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被过滤广告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二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 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被过滤广告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三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被过滤广告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四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被过滤广告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徐长云 ■ 林贤治 　　 　　 　　□萧红从呼兰走出来，漂流过哈尔滨、北京、上海、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为写传记，有实地探访过她居留的地方么？ 　　■写鲁迅传时探访过北京、上海、绍兴。经过大半个世纪，这些地方已完全改变了面貌。为写王实味，我去延安，去山西寻访，旧迹全无。所以，写萧红传，我主要依据的是萧红作品及相关史料。她活在她的作品中，由她的作品，能探寻她的内心秘密，她的精神状况，她的灵魂。我着重的，是对传主所经历的实际感受。抓住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对自由的不倦的追求。 　　 　　□您与萧红本人有太多相似：追求自由，农村出生，经历过困苦，边缘的立场，独立的表达，您在写作中，是把自己也烧在里面的？有时是不是情绪很激荡？ 　　■我是相当情绪化的人。有人说，作者与传主萧红的距离太近了，应拉开距离。我想说，写传记和写小说一样，没有一定之规。“一定要拉开距离”，这是对自由写作的限制。100个人心里，有100个萧红。我展现的是我所理解的萧红。有可能它是最靠近萧红本人的，有可能不是。和传主靠近，很正常，不能就此判定传记的好坏。对于我，写作时，保持自由状态最重要。 　　 　　□在您看来，萧红、张爱玲都是天才，但您觉得萧红的心更阔大，也就是您觉得萧红比张爱玲更伟大？ 　　■无疑是萧红更伟大。现在正热炒《小团圆》，它没什么好称道的。张爱玲对世界的叙述，是用第三只眼去观察，用偏冷的色调，从男女的、伦常的人性较阴暗的角度，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但缺乏温暖。她不大关注阶级关系——今天这个我们不谈了。总之张爱玲视野不够宽阔，后半生在不断改写以前的作品，最主要，是内心关怀不够。 　　萧红，则是温暖的。她命运何其坎坷，却不自怜自哀，始终保持着对广大弱势者的关怀。她有同情心，悲悯心，因为有大爱，所以作品很大气。像《呼兰河传》、《生死场》。只要比较，就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气局小多了。 　　拿写作本身来说，张爱玲更多带有小说家的观念来写作，为迎合读者来写，她的小说有媚俗的地方。萧红，则是非常自由地来写。她根本不考虑文体。从写作状态来讲，萧红是最自由的，不顾忌别人怎么看的，完全是为自己的心写作的。 　　萧红是伟大的作家。张爱玲是有才华的作家，但根本称不上伟大。 　　 　　□张迷很多，您希望萧迷也多些，但对此您乐观吗？ 　　■我其实并不期待。在这商业化日趋厉害、粗劣文化产品充斥的时代，萧红未必为众多读者了解。我不是进步主义者，我认为物质越来越发达，精神有可能越来越萎缩，我对这一个时代的读者，不抱太多期待。张迷们也不会成为萧迷。 　　文学史明显低估了萧红，这是事实。正统的文学史不说，当年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大陆，它肯定了长期受到冷落的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很有必要，当然其中一些评价并非是中肯的，部分被夸大了，拔高了；但对鲁迅、萧红等左翼作家，评价明显偏低，甚至你会怀疑他有意贬低。虽然夏志清在1978年自我澄清，说书中对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未加评论，其实，这并非偶然疏忽。 　　学术界、评论界现在会不会开始重视萧红呢？我看不一定。只有我们像萧红一样热爱自由、平等，热爱底层劳动者、弱势者、不幸者，才可能真正重视她。但是，这可能吗？我抱虚无主义态度。 　　 　　□当时像卢隐、石评梅都是才女作家，她们的早逝有太多时代的原因吧？她们的文学品格如何？比较一下她们与萧红吧。 　　■与萧红一样，庐隐、石评梅勇敢地追求爱与自由。这是五四一代“新女性”的追求。她们两位都富于文学才华，但写作手法较为单一，文字欠节制；内容上较贫乏，更多局限于男女情感。卢隐、石评梅在当时，爱情上虽然也经历波折，不幸早逝，但在生命终点时所收获的爱是真挚的，也是真实的。萧红是被遗弃的，先被萧军，后是端木。比较而言，在人生方面她更加不幸。 　　 　　□漂泊，没有哪一个女作家像萧红命运颠沛。萧红当年是身不由己地漂泊，当下女作家是自由选择“行走”，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吧，您如何看待当下女作家的行走呢？ 　　■太不同了。现在大多作家是被养起来的，生活优越。她们的“行走”，是在享受人生，说得刻薄一点是，简直作秀。与萧红当年的流亡、饥寒交迫是多么不同。 　　 　　□这个时代能够产生伟大的作家吗？ 　　■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学本身是慢的，具有沉思的气质。当社会大步向现代化、后现代化迈进，文学产品快餐化了，图像形式普及了，网络文学勃兴了——我对这些大众文化样式的美学价值是存疑的。 　　黑格尔、卢卡契曾说小说发展到19世纪的程度已经到达巅峰了。对中国文学，我是悲观的。作家队伍整体素质差了，目前流行的文学语言粗鄙不堪。 　　这个时代，中国可能出现好作家，只是一种可能。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生活状况还带有不少前现代的特征，使得文学的土壤蕴藏着更多的悲剧内容。中国社会期待着伟大的作家。如果说没有期待就没有进步的话，那么，我们需要这种期待。 　　 　　□萧红显示了一代女性的独立与自由。您如何看待当下这个时代女性的独立和自由？ 　　■社会有时候是大退步的。萧红当年追求自由——作为亡国奴，四处流亡，追求爱情和写作的自由，寻求平等，维护个人尊严。可现在看看周围，有多少女性在维护这一点？甘愿作附属物的太多太多——各种形式的附属物。当然，现在城市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权，无论择偶、就业，选择的自由度无疑也提高了。但是在价值观念方面，自觉地把自由看作一种人生奋斗的目标的占多大比重呢？今天语境中的“男女平等”，在受过“集体主义”思想规训之后，它更多是表现在政治权利层面的，而非社会家庭伦理层面。这一代的女性，当然我说的是一般的知识女性，在个人自由、独立意识的持有方面、个性解放方面，仍然比不上“五四”时代。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