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去年來吉隆坡為花蹤文學獎做評審，同時還講了一點關於馬華文學的看法。講完之後，一位中學生過來找我，他想知道有什么值得一看的馬華作品。頓了一頓，我才回過神來，便問：「應該是你介紹本地作家給我，怎麼會輪到我來告訴你有那些出色的馬華作家呢？」他有點不太好意思，解釋這是學校裡很少談到本地文學的緣故。 現下我寫這篇小序，其尷尬恐怕尤勝當日那位天真熱情的中學生。這不只是因為同書的四位作者的文章都要比我好得太多；也不只是因為這是一本教材式的參考讀物，而我卻是個自小碰到教科書就得頭疼的壞學生。我尷尬，主要是為了在我所見的範圍內，起碼有好幾位馬華作家的文字堪列華文世界之最。今天憑什么是我在這裡教馬來西亞的華人學生作文？我有這資格嗎？ 自從零六年以來，拜訪大馬不下二十次。這些年的經驗使我發現，原來一般華人對本地文學的認識是很有限的，在街上隨便捉住一個懂華文的，叫他講一下他知道的本地作家，說不定他連五個都數不出來。何以致此？理由之一或許是某種本地薑不辣，外來和尚才比較會念經的慣性偏見。但是在我看來，更大的問題或許是大馬華社對文學藝術的長期冷漠，它導致了一般人和馬華藝文圈子的隔離；雖在同一地界，然雞犬相聞，互不往來。 這可真是件怪事。華文教育號稱是馬來西亞華人社群三寶之一，大家一向珍重愛惜，而各方人士對華校的努力捐輸更常叫我們這些外來者感動莫名。既然大眾如此看重華文教育，又為什么要小看本地人用華文創作的上乘作品呢？為什么豪商鉅富不惜萬金助學建校，卻捨不得丟幾個零錢給有心人出版一套華文文學書系（詳見張錦忠先生替黃錦樹先生文集《焚燒》撰寫的序言〈散文與哀悼〉）？ 翻翻《亞洲週刊》每期刊末各地暢銷書榜，就不難猜到答案了。當龍應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成為台北暢銷書之冠，當《王蒙說老子》名列北京最受歡迎的新書之際，吉隆坡最好賣的華文書籍往往是食譜、成功學，以及健康指南。我們重視華文教育，但卻重視的不是文化，而是教育可能帶來的實際成果；我們強調華文的價值，但不是為了它審美和思辨上的價值，卻是為了把它當成純粹的工具。於是形成一個人類史上罕見的現象，人人都說某種語文很要緊，但人人都並不真的在乎它所創造出來的果實。 這種情形曾經發生在拉丁文身上。可能很多人都不曉得，直到二十世紀之前，每年用拉丁文這種「死文字」寫出來的詩歌都還達到萬首以上。那些詩都到哪裡去了呢？為什么打自十五世紀以後，就沒聽說過有哪一個拉丁文大家很厲害？內情其實很簡單，因為那些拉丁文詩全是學校作業而寫詩則被認為是學習拉丁文的不二法門。那時候，英法等國一直把拉丁文列作中學科目，覺得它是身份的象徵，文化的傳承。明明沒人再將拉丁文當成是種有生機的語言了，明明沒有人願意再出以拉丁文書寫的書籍了（教科書除外），可是學生仍然被迫飽受拉丁文的折磨，因為那是家長的驕傲，上流社會的標誌…… 用拉丁文比喻華文在馬來西亞的處境，自是不倫不類。然而，我想借此提醒這本書的讀者，孩子的家長，學生的老師：如果作文只是一種功課，如果這種功課只是為了掌握一種工具；不管這個工具是要用來升學就業，還是要拿它當作華人身份的證明；這種語文都不會有太大的前途。以文字拓展複雜的深度思考，以文字開展繁麗的感官邊界，這才是一種語文的源頭活水。我相信同書四位作者都不會否定我這個說法。我期待，將來有這麼一天，一位大馬學生拿着本馬華作家的作品，驕傲地教訓我：「你沒讀過這本書吧？那可真是你的遺憾」。假如真有這一日，我願意忍受現在這小小的尷尬難堪。

【蘋果日報】有一位媒體前輩，幹了大半輩子的中國新聞評論，交手過的中國官員無數。從一線退下之後，便轉任教職，一邊在大學開課，一邊巡迴各地培訓政府公關。我曾問他效果如何，他覺得情況還是有點進步的，最起碼現在他們比較敢於正面面對媒體，不會一遇到麻煩便強力壓制。說得也是，中國各級政府的公關的確還是有些長進。十年前我接過一些宣傳部官員的名片，居然明目張膽地直接把「宣傳部」英譯為「Department of Propaganda」；最起碼現在他們不會這麼做了。 可是一切公關和形象的問題又豈只是技術甚至政策層面的事呢？前輩上課，最着重的一環是信息公開。而中央領導也曾三令五申，叫下級部門無論出了什麼問題，一定得從速佈公，以免人民傳聞四佈，又給外間一個黑箱運作的壞印象。那好，請告訴我們，習近平到底去了哪裏？身為下任最高領導，一而再、再而三地爽約外交會面，而且沒有善解，玩起了最古老的失蹤遊戲。每當記者問起，政府發言人就板起臉孔不知所云。這叫哪門子信息公開？正是這次領導人神秘消失事件，讓全部人都清楚看見，不管通過了多少信息公開辦法，也不管學了多少現代新聞技巧，一去到最核心的層面，這套體制仍是一個黑箱運作的政治。它或許可以逼令下頭開放，但它自己仍是高深莫辨。 再說《明報》記者在李旺陽老家邵陽「被採訪」的醜聞，很明顯這是當地政府處理內地傳媒的一貫手法。但他們怎麼會不知道《明報》那境外媒體的身份？你想遮掩息事，便迫這些記者「採訪」你指定的對象。但你怎麼可能完全意識不到這是場更巨大的公關危機？人家回到香港可是會一五一十什麼都爆出來的呀！看慣國情，對於這種惡行，其粗野卑鄙我是一點都不會驚訝的。但是他們這麼幹的理由，我卻依然不能理解。每次遇到類似的事情，人家誤當我是「國情專家」要我評述，除了愚蠢二字，我都再也找不到什麼好說的了。 對着一群被權力寵成笨蛋的幹部，你該怎麼教導他們新聞與公關的奧秘呢？

【飲食男女】我們的海港叫做「維多利亞港」，非洲最大的瀑布叫做「維多利亞瀑布」，澳洲最大的沙漠叫做「大維多利亞沙漠」，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的首府是「維多利亞」，印度孟買最有名的車站是「維多利亞車站」……；這個地名羅列遊戲我們還可以一直玩下去，數到天亮都數不完。這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英帝國，掌控全球海域，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陸地面積，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世界帝國。正是這個時代，曾經輝煌多彩的英國飲食步上了長逾百年的衰落之路。 這是一個虛矯的年代；紳士淑女明明滿腦子性愛，社會風氣卻壓抑保守；中下層階級明明消費不起富人的生活享受，卻要裝模做樣打腫臉充胖子。這是個過度關注他人目光的時代，禮節繁複，失禮幾乎是個道德錯誤。所以他們做菜不敢多放香料，生怕飯後口氣會讓旁人不快。同樣一種菜餚，兩百年前還會用上六、七種香料，這時候卻只剩下了鹽和胡椒。最要避免的，自然便是大蒜，所以那個年代他們最喜歡笑話法國人是吃蒜的人。相反地，英國人不吃蒜，於是英國菜當然就比不上法國菜了。這不只是用不用蒜的問題，而是態度的分別。海峽這邊可以為了禮儀觀瞻而犧牲口腹之慾；海峽那頭卻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樣大吃大喝。 就像馬克思說的，下層建築影響上層建築，維多利亞時代這種古怪的精神傾向其實是經濟結構和生產力的產物。如此重視階級分野，是因為當時英國的貧富差距真的很大，比得上今天的中國（你看中國人的收入差距這麼遠，窮人一大堆，富人也一大堆，偏偏「尊貴」「精英」之類的字眼流行異常）。這種貧富差距則是它高度工業化的結果。 身為工業革命震源的英國，擁有好幾座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城市。農民或者出於自願，或者出於被迫，紛紛丟下農具，放棄田野，都跑到城裏當工人去了。維多利亞時代則是這股趨勢的高潮。大部分工人收入僅足餬口，工時又長，根本講究不了甚麼，所以炸魚薯條和其他價格廉宜的高熱量食品就成了他們最方便最有效的填肚材料。 工業化還有一個好處，甚麼都變得方便，醬汁不必自己調弄，大量生產的現成貨就好，於是「李派林喼汁」之類的醬料日益流行，沒時間慢工下廚或者累壞了的家庭就用這些玩意。久而久之，甚至吃甚麼菜都下同樣的罐裝醬汁，演變成「李派林喼汁」百搭萬用的局面。除了汁醬調味品，也別忘了食材本身。那年頭正是罐頭大行其道的時候，新鮮貨要不太貴，要不就太麻煩，城市裏的工人階級便是罐頭食物的最大客源。為了方便，罐頭的花樣也不多，來去便是那幾款，買回家天天就拿少數幾種工業化的食材左搭右搭，選擇範圍少得可憐。直到今天，冷藏青豆還是不少英國人飲食組合裏最主流的綠色蔬菜，也是英國菜裏最惡名昭彰的配菜。 又有汽輪又有火車，交通實在便利，所以農產品也不必自己生產了。以農立國的英格蘭一下子成了食品進口地區，反正大家忙着在暗霧黑雨的都市裏謀生，沒有人會關心自己吃到肚裏的東西來自何方，也沒有人在乎那些東西新不新鮮，只要它們還沒腐爛，吃不壞人就行了。 為甚麼要吃進口貨和工業罐頭？那是因為農民變成了工人，整個英國的農村之荒敗是全歐之冠。當大部分法國農民還在自己的田野上放牧耕種的時候，經濟實力雄厚的英國早已丟棄了他們自己的芝士和蘋果。各條鄉村本有自己的物產和菜餚，如今只剩下都市裏一模一樣的標準糧食。他們有不少體積龐大的食品工業，還培養了外地大規模的單一品種農場；但卻砍掉了自己的家鄉傳統，也拔掉了自己土地上的奇花異果。 這種故事我們一點也不陌生，後來的美國，或者未來的中國，走的也差不多是同一條軌道。如果大部分人都活得不富足，大部分勞動階層都吃得不講究（正確地說，是無能講究）；就算你有再多的「麗池酒店」都沒用。因為一個地方的整體飲食水平不是由少數高檔飯館決定，而是建立在大多數人的吃喝習慣之上。所以近代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度都不太可能以美食著稱。再仔細點說，鄉村烹調也是一個國家飲食的基礎。凡是保住地方農業的地方，大概都會有繁雜多端的鄉村烹調；要是擁有百花齊放的鄉村烹調，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吃得太差，比如法國和意大利，又比如日本和中國。 所以維多利亞時代還真是英國勢力最宏大的時代，但也同時是它在飲食上最黑暗的年代。當前英國菜的復興，豈不正是背道回歸？不看別的，就看人口流動，英國好幾年前就成了芸芸發達工業國中，第一個人口由城市流向農村的數字竟比農村流向城市的數量還高的國家。

【蘋果日報】中國政府高調宣佈派出兩艘海監船前往釣魚島海域之後，大陸許多網民苦守多時，等着揚我國威的場面。後來，日本富士電視台也派出直升機飛去現場，希望找到這兩艘船的蹤影。只不過日本政府也好，日本媒體也好，無論他們怎麼找都找不着船在何處。於是有大陸網民在微博留言：「人間有真情，人間有真愛！近日，為搜尋我國失蹤的兩艘海監船，日本海上保安廳出動大批艦船援助我方搜尋，甚至日本民間也為此事伸出援手，富士電視台派出新聞採訪直升機加入搜救隊伍。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再過幾個小時，日本海上保安廳發佈消息，說他們終於發現那兩艘神秘的中國海監船了。不過它們位置很遠，不只沒進日本「領海」，甚至根本沒有開進「接續水域」。最後，他們還發現這兩艘船已經朝着和釣魚島相反的方向前進。於是網民又說：「把強拆老百姓房子的牛B勁兒拿出來，彈丸小國早就拆乾淨了」。「只有能力暴政對民，不敢同樣血腥對敵」。「政府本來就無能，還用你們說」？ 等到台灣也派出兩艘海巡船，並且抵達釣魚島外25海里的目的地之後，網民則做如是反應：「國軍威武」！「70多年前，國軍正面抗日，共軍打游擊。今天，共產黨攜13億民眾還是打游擊」。「中國是東亞病夫，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政府只會欺負國人」。 這便是愛國教育二十年來的後果了。教室裏反覆告訴學子，共產黨如何讓中國人站了起來。教室外對各種極端國族主義言論視若無睹，有些官員甚至公開推介一些好戰情緒濃烈的排外書籍。終於玩火玩出了禍。把統治合法性建立在流動多變的國族情緒之上，本是風險極高的賭博，一不小心便會引火上身。對今天的中央政府而言，釣魚台危機的最大對手不是日本政府，而是她一手扶持起來的愛國激情。怎樣收場？那可真是天曉得了。

【蘋果日報】讀史叫人心痛。許多災難原來可以避免，但當事人的錯誤決策，往往把事情帶到不可回頭的終局。例如納粹德國的興起，這絕對是人類史上的浩劫，後人當然要分析其來龍去脈，甚至追問責任。其中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是把罪責放在當時德國兩大左翼政黨身上；假如它們能夠合作，並且一開始就把納粹當成最大對手的話，後果也許就不會如此不堪了。 就連終身留在英國共產黨的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也都在他那部精彩的回憶錄裏慨嘆，那時候德國共產黨忙着搞路線鬥爭，堅持要先鬥垮同為左翼但是取向比較溫和的社會民主黨，好爭取「真正」的民主與真正的共產社會。到了最後，又輪到社會民主黨不願支持共產黨發起的大罷工。結果兩敗俱傷，給了極右納粹坐大的空間。然而，這似乎又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共同特徵，總是要在和最大的對手決戰之前，先行清理自家門戶，分辨誰才是真正「進步」的代表。幾乎每一次，贏家都是坐山觀虎鬥的敵方。 立法會選舉結束，大家都說泛民主派「配票」失敗。其實這只是好聽的說法而已，或者它真正的意思是泛民內鬥激烈，平日把選票浪費給了組織遠為嚴密的對家。例如人民力量的黃洋達（當然，我們現在才知道原來他不是人民力量的成員），硬碰社民連的陶君行，於是謝偉俊便收到一份天降大禮了。 然而，既然稱得上是「泛民主派」，他們又怎麼可能配票成功呢？既然民主，又怎能乖乖服從一個大佬的指揮調度？又怎能不允許各家爭鳴，不容讓各種路綫的存在甚至競逐。所以，你讓泛民主派在這樣的選舉制度底下再選一百次，結果恐怕也不會差得太遠。因為配票根本違反了他們的本性。 同樣地，起當年德共與社民黨人於地下，叫他們重演歷史，演出來的戲或者也不會太不一樣。我看當時德共領袖的演說，站穩原則，句句在理。他怎麼可能犧牲道德上的原理，去策略性地和他們心目中的「假左派」合作呢？ 何時堅定？何時妥協？這是歷史給不了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