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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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的“撒谎”与秋风的“失礼” 作者：徐柯建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31 本站发布时间：2011-5-31 22:41:10 阅读量：586次 　　5月30日，自由主义儒者秋风先生在他的新浪微博说：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秋风“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支持秋风的人甚至说“郑就是个政治理论混混，秋风说其撒谎，是客气了。我将称之为吹箫客、说是求被包养的面首也行”，反对的人甚至说秋风“只是挥着意识形态大刀胡乱砍杀而已。这种人说白了就是当代十字军，眼里都是幻象”。双方针锋相对，我仔细研读了速记稿《郑永年在上海论坛的演讲》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4b97b0100rhd9.html ，发现秋风先生的言行虽然有些不妥，但是他批评郑先生“撒谎”甚至“变态”，却是有根有据的。 　　1、任期长短问题 　　郑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mlh革命，中国有最高领导人的卸任制，虽没有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已有西方的制度形式，阿拉伯世界尽管有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它基本上是一个人统治，一统治就二三十年，一个人如果在台上呆二三十年谁也不会喜欢你，不管你做得多么好，中国因为卸任制很好地避免了这个缺陷。 　　郑在撒谎，党国没有发生mlh恰恰是因为不像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公民社会的力量严重缺乏，容忍表达抗议的空间非常有限。十多日前，党国刚刚警告了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党国此举恰恰暗示他们很明白阿拉伯世界mlh的发生与西方模式的民主大有关系。其二，朝鲜最高权力是赤裸裸的父子相承，极权的程度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但是朝鲜为何没有发生mlh革命呢?至少，朝鲜短期内比党国更没有mlh革命的威胁。可见民众是否乐意接受统治者，并不是能否发生mlh革命的唯一重要原因。其三，墨西哥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只有四年，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墨西哥的这一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墨西哥是权威主义专制，社会抗争乃至革命也持续了几十年。 　　可见，假如某国没有发生mlh革命，与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长短并没有根本的关系，而且也不意味着民众乐意接受非西方自由民主的现政权，而是民众根本就没有机会、没有力量去反抗。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任期长短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一也。 　　2、代际更换能力强弱问题 　　郑认为中国的代际更换能力非常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强。这里，郑先生又在误导我们的思路。党国官员的代际更换能力是不是这样强大并不重要，代际更换能力的强弱与一个国家的治理是否良好，民众是否自由是否幸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并不用刻意去限制官员的年龄，而是要去限制官员的权力，限制权力才是根本，官员的权力得到限制，民众的自由才有保证，有自由才有活力与繁荣。 　　威权主义下的年龄限制，一到35、40、55、60就得靠边站等等，不但不能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可恨或可笑的问题，比如，吃皇粮者的膨胀，与这个年龄限制很有关系。更重要的，何止是浪费人才，简直是折磨在那些本想推行善政、做些实事的精英，过多的年龄限制反而限制了政治智慧。美国有的国会议员八十几岁、九十几岁，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许多时候，久经自由民主政治历练的老人也能够带来卓越的经验智慧。 　　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代际更替能力强弱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二也。 　　3、执政党基础问题(所谓的“开放”) 　　郑永年先生说：执政党不是一个家族性的政治，而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其根据是执政党慢慢变成一个向各群体、各阶层开放的政党，以前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资本家的，但九十年代向私营企业家开放，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可以当干部，做官。而西方的多党制，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右一点，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据此，郑先生认为，执政党的基础甚至比很多西方类型的政党制度要广泛得多。这个论证很有意思，我再给郑先生增加一点意思，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要加入少先队，大多数的青少年是共青团员，依照郑先生的逻辑，党国的基础其实比先生想到的要广泛得多。而且，只要执政党愿意，他这个基础还可以扩大好几倍，比如，将党员扩充为两三个亿，那么执政党的基础大概就可以空前绝后了，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好几次了。 　　但是，党员的多少、党员的阶层成分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党国的性质，资本家能够入党不过是党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罢了，不过是不走极权主义、改走威权主义罢了，这有什么可傲人的。威权主义者可以根据需要，引诱某些人入党，必要时甚至可以强迫入党。政治学的常识是，能够掌握国家社会权力的人总是少数人，党国的党员越多，并不意味着党国权力的分享者越多。威权主义之下党员证向全民的开放与扩充并不意味着合法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执政者所代表的基础越广，只是意味着执政者集团的内部调整，或许有时候还意味着可以收取的党费更多，身不由己的人更多，人格分裂的人更多，能够保持正常情感智慧的人更少。 　　而自由民主之下的政党，各政党无论人数多少、无论或左或右，他们想取得某届政权，都得努力讨好民众，在政权的轮替过程中与各派相互妥协的公共政策中，多数民众的利益得到了表达与维护。一个政党倾向于自由民主与否，与其党员多少没有必

世界正在让独裁者感到恐惧 作者：陈行之   　　1   　　衡量一个政治家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也许有各种各样的标准，然而在所有这些标准中，能不能对正在进入历史的事件做出及时而正确的反应，我认为至为重要。比如朝鲜独裁者金正日千方百计控制国民，封锁网络，枪杀异见人士，把老百姓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周围人怎么看乃至于怎么做就变得紧要了起来。你当然可以认为金正日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有权决定用何种方式统治自己的国民，你甚至还可以把他作为你的朋友，在他屠杀朝鲜人民的时候仍旧与他称兄道弟，但是，你所做的这种反应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是由你说了算，而是要经由人类某些共同遵守的原则来检验，最终由历史说了算，因此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政治家对正在进入历史的事件能不能及时而正确地做出反应成为了一个标准，依据它，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政治家精明智慧还是平庸乏味，哗众取宠还是脚踏实地，目光远大还是视野狭小，光明磊落还是猥琐阴鸷……人们是在反应还是不反应、正确反应还是错误反应历史事件中判断政治家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家既是历史的产物，亦是其自身的创造。   　　怎么想起要说这样一段话呢?源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11年5月19日就美国对中东和北非政策发表的讲话，这个讲话已经开始在网络上流传了。   　　在我看来，奥巴马总统的这个讲话是苏东剧变20年以来最重要的国际政治文献，从此以后，你可以指摘奥巴马在国际关系中施行霸权主义，可以指摘这个黑人总统没有把美国从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但是，倘若你想在世界范围内对人民自由民主运动进行考察，那么，你对这个人将无可指摘——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国家的总统，对中东和北非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做出了及时而正确的反应，这种反应，在世界范围内对为了选票和尊严而奔走呐喊、浴血奋战的人是巨大的鼓舞和激励，对在事件中或不在事件中的独裁者是无情的震慑和打击。   　　2   　　“陈行之先生，你不是说，政治家所做的反应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是由政治家说了算，而是要‘经由人类某些共同遵守的原则来检验，最终由历史说了算’吗?你为何这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奥巴马总统做出的反应是‘及时而正确’的呢?”   　　答案就在问话当中，具体说来，就在“经由人类某些共同遵守的原则来检验”之中，这些原则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的基本人权，一旦这个国家不再保护人民的基本人权，那么，这个国家也就自动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权必须让位于保护人权。   　　正是依据这个原则，联合国安理会才于2011年3月17日通过有关利比亚局势的第1973号决议：“谴责严重、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包括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和即决处决;还谴责利比亚当局对记者、媒体专业人员和相关人员施加暴力和进行恫吓，敦促利比亚当局遵守第1738(2006)号决议所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为其规定的义务;认为目前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生的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 这个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并授权国际社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以(除了外国占领外的)任何方法保护平民。   　　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通过的当天，北约军队就对利比亚开始了空中打击，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18日解释说，北约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是在所需的三项先决条件——“明显的行动需要”(利比亚政府军正在逼近班加西)，“明确的法律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和“有力的地区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公开表示支持)——全部具备的情况下采取的。英国首相卡梅伦19日晚也表示，北约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有联合国决议作为后盾，是“合法、必要和正确的”。   　　奥巴马的这个讲话，正是对联合国1793号决议内在精神的解说。   　　如果我们认可“政治家既是历史的产物，亦是其自身的创造”，我们就可以这样评价奥巴马的讲话：它不仅仅是一位美国总统对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运动的赞扬和支持，它更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对历史事件做出的必要回答和承诺，这种回答和承诺所达成的历史后果，在随后的岁月中会一项项逐步显现，但是眼下，只要我们不是视而不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正在让那些躲在国家帷幕后面的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感到恐惧，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崔健语)，世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安全了。   　　3   　　如果我是一个独裁者，我会认为奥巴马每一句话对我都构成威胁。   　　“争取掌控自己命运的故事6个月前开始于突尼斯，”奥巴马回顾说，“(2010年)12月17日，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布阿齐齐的年轻小贩因被警察没收了他用来摆摊的推车而被逼入绝境。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同样的令人屈辱的事件——践踏公民尊严的政府暴虐行为­——每天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生，只是这一次的后果不同。在地方官员拒绝听取他的投诉后，这位从未在政治上特别活跃的年轻人前往省政府，把汽油浇在自己的身上，点火自焚。”   　　“在历史进程中，有时普通公民的行动会激起争取变革的运动，因为这样的行动会引起人们心中积聚多年的对自由的渴望。……就这样，在突尼斯，这名小贩因绝望而采取的行动唤醒了全国民众的愤慨，数百名抗议者走上街头，后来增加到数千名。面对警棍甚至子弹的威胁，他们拒不回家，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直到一个统治长达20多年的独裁者最终放弃了权力。”   　　奥巴马评价说：“这个革命的故事及其后一系列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中东和北非国家早就赢得了独立，但在很多地方，这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赢得独立，权力仍然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像这位年轻小贩一样的公民无处求助——没有诚实的司法机构听取他的投诉，没有独立的媒体为他代言，没有具有公信力的政党代表他的观点，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可以让他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了奥巴马描述的另一幕：“卡扎菲向他自己的人民发动了一场战争，扬言要像灭老鼠一样把他们斩尽杀绝。”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为了保住权力，(独裁者)杀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   　　奥巴马说：“过去6个月的事件告诉我们，镇压和转移视线的策略不再有效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提供了观察更广阔世界的窗口，……手机和社交网络让年轻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联络和组织，一代新人开始出现，他们的声音告诉我们，变化毋庸置疑。在开罗，我们听到年轻妈妈说：‘这就像我终于第一次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在萨那，我们听到学生高呼：‘黑夜必将结束!’在班加西，我们听到工程师说：‘我们的言论现在自由了。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在大马士革，我们听到年轻人说：经过第一次大喊，第一次大叫，你感受到了尊严。’这些人类尊严的呼喊声响彻整个地区。”   　　奥巴马说：“靠恐惧和压迫维持的社会也许可以一时带来稳定的幻觉，但它们是建立在断层上，终将土崩瓦解。……我们有机会来表明，在突尼斯街头小贩的尊严与独裁者的野蛮权力之间，美国更看重前者。不容质疑的是，美国欢迎促进自主与增进机会的变革。不错，与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联袂而至的也有风险，但是，在数十年来一直接受这个地区的现状之后，我们现在有机会来争取让该地区变成它本应该有的样子。”   　　奥巴马坚定地承诺：“美国反对对该地区人民使用暴力与镇压手段。美国支持一系列普世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自由、宗教自由、法治之下的男女平等，以及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自由——无论在巴格达、大马士革，还是萨那或德黑兰。我们支持发生在中东和北非的能够满足整个地区普通人民的合理愿望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我们将继续表明态度，伊朗人民应该获得他们的普世权利，应该享有一个不扼杀他们的理想的政府。”   　　“在未来几个月，美国必须运用我们所有的影响力来鼓励这个地区的改革。即使我们认识到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也必须坦诚地表明我们所坚信的原则，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敌人。我们要传达的信息简单明了：如果你们承担改革所蕴含的风险，就会得到我们美国的全力支持。……在整个地区，我们打算为公民社会提供援助，其中包括那些可能未经政府认可的、敢于揭露不堪事实的组织。我们并将利用技术与人民沟通，倾听他们的呼声。”   　　4   　　奥巴马一再谈到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我们必须努力支持讲真话和获得信息的基本权利，必须支持互联网的自由开放，以及新闻记者——无论是大型新闻机构还是博客作者个人——的话语权。在21世纪，信息就是权力;真理不容掩盖;政府的合法性将最终取决于活跃和知情的公民。我要说明：美国尊重公开表述一切和平与守法的言论的权利，哪怕我们不赞同这些言论，甚至有时强烈反对这些言论。我们期待着与所有提倡真正的、有包容性的民主的人共同努力，反对任何组织限制他人权利的任何企图，反对利用强迫手段——而不经(人民的)同意——把持权力。”   　　奥巴马说：“政治不是人们上街示威的唯一原因，最终导致许多人走上街头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更为经常不断的与养家糊口相关的担忧。这个地区有太多的人每天醒来，除了设法度日和也许指望时来运转以外，无所期盼。这个地区到处都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由于经济封闭而无法找到工作，腐败使实业家无法收益。中东和北非地区未得到启用的最宝贵资源是那里的人民。在最近的示威活动中，人们运用技术手段转变了世界，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人才。解放广场上的领袖人物之一是‘谷歌’的一位主管，这不是偶然的巧合。现在需要的是，将这种能量在各个国家逐一汇聚起来，让街头的成果通过经济增长得到巩固。如同缺少个人机会可以导致民主革命一样，成功的民主转型取决于扩大发展和普遍繁荣。”   　　“要实现繁荣，还必须拆除阻挡进步的障碍——从人民手中窃取资产的精英阶层的腐败、阻碍把创新想法变成企业的繁缛的审批手续、基于部落或派系分配财富的制度。我们将与倡导改革的议员们以及利用科技手段推动增加透明度和向政府问责的社会活动人士协作，帮助政府履行其国际义务，大力反腐败。”   　　奥巴马说：“尽管未来的道路充满挑战，我们依然有很多理由抱持希望。在埃及，我们在领导抗议的年轻人的努力中看到它;在叙利亚，我们在那些冒着弹雨呼喊“和平、和平”的人们的勇气中看到它;在受到毁灭威胁的城市班加西，我们在聚集于法庭广场庆祝未曾有过的自由的民众身上也看到它。在整个地区，那些挣脱魔掌的人们正在为获得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而欢欣鼓舞。”   　　“对于美国人民来说，该地区的动荡情势可能令人不安，但是对背后的驱动力量并不感到陌生。我们自己的国家就是通过反抗帝国建立起来的。我们的祖先曾经打过痛苦的内战，将自由和尊严扩大到曾经饱受奴役的人们。如果不是过去的世世代代以非暴力的道德力量作为完善我们联邦的方式——共同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组织、游行及抗议，使我国的建国宣言成为现实，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再次申明：‘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我们必须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对使中东和北非发生蜕变的变革做出反应——这些原则告诉我们，专制压迫必然失败，暴君必将垮台，每一位男男女女都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美利坚合众国当初建立在人民自治的信念上，现在我们也应该坚定地站在争取自己权利的人一边，他们的成功将会带来一个更和平、更稳定、更公正的世界。”   　　5   　　一篇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国际政治文献，自然会众说纷纭。   　　我看到一篇文章，雄辩地指出：“国家是属于一国人民的，国家主权是一国人民的集体人权。失去主权，也就失去人权。迄今的人类历史说明，在阶级社会中，人们虽然受到沉重的阶级压迫，但是在外敌入侵，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全国人民常常会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维护国家主权。爱国主义始终是人们最为崇敬的一种思想感情。这是因为失去主权，其灾难远远超过阶级压迫。而遭受这种灾难的不限于哪一部分的人，而是整个国家的人，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因此，要享有人权，首先要有主权。”   　　这篇文章还说：“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亲身经历了没有主权也就没有人权的苦难，也共同走过了必须首先争得国家主权才得以改善人权的道路。邓小平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的多。’这是历史的总结。”   　　我非常想赞同文章的观点，然而回望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史，给我们这个民族造成极大伤痛的，难道真的是“失去主权，也就失去人权”么?难道真的是“失去主权，其灾难远远超过阶级压迫”么?难道真的是“国权比人权重要的多”么?如果让那些为在封建王朝废墟上描画中国宪政光明的人、为人民当家作主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被专制统治夺去自由和生命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会认为主权大于人权吗?如果他们都坚定地说：“不!”我们这些舒适地坐在家里清谈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轻飘飘地宣称主权大于人权呢?   　　同样，当卡扎菲命令军队向人民开枪的时候，如果你仍旧侃侃而谈“主权高于一切，主权是人权的保障，历史证明，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事行动目的不纯，维护人权是幌子，侵害利比亚主权才是目的，他们的目标是利比亚的石油和战略地理位置……”我想，就连路边的石头都会认为你虚伪和冷漠。正是这种虚伪和冷漠，在客观上对独裁者造成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纵容和支持;这种虚伪和冷漠浸染着被独裁者杀害的人的鲜血。   　　好在世界并没有被虚伪和冷漠操纵，人类道义和良知伸出了森林一般的手，齐刷刷地呼叫：“禁止!”这就是我们从中东和北非看到的情景，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着意强调的东西。   　　如果说狗日的美国强势得不可思议，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只有这个国家发现了她所秉持的自由民主的理念不分文化不分地域不分种族普遍地存在于人性之中，当她对其进行呼应的时候，竟然会有那样多的人热血沸腾，连性命也不要了，“我们只是要让独裁者去死!”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之源。   　　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历史事件植入到历史进程之中，一定要依仗某种动力，这种动力在中东和北非的巨变中，就是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共通的、被普遍接受和遵循的自由民主理念。   　　6   　　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告子上》)   　　什么意思呢?   　　直译是：所有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奇同情的心理——这并不是因为想要去和孩子父母拉关系，也不是因为想要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更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就不能称之为人;没有羞耻心就不能称之为人;没有谦让心就不能称之为人;没有是非心就不能称之为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德行，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德行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德行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践行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践行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会成为问题。”   　　可见，就连我们的老祖宗都是怀有济世之心的。   　　问题是独裁者怎么看?独裁者当然会很不高兴——多少年来，我一直躲在国家主权后面为所欲为，现在你左邻右舍竟然打开我的门窗，窥视我的厅堂，还指责我虐待我的‘民’(范文澜考证，“民”的本意就是奴隶)，这成他妈什么了?!”   　　如果我是独裁者，我也会这么说。   　　但是现在有一种声音斩钉截铁地宣称：国家主权不属于独裁政府，而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果独裁政府对人民实行暴政，严重侵犯人权，国际社会必须介入和阻止，保护那个国家的人民的人权，这也正是对这个国家的主权的捍卫。近20年来，世界风云变幻，被干预的真的是国家吗?不是，被干预的只是某个政权，准确地说是把国家军队私有化了的统治集团，塞尔维亚、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这些国家并没有失去主权，失去或即将失去主权的只是米洛舍维奇，只是萨达姆，只是塔利班，只是卡扎菲。   　　世界是从血的教训中规整出行动准则的。   　　上世纪70年代，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搞大屠杀，越南出兵10万进行干涉，帮助柬埔寨人民推翻了波尔布特极权主义恐怖政权。当时中国对“越南入侵柬埔寨”进行强烈谴责，为此甚至与越南发生了战争，但是历史给出的答案却是：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人民都十分感谢越南人解放了他们。   　　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世界没有进行干涉，导致100万图西族人被杀害。事后，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都为没有能够及时出兵进行干涉而向国际社会道歉，发誓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   　　世界第一次成为了独裁者的噩梦——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当世界成为独裁政府垮台的外部条件以后，独裁者就不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好过了;当他企图继续施行暴政的时候，当他肆无忌惮地掠夺他的人民的时候，当他向人民挥舞屠刀的时候，他再也不能无所顾忌了，他必须仔细听一听动静、衡量一下利弊了。   　　世界就是这样让独裁者感到恐惧的。   　　奥巴马总统的讲话只是述说了事实而已。   　　2011-5-20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caijing&id=44000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评论    如果说，认为人应该自由地生活，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倒是非常乐意抑制自己的发育 在进城的路上，我常常发现，人们会通过重新裁剪衣服来赶时髦。而上次进纽约市，我发现，人们在改衣服的同时，似乎也重新裁制了自己的思想──改小腰部的同时，收紧信念；缩短袖子的同时，加强决心；人们从历史的最新一页，抄得精美的设计，用款式新颖的知性套装打扮自己。我觉得人们跟随巴黎似乎已跟得太久了。 我必须承认，我有些反胃。看到有人参照在国外取得成功的新暴政调整自己的思想，我总是感到恶心。因为，在我看来，由于其自身的根本局限性，法西斯主义似乎容不下任何折衷或合理性；此外，一些人居高临下的姿态也让我非常恼怒，他们认定我对自由的朴素信仰尚不成熟。如果说，认为人应该自由地生活，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倒是非常乐意抑制自己的发育，让世界上其他所有人去成长。 我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在纽约听到的奇谈怪论。有位男士对我说，他认为，也许纳粹的理想比我们的宪法制度更加完美，“因为，你有没有发现，纪录片里那些年轻的德国士兵，有着多么俊朗机灵的脸蛋啊！”他还补充说：“而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只知道整天看电影──他们简直是一塌糊涂。”这便是他对现实的总结，这便是他对新欧洲的解释。他的一番话惊得我面容失色。如果说这代表了我们的智力之巅峰，那么，稳步进军的独裁者，将会在我国海岸所向披靡。 还有人跟我说，我们关于人民政府的民主概念，已逐渐式微，不值一提了──“因为，英国已经变得腐朽不堪，那里的工业城镇一蹶不振”。只因为这一点，他便认定民主已经不可救药；他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仿佛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善于对衰败进行剖析，仿佛他对现状的观察，是最为“明察秋毫”。 还有一位先生对我说，对所有政府都一视同仁、严肃对待的人，都是容易受骗的傻瓜。他说，你应该能确信，除了腐败还是腐败，“克列孟梭（Clemenceau）在凡尔赛的所作所为”足以为证。他说，那场战争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只不过是又一次战争罢了。一番堂而皇之的论证之后，发泄完的他平静下来。 还有一位，看到我隐隐有种热血沸腾的迹象，便斥责我不该抛弃超脱的态度，批评我的观点纯属怀疑论。他宣布，他是不会被任何胡言乱语所迷惑的，他宁愿做一个天真的旁观者。他说，这才是所有明智的人应该做的。（我注意到，他事后又打来电话，对自己的上述观点作了补充说明，仿佛在乘出租车回家的路上，他也丧失了几分天真。） 这只是我周围流行的几例街谈巷议罢了──这类言语充满失败主义和幻灭感，有时还充满着造作的天真。现如今，人们正在迅速地自相残杀，并且用弥天大谎来互相欺骗。萦绕在我耳际的这类议论，一旦累积起来，其扰乱人心的效果非常可怕。它们比俯冲轰炸机和雷区更具杀伤力，因为它们所攻击的，不只是个人的前沿阵地，还有他的防御工事。在我看来，这些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未为自由而奋斗、从未理解自由的人；还有一种，则是叛徒。我本以为我能看到义愤，可最后看到的，却是麻木不仁以及模棱两可的默认，这态度犹如孩子吞下苦药丸。有一位先生让我看到了反犹情绪正在不断增长，这位先生没有怀着羞耻之心含泪注视残忍的反犹现象，而是袖手旁观，仿佛是在用精心打磨的透视镜观察着这一切。 在如今这个时代，人们至少可以做到表明态度，摆明立场。在一个半世纪前，人们怀着狂喜、忠诚和激情去庆祝自由在美洲大陆的诞生，我对自由的信仰之情，与此相同。我正在迅速撰写我的宣言，就仿佛为了去赶一班火车而匆匆刮着胡子。国外所发生的事件，给人们一种迫在眉睫之感。而其实，我并不觉得时间有多紧迫。如果我的文字已经给读者造成这种印象，我向各位表示歉意。我只是想在自己变得迟钝之前告诉人们：我热爱自由，这种热爱由来已久，处在这种状态中的感觉很美好；对于那些只因法西斯主义和独裁者打赢了战争，便开始顺应他们的人，我深表怀疑。这种顺应散发着恶臭。我捏紧鼻子。 从记事时起，我就已经萌生出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生活的意识。我所指的，不只是行动的自由，更是生活中那种看上去无拘无束的特质。我在旅行时携带着关涉神圣密约的秘密文件。凭借着直觉，我一直都能察觉到这份极端重要的密约，它由人们和自己所订立，它让人们完全属于自己，将自己与万事万物视为等同，凡事皆依靠自己，但也能够善用任何机会（比如他与一颗行星之间的偶然联系），他会像一只猎狗般执著于自己的爱好。我最初和最热烈的恋情，就发生在我和那被称为自由的事物身上，它是媚惑无比的美女，危险、美丽而又庄重，她能为我们所有人提供生机与活力。 自由诞生于萦绕于心头的神秘暗示（我相信每个孩童都领受到这种暗示）；那暗示关乎精神生活；也关乎人类心中的上帝；那暗示告诉我，大自然通过“我”来彰显自身。这种难以捉摸的感觉是如此动人，如此令人难忘。它诞生于人生的早期阶段：比如说，在夏夜里，一个男孩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念头，突然，他仿佛全身沐浴在新的知觉中，第一次听见了的蟋蟀有节奏的鸣叫，心中充溢了一种新奇的感觉，他把自己同自然界的伙伴昆虫、青草和黑夜视为同类，在混沌中感觉到一个声音在回答着那困扰众生的问题──“‘我’是什么？”又比方说，有个小女孩从她宠爱的小鸟的墓旁回到房间，她倚着窗台，胳膊肘撑在窗台上，呼吸着陌生的死亡气息，突然，她意识到，她自己也是这整个故事中的一部分。再比如说，孩子稍稍年长一些之后，第一次邂逅到一位了不起的老师，这位老师偶然的一句话或一种情绪，就唤醒了学生的内心，年轻人从此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并以独立的人格活在世上。我认为，这种知觉一定是作为一种“与上帝同在”的感觉，在许多人身上不断发展的，它是一种内心的爆发，其动因，是人的敏感性，以及神圣的存在感——认为人的存在不同于纯粹动物性存在。这便是人与自由的初恋。 然而，一个人的自由状态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本能的自由，人类作为动物在一颗行星上所体验的自由；一种是实践的自由，人类社会的特权成员所享有的自由。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能够更普遍地为人们所理解，受到的赞美更广泛，面临的挑战更严峻，受到的讨论也更热烈。它代表的，是自由实用和外在的一面。如今，似乎只有美国才能提供自由权、特权和自由的手段。这片国土仍欢迎公民们写剧本、写书、画画，他们还可以通过集会讨论问题，既可以表达赞同也可以表达异议，可以在公共场所搭起临时演讲台，可以在学校选择任何科目而无须经过审查，可以开庭审理任何案件，可以谱写音乐，可以与邻居谈论政治而不用担心秘密警察的窃听，可以交换商品也交流思想，可以在需要嘲笑政府的时候嘲笑它一番，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关于真实事件的真实新闻，而不是国家雇佣的传声筒所编造的假新闻。这是事实，每个人都应该予以深思。 从行星的意义上来说，自由就是，感觉自己属于地球。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自由就是，在一种民主的结构中感到轻松自在。虽然阿道夫•希特勒是个不受束缚、发育成熟的个体，但我们无法在他身上发现这两种感觉。在读了他的书之后，可以推测出，他对地球的感情，不是对共享的渴望，而是极端的占有欲。他对人类的感情，不是希望与之和平共处，而是希望他们被一个具有超凡才智的人摆布，并被其标准化──在他这里，人们的生存，并不意味着个性的充分发展，而是意味着让他们的个性服从于共同的种族命运。当你在希特勒的文字中看到他对全人类的那种蔑视时，你就不会再认为他对日耳曼民族命运有多么专注了。 “我已学会，”他写道，“……看透人们那极为原始的观点和论点。”对希特勒来说，普通人就是被人随意利用和领导的原始人。他频繁地把人民称为绵羊、笨蛋、鲁莽的白痴──而他恰恰要让这些人绝对忠诚，他许诺说，要给这些人最终的奖赏。 在美国，我们的社会建立在对个人的信任上，而不是对个人的轻蔑上，因此，生活的自由原则能够得以幸存。我相信，该原则必须、也必将存在下去。理解自由，是所有决心追求自由的人都应该学会的；而热爱自由，则是众多美国人与生俱来的秉性。对我来说，与自由共处一室，共处一个半球，仍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 《我的奋斗》一书的作者，一生中最早发现的真理之一（对他而言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在群情高涨的时刻,激发大众投入高尚或可耻行动的，不是书面语，而是口语。与口语不同，书面语是人们私下研究的对象，研究者不是根据周围其他人的想法，而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理性标准，对其进行冷静的评判。“我知道，”希特勒写道，“与书面文字相比，通过演说争取到的人，要得多……”随后，他又轻蔑地补充道：“让我们告诉所有的文人和政客，特别是今日的文人和政客：世界上最大的变革，从来都不是由鹅毛笔引起的！不，笔杆子一向用来从理论上激发这些变革。” 幸运的是，我没有试图改变世界──有人正为我改变世界，而且速度惊人。但是我知道，人类的自由精神一直存在于本性中；它不断再生，从未被火或血抹杀过。我写下以上这番话，仅仅是为了（借用希特勒的说法）从理论上激发这种精神。我本人是个手握鹅毛笔的文人，我没有误解“争取民众”的意思；但这些天，我为这枝笔而感到无比自豪，因为通过历史，这枝笔已经证明，它是给人们接种的注射器，它使自由的胚芽永远在人的体内循环，这样一来，任何国度、任何时候，都会有伤寒玛丽（Typhoid Mary）式的种子携带者存在了，他们只需通过接触或榜样作用，便能感染别人。所有的专制暴君都害怕这类人──暴君们焚书坑儒，暴露出内心的恐惧。今天，一个作家在怀着极大的满足感进行写作，因为他知道他将是第一个掉脑袋的人──甚至比政客们的脑袋掉得还早。对我来说，这样更好，因为如果尘世的命运拒绝给我自由，我就会变成行尸走肉，如果被法西斯主义统治，我情愿做一个没有脑袋的人。因为在那种环境中，脑袋将没有任何用处，我一点也不想承受如此沉重的累赘！ 附注： 克莱蒙梭（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三共和国总理。他对第一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起了重要作用。 延伸阅读： E.B.怀特（1899—1985）是美国当代著名散文家、评论家、讽刺幽默作家、童话作家。作为《纽约客》主要撰稿人，他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纽约客》文风”。“其文风冷峻清丽，辛辣幽默，自成一格”，因为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除了终生挚爱的随笔创作之外，他还不忘为孩子们写书，他的三本经典作品：《斯图尔特鼠小弟》（又译《精灵鼠小弟》）、《夏洛蒂的网》与《天鹅的喇叭》，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读者都异常喜爱的文学经典。1985年10月1日，怀特因阿尔茨海默病在缅因州北布鲁克林的家中去世。 1939年8月23日，苏联同意德国的要求，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又称Molotov–Ribbentrop Pact），自此，苏联置身于希待勒发动的战争之外。1940年7月，美国还没有加入反对纳粹的战争中，整个世界还处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期，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极权主义给民主造成的威胁视若无睹。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怀特写下了这篇名为《自由》的散文，并将其发表于《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1942年，这篇散文被收录在怀特的文集《吾之甘露》（One Man’s Meat，典出俗语“吾之甘露，彼之砒霜”——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