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德新社报道：的黎波里战斗打响 传卡扎菲出逃。文曰：周日，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开始进攻首都的黎波里。尽管政府方面予以否认，仍有消息称，的黎波里市内发生了暴動，卡扎菲已逃离首都，有可能逃往阿尔及利亚。图片说明：的黎波里暴動的消息传出后，班加西民众上街欢庆。 　　黨呀黨呀黨呀黨，卡扎菲出逃了，黨该怎么办？可别说卡扎菲出逃与黨没有关系呵！卡扎菲可是黨的老朋友，官媒也曾用“叛匪”二字指代利比亚反对派武装。这是事实吧？ 　　半官网百科迄今如是赞美：卡扎菲，现任利比亚革命领导人……但不管是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卡扎菲领导这个大约有六百万人口的国家摆脱了贫困，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 　　黨呀黨呀黨呀黨，你的老朋友出逃了，黨该怎么办？别说他是个人獨裁我们是黨獨裁，不一样呵！利比亚的问题与我们太相似了。 　　我还用黨的半官网百科的文字（黨对我不公正，整天追着封杀我博客；而我对黨，还是公正的）： 　　批评一（对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高GDP，高失业率。这是批评卡扎菲所领导的利比亚吗？狗日的百科，这不分明是变着法子骂黨吗？谁不知道我们中國是高GDP呢？追法国、追英国、追德国，如今已超日本，只剩下老美了。而高失业率，国家统计局都是骗子，别信他们的，看看中國老百姓有没有钱，就知道了。 　　批评二（对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8名子女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哈哈，这狗日的百科，肯定拿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钱，这分明是变着法子骂黨呵！当然，中國不是8名子女掌控国家经济命脉，而是“百分之0.4的富人，掌握中國70%的财富”。 　　批评三（对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严格控制部落首领 封锁言论。呀呀呀，狗日的百科，肯定是吃了央视的亏，就变着法子骂黨。这不分明是在攻击黨近年来对少数民族、对一些信仰群众等等的政策吗？这不分明是攻击真理部打压媒体新闻人、封锁网络的言论自由吗？ 　　黨呀黨呀黨呀黨，终于看清了吧？确是危难见真情呵！你看看，这卡扎菲才出一逃，你平时大鱼大肉养的狗日的百科，就处处戳你的蹩脚；而一生都稀饭就咸菜疙瘩的我老顾，首先想到的是：黨该怎么办？ 　　黨呀黨呀黨呀黨，卡扎菲他能逃，是因为他就一家子，你们可是几百家子，怎么逃呵、往哪逃呵？逃到小国，人家不趁机敲诈你们吗？逃到美国，最后不还得被遣送回来吗？ 　　黨呀黨，还是搞民主吧！开会、吵架、扔鞋……没有风险呵！最多象陳水扁，弄颗子弹擦肚皮过，骗点选票；有惊无险，不会要命。是不是？ 　　其实，我小时候也想当皇帝，象毛澤東，弄些大美女当标保……错，是卡扎菲。后来，我就想：老百姓，能人人都当皇帝吗？不能。既然老百姓不能人人都当，我就不想了。 　　黨呀黨呀黨呀黨，想开些吧！出逃的日子，那可真是不好过的呵！我可是为你们好，别不领情呵（别杀我。杀我也行，我想当英雄）！我真是为你们好，当然，更为了中國老百姓、为了这片土地上不再流血（要流，就让我一个人流吧）！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8-22 于南京 　　作者: 顾晓军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2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卡扎菲出逃了该怎么办？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时事点评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非典击中中国的政治文化 (0) 连宋热对大陆政治的微妙影响 (0) 这无所不在的政治啊！ (1) 走向“政治民族” (0) 谁折腾和折腾谁 (0) 读“中国人为什么怕谈政治”的回应 (0) 蓝天谍影下的超级大国政治 (0) 稳定意味着把反对纳入政治框架 (0) 看十七届五中全会——解读“包容性增长” (0) 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与政治家的任务 (0) 没有胸膛的政治 (0) 欧美国家政治与性的审查制度是如何破产的 (0) 最有力的武器 (0)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于中国的政治意义 (0) 文人的“政治幼稚病” (0) 政治风云突变？文革遗风猖獗！ (0) 政治癌症：买官卖官 (0) 政治文明与公民责任 (0) 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及其有限性 (0) 政治、政府、交易、和谐 (18) 我们的政治如何能文明！ (0) 怀念柏杨——从突出政治说起 (4) 当前中国政治板块的奇丽景象 (2) 工程师治国－－中国政治风景线 (0) 大国民间无“政治” (0) 大国何以造就寡民政治 (4) 国有资产的流失政治后果 (0) 另类解读胡总《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讲话》 (2)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冷漠 (0) 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 (0) 从政治审查和档案制度看私生活的权利与范围 (0) 从“学生政审”看政治运动的无情 (1) 人民力量、政治权力和资本能量 (0) 中美军机事件的政治冲击 (0) 中国：走向政治文明 (0) 中国改革：“政治正确”之变幻 (1)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强大？ (0) 中国人为什么怕谈政治？ (0) 中国亟需政治传播学 (0) 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 (0)

中国人还有救吗？ 作者：犀利公 来源：共识网 来源日期：2011-8-25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5 10:55:10 阅读量：53次 确切点说，题目应当改称大陆人。 最具影响力的国内新闻，上个月自然是“7·23”动车奇迹（王勇平语）；本月则不是骆家辉上任，也不是拜登来访，而是两道荤料：一是贵州三穗县“艾滋病副县长”杨昌明，与30多名女干部女教师有染，吓得全县女公务员争相去体检；二是开封市“阴毛组织部长”李森林积攒了300份自己亲手剃下来的女人阴毛，毛体大都是下属奉献的自己的老婆，以至于开封府成为中国第一个被揭开的绿帽子官场。 在感叹“中国模式”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之时，读到了几篇文章，就从这里说几句。 信力建先生在《中国人，你得了什么病？》一文（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1082243763.html），总结了18种当今大陆人所患的病症，诸如焦虑症、好斗症、人格分裂症、说谎症、健忘症、自大病、拜金病、虚伪病、自私病、受辱妄想症等。文末，信先生问道：“病态的中国人，谁能拯救你呢？” 不管是与30年前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归纳的国人劣根性相比，还是与120年前明恩溥先生在《中国人的气质》中所描绘的国人陋习相比，当今中国人的堕落实在是又“前进”了一大步，用令人绝望来形容并不为过。 国人行丑事做坏事时无底线，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信仰。杨恒均先生近日走读西藏，一位藏族青年对他说：汉人对“信仰”比藏人更执着，那就是权力和金钱（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077793.html）。对此，杨先生感叹道：“是啊，各位，这种‘信仰’你我并不陌生吧？那么多‘德高望重’发誓终身为人民服务的人紧紧抓住权力，到死都不愿意放手。为了一人一己之权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害死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有些部下为了分享一点点权力的甜头而把自己的老婆都贡献出来，供掌权者淫乐，请问，这种对权力的信仰，当今世界上又有哪一个邪教能够与之相提并论？……有哪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会为了蝇头小利而在给孩子们喝的牛奶里下毒？把孩子们的学校建成豆腐渣工程？” 围绕“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这一主题，《南风窗》近日发表了对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的专访。王先生的几个观点切中了要害。他说，权力腐败毒化了社会道德，糟糕的道德状况给社会制造巨大风险。在社会不公正的力量压迫下，一个人要付出心理上很大的劳动强度。“坏”是从社会逼迫个人扭曲自己开始的。中国人总有一套歪理来为不能坚持良知而辩护。在专访的最后，王先生说：“晚清之所以要变法，要变革，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大家都有一个社会共识。今天，这种共识所产生的力量，仍然是挡不住的。”本月，正副两主席在会见拜登时，都认为美国“有自我修复能力”。这表明，中美体制，孰优孰劣，在他们的心中也有理性的判断。我想，只要不自欺欺人，上至主席，下到百姓，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共识。 在产生劣根性的诸多因素中，犀利公一向认定，专制是总根源。民国以前，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皇权专制；民国之后，又经历了近30年毛氏专制，创中华专制史之巅峰。中国人的劣根性，特别是奴性，不是天生的，它是专制统治结下的毒果。以至于专制与奴性在中国形成了互生关系。在《从两件事看中国病》一文，笔者写道：“极权主义与中华民族具有更多的亲和因子，它们之间最容易产生共振。哪一种主义能够激发国民性中最丑陋最恶毒的东西，哪一种主义就能够取胜，这是近代中国改良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斗史，留给我们的基本结论。”这是一个让笔者痛断肝肠的结论，却是今日中国的现实。 回到信力建先生之问——谁能拯救病态的中国人？ 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中国人还有救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制造奴性的根源——专制，是必定会被破除的。这样说是基于三点判断。 组织自身的蜕变已不可避免。8050万成员，被看作是建党90周年的最大成果，其实，这恰恰是蜕变的标志。倾一国之财富，让800万人人人都满意，是可能的；但不可能让8000万人个个都满意，内部矛盾与分化在所难免。对于8050万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保守估计，有超过50%是投机客，至少有10%是掘墓人，两类合计超过5000万人。这是足以动摇执政党根基的数字。堡垒从内部攻破是防不住的。艾滋病副县长、阴毛组织部长、20亿铁道部长……这些党的优秀儿女们，正在加速向民众诠释最真实的组织形象。“党员”这个称号，就像挂满中国大街小巷的安全套售卖箱，表面看起来洁白方正，内里面装的是什么货色，民众心里其实都很清楚。 感谢互联网。中国最早的公民群体是网民，未来改变中国的力量一定有互联网。网络正在一层层揭开说谎组织和说谎体制的画皮。一个说谎的组织，统辖一群说谎的国民，形成一种说谎的模式。如果这种模式能够一统全球，若不是上帝疯了，那就是人类疯了。 二战结束以来，各国人民在与专制的搏斗中，民主大潮从来都是阻挡不住的。20年前，东欧红色政权全面崩溃，专制堡垒苏联瓦解；今天，连宗教披纱最为沉重的伊斯兰世界，民主也在叩开一扇扇极权大门，萨达姆、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这些血腥打造家天下的强人，在人民争自由的洪流中，都顷刻倒地。中国，能够成为最后的堡垒吗？当然，对于热衷于博取搞腐败的条件而不是反腐败的民族而言，堡垒会相对坚挺一些，但不可能永远。 破除专制之日，就是国人走上自我救赎道路之时。只有中国人自己可以救自己——算是对信先生之问的回答。 

中国人，你得了什么病？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23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3 1:13:24 阅读量：1755次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他痛批中国人“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病，这些病使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不得不面对的，也如瘟疫一样不知不觉被感染上的，在这样的国度里，谁也没能逃脱。那么中国人，到底有什么病? 1、神经衰弱症。从医学的角度说，神经衰弱通常是大脑功能的一种障碍。神经衰弱是一种官能症，通常伴随植物神经功能的丧失，这包括疲惫、易怒、不稳定和抑郁的情绪、无法集中注意力、近期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减退、多梦或者失眠。这种病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疾病，影响中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中国的神经衰弱患者的一般表现方式是：病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负担，工作或者学习对他来说是一种压迫。他总是觉得自己有太多事情要做，或者觉得自己无法把事情做好。比如，不被允许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无力感、自卑感和心理失衡。一场又一场的竞争，让他们无所适从。 2、抑郁症。抑郁症在中国的病例是逐年递增的，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披露或者受到患者隐藏而已。医学专家认为，绝望是临床抑郁症发生的主要因素。绝望的感觉并不总是局限于意外的或大或小的激发事件本身，它还会导致人们对整个人生产生一般意义上的绝望。人类不幸的社会根源造成了绝望、去道德化、自认失败的人格和处境，这些苦难的社会根源造成的情形破坏了自尊，阻碍行为选择，进一步限制了对本已有限的资源的使用，制造了牢不可破的人际紧张关系，使既定的角色失去了合法性，直接导致了难以忍受的后果。比如，受到强拆、不公对待的民众，无法伸冤，无法解决问题，往往走向自我了断的绝路。 3、焦虑症。焦虑症，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顽症。所谓焦虑症又称焦虑性神经症，是以广泛性焦虑症(慢性焦虑症)和发作性惊恐状态(急性焦虑症)为主要临床表现，其焦虑并非由实际威胁所引起，或其紧张惊恐程度与现实情况很不相称。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广泛来讲，各个领域的不公、部分官员腐败、个人信仰缺失、疾病、工作和生活压力、人际关系、欲望等方面的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地在国人中制造着焦虑情绪。 4、独立人格缺乏症。独立人格缺乏的患者，在中国很多。中国人比较习惯于一生有靠山，多年过去，经济融入国际圈，人格始终走不出封建帝制时代的奴性劣根。依赖背景、依赖长辈、依赖文凭等等，大到依赖政府、依赖清官、依赖政策，久而久之成为惯性。这种“独立人格缺乏症”也叫“婴儿化生存”，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吃“大锅饭”、“无才便是德”、“越有知识越愚蠢”等等，都冲击着人的独立人格的养成。不允许你批判、不允许你有思想，只能按照标准答案，只能跟组织走，永远不能问为什么，不能质疑。因此，才会产生一辈子不投反对票的代表，才会产生伟光正的组织。 5、好斗症。中国人好斗，是举世闻名的，尤其擅长窝里斗。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骂中国人不懂得团结就是力量，都自己揣着小算盘，天天算计自己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对外不抵抗，对内极尽残忍。想想老耄，对待侵华的日本宽宏大量，一句话免除日本战争赔款。对曾经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林彪是痛下杀手，丝毫不留情。特别是他主政的几十年里，全国掀起各种斗争风，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被迫害致死上千万人。打日本的时候，都没有损失如此惨重。说明中国人不是没有攻击性，只是着力的方向而已。 6、人格分裂症。人格分裂在学名上称为“解离症”，它的主要特征是患者将引起他内在心里痛苦的意识活动或记忆，从整个精神层面解离开来以保护自己，但也因此丧失其自我的整体性。此类患者行为的差异无法以常人在不同场合，不同角色的不同行为来解释，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人。像《环球时报》这种极端民粹主义者便是人格分裂症的的极佳代表，中文版天天叫嚣西方欺负中国，以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利用民粹主义达到反西方的目的。英文版则扮演公平公正的角色，向西方社会展现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谦虚地介绍中国的不足。报格分裂，毫无立场。 7、疑心病。有这种类型的人警惕性特别高，对周围的人都采取不信任、怀疑的态度，总是恶意揣测别人的动机，特别是对外的时候。比如智子疑邻的故事，对社会失去了安全感，对周围的人采取不信任甚至无端猜疑的地步。没完没了地猜疑他人，就等于猜疑自己，就等于将自己封闭起来，就等于没完没了地自寻烦恼和痛苦。疑心病的主要导因源于社会真相不明、资讯不清，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下，真相被垄断和控制，不明真相的群体只能够通过猜疑来揣摩事实，而人性往往是偏向于悲观、偏激，加剧互不信任，导致事态愈发严重。 8、红眼病。“红眼病”人人有之，只是程度、表现不同。当人成为嫉妒的奴隶后，他就会变得阴险、刻薄，就会经常去算计他人、害人。现在的社会，“红眼病”随处可见，它源于仇富和攀比心理，看不得对方比自己好，于是千方百计要迫害对方或者不择手段达到获胜的目的。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尊重。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9、说谎病。据调查，平均每个中国人一生要说谎8.8万次。说谎是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而说真话，有时却要付出代价。一些国人从骨子里还是没有养成听真话的习惯，官话套话假话大话空话听得时间久了，居然也能变得适应起来，偶尔听到一句真话便觉得逆耳，甚至跳将起来。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被各种精心编制的谎言包围着——格式化的谎言、善意化的谎言、礼节性的谎言和废话性的谎言。中国人爱说谎，也许因为在体制下，谎话往往带来资产，而不是负债，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一种文化惯性，或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时，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10、健忘症。健忘症就是大脑的思考能力(检索能力)暂时出现了障碍。因此症状随着时间的发展会自然消失。而有时看起来与这种症状很相似的痴呆则是整个记忆力出现严重损伤所致。为什么中国人最“健忘”?因为中国人最缺乏“思想”，最缺乏拥有“思想”的“历史”，最缺乏“思想”的充分自由的“交流”;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思想”交流、言论“信息”交流，早就已经甚至永远都处于统治者所极力维护的封闭的、禁锢的、点滴不漏的“一滩死水”，乃至“酱缸”之中了。中国的“历史”永远都只记录(外族和本族)统治者的丰功伟绩，从这样的丰功伟绩之中，中国人能够看到自己的“亡国史”和惨遭“杀戮史”的痕迹么?近代的“镇反”和“肃反”运动，一直到“反右”，“反右倾”和“文革”，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错杀多少人?无人敢问，无人追究。 11、虚无病。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他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追求物质利益、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质量漠不关心。这种毫无礼义廉耻、毫无道德信仰的症状，叫虚无病。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12、懒惰病。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快捷方式，耍小聪明，不守游戏规则。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13、自大病。“自大”来源于“无知”。“我国十多亿人口的确是个“汪洋大海”，其中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很闭塞和守旧的状态，他们和外界接触的机会仍然很少，或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不愿意接受外来的事物。这一点，即便是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侨民，也是如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虽然来了美国，但是不愿意和美国人沟通，他们长期居住在“中国城”或“唐人街”，不愿意走出这个“井底”。长期的闭关自守，使得他们继续保持“无知”，“愚昧”和“自大”的状态。近年来，中国不断费力举办各种盛会，意图显示天朝威严，但是这些盛会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大的益处，反而劳民伤财，暴露了本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 14、拜金病。“拜金主义”，无疑是资本社会的产物，同样存在于西方国家。奇怪的是，资本主义在外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却并不像今天我们中国人那么狂热。西方人过“圣诞节”，是为了把欢乐带给别人。中国人过“春节”，是希望新年带来好运，而最主要的好运就是“发财”。中国人之所以“拜金”，也许因为金钱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刺激。中国人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然而，他们忽略了健全的社会制度和规则的关键。 15、虚伪病。在工作过程中，写任何报告，都要把成绩归功于上级领导，必须首先强调成绩是主要的。从总的民族性格来看，我们中国人也许由于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熏陶和磨练，生活道路过于坎坷，知道办事要迂回，说话要含蓄，只是有时没有把尺度掌握好，做过头了，就变成“虚伪”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虚伪?归根到底与制度有关，社会风行潜规则，不讲仁义道德，践踏法律秩序，个个都去“走后门”。 16、懦弱病。懦弱者，或称“懦夫”，是指“欺软怕硬”的那一种，它往往和“奴性”，“卑鄙”和“叛变行为”等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畏惧强权，向压力或利益低头，出卖朋友，就是懦夫行为。遇到不公不平，不敢反抗，甘心成为别人所利用的工具或牺牲品。在中国，要做一个“硬骨头”，做一个正直的人，的确是太难了。既不敢承认错误，也不敢站出来说公道话，贪生怕死。难怪龙应台愤怒地质问：中国人，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无尽的忍让，将带来得寸进尺的侵犯。 17、自私病。网友曾愤言：我们恨贪官，又拚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自私，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18、受辱妄想症。心理学上把那种没有客观依据、无法用事实说明而自己坚信不疑的病态心理称为“妄想”，只要手里拿着锤子，就会发现到处都是钉子;只要预备了受欺负、受侮辱的心态，就会把周围每个人都看成是侵略者、侮辱者。假如一个人、一个国家是否受到了侮辱，其结论完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那么，某些人不但能够轻而易举造成自己被侮辱的严重局面，而且更能以此为由，理直气壮地奋起还击，大张旗鼓地开展“反侮辱”行动.一些人不但坚信“亡我之心不死”的外邦、洋人总是侮辱中国人，还不惜挖空心思炮制假新闻以为中国受辱之证据，而且把戏被揭穿后仍然心安理得面不改色心不跳，其病也深矣。 一个越来越缺钙的民族，钙质越来越流失疏松的骨头，已经挑不起民族的大梁，反而不断的自扬家丑。国人的病痛需要释放，而释放需要一个宽松、自由、法治的环境，而不是受压迫、控制、潜规则的社会环境。周孝正教授曾总结说，当今中国人“四荒八无”：荒唐、荒诞、荒芜、荒谬;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病态的中国人，谁能拯救你呢?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40 次 更新时间： 2011-08-16 22:25:56 犀利公：一百年来的中国领土为何越来越少？ 标签： 中国领土 革命 ● 犀利公 在国共两党都积极筹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当口，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脑际：一百年来中国的领土为何越来越少？　 思考这个问题越久，越纠结于一个词——革命。 决定中国命运的近代国内革命主要有三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倒蒋革命。三场革命对应的主要事件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1927-1937十年内战和1946-1949四年内战。 三场革命的背后站着两位总导演，分别是近代祸害中国最烈的日本和苏俄。考查这两位导演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的革命家们对它们的依附关系，有助于解析开篇所提出的问题。 1、孙中山•民主革命•日本导演 孙文一生领导了三次半革命。1912年以前的早期革命、1913年的“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反张勋复辟），统称民主革命。孙去世前五年（1920-1925）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包括派蒋率团访俄、创办黄埔军校等，属于国民革命的前期工作，算作国民革命的一部分，犀利公称之为孙的半次革命，因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北伐）及其最终成功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的。 孙的前三次革命（1895-1917），有太多的史实可以证明，其背后的总导演、支持者，甚至是起义军骨干，都是日本人，而孙的经费来源和武器供应，也有相当部分依靠有日本政府背景的所谓民间组织。如1895年10月第一次广州起义，完全由孙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资助并组织。1915年孙、宋联姻也是由梅氏撮合并在其家中举办，孙宋还与梅氏夫妇义结金兰，1978年梅的女儿千势子应邀访华还专程去上海拜会宋庆龄。梅是玄洋社成员。玄洋社是由头山满组建的专门对中俄从事间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臭名昭著，1901年又由其骨干内田良平重组为“黑龙会”，这是一个比玄洋社更加凶恶的组织，以中俄界河黑龙江命名，目的就是要吞并黑龙江流域，“使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纲领）。在孙中山几乎全部革命生涯中，都有内田良平和黑龙会的身影。如1900年帮助孙组织惠州起义，1905年7月30日在内氏家中召开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内田良平及多名黑龙会成员同时也加入了同盟会。 孙的后半次革命（1920-1925），其背后的支持者已由日本换成了苏俄。因为列宁这位革命的小弟弟在1917年所取得的意外成功以及1922年苏联的成立，极大地刺激了辛苦一生却毫无建树的孙中山，以俄为师成为孙当时的思想主导。 基于当年拿着德皇5000万金马克潜回俄国闹革命的成功经验，列宁在得手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派人提着金卢布四下里寻找革命的下家，一方面是为了推销他那套暴力革命的“真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革命阵营以对抗列强。在南面这个最大的邻国，列宁首先看中的是手握重兵地盘最大的吴佩孚，没成想这位“秀才大帅”根本瞧不上列宁那一套，将来人轰了出去。1921年的中共仅有57名党员，难以担负列宁的重托。在此当口，广州的孙文却主动找上门来，双方很快便打得火热。从1923年年底开始，苏俄送钱送枪送顾问，帮助国民党办军校、扩队伍。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纵观孙文一生之革命，背后的支持者和总导演主要是日本。 2、蒋介石•国民革命•苏俄导演 国民革命是一个边界不甚清晰的概念，通常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起算点，而终止点并无定论。但有两点是史学家认同的，一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北伐战争，二是北伐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蒋也是一个言必称革命的狂热份子。看他的演讲和日记，自1926年7月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以后，所有活动他都自称为革命，连其领导的八年抗战，蒋也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本帖只考查国民革命的最主要部分——北伐战争，并前伸到北伐前孙中山尚健在的准备时期，以说明国民革命实际是苏俄在幕后作总导演。 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依附于列强的各家军阀以统一中国。孙中山最初的设想是以苏俄为后援，集结部队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往南攻下北京。为此，他于1923年1月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要求苏俄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5月1日，苏联政府电报同意了孙的请求。5月10日，孙设宴招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作陪，一是答谢，二是研究派遣军事代表团赴俄访问事宜。8月16日，蒋率领由张太雷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登船，启程访俄。自此，国民党与苏俄双方进入了蜜月期。据统计，从1923到1927年，苏俄向国民党援助了至少3000万金卢布、12万枝枪、500多名军事顾问。国民党一直嘲笑共产党是“卢布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依靠这些援助，并借鉴苏俄党代表制度的组织形式，孙、蒋于192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经过两年多北伐，打垮吴佩孚和孙传芳，逼降张学良，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统一，组建起新的南京国民政府。 尽管在1927年4月，因“清党”而导致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蜜月期终结，但改变不了国民革命由苏俄导演的历史事实。 蒋早在1919年就通过阅读《新青年》等刊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蒋介石日记》），在1927年以前，其思想相当左倾，认为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而中共领导人也这样认为，周恩来甚至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观察民生主义得以实现的今日之台湾，的确如此。既然蒋是左派革命家，那为什么后来与中共和共产国际闹掰并血腥“清党”呢？犀利公认为这是“一推二逼三离间”的综合结果。 “推”。1925年9月，蒋派胡汉民代表中国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正式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但遭到了婉拒。1926年11月，蒋又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遭到了拒绝。这样就把蒋推出了国际革命大家庭。当然，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激进标准，蒋的确是“不够格”的。蒋于1923年8月至12月在苏俄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考察访问，亲眼看到了高昂的红军士气与萧条的市况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完全印证了孙中山的论述：“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孙中山选集》之“民生主义”第1讲）。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主张，即中国革命需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能实行三民主义，第二阶段才能够推行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认为国民党仅仅是“同情党”和朋友党，算不上是一路人。 “逼”。自1923年国共合作到1926年北伐开始，蒋一直赞成并支持“扶助农工”政策，北伐军打到哪里，中共的农民运动就开展到哪里，但蒋不赞成激进的红色恐怖做法。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的“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以及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扬的到地主家里“杀猪出谷”“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做法，恪守儒家理学道德观的蒋介石难以认可。更糟糕的是，“痞子运动”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干扰了经济贸易、影响了北伐军的经费来源；还严重动摇了军心、打击了士气，因为许多出身“不好”的军官的亲人被农会拷打甚至杀害，连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游街示众。现实的危机逼迫蒋介石果断出手“清党”。 “离间”。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亲共左派逐渐占据上风，并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全面掌权，引起了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以王柏龄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这两大国民党右派的忌恨。他们联手于1926年3月20日导演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详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Ⅰ）》之“中山舰事件之谜”）。尽管蒋介石怀疑这个“谋害自己”的事件是汪精卫所为，但也严重伤害了蒋与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信任。 3、毛泽东•倒蒋革命•苏联导演 大陆官修史书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以示区别1919年以前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民主革命”更是一个边界模糊内容庞杂的大东西，官方定义说它分为北伐（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抗日（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5-1949）四个阶段。北伐和抗日是蒋领导的，功劳很难记到新宇他爷爷的头上。而土地革命大部分时间的领导人也不是毛，至少在1935年以前是这样。到了1936年年底，张国焘的家底（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彻底败完，西安事变发生，毛当上了军委主席，这才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共的统治地位，此时，所谓的土地革命已近尾声。毛主政时，党史专家说土地革命时期毛虽然不是最高领导，但指导思想是他的，这也牵强。即便如此，毛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只能包括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两场事。 所谓的“新民主”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毛和中共当时的言论与主张的确是民主自由（参见笑蜀《历史的先声》、谢韬《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这不过是其手段而已，事成之后实行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那一套，复归两千年前的皇权专制，何“新”之有？反观孙、蒋的“旧”民主，尽管存在在军政时期孙文要求党员宣示效忠其个人的历史污点，但按照其本人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程序，孙、蒋一路走下来，大致方向并未偏差。“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国各地选出的制宪国大代表，结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亚洲最进步的民主宪法”（马英九《2011元旦文告》）。可见，孙蒋采用过专制手段，但行的结果确是民主；而毛共口号是民主，行的却完全是专制。 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都是内战，在犀利公看来，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所发动的历次倒蒋战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权力之争。为了区别国民党内部的“倒蒋战争”，姑且称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为“倒蒋革命”。 1927-1937年的倒蒋革命，名为共产国际领导，实为苏联领导，历史依据看中共党史就足够了。 1945-1949年的倒蒋革命，苏联的配合与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苏联先是将日本关东军和驻朝日军的大批装备交给中共，迅速武装起近百万的林彪军团；后又将占中国80%工业份额的东北工厂全部交给中共。另据统计，1945-1949年间，中共依靠苏援组建了200多个步兵师，而同期依靠美援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师不到50个。这是毛敢于在1948年说“原来以为需要五六年现在看只要一年多就可以夺取全国胜利”的底气之所在。在争夺东北的战役中，苏军甚至直接派出炮兵、装甲兵和空军加入林彪的部队作战。 事实上，自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之日起，斯大林就彻底抛弃了国民党，专心扶持起苏式革命的代理人——中共。 由上述简略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依附于日俄这两大恶邻。这才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最大特色。概略地说，孙的民主革命是携日变华，蒋的国民革命是携俄统华（八年抗战是携美救华），毛的倒蒋革命是携苏乱华。 这些不幸的革命为何会降临到中国大地？为何没有降临到印度这样一个与我们一样拥有庞大愚民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不仅拥有两大恶邻，而且拥有擅长借恶邻之力谋求一党甚至是一己之私的诸多革命家，而印度却没有。 4、引狼入室的代价——革命家的卖国史 清廷垮台之后，中国仍然发生了许多重大利益的丢失，几乎每一次都是由革命家亲手所奉。革命家卖国成为国共两党都极力掩饰的史实。有学者统计，孙文的卖国事实有3件，毛有8件，蒋有0.5件。这里按时间顺序，列出几件对中国危害较大的事实。 （1）1931年：满洲 满洲泛指东三省。这是一块曾经脱离中国控制的土地。脱离时间有两种算法：从1905年5月日俄战争日方胜利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主导权起算，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满洲国”解体为止，长达4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算，到1945年9月止，是14年。前者更接近实际情况。 出卖满洲是孙中山从不避讳的事，因为他认为那是“鞑虏”之地，不是中国的。1915年，正当日本压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而老袁又极力周旋的当口，孙竟然抛出比“21条”还要优厚许多倍的《中日盟约》，以换取日本人倒袁挺孙之承诺。但日本人觉得孙文及其革命党不成气候，没有把他当回事。最后在国人抗争及列强干涉下，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但孙文如此献礼，却使得日本在压迫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实与汉奸无异。 满洲在1905年的半沦陷是因为甲午战败后的清廷的无能，而1931年的全沦陷则是张学良的全责。“九一八”事发当晚，张在没有请示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指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抵抗，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1932年6月19日，汪精卫、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飞赴北平，动员张学良率领已经退入山海关的东北军对日“小加抗战”，而患了严重“恐日症”的他仍拒不出战，致使东北尽失。这位被大陆捧为民族英雄的“不抵抗”者，常常自称是“爱国狂”，颇有点不知羞耻。如果我们把对侵略者搞的“事变”消极而对自己人搞起“事变”来却积极的人捧为“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仍将会面临被灭亡的命运。有一点倒还像张的胡子世家遗传的性格，那就是在中共及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竭力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扣到蒋介石头上的时候，张从未附和过，相反，他在多种场合坦承是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Ⅱ）》之“‘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一章，对此有详细的史料论述。 （2）1950年：外蒙古 外蒙独立，共分四步，最早便由孙文肇起。1895-1912年，孙在海外寻求革命外援的活动中，手里一直提着两件礼物，那就是蒙古和满洲。尽管当时的孙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送出这份厚礼，但却向日俄发出了“满蒙可任取之”的错误信号。内田良平回忆说，孙文一直讲“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外蒙也如此，然而当1912年各省开始重新统一组建中华民国时，外蒙却在沙俄的操纵下宣布独立建国。袁世凯不同意，沙俄被迫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要求实行自治。总之，在袁的手上没有弄丢。这是第一次蒙独，失败了。 1921年2月，白俄军队勾结蒙古上层王公，击败中国驻军，占领库伦，成立外蒙君主政府，中国军队退守买卖城。同年5月，蒙古人民党（共产党）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打败白俄，夺回库伦，同时将中国军队赶出买卖城。7月10日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红军从此驻扎下来，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才撤出，前后长达71年，而中国军队再也没能踏上自己的领土。当时的曹锟政府本想出兵夺回，但一面摄于苏联不断增兵，一面又要防备张作霖等国内军阀趁机作乱，只好频发外交文告谴责。这是第二次蒙独，成功了，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 1945年2月，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答应了斯大林的无耻要求，强迫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于1946年1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独立。10月20日，在苏联的操控下，以97.8%的赞成票率通过公投，宣布独立。这是第三次蒙独，成功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出于对斯大林支持中共的愤慨，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不承认外蒙独立。今天台湾中华民国地图的北部是填平的，那就是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这就是前文所说蒋介石“半次卖国”的由来。 由于联合国接受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关于“不承认外蒙独立”的声明，因此，从国际法上讲外蒙古就还是中国的。但事情在1950年2月又起了变化，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由于大陆在1971年成功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因此，毛对外蒙独立的承认也就发生了国际法效力，为外蒙独立的合法外衣缝上最后一针。这是蒙独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爱国愤青们如果想要收回外蒙，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华民国重新取代大陆在联合国的席位。也有学者建议两岸组成联合政府，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将来就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 （3）1957年：白龙尾岛 原名浮水洲岛（越南称夜莺岛），位于北部湾中部。1955年7月，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守军夺取该岛，并设立“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1957年3月送给越南，并附赠一艘小型舰艇，以帮助越南抗击国军。1965年，又改口说租给越南，帮助其“抗美”。该岛至今为越南占领。 （4）1960年：江心坡-南坎地区 江心坡-南坎地区（今缅甸克钦邦，缅甸称江心坡为myitSone（河水汇合）），位于高黎贡山以西、迈立开江以东、察隅县以南、尖高山以北，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1926年被驻缅英军侵占，但民国政府从未承认。1960年10月，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将这一区块让与缅方，理由是“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但背后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将占据此地的国民党孤军引向国际争端（柏杨《异域》）。这种基于两党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领土让渡，不仅使中国永久性失去了对高黎贡山以西主权的声索权，而且也因为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而为印度段的解决树立了恶例，两年后艰难的中印边界谈判和战争证实了这一点。 （5）1962年：长白山、皮岛 1962年，中朝签订边界协议，“从考虑朝鲜人民的感情出发”，将一半长白山（朝称白头山）划归朝鲜，此后又应金日成的请求将皮岛（朝称椴岛）送给朝鲜。利用这座山，金日成为自己的革命英雄史编造了许多闪光的足迹。其子为自己的出生编造了诸多“祥瑞”和“神迹”，官方通稿说：1942年2月16日的凌晨，在白头山密营，“霎时出现的两道绚丽斑斓的彩虹和一颗圣星（光明星）宣告着他的到来，忽又飞来一只喜鹊——一个将来要拯救全人类的领袖——金正日诞生了”。其孙金正恩将会为自己编排出怎样的神话，犀利公难以揣测。利用这座山，金正日修建了许多核基地，最近的金仓里基地距离中国仅40公里，如果点爆，第一个挨炸的一定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所声称的敌人——美国。 （6）1963年：坎巨提地区 坎巨提地区（今巴基斯坦罕萨一带），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1956年周恩来访问巴控克什米尔，主动提出将该地区让给巴方，1963年中巴签署《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正式确认。 （7）2001年：唐鲁乌梁海地区 唐努乌梁海地区（今俄联邦图瓦共和国），位于唐努乌拉山以北，原属外蒙之一部，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1921年，在苏俄操控下，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唐努图瓦共和国”。1926年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又更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1948年5月7日，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声明“唐努乌梁海是永远属于中国的神圣的领土”。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承认唐地为俄领土（条约第六条）。经过国共两党的接力，这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归俄人所有。 （8）藏南地区 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1962年中国曾经收回，但旋即退出，并且比“麦线”还要往北移。藏南如今被印度完全控制。印度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多党制政体，任何一个党派都不敢公开提议让步（只有独裁的政党才有可能“代民”让步）。中国期待印方妥协以达成分割协议，实属幻想。未来双方必有一战，当早定决心，勿在外交上抱幻想。 5、革命家为何热衷于向邻居送山送岛送土地？ 一切皆缘于虚幻的革命目标、错乱的革命逻辑和自私的党权保护。 （1）虚幻的革命目标 对狂热的革命家而言，为了所谓的革命目标，送再多的土地、物资和人命，都在所不惜。 毛的革命领袖目标在三个时期有三种定位：1950年以前想当中国革命的领袖；1950-1964年想当亚洲革命的领袖；1965年开始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目标越大，卖国越狠。 1950年以前只是“卖蒙”，那是为了尽快签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结束在苏“吃饭睡觉拉屎”的无聊而又屈辱的冗长访问。 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斯大林当面说过将亚洲的革命交给中国负责，毛对此相当兴奋。参加朝鲜战争可以继续实施其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的宏伟计划，这是他比中南海的将领和智囊们“高瞻远瞩”的地方。为此，毛多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做说服工作，直到1950年10月13日凌晨，最终“统一了思想”，做出了出兵决议。这样，18万条志愿军战士的性命就成为毛实现“亚洲革命领袖”的第一次献礼。为了“援越抗美”，1957年将白龙尾岛送给越南，是第二次献礼。1960年把江心坡-南坎地区送给缅甸，是第三次献礼。1962年将半个长白山和整个皮岛送给朝鲜，是第四次献礼。1963年将坎巨提地区送给巴基斯坦，是第五次献礼。这是大礼，更有小礼无数，犀利公略去不表。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年，毛一面酝酿清洗“中国的赫鲁晓夫”，一面做起了当世界革命领袖的美梦，这才是中国人噩梦的真正开始。毛几乎同时在亚、非、拉、欧四大洲施展其“毛式革命”的宏图。不仅送武器、送粮食、派“志愿军”出境帮助中南半岛各国共产党闹革命，而且把切.格瓦拉、尼雷尔、卡翁达、波尔布特等“好学生”们请进来，传经送宝。一时间，“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郭沫若《宇宙充盈歌颂声》）。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多匪夷所思的“革命景观”：宁愿自己人饿死无数，也要把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宁愿自己的铁路不修，也要无偿修建非洲历史上最长的铁路；宁愿自己的军队使用旧武器，也要把新武器送到“援越抗美”的前线…… （2）错乱的革命逻辑 列宁说“无产阶级无祖国”，我们就把苏俄当作自己的祖国。 1921年，苏联红军占领外蒙。1922年，正当北洋政府要求苏俄撤兵之时，孙中山却与苏俄代表越飞商洽签署《孙越宣言》，支持“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1929年，正当中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为争夺中东铁路而打得异常艰苦之时，远在南方腹地的中共却高呼“武装保卫苏联”，并计划派中国红军去进攻南京国民政府，以策应苏联红军。 1944-1945年，苏联出动正规军和飞机，在苏军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策动伊犁地区叛乱（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屠杀大批汉民，进攻中国守军，国民党将领陈伯良、高炜、杜德孚、曹日灵先后自杀殉国。中共不仅声援叛乱，建国后还将此事美化成“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1960年代，苏联再次策动这些致力于建立“东土耳其斯坦”的“革命者”搞叛乱，毛才停止了“三区革命”宣传。“革命家”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农•太也夫先是逃到苏联，后来移居土耳其。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等一干文人的文章，为“蒙独”大唱赞歌。“卖蒙”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国际共产主义壮举。晚清时期发生过多起令中国人痛断肝肠的割地悲剧，但从未出现过象毛时代这样举国欢腾的卖国场面。这种以耻为荣的革命逻辑亘古未见。 以上这些史实所反映出来的革命逻辑，已经不能用“错乱”来形容了，简直就是混账。 革命家不是以“爱不爱国”而是以“爱不爱党”来区分敌友、评判好坏。 “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534页）。在革命家眼里，几近亡华的侵略者倒成了我们的恩人。屠杀了近30万华人的波尔布特也是中国的朋友，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学生。 为抗日丢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不是爱国者，因为他曾经和共军作战。而投靠汪伪并担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的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却是“爱国者”，因为他参与了西安事变并抓住了委员长。 唯一存世的“八百壮士”、90岁的杨根奎只能到“台湾找国民党落实政策”（四川金堂县政府关于杨的养老金问题的答复）；而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原书记耿促进，虽然因出卖国家情报被判入狱，但工资补贴福利照拿，别人加工资他也照加，因为黄冈市委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党纪政纪处理，他还是党员。 我们不应当对逯局长和钱村长的事感到意外：逯局长必须官复原职，因为他是党的好儿子；钱村长不得不死，因为他擅自为民请命。 （3）自私的党权保护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革命家的口头禅。所谓“党的利益”，就是一党永霸政权、独享利益。只要能保住党的权位，送山送岛送人送物都在所不惜。 1894年孙中山发起成立兴中会，其《章程》犹如项目投资广告：“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对利益的诉求可谓赤裸裸。 对革命家而言，最近的威胁莫过于邻居，所以，安抚好邻国就成为执政党的首要选择。为了防止美帝通过邻国搞渗透搞颠覆，即便是再弱小的国家，也要向其作最大的利益让步。“固边”的目的就是要将邻国变成中美之间的隔离圈。周边国家个个都摸准了中国政府的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状：只要承诺不干涉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内政”），就能够得到中国的利益让步；只要与美国表示一下亲热，立马就可以让中国神经紧张。南海周边五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甚至连朝鲜都常常拿与美国单独约会来吓唬中国，以敲诈更多的援助。 可见，只要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更谈不上什么人民的利益。 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卖国并不罕见，但像革命家这样没有底线却是罕见的。越革命越卖国，这是我们通览近代史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与偏执的孙中山和老辣的毛泽东相比，推崇理学、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其“革命性”要弱得多，正如诸多史学家总结的那样，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随着美、苏、日等国档案的解禁以及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历史渐渐显露出真面孔。戴在蒋头上的卖国帽子在一顶顶地被掀去，而戴在孙和毛项上的爱国花环却在一圈圈地被扯下。从蒋在大陆所处理的诸多国家重大事件来看，他没有因革命而卖国。如果说孙、蒋、毛这三位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家有什么区别的话，这就是。 有两位近代“反革命”军阀的行为，似乎更颠覆了官版教科书的标准结论。 曹锟，布贩出身，1916年9月担任直隶督军，实控北洋政府，1923年10月通过向议员发出573张银元支票而贿选为民国第五任总统。1921年7月，苏联红军出兵帮助外蒙独立，曹督军大骂，坚决不予承认。1937年12月，日本扶持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汉奸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土肥原贤二请曹锟出面当头，曹断然拒绝：“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去世后，国民政府感于他的忠贞不屈，追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 吴佩孚，秀才出身，1924年9月8日，以“中国最强者”（BiggestmaninChina）的声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成为上该杂志封面的中国第一人。1921年，吴拒绝苏俄邀请其为中国革命代理人的“美意”，公开宣称“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做督军”，人称“四不将军”。1935年，日本人发起“华北自治运动”，多次引诱吴出面组织伪政权，吴严词拒绝。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土肥原又多次登门请吴“出面工作”，吴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1939年12月4日，汉奸齐燮元带日本特务川本、军医石田及护兵若干进入吴宅，切破吴的喉管，“血流如注，一叫而绝殉国。”吴的长孙吴运乾当时10岁，亲眼目睹了罪恶的经过。 6、帖后语 （1）本帖无意为讨回“革命家已经出卖的领土”提供支持。在人权与主权同等重要的文明时代，不讲人权却热衷于高谈主权，无异于帮贩卖自己的人贩子数钱。唠叨几件领土的往事，是想告诉大家近代中国的革命家们没少折腾。 （2）本帖无意下“近代的中国革命都有罪”的结论，仅是指出借恶邻之力闹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危害。孙、毛结交的日俄两国，贪得无厌，勒索无度，每一次签订中外不平等条约，不仅割走我大片土地，索银也是其他列强的十倍甚至百倍，让中国背上难以翻身的沉重债务。 北边的壮熊贪婪成性恶习不改，而南边的肥羊却好大喜功毫无记性，这是一百多年来中俄双方形成人喜我悲的关系现状的根本原因。在去年朝鲜半岛的危机时期，不少“智囊”建议中国重建“中俄朝联盟”以对抗美国，犹如绵羊因为对大象产生无来由的恐惧而愚蠢地拉豺狼作朋友，真是愚蠢透顶！在未来某个关键时点，如果中国再次在俄国人面前丢失重大利益，犀利公不会觉得意外。 正是由于孙在国土意识上的模糊并以日为友，才导致以攫取“满蒙西（西伯利亚）”为目标的日本大小间谍，打着“帮助中华，驱逐鞑虏”的旗号，蜂拥入华，遍布于中国的军政商各界。满清时期他们是贼，满清之后他们是友，成为各地讲武堂和各家军阀的座上宾。他们拥有正义之名、合法之身，公开搜集中国的情报，大力培植亲日代理人。以至于抗战期间，日军的地图比国军的精，日本政府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比国民政府要准，组织起汉奸政权和汉奸队伍来得心应手。 （3）本帖也无意下“联外反内就是卖国”的结论。华盛顿接受法国和西班牙的军援，推翻自己的政府（英国是美国人地地道道的宗祖国），就没有卖国。华盛顿也直接借助外国军队的帮助。1777年6月，20岁的法国陆军上尉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率领他自费购买的一条军舰和士兵，登陆美国，参加两年前爆发的独立战争，两个月后被大陆会议授予大陆军少将军衔，这是美军当时的最高军衔。总司令华盛顿直到21年后的1798年才晋升中将。拉法耶特参加了宾西法尼亚战役、巴伦山战役、远征罗德岛等多场战役，并在白兰地酒战役中腿部负伤。1778年1月至7月，他又回到法国招募一支援军，重返美国，用自己的存款支付士兵粮饷，参加1781年的约克镇会战，迫使英军投降，独立战争胜利结束。当年底，拉法耶特回到法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并两次出任法军总司令。美国人感谢拉法耶特的无私援助，分别于1824年和2002年两次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其后代也同样享有这个称号。历史上得此殊荣的仅有6人。华盛顿与拉法耶特建立了父子般的感情和友谊。1787年主持制宪时，华盛顿征询拉法耶特的意见，他指出了宪法存在的漏洞——没有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力。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0条“权利法案”，这就是成为美宪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修正案”。 美国革命家接受的外援，不仅自掏腰包不索取任何报酬地帮其闹革命，而且还崇尚民主自由和人权。中国的革命家邀请的外援，不仅割我土地、抢我矿藏、淫我女人、烧我城池、毁我文明，而且崇尚专制与压迫。乔治•华盛顿的“美式革命”带给世人很多有益的启迪，这不是本帖的话题，以后再叙。 （吴敏 荐稿）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23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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