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民主肯定不是一个坏东西……   不管民主是是个什么东西,但一定是个不怎么坏的东西。有一个证明方式非常简单,简单得都被我们大伙儿忽略了,那就是在当今世界上,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人、组织或者国家会攻击民主,说民主是个坏东西。我发现在人类发明的所有政治名词中,这种一边倒地赞誉“民主”的情况绝无仅有。   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到独裁者、利益集团和御用文人以及愚不可及的蠢货在那里咬牙切齿地辱骂、污蔑民主,但你稍微注意一下他们的文字就会发现,他们攻击的都是“西方的民主”、“美式民主”以及地球上某个国家正在实行或者已经实行过的某种具体的民主。显而易见,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他们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反对“假民主”、“虚伪的民主”……当然,在他们的眼里,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而他们正在搞的那才是正宗的、让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的民主——   逻辑就是如此简单,你说他反对民主啊,他理直气壮:谁说我反民主了?反对假民主不行吗?弄得你哭笑不得。你可以去看看前独裁国家东德,以及现在的北朝鲜,人家不但不反民主,而且是少数不多的几个把“民主”两个字直接放进国名里的国家。看起来,民主真是个好东西,或者至少是最不坏的东西。连反对他的人都把他当挡箭牌。例如反对奴隶制的人,首先会和奴隶制划清界限,说自己支持封建制;而反对专制的人则更是立场鲜明,迄今没有出现过打着“真专制”的旗号去反对“假专制”的白痴……可邪门的“民主”就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所有反对民主的人,都是高举着“民主”的大旗。   关于民主,我常常说,只要五个晚上,每个晚上两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涉猎所有的民主理论,如果记忆力好点,还可以了解到当今各民主国家之间的异同、优点与缺点。民主理论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看待当今各民主国家的民主实践,把理论与实践联系在一起,这个恐怕就不是从课堂上与书本中能够找到的。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人出来重新定义民主、解释民主、绑架民主,久而久之,虽然大家都不再怀疑“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渐渐搞不清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   说起民主是个什么东西,答案可谓五花八门,有人说民主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有人说民主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制度,有人说民主是一种游戏规则,更多人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多数决”的选举、是一种生活作风与思想境界,也有人说民主只不过是统治者用来驾驭民众的工具,是利益集团麻痹老百姓的鸦片,是……   关心民主的人对这样的场景不会陌生:某位朋友口沫横飞地论述民主是 XXX ,同时义正词严地驳斥民主不可能是其他的 YYY ,其实,这种把民主绝对起来,非此即彼的做法,往往挂一漏万,也得不到大家的理解与支持。其实,民主这东西,在不同的眼里,确实有不同的含义。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有年轻的朋友想听我讲民主,一些学者也愿意和我讨论,可他们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讲民主既不从苏格拉底讲起,也不从托克维尔说起,我不说欧洲,也不谈澳洲,我都是喋喋不休地先谈论我自己的经历,甚至我的家庭,有时简直像个自恋的暴露狂。为什么呢?除了我接触民主就是靠实地观察之外,还和我对民主的认识有关:说到底,民主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无论那些理论多么宏大,无论投票的场面让个人显得多么渺小,无论你多么喜欢夸夸其谈,你最好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弱弱地问自己一句:民主对于我,对于我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你不愿意回答,或者你不懂得如何回答,你最好先停下里来,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一下民主。   民主对于我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澳洲的意义,一个是中国的意义。我现在回顾一下,澳洲民主对于我来说,有这样几个政治场景:有点反对移民的霍华德政府老是在台上不下去,于是一些华人朋友联系我和亲戚朋友,要求大家都去投他的反对票,但去投票的人并不多,效果不好,他一直干了十年才下台。几年前又出了一个竞选议员的“一个国家党”首领韩森,她仇视亚洲移民,是个种族主义分子,结果澳洲华人社区都警觉起来,全体动员去投票,还搞了聚会,结果呢,这个韩森不但没有选上,后来据说还因为作弊之类的罪名被弄去坐牢了。   这是我记忆中的两次“澳洲民主”的政治场景,其他的都属于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例如哪个党给我儿子所在的公立学校拨更多款,发放更多牛奶钱,就是好党,就应该执政。好像两年前,执政党还给我儿子每人发了可以用来买电脑的补助,我就觉得他应该连任,可在野党也不是傻瓜,立马推出了新政纲,人家不但发放相同数量的买电脑的钱,还要减税呢……   这就是澳洲民主,至少对我的家庭来说,民主就是这个德行,只要不出现大问题,例如种族主义者跳出来想掌权,国家即将偏离正确的方向,普适价值受到威胁,我的亲戚朋友并不太介意谁执政。要知道,西方政客们都标榜“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想方设法探测民意,讨好选民,最后弄得政纲都差不了多少(所以,最近西方的选举都经常弄得无法分出胜负),选谁不一样?   说到这里,有网友一定很惊讶,原来民主就是这么普通的东西啊,原来整天慷慨激昂的“民主小贩”眼中的西方民主就是如此琐碎啊。也曾经有网友问到过,你描述的西方民主怎么和你文章中谈到中国的民主时给人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人曾经问过更直接的问题:既然民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学校与牛奶,那你为什么在中国不去关心教育经费与牛奶?而常常高谈阔论?   那是因为,民主成为生活方式只能在民主国家或地区成为现实,你不可能在一个非民主的地方,独善其身地过上“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个看似非常个人的“民主”,却绝对不能和制度脱离开来,否则,你要就是犬儒,要就是有权投票决定十三亿人命运的少数几位享受了民主的“人民的主人”。   因此,中国的民主对于我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民主远非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方式之前,民主是我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关于民主的很多观点,例如到底有多少种民主,民主与经济效率、腐败、社会稳定的关系,很多前辈老师都有更清晰的论述,在这里,我以沉重的心情向大家推荐一位我敬仰的老师,他就是不懈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蔡定剑老师,他因病于昨日凌晨去世。但他传播民主的意志,他追求民主的精神,将与我们同在。我个人感谢蔡老师,还因为:如果说过去我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有那么一点点进步的话,是蔡定剑这样老师的著作与实践为我这种后进铺上了前行的阶梯。纪念蔡定剑老师的最好方式就是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不要再把宪政民主的重任留给下一代。当民主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在我们这里,还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渴望,蔡老师的理想与追求,也是我们的。让我们化悲为力,继续探索、追求民主,民主到来前,一刻也不停下脚步。】   民主也是执政者驯服老百姓的工具……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一些人妖魔化民主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去神圣化民主,而是要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民主,一个有缺点更有优点的平易近人的民主。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民主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他们自己生活与家庭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民主离我们就不那么远了。   这里我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不会有人反驳“民主制度就是要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这个说法,但却有人用另外一种说辞来挑战甚至颠覆这种说法,他们说,民主其实只不过是统治者用来对付被统治者的工具,是让老百姓感觉良好,但本质不变的一种统治术。   一位外国朋友几天前对我说,你认为西方就是让老百姓当家作主?你看看日本,多少年都是那个党以及少数几个家庭在执政;你看看印度,民主建国多少年了,总理几乎都是出于那几个大的家族与利益集团。就拿美国来说吧,为什么一直是两党执政?为什么始终不能产生第三个党?即便茶党也力有不逮?因为那两个党的本质都一样,始终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利益啊,这些国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   我问他,那么,哪一个国家是真正民主?他说,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我说,既然没有真正的民主,那“假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了嘛。这个他不反对,随后他说的话,就更让人玩味了。他说,中国其实也可以搞这样的“假民主”……设立一种选举制度,用宪法把私产与人权牢牢地保护起来,把参政的门槛设高一点,让其他的党派与普通人进不来,保证选来选去,还是自己的人……   听到这里,请你千万不要跳起来反驳他!我们不妨按照他的思路继续思考下去: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七十多年的历史里,最高领导人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可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然而,他的对手民主美国,竟然出现了好几起老子当完总统儿子再隔代当总统的事儿,你说这是咋回事?苏联的那种制度,民怨极大,最终被推翻了,美国的这种制度却成为世界楷模,到处推广。如果你还闹不明白,再看看台湾和大陆。台湾现在执政的要就是国民党高官的儿子马英九,要就是国防部长的儿子郝龙斌,但台湾人没多大意见,情绪很稳定;可中国大陆呢?也是高干子弟要接班了,可大家的情绪都不稳定,弄得剑拔弩张,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妙用”,民众在游戏规则之内(宪法与价值观念)选举领导人,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统治者的“权为民所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谐相处,该发财的照样发财,该穷的还是一样寻不得机会,可人家不怨天尤人。即便这是“假民主”,也有假民主的妙用,作为统治者,为何不考虑一下?稍微清醒的人,难道看不出来,总有一天,那些没有选票的老百姓会推翻你,没收你全部财产,甚至威胁到你和你子孙后代的生命?   即便从统治者来说,中国这个体制也并不那么值得留念啊,从暴秦到朱元璋再到今天,我们这个体制都是这样运作的,皇帝利用官员压榨老百姓,老百姓对官员不满了,皇帝就“咔嚓、咔嚓”杀官员(我们这个体制至今还是杀官员最多的体制),受皇帝压榨的官员,就变本加厉地欺压老百姓,老百姓实在受不了啦,就揭竿而起把皇帝杀掉,杀杀杀,我们的历史就在这种杀戮中周而复始……   我们从上面这个极端的角度打量了一下民主,结果,民主制度成了一种统治者“驾驭”老百姓的最行之有效的工具,对不对?所以我的结论是:对于不同人,不同的阶层与族群,民主有不同的含义,有些比较美好,有些并不那么理想,这就是民主。大家不妨去检视一下各种对民主的论述与判断,尽量找出话语中的“道理”与共识,而不是马上去反驳、去否定,弄得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样子,这其实就是一种博弈,一种在争取民主的进程中,同抗争一样重要的博弈。   杨恒均 2010/11/23 北京   《一论民主:民主的优点也是民主的缺点》 《二论民主:民主与“面包”的关系》 《三论民主:富人的钞票与穷人的选票》 《四论民主:贿选的本质是官员贿赂民众》 《五论民主: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六论民主:民主国家为何很少出穷人总统》 《七论民主:请用选票说服我》 《八论民主:这样的民主,一定会带来混乱》 《九论民主:如何驯服桀骜不驯的网络民意》 《十论民主:请不要把追求民主的人当成偶像》 《十一论民主: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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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访谈NO.1 中国正在国际上被“围攻”吗?

为了制衡中国,现在又重新把美国请回来,这就是今年发生的“美国重返亚洲”; 何清涟:中国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共产党为了掩盖在内政统治上的虚弱,而对外表现得强硬;在国际组织中有采用了类似于街头流氓的不入流的手段进行捣乱,中国仍然是“穿上了燕尾服的黑社会老大”; 杨恒均:美国重返亚洲也是因为它对付反恐已经告一段落,可以腾出手来再次关注中国,加上中国正在寻求将经济影响力扩展到政治影响力,和台湾也越走越近,让美国开始担心; 何清涟:在中国加入了WTO之后,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就失效了。同时,欧洲国家又将“人权外交”作为“利益外交”的幌子,西方国家应当考虑新的对华政策。 本次访谈的录音下载MP3,点击 译者访谈何清涟&杨恒均 中国正在国际上被“围攻”吗? 收听,右键单击 这里(MP3 51.9MB) 下载 小米:各位网友、各位推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2位专家来与我们现场讨论读者来信提出的问题。那么在开始之前,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是和何清涟老师,何老师曾经写过许多很深刻、也很有影响的,包括也影响了我个人的著作,如《现代化的陷阱》、《雾锁中国》等等。她现在居住在美国。先请何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i,各位推友,大家好!很高兴小米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和杨恒均先生一起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 小小米:另一位嘉宾是杨恒均杨老师,在我眼中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经在外交部——也在体制内工作过、还在香港中资公司工作过,也是长期以来研究国际关系和政治方面的议题,也请杨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杨:大家好!谢谢小米给我们这个机会与大家见面。特别高兴能与和老师一起聊聊国际关系、外交,谢谢! 小米: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是想从一位名叫lsymichael的读者来信开始,他是写给了译者这样一封信。他说,邓小平说过中国要韬光养晦的、有所作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国际上打酱油、和稀泥,不当头。现在看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一方面捧中国,要中国当头;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某些表现表示愤懑,觉得中国霸道。我想问问,中国是还在遵守邓的方略“有所作为”呢,还是已经当自己是世界领袖的走出韬光养晦了?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了,我想先听听何老师的意见。 何:应该说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大概从四年前已经结束了。已经开始了有所作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中国的“韬光养晦”,这句中文应该怎么翻译在西方社会有一些争议。至少就我自己知道的听到的,有的说,这就等于“没有实力的时候收起爪子,养成实力以后再亮出来。” 杨:经过20年,中国的经济力量确实增强了。我们回头来看,他就好像救火队一样,一伙说美国的经济危机是它解救的,一会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是它拯救的,印尼大海啸的时候它拿的钱最多,在我们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就是在经济上感觉已经很牛了。可是我们看一下就会发现,在政治上中国象孤儿一样,这样的矛盾就让中国突然之间感觉到,心里很不平衡。不一定正好是在四年前,但是就是在过去几年,中国的经济实力想要发展到政治诉求。 小米:也就是说,两位老师都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并非韬光养晦的时代了,刚才杨老师也提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他在政治上的孤立状态形成了一种对比,如果我们说中国要改变它的外交政策,它会向什么方向改变呢? 杨:我觉得他要改变的话,肯定是举步维艰。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还要改变,就是要像政治影响力的方面发展。我看到过去几年他要在国外发展影响力,有钱买这个那个,其实都是政治影响力。我要补充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经济上很牛,但是在政治上,他见任何一个国外的领导人,给人感觉很低三下四,第一要感谢人家“在台湾问题上支持我们国家,”哪有一个大国一见到人家就说一个台湾问题。美国、英国——英国也有自己的问题——但它什么时候低三下四过;中国领导人见到人家第二句话就是“我们要有诚意啊,要尊重对方……”在外交上来说就是很humiliating(谦卑),就是想扩大政治影响力。用经济带动政治影响力。 何:我觉得杨先生谈得很对。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谈。如果将中国的外交政策分为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冷战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战略上已经调整过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当时因为苏联这一霸已经倒下,只剩下美国。当时中国显然是要建立多极世界,要多极就应该“联欧制美”,欧洲当时正好是由欧共体要转向欧盟。那么欧洲就可以成为多极的一极。美中欧各为一级。但是到了世纪之交以来,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日益增大,欧盟发生了重重困难。中国这个时候又调整了一下外交大战略。放弃了“联欧制美”,而是改为三个层面的外交,第一是大国外交,就是指以美国为战略伙伴的外交;第二个就是周边外交,就是指东南亚邻国,这里隐含的一条是中国能够成为东盟的领导者,成为亚洲的霸主。这点实际上是和美国的太平洋战略有些冲突,但是中国没把这个说出来,双方都是心照不宣;第三个层面就是资源外交,因为中国这个时候石油储备和其他资源都已经发生困难,中国已经感觉到应该在海外投资,做资源的战略储备。开始对非洲、南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资源合作”。近十年来,中国主要就是这两个层次的外交。目前也看不出会调整大的方向,变化的只是战术方面。战术方面就引进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策略——“脸色外交”,就是对其他的国家不满就摆脸色,让别人来体会中国的意图。这一点我等会儿再展开讲。 小米:呵呵,何老师还要卖一个关子,还要等一会再展开讲。其实我们现在就挺想听的。 何:我得给杨老师留点机会。 杨:嘿嘿,我都已经听得入迷了。 小米:那么我问杨老师一个比较长的问题。外交关系学会有一个亚洲研究中心,她是一个外国人,Elizabeth Economy,中文名叫易明,他最近在外交关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分成了很多层面,首先也是您刚才谈到的,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它未来的需要,如钢材和老师谈到的在能源方面的需要,要求它“走出去”;还有刚才您谈到要在政治上摆脱孤立的状态;另外在军事上。有一些军官发表了很强烈的论调,要把中国的国家利益扩展到远洋地带;在软实力方面,要制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也看到了,CNC要做国际媒体,中国也在布局“软实力”的方面;她认为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的“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一时之需,而是一个很大的大战略。可能确定了未来50年的方向。您认为她的分析是有一些夸张了,还是她比别的人更早地意识到了中国在外交上出现了比较大的改变? 杨:她的分析是对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根本就不用分析,就知道它要在各个方面向外扩张。以前美国也走过这条道路。第一强大的国家都走过这条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些分析都不是新的东西。中国就是要“走出去”,军事要扩展到远洋,包括能打海盗的地方,对不对?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船开那么远,打不了;这些都造成中国要扩大政治影响,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有难度,以前中国是到处拿钱,出口制造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卖产品给全世界,但是你现在要“走出去”的时候,世界要对你说NO,中国的外交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同意她的这个分析,但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现在怎么干,怎么对付它的这个策略。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与中国最大的差别在意识形态,我们的这个理念。很多西方国家看你的崛起就像看希特勒的崛起。在这个问题上你怎么解释?你真的想把你的军队带到哪儿去打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对你迎头痛击了,我觉得这几年中国在外交方面碰到的问题就是你想崛起,你想在其他方面崛起,它就把你打回来。在经济上,没问题,你继续给我们世界提供廉价商品,可以;但是在其他方面就不行。 刚才谈到易明的观点,我也同意杨先生的分析。外国的中国专家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实力有一些夸张。中国的一些行动,他们会当作是国家实力的炫耀和展示,比如说对资源的收购,他们会感到很不安。因为在全球所有的市场中,只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供求关系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价格也会发生变化。在石油、煤炭、铁矿石……市场上,由于中国的需求加入,价格陡然直线上涨。这让美国、欧洲还有其他的国家都很不满,现在中国又开始使用海外并购的方式,这个方针是什么时候才确定的呢?2004年10月9日,国家发布《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将中国的并购列入了管理范围,海外并购很快就达到了70亿美元,据海外一个咨询公司的研究是,中国的海外并购67%都亏损。2009年中国的海外并购也是亏损的。但是中国为什么要亏损了还要投资?它是为了在海外布局,避免受到别人的挟制,但它没有考虑到的是,对别人来说这造成了资源供给的安全问题,这是其一;其二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表现确实很强硬,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国确实稳定了东南亚的金融局势,在亚洲确定了中国实力。亚洲国家从此就接受中国的资助,柬埔寨、缅甸都接受了中国的资助,从此以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就日趋减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衰退了。这几年,日本要求美军从冲绳撤军,南韩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南韩有一个特殊情况,要防备北韩,北韩的老板是中国,北韩使用的武器是中国造的,今年出现了“天安舰事件”。其他国家希望能看到中国的表态,但是中国一直都不表态,这才开始在南海海域形成密集军演的局面,让美国又重回太平洋地区。这是中国自己的失误。但是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有中国自己的考虑。因为中国近些年经济实力增长,并大量修水坝,结果导致东南亚地区下游水资源紧张,水产物种不少灭绝。它们向联合国投诉。中国最开始不肯承认,在联合国争来争去。但是今年东南亚大旱,今年湄公河下游上千种的水水生植物灭绝,争论冲突更激烈。同时与印度因在雅鲁藏布江修水坝上产生冲突,中国依靠自己的上游地位,依靠自己的实力,不肯与其他国家协调。这种种行为,让亚洲国家认为中国不可靠,宁可让遥远的美国来保护亚洲,这就是几年中国外交上最大的变化。 小米:何老师说得非常好,如果我们看一看东南亚国家,他们似乎都有类似的打算,就是继续使用中国提供的廉价的资金,可提供的技术转让……过去说糖衣炮弹,他们一直想就是,糖衣吃下去、炮弹打回去。好象他们对中国也是这样想,如果中国提供的是贸易往来、经济援助他们都照收不误,但是说如果是在军事政策上、或是国际外交上,他们还是倾向于美国提供的保护。那我们把范围放小一点,就在亚洲的范围内,象日本、越南、印尼、菲律宾、新加坡他们这些类似的心理会不会在亚洲形成一个两极的趋势,就象冷战的时候的两种阵营一样? 杨:这个很有意思的。你提的这些亚洲国家都是东盟的成员,东盟的是成立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把美国赶出亚洲。因此也得到了很多中国的支持。亚洲人民团结起来把美国踢出去,后来美国确实被赶出了亚洲。当然这不是打仗那种意义上的。可是现在很滑稽的是,现在又要把美国请回来的,就是东盟。他们这些亚洲的小国很有意思,我需要你的时候就让中国对付美国,现在看你中国在亚洲搞得不对,美国其实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上是经过考验的——你看,他来了,做了这么多事,很多人认为他会侵略我们,后来他实力还是很强大,其实是它实力最强大的时候被赶出了亚洲。它是什么时候被赶出的?它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实力最强大的时候。那么现在东盟又要把美国请回来,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看不准。看不准中国对他们会怎么样。因为中国是过去几年软实力开始输出。大家知道孔子学院在东南亚已经纷纷成立。在马来西亚已经引起抗议了,说是“文化输出”。美国不就是买卖麦当劳、肯德基吗?马来西亚的麦当劳、肯德基很多还用了马来西亚的产品,咱们的孔子学院可绝了,全是中国的。人家有点怕,现在人家要把美国请回来对抗中国。那么真地会在这一地区形成一种很奇怪的对抗的现象。如果玩得好,我估计很难玩得好,按以前的玩法,好,烧钱,那你要是这样干的话,就要把中国人民的钱都烧完。 小米:哦,也就是说如果把钱都烧完的话,这种对抗也就偃旗息鼓了。 杨:但是政治信任是买不回来的。我估计主要的政策还是烧钱,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现在要搞公共外交,我们知道,有一个国内能看到的好象是“亚洲民主”网站,就是说在东盟国家之间,谁的国家形象最好?最好的形象是日本。奇怪吧?其次才是中国,再后面才是美国。 小米: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是很吃惊的,日本在东南亚国家人民心中的形象并不差;中国人总是认为日本曾经侵略过东南亚,韩国人很讨厌他们,我们也很讨厌他们,人人都很讨厌日本人。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日本确实花了很多钱,就是对亚洲的援助。他们数十年内一直在做…… 何:东盟原来成立是为了对付美国的。中国和日本有一个“东盟+2”,就是加上日本和中国,希望能形成这样的格局,用来对抗美国势力。这里面有个中国和日本的交易,中国和日本在这三年,利用亚洲开发银行,推动亚员,想把亚洲变成亚元区。2007年来还搞了一个“亚元路线图”。这是在近五年之内这样让亚洲成为都使用“亚元流通区”。与“美元区”区隔开。但是没想到到了今年,形势急转直下。现在除了“东盟+2”之外,还要再加上美国,成了“东盟+3”格局。东盟把美国这个因素引进来之后,制衡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扩张。 小米:非常有意思,这很像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看谁和谁在结盟,是第三方总是在猜的话题。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易明的分析,就是中国有一个大的“走出去”的格局,还有一种外媒看中国的观点,就是最近中国在外交上这些强硬的动作是因为中国并没有一个成型的策略,而是中国正在面临着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交替。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表现自己,让自己上位,这时候选择“对外强硬”可能是最容易打的一张牌。有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权力斗争》,译者也发过这篇文章,您觉得这种看法是否有道理呢? 何:我个人不是特别同意这种看法。国外对中国的政治分析一直局限于多年沿袭的一种模式,就是过分夸大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其实根据我长年的观察,我认为中国政治的派系斗争确实有,但是从来没有激烈到他们要闹到翻船的程度,这些年倒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我觉得是被一些中国研究专家忽视了的。因为中国现在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在国内的人都能感觉到,原来那种掠夺性使用资源与透支劳工福利的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但是经济结构调整却进入瓶颈,2009年社会反抗高达12万多起,各地因为政府强拆导致的自焚、自杀、抢尸这类行为不断发生。中国政府对内的统治信心越来越弱,正因为越来越弱,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内部需要在大的方针上面团结。因为中国内部的矛盾多,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多。人家说中国在政治上是“亚细亚的孤儿”,中国自己说得好听一点,是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不同的”。它跟美国列出的菜单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你要尊重我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多年来只有一条——就是尊重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尊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权。在中国不要搞“颜色革命”。而不搞颜色革命,这一点,我在美国国务院一个多年来与中国做法律人权项目合作的官员的回忆录中看到了。他说在克林顿时期,和中国达成了法律援助项目,每年援助中国很多法律研究、法律进步的项目,而且合作对象主要是政府机构、全国人大、以及中国政府相信的大学的研究所,为什么他们不太找民间呢?因为他认为民间可能和政府的关系不那么亲密,政府不相信。这个项目最开始合作的时候,中国是欢迎的。但是随着中国钱越来越多,对于每年的几千万美元,已经开始不在乎。同时加上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发生的颜色革命,他们认为是美国操纵;从那以后他们就把美国在中国的项目当作美国安放在中国的“特洛伊木马”,要求结束这些项目。到今年出台了一个外汇管理的新规定,其中有一些技术上的障碍,使一些项目在中国已经无法再做下去。在这个情况下,我要强调的就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在价值观层面方面的冲突也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今后几年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这个人有点特点,大家观察到一条,他原来是“奥运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奥运安保模式中间所谓的“六张网”,还有扁平化全面管理,这是发动居委会、便衣、警察、武警,所谓“六张网”就是“社区防控网、单位监控网、虚拟世界什么网、警务什么什么网”,反正“六张网”就是要全面控制,而奥运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六张网”引起了世界的一些批评,就是认为体制性防卫过当,结果当时习近平一肚子牢骚,在四中全会之前给胡锦涛、温家宝等政治局常委写过一封信,说自己还需要在基层锻炼,不宜担任更高的位置,不要在四中全会上将他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小米:您是说他当时没有当副主席是他自己要求的是吗? 对,是他自己要求的,这是已经证实的,共识网上有文章谈到此事。就在几个月之后(2009年2月),他到墨西哥讲了一番话,那番话就是:中国一不对外输出革命,二不输出贫困,一些外国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对中国的事情指手划脚。其实这是对他在奥运安保那种体制性“防卫过当”的批评的一种反弹。 习近平的个人性格有一个特点,他这个人不大说话,但是一说还是内心深处想法的表达。类似的话他已经说过了好几次。比如他说“有时候是要拍桌子的,不拍桌子不足以表达情绪,不足以办成一些事情。”认为这是强硬的表现。另外还有一个,奥运安保模式推行的时候人家指责他,他就说过“笼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让他们说吧!”估计习近平现在从五中全会他的位置确定以后,现在他“开钢铁公司”的特点已经现出来了。对内是“硬碰硬”,所以过去中国一些表示愿意和党内改革派合作的“温和派”拥有一点活动空间,现在基本上被他扫荡干净。但是现在国内的“温和派”还抱一个希望,认为可能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以后,情况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点我们还要观察。 对外也是“硬碰硬”,对外的“硬碰硬”就是原来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奥斯陆颁奖以后,有一段时期活动空间还比较大。但是到了五中全会开过以后,所有的被邀请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国家都接到了中国外交官员的警告,要求不参加,昨天刚看到最新消息,有六个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不去。有16个国家没表态,那么应该就是在中国的外交压力下所作的反应。 还有就是在人民币汇率上,现在跟美国也是“硬碰硬”。弄得G20无果而终。所以估计以后习近平会用这种办法,为什么会这样呢?用有这种办法尽量扩展“资源外交”,因为习近平最近到南非去,和南非还有另外几个国家的一起洽谈资源合作,签订了一些矿产合作的长期协议,今后我估计他会调整一下外交方面的战术问题。这就是态度由原来比较软,打太极拳,变成硬碰硬。 小米:正在何老师爆了很多料,好多都是我不知道的。正在收听的网友和推友应该“大呼过瘾”吧!不知道杨老师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补充? 杨:我是在大呼过瘾,太好了,我都听入迷了。我把自己当听众了。 小米:对,很多和外界的观察好象不一样。 何:其实我认为这些资讯,只要你注意,总是会有。比如四中全会时习近平请辞军委副主席,要求不要提名他当,这个当时是听来的小道消息。但是今年你猜在哪里得到证实?在共识网的一篇文章里面,作为一篇正式文章谈到的。这样就说明不是猜测的。习近平作为奥运安保模式的创立者,又将这模式推行到世博,再推行到亚运。现在奥运安保模式几乎不是特殊时期才采取的一种方式,而变成了铺天盖地的一张大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今年《瞭望新闻周刊》发了一篇特别奇怪的文章,说是据研究报告,中国有一亿多精神病患者。其中重症患者有1,600多万,这些多是下岗失业、长期贫困人,对社会不满,还没有直接说,都是上访的;鉴定精神病的权力不是交给专业的医生,而是交给街道、村里、镇里,你说那些干部能有精神病鉴定资格吗?却交给他们了。还说这些人看起来平常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但是爆发力很强,一爆发就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街道村里要排查,这些咨询我看到之后都把它当作是国内加强管控的方式。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今后如果有什么新的外交政策,对现有的三个层次的外交政策不会做战略性调整,但会做战术性调整。习近平在实践自己在墨西哥所说的话,采取守势:我不象毛泽东时代那样输出革命,也不向你们国家大规模地输送贫困人口,但是你们不要对我们中国的人权状态指手划脚。 对中国的人权指手划脚这一点,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联合国人权专家,对自己20年来在联合国工作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他其中谈到中国的方式,真是有意思。无所不为——威胁、利诱、包括对外交官和一些提出批评的NGO进行恶意摄像、喧哗、辱骂、这些方式很不上台面,但是它就是做。还有每一次只要是人权委员会调整成员国,只要有一个非洲小国能够进入当这个人权委员会的轮值委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到中国的大笔援助。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求第二年对中国如果提出了任何动议,批评动议,就要求这个国家提出反对意见,让它通不过。由于中国的捣乱,这个人权委员会几乎陷入瘫痪。对其他小国的批评都能够很快获得通过,但是只有对中国的批评——包括对“文革”的大规模屠杀,对“六四”,想提出一个谴责方案都无法通过。最后弄得这个人权委员会瘫痪,大家只好重组人权理事会,而中国又继续玩那一套把戏,让这个人权理事会已变成一个很难工作的机构,那篇文章有10,000多字,《中国人权》把它翻译成中文,我曾经在推特上推过,但是大家可能看起来很费劲,后来我把它写成一篇短文,贴在美国之音我的博客上,把中国用的几种方式罗列了一下。中国用这种方式已经能够控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任何的人权机构对中国提出的批评,对欧洲中国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这是订单外交。 订单外交就是只要欧洲对中国提出一点批评,中国就会一方面表示抗议,另外一方面送给它一个订单。送给欧洲的订单不用很大,只要几十亿美金就已经可以了[小米:欧洲人的价码不高],法国确实是中国订单外交的首要收买对象。这点法国从来就没有认真反思过。只在什么时候反思过呢?就在2008年,当奥运火炬传递到法国的时候,中国没有想到会在法国——这个他用订单喂得足足的国家——出现事情。恰好在法国发生了,中国大陆――大家都记得那年在中国展开对法国的大批判,羞辱法国总统等等。当时法国确实有点痛心,法国的报纸说,为什么美国总统接见达赖喇嘛就没事,默克尔接见达赖喇嘛也没事,只有我们准备接见中国就那样反应,是不是我们国家的地位衰落了?然后开始检讨,我们确实做得有点不对,因为我们在对外经济贸易上太过于重视利益,忽视了人权,所以让人家瞧不起我们。但是这种反思仅仅只过了一、两个月,立刻又让位于经济利益,因为法国的失业率太高,法国很多人只有半份工作,好几个人分享一份工作,所以老欧洲确实感觉自己在经济上疲弱不堪,还需要中国。德国也是一样,所以每一次中国的领导人只要带去了一张订单,那里的媒体全部都是讲中国如何强大,中国如何会成为一个和美国抗衡的势力。那一、两个月过去之后,如果对中国的人权有所微词,就又开始这个循环。所以中国内心深处是瞧不起法国和那些欧洲国家,他们说,那些西方国家谈人权都是很虚伪的,内心深处还是要利益。我觉得中国政府别的话可能有点不真实,但是在对待欧洲国家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确实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小米:其实这在一部分程度上已经回答了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变得强硬的话,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围攻中国”的状态呢?比如说北约牵头,形成一个有点像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刚才何老师讲得很精彩,所以我想听一下杨老师的意见。 杨:首先我想说一个概念,当我们说中国强硬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中国在哪些地方变得强硬?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中国变得强硬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中国这个政府它非常注意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中国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依附于它对内、对民众的关系;你注意它对外其实一直没有强过,为什么?因为它要在经济上依附于别国,它非常希望经济发展,中国就“维稳”,中国就不会问题,对不对?那么过去这几年,你说他强硬,其实正好相反,都是别的国家看不惯你了,想改变它;那么它有时候强硬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国内的民众不高兴了,包括东南亚的这些都是老百姓看不顺眼了,其实你说中国强硬的实际动作他做什么了?钓鱼岛是日本抓了船长,他什么时候派条船出去了?南海什么时候派条船出去了? 小米:都是口头上宣称是自己的核心利益,但是没有行动, 杨:昨天我就说,中国被外国当作是法西斯是被你们误解了,它根本没这个胆儿,没这个实力,它最多对自己的人民法西斯,[笑],他对付自己的人非常可以,包括东南亚他除了在口头上强硬,你说它在什么方面强硬过?因为中国它不敢得罪法国、美国,加入说它得罪了美国,美国马上就去买法国的飞机,就是想澄清这样的一个概念。 小米:何老师,您认为呢?中国到底是强硬了还是没有强硬呢? 何:我认为中国外表的强硬正好是掩盖它内政的虚弱,[杨:对、对] 它现在是一种防守性的,防守性的就是希望你们对我们不要指手画脚,不要批评我们的人权问题,不干预我们的内政,至于其他的,买你们的东西,还有经济利益上我们可以让点步,这实际上是中国真正想说的话,但是有些话它又不好说出来,所以现在中国开展的是被外面讥为的“脸色外交”,所谓“脸色外交”,就是我有想法我不说出来,但是我做出一种姿态我不高兴,中国不高兴了,让你们从我这不高兴的脸色里来揣摩我到底想要什么,这一次的中日对抗上又玩了这个把戏,但是外国也很困惑,因为第一,我们确实不知道中国到底想要什么,你要说出来,我揣摩的可能不到位,不到位的话问题不是还是不能解决吗?其实这次的G20峰会,大家也是看到中国的脸色,不知道要怎么样,为了不引起矛盾[而出台了这样的决议]。 刚才你提到一条,会不会引起“围攻中国”?我觉得很难,因为中国现在也有底线。它的底线是只要不在局部地区挑起军事冲突,比如侵占他国领土,然后他只象个流氓一样,弄块石头去砸砸人家的玻璃窗,朝人家的西装上吐口唾沫,就象派个船到钓鱼岛去,最后呢,也就是“茶杯里的风波”,日本也不想闹大,中国看到情况差不多的时候见好就收。好,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不会引起“围攻”态势,至于人权外交,我个人说一句这样的话,过去克林顿时代确定的“人权外交”模式,西方社会确实应该改一改了。 美国也知道那个人权外交无效,因为我在国会做过五次听证,每一次他们都问我,中国人民还需不需要人权帮助?我说,当然需要,如果没有美国的这种压力,我们中国政治犯的处境可能会更悲惨,比如现在一些政治犯讲了共产党视为“反革命言论”的批评的话,不会因此掉脑袋,不会因此象文革一样被割喉管,这当然是“人权外交”的成果,但是要过分夸大它的成就也不行,得找到一些有效的施加压力的途径,在WTO签订之前,美国用这个“最惠国条款”来促进中国改善人权,这在当时还是很有效的;但是从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一点就没有效了,既然最大的筹码都没了,那当然原来的方略得改一改。 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确实是把是“人权外交”当作“利益外交”的筹码,给了中国很多操作空间,我认为,如果是在这方面,今天见见达赖喇嘛啦,明天谈谈西藏问题啦,后天再对中国的维权运动表示支持,这点东西只会是嘴皮仗、口水仗,反正在联合国是形不成任何对中国制裁的决议,我个人认为不会形成一种围堵,既然G20,原来这些国家都已经讲好了,一定要形成某种关于货币的统一协议,到最后还是无果而终,而西方的舆论勉强说,总算是达成了一个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协议,但是有比没有要好,但是中国媒体就很高兴,说,这一次西方国家总算学会了妥协。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现在西方国家不是一个整体,不象以前冷战时期有一个“富国俱乐部”来对付“穷国俱乐部”,现在恰好是以中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暴政俱乐部”,把世界上人权很差的国家联合到一起,而且这些国家很糟糕的是它们可以不择手段,什么都做;而西方国家是绅士,那绅士要保持绅士风度,礼仪、价值观方面都有自己的行为规范,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流氓、街头混混,《水浒传》里面的牛二,那你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要是用一句话总结我对中国外交的想法,我想来想去,我觉得用这句话比较好:中国外交犹如一位穿上燕尾服赴宫廷盛会的黑社会老大,表面上看起来象绅士,骨子里仍然是黑道人物,习惯性地显摆黑道手段。你看世界上哪个国家在联合国,对批评中国的人用嘘声,用恶意拍照,用辱骂,用敲掉外交官饭碗的方式来对待别人?只有中国吧。 小米:您讲得真的是太精彩了,我们也想听一下杨老师对中国外交的一句话总结。 杨:现在很有意思的是,美国重新进入亚洲,用中国政府的话说是要“重新围堵中国”,其实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知道冷战结束后,美国其实一直把中国作为敌人,老布什时期就把中国当作敌人;1995年克林顿还嫌老布什不行,又制定了“遏制中国”的政策。甚至小布什上台之后,也马上推出了比较强硬的政策,可是911之后,一下就改变了。美国把第一任务改为“反恐”,所以中国一下子轻松了十几年,其实在97、98年,克林顿制定了“遏制中国”政策之后,中国的压力非常之大,那时候我还在为中国政府工作,那压力一度大到1998年的时候当时最高领导人都想搞政治改革了。[小米:真的?那就是说那条路其实还是有可能走通的,但是没有坚持下去。]那个压力非常大,但是911之后,它一下子增加了8-9年的时间,现在又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很简单,美国反恐压力大减,伊拉克已经不在新闻上了,阿富汗三年之内肯定可以撤军,那么美国又腾出手了。在过去8年,美国把反恐列为头号任务,在意识形态上完全降低了下来,加上这一、二十年,中国从经济走向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台湾,台湾一直有一种说法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那么我们看到台湾和大陆越走越近,有一派中国的智库人士认为,美国很紧张了,台湾一旦失去,对付中国的跳板就没有了。所以它重返亚洲,有这么几个理由,不一定都是我支持的,但是我在这里提出来。 小米: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么精彩的剖析,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时间有限,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与两位老师对谈。各位推友,各位听友,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到此结束,谢谢,再见。 点击 这里 订阅及墙内看译者; 看不到相关阅读?点击 这里 一键翻墙 相关阅读 译者访谈预告 中国正在国际上被“围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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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原文地址: 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作者: 杨恒均 对于民主不适合中国,或者中国不适合民主,又或者那些“民主缓行论”者来说,有几个命题是常常拿来说事的,例如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家太大,民众太穷,经济还不够发达,民众素质太低等等,这其中尤以“民众素质太低论”最为顽固,可以说已经困扰中国百年之久了。   虽然我写过多篇文章讨论这个“民主与素质”,再多说也不会有什么新意思,可是到京城走了一圈,接触到体制内外无数英雄豪杰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多说几句。   首先 我想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可以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民众的公民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国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说到根子上,还是国民素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其次 我要问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与这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的关系。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素质决定民主的质量,那么在一个尚未民主的国家里,民众的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又如何呢?前后两个问题有天壤之别,可“素质决定论者”正是以第一节的现实来推断出了“低素质的民众不适合民主”的结论。而且,很多人竟然没有看出逻辑的混乱。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没有人会反对民众的素质决定民主国家的质量,也不会有人反对素质越高的国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国家带进民主,当然,“民主需要高素质的国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培养出来,还是在不民主的国家里培养出来的?   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不完善的“坏民主”能培养出适合民主的公民素质?还是完美的不民主制度(例如专制)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民主的民众?   “素质决定论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230 年前的美国移民的素质,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的素质比现在的中国人高?中国当今国民的民主素质比 1945 年以及 100 年前高多少?   再次, 我想说的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不但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进入民主,也能决定进入民主后的质量。可是,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认识不到这点,我们会陷入绝望,我们会抓狂。“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就拿让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胡适,在制度与素质上,也提出了“百年树人”的主张。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国去“树人”,这种树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够吧。但如果胡适更客观一点,就应该知道,他当时所在的美国,对包括中国人的在内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是远远背离“民主素质”的。有丰富历史知识的胡适也一定知道,美国民主制度成立的时候,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印第安人与黑人根本没有投票权,不参与任何民主活动,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了,黑人就更是奴隶。但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了民众以及统治者的民主素质。   再拿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地区)来说,有部分中国人一看到人家那里出了问题,就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质论”,他们却不知道,民众的民主素质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补补一路走来,不断提高的。一个陈水扁因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湾公民在觉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罗斯至今还是“苏联”,俄国人的民主素质比现在能高多少?北朝鲜、古巴与越南等国家,什么时候会培养出拥有民主素质的国人?他们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吗?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竟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试问,美国有可能先实行和谐的专制制度,然后等到“黑人与妇女、没钱人”的素质都高了,再实行民主?   最后一点 ,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民主国家是培养民主素质的地方,但并不是说专制国家里就不能产生有民主素质的公民。实际上,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却也因此让我们陷入了“鸡和蛋”的悖论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没有民主社会,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质的人?可没有民主素质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会?这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没有鸡,哪里会有蛋?没有蛋,哪里会有鸡?陷入这种关系而无法自拔,让很多人在说到“民主与素质”时,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这种境况,让那些在不民主环境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难很大,民众不理解,更不听从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统治者说的“民众素质太低”……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连中国的民主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同样遇到过。当他们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精英的无能,只能陷入了弱势民众的“素质论”,把中国搞民主不成功归咎到民众素质太低,要先树人才谈制度建设……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来困扰我们的“民主与素质”的鸡与蛋的悖论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认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质!我发现那些抱怨民众素质不高的朋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严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观点。如果加上他们过低估计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难度与艰险,遇到挫折往往就会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民主的启蒙者,可恰恰是他对民主制度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他从一战后的欧洲回来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难怪,如果说近百年前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与中国大陆同样残破不堪的话,今天,两种制度在这两块大陆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们比梁启超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吗?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形,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杨恒均 2010/11/21 《论民主系列》之十一      《一论民主:民主的优点也是民主的缺点》 《二论民主:民主与“面包”的关系》 《三论民主:富人的钞票与穷人的选票》 《四论民主:贿选的本质是官员贿赂民众》 《五论民主: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六论民主:民主国家为何很少出穷人总统》 《七论民主:请用选票说服我》 《八论民主:这样的民主,一定会带来混乱》 《九论民主:如何驯服桀骜不驯的网络民意》 《十论民主:请不要把追求民主的人当成偶像》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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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对于民主不适合中国,或者中国不适合民主,又或者那些“民主缓行论”者来说,有几个命题是常常拿来说事的,例如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家太大,民众太穷,经济还不够发达,民众素质太低等等,这其中尤以“民众素质太低论”最为顽固,可以说已经困扰中国百年之久了。   虽然我写过多篇文章讨论这个“民主与素质”,再多说也不会有什么新意思,可是到京城走了一圈,接触到体制内外无数英雄豪杰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多说几句。   首先 我想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可以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民众的公民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国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说到根子上,还是国民素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其次 我要问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与这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的关系。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素质决定民主的质量,那么在一个尚未民主的国家里,民众的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又如何呢?前后两个问题有天壤之别,可“素质决定论者”正是以第一节的现实来推断出了“低素质的民众不适合民主”的结论。而且,很多人竟然没有看出逻辑的混乱。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没有人会反对民众的素质决定民主国家的质量,也不会有人反对素质越高的国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国家带进民主,当然,“民主需要高素质的国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培养出来,还是在不民主的国家里培养出来的?   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不完善的“坏民主”能培养出适合民主的公民素质?还是完美的不民主制度(例如专制)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民主的民众?   “素质决定论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230 年前的美国移民的素质,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的素质比现在的中国人高?中国当今国民的民主素质比 1945 年以及 100 年前高多少?   再次, 我想说的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不但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进入民主,也能决定进入民主后的质量。可是,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认识不到这点,我们会陷入绝望,我们会抓狂。“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就拿让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胡适,在制度与素质上,也提出了“百年树人”的主张。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国去“树人”,这种树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够吧。但如果胡适更客观一点,就应该知道,他当时所在的美国,对包括中国人的在内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是远远背离“民主素质”的。有丰富历史知识的胡适也一定知道,美国民主制度成立的时候,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印第安人与黑人根本没有投票权,不参与任何民主活动,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了,黑人就更是奴隶。但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了民众以及统治者的民主素质。   再拿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地区)来说,有部分中国人一看到人家那里出了问题,就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质论”,他们却不知道,民众的民主素质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补补一路走来,不断提高的。一个陈水扁因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湾公民在觉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罗斯至今还是“苏联”,俄国人的民主素质比现在能高多少?北朝鲜、古巴与越南等国家,什么时候会培养出拥有民主素质的国人?他们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吗?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竟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试问,美国有可能先实行和谐的专制制度,然后等到“黑人与妇女、没钱人”的素质都高了,再实行民主?   最后一点 ,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民主国家是培养民主素质的地方,但并不是说专制国家里就不能产生有民主素质的公民。实际上,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却也因此让我们陷入了“鸡和蛋”的悖论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没有民主社会,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质的人?可没有民主素质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会?这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没有鸡,哪里会有蛋?没有蛋,哪里会有鸡?陷入这种关系而无法自拔,让很多人在说到“民主与素质”时,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这种境况,让那些在不民主环境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难很大,民众不理解,更不听从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统治者说的“民众素质太低”……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连中国的民主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同样遇到过。当他们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精英的无能,只能陷入了弱势民众的“素质论”,把中国搞民主不成功归咎到民众素质太低,要先树人才谈制度建设……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来困扰我们的“民主与素质”的鸡与蛋的悖论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认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质!我发现那些抱怨民众素质不高的朋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严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观点。如果加上他们过低估计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难度与艰险,遇到挫折往往就会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民主的启蒙者,可恰恰是他对民主制度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他从一战后的欧洲回来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难怪,如果说近百年前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与中国大陆同样残破不堪的话,今天,两种制度在这两块大陆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们比梁启超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吗?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形,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杨恒均 2010/11/21 《论民主系列》之十一      《一论民主:民主的优点也是民主的缺点》 《二论民主:民主与“面包”的关系》 《三论民主:富人的钞票与穷人的选票》 《四论民主:贿选的本质是官员贿赂民众》 《五论民主: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六论民主:民主国家为何很少出穷人总统》 《七论民主:请用选票说服我》 《八论民主:这样的民主,一定会带来混乱》 《九论民主:如何驯服桀骜不驯的网络民意》 《十论民主:请不要把追求民主的人当成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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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选举来了,民主小贩来了……

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踏上台湾岛时的心情挺紧张的,走在街头有些鬼鬼祟祟,听到路边的小摊贩用台湾味道的国语招呼我时,竟然吓了一大跳。这些“敌占区”的小贩说我一样的语言啊,只是感觉他们的国语拖着乖乖的腔调,该不会是台湾政治高压下压出的特殊韵味吧 ^_^ …… 那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还没有几个大陆人能够到台湾旅游,后来就越去越多了。我去过几次后发现,不但国语一样,这里很多东西都和大陆是一样的,尤其是台湾的小食,大陆各地的都有,只是味道稍微有些不同,有些更加可口。至于那些小贩们的模样,就更没什么区别了,当然,区别也许是地沟油之类的,这个不是一眼能够看出来的。一眼能够看出来的是相同的文化,还有相同的人性——更不用说中国人特有的那部分性格了。我最早喜欢台湾,就是从这种“相同”开始的。 前天在台北,一位台湾朋友问我是第几次过来,我翻了一下护照,却无法准确告诉他,因为这本刚刚换过,只用了五个月的护照上已经有三次入台记录。这样推算来,我大概至少也去过十几二十多次吧。台湾朋友很惊讶,说你每次都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我说是的。他又问,是谁请你来的呢?他的意思是谁出钱邀请我的吧。我说:都是我自己来的,是我自己出钱,或者自筹资金。 朋友更加不理解,你来也不找我?你来台湾干什么?我说,我来感受台湾的民主。他的不解变成了惊讶,一度以为我在开玩笑:一个大陆人自己掏腰包来台湾感受民主?如果说我是来做生意、会朋友,甚至吃小食,也许更令人信服吧。我当然不是开玩笑,但估计无法对他解释清楚。我对西方的民主算是比较了解的,硕士、博士教育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又生活在其中多年,加上成熟的民主也形成了较多的文献可以阅读,但那毕竟是西方的民主,东方年轻的民主又如何呢? 我的学识有限,年轻时基本不读正经的书,四十多岁才混了个博士。我研究民主的方法也很雷人,就是读一点书之后,就一定过去有民主的地方看看,“潜伏”在民主的社会感受一下,然后再回到不民主的地方来对比一下。这些年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方法有点笨,但也有一些优势,我那些和我一样雷人的读者就是喜欢。 当然,也有台湾的一些政党和民间的机构知道我后建议他们邀请我去“观摩大选”,但我婉拒了。我还是自己掏腰包比较好,我观察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和他们的完全不一样,我是野路子嘛,而且,我希望我的观察与研究能够不受任何资金提供者的掣肘,我只对我的读者与自己的良心负责。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在陈水扁当选的时候表扬他,在他贪腐的时候批评他。这些年,台湾蓝绿等派别很明显,搞研究学者与作者稍微不留意,就会陷入他们带给你的偏见而不能自拔。 我每次来台湾,都到不同的地区寻找至少十位以上的台湾人,和他们聊天、吃饭、探讨一些我带来的问题。他们是普通人,最多的也才读到大学本科,对理论什么的不太懂,但我要找的就是他们——普通人在台湾民主制度下的感受,他们的生活、工作,以及他们对政治人物的看法、对政治制度的期盼。至于精英如何看待民主,如何操作民主等等,那些玩意全世界都大同小异,你能从汗牛充栋的著作与铺天盖地的媒体里读到大把,唯独普通民众对民主的感受与期盼,你得身体力行地去发掘。对于一个生活在他们之外的作者与研究者来说,这个角度让我获得了很多书本与媒体上得不到的知识和信息。从普通民众脸上读到的,往往比权贵与精英们把持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更精彩。 来台湾次数多了,和这里的普通民众接触多了,我就发现,在和大陆一模一样的背后,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而这个区别,也是让我更加喜欢台湾的原因。有一个大陆朋友问我大陆与台北的区别。我说,两地差不多,应有尽有,台北有的,北京也有,北京有的,台北还不一定有,例如成群结队的高楼大厦。朋友听后有些疑惑的问,既然一模一样,你为什么老是去那里?还喜欢上了台北? 他一下子问倒了我,我想了一下才回答他:是这样的,初来台北的时候,你会发现台湾和大陆什么都是“大同小异”,一点也不见外,一点也不让人反感;来多几次呢,你就会发现,这里其实和大陆完全不一样啊,而那种不一样并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高楼大厦、各色小吃与现代化的玩意……那是一种根本看不见、摸不着的区别,却又无处不在,那是街头民众的精神面貌,也是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民主的素质等等,你得去感受这种无处不在。 这次到台北看花博会,一位台湾老牌的民运人士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台湾历史上也有“民主小贩”呢。我一听很兴奋,就请他说一下,他笑了笑说,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台湾有很多街头活动,还有每逢选举的时候,也有很多场聚会,人一多,就需要吃喝,于是,推着小食推车的小贩就围拢来赚钱了。他们提供各种小吃,表面上没有政治立场,只做生意,警总们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可是,他们提供的小食不但给参加聚会的民众补充了物质食量,而且,他们的小摊点还成了大家交换信息的精神补给站…… 我早就听说过台湾有“民主香肠”,倒是第一次听说也有“民主小贩”。大概那些小贩就是以卖“民主香肠”为主吧,记得上一次百万红衫军聚会台湾“总统府”门前抗议阿扁的时候,这些“民主小贩”们又大大的发了一笔,每天能卖出成千上万条“民主香肠”呢。想一下,在台湾民众争取民主的过程中,“民主香肠”与“民主小贩”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也难怪,每一次到台湾,我宁肯放弃聚餐,而更愿意一个人在大街小巷散步,每一次都会找机会和这些小贩聊一下,他们才不管你是哪里来的,有问必答,该说就说,该骂就骂,骂完了,还不忘拖着怪模怪样的台湾国语问道:哦,香肠好吃吗? 全世界香肠的味道都差不多吧,但“民主香肠”的味道又如何呢,不知道和我们“饭醉”的滋味是否类似。其实,民主的理论并不高深,尤其当他成为一种制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理念的时候,民主和街边摆卖的香肠一样普普通通,然而,有和没有,却完全不一样,这也是让我从各方面都与大陆“一模一样”的台湾感受到的“不一样”,你能理解我吗?或者,你闻到了我文章中“民主香肠”的味道吗 O( ∩ _ ∩ )O 哈哈 ~ …… 杨恒均 2010-11-15     深圳有东门,台北有西门,这是台北西门汀的夜市,香肠很美味,小贩很时髦。。。    五都选举来了,街道上彩旗飘飘,多了一道风景线,台北市民表示“情绪很稳定”^_^  台北车站外面的街道上来了一辆拉票车,高音喇叭让我想起了文革,但本质天壤之别。  晚上,政客与拉票的三轮也要休息了,看上去有些寒酸与卑微?这可是台湾人的骄傲  大陆的民主小贩没啥事可做,只好去参访台北的花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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