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面对中国迅即被卷入茉莉花革命浪潮的前景，官方媒体一致表示中国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但并没有详谈原因何在。本月20日，香港中联办官员郝铁川则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原因。郝铁川提出四个理由。第一，因为中国领导人实行了任期制度及退休制度，再也不会出现终身任职的情况。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成绩骄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很大的提高。第三，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反腐败工作。第四，中国领导人头脑非常清 醒。 通观这四点，实际上除了第一点之外，其余三点均不能成立。第一，阿拉伯革命发生地突尼斯与埃及均是经济发展成绩骄人的地区。第二，无论是本阿里还是穆巴拉克均通过官控媒体宣传反腐成就，穆巴拉克在其最后讲话中甚至炫耀他将一生都献给了埃及人民。至于说自己领导人头脑清醒，一方面是影射其他国家领导人不清醒，一方面有自吹自擂之嫌。至于说中国实行了任期制度，相对朝鲜这种世袭专制，中东一些国家领导人终身制来说，确实可以说是中国的进步。即使这种进步十分微小，但仍然是向民主化方向的演进。 六四封杀了政治改革大门 然而，历史地看，这一进步得益于文革大劫难之后中共改革开放的反弹，只不过是中国由极权体制向后极权体制过渡之插曲。更为严重的是，自1989年镇压学生运动之后，这种分权制衡的政治改革思路已经寿终正寝。六四血案封杀了现制度从后极权平稳渐进过渡至民主体制的大门。从目前看，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个人终身制，却无法废除一党终身制。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由一党专制走向世袭独裁乃是开历史的倒车。但是，但如果寡头独裁的让步，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一党专制的长治久安的话，也只不过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失灵之后，政权日益转向暴力与警察国家的后极权主义而已。从中国目前的现实看，没有人不承认中国社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然而，正是社会的巨变，才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突尼斯、埃及同中国的异曲同工之处，正在于政权拒绝政治变革。而茉莉花革命只不过是当局拒绝变革而酿成的苦果而已。 中共提出过与时俱进的口号，这应该是清醒之言。但适应时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共无法承继八十年代开启的改革之业，公权力于是成为保持政权的工具。没有民众参与的维持政权，只能向暴力与恐怖滑行。阿拉伯一些国家专制政权的演变也可以印证这种趋势。 本阿里胜利之时 警察国家抬头之日 以突尼斯为例。本阿里借助于其前任突尼斯独立之父布吉巴的遗产，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有过堪称辉煌的历史。他用暴力消除伊斯兰激进势力，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也蒙蔽了不少突尼斯知识分子的眼睛。然而，在没有权力制约、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下，本阿里胜利之时，就是警察国家抬头之日。本阿里恣意于权力舞台，将突尼斯推向党即国家的极权主义之路，并进而企图将党产变成家产。也许，在信息不畅的传统社会，本阿里还可以苟延残喘，然而，在互联网的今天，他注定为历史所抛弃。实际上，本阿里与穆巴拉克的下场，只不过是所有不能与时俱进的专制制度、独裁寡头的共同命运而已。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如果一个政权不愿直面鲜血淋漓的“六四”，至少每个人可以自己直面“六四”，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直面“六四”，我们可以更深地看到我们作为个人的软弱，同时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软弱。直面“六四”，也许与那种以权力为指向的狭隘政治无关，这只是每个人自我拯救的开始，为了防止我们与这个败坏的时代一同沦陷，我们没有理由不直面“六四”，个人学习自我拯救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学会自我拯救的过程。与以往循环不已的改朝换代不同，当我们面对“六四”的亡灵，面对民族淌血的伤口时，我们只是要寻求确定价值的实现。】     找不到可以点燃烛光的广场，只有抚摸布满血污的历史墙壁，任何权力的涂料都刷不掉这面墙上的血污，无论时光如何推移，世界如何变迁。22年，我们的生命一天天老去，历史的脚步一刻也不会停止，所有阻挡历史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如同人不能让时间停滞不前一样。尽管掌权者始终相信权力万能，有权不仅能拥有一切资源，也能遮掩一切不义。22年来，这片大陆就是按这套逻辑、这条线索展开的，表面上确实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22年来，还有一条悄无声息地展开的线索，那是不以任何人、任何集团的意志为转移，按照历史的自身逻辑生长出来的线索，只要中国人寻求人的正常、自由的生活的愿望仍在，这条线索就不会被掐灭、扯断。所有暗无天日的日子都会过去，半明半暗的日子会过去，恐惧战兢的日子照样也会过去。哪怕我们眼前笼罩在巨大的深不见底的绝望之中，我们还是知道什么样的价值才是值得肯定的，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值得我们一生追求的。 前几天看到新出的《梅光迪文存》，当年留学美国时，他与胡适之间有过一次小小的争论，在信奉进化论的胡适看来，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弃旧图新、今胜于昔的历史。而梅光迪认为历史乃是人类追求不变价值的记录，“我们必须理解和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年轻的梅光迪说得太好了，他对历史的把握太准了，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更不会是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历史既可能从高山跌落低谷，也可能在很长的时期经历每况愈下的痛苦，甚至要面对不断的倒退，人类常常会陷入看不到任何一线希望的困境当中，高歌猛进、一往无前的幻想注定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从晚清到今天，一百多年的中国史，跌宕起伏，迂回曲折，可以证明青年胡适确实太乐观了。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人类所要寻求的基本价值是确定的，不会随风更改、随流飘荡的，比如公平、正义、真理、善……，这些价值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是确定的，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理想，所指向的都是这些确定的更具有超越性的价值。梅光迪以此来定义历史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22年的中国当代史让我们看到，权力机器尽了最大的努力，动够了脑筋，要把“六四”的那笔债在历史的账簿上抹掉，却怎么也抹不掉，这个日子、这个噩梦始终如影随形，一天也甩不掉，可以说，从那一天起，无论掌权者还是普通国人每天都不得不面对或背对那个日子，是痛苦、是恐惧、是回避、是诅咒、是刻意的遗忘还是成功的被洗脑，或是其他什么，说到底还是逃不掉要面对或背对，“六四”始终在我们的前面或后面，在我们的黑夜和白天，每一年，每一天，乃至每一刻，那已经不是日子，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这个民族一道裂开的巨大伤口，22年都没有愈合的伤口，一个跨不过去的伤口。无论达官显贵、大腕大款还是升斗小民，都只能生活在这个伤口当中，或在伤口的边缘，无人能够逃出这个伤口，也无人能苟安在这个伤口之外，以为子子孙孙可以过上确定的生活。不确定的心理弥漫在整个社会，掌握权力和金钱的人几乎都把子女送往国外就是最大的证明，因为不确定，富人在内心深处的不安一点也不亚于穷人，因为不确定，掌权者并不能享受内心安稳的日常生活，而他们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导致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常常对局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只能趟在西瓜皮上过日子，任由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所有的一切都是权宜之计，都是临时的、随机的、不可持续的。在这种不确定心理支配之下，除了迷信暴力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实在没有其他什么可以依靠、可以把握的。和平变革的主动权，书写历史的主动权逐渐在强势集团手中流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社会生活能感受到的都是越来越不安、越来越不确定的情绪，让善良的人们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无话可说，等到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暗哑，批评的劲头都丧失时，才是真正可怕的。那将要来的将是一个什么时代？谁能知道。 直面“六四”，百年中国全部光荣与梦想、屈辱与挣扎、苦难与牺牲，难道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何等沉重，整个民族一次次被重新洗牌，推倒重来，一次次的翻烙饼，不计其数的非正常死亡，大量民族精华的被逆向淘汰，山河破碎，如果说今天中国还留下一点什么？能说得上来的不过是一堆钱，这钱也只是一堆纸币而已，谁敢说那是靠得住的、确定的？ 22年来，环境如何变化，压制如何细密，充满了技术性，中国人追求确定价值的努力并没有停息过，哪怕今天看起来，这条线索不是那么醒目、耀眼，它常常不在镁光灯下、媒体聚焦的地方，而且看不到它能在一夜之间扭转这个不确定时代。确定价值远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相反是遭到的是践踏、蔑视和抛弃。在这个缺乏宗教关怀的民族，没有超越性的维度，从上到下尤其是权力在手的人缺乏敬畏之心，把人世间的权势、金钱当做至高的追求，为了捍卫这些到手的既得利益可以不惜代价，不计后果，不择手段。 读史早知今日事，日光之下无新事，以前发生过的以后也必定会发生，人类寻求确定价值的需要不会随着时代更改，“六四”二十二年来，中国在表层上所发生的变化再大，也大不过人心深处的那种向往。二十二年前，千千万万人发出的呐喊，根源于人心。坦克可以推迟历史的进程，但是坦克不能改变人心真实的意愿，消费主义包裹的极权主义或许可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主导社会，但它只能增添人心中的不安、不确定，而不能得到每个人内心深处真正的认同。无论物质消费主义制造的商业繁荣，还是文化消费主义带来的娱乐享受，都替代不了人类追求确定价值的动力，正是在寻求确立价值得的过程中，从希腊到荷兰和新大陆，产生了民主政体，说到底，民主首先是保障那些确定价值的制度安排。如果中国一直不愿面对“六四”，正视这一巨大的历史伤口，这个民族在绝望当中只能日益堕落、败坏下去，在布满血污的历史墙壁上，一个个沾了血的罪人将永远被钉在那里，承受世世代代的诅咒。鲁迅曾经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首先应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个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只要“六四”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还是一个禁区，触不得，碰不得，这个时代就是可诅咒的，每一个不愿直面“六四”的人也是可羞耻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同样，如果没有直面，不仅没有未来，连今天也注定将变成永远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