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又到中秋佳节，三天的假期让更多的中国家庭能从容地坐在一起，享受一下家庭团圆的温馨。几千年以来，家庭与团圆都是中国主要传统节日亘古不变的主题。但我国把清明、端午、中秋列入法定假日，迄今才是第四个年头。这是一个观念和文化心理上意义深远的改变，它标志着传统和家庭的价值得到了更多的尊重。 重新肯定家庭的价值，可能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在中国古典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其社会和国家的根基便是宗法家族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以孝悌为核心的等级化人伦秩序。家庭和伦理价值是作为天道和宇宙秩序的一种体现而被肯定的。从传统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华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家庭价值的民族。 之所以陌生，是因为自清末一百多年来，对于传统家庭制度的批判和鞭笞几乎是各种文化革命不可或缺的主题。家庭、传统总是和专制、权力、虚伪等等裹挟在一起，而自由、启蒙、文明进步，则是建立在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批判之上。 五四先贤们几乎是对传统家庭制度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傅斯年和李大钊都把家庭制度看成是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吴虞把它称为是“专制之根”。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吃人的礼教”的声讨，则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力的口号。巴金笔下的家庭，已不再是温情所在，而是专制的桎梏与牢笼。 按照梅因的说法，现代化是一个由家族本位的“身份”社会向个人本位的“契约”社会转型的过程。陈独秀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中西文化以家族本位和个人本位为其根本差异，中国宗法制度之恶果，在于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而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为核心的民间社会，是否不适应现代性；中国步入现代社会是否唯有将传统家庭制度彻底打倒一途，现在看来，恐怕尚待商榷。至少在香港等一些没有激烈打翻传统家庭制度的地区，反而实现了更为稳健和成功的现代社会转型。 最使五四先贤们始料未及的可能是后来的残酷现实：他们批判传统家庭制度是为了将个人从家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新的民间社会；但后来的事实是，不但新的民间社会没有建立起来，刚刚解放出来的个人又开始直面国家的强制，更加无法呼吸。 政治哲学这三十年的新发展或许可以为这个残酷的现实作出解答，那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往往和极权主义只有一纸之隔。一个健康稳健的自由社会，必须有发达的社会中间层，即各种小共同体，而家庭是这些共同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对个人权利侵害最严重的时期，往往也是对家庭破坏最严重的时代。 “文革”的结束使得家庭开始重拾独立和尊严，改革开放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家庭的伟大价值。但融入世界的潮流也使得我们的家庭开始面临新的冲击与挑战。 世界性的消费至上文化和个人享乐主义的强化，让人们更注重自我感受和自我满足，忽视了传统家庭观念和责任道义，中国一部分年轻人所体现出来的性开放和享乐主义，令传说中自由无比的西方人都大惊失色。 或许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在为1960年代的“性解放”和“家庭革命”付出巨大代价之后，重视传统以及家庭的价值才是这几十年西方社会的主旋律。从1970年到2005年，美国生活在单亲家庭的18岁以下孩子的比例，下降了17个百分点。关注家庭的健全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联合国将1994年确定为“国际家庭年”，呼吁重视传统以及家庭的价值。 就在上个月，美国很多媒体都在讨论佩尔斯坦刚出的新书《从家庭解体到美国的衰落》，该书勾勒了家庭衰落和经济衰退之间的关联。佩尔斯坦指出，不稳定的家庭极大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每年美国至少要因为家庭解体的原因而多花掉1120亿美元。在他看来，家庭简直是振兴美国经济的神器，而要解决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振兴传统的婚姻与家庭。美国的繁荣依靠传统的婚姻与家庭，这是佩尔斯坦在书中的结论。 经济繁荣与家庭的关系是否如此紧密，尚可再论。但伴随中国经济的繁荣，家庭的价值确实在重新恢复元气。就在中秋前不久，很多人都在谈论一个与家庭价值密切相关的重大公共政策，那就是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大义灭亲”的内容，规定近亲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回到了孔子所倡导的“亲亲相隐”。这一举措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和肯定，因为这一规定避免了对基本的家庭伦理和人性的破坏与摧残，维护了家庭的情感与价值，从而也是在维护人的基本情感与尊严。

一 景凯旋提着皮包来到作家出版社时，编辑们一定期望见到一位更不羁的青年人。“你还挺学生气的”，其中一位颇感意外的说。 皮包里装着是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的翻译稿，用钢笔抄写在稿纸上，它的作者是米兰•昆德拉。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很少人听过这个捷克小说家的名字。两年前，一位叫李欧梵的旅美学者第一次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东欧的昆德拉与拉美的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 被过滤广告 两位风格迥异的人物在中国的命运也迥异。马尔克斯迅速征服了读者尤其是作家的心，近代中国的命运也像拉美一样起伏跌宕、荒诞重重、满是屈辱与希望与的悲喜剧，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这样的史诗？ 昆德拉则是另一种阅读体验。景凯旋偶然间读到《为了告别的聚会》，那是一九八六年，他刚刚研究生毕业，对文学充满兴趣。像很多同代人一样，极权主义是他最深刻、却有不知如何言说的经历。他的父亲与母亲，不管多么热心于新中国的建设，却因青春时的偶然经历，成为了“叛徒”与“特务”。在最敏感的童年，景凯旋感到了无尽的歧视、残酷与荒诞。他还需要隐藏自己的困惑与愤怒。 很多人和他想得一样，但没人敢说出真实的想法。“四五事件”传到他正在读书的重庆，他感到强烈的震撼，北京的青年也充满不满。在一次下乡劳动时，听到政治老师无意中说文革是一场灾难时，他又是一阵狂喜——“原来和我想的一样”。 该如何表达这种感受？在文革后涌现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中，景凯旋总觉得欠缺了力量，它们太浅了，像是一幕幕孩子气式的“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剧，既未触及到更大范围的体制问题，更没有进入深层的个人内心。外来作家弥补了一些缺陷，布拉格的卡夫卡与巴黎的萨特描述出那种荒诞感，而最为震撼则是来自苏联的索尔仁尼琴，他的纪实体似的小说中弥漫了令人窒息的恐怖与压抑，他竟可以使用如此冷静的语调。 除去令人窒息的苦难，共产主义经验还蕴涵着另一些东西。米兰•昆德拉似乎轻易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在洪亮与辉煌的口号下，是混乱的逻辑、思想与情感的空洞。而个人则被弱化成动物与工具，他遵循刻板的教条，或干脆像是降低到动物本能，一心趋利避害。社会生活中弥漫的荒诞感，充斥着道德的灰色地带，个人普遍感到无力。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中，一位妇科医生的朋友来访，纯粹为了满足男人的好奇心，医生就让朋友穿上白大褂参观，一切都很自然。“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也是不可想象的”，景凯旋回忆说，“但它确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 昆德拉不仅提供了理解极权文化的新视角，还充满阅读快感。在他的作品中，不时出现性描写，它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尤显突兀。或许正因这些性描写，出版社编辑狐疑地打量景凯旋，书的内容和眼前这个拘谨、有点土气的翻译者很不相符。 一九八七年，景凯旋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出版了，他与湖南作家韩少功（他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翻译者），成了昆德拉在中文世界的最初引介者。一年后，米兰•昆德拉还带动了一个小小的文学热潮。这一年十一月，北京召开了首届东欧当代文学讨论会。《世界文学》报道说“代表们指出，东欧各国当代文学尽管都走过一段弯路，但在逐步摆脱了文学创作中教条主义后，都先后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可喜景象。大家普遍认为，东欧与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东欧当代文学发展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这篇报道还说“代表们在如何译介昆德拉作品的问题上陈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在译介时应持有谨慎态度。另一种意则认为，昆德拉是个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哲学的高度思索和揭示复杂的人生，具有相当的艺术深度，很值得我们广泛介绍。” “广泛介绍”的愿望没那么容易实现，而发言者们也会很快发现他们对于东欧文学现状所知是多么浅薄。当出版社试着去寻找捷克大使馆寻求版权帮助时，得来的是生硬的拒绝。自一九七五年，昆德拉一直生活在法国，他是个流亡者，一个捷克政权不欢迎的人。 捷克外交官和中国编辑也很快发现他们的态度都需要改变。中国与整个东欧，都站在一股新的历史风暴之前。 这场风暴之后，昆德拉获得了意外的生命力。九十年代初，他的所有小说、包括论文都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学者们则编辑了关于他的论文集，景凯旋翻译的《玩笑》、《生活在别处》都在其中。他不仅出现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也进入普通读者的流行用语中。“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昆德拉最喜欢使用的媚俗（Kitsch），都在大学生中风行一时。似乎经过了那短暂激昂与血腥之后，人们突然在昆德拉玩笑式的口吻里、在他半哲学化的论述里，找到了某种解脱。他的“轻逸”、他那些沉溺于情爱与性的主人公、他对政治的厌恶、还有他对于“遗忘”的解释，似乎都契合了新的时代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与中国作家王朔的嘲讽精神，都变成了治疗民族精神创伤的良药。 在南京东区的居民楼里见到景凯旋时，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日常工作是汉语教学。他消瘦、质朴，很意外我追问起往事。年轻一代不太了解他与米兰•昆德拉的联系了。二零零三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昆德拉的全集。它装帧精美，再不似当年的蓝、绿色封面、印有内部发行的小开本。它还标榜全部直接翻译自法语（自流亡以来，昆德拉用法语写作，而他之前的捷克语小说最佳译本也来自法文），再不像当年的韩少功、景凯旋都是从英文转译。它的首印量达到一百万册。对于新一代的读者们，极权下的荒诞、戏谑的性描写，还有道德上的悖论，可能不再是主要的吸引力，米兰•昆德拉，他是全球消费体系里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而这新全集似乎也充满了昆德拉式的“遗忘”特征，它时尚、端庄，也带有着对那个粗糙、但更富激情时代的蔑视。 被过滤广告 二 我从来不是昆德拉的热烈追随者。他的敏感让我着迷。他通过性爱、记忆这些最私人的角度，帮我们了解一种体制的情感与内心。不过，我总感觉他太轻快、太聪明了。 吸引我来到南京的，不仅是景凯旋与昆德拉的故事，更是他在一年前翻译出版的《地下》。它是一本东欧作家的文集，主要出自七、八十年代流传的东欧国家的地下出版物。经过骚动的六十年代，这些国家都陷入了某种停滞与更深层的压迫。这也是个内在流亡的年代，知识分子们无力直接反抗极权，就转为地下的、精神上的反抗。他们组织读书会、出版地下杂志，试图建立起一个隐蔽的交流空间。他们的写作也因此建立了特别的风格，它内省、历史感、充满隐喻。 我忘不了景凯旋在序言里引用的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的一个隐喻——在一个遥远星球上的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是他们唯一的谈话。官方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睡眠呼吸就是一种犯罪。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过上岸上的生活。 这个隐喻不仅是彼时东欧人的写照，也多少象征了当代中国。只不过，我们的情况更为复杂，在这糟糕的水下生活里，还有无穷的彩色的霓红灯分散和麻痹我们的神经，它是民族自豪、是中国崛起、是水景住宅、奔驰跑车，是夜总会、麻将馆、各种选秀表演……但终究，我们是在水里生活，都患着风湿病。 “我想看看，能不能为中国的变化提供另一种建议”，景凯旋这样说起这本书的初衷。比起昆德拉的小说，这些更不为人所知的作者们无疑更有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其中一位捷克作家米兰•简曼还严肃的批评了昆德拉。他要说明，流亡中的昆德拉扭曲了自己的历史、刻意的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他的眼睛早就看清了关键的时刻，明确而光明正大地与政权拉开了距离。”但事实远非如此，昆德拉曾热情的拥抱了整个政权，他在五十年代写作了激情洋溢、空洞无物的诗歌，他也曾在相对宽松的六十年代大放异彩，他与整个政治系统的共生关系，比他愿意承认的深入与复杂得多。但在接下来的小说里，他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疏离的先知。 这是一篇不无简单化的文章，它却道出了这本文集的动人之处，它在谈论道德勇气与个人责任，而不仅仅是机智与聪明。也借由翻译这本文集，景凯旋回到了他更钟爱的传统，它是索尔仁尼琴式的英雄传统，他要直面苦痛，而非逃避。对他来说，这个时代太过轻浮了。 他与后来加入谈话的他的妻子，都不像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有意地回避这个时代。他们在文革中的生活，从未离开他们的生活，他们反复思考，该用何种方式表现这个人与民族的创伤。甚至回忆起被知识分子普遍浪漫化的八十年代，他们用“晃荡”来形容。倘若没能清理这沉重的记忆，怎能开始新生活？他们都看到普遍的人性丑陋与恶，该怎么消化这种恶，令它们既诚实又有审美上的超越性。又该怎样理解中国式的功利主义与灵活性，那些街坊邻居，昨天你好、我好、大家好，今天就相互置于死地，明天又和睦相处。 被过滤广告 他的书架，像是南京的小小飞地。这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国，谁能把他这么多东欧作家的作品集合在一起。但你又感觉得到，这种收集又带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的痕迹，它是零乱、随机的，缺乏系统性，但同时它们有因一致的精神性而相互关联。 《地下》最让我赞叹的不正是作者们表现出的对精神性的追求吗，甚至某种绝对性，在一个道德相对主义的时代，这显得尤为关键。这也常被视作昆德拉与他的同胞哈维尔的最重要区别。（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周鸿陵（主持人）：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思想急剧涌现，左、中、右各派观点都在对中国社会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探讨一下，能否超越左与右，找出一个能够满足各方意见的制度架构，目的是使社会稳健发展，推动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着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施晓渝（民生学者）： 　　我希望思想不要太偏激，不要太出格，为了我们的活动能够继续做下去，要理性一点。胡星斗说我是中国最典型的中派，我的观点是：左右的分歧都出现在对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想从总的方面解决问题，实际上左右在很多问题上是一致的，内涵虽不同但外延有相交之处。我觉得可学邓小平对根本问题不争论，我认为尽量避开那种总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多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就事论事，即技术型的推动。 　　现在英国乱得一塌糊涂，法国曾经也是，包括瑞典这种最温和的国家，也出现过一个人杀死九十多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的制度更不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马、毛讲的弊病，其游戏规则可以被利用、可以寻租，欺凌弱势大大存在。既然没包治百病的制度，就只有三交和三公原则，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我对总体设计一点概念都没有，不懂总体设计，我的观点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无非是交往、交易、交流，（注意，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形式）只要在人类的基本活动的基础上搞好了公正、公开、公效（公共效益），对此我称之为“三交和三公”原则，那么这个社会会向良性的方向上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左和右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渐进改革或者渐进革命，右派喜欢讲渐进改革，左派喜欢讲渐进革命，他们都有最终目标和模式设计的，我是没有理想模式设计和终极目标的，我认为是走到哪一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寻求最佳方案。我认为我这思想理论和科斯的交易定理，哈耶克的自在秩序是默契相通的。 　　我说的具体问题也不是指个案维权，我赞成维权，但我不喜欢纠缠到一些具体事务里，况且这么多要维权的具体案例怎么搞得完？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的意思是热点、政策性的讨论。最近发起了几起群体事件，比如新塘，汕头，内蒙，还有一些问题，如重庆模式、广东模式，高铁事故，赖昌星事情，还有美欧债务危机，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否能用或严重缩水乃至泡汤的问题，还经济结构，分配格局的调整，高价房和保障房以及相应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国进民退，高额地方和高铁债务，高物价，高通胀，高税收等问题，我们是否能通过这些热点，通过具体问题，通过民间的推动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的影响政府，一步一步做大民间。 　　民间的错误在于老是有人奢望登高一呼，天下巨变，这个观点我是反对的。有的老师吹自己的主张、制度设计是怎样的完美，现在的制度怎么不好，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听，动不动就讲最根本问题，根本解决，总的解决办法，总的设计，这样搞下去容易与官方发生冲突，遭来打压。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的共识问题可以找，比如说邓玉娇案就做得比较好，暂时没有可等待。 　　我的意思是用三交和三公原则逐步推动，我讲了30多年，就是希望把民间做大，气氛烘托好，水到渠道。我希望温和一点，总体思想是最好我们要找官方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与官方互动，比如说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他们也解决不了，对这问题就可死缠置疑，我们逐渐讨论，逐渐把民间力量做大，推动民间的整合势力，组合舆论，集合阵营，这种势力就是无形的压力，就能逐步办点事。 　　我就讲这么多。 　　陈子明 （原北京社会科技发展研究所长）： 　　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对左中右派的观点作出一个简略的概括，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来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了恐怖袭击。此事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严重的舆论分裂：看到象征着美国的世贸中心大厦遭到袭击轰然倒塌，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欢呼雀跃，但另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则致信美国总统，宣称“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此后，中国媒体围绕着“九一一”事件、此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爆发了具有严重情绪化色彩的争论。 这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美国态度严重分裂之典型。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频率和深度是最高的，而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态度则充满了矛盾。 对日战争期间，美国为中国的盟国，国共两党及知识分子对美国赞美有加，甚至共产党也发表了诸多学习美国民主制度的言论。 五十年代初，韩战爆发，在中国大陆，美国被当成头号敌人，诸多与美国有某种联系的人家破人亡。这种敌视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美建交。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当局广泛地进行反美宣传，系统地进行反美教育。这必然对至少两三代中国人的国际观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八十年代初，中国当局对外开放，开放的主要对象正是最重要的市场大国——美国。经历了极权主义灾难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希望变革制度，同样取法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他们深深希望全盘替换中国文化，当时的口号是，告别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而美国就是蓝色文明的代表。换言之，在那个时代，中国官、民对美国的态度都比较友好，与对日战争期间有点类似，尽管程度略低一些。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让这种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后，中国当局对美国的态度在迎、拒之间。经济上，中美的联系十分紧密，到今天，已完全捆绑在一起，而不得不共同起舞，但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中美双方接近于对抗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分裂。就在“九一一”之后的十年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分裂日益明显。今天，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不论是学者专家、媒体记者，还是公众中的知识分子，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分歧最为严重，几乎可以说，当代中国几种最为重要的政治观念，可以其对美国的态度来划分：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普遍对美国抱着友好态度。自由主义者追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在他们看来，美国乃是当今世界民主宪政制度最为健全的国家，美国也就是中国应当学习、模仿的典范。自由主义者还相信，生活在民主宪政制度下的美国人及其政府，肯定会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这个信念让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几乎一切做法都表示支持。 民族主义通常以对外部敌人的仇视为情感驱动力量，当代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其最主要的仇视对象正是美国，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反在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相信，美国无时不在算计中国，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切活动，民族主义者都倾向于从阴谋论的视角去理解。 在中国，与民族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国家主义，也把美国视为中国崛起过程中所必须予以克服的最重要的障碍，尽管他们并不拒绝与美国打交道。国家主义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刘小枫解释说，正是通过在韩战中打败美国，中国证明了自己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大国地位。中国诸多战略家毫不忌讳地宣称，唯有在未来的一次大决战中再度打败美国，中国才能确立与自己的期望相称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