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飲食男女】餐館評論之所以未盡如意，泰半在於時間。真的，有時候並不是因為一位食家不老實，而是餐廳水準不穩定；從他吃完飯寫完評論發表見刊，到我們被這篇評論勾起食慾跑到那家館子，中間無論如何也隔了一段時間，不管那是多短的時差，也足夠帶來許多料想不及的變化了。 一個侍應的心情會有起伏，一種材料的素質不可能天天一樣，甚至一個經驗老到的大廚也或許會有失手的時候。萬一你發現自己吃進嘴的東西遠不如評論說的那麼美好，這不一定是評論者騙人，也不一定是他和你的口味很不一樣；通常的情況是你運氣不好，正巧碰上一家好餐廳的低潮；又或者那位食家的運氣太好，居然遇到一家壞餐廳難得的高峰狀態。 所有飲食文字都是延滯的，所有飲食文字因此也都關乎過去。 自我少時開始閱讀唐魯孫和梁實秋以來，我就發現美食文章的一大特點，那就是它們傾向懷舊多於迎新，幾乎所有食物都是舊時好，一切新流行的餐飲風格都很難叫做進步。哪怕是每天早上報到喝茶的陸羽常客，他還是堅持永吉街的年代要好過現在；哪怕是經過毛澤東時期的飢餓與困乏，他還是要說當年的菜蔬清新有味無添加。 比如北京著名老作家趙珩，他一篇《最愛是乾絲》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一開始，他投訴：「二十年來，大小筵席吃過無數，無論是號稱正宗淮揚菜的名店，還是標榜為主理淮揚菜的大師，所做的煮乾絲幾乎沒有一個是對的」。反觀文革期間，他去揚州富春茶社，明明貼滿「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之類的標語，明明「小辮子服務員都穿『國防綠』」；但「那乾絲做得是真好，既鬆散又爽滑，絕不像這些年吃的，不是粗如杠子，就是黏成一團，要用筷箸撥弄半天才能散開」。這種今不如昔的感慨，是美食書寫的主流。要是把過去幾十年作家們寫的飲食文字一路讀下來，你大概會相信這幾十年是中國料理不斷墮落的沉淪史。 好在趙先生給出了解釋，說明今天的乾絲不行是因為豆乾不好，豆乾不好是因為豆腐不對，而豆腐不對則是因為豆漿做得如何不講究不細膩。要知道許多大發思古幽情的作者往往不加解釋，直斷生死，一上來便指斥今日之滑俗，追憶昔年之淳美，弄得讀者只能玄想那傳說的時光卻又不知其所以然。 為甚麼會有這種現象？是人類吃食文化水平真的退步了？還是我們太過容易陷入美化過去的浪漫情緒？ 餐飲評論的目的之一是幫助我們辨識新生兒，可惜我們和這些文字總是隔着一道時間的淺溝；美食文章的效用之一是豐富我們的見識，可惜我們總是見識到一些永遠不會再現的死者。我開始懷疑，追憶與懷舊或許正是飲食書寫的本質。

【蘋果日報】戰爭，只有戰爭才是任何國民教育的最大利器。它為全國國民設定了一個共同的外敵，所以能夠內向地促生一種緊張的團結。戰爭帶來的苦難又是另一種沐浴，透過這火與血的洗禮，創傷固然成了每一個人的共同經驗，卻也昇華出災劫過後的純淨。還有死亡與犧牲，那無數的英勇故事，神奇地把活生生的個體連上了一個非常龐大也非常抽象的國家。 難怪戰爭是無數國家在教化國民時必得大肆宣揚的核心故事。他們用教科書和博物館說故事，告訴國民「我們是誰」；我們無非就是經歷過一場偉大戰爭的倖存者，理應團結一致，就像戰時那樣地守望相助。他們用紀念碑與大眾傳媒說故事，讓大家崇拜那些為國捐軀的先烈，並且效法他們面對死亡的精神，把自己的生命交託給所謂的「大我」。 戰爭還涉及理念。我們為什麼而戰？這個問題關乎我們這個國家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關乎我們相信的價值。好比獨立戰爭，它是美國人追求「人生而平等自由」這條理念的最大體現；南北戰爭既是對這個信念的考驗，也是癒合國家裂口的矛盾實踐；第二次世界大戰則雄偉地確立了美國人追求正義的自我想像，讓他們覺得「世界警察」是種捨我其誰的天賦使命。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相信些什麼呢？一直以來，中國共產黨最關切的戰爭就是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這兩場大戰不只感性地描述了苦難與犧牲的故事，鞏固了國民的向心力；而且還體現出它長久執政的理由。它說，全靠它，中國人才打贏了外敵，獨立於全球諸國之林。它又說，全靠它，中國才實現了真正的平等和正義，擺脫掉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壓迫。 可惜這是套連今天一般中國人都不會相信的大話。抗日戰爭是你打的嗎？當國軍在戰場上投入百萬人命的時候，你在哪裏？解放戰爭又解放了誰呢？農民始終被犧牲，當年餓死無數，今天追討欠薪還要挨打。

【新世紀】中國社會政治體制文化中的一個謎題，就是它到底有沒有彈性。「冷戰」時代，有些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喜歡把中國體制形容為一種「剛性專政」，只要上頭死了心要干一件事，不管全國人民是否要脫掉一層褲子，它都一定執行到底，下者莫有不從。可是後來，有些到中國做買賣的外商卻又像發現新大陸似的，高呼這是一片全世界最自由的土地，沒有什麼不可能，也沒有什麼規矩是不容變通的。 對我們自己人而言，它一樣模棱兩可。說它沒有彈性，但又要搞通關係門路，領導換個主意，再硬的規定還是可以找出靈活的空間；但要說它很有彈性，我們又該如何解釋近日北京那場「六十一年一遇」的暴雨呢？為什麼路上都已經淹死人了，政府還不開放公家部門的空間，給人作為棲身避難之所？為什麼汽車都已經快要駛不動了，高速公路收費站仍然好整以暇地攔下來一個個收錢，交通協管員們依然恪盡職守地往一輛輛被淹的車上貼罰款通知單？ 首先我們得搞清楚這不是什麼民族性的問題。平日防人甚嚴的北京市民，當晚竟敢在網上公開自家電話住址，好讓陌生人躲災避難；也有私家車冒著風雨主動上街，尋找待救同胞。甚至這也不是公務員的心態問題，你看那臨時加班的派出所所長李方洪怎樣為了救人而觸電犧牲，又看那基層環保工人如何站在被衝開的井蓋旁邊以警示過路車輛。中國人，甚至中國每一個尋常公務人員，他們是有彈性的，他們全都明白，非常時刻就得做非常的事。沒有彈性的只是部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經過組織的公務人員，甚或任何活在某種組織文化之中的中國人。 為什麼一位派出所所長能夠見天色不對，就立刻取消休假回到所裡辦公？為什麼一隊交通協管員卻可以無懼暴雨，機械般地對著被迫停駛的車輛照開罰單？區別就在於前者本身是個領導，足以自行裁量；後者則是一隊被領導的組織，習慣於按章辦事。 再仔細點看，李方洪所長就算不是什麼很高級別的領導，比起那些城管隊員，他當時的狀態，也還稱得上一種可以單獨下決定的狀態。反觀交通協管員與收費站上的站員，當時他們卻與同事一起，實實在在地存活於一種組織狀態裡頭，不得自行其是。不妨大膽猜測，假如收費站上只有一個站員，他的表現會不會有所不同？又假如一個休了班的協管隊員，他會不會也加入當晚義援災民的救助大軍呢？ 簡單地說，體制文化的彈性與剛性或許根本不矛盾，它們都是同一塊銅幣的兩面。這塊銅幣的名字，則是「領導說了算」。在這種領導獨攬大權的管理文化底下，被領導的人很難擁有很大的自我裁量空間；越是底層，就越不敢逾雷池半步。所以，不只協管隊員不敢不遵命辦公，就連餐廳一個普通服務員都不敢答應你一些很尋常的要求，比方說吃飯的時候不用老是換碟：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權力，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一些不按訓練、不照指示的行為的權力。他們就像機器人一樣，被死死盯在權力金字塔的最最底層。要是只看這一面，中國確實沒有彈性可言。 換個角度，要是遇上稍有點權力的領導，那就好說了。因為他就是組織，他就是規定。同樣在餐館吃飯，一個底層服務員不敢不給你倒茶，哪怕你一直叫他別倒，他很怕領導發現他沒遵守見到杯空就立刻倒滿的規定；但是一個總經理卻能容你在不許抽煙的地方抽煙，同時貼心地奉上煙缸。如果發現這一面，那中國還是最靈活最自由的國度。 被人罵多了，有些部門也會嘗試推出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問題是那些人性化的措施，也可能異化成很不人性的剛性規定，迫著你接受他們的體貼。比方說某間銀行為老人家設座，怕他們排隊久站；可你不想坐還不行，那可憐兮兮的客服人員會哀求你：「領導看見你不坐，我要挨罵的。」 如果一切正常，這回北京雨災之後，有關部門的檢討也一定還是沿著這個路子走，推出更多的應變方案，更多的人性舉措，一切都有計劃、有規定。惟一不變的，大概就是這種管理文化。將來他們或許會清楚指示，下雨下到多大就不能再攔路收費。但萬一不是大雨，而是其他災難迫著車群匆忙逃生呢？恐怕大夥還是得乖乖排隊，等領導說了算。

【蘋果日報】從希斯羅機場出來，一路順暢，沒有任何乘客被攔下來搜查行李，甚至根本沒有人在檢查行李。這就是一個正在主辦奧運的城市嗎？不是說他們很有可能會遭到恐怖襲擊嗎？為什麼倫敦會表現得如此鬆懈？還是說他們外弛內張，有些我們看不見的厲害手段？ 在倫敦這兩天，我總是想起四年前的北京，同樣主辦奧運，兩者的態度截然不同。四年前，北京一個朋友剛剛買好房子，預備搬家，怎料新居裝修工程被迫中止，最後只好回到東西收拾得一片狼藉的舊宅，直到奧運結束。為什麼？因為粉飾新家必須用到天拿水，而天拿水那陣子是不許買的。 那陣子，北京停掉了多少正常活動？不只一切裝修工程中斷，就連所有外地進京車輛都要嚴密檢查，許多貨物來不及交送，大家只好給自己放一個奧運假期。去年我在一個公開場合提起這些經歷，談到當時傳得鬧哄哄的「禁賣菜刀令」，居然有年輕人懷疑我造謠，他氣急敗壞地問：「這怎麼可能」？ 這怎麼可能？人的記憶真不可靠，才不過三四年前的事，那時候大家都曉得北京市民買不到菜刀了，還邊說邊當笑話，笑這政府的緊張和荒謬；現在的青年卻以為這又是一則醜化我國的惡毒謠言。這就好比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有些人不相信大飢荒的年頭人們易子而食，文革時女生踢死校長，記憶的傳承果然不可信靠。 根據常識，太過荒謬的東西往往是假的；但在中國，太過荒謬的故事卻往往是真的。從辦奧運不准裝修，到谷開來毒殺情人，原來全是真事。 坦白講，我到現在都還擔心倫敦奧運真有可能會遇上可怕的襲擊；可是倫敦人的平靜卻能安撫遊客，在你入境的那一刻起就告訴你，日子還是得正常地過。

“香港人有一个说法很奇怪，就是把“读书”和“看书”分得很清楚。对他们而言，读书就是在学校里念与功课有关的书，而看书是在闲暇中的兴趣。看书被认为是特别高深、闲暇时的兴趣，于是慢慢地，看书和日常生活分离开了。”   我一直觉得香港书展是一个有点奇特的事情。第一，大家都觉得它是文化活动，因为它是书展，但它的承办机构又是香港贸易发展局。贸易发展局从来就不是一个我们应该指望的能做好文化的机构。香港没有一个专属的文化局。所以香港书展一直处于很尴尬的位置，它到底是商业活动还是文化活动，定位不是很清晰。 香港书展其实成了一个以零售为主的书展，到今天，几乎百分之百都在做零售而不是做版权交易。而这样一个书展在做零售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起码每天入场的人数非常多，书的销量也非常大。问题在于，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你让这么多人密集地挤在这里，完全不能指望它有一个清静的环境，有很有读书气氛的文化活动。你可以把它看成大家赶集去买东西，只是大家买的东西是书而已。 最后一点也是最奇怪的一点，香港从来就不是一个以阅读风气好闻名的城市。最近香港一些机构做的调查显示，有六成的香港人或许一年没有读过一本书，也就是说香港的阅读率比起很多发达地区算是非常低的，甚至低过离我们最近的深圳。但偏偏在这样的地方，有一个创世界入场人数之最的书展。这真是一个谜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李嘉诚说“小说没有用”   香港是一个比较急躁和功利的社会。首先必须承认香港普遍上阅读气氛并不是很好，但我并不觉得香港是“文化沙漠”，因为有非常多优秀的文化人、作家，也有声势不是很浩大但一直在坚持的高质量的文化活动。香港书展参加人数之所以大，我看原因是香港书展已经变成了香港夏天的一件大事，香港人已经习惯把书展当成了一个春节花市一样的东西，反正到时候七月份大家都去，那我也得去赶集一下。(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香港人有一个说法很奇怪，就是把“读书”和“看书”分得很清楚。对他们而言，读书就是在学校里念与功课有关的书，而看书是在闲暇中的兴趣。看书被认为是特别高深、闲暇时的兴趣，于是慢慢地，看书和日常生活分离开了。好像是特别高雅有心有空有神的人才会有兴趣去看书，结果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从这个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对香港人来讲，看书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休闲的、生活上的习惯。 其次，香港人太过喜欢迅速地、功利地做任何事情。如果他觉得能通过聊天知道的事情他绝对不会看报纸；如果看报纸杂志能知道的事情他就绝对不要看书，能够在网上一句话说完的东西他就更不要看长篇大论，因为他会觉得这很不实用，浪费时间。所以这样一来，看书就变成是一种投入非常大，获益却不一定有保证、甚至非常少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文学在香港尤其冷门的原因。除非是引人入胜的武侠小说、爱情小说。香港这个城市常有一些人出来号召要大家多读书，也有一些年轻时读书比较多而又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比如李嘉诚，他以前说年轻要多看书，但他也说得很清楚，他从来不看小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小说没有用。那我觉得李嘉诚这句“小说没有用”相当好地代表了香港人对阅读的态度，那就是看书要不是一种很高雅闲适的兴趣。从有用的角度看，很多人就会觉得看书投入太大了。   香港人阅读趣味的“本土化”   以我所知，现在大学生的阅读情况也是越来越糟了。不过这也不只在香港，应该是一个国际趋势。英国也是这样，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科不再要求学生读完几本完整的书，常常只要求他们读完某些章节。至于学生，功课压力那么大，又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时间读书。 我的感觉是香港现在的大学生对读书的态度和中学生差不多，都是一种应付课业要求的态度。很多学生甚至对读书的义务感都没有了。 以前在大学还比较精英的年代，大学生就该在校读书，就算读书兴趣不大，但多多少少会觉得自己身为大学生，不管是读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好像总该读点书，不然会不好意思。以前我念书的年代，很多学生还会有这种义务感，这种义务感严格来说算不上什么兴趣，但是它起码会逼迫学生想要读点什么。现在的学生连这种义务感都没有了，完完全全只能讲兴趣了。但问题是，当只能讲兴趣时，他们是不是那么有兴趣呢？这就很难讲，他们很有可能也没什么阅读兴趣。 正因为这样，香港少数对读书有兴趣或对文化有看法的人，他们的坚持就很可贵。我常常引用北岛说的一句话，因为北岛住在香港，他最有体会。他说：“你在香港还坚持写诗，那你就是真正的诗人。”我觉得这话很有意思。 在香港，你做艺术，写作，别人会觉得你是个怪胎。因为你根本没法靠这个挣钱，书也卖不出去，不像大陆，写本小说也能卖几千本，在香港，小说印个几百本，可能还卖不完。你不会有像《南方都市报》这样的报纸来采访什么新书发布，公众不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给你掌声，你也没有物质的报酬。相反，你可能还要牺牲你本来可以拿来玩的时间，牺牲掉你本来可能有的好的工作，牺牲掉你本来可以跟别人社交的时间，牺牲掉太多太多东西，但是你仍然愿意写书、看书、做这些艺术文化的创作，那你一定就是毫不功利地只爱这个东西。 现在香港人的阅读兴趣上越来越注重本土口味。越来越多的人关心香港本土社会的面貌，香港的历史，香港的文化，香港的掌故，这种书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看。 但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以前那种读书环境培养下的阅读能力正在慢慢流失。造成流失的原因主要还是现在人上网太多，习惯跳跃式阅读，每个人都希望在很短很快的时间内攫取自己想要的信息。最后变成，稍微长篇一点的东西，大家就失去阅读它的耐心了，然后连专注的能力都失去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这种趋势带来的另外一个恶果就是，由于你在阅读时要求短平快，必然会影响你的书写，书写也会变得越来越单一。本来写东西旧有的方式就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但是慢慢地大家对于凡是自己觉得不够清晰不够直接不够简单明了三两句话不能讲完的东西，都不想看。稍微曲折一点的表现，大家的兴趣就都失去了。   为节目牺牲了哲学阅读   虽然我现在主持几档读书节目，但我的阅读还和之前差不多。不过，我发现，做了这些电视节目后，很多我原来特别感兴趣的领域的书不得已只能被“牺牲”掉了。因为有些领域的书不适合在电视上介绍，要介绍也不能总是持续介绍那几个领域的书，比如说哲学、政治理论这方面，我分配给这些书的时间减少了许多。 我平常一年大概要看两三百本书。平时我几乎是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有空就读书，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平均一天有六个小时。我现在很少出门应酬，习惯也越来越坏，我可以一个月不开电邮，电邮不用，手机也长关，我一般喜欢在家里面，即使外出时也呆在房间里看书。 平时出门的话，我包里随时都会带两本书。有时也会有电子书，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多带一本纸质书，不然我总觉得没有安全感，觉得一本书在路上看完了没有第二本书看了。所以我也很难讲有什么阅读习惯，反正就是随时随地都在读书。 我平时找书主要是通过一些书评期刊。比如说像《泰晤士文学增刊》，《金融时报》的周末版，还有大陆的《读书》和《书城》杂志。还通过一些有名的书店网站，找一些最近出版的学术书籍。另外，我还会看一本美国的文学书评杂志叫《B ookForum》，它办得比《纽约书评》还好，以前我会订《纽约书评》，但现在我都看《BookForum》。 除了自己买书之外，还经常会有大陆出版社给我寄书，大概一个月能有二三十本。这个真是太多了，我也巴不得叫他们不要这么做，我还是喜欢看我自己买的书。 在如何选书上，我也有自己一些方法。一种是我对这个作者很早就有所认识了，通过以前的阅读，人家的介绍，书评，或者是透过它的目录，我在书店看书，经常会翻它的目录，翻一翻它大概的内容。其实你买书买得多，看书看得多，你这种基本的鉴赏书的能力，日积月累慢慢就会有的，这不算太难的一件事。 有的学术书籍，你看它题目非常大，《论中国文化……》这种九成都是不好看的。如果是学术书籍，我认为是最容易选的。你看他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你看他的参考书目。比如说有一本书，它说要研究英国史，你翻它参考书目，一本英文书都没有，全都在用二手的翻译的东西，那你就知道不用看了。再或者说有一本书，它要谈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那你看它的注释就能大概看出这个学者的功力怎么样。非学术书籍，反而比较难，但是随着你经验增加也会有鉴别能力。   Q & A：   1、你经常逛书店吗？喜欢去的香港书店是哪些？ 我买书主要还是通过逛书店，有的书不好找，可能就要订购。我经常逛的书店，一是离我家较近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商务印书馆书店，基本一个星期去两回。另外有一些小书店，在旺角等处的，一个星期去一回。 北京的书店我几乎个个都去过。每回到北京。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万圣书园，以内地出的中文书来讲，万圣大概是买书最方便的地方。我要看的书它基本都有，选书选得好。   2、你经常去香港的图书馆看书吗？ 香港图书馆其实还不错，我可以免费借我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的藏书。我只要办张校友卡，就可以在家里直接上它的网站看很多电子期刊。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除了本馆外还有四个分馆，分散在校园几个位置。尤其绝版的书我真要用起来，就要去图书馆借。 偶尔会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小规模的公共图书馆，叫做香港沙田图书馆，虽小，但也至少有二三十万藏书。   3、你经常在香港网购图书吗？ 我常常网购，说起来也很怪，跟别人习惯还不大一样。我平常的做法是，在网上看到我想要的书之后，把单子抄下来，交给香港一些小书店，请他们替我购买。这样其实会比较贵，可我觉得好处在于，让他们小书店有生意做。 如果偶尔时间赶的话，我也会直接在网上订购电子书，像亚马逊是我常常光顾的网站，我直接向它订购我要的电子书。   4、你平均每个月花在买书上的钱有多少港币？哪一类书买得比较多？ 大概每个月得接近七八千元。有的精装英文书会很贵。人文社科的书籍我买的非常多。   5、你通常用哪种电子书阅读方式？（Kindle，iPad，手机，PC，其他方式，喜不喜欢电子书） 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kindle看书，主要是用来阅读亚马逊网站上购买的电子书。我包里随时都有两本书，有时候也会有电子书，但是我基本上是带着一本电子书还带着一本纸质书，因为我总是没安全感，觉得一本书在路上看完了没有第二本书看了。   6、家里藏书大概有多少册？ 可能有一万册吧。   7、最近买的一本书是什么？ 很难讲，因为我一下子会买几十本，我一下说不出来。   8、香港书展会不会去？对书展感觉如何？ 今年我会帮资中筠老师的讲座做主持。另外就是延续去年我帮香港书展策划的一个读书会，叫“经典读书会”。主要是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每人选一本自己心目中的经典著作，做一个读书会。读书会的人数有上限，最多不超过三十人。香港书展入场人多，每年六七十万人，一些讲座现场都是过百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许需要一些比较面向小众的、细致一点的活动，所以就想到做读书会，今年干脆就叫做“少数人读书会”。今年我会做第一场读书会的导读人，我带大家读的书是柏拉图的《申辩》。 说到对香港书展的建议，我希望承办机构能用一些更专门的，更有文化导向，更清晰的主题去做好这个书展。它每年都会有一个主题，但在我看来，那些主题都太普通，太平常了。另外，场馆布置非常专业和高效，但是仍然缺乏一些文艺特征，可以在设计上更多一点心思。   （梁文道，香港文化人，媒体人。原文链接： http :// gcontent . oeeee . com /7/5 d /75 d 33 f 05 e 175 dad 8/ Blog / c 3 c /387782. html ）