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打从我记事起，“知识分子”就是同“犯罪团伙”差不多意思的，历次政治运动，被揪上台的，被折辱、活活打死或者被逼自杀最多的，也都是贴上“知识分子”标签的社会精英。过去一百多年，中国流放、坐牢、杀头和自杀的知识分子比例可能高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如果有人把整风、反右和文革中知识分子受难的比例算出来的话，估计要高出上个世纪中士兵的伤亡率。   当然，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也几乎从来没有好过。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被当权者割掉了生殖器后在屈辱和痛苦中为中国留下了这条最大的历史之根。不用举更多例子，都是血淋淋的。   相比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在过去一百年尤其是 1949 年后的三十年里，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恶劣，几乎是无出其右的。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中，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的自由与发展而遭受如此深的苦难，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有所改善。随着资讯发展与获取知识途径的多样化，“知识分子”的概念渐渐模糊。例如在西方，说起知识分子，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有拥有博士学位的，而在中国，由于教育体制的落后与封闭，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反而大多显得很“无知”；与此同时，在民间却兴起了一个凭良知来揭露真相、传播知识的“知识阶层”。在一个落后到“真相”、“良知”与“知识”绞缠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国度，对“公共知识分子”做出准确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站在人类历史正确的一边，以自己拥有的专业知识介入社会、影响公众，对这个社会、国家与民族有积极的影响与正面推动的知识人。因此，那些学富五斗，拥有当权者提供的各种发声平台、指点江山，却为希特勒那种恶魔效忠的知识人，顶多是名垂千古的“公共厕所”，遗臭万年，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历史，才拥有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最终选择与判决权。   2011 年，我提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拥有“五识”：首先你得拥有一定的教育与“知识”，其次，你获得的“知识”不是反人类的洗脑，你还得接触社会，了解人类与你生活社会的基本“常识”，同时，你得有独立思考与见解，是为“见识”。   有上面“三识”还必须得有敢为人先的“胆识”。那些有了知识，也很有见识，却胆小怕事，躲在书斋里的知识人当然有其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更多是那些活在当下，在当今社会呐喊与呼吁。这就是因为历史原因，大多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胆识”。   最后我还特别强调“赏识”，赏识他人，包容多元，宽容异己。“赏识”是一种品格，一种品质，是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也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的。   拥有了“五识”的公共知识分子一定会在“立言、立功、立德”上有所收获。本人借用古人“三立”之说并做出稍微有异的解释。所谓“立言”，就是知识分子运用专业知识著书立说，或者公开言说介入社会。从短期来讲，这些言语对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有积极作用；从长远来说，这些言说，将会流传下来，对后人产生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都是为当时与后世“立言”的知识分子。   “立功”则是指知识分子不但以著书立说介入社会，而且走出书斋，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社会中，影响并引领大众。在当下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公共决策，以自己的知识想方设法影响当权者，引导决策者从邪路走上正路；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介入到公共事件中，同民众一起维护公民权益，建设公民社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搭建网络、杂志等公共言说的平台，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甘愿当一名默默无名的“后台英雄”，这些“立功”的知识分子，功在当下，利及千秋。前面说的康有为、梁启超与胡适都是言行如一的“立言”与“立功”者，当然，还有蔡元培、宋教仁、孙中山等一长串名字。   相比“立言”与“立功”，我把“立德”定义为不但以自己的言论与行动本身影响、引导当下与后世，更是以身作则，以自身的良知、知识与人品为后世立规建制。同美国的开国元勋相比，华盛顿所立之“言”可谓微不足道，甚至他的战功也被夸大了，然而，他却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总统宝座，松开握住权力的双手，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民主制度。这就是华盛顿为万世景仰的“立德”。   中国历史上并非全无“立德”之人，例如孙中山等，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不但需要指点江山的“立言”知识分子，也需要脚踏实地、积极以实际行动介入社会的“立功”知识分子，更需要能够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成为万世楷模的“立德”之人。   当今，中国处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期，需要更多的“立言”、“立功”、“立德”的知识分子站出来。由于历史原因（尤其是打压他们的当权者与利益集团的强大与无耻），中国的“公知”先天不足，身上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里，公知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得从最难做到的“立德”开始，避免因个人德性与人品而损害自己的“立言”与“立功”。   本人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政府机构工作，基本上到 40 岁才开始互联网上的独立写作，玩枪的岁月要远远长过敲键盘的，所以，本人一直离知识分子很远，也因此才敢对“公共知识分子”大发议论。然而，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是指一个人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并关心社会，心系国家与民众，那么，当一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真是我下半生的理想与追求。   谨以此文向 2012 年积极介入社会、心系国家与民众的华人知识分子表达我由衷的敬意与感谢！   杨恒均 2013.1.1 2012 年终稿之“公知篇” 参考阅读： 2012年终稿之“政治篇”  

2012 年终稿之“政治篇”   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在 1949 年后，由于牢牢掌握了枪杆子，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即使他把中国折腾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可从头到尾，始终没有大规模使用过军、警、特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很难得的。   毛之后的中国，唯一拥有近似毛的资历与威信的只有邓小平一人。虽然邓复出之初，动用军队进行了“对越自卫还击战”，还使用公安实行“严打”，但整个八十年代，同自己的两名得力助手胡、赵一起，他对军警的使用基本是得当的。直到 1989 年，邓小平最终还是动用了一次军队“平暴”——这也是中共历史上领导人第一次如此使用军队。 无论有多少理由，无论多么迫不得已，无论时间让多少人遗忘，历史无法改变。   整个九十年代，为了避免此类“悲剧”重演，介于武装部队与警察之间的“武警部队”迅速扩大，加上 1989 年镇压对民众的威慑， 1992 年的邓小平南巡后的经济大发展，“内忧”暂时摆平。这段时间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外患”：西方诸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等待“和平演变”发生。   江泽民虽然早看出来未来执政的最大问题是执政党能否成功转型，从而提出了“三个代表”，但以当时面临的国内经济形势尤其是国际形势（包括台海局势），他不但无暇实施“三个代表”，甚至没有来得及做出全面的解释。他执政最大的成绩是循着小平南巡的思想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使出浑身解数，拓展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与美国周旋，与世界互动，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最终，中国加入 WTO ，成功申请奥运会等，为胡温执政十年的经济发展与大国崛起打下了基础。   江泽民执政十年，虽然武警与公安在后期应对下岗工人堵路与农民抗税（乱收费）中频繁出动，军队为了威慑台独而动不动就到海上放几发空炮弹，然而，高层领导最倚重的却是情治系统。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国际局势决定的。就我有限的了解，当时的情治系统在多个场合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成也情治，败也情治！情报治国在特殊时期可能有一定的作用，可时间一长，迟早会带来灾难。正如当时唯一有能力调动军队的邓小平最终没有能够避免“动用”军队一样，江在执政后期，依赖情报系统，最终拍板对某练功组织进行了全面镇压，此后，镇压持续了十几年。 历史就这样写成了。   我不知道“军警特”中的“特”是不是这个时候失势并退出政治舞台的，但我知道下一个粉墨登场的是“军警特”中的最后一名主角：警察。   胡温执政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十年。出身于草根的胡温这一代领导人，在改变 GDP 增长模式，关心弱势群体上，做出了努力。据外媒报道， 2002 年的时候，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约六个亿）没有任何低保与医疗保险。而胡温上台仅用了短短十年，让医保与低保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中国弱势人群尤其是农民与农民工、下岗工人，虽然覆盖的力度并不大，但相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人均 GDP 来计算）已经是空前的。要知道，英国与法国完成这样的过程，花费了几乎近百年的时间。   胡温执政期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飙升，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与世博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温执政期间，台海关系大大改善；互联网发展迅速，中国成为互联网大国。   胡温执政十年，也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改革阵痛让社会无法和谐，维护治安的警察无疑是首当其冲的。我曾在多篇智库报告中写到要理解警察的工作，很多社会问题并不是他们引起的，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把警察推到风口浪尖。可是，这十年警察力量的迅速扩大，并在多个地区与各类事件中失控，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两年，中国几乎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历史，不可能忘记这样的事实。   毋庸讳言，我对“军、警、特”是有特殊感情的：军队守卫疆土，保家卫国；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反谍机构与情报系统则是用来保卫国家安全的。国土不被侵犯，政权不被颠覆，民众不遭受欺压，都少不了“军警特”。然而，这是在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与野蛮专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何使用这三种国家力量。   作为一名穿越体制内外的观察者，我常常想，威信如此高的小平当时是否可以不动用军队？江总是否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对待那些练功的，那些寻求信仰的无依无靠的低层民众？过去十年，那些“维稳”事件中，真的需要动刀动枪，甚至动刑吗？——至少在我亲身的观察中，绝大多数所谓群体事件，都只不过是民众对当地腐败、渎职官员不满而已，根本不涉及民众要破坏稳定，更没有要颠覆国家政权；而很多地方的贪腐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与不受限制的权力，拉大旗做虎皮，动不动就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最终把自己也把北京政府同民众对立起来。   “ 使用权力很容易 , 难就难在要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蒋经国。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各领风骚十年，客观地说，他们都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但却都没有避免动用也许本不该使用的“军、警、特”，给后人与下一代领导人留下了历史之鉴。 历史，尤其是后人与人民写的历史，不会只记下你的功劳，更会记下你犯下的错误，尤其是乱用权力铸下的罪责。   在当今热核时代，从短期来说，只要执政者一意孤行，还真没有“军警特”摆不平的人与事，然而，从长远来看，“军、警、特”有自身的作用， 但任何滥用权力，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其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迟早会把滥用权力者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2 年，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继承了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邓江开创的国际局面，以及胡温开启的推进社会公正、公平的尝试。表面上看， “内政外交”都被邓、江、胡搞定，其实不然， 习李等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艰巨任务要远远超过前任。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改革执政党，完成执政党的转型，推动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转型。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依然会有重重困难，而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势必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顽固抵抗，但我相信，新一代领导人只要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以人民利益为重，相信人民，顺应民意，他们势必会得到比“军、警、特”要可靠与厉害百倍的低层民众、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支持。   杨恒均 2012.12.30      

近日，《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文呼吁加强对互联网的立法与管理，指出：造谣谩骂，欺诈诽谤，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都可能造成危害。文章指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管一管网络乱象”是许多老百姓的愿望。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说得好。互联网十年，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网络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甚至一些违纪乱法，侵害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如何管理好网络，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管一管网络乱象”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网络立法，依法管理网络。   但是，我对官媒定义的“网络乱象”却有话要说。按照《人民日报》的定义，“网络乱象”主要是指网民们造谣谩骂与欺诈诽谤，当然还有传播色情，搞赌博等等并非只在网络上才有的一些罪犯现象，可如果只是这些“乱象”，显然不一定构成对“国家的危害”，充其量对社会、对个人有一定的损害而已。   那么，网络上最大的乱象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一些地方政府借助公权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肆意对网民的自由言论进行删除，对揭露真相表达爱国热情的网民进行打击报复，甚至把他们抓起来劳教，投进监狱！这些行为不但直接破坏宪法，也损害了执政党与国家的形象，这才是更可怕的犯罪。相比较某个网民造谣生事弄脏河水，这可是污染源头，不能不慎重。   对于那些依法管理网络的文明国家，法律的作用很明确：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或者简单地说：打击坏人，保护好人。前面一句很重要，后面一句更重要。依法治网就是不但要打击网络谣言与欺诈等犯罪份子，更要保护网民的合法权利！   正如宪法不但是用来判处那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份子，更是用来对付那些背叛人民、剥夺人民权利的邪恶政府与利益集团的根本大法一样，任何用来管理网络的法律，同样不但是用来对付网络上的不法份子，更是用来保护网络上的“合法”份子的。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普通的中国网民们都忽视了的重要问题。现在一听到要把网络变成法内之地，大家都紧张了。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法律只是执政者，尤其是各地政府用来对付老百姓的，是马克思理论中的所谓“专政”工具，而忽视了法律，其实更应该是老百姓用来保护自己，对付执法犯法的当权者的武器。法律不但是老百姓的挡箭牌，还是保护自己的利器。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中国也不应是法外之地，而恰恰是有些人把中国当成了法外之地，部分“老百姓”才利用网络这个暂时不被他们严密控制死的“法外之地”揭露贪污腐败、诉说冤情、表达意见。问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例如重庆也确实“依法”抓了一大批网络上的“造谣生事者”，可其中竟然有大部分是官员们为了掩护自己的恶行而制造的冤假错案。   18 大后，在新一届领导人言行的鼓舞下，“老百姓”借助网络反腐热情更加高涨。即便再枉顾事实的媒体，也应该看出，“老百姓”借助网络揭露贪官污吏，追求公平正义，维系和谐社会，其功劳远远超过花费大量纳税人钱财、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五千多份官媒，成绩甚至不亚于中纪委与司法部门。网络，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廉政公署”，成为贪官污吏的伤心地，成为反腐倡廉、复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人间正道。   我支持《人民日报》要把网络变成法内之地的说法，我更支持把整个中国变成法治之地。但依照我的常识，我不认同《人民日报》说“管一管网络乱象是许多老百姓的愿望”这句话。《人民日报》评论员应该很清楚，“管一管网络乱象”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网民的愿望。这个，只要看看官媒文章后面的留言与网民的评论就再清楚不过了。   再说，你能找出几个老百姓真正遭受“网络乱象”的损害？有几个普通百姓是“造谣谩骂、欺诈诽谤”的受害者？相反，网络上遭到损害与谩骂的，有几个不是官员与权贵？更可悲也很可怕的是，老百姓对权贵的“造谣谩骂”与“诽谤”，几乎都被证实是“真实的谣言”。只不过最后揭露出来的事实是：他们贪污腐败的数额更大，暴行更加恶劣。   海外早就实行了依法治网，难怪我们一些官媒竟然学会了“挟洋自重”，动不动就说什么西方国家也严格依法管理网络，不过，你应该知道，人家其他各国不光以法管理网民，更依法约束与管住那些管理网民的官员；人家其他各国的网民如果造谣生事就会被告上法庭，但人家也同时拥有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尤其言论自由的权利；人家网民对官府与“人民公仆”不造谣生事与诽谤污蔑，不是因为民众的素质高，而是因为人家的政府早就实习了“阳关法案”……   依法管理网民，更要依法管理官员，否则，老百姓只能选择不去法院而去上访，不去上访而去上网。依法管理网络，不但要依法打击网上犯罪份子，更要依法保护网民的合法权利！依法治网，就是要把网络变成一块人间净土：好人能够畅所欲言，而贪官污吏则无所遁形。法律，是打击一小撮坏人，保护一大群好人的，千万不能沦落成一小撮坏人用来限制、压制与打击一大群好人的工具！   杨恒均 2012.12.23  

各位，莫言先生靠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靠讲故事获得了好几个博客最有影响力大奖，虽然不是同一个级别，人家走向世界，我走进中国；人家有一百多万美金做奖励，我最好的待遇是被请去喝喝茶；人家坐头等舱到欧洲发表演讲，我坐在马桶上给你们写感言……但毕竟都是文字工作者，都讲故事，所以，在感谢读者与网友，感谢 凤凰 与 腾讯 等网站后，请允许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发生在半年前香港半岛酒店的西餐厅里。当时，一位有传奇经历的亿万富翁经朋友介绍找到我，客气地对我表示敬意之后，希望我能帮他写自传，或者给他的自传出一些主意，增添一些亮点。他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像我的博文一样吸引人。他说，他经历的事比我博文中讲的那些故事要精彩得多。于是，我请他说说自己的主要经历。   他说从 12 到 15 岁，他前后四次偷渡香港，最后一次成功登陆香港后，从学徒做起，吃了不少苦。说到艰难处，眼圈都红了。攒了一点点钱后，他回到内地准备做点小生意。他说，常常为了搞关系而对大陆干部低三下四，像孙子一样卑躬屈膝。有一次在饭桌上，他和一位管纺织品配额的官员喝争执了两句。那领导大概也喝得有点高，激动起来竟顺手抽了他一巴掌。他当时一下子被抽傻了，不过很快就清醒了。酒醒后的他不但没敢还手，甚至没敢露出不快。经过几秒钟判断后，他当即决定把自己另外半边脸也迎了上去。因为他担心那位能决定自己生意成败的领导还想顺便抽自己另外半边脸。   这位商人提高声音说，我就等他抽回来，整整有一分多钟。他叹了一口气，端起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咖啡，沾了一下嘴唇，幽幽地说，能忍过来的，就能够成功 ! 那次抽我一巴掌后，我得到了一个单，至少赚了一百万。讲到这里，他脸上泛出成功商人的光芒。我问他现在生意有多大，他说不多，大概有五亿左右吧。   “ 五亿资产 ”， 我愣了一下，接着听到他说，杨先生，如果由你主笔，我给你三十万，可以不落你的名字，但我要你把我的奋斗历史写活，还要写出我每个阶段的想法，就是思想。就像你博文里写的那些小故事一样，每个小故事都能带出一段思想，让人看着看着就被吸引了，就被感染了。让像我这样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也能看进去，也能喜欢。怎么样？   我婉拒了，不是因为他的经历不够传奇，也不是他给的钱不够多，而是我认为至少得花四个月写这样一本书，且要听他讲述整整一个月的故事，不得不停下我的博文写作，对不起我的读者，也不太划算。他看我没有答应，先是吃惊，后是不快，他收起刚才回忆自己经历时的谦卑，转而咄咄逼人地问道：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你现在搞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值得吗？文人都是太清高，为了赚钱，我可以让人抽耳光，你怎么就不能帮人写写自传？   我也有些不快，但仍然心平气和地解释，你应该能够找到人帮你写，据我所知，香港像你这样的富翁至少十万以上，大陆可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不止，很多人都出了传记。至于我，真不是装清高，而是要继续写不能赚钱的博客。我喜欢写博客，就像你喜欢赚钱一样。我喜欢利用博客传递一些其他平台无法传递的理念与想法。我很满足。   大概发现自己白请了一顿昂贵的西餐却没有什么效果吧，没有达到目的的他很有些不耐烦，临走时他完全以一个成功人士的口气居高临下地丢下一串话：杨生，你有才华，关系也不错，我就稿不明白，你为什么只写博客？你为什么不努力去做一些更有意义，更能赚钱的事呢？不要告诉我，你不想赚钱，你不喜欢钱，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人。你知道那位抽我耳光的大陆干部吗？后来见了我，就像一条哈巴狗一样，围着我转。因为我有钱了。   离开半岛后，我会在两天内忘记他的名字，然而，却忘不了他说的话。那天如果他开价 100 万或者 50 万甚至 40 万，我也许会接受，毕竟每个人都要赚钱养家糊口，更何况，我得赚钱养活自己的博客写作，有了这一百万，我可以不用工作而继续走遍中国，写我的路边谈话。但很显然，他不认为我值这个价。他是商人，对货品与人的价格非常清楚，正如他说的，那一个耳刮子，至少让他赚了一百万。   在我看来，我已经非常努力地追求自己的事业与理想了，可在他看来，我好像完全是误入歧途，走在一条邪路上。从一个商人的眼光看，他也许是对的，早在 20 年前，他还在把脸伸出去给人抽的时候，我那时就经常光顾这个酒店里最昂贵的餐厅，但 20 年后，如果没有这样的老板请我，我还真舍不得进来了。这对我来说本是非常正常的，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有了新的追求与理想，我不再以财富作为自己人生的唯一追求。   可我周围的人，包括亲戚朋友，有几个人能理解？更糟糕的是，你还不能解释，说多了，他们说你“虚伪”、“装 B ” ，这个国家里，好像凡是不以“权钱”为目标的努力都是“装 B ”，都是“虚伪”。 权与钱几乎成为评判一个人事业与追求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于是，当有人发现我写了七八年的博客后，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不赚钱为什么写博客？美国（或者中共）一定给你钱吧？你是想写出影响力，然后靠影响力赚钱吧？   那天，我没有告诉他，如果想赚 30 万，对我来说，当然也有一些路子。不瞒你说，我曾经就是他故事中那些让他低声下气的干部之一。他的故事中有我，我的故事中也有他。但是，为啥我能理解他赚钱付出的代价，他却无法理解我为了让更多像他一样的人更好、更有尊严的赚钱而付出的努力？   这也难怪，你去看看这个国家的监狱，里面关押的罪犯近三分之一是因为感情问题而犯罪，另外大约 70 ％的罪犯是因为钱财而入狱，他们为了钱贪污腐败锒铛入狱，为了钱铤而走险，甚至杀人放火，拦路抢劫、入屋盗窃。在中国的监狱里，虽然也有因言获罪的，为公益与大众利益抗争的人，但相对于其他种类的犯罪，以及几千年文明历史与 13 亿尚未得到一些做人权利的中国人来说，比例少得让人感到羞耻。   这个国家，大多数人虽然讨厌贪污腐败，但为数不少的人内心都是多少有些羡慕贪官污吏的。一边痛恨贪官污吏，一边想把自己变成贪官污吏，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大特色。谁都清楚，按照目前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标准，其实并不比一般公司职员的待遇好，但考公务员的门都被挤破了，因为年轻人是在赌博，是在抢购权力的彩票。在这种体制下，当上公务员，才可能在将来拥有权力，才有可能搞权钱交易。   我尊重商人，他们创造财富，解决就业，是社会繁荣最大的功臣。我自己就有很多商人朋友，他们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刻苦勤劳，最终成为成功人士。这种成功人士比比皆是。但只有在这个国家，那些权钱勾结、不择手段牟利的商人才能成为道德楷模、众人效仿的榜样与青年人追求的人生目标。   可悲的是，我却很少看到有为了大众的福利，为了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与社会而如同商人逐利般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人。当然更可悲的是，商人要想赚钱，还得向权力下跪，赚钱后还得赶快把子女送到国外；而掌握权力的人则整天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一边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一边还要防民如防贼。   半年前那位商人的故事以及对我的质疑，至今言犹在耳，我有时也会反思，我们的理想还如此遥远，会不会同我们的韧性、意志与决心有关？那位商人被人抽了左脸而伸出右脸，最终赚了一百万。如果能够推动自由、法治与民主的中国向前走一小步，条件是你少赚一百万，或者让你伸出自己的左脸，你是否愿意呢？   不用告诉我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是抽打在国人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好，再次感谢网友与网站对我博客的青睐。我有自知之明，我获奖不是因为我写得多么好，也不一定是因为我写得多，而是因为我像个傻子一样，坚持做一名博客里的守望者，人家抽了我左脸，我还伸出自己的右脸……   杨恒均 2012.12.17 日，“路边谈话”，在海口市网友见面会上的发言   参考阅读：   博客里的守望者   博客：给思想插上翅膀   我为何写博客？——奥巴马回答了这个问题！   看世界：一个博客作者的家国情怀   南都周刊：其实我是个写博客的 请大家支持：  “ 2012网易年度最佳博客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