总在离职前写出“关于落实邓小平‘党政分开’重要指示的具体方案的建议”，提供中央决策参考，以促进领导改革的党本身的改革的启动； 11、请温总批准农民宅居地的所有权，保证农民小房产权的合法性； 12、请温总公布奥运会、世博会、大剧院等形象工程的真实成本与盈亏数； 13、请温总以总理职权命令农业部、民政部迅速组织成立全国性及地方性（直至村）农会，改变9亿农民没有农民自己的组织的可悲境地； 14、请温总以总理职权命令办公厅、人事部公务员局重新起草或修改《公务员法》，删掉各党派（含中共、八大民主党）工作人员为公务员的不合理规定； 15、请温总以总理职权命令新闻出版署尽快完成“新闻法”送人大批准，当前先可批准出版民营报纸，取消新闻审批制度，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度。如新闻不实，可依法事后处理，不必事先报批。 关于改变影帝形象，朋友们还有许多很好的意见，将陆续呈报和公布。仅供温总参考用。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我努力按照毛泽东制定的规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规则，也应当属于温总强调的“政体制改革”、“民主、自由、人权” 的基本内容，我不相信讲了上述15条就“被和谐”。当然，我相信，只要温家宝做几件实事，将会使只会表演和背台词、唱空话的影帝之说逐步消除。因为，一步行动胜过十打纲领、几百句正确的废话。 五、殉葬，还是凤凰再生？ 有位老干部真诚而痛苦地发出遗言：“我革命一生，负伤流血，从不后悔，因为革命胜利了。现在，看到党和国家的腐败，严重到没法治理的骨癌阶段了。我为亡党亡国的前景而担忧。不过，我宣誓过，为这个党献出一切。最后，我只能为这个党殉葬了！”这是忠诚的愚蠢和愚蠢的忠诚的高干最高的思想境界了，这是一种可悲的可能准确的预言和前景。 从周恩来、朱镕基到温家宝，各位总理多次真情地流着眼泪重复了诸葛亮经典名言，为主公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样地都体现了历代忠臣名相为昏君或明君“死而后已”的忠诚心理和殉葬情结。从满清王朝灭亡后的王国维、国民党溃败前的陈布雷、戴季陶，都殉葬于旧主子，而不愿投身新社会。前面引用的那位老干部决心为共产党殉葬的心态，从深处反映出温总“死而后已”的心态，最后还有两年任期，不说也得说了，留下话来，给年青学生讲了民主，给知识分子和特区讲了政改，在《人民日报》上讲了普遍价值，在国外正面谈了“八九风波”的教训，他该说的好话和能够说的好话，他都设法策略地表达了。为后人、为历史留下了见证，也可能是为了生前死后的自己的名声，当然也是对左派张勤德等攻击温家宝是“赵－万－温反党集团成员”言论的反击和自我辩护。不过隐隐约约透露出一种消极的“殉葬”心理，因为他没有也不敢更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具体的行动来落实。 中国历史传说中，有美丽的凤凰再生的故事。凤凰涅槃了，500年后又会再生，一只更美丽的凤凰会重新降临世间。为什么一个党灭亡了，党员必须殉葬，而不能彻底改革它，再造它？蒋经国敢于解除党禁，因为他懂得，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党是永久执政的。共产党为什么必须万岁、万岁、万万岁？毛泽东早在1949年7月1日的《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预言了中共的灭亡，有生就必有死。不必殉葬，努力改革，不只是讲，而是做，要有行动，有一天如果真要涅槃，就迎接凤凰再生吧！ 2010年9月14日 tags: 网文选刊

因此，如果民间民主力量发展不到一定的高度与体制内海归力量配合互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足以能影响中国的部分社会秩序，从而促使执政党让步通过理论对话或谈判开放 党禁 ，可以说党外民主化模式执政党一般是很难主动试行的。 …

温家宝非叶利钦 更像陈水扁、他信 本台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 温家宝非叶利钦 更像陈水扁、他信 赐稿作者：亚晦 温家宝屡谈政改的效果之一，是挑起了一些向往民主自由的中国小文人的癔想，认为他是”中国当代袁世凯，中共叶利钦”（1）。揆诸历史，中国历代的确不乏袁世凯之流，不提王弃篡汉，仅论公元五、六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和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几乎每一次国号更换，都有类似于袁世凯的身影。但我认为，温家宝之于当代中国，尚不足以成为袁世凯、叶利钦，他顶多也就是中国的他信、大陆的陈水扁。因为目前中共还不是当年苏共，中国也不是清末。温家宝纵是天纵英才，也不具备成为袁、叶的历史条件，而他走民粹路线树立形象，勾起社会幻想，与他信、陈水扁之崛起又有极为相同的历史背景。 只看现象，老大帝国的崩溃，往往于一夜之间。但放眼历史，帝国崩溃之路却往往漫长，僵而不死，败而不亡的时间，常常过半。清朝的崩溃远在乾隆时期就埋下自大锁国的因子。嘉庆帝和道光帝掌政风格日趋保守和僵化。官场中，结党营私、相互倾轧、买官售爵、贿赂成风。财政上，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社会矛盾激化，相继爆发白莲教和天理教等农民起义。接着又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老大帝国已是日薄西山，有识之士多发国将不国的感叹。但谁曾想，同治年间又出现中兴之象，维新、洋务颇似今日之改革、开放。一时间帝国似乎告别残喘，大有重振之态。也如现今一样，当洋务等经济层面的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清朝也进入了政治改革的深水区。百日维新便是当时政治改革急切心理和需求的典型说明。但随着”六君子”人头落地，老大帝国终于失去了一次政治变革的机会，一路奔向末日。但尽管如此，也还是又混了10多年才亡国。现在的大陆即使再差也至少是同治中兴的光景吧，即使当官的个个无能，没个二三十年的折腾，还到不了清末亡国的程度。那时，今日风光如温家宝者，大概也是黄土一抔了。 中共党内元气未伤。虽然目前胡温已经分道，但表面上还算和谐，中共大体上还算团结，还有一份长久执政的追求。而不像苏共倒台时，人民冷眼旁观，绝大多数党员也无动于衷，冷漠地静坐观虎斗。党内党外，除了一个看热闹的心情，对未来一片茫然，所谓党心民心尽失矣。所以才任由贪酒的老将军发动政变，也任由叶利钦炮打白宫。然中共体制内无论是左派批温，还是右派批胡，大概都还有一份向上的心思，还不缺一份为党为国的公心。不管是利益分肥，还是帮派轮庄、集体互保，中共总体上还是一个团结的中共，这是当时苏共没法比的。 最为重要的是通过30年的改革，中共手里有钱，这更是苏共所不具备的。中国社会是个奉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就算政治改革无寸进之功，小范围的利益转让还是能让中共支撑好一阵子。进入21世纪后对大学知识分子的赎买便是典型说明。那么多大学教授，大多选择了听话过好日子的道路。不听话的，都走向边缘，甚至失去了生机。为了生计被迫拿美元的，又失去了道义支持。所以纵然刘晓波入狱，知识分子寒得透心凉，但那是党划的一条黑路，你若走，对不起，你进去。你若不走，另有一条光明路给你，那条路上有吃有喝有地位。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哪有为自己着想现实啊。何况投靠共产党难道不也是为国家民族着想吗？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我们进去，是为了更好地出来。文人心理的自我调适，是不用党做多少工作的。 稳住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民众没有了思想武器，也就是失去了方向，社会原子化了，成不了大气候。怨气实在无法伸的，顶多拿把菜刀去砍几个弱势儿童，将对社会的愤怒，转移到几个具体的倒霉家庭而已。就目前的社会怨气，若要聚集成几个具有当量的爆炸点，至少也要个十来年的功夫。那时的温家宝，又在哪里。 统而言之，目前之中国，”帝”虽弱，但权贵们正在成长期；国虽危，但似乎还有转寰的空间和可能，所以，温家宝不具备成为当代袁世凯、中共叶利钦的现实条件。他登高一呼就天下景从，只不过是小知识分子的春梦罢了。那么，为什么说他是当代他信、陈水扁呢？仔细比较一下他们成长路径，就会发现其一致性。这三个人能成一时翘楚的原因是相同的，即他们都在恰当的时候，找到了打开民众幻想之锁的钥匙。这个钥匙即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民主主义，而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反对权威和精英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 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在当今世界里，”民粹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拉美一度成为民粹主义的大本营，庇隆主义就是民粹主义拉美化的写照。就是现在，民粹主义对拉美政治的影响仍然十分深远，查韦斯就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者。随着亚洲进入民粹主义时代，民粹主义的复兴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它已成为是一种与现代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转型过程密切相连的大众化运动。 大凡初次民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常常掉进”民粹主义”的陷阱。这主要是因为，在上层主导的追赶战略中，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这样一来原来的束缚-保护功能被打破，罩在个人头上的传统法规消失，独立无助的人群又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改革的抵触和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的追念之情。而这种民粹主义一旦被政治人物所利用，由于社会新的契约尚未形成，随着政治人物变得强势，政治人物又会向威权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回归，往往会造成民主的变形，甚至是民对民主的反动，像拉丁美洲的庇隆主义和台湾陈水扁、泰国他信，都属于此类。 他信的上台，是亚洲民粹主义政治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泰国上层人士以及不少人来说，他信是一个民粹主义的煽动者，为获得政权而操纵大量无知和愚昧的农民。以他信上台之前的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泰国一直在军政府和政治强人统治之间摇摆不定。他信承诺将把基本权利从传统的政治中心（曼谷富裕阶层）转移到农村穷苦百姓身上。泰国农村居民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0%。通过对农村选民的动员他信获得了泰国总理一职。当时他在农村地区获得创纪录的70%的支持率。他所率领的泰爱泰党是第一个接近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当时，泰爱泰党获得500个席位中的248席，而排名第二位的政党只获得96席。 他信向农村发展项目提供了数十亿美元资金，包括设立总额达到23亿美元的农村基金，向泰国每个村庄（共80000个）提供25000美元的小额贷款和政府拨款，用于发展小型经济和帮助农户扩大农业生产。2001年他又提出一项全民医保计划，穷人只需要30泰铢就可以看病。他信将自由市场与带有民粹主义的债务延期偿付以及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相融合，使泰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1年至2006年间提高70%，而农村居民收入上升的幅度更高。（2） 但只向穷人提供政策支持并不会使他信在泰国民主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一个传统上被态度温和的宫廷阴谋和军队势力驱使的国家，社会精英并不喜欢他信没有外交辞令的风格和以企业方式管理国家的策略。他信在2003年实施的禁毒战争导致数千人死亡，同时他实施的军事攻击使泰国南部伊斯兰叛乱问题更为严重。除此以外，批评者还认为，他信向农民提供政府贴息贷款仅仅是为了获得选民支持，无法归还。他信的离去也说明民主主义终于战胜了民粹主义。而他信留给其继承者的任务，是如何在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陈水扁更是一位善于抓住民众心理的政客，可以称得上是台湾的”庇隆”式人物。台湾的民粹主义曾经是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反动，包含了民主的内核，但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已经”被政客半路骑劫，成了操弄民众情绪的工具”，变成了”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吴俊刚评语）。李登辉上台后推行”本土化”，不断利用民众的历史悲情，制造省籍对立，对”中华民国”的正统价值进行破坏，鼓吹”台独”。以”民粹”起家的民进党陈水扁更是将民粹主义发展到极致，”二•二八手牵手护台湾”，”全民公投”，”公投制宪”等运动，将人民的道德直觉激化为一种宗教狂热。（3） 陈水扁总以”台湾之子”自居，以一种狭隘的”本土人”论述来煸动民意，言必称”代表台湾两千三百万同胞的利益”。陈水扁以”爱不爱台”来区分敌我，同时又垄断了”爱台”的解释权，谁不支持他谁就是”不爱台湾”，谁不支持”公投”谁就是”中国人”。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民主的价值，要想取得民主的权利，必须先通过主政者的”政治法庭”，”政治法庭”操纵了一切黑白是非。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台湾一种重要的政治生态，成为摆布台湾政党政治的幽灵，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4） 在中国，没有任何人会把自己描述成”民粹主义者”，但一些富于心机的政客看到了民粹主义的威力，已经开始利用这种威力在政治上呼风唤雨。他们刻意把自己打扮的很亲民，同情弱势甚至到了公开流泪的程度。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讨好农民的政策，比如减免农业税，出面为农民工讨要工资等等。中国政治的民粹主义化，使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和官方报纸卷入了一场炽烈的、至今还没有停止的关于民粹主义危害的辩论。 温家宝是不是搞民粹主义，几乎是一个不用争论的问题。对于十六大以后中国兴起的民粹主义热潮，国内外学者及研究机构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2010年3月两会期间，英国《金融时报》就直截了当地以”温家宝的民粹主义”为题，评述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出”不管是不是通过民选上台的，政治家们都很少能抵挡住展现一些民粹主义的诱惑”。如果这些论述有敌对势力污蔑之嫌，那么著名的挺温文章《温家宝是至今不知天命的好人》（作者冯崇义）对温家宝的民粹主义倾向表示担忧，就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了。 该文在大赞”温家宝是来自民间的’布衣宰相'”、”温家宝与世袭权贵有隔阂”之后，也不无担忧地指出”温家宝在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之间彷徨徘徊”，认为”近年来温家宝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赞赏，常常语惊四座”，但”温家宝在落实这些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又几乎毫无建树。他似乎不明白，落实公平的财产权以及其它方面的平等权利，是全面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因而，他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往往沿着民粹主义的思路，将政府恩赐的福利抵消公民权利的落实。他可以在广大农民抗捐抗税的压力下减免农业税，却拒绝先进农民们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拒绝废除取消极不平等的户口制度；由于屈从于保护’公有制’（实际上是体现权贵垄断经济”官府所有制”）的民粹主义呼声，温家宝在总理任上不但没有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反而为祸国殃民的’国进民退’推波助澜。他似乎也不明白，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是公民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而且为有效低监督和制约政府所必不可少，没有着手落实这些公民权利，而是热衷于’体察民情’的信访和’平息民愤’的表演性惩治腐败。” 事实已证明民粹主义不是亚洲的福音。亚洲的民粹主义是东方文化传统与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怪胎。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权是一项基本制度，公民权是政治认同关系的重要表现。要建立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须确立公民权制度，建立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意识。但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亚洲转型国家普遍存在公民社会缺失的现象。这就给民粹主义提供了走向民主反面的土壤。以台湾为例，台湾社会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族群社会”，缺乏对公民权制度的体认和重视，公民意识淡薄，普通老百姓奉行的原则是”为乡不为国”，这里的”乡”不仅指乡亲，而且还指血统、族群。台湾政治的民主化缺少相应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缺失造成了人们对族群的认同更甚于对公民身份的认同，这为民进党操弄族群创造了条件，也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缺失使人们看重民主的工具意义更甚于看重民主的价值意义，从而造成台湾政治的”功利化”，真正的民主制衡机制始终无法建立完善。（5） 事实也表明，他信、陈水扁正是打着”人民”的旗号干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勾当。由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大都罩着民意的光环，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民众才放松了对自己领袖的警惕。尽管他信在执政方面的作为强陈水扁百倍，但他仍然无法摆脱家族腐败和任人唯亲的民粹主义政治通病。而陈水扁更是利用民众的信任，公然窃国为己有，直接把国库的钱往自己家中转移。 因为民粹主义毕竟不是民主主义，在现实中，政治人物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考量。表面上，政客迎合民众的需要，唯民众是从，但是在选举过后或私底下却可能借助公权力谋取个人的私利，这恰恰是需要民众高度警惕的。 正像许多民主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民主政治的运行需要诸多的条件，其中尤以法治（以司法独立为特点）、言论和媒体自由、公民社会的发展等为必要条件。陈水扁、他信执政期间，大权独揽，多次利用行政权干涉司法公正和媒体自由，从而使得自己能够逃脱于法律之外，这反映了民粹主义的权威主义本质，在缺少公民社会的前提下，转型国家的民粹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新型民粹式威权统治。他们既有民主的成份，但也无法摆脱威权统治下贪污腐败的诸多弊端。 与泰国、台湾相比，中国公民社会的缺乏程度更加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威权主义的危害只能是更甚而不是更少。在没有民主制衡、政治透明、社会监督的前提下，因民粹主义而得到拥护的温家宝，除了道德自律，几乎没有什么再能制约他的腐败。权力越大，民望越高，离腐败就越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已经是被历史所证明的了。但指望温家宝的道德自律，无疑是与虎谋皮。现实中，与他信、陈水扁一样，靠民粹主义赢得支持的温家宝，也深受家族腐败和任人唯亲传言的困扰。 近年来，无论是网络还是国外的权威媒体，关于温氏家族腐败传言越来越多。他夫人”珠宝一姐”张蓓丽，他儿子”私募太子”温云松，他弟弟”地产大亨”温家宏，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成为反腐舆论的焦点。甚至党内有人公开提出质疑，要求温家宝公开个人财产，就家族腐败问题做出说明。这种质疑，其实也就是起个将军作用而已。对于温家宝而言，这样做，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与其被动公布家族财产，不如赶紧利用民粹积累民望。任人唯亲方面，温家宝已完全掌控国务院各部门人事安排，如核心部门财政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国资委、审计署、税务总局等都完全掌握在这些亲信手中。就连周恩来、李鹏、朱镕基这些前总理当政时期，都没有温家宝这么大的权力。可以说，中共当政60余年来，温是权力最大的一届”宰相”。 虽然不能说温家宝是为了民粹而民粹，但温家宝至少从他信、陈水扁的身上看到了民粹主义的好处，也从现实中体会到了民粹主义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利用民粹得到民望，通过强调普世价值和政改，他拥有了”平民总理”和”民主派”两个标签，这两个标签足以让他攫取更大的权和利，也足以使家族中腐败者遮风挡雨。 他信家族逃亡海外后，用资本指挥国内的农民”红衫军”与政府对抗的现实，对中国高层玩弄民粹主义者还一定有另一层启示：要加紧资产转移，以备非常之需。一旦天下大乱，或在权力斗争中失势，海外资产就会成为与新势力对抗的资源和组织政治力量进行政治交换的筹码。有什么理由，能证明中共高层那些从民粹主义中获得好处的人物，不会成为这样的乱源呢？ （1）参见新世纪新闻网：《温家宝：当代袁世凯 中国叶利钦》 （2）参见搜狐网：《美刊：他信打民粹牌推动泰式民主 企业家治国法受精英排斥》 （3）（4）参见极秀网：《台湾民粹主义下泛蓝各政党核心价值的迷失》 （5）参见联合早报网：《威权主义、父爱主义和民粹主义》 � � tags: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