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杨恒均：从“天宫一号”的高度解读“中国模式” 进入专题 ： 天宫一号 中国模式    ● 杨恒均 （ 进入专栏 ）       这些年，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论不绝于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之际，我谈一下对“中国模式”的感受与理解，希望有助年轻读者认清“中国模式”与国家、政党、世界，以及你、我、他的关系。          什么是“中国模式”？          由于国内对“中国模式”的争论一开始是就带上了左右派性的色彩，使得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之争变成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态度问题。那些声称“中国模式”的人士还没有把这个模式界定清楚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就把它吹到比“天宫一号”还高的位置，大有马上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势头。持不同意见的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讨论什么是“中国模式”及其优劣，一开口就否定有这么一个模式存在。          其实大可不必，别说中国，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肯定都有区别于其它国家的发展模式，只要你不先入为主，先用好坏来界定这个模式，“中国模式”肯定是存在的，哪怕这个模式还在形成中，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模式嘛。          下面就我置身海外时的一些观察与对比，尽量客观公正地描述“中国模式”现象。我给“中国模式”的定义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政治上实行“民主专制”（或民主集中制），经济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搞接轨的一种模式。          以前不少对“中国模式”的争论，都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我给出的定义还可以再简单一点：“中国模式”就是结合了前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模式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混合模式。          前苏联的政治体制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都不是新鲜玩艺，但把这两种水火不容的玩艺捏在一个模子里，就是新生事务了。这个模式的组成部分都是山寨版的，但把好多“山寨”弄到一起，就成了一个相当有特色的新山寨模式。          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一特点在国内表现在基础建设、城市扩建与不停增高变大的政府大楼，还有高速公路、世界第一规模的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三峡大坝、神舟X号、天宫一号、高铁等等。其中“高铁”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有几段高铁路段是通车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才知道了这回事。这种事别说在西方，就是在山寨了西方体制的香港也无法想像。香港为了建设一小段高铁，竟然折腾得立法局与港府好多个月不得安生，还成就了一大批香港青年运动领袖。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能够在短期内搞出高铁的品牌羡慕不已，心想如果自己也能够搞成类似的大工程，一定会名流千古，所以他号召要向中国学习，可最后也只能爱羡慕嫉妒恨。          “中国模式”使得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国内办的大事除了高铁与其它一些基础设施之外，大多是乏善可陈的，尤其是奥运会与世博之类的，颇有些劳民伤财。好在他们办这些大事本来只是为了国民信心与在世界上的面子。在民生方面，“中国模式”就失去了动力，没有那么积极，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大事，基本上看不到“中国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听到最多的反而是领导人出来诉苦“我们还很穷，人均GDP 排名在一百位左右”之类的。你既然知道还很穷，为啥要搞那么多形象工程，让中国人自己都觉得富得流油？          “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国外发挥了更大的优势。最明显的就是购买美国国债，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靠借债过日子的国家，从它当初闹独立同英国人打仗开始，就是靠借法国人的钱度过难关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像吸毒一样借钱上瘾。有一个统计显示，如果把美国借的外债平摊到美国人身上，那么每一个美国人平均负债将近30万美金（200多万人民币啊），可是，你看看美国人，过得有哪一点像欠了30万美金的样子？他们照样歌舞升平，该买什么就买什么，该享受什么绝不会犹豫。          与此同时，你再看看借钱给他们的债主们——尤其是人均GDP排名一百多位的中国人，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大概还有三个多亿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贫困线以下，超过美国的总人口数。          这样一对比，你就看出了美国模式的“缺陷”，以及“中国模式”的“优越”吧？不错，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突出表现：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全民的钱，而美国政府绝对没有这个能力。美国政府借债舒缓压力、让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美国借这些钱不是用在政府身上，更不是白宫用来修建高铁与办公楼，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流到美国人手里——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西方经济危机了，政府都出来减税，要缓解民众的压力；而西方经济危机了，我们却在加税，要集中力量去救外国的困。          在西方感受经济危机的冲击          过去十几年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我几乎都在美国，据我的切身体会，经济危机给人的感觉是国家的危机，对民众的影响并不像媒体渲染的那样。这一印象又被我后来到意大利考察，以及刚刚去过的希腊所证实。大家都知道希腊的经济危机很严重，国家都要倒闭了，经常上我们各大报纸的头版，可是当我们到那里后才发现，希腊民众的生活在危机前后竟然并没有多大改变，社会看上去一派和谐。          希腊危机的本质说白了就是国家没钱发福利，但民众不买账，不允许政府减少福利，于是三天两头抗议，政府稍微减少一些福利或者要裁员，希腊人就不高兴了，就到宪法广场散步，连警察与公务员都轮番去。不过去过之后，第二天照样喝酒上班、旅游休假。这场危机发展到现在，生活真正受到影响的希腊人并不是很多，也根本没有那么严重。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希腊的情况，澳洲难道不也如此？记得前两年突然听说政府要给孩子多一些补助买电脑之类的，一问才知道，“危机”来了，政府要安抚民心，要解困。          让人不解的是，这些国家遇到了危机，都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听说意大利总理希望中国人出手购买意大利国债，帮他们度过危机。我郁闷的是，西方整天吵着说自己经济危机了，可如果真客观的评估一下他们的民众在危机前和危机中生活水平与质量的差异、失业率等，你会发现，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过去62年里，一直生活在比他们危机十倍的“经济危机”之中。可从国家层面呢，你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有经济危机吧，一直是和谐一片、形式大好。          这也是“中国模式”派生出来的一个奇迹：西方的经济危机是国家代替民众来承受，中国的经济危机是民众替政府挡住了。美国人真的没有钱？你去看看人家的生活，依然比你的消费平均高出十几倍，可美国政府敢缩减民众的开支，增加税收吗？不敢，有的国家敢，而且，还积攒了大把的美金。          “中国模式”的顶梁柱：公有制、央企、国企          说起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很多人不以为然，从大的方面说，你我住的房子和脚下的每一块土地，甚至包括你我本人，都是属于“公家”的，属于党和政府的，这不是公有制，什么是公有制？从小的方面说，央企和国企一直是中国的大头。这个大头不是养活了多少人，不是让多少人就业，更不是给国家提供了多少税收，而是他们能够做到世界上其它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事，是“中国模式”在海外的马前卒。          按说央企与国企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全国国民的钱与巨大的市场都属于这些国营企业，而他们赚的钱也从来不会分给国民。很多人对此不满，要求改革国企，殊不知，这正是“中国模式”的杀手锏，一旦改革，把国企变成老百姓的企业，“中国模式”将会失去最大的特色与优势，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甚至不堪一击。          中国国企集国人的万般宠爱于一身，但它本身却是国家的宠物。相比而言，中国中小企业一直以来都是“党不疼、国不爱”的私生子，就拿贷款来说，养活了那么多国人的中小企业却根本贷不到款。中国的很多中小企业主都是靠“要饭”与献出血汗才发展起来的，为了同国企竞争，不得不盘剥工人，他们付出的体力与良心的双重磨难，令人心酸。那些最终熬出头的“民企”，很多是找到了靠山，或者找到了路子，最终挂靠在国企，分享垄断的央企与国企们剩下的残羹剩饭。          在国内是老大，央企与国企在海外也是很威风的。给你讲一个“中国模式”在海外赢得声誉的故事。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中国与英国的石油公司反而在伊拉克石油开发中占了重要位置，美国的公司反而没有挤进来。什么原因？这次刚好接触到一位知道“内幕”的外国油老板，我问他有什么内幕，他坦荡地说，这是公平竞争，中国人赢了，就这么简单。          我继续问他，怎么赢的？果然发现并不那么简单。他告诉我，中国石油公司都是国营的，身后有十三亿人支持，不但资金充足绝对不会枯竭，而且，竞投中可以不计成本，势在必得，谁能搞过你们？          他说的没错，不可能让资本主义那些贪得无厌一心想发财的石油大亨们明白中东的重要性，任何石油大亨都不会去为了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不计成本的竞投某个石油项目——而这恰恰是中国央企的优势，也是“中国模式”的优势！          这里的“优势”是不用打引号的，因为如果从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这个时候在中东竞投石油业务，还真不应该考虑是否能够赚钱的“私利”。可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手里掌握着一个可以不计成本的石油公司（除非在战争年代，需要他们为国献身），去抢占他们拿枪炮和生命换来的土地里石油的开采权。          从“天宫一号”的高度看“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最先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不是没有原因。中国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你现在去告诉一位普通的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模式”，不管你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你把政治与经济的优势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我保证你会碰一鼻子灰。就拿我定义的“中国模式”，对中国人也并不新鲜。且不说苏联东欧早就实行过社会主义，我们的机构设置基本上还是毛泽东当时一手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就连这民主集中制与一党领导，中国难道不是搞了三千多年了？再说目前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模式，这本身就是符合人性的，而且早在中国宋代，就比现在还自由、还市场，只不过那时还没有一个国家叫美国，没有美国国债与国际贸易而已。          你如果问急了，什么是当今只有中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那些普通的不懂事（没有被彻底洗脑的）的小民很可能会乱说一通：拆迁啊，地沟油啊、维稳办啊、户口啊、贪污腐败包二奶啊等等，你还别说，这些玩艺至少现在还真是中国特有的，自然也就无法从“中国模式”中剥离出来。所以我可以理解，让中国人在国内理解“中国模式”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人率先提出了“中国模式”，而我也是每次到了海外才更清楚地感受到“中国模式”。          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超越站在海外的角度，跳到太空的高度来认识“中国模式”。我说的是“天宫一号”。毫无疑问，我们自主研发的“天宫一号”虽然只相当于俄国、美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技术，但却是我们迈向太空的重要一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迈向太空？或者我们换一个问法：世界上可比我们先进的国家何止三四十个，为啥他们都不从事类似的太空计划？甚至美国与俄国也都因为这种研究没有现实意义，对民生与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影响，也因为资金紧张而缩减计划与搁置计划？          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现阶段这类计划最多只有在国际上争面子在国内凝聚民心的效果，而且花费巨大，可我们国家就有能力按部就班，在连地面上火车追尾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开始建设太空站，而且，用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没几个人知道，更别说需要人大审议、纳税人赞同了。          可另外一方面，由于谁也不知道太空开发的潜力有大多，也许某一天，现在看上去只是花费老百姓钱的形象与面子工程，真会开花结果，弄出了震惊俄、美的新发现。到那时，“中国模式”就可以耀武扬威了。希望有这样的“意外”发生，若不然，我建议大家去研究一下前苏联，当时它是第一个把人类送进外太空的强大的国家。后来这个国家由于不顾民生而解体了。          这就是这种类似的决策模式的优势与劣势：一个石油公司可以不计成本的竞投，一个耗费巨大的太空计划可以风雨无阻，但对于那些纳了税的国民来说，那些瞄准国家未来的计划也可能直接造成了他们现在的贫困与困境，可能让更多的孩子失去读书的机会，让生病的农民拉回去等死等等。          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模式”的两难处境：对于国家，很可能是好处，可对于人民，就未必是好处。 所以，让“中国模式”立于不败之地的捷径就是让人民疯狂爱国，爱到不分你我，爱到把自己当成国家，把国家当成自己。          “中国模式”为啥让一些西方政客羡慕？          肯尼迪曾经说过一句“别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的名言，抛开背景不说，这句话在美国并没有那么有名，很多时候甚至受到美国人的嘲笑。这可能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东方儒家文化的不同之处。记得多年前韩国陷入经济危机时，有民众纷纷拿出自家的黄金首饰帮国家度过灾难。我当时在美国，发现身边从学者到普通人都对韩国人的做法不以为然，考，你自己的首饰拿出来救国？谁是国家？有了危机，国家不来救你，你倒去救国？——美国人除非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或者被拉登炸了世贸中心，人家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才会为国战斗。平时经济危机了，他们反而更加贪婪，都等国家来救济。我的是我的，国家也是我的。哈哈，你说，西方政客能不羡慕韩国——          不，他们不羡慕韩国，因为韩国人爱国是有条件的，他们有选票，如果我爱国了，你却不好好治理国家，还贪污腐败，我立即上街游行示威，搞掉你，所以韩国的统治者们活得并不省心。所以，美国人真正羡慕的不是韩国，而是拥有韩国人一样的儒家爱国精神却不用担心民众不听话的中国！          奥巴马执政后大力推广医疗与教育改革，扩大福利政策，可是他手里没有多少钱，或者说，国会与很多美国民众不原意把钱给他支配。而如果奥巴马没有钱实行自己的政策，下次可能连总统都没得做，看到太平洋这边的中国政府如此有钱，民众那么穷还把大把大把的钱送到政府手里，你说奥巴马是什么感受？          这种绝对的支配财政的权力，哪一个政客不流口水？不过羡慕归羡慕，是否能够学得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奥巴马想学习中国，他应该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学到中国政府的经验：找人放把火把国会烧掉，把共和党灭掉，再宣布美国人不用选举，他永远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因为正是国会、反对党与民众在制约奥巴马大把花钱，让他无法随心所欲“干大事”。          奥巴马有所不知的是，他之所以想为美国民众“干大事”，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生性善良（怎么看，他都没有咱温总理善良哦），而是美国人选了他去干事，他如果在任内不干出点“大事”，民众下次就不选他了。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国会，他在那个位置上，还会那么想为美国人民服务？为美国民众某福利？恨不得把所有国库的钱都拿出来分给美国的穷苦大众？我很怀疑啊。          “集中力量”却没有办成民生之大事          奥巴马同学看过来，看看太平洋这边吧。中国政府确实掌握了大把的钱，可一些福利的实施却和奥巴马设想的南辕北辙。我们知道，最终奥巴马还是说服国会批准了他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继续借债的同时为美国民众减税，增加贫困人口的福利。可看看我们这边，情况却相反。例如，住在西方的人都知道福利房是什么意思，就是给那些收入比较低，一时半刻找不到工作，或者老无所依，以及孩子太多的父母居住的补助房，可中国之前的福利房却只存在于公务员与国营公司的职工之间，这些人正好是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          再拿“公费医疗”来说，澳洲所有的公民看病都是免费，但要吃药打针的话，如果你收入比较高，比较稳定，就得自己出钱买药，反而是收入达不到一定水平的公民，才可以免掉（象征性给几块钱），这一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到了中国又搞反了：公务员等收入最高的群体完全享受公费医疗，而收入最低的农民与农民工却要负担医疗费用。          不多对比了，会让人哭笑不得的，这些东西是简单的生活常识，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在两边生活过的人会一目了然。奥巴马显然只看到了中国政府手里有大把大把可以支配的钞票，以及民众根本不去限制政府如何花钱带给执政者的方便与惬意，却忘记了有些政府不一定都像他一样，要把钱用在民众身上。          这是“中国模式”遇到的最大悖论，你不能用好与坏来给它定调：如果国家集中力量办了大事，赚了不少钱，而且在适当的时候能够把这些钱财还富于民，改善民生，那么，“中国模式”无疑是对现阶段的中国最好的模式；而如果“中国模式”集中老百姓的力量去干了“大事”，可逐渐富裕起来的国家始终只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效劳，甚至反过来对付老百姓，那么这个模式就是世界上最坏的。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认为我借这篇文章来批评“中国模式”，你就严重误解我了。我不妨坦白一下，在过去二十多年从事国际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工作与研究中，每当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我内心都倾向于支持政府强势主导的“中国模式”，不是我反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而是根据自己切身的经验得出的这一结论。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后发的“资本主义”，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有术，要人才没人才，如果头脑一热，积极走向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贸然宣布无条件拥抱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遵守西方人的游戏规则，那么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但占不到任何便宜，很可能会被淘汰。大家不妨设想一下，没有政府支持的中国民企，有几个能够在国际上叱咤风云，你靠什么？          而“中国模式”的某种反自由市场的成分与集中力量“一致对外”的特点正好在国际交往中弥补了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缺乏竞争力的不足之处。这是我在海外生活与工作时形成的“对敌意识”，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对，我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的，然而，当我回到了国内，我就多了一层考虑，那就是“中国模式”与民众的关系。国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如果完全一致，这种区分就是多此一举，但是一致吗？          西方为何忌惮“中国模式”？          对于西方一些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具有世界央行的作用，尤其是在大家关系都不错，彼此需要的时候。尤其在西方出现一些经济困难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中国这种财大气粗的国家出手，要钱有钱，要便宜货有便宜货，要廉价劳动力也有大把，更重要的是，它拿中国人的钱去给你花，根本没啥麻烦，握握手就能定下来的。所以，眼睛盯住选票与民意的西方政客基本上都不会公开反对“中国模式”，万一把北京惹毛了，把口袋里的钱摔出来，你可能下次竞选就得落败。          可是，正因为这样，在骨子里，或者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西方对“中国模式”是非常忌惮，甚至仇视的。          这其实不难理解，当所有的国家都遵循一定的规则玩游戏的时候，那个使用另外一套规则的一定会是最危险的；当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垄断，自由地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那个暗中在搞计划经济，并以政府调控、行政力与垄断来运作市场、操控汇率的一定是最可怕的。          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既然能够稳定世界经济，也同样能够破坏世界经济，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让某个国家的经济陷入万劫不复。这就是中国一些半罐子经济学家们推崇的经济战与货币战，而恰恰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过度自由化与市场化，政府已经失去了操控经济战与货币战的能力。相反，当今世界上真正具有打货币战与经济战能力的只有中国这种公有制国家！          当初苏联与东欧如果不闭门内斗，如果他们敞开门同美国人做生意，请问，以当时苏联第一个冲进外太空和短时间内制造了几千枚核子武器的能力，他怎么会那么快土崩瓦解吗？可我们看到的苏联东欧却关起门来内斗，互相做生意，互相折腾，结果苏联东欧的内部冲突几乎超过了他们同西方的冲突。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担忧是很深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至今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你想一下，连比尔盖茨这种人，都被美国责难了很多次，质疑他是否垄断，还闹到法庭上，弄得他差一点下不了台。还有澳洲的媒体大亨梅铎，西方多个国家都很担心他的财力太大，怕他拥有太多的电视台与报纸，影响与操控公众舆论。可是，这两人哪里是中国国企的对手？梅先生的传媒王国相比我们的央视和任何一份党报，几乎都相形见绌——因为他办报纸是为了赚钱，不可能不惜血本、烧钱搞宣传。          西方很多媒体没钱了，要出卖，可一听说是来自中国的买家，就紧张了。人家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看看现在海外的中文媒体，总数也有上百家吧，可渐渐地都在争先恐后地使用咱新华社通稿……          西方国家本来是自由经济，你有钱我就卖给你，可是现在出了一个中国，让他们几乎变换了规则，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防范中国企业，你有钱，我也不把资源厂矿与媒体等卖给你。你指控他违犯了市场经济，他说你中国不算真正的市场经济，你还是官办的，你还搞垄断。你就无话可说了，毕竟，你甚至不允许人家到你国家来办报纸，搞媒体啊。          “中国模式”面临两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模式”在世界上会受到阻力，但最大的阻力反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来自民众的觉醒与对权利的渴求。必须认识到，成就“中国模式”的既不是苏联的政治体制，也不是美国的市场经济，而是中国老百姓的“爱国激情”与“集体主义精神”以及“无私奉献”，如果不是这些纳税人的钱，中国政府哪里来的钱？如果不是他们勒紧裤腰带，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国家哪里能够“风调雨顺”？所以我说，“中国模式”的问题在国内，并不在国外。          “中国模式”造成的最大现象是国富民穷——注意，本人并不是批评这个现象，而是指出一个现实。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如果中华民族崛起的最佳途径与捷径是先牺牲一批人而把国家弄富强的话，大多中国人可能会认为别无选择，不能不接受。谁都想让国家强大，不想当亡国奴啊。          但问题在于：国家富强之后怎么办？民众为国家奉献到什么时候？富强的国家如果变成维护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民众对这种现象到底能够容忍到何时？容忍到什么程度？没有国家的亡国奴很可悲，但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自己却变成国家的奴隶，此奴隶与那个奴隶又有多大区别？这是“中国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          另外一个挑战出在“集中（中国人之财力物力）力量办大事”上，在一党领导下，这个“大事”是“大好事”还是“大坏事”，则完全依赖于掌权者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聪明人还是愚蠢的家伙。“中国模式”能够发挥优势的前提是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都是近似于圣人的伟人，绝对不能像你我普通人一样，唯利是图，只会为自己的家庭、亲戚朋友着想，所以他们不需要监督。问题是，你见过几个这样的中国圣人？          上面两个“中国模式”成败的关键论点可以归结为执政党最近一直挂在嘴边的两个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与“共同富裕”——这说明他们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也提出了答案，并努力去做。如果真能够做到“为人民服务”和“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的争论该休了，“中国模式”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成为普世价值。          “民主小贩”为国献礼献计献策          问题是，我们大家都不妨扪心自问一下，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王朝，哪一个不是把“为人民服务”与“共同富裕”挂在嘴边，可又有几个执政者做到了？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2周年，为了配合和谐的喜庆气氛，“民主小贩”老杨头写了9042个字，却没有提一个“民主”，前所未有啊，可见老杨头是相当配合、也相当给面子的。可到了最后，还是憋不住要提醒大家：你认为有什么办法才能保证中国的执政者不犯错误、不中饱私囊？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强大的国家变成人民的公敌，反过来奴役国民？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中国模式”积累起来的巨大资产回到国民手里，而不是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支配与独享？          民主。          杨恒均     2011－10－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 进入 杨恒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天宫一号 中国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评论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74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958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2 11:10:42 郑酋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制度替代 ——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学习胡总“七一”讲话时发表的一些政治言论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李君如    ● 郑酋午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同步推进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一样，后者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去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而前者不是要用别的制度去取代现有政治制度，而是要按照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完善和发展它们。”“因为，这些政治制度主要是在1949年和1954年建立的。”“这套政治制度正是根据多元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建立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因此，我们今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用别的什么制度去取代这些制度，而是要按照人民民主的本质去完善和发展这些制度。”这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最近在学习他们的胡总“七一”讲话时发表的言论。中国选举和治理网（发布时间：2011-9-30 2:51:04）以《李君如：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制度替代》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全文。从李君如上面说的这些话里，可以知道他说这些话有这么三层意思：（1）现有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2）所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用别的制度去取代现有政治制度；（3）而是按照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完善和发展它们。从第一层可以推出第二层，因为现有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所以改革不能取代。从第二层可以推出第三层，虽然有优越性但还有不足所以需要完善和发展它们。这好象说话的逻辑性很强，但实际上这里充满悖论。我的看法正好与李君如的看法相反，我认为，现有政治制度不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所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要用多党民主制度去取代现有政治制度，因为按照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无法完善和发展现有的一党专政政治制度。          （一）现有政治制度不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          现有政治制度是指什么呢？简单说来，无非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它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主要通过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制度。所有这些政治制度的根本可以归结为中共的领导，中央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地方由党委和党支部领导。这种制度的实质就是一党专政，就是一党专政形式的专制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真的如李副校长所说的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吗？     我国宪法上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其他机关的领导由它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同时行使立法权。因为在我国实行的是党国体制，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受中共领导，其权力有限，被戏称为橡皮图章。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全国、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间接选举。在各级“人代”的选举中，中共和人大常委会都通过安排候选人的方式进行控制和操纵，在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代”选举中，对异议人士的参选，主要由公安局“国保”出面进行破坏。这样的选举不具有竞争性，是假选举。实际上，中共还在选举制度方面采用了一系列程序设计，使得原本就不真实的选举更加“虚假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共朝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但谁都知道，“政协”是为中共统战的需要而设置的，只是中共手中的木偶，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得出，中共凌驾于八个木偶党派之上，毫无平等可言。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的领导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县以下的镇长）都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名交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在中央，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实行等额选举，在地方，省、市、县（包括市里的区）和镇各位省长、市长、县长和镇长实行等额选举；副职进行15%的差额选举。但共产党实际上掌握重大的权力，各级行政机构的重要岗位的人员任命、晋升以及解除都是由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决定的，同时，在行政机关进行决策之前，中共的各级组织已经对所有重要的国家事务作出决定以及党委直接参与政府管理。所以，在中共的党国体制中公共行政大体上只是党务的副产品。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人民法院的各审判庭长都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名交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虽然宪法上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独立的规定，但实际上中共总是操纵和控制司法。目前在我国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主要有：(1) 中共的干扰、(2)立法机关的干扰、 (3)地方政府的干扰、(4)审判委员会的干扰、(5)上级法院的干扰。而中共的干扰是最致命的，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司法机关成为中共的工具，法官的任免权掌握在党的机构手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党委经常性直接过问案件情况并参与案件的讨论和审理，更有甚者党的书记或其他党委委员给案件打批条，这种“以党代审”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由此可见，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现有制度框架内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人民解放军”更是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之下，“枪杆子里出政权”“党指挥枪”这是中共几十年来死死抱住的信条，军队从人事到经费到武器都在中共的操纵之下。我国的军队叫“党军”不叫国家军队。     很明显，我国目前实行的制度是一党专政制度。实行一党专政的国家有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主义专制政府形式两种，苏维埃制度有两个亚种——苏共模式和中共模式；法西斯主义专制政府形式是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创建的，苏维埃制度是由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创建的。通观世界历史，可知列宁是创建一党专政形式的第一人。西方学者把苏维埃国家、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和纳粹德国都归入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形式的共同点是：党国一体化，国家机器的每个方面都被视为只是党派机构的延伸，并从属于党派机构。     我国的政治体制,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考察其主要特征就是：（1）实行一党制，不存在其他竞争性政党，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实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和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2）共产党和国家“水乳交融”，虽然它也像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拥有正式的宪法、法律和司法制度，但共产党实际上掌握重大的权力，中共一党专制制度引申出徒有其名的选举制度、形式化的立法与司法制度、党控制下的官吏选拔与任命的行政制度、意识形态垄断制度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体系等等。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这种政治制度不具有李副校长所说的制度优越性。（1）、在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下无法实施法治。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种治国方略。在法治社会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具体说来,法治包含如下意义：(a)法律必须是民选的立法机构通过的良法;(b) 法治强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原则;(c) 法治强调任何人和组织都要守法。但是,全部的历史事实显示,在实行一党制政治的我国,法律主要反映的是中共的意志,其立法代表往往是通过假选举选出来的,中共和政府手中掌握着全部公权力，凌驾于法律、国家、民族和全社会之上,享有特权,自从有了中共和共产党政府以来，守法一直是个难题，公民守法有中共和政府的强制，可中共和政府守法谁来强制呢?没枪的人如何能让有枪的人守法呢?所以,由此可以断定在中共一党制政治之下没有法治,如果硬要说有,那这类所谓的”法治”只是伪法治。 (2)、 在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下无法保障人权。人权是近现代文明最核心的价值理念。生命尊严权、自由权和平等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在自由权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权是人权的主要内容。在中共一党专政下公民没有言论自由权、没有选举与被选举权，更没有结社自由权。要保障人权首先就要实行宪政。自近代宪法问世以来，对公民权利的确认便成为宪法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经验表明，在许多情况下，真正的关键问题并非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伦理道德的应然认可，也不是它能否在宪法上得到规定，而是它能否在实际上得到承认和保障。如果得不到实现，都是一句空话，而实有权利的完成或实现却离不开宪政。宪法是依赖宪政来得以实施、维护、发展和完善的。在中共一党制下，尽管也有一部宪法，但由于实行中共一 党制结果是这个党凌驾于宪法之上，宪法规定的权利无法落实，就成为虚假的宪法，所有不被中共认可的权利都成为一纸空文。虽然，中共也经常在讲他们在实施宪政，但实际上实施的是假宪政。(3)、在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下无法有效反腐。腐败就是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学说发展至今，主要证明了四种制衡权力的有效方式——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在中共一党制下，这四种有效的制衡权力的形式都没有，能有效反腐吗?中共一党制的腐败不只是个人的人性问题而且更要的是制度问题，主要是制度性的腐败。(4)、在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下无法保证工作效率，因为我国各级领导人多是由上级任命，这就会带来下级对上级的广泛认同的问题，各级领导人在上任的前几年时间里，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治斗争上，打击旧势力，扶植自己的心腹，根本无暇顾及社会发展。中共一党制下国家的决策大多是由上级领导听取一些相关专家的建议后拍板而定的。虽然决策过程很快，但是在实施当中，会受到各方面的百般阻挠，一些决议甚至过了几年都还未能真正实施。这样的效率能叫高吗?(5)、在中共的一党专政的制度设置不科学，系统科学原理揭示，系统的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整体统一性和个体差异性，通过竞争和协同会推动系统的演化发展，非线性相互作用构成竞争和协同关系的科学基础。一党制条件下，既没有竞争也没有协同，一党制专政意味着只有一个党在统治，排斥其他党派，如何来党与党之间的竞争?在一党制这样的专制制度下，政治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只是被动的听从掌权系统的安排接受掌权系统的指令，这种作用是典型的线性作用，所以中共的政治系统增长不出复杂性和没有蓬勃的生命力。     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明明不具有制度优越性，李副校长却说有制度优越性。我想了一下，也许我和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我是从95%的民众的角度来看问题，他可能是从各级领导干部的角度去看问题，当然，如果是从领导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中共这种一党专政制度确实是对他们有优越性。中共视国家为私产，自上而下任命官员，最终形成一个效命于中共的金字塔型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运行的动力主要是来自自上而下赋有等级专制的特权，这个特权的性质之一就是权大于法，权力不受监督、制衡、制约。谁都知道，在邓小平时期，经过多次权力斗争，在中央邓小平总揽了大权，邓的权力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基本一样，但地方体制却改变了，原来的毛泽东时代的集体领导改变为首长负责制，各级地方政府和各单位都基本上由“一把手”说了算，已无法对他们实行有效监督。这种体制一直沿用至今。这种体制为掌握公权力的人直接贪污受贿，为掌握公权力的人跟别人联系起来利用公权帮助别人发财自己在任上时别人帮存着退休后才要过来享用，为掌握公权力的人自己不贪污受贿也不给别人利益但纵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利用他的影响力做生意赚钱发家致富，为掌握公权力的人公款吃喝、公钱出游和公车私用大开方便之门。这种一党专政制度对各级领导干部确实有优越性，要不为何各级领导及其亲属大都腰缠万贯，国家从上到下腐败横生到处充满腐败之气？要不为何在各级党政机关和垄断性的国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等从领导到一般员工大都是“官二代”或领导亲属或亲戚？但我不认为这种制度有优越性，因为这种制度对95%以上的广大的中产者、小资产者、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没有优越性。          （二）多党民主制有优越性制度替代不可避免          我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对领导干部来说有优越性但对广大民众来说没有优越性，而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却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用别的制度去取代现有政治制度，很显然，他这是为权贵说话，不是为广大民众说话，其丑陋内心和丑陋嘴脸明眼人是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优越性呢？     我认为，第一、有优越性的政治制度必须能保证法治的实施。法治的优越性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于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法律具有公正性和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时代要求实行法治，现代大部份国家都认同法治的重要性，法治的好处在于能防止有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凌驾法律之上而伤害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是执政者领导国家的重要方式，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民众把握国家的权力，保证法律真正体现民众的意愿，保证民众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就是把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和各项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保护。法治是民众的共同意志通过国家议会上升为法律，执政者依照宪法和法律中体     现的民众的共同意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治理国家事务。     第二、有优越性的政治制度必须能保障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指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生命、平等和自由权利。人权包括平等权、生命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基本自由。现代政治制度的正义性就是体现在保护人权上,换一句话说,就是能保护人权的政治制度具有正义性,否则,反之。著名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在其著的《权利的时代》一书的前言中断言：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人权观念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同意与接受，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现在，人权已经从近代学者书斋发展成为整个西方的社会思潮，进而演变成全人类普世化的价值诉求和制度。尽管在人权问题上世界各国继续存在形形色色的冲突与斗争，但谁也无法抹杀人权价值取向，谁也无法阻挡人权制度普世化的发展趋势。当今国际人权法则是信奉人权价值与规范的普遍性。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表达了这种信念，自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至今，世界已有一百八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对人权的保护。     第三、有优越性的政治制度必须能有效反腐。任何腐败都是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实现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可能有腐败。腐败不仅严重损害政府和执政政党的公信力，而且损害公平正义。反腐败还对政风和社会风气状况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如果听任自身腐败滋长，且又无力遏制，必然会导致风气败坏。反腐倡廉始终是世界各国的一项战略任务。不仅要扎实推进经济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还要切实推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保持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为夺取全面发展不断创造条件。这就要求反腐倡廉为其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坚强的保证。反腐倡廉始终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反腐倡廉对于保证各级官员正确行使公权力，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对各级政府和各 级官员进行监督，坚决遏制各种腐败现象，是世界各国永不懈怠的根本要求。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加强从源头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工作等等，都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要通过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来更加突出反腐倡廉建设的位置，要通过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为国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反腐倡廉建设是世界各国加强官员同民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腐败是腐蚀剂，如果官员发生腐败问题而又不能有效加以遏制和防范，那就会涣散民众的信心和斗志，销蚀政府的创造力、凝聚力，难以有效推进国家事业的发展。反腐倡廉，防止官员因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这是加强政府同民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国家团结的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 量源泉。     　 第四、有优越性的政治制度必须能保证工作效率。政权是否高效运作，一直是判断一个公共管理体系是否优良的标准，也是判断政权是否负责任的标准。因为，政权是整个社会管理的中枢系统、协调系统和控制系统，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均与政权运转效率紧密相关，因此，建立一套理性、精干、高效的政权机构被视为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高效率和高绩效意味着公共部门能够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管理的目标，意味着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者要重视金钱的价值（符合经济的原则）、重视时间的价值（符合效率原则）、重视结果的价值（符合效能的原则）、重视服务的价值（公民满意原则）。在政权成本一定、决策正确的情况下，其运作效率越高，政权价值就越高。     第五、有优越性的政治制度必须能保证制度设置的科学性。我讲的科学性必须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来衡量。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前都有一个基础理论准备时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建立在牛顿力学、数学秩序原理、机械决定论基础上的组织化原则)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构建完成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电磁学为代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量子力学为代表)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系统科学为代表)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说的是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等。现代技术和社会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已经不再满足需要，这是用系统科学处理复杂性问题研究兴起的背景。控制学家阿希贝提出研究复杂系统的战略。信息学家魏沃尔的“科学与复杂性”是当时复杂性探索的最高成就，认为未来科学和哲学主要研究自组织的复杂性。自组织理论认为应该以自组织性为基本概念来探索复杂性的本质和根源。普里戈金学派断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为探索生物复杂性和社会复杂性奠定了基础。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着重研究了系统的创生，即从相对无序到新有序结构的产生。超循环理论是关于自组织过程与系统发展阶段的理论，它阐明了在生命起源和发展的化学阶段和生物学阶段之间，有一个分子自组织的阶段。所谓超循环是指催化功能的超循环。突变理论揭示的是自组织系统的消亡和转换的突变，是系统发展演化渐进过程的中断，使系统的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转变。系统科学的基本原理可概括为：整体性原理、层次性原理、开放性原理、目的性原理、突变性原 理、稳定性原理、自组织原理和相似性原理。系统科学的基本规律可概括为：结构功能相关律、信息反馈律、竞争协同律、涨落有序律和优化演化律。系统科学具有解决自组织复杂性问题的优势，它能为规律和原理建立数学模型。     用这五条标准来衡量我国的一党专政制度，如上所述它没有优越性。所以，必须彻底改造这种制度，寻找一种新的制度替代它。通观世界政治史，我们能够发现只有多党民主制度才符合以上的五个条件。所以，我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朝着多党民主制度迈进，换一句说，即是我国的政治改革必须用多党民主制替代一党专政制度。     从立法和行政关系的角度看，多党民主制可分为议会内阁制、总统制和半总统制，很明显，这是三种不同的具体的民主形式，但是在这三种不同的具体民主形式中都有其基本的共同的内容和原则，比如代议制、选举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等。其中多党民主制的核心是多党制，其基本制度框架是三权分立。在没有政党竞争的国家里，通常是一党专政政治。在一党制国家，只有一个政党控制政权。虽然有时候也有其他的少数党派，但是他们只能在法律上接受统治党的领导。一个社会可根据政党制分成两类，非竞争性政党制与竞争性政党制。前者为一党专政，后者为多党制。多党制是指一个民主国家内，存在着三个以上的政党，其中没有一个政党能长期保持绝对优势，需要靠选举时的偶然胜利或与其他政党结成联盟以组织 政府。多党制是民主政治,一党制是专制政治。多党制是一种党派间平等、和平竞争的政治制度。竞争当然不能保证绝对的公平，但是没有竞争则必然是绝对的不公平。多党制不是说那些政党先进，而是说多党竞争的制度先进，因为多党竞争的结果有利于百姓。 在多党民主制的国家其政权组织形式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与制衡是民主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三个机关独立行使，并相互制衡的制度。三权分立制度是根据近代分权学说建立起来的,这一学说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权力应该分立。美国的立国者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制度在民主各国的具体模式不尽相同，但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国家职能部门分别拥有其特定的权力，并在相互牵制中达到权力的平衡。分权与制衡原则的基本政治功能是在民主社会解决政治的民主化和防止专制。     　　     多党民主制能保证法治的实施，法治的第一个前提是,法治国家实施的法律,必须是由真选举产生的立法代表通过的良法。多党民主制政治下的立法代表通过真实的选举选出来，他们通过的法律能代表民意　法律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就是良法。多党民主制能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多党民主制形式的共同点是：党国分开。没有是一个政党能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和司法等所有领域的权力，权力处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状态，有反对党的存在，持不同政见者能进行活动;有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和组党的自由;没有哪个党有优越性,所有政党、所有组织、所有公民都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多党制能保证所有政党所有组织所有公民遵守法律。法律的运行离不开人和组织，离不开人、组织和政党对它的遵守，没有了遵守，法律就失去了依托，法律的运行必然受到各方面的干扰，法律的作用也无从发挥。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在民主法治的背景下，违法就是践踏民意，危害社会。法治理论所强调的“制约政府”，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式”的“横向问责”和“民主竞选式”的“纵向问责”。对多党民主制当而言，“横纵向问责”有,“纵向问责”也有。多党民主制下权力受约束，凡事没有一个党能说了算。多党民主制设计是一种最能适合人类理想的政治模式，最能符合人类本性的监督制度。     多党民主制能保障人权。人权是平等的权利，生命尊严权、自由权和平等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在自由权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选举自由是人权的主要内容。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在这概念下，它被认为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结社自由是反对专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结社可能会带来暂时的政治不稳定，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稳定。在今天，自由民主制通常都有普选权制度，授与所有成年的公民选举的权利，而不受种族、性别、或财产规模的限制。在多党民主制国家言论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都得到保障，其选举也具有真实性。在现代多党民主制国家里，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政治的程序也是竞争性的，各种立场 的政党和团体并存。要保障人权首先就要实行宪政。在多党制下由于没有任何的一个党能掌握所有的权力，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都要遵守宪法，所以宪法规定的权利能够加以落实。以保障人权为终极价值的宪政，在制度设计上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得使行使权力的人保持相互监督，以便把人的不可避免的犯错误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时候，人权才能在一个国家得到最好的保护。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任何时候都是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在多党民主制下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掌握三权，在竞选中取胜的政党只能掌握行政权，立法机关里还有反对党，有制衡，司法权是中立的，不为任何政党所拥有，因为法官不能加入任何政党组织。     多党民主制能有效反腐。任何腐败都是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实现的，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这四种制衡权力的有效方式在多党民主制下都有，在这么好的制度下不容易干坏事。人性复杂，人都有腐败倾向，在多党民主制下掌权的人手中的权力有实质性的监督和约束，大面积腐败难于能够。毋庸置疑，三权分立与制衡是抑制政府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多党制只是一党制，分权就是一句空话。按美国的情况，如果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都归于一个党，相互的制约、限制根本就无法实现。从美国的历史经验看，遏制腐败既要通过三权分立和制衡，也要通过行政监督和行政权力制约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有多党进行制约才有效。     多党民主制能保证工作效率。导致政权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a）缺乏竞争压力；（b）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行政资源趋向于浪费。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由无穷透支的可能性。（c）由于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监督者可能为被监督者所操纵。（d）政府寻租,寻租的前提是政权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寻租活动浪费资源，寻租也会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官员的争夺权力，影响政府的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e） 政府的扩张，政府部门的扩张包括政府部门组成人员的增加和政府部门支出水平的增长。在多党民主制下有竞争性，公权力由于三权分立无法垄断，权力又能进行有效监督，政府寻租难于能够，政府的扩张受到议会限制，所有导致低效的原因都基本上能加以避免。实行多党民主制的国家，要通过一项重大决议，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才能敲定最终的方案;产生一个总统也要半年一年。多党民主制国家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议员广泛参与，民主投票产生的，因而决策时间较长，但是，政策一旦定下来，就能很快的实施下去。     多党民主制能保证设置的机制科学性。采用多党制，其影响渗透于其他各种政治制度。政党的主要职能是进行选举，特别是总统和议会选举。多党能轮流执政。实行的是多党制，政党之间能够互相监督，执政党不敢也不能做坏事。多党民主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是分权有制衡。比如，在美国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三权分立，各部门掌管各自的权力，立法、行政、司法又相互监督，谁都要依法行事，否则就要受到质询或弹劾。多党民主制的政权组织的分权结构决定了美国政权系统的开放性，而开放又使到政权系统的各个要素和子系统之间充分竞争，在竞争的基础上产生协同，从而推动着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 、州长选举和议员选举，不同的候选人纷纷登场，进行竞选，激情理性都在飞扬。在这样的竞选中，也当然有协同，跟候选人助选就是一种合作。竞选获胜后，又既有竞争也有协同。失败者承认失败，获胜者执掌政权，但又不能为所欲为，还需要与失败者一起共同把事情搞好。即使失败了却又不是全败，不能获胜的政党在议会还是有议席的，总统选不上，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州长位置都丧失。议会里有不同党派的议员，既相互监督也相互合作。这就是一种既竞争又协同的局面, 这种局面说明了多党民主制符合系统科学的竞争协同律。多党制政权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多党民主制下言论自由，人民敢说敢想，跟全世界交流信息，世界各国的文化可以流进流出。这种开放是全方位的，并不只限于官方许可的某一些领域。在多党民主制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议会议员、政务官都是通过竞选直接产生的。这也就意味着各级政权是向全体公民开放的。实行多党民主政治，这种政治结构决定了各政党之间要相互竞争和相互监督，这就需要掌握来自各方面的信息，所以需要政权具有开放性。没有开放性，也竞选不起来，相互监督也就不可能。多党民主制政权组织实际上是国家这个大系统的调节装置，能最大限度地调节系统的行为，以达到系统的目的。国会(各党派在里头争吵和妥协)行使立法权，通过法律规定秩序，政府执行法律依法办事，司法根据宪法审查法律看是否违宪。司法发现国会立法有问题，立刻根据宪法中止法律效力，这是一种调节。国会发现政府和法官不认真执行法律，立刻进行质询，严重的加以弹劾，这也是一种调节。政府执行法律发现问题可以向国会提出议案，国会根据情况进行修改，这也是一种调节。这种使调节多党民主社会趋向稳定目标整体优化。“涨落 ”是指对系统稳定状态的偏离，系统通过涨落能达到有序，即通过涨落能形成新的结构和功能。多党民主制政权系统是通过不断的涨落，而保持动态有序的，各政治组织通过竞选使到非线性作用丰富，涨落被放大，随机的小的涨落通过相干效应不断增长形成“巨涨落”。系统科学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是公认的当代最科学的理论,现在用这种理论来考察多党民主制政权组织系统，我们发现多党民主制政权组织的建立符合现代科学原理。     我国的一党专政制度不能实施法治、不能保障人权、不能有效反腐、不能提高工作效率和不具有科学性，因此，这种制度不具有优越性。而多党民主制能实施法治、能保障人权、能有效反腐、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具有科学性，所以，这种制度具有优越性。有优越性的制度最终是要代替没有优越性的制度，从长远来看，这是政治历史发展的必然。同理可以推出，多党民主制一定会取代一党专政制度，这不是李君如副校长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制度替代”就能够加以避免的。          （三） 按照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无法完善现有的政治制度          我国现在的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一党专政制度，一党专政制度的实质是专制主义；而人民民主是多党民主制的本质要求，这是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要人民民主只能选择多党民主制度，要专制主义只能选择一党专政制度。换一句话，多党民主制体现的是人民民主，一党专政制度体现的是专制主义，两者无法统一。所以，不可能按照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去完善和发展一党专政制度，只能通过政治改革加以替代，即用多党民主制替代一党专政制度。这是我国政治改革的真正出路。     当今世界民主化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浪潮，民主既是人民的理想，也是各国政治领袖标榜的贴金标签。人民民主理论发源于古希腊，这种古典式民主对什么是民主的经典表述体现在雅典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伯利克里的一篇演说词中，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另一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对民主的定义则是不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寡头的，允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民主的。可见古希腊对人民民主的理解就是“人民的统治”。法国的卢梭后来发展了这种理论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但是在现代政治活动中民主制度往往采用多数决策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占据多数的人们有决定权。随着大规模民族国家组织的出现，古典民主理论中的直接民主愈益成为不可能。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绝对规模使得集中的政治控制和决策成为必然，这一切都只有依靠官僚制来完成。民主不再是人民直接去主权，只能是人民间接去主权，即通过代议制选举出政治领袖，由政治领袖直接去操控官僚组织。这种精英治国理论被美国的熊彼特大肆渲染，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写道：民主意味着一种方法，即实现政治、立法、行政、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其方式是某些特定的个人由于成功地获得了人民的选票而有决定一切事务的权力， 民主生活是以政党的面貌出现的相互竞争的领袖为了获得统治的委托权而进行的斗争。     　     “人民民主”的古典民主理论讲清了权力来源和谁主权的问题，这当然是历史上政治文明发展的一次飞跃。但由人民直接行使的权力，精英民主理论对此的断然否定，告诉我们直接民主行使的限制性条件，在一个规模庞大的、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对国家的治理是不能依靠人民直接去进行的。人民影响一个国家政府的决策和代替一个国家政府的决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行政治理权的行使上人民只能通过间接民主的方式，通过民主的选举，选出人民真正想要选举出的、并在他们违背人民的意愿时可随时撤换的政府官员，委托他们行使行政治理权，人民可以监督和影响政府官员的公共决策。     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历史证明，实际运作的民主制度大都是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勿容置疑的事实。从历史上看，多数统治有可能变成多数的暴政，其原因是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是不完全现实的。不受法律制约的多数的无限权威可能退化为多数暴政，并对民主政体本身带来现实与潜在的威胁，要避免多数暴政，就要确立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其中重要的制度安排包括限制多数权力的制度安排、给少数人以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以司法救济限制多数并保护少数、用社会力量制约多数权力之机会的制度安排等。权力本身始终存在着扩张的可能性，并容易导致损害他人的滥用和腐败，而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必然带来绝对的滥用与腐败，因此对权力制约是十分必要的。有许多因素，包括代议制和大的选民集体，对此进行适当的宪 法设计，可以限制和缓和多数的权力，从而避免发生暴政的危险,这就是宪政民主论的设计。          我国建立的一党专政政权不是一种同于宪政民主的政权形式，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现代政治国家，宪政民主论不承认这样的正当性。宪政民主论具有鲜明的特征：主权在民、宪法权威至上和一系列的“共和”制度。主权在民原则为权力的正当性规定了逻辑前提。主权在民原则从渊源上规定了权力的正当性。它表明具有原构性质的原始权力唯有人民享有才是正当的，它的逻辑运动使具体宪法权力得以产生并从这一逻辑运动中获得正当性支持。主权在民原则从根源上说明只有人民的权力让渡才构成宪法权力产生的正当途径，任何篡夺的权力都是非法的。只有当宪法权力由公民普遍选举产生才具有正当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与现代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相违背的。只有废除一党专政制度建立起现代多党民主制度，才能真正体现人民主权，从而才会有真正的人民民主,才会有政治文明，才会真正有人的价值和尊严，才会有真正的人权的保护机制。在这种制度下公民才会享受到货真价实的人权，在我国现在的一党专制国家，没有可靠的人权保障。我们只有建立起多党民主制度，我们才是主人，我们的权利才能真正掌握在我们手中。在现在中国的制度下共产党的党棍才是主人。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果是想实现政治文明、实现公平正义和保障基本人权就不可能用人民民主的要求去完善和发展现有政治制度，而只能是废除一党专政制度实行多党民主制度。          李君如却说：“因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也必然要继续向前推进。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第二，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进一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三，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第四，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五，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他还说：“这五点十分重要。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角度看，第一点讲的是根本原则，第二点讲的是根本目标，第三点讲的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规范党的领导行为，第四点讲的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规范国家政权运行行为，第五点讲的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规范司法机关和公民的法律行为。因此，这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构想。”但实际是坚持了第一点讲的根本原则就毫无民主可言了，后面的第二、第四、第五点就基本上作废了，因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无法统一，有如上面所述的坚持了中共的领导，中共就必然凌驾于人民之上、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坚持了第一点讲的根本原则就是坚持一党专政制度，就是推行专制主义。李君如说这样的话，不是脑有毛病就是有判断力有限。     根据系统科学理论，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质是由基本结构决定的，政治系统与其它自然系统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结构、功能和性质，都是结构、功能和性质的统一体。系统的结构是指组成系统整体的诸要素之间时空的相互联系的形式。系统结构是隐藏在系统内部的，它是通过系统的功能及性质表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系统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系统功能及系统性质。政治系统的结构与自然系统的结构一样都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因而总是呈现时空上的层次性。结构又是事物多样性有机统一的存在方式，政治系统要素不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系统不同的结构，并由此形成性质不同的层次。既然性质是由结构决定的，那么要改变系统的性质就必须改变系统的结构。专 制主义的这个性质是由一党专政制度这个根本结构决定的，人民民主这个性质是由多党民主制度这个根本结构决定的，所以要实行人民民主就必须从根本改变一党专政制度这个根本结构，构建多党民主制度这个根本结构。               2011-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专制主义          郑酋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人民民主”，包心鉴“博导”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2011-9-28）上以《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为题发表文章这样说。包心鉴何许人也？现任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巡视员（中共的正厅级干部），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是也。我的看法正好与他的看法相反，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专制主义。     包心鉴“博导”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又充分吸收其他社会制度的优秀成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新型社会制度。“这样一种先进社会制度，内在地包容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有机统一”；“二是坚持基本社会制度不动摇与积极吸收其他社会制度优秀成分的有机统一”；“三是坚持社会差距的客观性与社会公正的必然性的有机统一”。包心鉴先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说得玄而又玄，其实，简单说来，无非就是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在文化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一元论文化。很明显，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本质是专制主义，但包心鉴“博导”硬要说是人民民主，到底是其智力有限判断错误还是别有用心呢？     包心鉴“博导”说：以人民民主为本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由五大基本制度构成，概括起来就是“五大民主”。他说：“五大民主”之“一是以选举民主为主要标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上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比如,第五十七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九三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其他机关的领导由它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同时行使立法权。如果撇开中共应该说，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最大，这种制度可以叫作国会制，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因为在我国实行的是党国体制，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受中共领导，其权力有限，被戏称为橡皮图章。     包心鉴“博导”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民主本质的根本之处在于选举民主。选举和投票是现代民主制的一大优势和主要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的根本体现。”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第九十七条规定“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也就是说，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全国、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间接选举。这样的选举很容易受到中共的控制和操纵，在各级“人代”中，中共和人大常委会都通过安排候选人的方式进行控制和操纵，在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代”选举中，对异议人士的参选，主要由公安局“国保”出面进行破坏。所以，这样的选举是假选举，没有竞争性。     实际上，在 “七大”后，中共开始在选举制度方面采用了一系列程序设计，使得原本就不真实的选举更加“虚假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一方面，选举在原则上对中共而言已经成为相当负面的制度;另一方面，虽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有一定覆盖面的选举，但这些选举已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几乎毫无其本来的意义了。包心鉴“博导”所说的“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要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改革的根本方向和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选举的覆盖面，进一步增强选举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发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任。”他这一句话就露出了马脚，可以知道，包心鉴是知道现在的选举缺乏真实性和有效性的，但他却要说好，这是自打嘴巴。     他说的“五大民主”之“二是以协商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经过60多年的积累与发展，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有特色的内容和不可缺少的支撑。”但谁都知道，“政协”是为中共统战的需要而设置的，只是中共手中的木偶，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开会的时候八个民主党派坐着闲聊，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从不敢为纳税人说话，当然，就是说了也没有用。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得出，中共凌驾于八个木偶党派之上，毫无平等可言。　　     他说的“五大民主”之“三是以直接民主为主要标志的群众自治制度”，“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以及部分县乡以下直接民主在内的基层群众自治，是发展直接民主的重要途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广泛实践。”应该说，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是直选的，不过，就是直选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也是受党支部操纵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机关，它们起的作用不大，都影响不到镇上。     他说的“五大民主”之“四是以党内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党政治制度。现代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民主建党、民主执政，要害则是发展党内民主，同时按照民主协商的原则处理好执政党与其他参政党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状况直接关系着乃至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发展。”中共的主要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在现实生活中，集中制更为普遍和强大，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些老调都已弹了九十年了。国民党、民进党的党主席已经由全党直选，共产党的所谓党内民主九十年来也只是直选到党支部。包心鉴“博导”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从根本意义上说，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民主执政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和关键环节。”既然党内“民主”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的关键环节，请问包心鉴“博导”:现在党内还没民主又怎么政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呢？人民当家作主权利都实现不了，还谈得上什么民主呢？     他说的“五大民主”之“五是以经济民主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简直是在瞎说。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意味着所有制多元化，有国有的经济成分，有私有的经济成分，也有股份公司，等等，在国有企业里，中共任命的官僚说了算，法人代表制（首长负责制）使到管理者帝王化，普通员工奴隶化，这是经济民主吗？在私人企业从古以来不论在东西方都是老板说了算,有经济民主吗？股份公司重大人事任命和重大决策是由手中的股份说了算，并非一人一票，这也叫经济民主吗？包心鉴“博导”说话时,不知他的大脑有没有进行思考？     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制度的本质，应该具体体现在：（一）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地位和权利的真实实现，为民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根本基础;（二）广大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调动与发挥，是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的主体依靠力量;（三）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与实现，是民主制度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四）人民受惠不受惠、高兴不高兴，是衡量民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是促进民主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根本动力。以上四点，在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了体现和实现了吗？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中共一党专政，这是一种专制主义，在专制主义的一党制的国家里能体现和实现以上四点吗？显然没有。     从列宁开始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比马克思更为出色，他们不仅强调专政，而且把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列宁是首先主张一党专政的。这种专制主义形式的共同点是：党国一体化，国家机器的每个方面都被视为只是党派机构的延伸，并从属于党派机构。在中共的一党统治下，这个政党通过监视公民的行动和限制他们的自由等方式来干预公民个人生活;这个政党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禁止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 这个政党不允许有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这个政党不允许自由竞选，只有中共操纵下的选举，这个政党不允许有三权分立，所有权力都在中共控制之下，中共一个党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和司法等所有领域的权力。总之，这个政党引申出徒有其名的选举制度、形式化的立法与司法制度、党控制下的官吏选拔与任命的行政制度、意识形态垄断制度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体系等等。在一党制之下有的只是专制主义，并非如包心鉴“博导”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人民民主”          现在全球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民主化了，也就是说，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已全部抛去了各种形式的专制，包括一党专政，但中共还拼命抱着一党制这根稻草，逆历史潮流而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共成立九十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的核心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专制制度。所谓专制是指独自掌握政权的统治制度或政体，既指由个别独裁者(包括帝王)独断专横的统治制度，也指一些以革命或者所谓为人民的名义实行的一党专政制度，或独享政权的集团、党派力量的执政。不论何形式的专制(autocracy)都有其共同的点，那就是统治者有无限的权力，实行的是专横统治，其权力一般不是真正来自人民的授予，或者是通过革命及军事政变上台，或者是通过世袭获得，或者是通过假选举夺取。这种制度即将被历史潮流所彻底淘汰,请问:还会有优越性吗？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专制主义，多党民主制的本质才是人民民主。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促使我国民主化。                2011-9-30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李君如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74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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